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辗转求学

志愿写满航空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福州，我和家人也回到了福州，继续中学阶段的学习。读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儿。虽然自己不是天才，但只要上课听了、做了习题，最后都过得了关。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的高中那时已经有一些大学初级的课程。我们念的数学、物理、三角、化学基本上是大学一年级的课本，相当于大学的预备班。

青春年华留给人们的记忆影像总是缤纷而有趣的。还记得，高三学微积分的时候，我感觉那些东西都不难，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教我们微积分的老师是一个大学刚毕业但非常严厉的小姑娘。我旁边那个同学对微积分不是太灵。有一次考试，我拿到考题一看，就是一个球体，里面一个立方体，求最大值，太好做了！我把它微分一下，很快就做完了。旁边的同学让我帮他。我把卷子往他那边挪了一点儿，用笔指给他看。结果老师就在后面叫我的名字：“干什么！不能讲话！”尽管她很严厉，但问什么我都能答出来，她拿我也没办法。

中学时的陈一坚

1948年，我高中毕业。时值解放前夕，没有大学可以报考，也没工可做。我被父亲介绍回母校，在机床车间和电机实验室担任实习指导员。这期间，学校得到了一套飞机仪表和一台发动机，在一位厦门大学航空系毕业的老师建议下，我和好友一道，做了一套精细工具，着手分解全套仪表，准备用于学生实习参观。就在这时，福州几所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我也没征求家里的意见，就和同学林梦鹤商量，去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报了名，很快我们就被录取了。

进去学了一两个月就感觉没什么意思，可能因为中学学得比较多了。这时候，南下的解放军又解放了厦门，厦门大学也开始招生。我们两个又去报考厦门大学。一看招生简章，厦门大学有航空系！我顿时兴奋无比。一下联想到在南平躲避轰炸时所受的感性刺激，加上当时的航空专业在新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新兴的黄金学科，在大学里面非常热门。

我当机立断，就考航空系！我和林梦鹤的想法一拍即合。填志愿的时候，我三个志愿都写上了航空，当时就下定决心：你不录取我，我换个大学再去考，直至录取。我就是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别人的欺侮。结果我俩都考上了。

考取厦门大学航空系后，问题又来了，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去上学呢？那时候厦门还实行军事管制，我们俩想不出什么办法，就想到找学生联合会帮忙。我们找到福建师范大学学联，说我们考上了厦门大学，去不成怎么办？那时候没船、没铁路，只有汽车可以过去。学联也没办法，他们说，我们手上也没有车，但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下解放军试试看。当时福州到厦门前线不断有运兵车往返。解放军一听说我们考上大学没办法去读书，立即满口答应帮我们解决。我们两个人就跟着解放军的车往厦门去了。

路上走了好几天，白天我们还要到树林或山坳里“猫”起来，因为那时候厦门还是前线，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闹得挺厉害，整个车队只能在晚上开车行进。解放军一路上把我们俩当小弟弟，照顾得非常周到，还不收一分钱。他们说，你们上大学是国家的事儿。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工农出身，没念过多少书，所以对大学生很尊敬，非常爱护，吃饭、睡觉都把我们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一直送到厦门。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资助兴建的一座非常有名的学校，校舍非常好，全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墙都是用一块块完整的石头砌的，很厚，非常漂亮，我们的宿舍冬暖夏凉。

当时的厦门大学航空系也是刚刚组建，是由美国回来的一些留学生当教授。刚开始都是一般的数理化，还没有学到专业课。那时候国民党闹着要反攻大陆，国内还有点儿紧张，厦门因为是最前线，经常遭到炮轰，整个厦门大学只好撤到龙岩去。行李都由学校找车拉走，学生一律步行。我们每人背个小包，从厦门步行六天六夜，走到了龙岩。在龙岩待了不到一个学期，学校又迁回厦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给学校投了很多钱，大学的条件很快得到了改善。

这时候，国家开始对部分大学院系进行调整，也叫第一轮学制改革（第二轮学制改革是1952年）。在这次学制改革中，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我们就直接从厦门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但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件麻烦事儿，当时交通不便，怎么才能到北京清华去呢？

当时福建全省什么路都没有，因为是前线，国家也不给那地方投资。我们只能坐一种很小的轮船到南平，再坐汽车往闽北走，进入江西到上饶，那里才有从南昌到北京的火车。汽车和小船都是烧木炭的，汽车后面背着好大的铁炉子，一路上开得嘭咚嘭咚直响，两三天才开到上饶。到上饶以后，我们俩身上的钱也不多了，一人买了一张硬座，晚上一个在椅子上面，一个在椅子下面，蜷缩着也睡得很香。这样我们总算到了北京，来到了著名的清华大学。

水木清华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在成长的早年是国运衰败中的一个希望、一个梦想。在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奠定了学术自由和教授治学的制度架构。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美丽的金色年华。进入清华大学后的全新生活，拉开了我别样人生的序幕。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清华大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一直延续下来的口号和传统。当时周恩来总理想了解清华大学学生的身体状况，学校就把我们学制改革（院系调整）后首届试点班同学的名字、身高、体重全列成表，报给总理。周总理一看，这些大学生的身体都不怎么样嘛！他觉得这不行，清华大学这么重要的学子培养的重点学校，大学生身体怎么能这样，要想办法让他们把身体搞好。

为此，学校拟定了几项措施：第一项就是体育锻炼。马约翰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搞的“劳卫制”就是在我们这批学生中进行试点的。“劳卫制”，即每个学生必须自选十项体育活动，十项都及格才能毕业。

“劳卫制”要求的十项，我挑了短跑、中跑、长跑、跳高、跳远、游泳、篮球、排球、双杠和单杠。下午四点下课铃响过后就必须出来，按自己选择的项目锻炼。那时候学生也不多，在体育馆内和操场上跑、跳，练习一个半小时以后，停下来洗澡。清华大学这些设施都有。洗完澡就到食堂去吃饭。这个时候的饭菜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跟上馆子差不多，一桌子多少菜、多少汤都给你摆好，旁边有米饭、馒头，不管哪个系、哪个班，坐满八个人就可以动手吃饭，吃完饭碗也不用自己洗，有人来收。这时候外面的操场已经放起了音乐、舞场也布置好了，有人教你欣赏音乐、有人教你跳交际舞。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学校还放映电影。

大学时的陈一坚

当然，学生们晚上也不会跳太多舞，听一会儿音乐就到图书馆去了。因为当时的图书馆还比较小，去晚点就没位子坐，还得去占位子。我们晚上一般都要念到12点再回去睡觉。

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活的主旋律并不是自由和安逸，而是奋斗与挑战。

梁启超先生曾引用《周易》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子，要做君子，要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就成为清华永远的校训。

至今我依然对清华的教学体制记忆犹新。清华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预备校”，采用的教学大纲全是美国人那一套，校风、学风完全是美国式的。我们所有的老师基本上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来的，我记得他们皮带上的英文字都是“MIT”。教我们理论空气动力学的沈元（后来担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是英国回来的，非常有名，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国内这样的人没几个。教我们空气动力学的陆士嘉是从德国回来的，也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清华的教育采用学分制。除了每学期的必修课外，你有时间还可以上别的系去听课，愿意听谁的就听谁的。那时候周培源教授理论力学课，门口就摆着讲义，你有兴趣就进去听，完全是美国人那一套教学方法，启发性的传授比较多。有些老师还洋气十足，满黑板都写的英文，讲课一会儿就变成英语了。当时清华的教授一个个都挺神气，他们都是新中国学术界的第一代名人，周培源、沈元、陆士嘉等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人。

清华大学同学合影（右一为陈一坚）

时至今日，清华仍然是优秀的代名词。进入清华，就是选择了人生的高起点，选择了成为清华人的毕生荣誉，也选择了成为清华人所意味着的毕生责任。清华大学这一段生活，培养了我对教育、学习的看法，以及对学问、学风的理解。

我非常欣赏那种自由选志愿、自由选学科、自由上课的教育、教学方式。这跟苏联的教育模式完全不同，清华注重理论基础教育，苏联的模式比较注重专业的东西，基础的也有，相对较浅，学生进学校之前专业课程都是分好的，要学什么都是定好的，这样学生进校后就是在一种既定模式中学习，不利于打基础。当时我国大多数高校都是苏联模式，我有幸能在清华大学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这对我参加工作后遇到实际问题再来学习提高也起到了很好的基础作用。

我认为搞科研和办教育有诸多相同之处：在注重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人的发展应该是自主、自由的，朝各自有兴趣的方向发展，那样才能高效率、超水平发挥。在后来型号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中我就运用了这一点，受益匪浅。

我对清华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2007年5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建院3周年，我作为一个老清华，因故不能到会，深感遗憾和歉疚。当时我用一封信转达了对母校和同窗的问候，表达思念之情。

各位同窗好友：

转眼55年过去了，青丝已变白发，现在多已安享晚年，先祝诸位身体健康，幸福。半个多世纪各自奔波，相聚难得，怎奈老来还不安生。5月19日附近，正值不得请假的活动，恐难赴庆，先此抱歉请假。以下略表心意：

水木清华园中园，

桃李春风萃满堂。

2002年清华校庆时陈一坚（前排右二）与校友合影

青丝白发五五载，

飞天共结世纪缘。

如今，百年清华历经栉风沐雨而愈发生机勃勃，海纳百川的胸怀让她敞开怀抱，迎接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他们，正如当年的我，玫瑰色的梦想在这里起航……

抗美援朝

1952年，我完成了清华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的学习，面临分配。尽管当时的清华学子凤毛麟角，但分配工作时对学生的出身要求很严，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都不会分到很重要的单位，而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教授，我也就如愿以偿地走上了理想的航空报国起跑线。

那时候大学毕业分配很简单，每个人的去向都写在红纸上，往操场的台子上一挂，然后宣布大家毕业，分配到哪儿你自己去红纸上看。

我被分配到哈尔滨122厂，那时候能分到那儿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有的地主富农子弟被分配去教书，有的干脆离开航空系统。我是学制改革以后的第一届清华毕业生，那一届只有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两个专业，分到122厂的只有我一个。

来到号称航空工业六大厂之一的122厂，经过一个月紧张的军事化集训，我被分配到122厂设计科从事飞机设计。

122厂在哈尔滨平房区，距离哈尔滨市还有几十里路。我报到当天就被领到了设计科。设计科有一个苏联来的顾问，先和他见了面。第一天前两小时先了解设计科的情况。我被安排在机械系统组工作。后两小时给我一个螺丝钉，让我设计，告诉你资料在这，就自己干了。

1954年哈尔滨团校一期培训时与同学合影（前排右二为陈一坚）

因为在清华学了制图，画图还不成问题。可是画完以后图样上还有热处理、表面处理、光洁度、材料等标注，这还真把我难住了！

什么表面处理、热处理那一套专业的东西，在清华搞得不是很细，大学是以基础为主的，理论多，专业少。我就赶紧找书，翻了半天，才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因为第一天什么也不懂，也不好意思问，就自己找，找到以后照着写，就这样画完了第一张图，还好没出什么差错。书当然有中文的，但图样大部分都是俄文，照搬苏联的一些规范也是俄文的。看不懂怎么办？学！到122厂后，我还学会了看俄文图样、资料。

早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始建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殷切嘱托：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五六亿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飞机要保卫祖国的领空，靠买人家的飞机是不行的，要自己制造，要由小到大，由修理到制造，我们的道路要这样开始。

1952年4月建成的122厂，由于抗美援朝战事的需要，主要任务是从事轰炸机修理并生产部分零配件。在抗美援朝烽火中蹒跚起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底子薄、基础弱，人才极度匮乏。当时，朝鲜战场激战正酣，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自己强大的空中优势，疯狂封锁和轰炸朝鲜清川江大桥，企图切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补给线。为了保证运输动脉的畅通，中、朝、苏三国加强了空中对抗的力度。随后，一些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遭到敌方炮火损伤的飞机被紧急送到飞机修理厂进行抢修。我报到的第二天就投入到了紧张的飞机修理工作中。

按照中苏两国协定，苏联援建中国六个修理厂，包括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和配件等；同时，还派遣了专家顾问。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援建修理厂的技术人员很快掌握了苏式飞机的修理和部分零部件制造技术。虽然当时的任务仅限于修理，却为培养新中国第一批从事飞机制造的专业人才打下了基础。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的高潮阶段，前线打伤的轰炸机不断送到122厂来修理。我们不分昼夜地把这些飞机尽快修好，重新送到战场上去打击美帝国主义。这场战争确实锻炼了全中国人民，也锻炼了包括我们这些刚离开学校，懂一些书本知识，但十分缺少实践经验的年轻人。

打坏的飞机马上要修好送往前线，这是工作更是任务！那段时间，我跟着苏联专家忙上忙下，没日没夜地干，研究修复飞机的方案。刚开始我确实很不适应，但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实践训练，让我迅速把所学的书本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让我迅速完成了从学生到技术人员的转变。

飞机坏了，没人教你怎么修，你得去学，向工人同志学习，向图样学习，也向苏联专家学习，不管什么地方坏了，你都要把它弄个明白，尽快修好。所以完全靠自己爬到飞机上去看，这东西坏了，怎么坏的，原理是什么？回来看看图样，然后再到车间的飞机上看，跟工人商量怎么修理。这个飞机打穿一个洞，怎么办？就用等强度设计，按原来的厚度，等强度地把它补上。放假、过年，我们还得值班，保密非常严格，有部队端着枪巡逻。我们这些单身设计员没有几个，事情又比较多，一天就不停地往车间跑，处理生产问题，向工人师傅学了很多实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