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

自1937年5月至1939年初，蒋介石一直提议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同盟会，这是蒋介石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时期的一个重大设想。中共同意建立这一组织，但希望它只是统一战线和一种形式，中共在其中仍然保存其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蒋介石因设想受拒，转而致力于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两党由最初的合作“蜜月”进入摩擦和斗争的多事之秋。

一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灭亡危机加深。国共两党都在研究如何应对这一新的形势。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中国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抓住时机，于次年1月指派邓文仪到莫斯科，与潘汉年、王明会谈，说明自己“真诚地想同日本作（做）斗争”，要求中共“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2]其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通过多条渠道和中共接触。同年7月，陈立夫向中共提出：“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放弃过去政治主张”等要求，并保证，国民党将“停止围剿”，“改善现政治机构”。[193]8月，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取“联蒋抗日”方针。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22日，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1.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停止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蒋还要宋转告周，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94]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会谈。同日，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195]当晚，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声称回到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196]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事变和平解决。此后，蒋介石思想中开始萌生新的成分。1937年2月，蒋介石制订《民国二十六年大事表》和《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开放政党政治”等内容。不过，蒋介石并不想给中国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更不想与共产党平等相待。他所设想的“开放党禁”，只不过是“以本党为重心，吸收余党”，即在以国民党为“重心”的前提下，吸收部分中共党员。所以，他这一时期对中共的方针还是“制共”，即：1.不许共党宣传赤化，用兵力防制；2.给共产党“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令其严守范围”。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还有“剿抚兼施”的提法，但是，很明显，“剿共”不再是蒋介石的政策重点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图为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中的随行人员合影。

二　两党谈判加速，蒋介石改“剿共”为“编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两党谈判加速。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1.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2.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3.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4.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5.亲笔复恩来一信。[197]25日，毛、周再次致电潘汉年，提出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的伙食费、薪饷、购买费每月至少120万元。二人并要求以“蒋先生”的“手书”作为保证，由蒋交潘，潘直飞西安，交周恩来。潘汉年将中共的这些要求转告宋子文，蒋介石很不高兴，日记云：“对共匪要求规定（其）经常经费与亲笔函证，严斥其妄，终止谈判。”[198]29日，毛泽东决定做出让步，与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潘汉年，电称：“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将徐海东部自商县北撤。[199]此电使蒋多少感到高兴，日记云：“共匪电称，商县之部队如期先向陕北撤退，以表示其投诚之意乎？”他觉得，中共已无路可走，是“招降”的好机会。日记云：“对赤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之裔，则于其穷无所归时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也。”[200]他反省当月各事，认为陕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方面，“内部涣散，同床异梦”，中共虽然仍“从中操纵作梗，亦不敢明目张胆，而且对彼已有相当示意，勿使其失望，料彼亦终于屈服也”。2月1日，他决定邀周恩来于10日来杭州相见。9日，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开始在西安会谈。当日，周恩来、顾祝同会见。顾称：杭州会面计划推迟，蒋要顾、周先谈。蒋介石很关心二人的这次见面，曾在日记中写道：“问顾与周谈话结果。”[201]当时，国民党正在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确定的会议首要议题就是：“剿共或容共”。从2月1日起，蒋在日记中多次写下他的思考，但是，其思考结果却既非“剿共”，也非“容共”，而是“编共”，即将共产党的组织和军队都“编”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列。[202]

三　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

中共对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寄以希望。2月9日，政治局常委会在延安开会，决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实现“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五项要求。中共则提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共的这四项保证，大体是对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所提四项要求的回应。和苏维埃时期的政策相比，做了巨大的改变与让步。

1937年3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左）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在谈判期间的合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宣言》确定对外方针为“领土主权之维护”，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之进行”。《宣言》批评1927年以来中共所采取的“暴动手段”和“阶级斗争”观念，声称对中共“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因此会议又特别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强调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政权必须统一”，向中共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四项要求。以上种种，措辞虽然严厉，但是，所提四项要求与中共的四项保证已无太大距离。上述《宣言》与《决议》都经蒋介石修改和审定，反映蒋的思想。[203]

通过三中全会，国共两党在内外政策上走近了，合作就有了基础。但是，按照蒋介石的“编共”方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如何处理中共手中的武装；其次是如何对待中共的组织；第三是如何对待中共所建立的政权；第四是如何安排中共领导人。

关于军队。蒋介石认为，“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204]“不能留编地方警甲为武力暴动之张本”。[205]

关于组织。蒋介石提出：“政党组织必须在国民大会之后。”“甲、改组；乙、领导；丙、政策；丁、形式；戊、不与计较小事。”[206]

关于政权。蒋介石认为，“不能成立特区”。

关于人员。蒋介石认为，“对其高级干部保护其自由权，如愿出洋，则可由政府资送”。

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仍然怀疑中共的诚意。3月15日日记云：“今年之中国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及共匪假投降之下稳定本国阵线，加强国力之充实也。”蒋介石生性多疑，又经过十年内战，要他消除猜忌，完全相信中共，几乎是不可能的。

3月26日，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到达杭州，和蒋介石会谈。周以书面形式向蒋提出共产党方面承认的六项条件，如：“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以五项保证，如：“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等。周同时提出口头声明六点，如：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须达四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等。[207]他声明：中共拥蒋，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之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蒋介石对这些具体问题兴趣不大。他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认为国共两党“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自己“过去也有错误”。他要中共“与他永远合作”，并且要求“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208]当日日记记载说：“与周恩来讨论共党问题之根本办法。余独注重其内部组织之改正，与根本政策之决定，以及认定领袖之地位各点，彼乃出于意外，以为余与彼相见，只谈对共受降条件之枝节问题也。”[209]

他告诉周恩来，小节容易解决。陕甘宁边区可以是整个的；军队人数不同共产党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决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商定，他也决不再打（内战）等。蒋的这些意见较他此前的想法“宽大”。因此，他在日记中特别写道：“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知感。”[210]

四　中共提议建立“民族统一联盟”，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早在1937年1月，周恩来就曾向张闻天和毛泽东提出，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时，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211]1937年4月初，周恩来到延安，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杭州会谈情况，会议认为“结果尚好”，决定在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征求蒋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各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或党），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212]会后，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草案，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联盟的组织原则是：各党各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等。26日，周恩来携《草案》飞赴西安，同张冲谈判，提出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

周恩来回延安后，曾于4月11日致电蒋介石：“归膚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电称，会后即将南下见蒋。蒋介石当日收到电报，仔细琢磨，“恩来之电何意？”不过，他当然感觉到了事情在进展。4月28日日记云：“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当以诚意感召之。”此后，他反复研究对共方针，逐渐形成了一套想法：

第一，中共不能公开活动。5月12日日记云：“共党方针与处置之步骤及办法，不与公开为宜。”

第二，命中共取消党名，改编组织。5月13日日记云：“对共党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如此则拟积极指导，否则不许其公开。”

第三，“誓行三民主义”。

第四，承认“领袖地位与权责”。

第五，军队改名国军。[213]

第六，领导人出国。

5月20日日记云：“对共党办法：甲、首脑出去，不能留队；乙、其他从宽。”

5月25日，蒋介石又确定“对共方针”七条：

甲、宽给其经济；乙、严限其军额；丙、政治从宽；丁、区域宜严，不能使之独立；戊、其间各省军阀借口中央容共叛变时，则共党武力是否共同讨逆？己、勿准有各党各派字样；庚、领袖权责。[214]

29日，蒋介石确定，共产党“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其党名。”[215]31日，蒋介石再次确定“对共条件”四条：

甲、国民大会前，（共产党）宣传与组织停止活动；乙、应防军阀与倭寇借口容共为名攻击中央，故暂不公开；丙、组织国民革命会，双方各推代表五人；丁、共党宣言中须提停止宣（传）组（织）一节。[216]

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国民革命会”。不过，在同一天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却将这一新的组织定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时，蒋介石还写下了几条原则：“甲、组最高干部会议或团，各派五人至七人；乙、手续。各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丙、领袖最后决定权；丁、干部先推定，改为圈定制。”据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一新组织的设想：它是国共两党的联合组织。参加者须先“取消”原有的国民党或共产党党籍，才能成为这一新组织的成员。

在《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再次确定“对共方针”十条：“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反对，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癸、领袖权责。”上述十条，部分条文，如“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等已屡见于其日记，可见其关心重点所在。

五　中共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其后，二人多次会谈，蒋介石日记有如下记载：

6月5日：“对共警告：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丙、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丁、对第三国际之限制。”

6月6日：“共党对第三国际关系由领袖主持负责。”

6月7日：“一、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二、民族统一纲领与联盟组织之不当。三、第三国际与苏俄关系之方式。四、共党宣言中应停止活动，则政治犯可赦免。五、共同组织。六、军额与特区问题。”

6月8日：“一、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二、劝共党减低目标，注重实际，恢复社会信用，改变观念，并免领袖为难。”

6月9日：“共党尚欲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

上述日记，显然都是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时的记录与想法。不过，蒋介石一直不提周恩来的名字，只有到了6月12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中才写道：“见周恩来，共党问题大体可定。”

6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庐山的“最后表示”。关于两党合作部分，蒋的意见是：“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

关于目前有关部分，蒋提出，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设政治训练处指挥；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边区方面自己推举副的，由林伯渠担任；中共领袖须离开部队等。[217]

周恩来报告说：曾就蒋提出的同盟会的组织原则，红军编制与边区政府，特别是指挥与人事等问题，与蒋争论很久。周恩来坚持红军改编以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必须给以军事名义。经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6月18日，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25日，周恩来起草与蒋介石谈判的新提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如蒋同意设立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可改编；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等等。[218]同时，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两党关系调整方案》，其中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219]其后，周恩来并将草拟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请他转交蒋介石。

1937年5月，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考察，图为中共领袖与考察团成员合影。右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左一为叶剑英；右一为“中央考察团”团长肖致平。

周恩来离开庐山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问题又产生了一些新想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共，既要“优容”，又要“严厉监督”；禁止共产党“夺取群众”；陕北政权归“中央统一”；毛泽东出洋；取消“民主”与“各党各派联合”口号；“不得为外国而抗日（暗指苏联。作者注）”，等等。[220]当时，蒋介石正计划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他在思考会后是否允许各党派活动等问题，为此写下三条：1.对共党输诚后之处置运用方案（自强）；2.团体之组织机构，应以加强斗争为主。3.研究国民大会后各党派之活动范围与对共党防制及运用之方。6月20日，又再次写下：“对共党约束其宣传，须根据三民主义为组织，须对团体公开，以生产、经济、农村为对象。”这些地方，可见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的影响和势力的发展。

六　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

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13日，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向全国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4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表示周所起草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可以讨论。[221]但是，第二天二人之间即出现冲突。其原因在：6月庐山会谈时，蒋介石曾提出，中共部队三个师以上，可“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中共中央勉强接受了这一意见。但是，周恩来此次来庐，却得知蒋介石改变主意，坚持中共部队须直属军委会行营。7月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明前后“出入甚大”，“事难做通”，不仅使自己失信于党内各同志，而且，“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222]蒋介石见信后大怒，不过，他仍然忍而未发。[223]紧接着，蒋介石又因事对中共不满。日记云：“共产党态度渐恶，惟有顺受之。”[224]

所谓“顺受”，也就是接受中共的要求了。

7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225]25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包括地方组织）可以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和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和国民党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一类统一战线组织。这样，经过艰难的长期谈判，国共两党重新携手，第二次合作形成。[226]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对日应战。其中称：“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2月10日，日军向雨花台、紫金山等处进攻，南京危急。蒋介石进一步思考对共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他决定，为全局计，让那些“能与共党合作者共同抗倭”，同时决定，从速开始与共产党的新一轮谈判。[227]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

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侵略者一直企图诱惑蒋介石“防共”、反共，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此颇有清醒认识，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228]

12月13日，南京沦陷。21日，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在庐山会谈，周就中共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等作了说明。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商量今后两党关系。[229]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230]让中共“尽其所能”，这是蒋介石处理和中共关系中最开放、最勇敢的决定，但是，当中共在敌后大量扩展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时，蒋介石却又害怕起来。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为共产党代表。同日，蒋介石得悉德国大使陶德曼转来的日方谈判四项条件，其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共同防共”，蒋介石觉得“无从接受，亦无从考虑”，断然加以拒绝。[231]

七　同题异旨，蒋介石想“合并融化”，共产党想“独立自主”

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但是，双方对这一组织的性质、任务的理解却大不相同。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合并”国共两党，而共产党却希望它只是两党间的一种“统一战线”。1938年1月13日，蒋介石决定“对共党，主张消化而不可排斥”。[232]30日，决定“容纳各派组成大党”。[233]2月初，蒋介石命邵力子与周恩来商谈，催促共产党并入国民党。[234]很快，蒋介石就得知共产党不赞成此议，他决定：“此事宜缓处。”[235]同月10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为了“集中力量来应付当前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国民党“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他说：“国共两党应即消泯一切形迹，确实作（做）到团结一致。”又说：“我始终认定我们要对外战胜，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个党，一个团体。”

早在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党要从“现在地位”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要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更特别着重提出：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236]毛泽东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共产党，掌握领导权，按中共的目标建设中国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将在事实上取消共产党，自然中共绝对不能接受。因此周恩来向蒋委婉地说明，此举事实上有困难，“与其两党合并，无形中不免酝酿摩擦，不如两党各仍其旧”。他建议，由蒋提出“共同纲领”，“促使两党联合”。周并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据，说明“两种主义信仰，不仅现在没有矛盾，而且一直可以发展下去，永远不致冲突”。[237]陈立夫提出，在两党之外共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与王明于当日立即将会见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声称蒋介石一个党的思想仍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的意思；对八路军态度尚好。[238]2月18日，蒋介石再次与周恩来等谈话，日记云：“上午与共党代表谈话。此辈幼稚而无诚意，何能成事，但败事有余耳。”

蒋介石原拟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并决定两党合并问题，对国民党进行“改组”。[239]最初，他情绪急躁。2月22日日记云；“共党问题应速进行解决，此其时也。”25日，他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特别告诉他：“余对内主国共合并，对外拟与俄再进一步之合作。”3月1日，中共中央致函蒋介石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明确表示：“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在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

中共中央重提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主张，各党派共同参加，而又各自保持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其任务是拟定统一战线纲领，共同遵守，同时，由各方代表自上而下地成立统一战线组织，规划抗日大计，调整各党派、各团体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表示，将派代表列席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预先邀请国民党选派代表团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示两党同志兄弟般友爱与团结”。[240]这是此前、此后都不曾出现过的热烈语言。

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很想“积极刚强”地推行“一党制”，但是，他还不想蛮干。3月25日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使之就范，而不加强制。”次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使之坚强，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由于中共方面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合并”，蒋介石只好改变办法与态度。[241]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共产党，“采宽容态度，逐渐导本党以外各党派人于法律之道”。[242]在大会闭幕词中，他也表示：要拿“以大事小”的道理来对待各党各派，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接纳各党派人士。[243]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曾一度感觉“共党问题较有进步”，不过，他有时也还认为共产党“幼稚与枭张”。但从总体看，他还是采取克制态度。7月7日，他因阅读中共报纸动怒，在日记中写道：“戒之！”

八　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有孙中山、蒋介石“两个伟大的领袖”

6月19日，周恩来将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后起草的同国民党交涉的十条意见交给蒋介石，其内容包括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等。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诚爱国的党员。”[244]毛泽东明确要求国民党“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这个组织，毛泽东定性为“革命民族联盟”。他说：“在国民党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他特别提出，今天已经到了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为了保证和国民党的长期合作，毛泽东设想了三种形式。一种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在此形式下，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将名单提交国民党领导机关；青年共产党员则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不组秘密党团。一种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为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第三种是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245]

九　蒋介石反对“跨党”，坚持“合成一个组织”，拟约毛泽东面谈

9月29日，毛泽东和王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向蒋介石表示：“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246]没有等会议开完，周恩来就匆匆返回武汉。10月4日，会见蒋介石，递交毛、王函件，说明六中全会决定，建议四点：1.停止两党的斗争。2.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3.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4.以上参加者，均保留其党籍。[247]周同时说明，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蒋很注意听，要周将意见写出给他。8日，周将意见交蒋。14日，周蒋再次见面。蒋答复周称：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须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以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蒋要周先找三青团各领导人商谈。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248]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功地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但是，其间两党也发生许多纠纷，至1927年4月，终于分裂。现在，中共再次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不能不认真思考。他开始阅读中共书籍《党的建设》。11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能使其人趋向于民族国家之路则几矣。”11月19日日记云：“对共党防制之道，除改正本党、重新本党外，尚有他法否？应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目前要点。”这两段日记说明，蒋既充分认识共产党在纪律、方法、组织等方面的优越性，但是，也还对共产党存在着深刻的猜忌。一方面，他觉得，中共发表宣言，拥护三民主义，愿意加入国民党，“对敌必发生影响”[249]；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如同神话小说《西游记》所描绘的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之后的情况一样，会对国民党“不利”。12月6日，蒋周会见。蒋称：1.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2.如果此点可谈，拟约毛泽东面谈。3.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称：1.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到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跨党，我们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2.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3.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表示，如果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250]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与汪精卫、孔祥熙、朱家骅等人谈话，汪、朱都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虑”。[251]12日，蒋邀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人谈话，力劝周等参加国民党，“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252]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并说：“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周等答以“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做不到，可采取其他合作方式。蒋表示：“其他方式均无用。”[253]

十　周恩来明确答复：两党合并“不可能”，谈判最终破局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共力量在各地迅速发展，八路军军力日益增强。彭德怀向国民党要求将原来的三个师的编制扩展为九个师。[254]蒋介石对此感到忧虑，视为较“敌寇”还要严重的“急患”之一。1939年1月6日日记云：“共党之猖狂日甚，彼或认为其时已到乎？”[255]同月16日日记云：“共党发展迅速，其势已日汹。”次年1月20日，国民党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再次约周恩来见面，重提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周再次明确答复“不可能”。蒋要求周将此事再电延安请示，并在全会期间得到回电。他说：汪精卫出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暂不赞成统一也要有新办法”。[256]

对于周恩来的拒绝，蒋介石很生气，当日在反省录中写道：“中共匪性不改，亦惟有以严正处之也。”[257]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24日，中共中央致电五中全会，说明两党合作“为现代中国之必然”，两党合并，“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58]这是对蒋介石建议的明确而坚决的回答。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声称对共产党“不迁就，不放任”，“用严正的态度来教育他，管理他，然后可以融化他，‘以敌化友’，这是中国国民党现在最紧要的政策。”[259]29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宣言》中声称：“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这是对中共所提“跨党”意见的明确拒绝。[260]至此，两党关于合并的谈判最终破局。

蒋介石佩服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但是，他又极端害怕中共的组织力量。当时，他痛感国民党的腐败，希望共产党员的加入能为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藉以振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加强抗日力量，这就是他何以一再要求两党合并或允许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261]但是，他又不能允许共产党作为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也担心兼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不能忠实于国民党，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拒绝中共的“跨党”合作方式的原因。

十一　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两党关系转入多事之秋

当时，各地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2月1日，叶楚伧拟具“对共产党应取态度之原则”八条。其中第三条规定：“各战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消灭之。”第四条规定：“对第十八集团军在晋、冀、察、鲁各沦陷地区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如各地方之非法政权，一律不予以法律上之承认，保持中央对地方皆可任命官吏行使地方政权。”第五条规定：“对第十八集团军之行动，只给予临时任务及攻击目标，不划给固定或永久区域，保持中央军对任何地方，均可开入。”第六条规定：“对陕甘宁边区问题，必须取消非法组织，回复行政常规，然后予以解决。在未解决以前，对边区外围，仍严密监视之。”第八条规定：“默许各机关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蒋介石批复称：“可如拟办理。”[262]同月12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3月10日，蒋介石阅读中共一二九师政委张浩1937年在抗大的演讲，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其中谈到，“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必须将眼光放大些，所以才与反动的各阶层合作”。蒋介石日记云：“《中共策略与路线》一书，幼稚卑劣，可叹！”他决定，今后采取“融化共党政策”。[263]4月1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加强国民党的意见十条，限制共产党的意见十三条。国共两党关系再次转入多事之秋。

十二　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第一次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仍然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当时，这种党员被称为“跨党党员”，这种形式被称为“党内合作”。1926年，蒋介石研究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认为革命要取得胜利，革命势力和革命指挥必须集中、统一，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其领导者只能是国民党。他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是小党，为了革命胜利，小党要做出牺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共产党，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蒋介石此议，受到鲍罗廷和中共的拒绝，蒋介石自此逐渐走上“限共”以至“反共”的道路。[264]抗战初期，两党实行互不包容的党对党的“党外合作”。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实际上是他1926年“一个主义、一个党”主张的翻版。中共再次拒绝此议，捍卫组织独立性，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存在和发展路线。

但是，由于两党在思想、理论、策略上存在的诸多分歧，存在着谁影响谁、谁领导谁的尖锐角力，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利益和发展需要，而两党间又缺乏一种中共曾经设想过的统一战线形式的组织加以调节，这样，两党间的摩擦、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蒋介石在战后发动反共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国共之间的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注释：

[1]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4页，中华书局，1986。

[2]　同上，第374页。

[3]　《蒋介石日记类钞》，1919年11月4日、22日。

[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　《校长第三次训话》（1925年4月9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69-70页，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

[6]　《校长第三次训话》，《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70页；《对第二期毕业生训话》，同前书，第150页；《第三期同学录序》，《蒋校长演讲集》，第209页，黄埔军校，1927。

[7]　《校长第三次训话》，《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70页。

[8]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速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1页；《对商界代表演说词》，《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21页。

[9]　《第三期同学录序》，《蒋校长演讲集》，第210页；《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同前书，第216页。

[10]　《校长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演说词》，《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56-158页。

[11]　《蒋校长演讲集》，第216页。

[12]　《再论联俄》，《蒋校长演讲集》，第15-16页。

[13]　参见《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奋斗实现三民主义宣言》，《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09页。

[14]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65页。

[1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44-145页。

[16]　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 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 A. 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1-333页。

[17]　《吴稚晖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革命文献》第9辑，第1301页。

[18]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9页。

[19]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24页。

[21]　《高级政治训练班训词》（1926年5月20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8-89页。

[22]　《蒋介石日记类钞》，1925年11月12日；又，《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15日。

[23]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词》（1926年5月22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4页。

[24]　《告民众书》（1927年4月18日），《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15页。

[2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15页。

[26]　《六大以前》，第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80。

[27]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77页。

[28]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39页。

[29]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49页。

[30]　《告全体民众书》（1927年4月18日），《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13页。

[31]　《蒋校长演讲集》，第277页。

[32]　参见拙作《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131页，重庆出版社，2015。

[33]　戴季陶：《跋特种外交委员会档》，宋子文档，第40盒，美国胡佛档案馆藏。

[34]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文书》，SP166。

[35]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

[36]　《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08页。

[37]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7页；《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六大以前》，第137页。

[3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65页。

[3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第288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40]　《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蒋校长演讲集》，第15页。

[41]　参见拙著《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140-141页，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