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德国大学理念的移植

周谷平　张　雁

国人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中逐渐认识到西方教育的功效，明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在培养专门人才及富国强兵中的作用。但这种认识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始终模糊不清，原因在于西方大学的本质及其特征一直未能被清晰地表述与揭示出来。这项历史任务的完成与蔡元培密不可分。本文拟就德国大学理念在中国的移植及蔡元培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这一主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国人的德国教育情结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加深，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特别是甲午一役后，教育、人才、救国三者的逻辑关联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35】、“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136】、“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37】等认识汇为一股风潮。

19世纪，德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正处于鼎盛期，以其巨大的学术成就执世界之牛耳。由此，人们颂扬“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都从这里发出。”^【138】德国的教育制度自然为国人所心仪，翻阅时人作品，处处可发现对德国教育的赞赏。

薛福成在1891年的《西洋学校之盛》中提到：“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139】

郑观应在1892年的《论学校》中评论“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140】。他对德国的三级教育体系做了相关介绍，其中关于上学（即大学）的各个方面的介绍尤为详细具体，既包括学生、教师、图书及设备仪器，又有从教学内容到学校类型的详细论述，并由衷地赞叹德国大学“教法之详，教思之广如此……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141】。

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中对德国教育体系做了详尽的介绍：“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馆法名士窝多于其生苏诗宫而师之，聘柏罗斯其于瑞士，而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学必应卒业者也。自是而入专门学者听之，专门者，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凡中学、专门学卒业者，皆可入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自是各国，以普之国民学为师，皆效法焉。”他赞叹“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因此，他提请政府“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42】

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联名上奏《育才兴学四事折》中称：“泰西各国，人才日多，国势日盛。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兴学之功，此其明证。”^【143】

这些朝野人士发现了德国教育具备兴国之功，因此，他们当时大力向国人介绍的也主要是其教育制度层面的内容，并且，在行文字眼中大加褒扬。自此，德国以拥有最优良教育制度的形象进入国人的视野，尤其是普鲁士靠教育反败为胜战胜法国的例子更是频频出现在众多学者的笔下。康有为说：“普胜法后，俾斯麦指学生语之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以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也。’”^【144】；梁启超言：“德将毛奇于师丹战胜归国之际，指小学校生徒而语曰：非吾侪之功，实彼等之力，盖至言也。”^【145】；张謇在《变法评议》中也评述道：“闻之普之胜法也，群臣相贺，其首俾斯麦执小学校夏楚以示人曰：他挞伐者此也。”^【146】

上述众多晚清名人的论述中皆提到德国这个教育兴国的事例，可见德国以教育强国的做法已经引起国内知识分子的普遍关往。德国在普及教育、大学教育及教育理论等方面的成就，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知识人群体，他们整体上接受并认可了德国教育，蔡元培也不例外。

蔡元培1900年在日记中写到“德国先贤薄尔泥曰：将来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尔（即费希特）见拿破仑蹂躏柏灵（即柏林），乃立市中。扬言曰：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147】蔡元培极为认同教育在立国、兴国中的作用，他认定必须到世界学术最尊及现代大学发源地的德国留学，公费不成，自费亦可。“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148】

二、蔡元培眼中的德国大学与中国问题

蔡元培留学德国的夙愿在1907年实现，他以半工半读形式获取经费，并于次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

根据德国学者Roland Felber和我国台湾学者陶英惠查阅到的莱比锡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表，1908年到1911年的3年时间里，蔡元培修习的课程达40门之多，重点集中于哲学、德国文化史和欧洲历史、比较文明史、美术史与美学、心理学等学科^【149】。上述课程广泛涉及了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除了在大学进行课堂听讲外，蔡元培在课余还另请老师到其寓所讲授德国文学。

从表面看，他所选修的课程中只有“儿童心理学及实验教育学”一门直接与教育学相关，并没有选择教育学的专业与核心课程，也未钻研赫尔巴特和福禄贝尔，而是沉浸于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习。从学术本身而言，这种学法，当然是有走马看花的嫌疑，正如他曾自谦地述其西学零散而无系统，仅是“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一二，而无从联贯。”^【150】但从蔡元培当时的身份及事后的作为来看，他的学习是有所取舍的，他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的视角出发，研究教育如何救国成为他留学的主要目的和知识取舍的标准。

在莱比锡大学的三年时间里，他浸淫于德国大学特有的教学和学术氛围中，做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和以往考察学务人员不同的是，蔡元培关注德国大学的重点不仅仅是在具体的教育制度方面，更在学术思想与大学理念层面。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诸如大学如何组织、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等，更重要的是对德国大学理念在社会结构中如何产生效用进行了考察。

其间他进行了德国大学发展史和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欧洲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他看到文化、道德及人的现代化在社会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德国民族国家的崛起与思想启蒙运动及教育普及密切相关，而大学人阶层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法战争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危机重重。当时的大学教授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宣传、号召人们从事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其中以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书》的系列演讲最为有名。他认为振兴垂危的国家必须通过发扬国民的理性，只有充分发挥和贡献全国的一切力量，发挥“德国魂”的共同特质，才能得以民族振兴。费希特认为教育及新的教育制度是能担当起这一重任的，他特别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人的精神素质，造就新国民。

普法战争对唤起德国的民族意识不啻是一针催化剂。以前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学术王国的公民，忽视国家概念，但战争唤醒了民族观念，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于知识分子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改革运动塑造了新人文主义运动，新人文主义运动塑造了德国大学人与大学文化。而大学人与大学文化则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意识，构成了民族文化共同体，最终塑造了德意志国家本身。这些恰恰是蔡元培最看重也最想要的。分崩离析的国家、内战不断、被外强作为混战的场所、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容克地主式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造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这些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德国大学对社会影响的例子给了他启示，也让他看到希望。他关注的不仅是船坚炮利，更看重的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振奋，以及教育对国家未来的可能作用。

蔡元培从德国史学与哲学中感受德国精神并做了深入研究。他通过研究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及德国历史，理解了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更重要的在于有这样一个新人群（近代知识分子）的聚集。综观世界史，无论古埃及、古印度的祭祀阶层，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和中世纪的教士阶层，都是在各社会形态下相对独立于王权的古代知识分子阶层。这种阶层在现代社会以新的形态出现，这就是以大学人为核心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德国现代大学强国的事例让他发现知识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无论哪种社会形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种阶层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中国，知识阶层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他对德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的研究，则让他理解了德国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鲍尔生所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是一本关于德国大学的名著，对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当时的组织状况、教学与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和介绍，涉及大学发展历程的各个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德国大学理念的精辟论述。他概括的德国大学学习包括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和哲学修养，这正是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核心要素。这一大学理念承继的是中世纪大学追求的知识本身就有其价值的生活态度，扬弃的则是中世纪大学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以彼岸世界为目的，以只有能证明上帝的知识才有价值的大学理念。因此，价值理性主义成为经典大学理念的特征。但在唯学术是求的同时，并不排斥对国家、社会的服务，因为两者的长远目标是一致的。

三、蔡元培导入的德国大学理念

蔡元培研读了《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后，结合自己在莱比锡大学的考察、对德国大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遂动手将其中的总论部分译出，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在1910年12月11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这标志着国人对西方大学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即从外部的制度层面向思想、理念研究转型。

译文首先介绍此篇是柏林大学教授巴留岑（F. Paulsen，今译鲍尔生）博士所著《德意志大学》一书的总论部分，认为颇足参考。文章对西方大学类型与特色做了精彩概述：“欧洲近代大学勃兴，其数多不可数，然可得为三种，即分别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英国风之大学教育之主目的，在造成绅士必需之资格，而予以深邃之教养。德意志风之大学，似立于英国风与法国风之间，大学教育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途径。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151】这是在中国近代首次对西方大学理念特别是德国经典大学理念核心层面的介绍，自此，经典大学理念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

文中还介绍了德国大学极具自由色彩的管理制度——教授治校，“德国大学，由政府设立维持，而亦由政府监督之，与法国同。惟旧时团体之性质，尚有存者，故其自治力，亦未尽泯，全校职员之选举，属于其权限之内，故学长及评议员部长等，皆自行选举，于教授之任免，尤有非常之势力，授与博士之学位，选任无薪之教授，亦由大学决定，政府又付以选任各种讲师之权。故德国大学，于普通之组织，独能保存最初之形式焉。”

此外，对大学教授也做了介绍：“德国大学，不特为科学研究之场，且为奖励之所，以德人视之，奉职于大学者为教师，又为研究科学之人，而研究科学之人，同时又为有大学程度青年之师，其重视科学之研究盖如此。……教授者，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故德国习尚，指一学者姓名，必询其人居何处大学讲座，苟无此位，人自不加礼貌，果为大学教授矣，则又必详询其著述，贡献于学界之绩之丰啬焉。……大学教授之事实，所以定国民他日地位势力之左券。”

德国大学与学术在社会中享有崇高和神圣地位，教育的振兴被看成是国家复兴的根本所在。唯学术是求的德国大学理念将知识视为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精神的力量，蔡元培也极为认同这种理念。亲历德国大学教育的蔡元培，充分认识到大学和学术在一个国家、民族崛起中的作用。他曾说过：“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152】蔡元培对德国历史的了解和熟悉，让他更坚定教育救国的理念。而德国强盛与崛起和知识阶层的觉醒及大学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大学人思想、理念层面的内在转型比外部的制度等层面的移植更为关键。

蔡元培看到德国16—18世纪与中国社会的相似性，也研究了19世纪柏林大学的创办为德国学术复兴进而民族复兴所作的贡献，从中看到教育救国的希望和可行性，但同时也意识到德国大学理念是建立在重知主义基础上的，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行主义价值观有着内在冲突。要建立像德国那样能产生民族凝聚力的大学，首先要建立的是大学人群体，匡正传统读书人阶层的理念。因此，他不仅积极引入德国大学精神，而且身体力行地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探索。

四、德国大学理念的本土化实践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亲自起草与制定《大学令》，建构起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框架。《大学令》各项措施均意在强调并凸显大学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质，这是他依托德国大学理念进行的首次本土化实践。但当时时局动荡不安，《大学令》的种种规定并未得到贯彻和落实，德国大学理念的真正本土化实践是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期间。

就任大学校长，可以在小范围内实践自己的理想。蔡元培深知国内大学缺失的是什么，也很明了自己该做什么。面对一个充满腐败氛围的旧式官僚学府，他引入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倾其全力，对北大进行了精神和结构的重塑。

（一）北大理念的确定——官本位到知本位的转变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近代中国是一个从西方导入的舶来物。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古代教学机构虽然表面上有着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相似性，但中国古代，国家利用教育控制了学术的发展方向，“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导引下，权力本位教育自动地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功能，知识必须依附于皇权，才能发挥作用，古代读书人成为“政治本位”体系的附庸。京师大学堂就是这样一种理念的典型代表。

蔡元培接手之初的北大，大多师生对于学术毫无兴趣。当时北大学生在意的只是一张官僚阶层的准入证，有了北大的毕业文凭，就拥有了某种特权阶层的身份证明，因此，如果说官本位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而在当时的北大更是变本加厉。当得知蔡元培出掌北大校长，曾有记者发表文章，曰：“北京大学，因位置首都之关系，学者官吏思想，殆已深入而不可拔。再大学教员，又多系现任及候补行政官吏兼任，在主其事者，视为不得已之交换应酬；而受其业者，亦希冀为他日之攀缘门径，以故缺课之弊，时有所闻、月所不免。校长既屈于情面，无可限制，而学生仅图虚声，莫计实益。致教者睹学校为赋闲之传舍，而学者亦冀教员为攀引之进阶。”^【153】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大的积习之重及官僚养成所的名声之大。

蔡元培出掌北大，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这种建立必须依托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的结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立北大理念，让北大人完成从官本位到知本位的转变。这是北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恢复大学的固有社会功用，强调大学是以知为第一性的。蔡元培的理想是将北大办成全国学术性的研究型大学，以培养学术人才为其办学宗旨，就像柏林大学引领德国走出困境、实现民族强盛一样，他的目标就是打造这样一所可以在思想、文化上处处显示出民族领军地位的大学。他深知“外国大学在社会上能占重要地位，因自己能造成一种学风，指导社会故也。”^【154】这种学风也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和占据中国传统主流的读书人阶层的功利思想恰好是截然相反的两端。因此，恢复知识本位在大学中的首要位置成为他塑造北大理念的第一项任务，这在官本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大学无疑是一种颠覆和革命。

（二）北大的体制改革——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蔡元培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造就了新北大。此处就体制改革中深受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三方面措施展开分析。

1．全力建立一种保障学术自由的机制：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德国大学特有的管理模式，是为保障学术自由而设立的。蔡元培很欣赏这种管理制度，在北大全面推行。他组织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组织各门各系教授会，主持教务会议；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

上述三会皆由北大全体教授们通过公开投票选举出来的各科教授组成。蔡元培在北大体制改革中所实施的教授治校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同时从制度上保证大学运转的连续性，不至于因为校长的更替而造成办学理念的混乱。

2．建立激励师生共同进行纯学术研究的机制：撤销文理分科、选科制与研究所的创建

德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掌握一门专业的通人”，柏林大学在1819年的《学习指南》中做了明确规定：“新时代的整个学科都建立在对古典的研究之上。……古典研究诸学科所包含的知识对每一个受大学教育的人，无论他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具有无上的价值”。^【155】这是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蔡元培撤销北大文理分科、坚持文理互通、打破学科界限所借鉴的一个先例。

蔡元培认为文理分科有流弊，不利于培养学生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在他看来，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哲学有关，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的缘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156】综观国内学校，“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157】

因此，为了实现跨学科建设，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开阔他们的学术眼界，以培养学生既拥有丰富的专业学术知识又有深厚的人文素养，1919年他在北大废止文理科的科别，一律改称为系。

德国大学奉行学术研究至上原则，学术成为一种信仰，蔡元培也想在北大建立起这样的教学体系，于是有了选科制和研究所建制的出台。尽管选科制是美国大学的教学管理制度，但其源头依然来自德国大学，自由选科制是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内容之一。德国大学的习明纳制也由蔡元培引入北大，以研究所的形式出现，北大各个研究所成为师生共同进行自由研究的场所。

3．从经济上保障北大教师群体的人格独立性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通过考察与分析，发现世界一流大学有几点相似之处：一是大学校长应是学术领袖和教育大家，而且大学校长的理想和人格往往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精神风貌。二是必须有充足的教育经费，经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

对于第一点，蔡元培自身已做了很好的诠释，他的人格和学术地位，让众多的名家大儒能心服口服地聚拢在他周围。而在第二点，蔡元培则竭尽全力从制度、经济上尽力维护北大教师群体的人格独立性。他极为重视教育经费，在他看来教员薪俸是学校命脉所关，只有保证教员生活安定，才能有安心学术研究的可能。传统读书人阶层没有经济的独立，也就谈不上人格的独立，因为经济的独立性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蔡元培任职期间，各路军阀为争权夺利，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巨大，导致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有限的经费也被经常挪作他用，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如1919年中央教育经费预算为651万元，实际支付额仅为305万元，只占预算额的45％。而同年军费实际支出为11,299万元，教育经费与军事经费之比达2.6∶100。

面对如此困境，蔡元培运用自己的声望与地位，积极筹措款项，维护北大的正常运转。1916年度教育部拨付北大的经费是43万，自他掌校后，多次要求教育部直接拨付并增加经费。在他努力下，1917年度北大预算已增至50余万，被报界认为是“以四五十万元办一所大学在我国视之诚不为少”^【158】。1918年12月，在北大二十一周年纪念会上，他宣布：“本校拟在西山购地建筑校舍，已承步军通领李阶平先生允许极力赞助。”^【159】他还曾数次亲自赶赴教育部与北大教职员一起催要经费，并强烈建议政府把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用于大学教育。

他极力在经济上给予教师们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本着一人干多人的活为原则，将行政事务职员数减至最低。北大当时学生共有2410人，聘请的职员总共只有40人，而教师人数则达到220人（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及外教）。^【160】1918年5月北大评议会出台《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各级教员的薪俸均遵照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而当时的一般院校很难保证按照部颁标准发放教员薪俸。

国立大学职员薪俸表^【161】

当时北大工匠、工役工资见下表：

北大校匠、警、役工资等级表^【162】

与工匠、工役相比，北大教师的经济是比较宽裕的。一人工资养活全家依然是绰绰有余。为了进一步维护并保证这支难得的教师团队的经济独立性，蔡元培又积极谋划教员们薪金的提高，如1918年9月28日评议会议决发布《修正讲师支薪规则》，规定：“授课1小时，本科酬资五元，预科四元。”^【163】1920年北大成立委员会，又修改教职员待遇章程，全面提高各级教职员的工资。

蔡元培运用自己的声望、地位与识见，从北大理念的确立、校内制度的构建及确保该群体的经济相对独立性，极力打造近代中国的这一学术特区。他从德国成功移植了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结构，他的成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