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夷之界：唐代中华文化的空间范围

这一题目牵涉到疆域和文化两个问题。疆域本来是政治地理学概念，但唐王朝前后版图变动甚巨，开国不久又曾出现过武功极盛的局面，因而当时人对于中华文化所应有的空间范围不能不有一种理想。既然有理想，自不能不目之为文化。而文化也有实际分布和感觉分布两个层面，本文要探讨的是后者。以下分两个步骤予以求证：先讨论当时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空间理想，再分析当时人感觉中的中华文化的分布范围。

（一）唐人理想中的中国疆域

这一问题首先须讨论一个前提，即当时人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看法。因为这将影响到对其疆界形态的构想。历史上，国人对于外族长期不具备平等政治观念。自居为华族，于异族则夷蛮视之；无道固不免夷蛮猾夏，有道则万国来朝，百兽率舞。这样的政治秩序，自不可能有明确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王化无外”是也。

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唐人在文化上依然严守夷夏之辨。玄宗时册疏勒国王文有曰：“万邦述职，无隔华夷，五等疏封，式固藩屏。”⁽⁶⁾德宗时地理学家贾耽也在上表中称：“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⁷⁾这两者都出自正式文书，私家著述中类似言论也有不少。最有趣的莫过于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所云：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⁸⁾

竟以为那些数以百计的蛮夷之国均“统”于唐朝的押蕃舶使，这无疑是传统的华夷政治理想的最典型的表现。

但就多数情形而言，唐人的华夷观并不像柳宗元所言的那样极端。较普遍的只是将华夷当作一种文化差异，即所谓“中国之异于蛮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别也”⁽⁹⁾。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已颇有一种平等视之的意味。如程晏《内夷檄》所言：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¹⁰⁾

又，陈黯《华心》亦认为：

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¹¹⁾

这两条资料是唐人华夷观的极好说明。从中不难看出，虽然从文化价值上依然卑视之，但已承认四夷之民自有其地域。这一点很重要。既如此，自不至于认为华夷之间存在某种统属关系。

在此还可以通过唐人对于国家的称谓以资说明。很明显，这是文化观念的直接反映。

唐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称谓五花八门。有直接用国号，自称“唐国”或“大唐国”的。此点已为人所熟知，兹不赘述。但更常用的一种称谓，当推“中国”。唐人认为“我唐天子所主之邦尽中国”⁽¹²⁾，因而在各种场合以此为指称的相当普遍。用于私家著述的，如陈子昂有诗句云：“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¹³⁾；李华《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中有“至中国西境”⁽¹⁴⁾之语。半公半私性质的，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载其在吐蕃所见“百伎皆中国人”⁽¹⁵⁾。而外交文书性质的，李德裕在《赐回鹘可汗书意》中称“中国以农为本”⁽¹⁶⁾。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将中外两方对举的情况，此类资料在《全唐诗》中为数甚夥。其中，对藩属小国虽不免仍流露高高在上的天朝观念，如对新罗人有“奉义朝中国，殊恩及远臣”⁽¹⁷⁾之句；但泛称外国时，语气已经相当平和。如孟郊《读经》诗有云：“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萍；海萍国教异，天声各泠泠。”⁽¹⁸⁾张籍《赠海东僧》有云：“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¹⁹⁾；许棠《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有云：“英明不独中朝仰，清重兼闻外国知”⁽²⁰⁾；韩偓《登南神光寺塔院》有云：“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²¹⁾在此，传统的那种“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²²⁾的心态已踪影全无。这些诗句里面，对中国的称谓有“中国”、“中州”、“中朝”、“中华”之异，但与此相对的都是“外国”。由此不难想见，“中”与“外”只是地理方位的不同，其为“国”则并无二致。

尤值得关注的是释贯休《送人之渤海》诗所云：“国之东北角，有国每朝天。”⁽²³⁾在这里，既认为渤海国对唐朝的关系是“朝天”，又不能不承认其为一“国”，且同时还不得不承认唐朝也不过是一“国”。诗人真是将这种复杂的心情表达得十分微妙。

既然自居为一国，其空间存在形式便不能不有一个固定的疆域。用当时人的话说，便是所谓“夷夏不杂，自古所诫”⁽²⁴⁾，或曰“国家旧章，蕃汉殊壤”⁽²⁵⁾。唐人最先对这一疆域的理想范围发表见解的是狄仁杰。他在一篇上疏中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²⁶⁾

因此他主张舍弃安西四镇“以肥中国”。这一主张并非狄氏一己之私见。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反映：“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²⁷⁾可见当时人普遍认为，中国的疆域并非愈大愈好，而是有一个合适的度⁽²⁸⁾。

狄仁杰认定的北界和西界在唐代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其之前者，据《旧唐书·郭孝恪传》载，贞观年间该人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限以沙碛，与中国隔绝”⁽²⁹⁾。此文具体所指为西界，实则亦可例推北界。《旧唐书》虽成书于唐后，但此言极似行状中语，有理由相信所据有当时的原始材料。在其之后者，李德裕甚至一再形之于外交文书。其《赐回鹘书意》中有曰：

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备知。只如长安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蓝田关，北有蒲关。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犹有限隔，况蕃汉殊壤，岂可通同？⁽³⁰⁾

又，其另一篇《赐回鹘可汗书》亦重申：

我国家临统万宇，列塞在阴山之南；先可汗总率本部，建牙于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余年，此天所以限隔内外，不可逾越。⁽³¹⁾

这两段文字后者立意偏重于现实，前者偏重于理想，可谓相辅而相成。

至于狄仁杰所认定的南界，唐人的意见出入甚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在交州的马援铜柱。高骈在《回云南牒》中宣称：

我大唐……东邻弱水，西届流沙，北通阴山，南抵铜柱。⁽³²⁾

这是一篇外交文书，不无示威性质，然而早在骆宾王的《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中，对此已有相同看法：

七纬经天，星墟分张翼之野；八纮纪地，炎洲限建木之乡。西距大秦，杂金行而布气；南通交趾，枕铜柱以为邻。⁽³³⁾

这段文字措辞华丽，但其以为中国当以铜柱为南界则甚为明确。

铜柱并非天然的地理界限，它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因而唐人在言及南疆时往往以此作为标的。咏之于篇什的如沈佺期有“铜柱威丹徼”⁽³⁴⁾、李绅有“南标铜柱限荒徼”⁽³⁵⁾之句。就连地方官在上表时亦有人以此为言：

当此大任，节制五岭。幅员万里，伏波之铜柱犹在；永谢奇功，士燮之鼓吹日闻。⁽³⁶⁾

而有些人虽然不明标“铜柱”之名，如柳宗元在叙述交州的历史文化时写道：

交州之大，南极天际；禹绩莫施，秦强莫制。或宾或叛，越自汉世；圣唐宣风，初鲜宁岁。稍臣卉服，渐化椎髻；卒为华人，流我恺悌。⁽³⁷⁾

其以该地为中华疆域之“南极”至为明显。

上述唐人理想中的中国范围，只包举四至大要，不足以构成闭合空间。而且，唐人并不认为这便是中国文化的实际分布。以下再就唐人印象中的中华文化分布范围进行讨论。

（二）岭：文化的南界

所谓岭指的是今天的南岭，即我国三大东西向自然地理界线的最南一道。在唐代，对这一地理界线的称呼有多种。最普遍的是泛称“岭”或“五岭”，如无特别说明，所谓“过岭”、“越岭”、“度岭”往往指的是过“五岭”。就全国范围而论，“岭”字几乎有成为“五岭”的专称之势。其例甚多，不胜枚举。其中，尤以东头的二岭最为著名。最东为大庾岭，居虔、韶二州界，又号梅岭。其次为桂阳岭，居郴、韶二州界，简称桂岭⁽³⁸⁾。倒是当时习称的“南岭”并不一定指五岭，资料显示它往往是“南山”即终南山的异称⁽³⁹⁾。

在唐人的感觉中，岭的存在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空间事实。上引狄仁杰言称之“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所言绝非危言耸听。韦应物对此有两句诗：“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⁴⁰⁾韩愈还有过一番更详细的描述：

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⁴¹⁾

因而在唐人的生活中，“度岭”往往被当作一件人生大事。张说在岭南所作的两句诗：“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⁴²⁾，可以代表唐人对这类事件的总体评价。

具体而言，唐人对岭南的感觉首先是远。凡以道里相计的，一讲到岭南动辄称万里⁽⁴³⁾。李德裕在崖州说得更富有想象力：“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⁴⁴⁾如此遥远的空间距离，况且其间还隔着五岭这道地理屏障，在当时的条件下，其艰险是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宋之问称之“岭嶂穷攀越，风涛极沿济”⁽⁴⁵⁾。当时人甚至口耳相传：“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⁴⁶⁾；因而“雁飞难度岭”⁽⁴⁷⁾、“雁飞不到桂阳岭”⁽⁴⁸⁾之类的诗句在唐人的篇什中俯拾皆是。估计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已很难想象还有比岭南更远的地方，否则便很难解释，何以唐诗中会留下那么多诸如“迢迢青天末”之类的意象⁽⁴⁹⁾。

当然不只是山长水远而已，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地理内容。唐人已充分认识到岭南北的地理景观迥然有别。刘禹锡称：“南国异气候”⁽⁵⁰⁾；而韩愈则将此种感觉精确表述为：“南逾横岭入炎州。”⁽⁵¹⁾这是值得重视的地理认识。一方面，已经认识到五岭作为自然地理界线的存在，同时，还意识到了热量在自然综合体中的作用。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整个生态系统都呈现出与之相应的特点。朱庆馀有诗云：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⁵²⁾

宋之问亦有诗云：

南国无霜霰，连年见物华。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⁵³⁾

显然这都是在岭北看不到的景观。

然而如此繁荣的自然景象却让中原人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此地“花鸟名皆别，寒暄气不均”⁽⁵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自然环境。李绅有诗云：

长安别日春风早，岭外今来白露秋。莫道淮南悲木叶，不闻摇落更堪愁。⁽⁵⁵⁾

个中原因，显然不仅是四季不分明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此中存在着让北方人深感不安的环境因素。宋之问曾有诗句状其事：

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⁵⁶⁾

为此沈佺期也曾有“南方讵可留”⁽⁵⁷⁾之慨。

按说环境因素本来是自然现象，但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已足以构成一个人文问题。柳宗元在一首题为《种白蘘荷》的诗中曾发出“尤病中州人”⁽⁵⁸⁾之叹。此言虽因食物而起见，实亦可反映整个环境。尤令当时中州人感到恐惧的是从容州以南至交州一带。《旧唐书·地理志》叙“容州北流县”有曰：

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⁵⁹⁾

可以肯定，这一谚语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沈佺期的《入鬼门关》诗云：

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⁶⁰⁾

又，张均《流合浦岭外作》亦称：

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⁶¹⁾

这些篇什与上引《旧唐志》中的谚语如出一辙。在此须提请注意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乃是瘴疠，而当时瘴疠的分布在岭南相当普遍。上引宋之问诗已可为一证，戴叔伦“岭阴无瘴疠”⁽⁶²⁾之句亦不失为一反证。由此可以概见当时北方人对整个岭南生存环境的印象。

在这种不宜于北方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居民从文化上自然是另类。柳宗元曾在《柳州峒氓》诗中写道：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⁶³⁾

这首诗造语还算客气，只说到“不可亲”而已，而有些人则直斥之为“魑魅”如元结所谓“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⁶⁴⁾。甚至连宣宗下敕亦称“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⁶⁵⁾，其不以该地为中华文化分布范围可谓跃然纸上。

确实，在唐人心目中，言中华文化岭南是不与的。很多资料在提到岭南时便称该地为“异域”、“荒服”或者“遐荒”，几乎已成为当时人的常识。王昌龄曾在郴州吟哦：“郴土群山高，耆老如中州。”⁽⁶⁶⁾韩愈也认为：

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⁶⁷⁾

所谓“中州清淑之气”，显然指的是中原文化。张说有句云：“岭路分中夏”⁽⁶⁸⁾；宋之问亦赞叹：“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⁶⁹⁾；以至当时度岭的人往往产生一种“去国”的情绪。宋之问称：“度岭方辞国”⁽⁷⁰⁾；沈佺期云：“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⁷¹⁾；而张说从反方向度岭，竟以为“生入帝皇州”⁽⁷²⁾而喜不自胜。一岭之隔，给人的感觉有如此者。

足以加强普通人这种感觉的，是朝廷对于岭南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多与内地不同。不仅任官有“南选”之设，并且“凡岭南诸州税米，及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⁷³⁾，元和四年（809）还有“禁见钱出岭”⁽⁷⁴⁾之敕。史载贞观时“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⁷⁵⁾；其以岭南为政教不同之地自毋庸赘言。

岭南壤地辽阔，其间宜有地域差异，然而史料对此语焉不详。显然，在中原文化的观照下，当时岭南内部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只有两块地方显得较为特别。其一是桂、柳二州，其二是连、韶二州，在唐人眼中，此地在文化上较为接近中原。

桂州为岭南西部北上中原的咽喉之地，以灵渠与湘水流域相沟通。早在唐前期，中原人对此地似乎印象并不佳。宋之问谪居此地时，曾有《始安秋日》诗云：

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⁷⁶⁾

但从唐中叶开始，或许是中原扰攘的关系，北人对该地感觉渐趋良好。张叔卿《流桂州》诗便以为：

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⁷⁷⁾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该地自身的条件。时人普遍注意到该地“风烟连楚郡”⁽⁷⁸⁾的区位优势，并且，其在文化上也已给人有“俗比华风，化同内地”⁽⁷⁹⁾的印象。更兼其环境质量不错。杜甫有诗评之云：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⁸⁰⁾

这讲的是气候。其时中原人对南方秋冬气暖最不习惯，故老杜以该地冬天有雪为“宜人”。由此，“桂州山水清”⁽⁸¹⁾的特点亦渐引起广泛注意。韩愈甚至认为在该地为官有登仙之乐：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⁸²⁾

这在岭南州郡中是颇令人骇异的。

柳州与桂州接壤，戴叔伦有句称之“地尽江南戍，山分桂北林”⁽⁸³⁾。元和间柳宗元为刺史（815—819），一时间文教甚盛，史称“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⁸⁴⁾。柳宗元于该地修文宣王庙，所作碑文有曰：

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唐始循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冠带宪令，进用文事，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⁸⁵⁾

但其影响似不宜高估。与柳宗元同时代的卢仝有句：“柳州蛮天末”⁽⁸⁶⁾；柳宗元也在作品中多处描绘柳州的蛮荒景象，可见此地的文化形象与桂州仍不可同日而语。

连州在岭南最为特别。对此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叙述得相当详细：

此郡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中而别合。……郡从岭，州从山，而县从其郡邑。……城压赭冈，踞高负阳，土伯嘘湿，抵坚而散，袭山逗谷，化为鲜云，故罕罹呕泄之患，亟有华皓之齿，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也。⁽⁸⁷⁾

所谓“呕泄之患”，显然指瘴疠。殷尧藩在《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诗中亦有“土甘殊觉瘴烟轻”⁽⁸⁸⁾之句。既如此，北方人对其印象便好得多。韩愈曾认为：“阳山，天下之穷处也”⁽⁸⁹⁾，隐隐然已将该地包含在“天下”之内。而刘禹锡则称此地为“三湘最远州”⁽⁹⁰⁾，虽然有其政区的依据，似乎也不无文化归属的判断。

韶州控扼岭南东部交通要道。皇甫湜《朝阳楼记》称：

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南北之所同，贡朝之所途。⁽⁹¹⁾

此语前半甚为夸诞，可不置论，其后半所言则大抵为事实。所谓“气清”，无非指上引“瘴烟轻”之类。不过在岭南五管内，得到此等评价已颇为不易。

（三）塞：文化的北疆

塞指的是军事防御工程，唐人以此指代边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是凡一切军事设防之地均可称塞，如杜甫在三峡曾写下“关塞极天唯鸟道”⁽⁹²⁾的诗句，而王勃在《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更是称：“关连石塞，地实金陵。”⁽⁹³⁾狭义的则特指北部边疆。本文在此讨论的是狭义的塞。

作为军事上设防的边疆地区，塞具有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此首先须讨论它的具体走向，因为唐代并没有修筑长城之类的大型工事，而史料中的有关记载都过于零碎⁽⁹⁴⁾。

先请看东北。这一地区，唐人感觉中的极边是辽水。虽然唐王朝曾在高宗时一度平高丽、百济，“辽海已东皆为州”，但“俄而复叛，不入提封”⁽⁹⁵⁾。上引狄仁杰疏在“请捐四镇”之后还有“罢安东以实辽西”之语，其以辽水为塞之意甚为明显。在唐人的边塞诗中，言及辽水的甚多。如刘驾《塞下曲》云：

勒兵辽水边，风急卷旌旃。绝塞阴无草，平沙去尽天。⁽⁹⁶⁾

诗中以辽水为“绝塞”。而王宏《从军行》有句：“秦王筑城三千里，西自临洮东辽水。”⁽⁹⁷⁾貌似述古，实则写今。这两人都是写实的。至于抒情的，凡言及辽水都有一种特别旷远的意境。状闺中人思边的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⁹⁸⁾，已为世人耳熟能详。兹再节引陶翰《燕歌行》：

请君留楚调，听我吟燕歌。家在辽水头，边风意气多。⁽⁹⁹⁾

这两首诗虽口吻、情调迥然不同，但对于辽水的文化认同则是一致的。

从辽水往西，作为塞的天然凭依的是燕山。骆宾王曾在《边夜有怀》的诗中写道：“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¹⁰⁰⁾；黄滔的《塞上》诗中也有“燕山腊雪销金甲”⁽¹⁰¹⁾之句。这两人的表述都相当准确。因而燕山南麓便被唐人当作塞下。其中尤以蓟州为极边。王贞白《出自蓟北门行》有句云：“蓟北连极塞，塞色昼冥冥。”⁽¹⁰²⁾同样的感觉，在鲍溶的笔下也有所反映：“北风号蓟门，杀气日夜兴。”⁽¹⁰³⁾张蠙的《蓟北书事》曾以白描的手法作过一番描写：

度碛如经海，茫然但见空。戍楼承落日，沙塞碍惊蓬。⁽¹⁰⁴⁾

所谓“碛”、“沙”，指的都是荒漠的自然景观。荒漠的具体位置在此可暂不置论，其以“蓟”为定位依据，是颇值得注意的。

作为一方军事重镇的是幽州。贾至《燕歌行》甚至认为：

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¹⁰⁵⁾

因而此地也被目为边塞。在唐人篇什中，往往有以幽、蓟互相指代的现象。如张说《幽州别阴长河行先》诗中称：“荆南久为别，蓟北远来过。”⁽¹⁰⁶⁾胡皓《大漠行》以“单于犯蓟壖”起首，诗中又有“穷徼出幽陵”⁽¹⁰⁷⁾之句。笔者认为这些辞句对于“幽”、“蓟”的选择只是出于声调的需要⁽¹⁰⁸⁾，其含义则并无区别。

幽州以西，塞并没有沿燕山山脉往西伸展，其走向南折而至太行山。上引贾至《燕歌行》中有句称幽州“前临滹沱后易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所谓滹沱指定州，而易水指易州。这两州都在“崇山”即太行山东麓。郎士元《送李将军赴定州》诗有“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塞多”⁽¹⁰⁹⁾之句；易州则被《唐六典》列为“边州”；可谓明证。

太行山以西，河东之地，塞的位置比定州更南。自并州以北，在唐人心目中都已是边地。并州的地位与幽州相仿，唐人普遍认为该地已经近胡。张说有句云：“汉郡接胡庭，幽并对烽垒。”⁽¹¹⁰⁾单言并州的，李端《送王副使还并州》诗中有“并州近胡地”⁽¹¹¹⁾之句，耿《送大谷高少府》诗也称“县属并州北近胡”⁽¹¹²⁾。既如此，感觉其近塞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李频在《送友人往太原》中写道：“汾河流晋地，塞雪满并州。”⁽¹¹³⁾

从并州往北，边塞的景象愈益明显。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雁门。崔颢的《雁门胡人歌》有云：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¹¹⁴⁾

所谓边当然是塞的同义语，因而李颀的《塞下曲》亦以“黄云雁门郡”⁽¹¹⁵⁾为言。同样的气息也笼罩着与之毗邻的朔州。李频的《朔中即事》有云：

关门南北杂戎夷，草木秋来即出师。⁽¹¹⁶⁾

所谓“关”当指雁门关，而“朔中”即朔州。此地与代州一样，在唐前期都曾是安置突厥降户的所在⁽¹¹⁷⁾，因而其杂有戎夷也很突出。

河套以西，塞的走向相对较为复杂。从河套到贺兰山一带，较理想的状态是以黄河为凭据。姚合《送独孤焕评事赴丰州》诗云“结束从军塞上行”⁽¹¹⁸⁾，丰州之地正在河套。玄宗《命张说兼领朔方节度诏》谓：

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密迩关辅，是称河塞。⁽¹¹⁹⁾

“河塞”之名，在唐人篇什中颇为常见。屈同仙《燕歌行》称：“河塞东西万余里”⁽¹²⁰⁾；崔湜《大漠行》中亦有“河塞阴沉海色凝”⁽¹²¹⁾之句。但具体的情形复杂得多。由于河曲一带自来是降胡的安置之地，李益所咏“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¹²²⁾，指的便是河曲六州。因而唐人普遍感觉塞的实际位置在河曲以南。夏州自不待言，姚合《送李侍御过夏州》诗云：“迢递河边路，苍茫塞上城。”⁽¹²³⁾就连鄜州也被当作塞北。韦庄《鄜州留别张员外》称“塞北相逢朔漠中”⁽¹²⁴⁾。甚至连坊州都被当作近塞。舒元舆《坊州按狱》谓“中部接戎塞”⁽¹²⁵⁾。难怪宋人在上引《宋本地理指掌图》中认为唐代塞的走向是从胜州经庆州、原州而至渭州。

贺兰山以南，塞的天然依凭是陇山。唐人认为其“南连秦岭，北抵大河”⁽¹²⁶⁾，因而习以河、陇连称，谓之“河陇之塞”⁽¹²⁷⁾。在当时人感觉中，陇阪是极为重要的地理屏障。卢照邻有诗云：

陇阪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¹²⁸⁾

该地虽距关中并不遥远，但边塞的气氛一直十分浓烈。杨师道有句：“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¹²⁹⁾这种以关、陇对举乃至连用的情形几乎已成为唐人的固定用语。岑参曾用叙事的方式描摹一种感觉：

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¹³⁰⁾

这种情绪在很多人的诗篇中都出现过。古乐府中有篇名曰《陇头水》，受其影响，唐人对于这一地理景观非常注意，并且都因袭了一种莫名的愁绪。许棠也在一首诗中写过：

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云势崩腾时向背，水声呜咽若东西。⁽¹³¹⁾

对于陇山的位置并没有像上引岑参诗那样在意，但其对陇山山体的描写却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

唐代前期，唐王朝领有陇右之地，自陇山以西率为边塞。叠、洮、岷以北诸州在《唐六典》中均有边州之目。秦州杜甫有句咏之“塞云多断续”⁽¹³²⁾，成州也有“清时为塞郡”⁽¹³³⁾之称。安史之乱以后，陇右河西尽没于吐蕃，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陇阪一跃而为军事前线，濒临河陇的诸州“陇、泾、盐、灵皆列为极塞”⁽¹³⁴⁾。这一形势从版图盈缩的角度看诚为巨变，但若以边塞形态言之，则不过是原先一条巨宽绵长的边塞带收缩成为一线而已。陇山作为塞的底线仍没有变。

在唐人心目中，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人文地理界线。唐人普遍认为，塞是中华文化的分布边缘，塞外即是胡天异域⁽¹³⁵⁾。皇甫冉曾意气风发地吟咏：“吹角出塞门，前瞻即胡地。”⁽¹³⁶⁾地点较为具体的，高适咏蓟北有谓：“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¹³⁷⁾；张籍《泾州塞》一诗亦称：“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¹³⁸⁾顾非熊对此表述得尤为沉痛：

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¹³⁹⁾

这首诗有陇右沦于吐蕃的背景，元结亦曾以此为言：

援车登陇坂，穷高遂停驾。延望戎狄乡，巡回复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犹可化。圣贤礼让风，何不遍西夏？⁽¹⁴⁰⁾

很明显，此前唐人的感觉不会如此。

但唐前期人对于陇右，也并不认为其文化即为中华文化，至多不过是觉得处于一种胡汉杂糅的状态。骆宾王尝云：“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塞垣”⁽¹⁴¹⁾；表明自陇之右其文化氛围即甚为特殊。岑参曾在凉州写过：“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¹⁴²⁾；其在安西则称：“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¹⁴³⁾这种感觉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王维咏安西也有“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¹⁴⁴⁾之句，其状凉州则有云：

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¹⁴⁵⁾

这些诗句中，陇右的文化面貌已可见其仿佛。岑、王两位都是当时人，其感觉可谓切身体会。

值得指出的是唐人对此有不少事后追述之言。如刘景复所谓：“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¹⁴⁶⁾此诗堪称典型代表。诗中的“皆汉民”，显然是作者的激愤之辞。在陇右沦为“戎窟”之后，凭想象夸大该地的汉文化成分，在唐后期的篇什中所在多有。作者的心情不难理解，然而与史实却颇有出入。且不说该地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即以其汉民而论，杨凝《送人出塞》有句称：“此去非东鲁，人多事鼓鼙。”⁽¹⁴⁷⁾这才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胡汉之界，从生活、生产方式而言，基本上是一条农牧分界线。这一点已为人所习知，不待多言。上引李德裕言已有“中国以农为本”之说，唐人还曾在篇什中夸耀其“垦耕大漠为内地”⁽¹⁴⁸⁾的壮举。支持这一地理界线成立的，是唐人普遍认为，塞具有自然景观的分界意义。在唐人的边塞诗中，很多都注意到其与内地不同的自然景观。皇甫冉《出塞》诗云：“转念关山长，行看风景异。”⁽¹⁴⁹⁾屈同仙《燕歌行》亦谓：“河塞东西万余里，地与京华不相似。”⁽¹⁵⁰⁾至于“不相似”的内容，其后文提示了两个方面：“燕支山下少春晖，黄沙碛里无流水”，即物候和地貌。

唐人普遍认识到，塞外气候苦寒，冬半年特别长。其冬天开始得特别早，而春天来得特别迟。其冬天开始的时间，往往在八月。王缙曾描写道：“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¹⁵¹⁾，俨然一副初冬光景。而岑参在其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吟咏：“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¹⁵²⁾，已纯乎是隆冬。岑氏的这一诗句绝非夸诞，刘得仁的《塞上行作》也有“塞雪下中秋”⁽¹⁵³⁾之句。漫长的严寒一直持续到次年的三月。岑参曾在凉州多次感叹：“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¹⁵⁴⁾。算来其冬半年实足在七个月以上。

如此寒冷的气候条件，与之相对应的地貌只能是荒漠。唐人在提及边塞时，印象最深的是该地多风沙。王翰描写的凉州是：“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¹⁵⁵⁾；李昌符《送人游边》称：“愁指萧关外，风沙入远程。”⁽¹⁵⁶⁾施肩吾的《云中道上作》尤有意思：

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昔时闻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¹⁵⁷⁾

似乎当时的荒漠化有加剧之势。

受气候和土壤的制约，边塞的生态系统相当简单，因而其自然景观非常单调。李益的一首诗对此描写得十分传神：

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¹⁵⁸⁾

温庭筠至认为“阴山无岁华”⁽¹⁵⁹⁾。这两人的笔调偏于否定，但即便从正面进行描写的，也不过描绘出“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或者“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¹⁶⁰⁾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内地人的不适应是毋庸赘言的。“地寒乡思苦，天暮角声悲”⁽¹⁶¹⁾，几乎所有的边塞诗都弥漫着类似的悲凉情绪。内中尤感到不适应的是南方人。北方人尚可因“莫言塞北春风少，还胜炎荒入瘴岚”⁽¹⁶²⁾而稍感安慰，南方人便毫无办法。刘驾《古出塞》诗有云：

胡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北人尚冻死，况我本南越。⁽¹⁶³⁾

类似的喟叹绝非无病呻吟。雍陶在《渡桑干河》诗中感言：“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来似梦来”⁽¹⁶⁴⁾；其背后便有对环境无法认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相对而言，塞外也有两处水土比较丰美的所在。其一是河西的凉州。元稹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¹⁶⁵⁾

这应该比较接近史实。李端的《千里思》也曾歌咏：

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泛泛下天云，青青缘塞树。⁽¹⁶⁶⁾

以致说该地在沦于吐蕃之后，“蕃人旧日不耕犁”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改为“相学如今种禾黍”⁽¹⁶⁷⁾了。

另一处是贺兰山下的灵州。此地在唐前期并未受到时人的称赞，但在唐末，张蠙称之“山川不异江湖景，宾馆常闻食有鱼”⁽¹⁶⁸⁾。释无可更是将它说得颇有诗情画意：

地得江南壤，程分碛里砂。禁盐调上味，麦穗结秋花。⁽¹⁶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都是南方人，其所作出的环境评估应该不至过于廉价。

（四）西南和东南的文化疆界

1．西南的文化疆界

西南方向的文化边界不如岭、塞引人注目，但对唐代而言亦十分重要。它指的是岭和塞之间的一段文化边界，空间上相当绵长。

西南边界的北端是通过西山与塞相接的。当时所谓西山，或曰西岭，指的是剑南西缘的雪山。杜甫《西山三首》注谓：“即岷山，捍阻羌夷，全蜀巨障。”⁽¹⁷⁰⁾实际上，北自陇右，南至成都平原，其西面的雪山在史料中都有“西山”之称。《旧唐书·吐蕃传》中有“剑南西山”、“成都西山”、“西山松州”诸种称呼，可以为证。

在唐代，西山是中华文化的一段重要边界。岑参认为“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但显然相沿已久，他也徒有“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¹⁷¹⁾的感慨而已。建中四年（783），陇右节度使张镒奉诏与吐蕃结盟，议定的边界便有一段是“剑南西山”。西山以南，是大渡河。其盟文有曰：

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大渡水西南为蕃界。⁽¹⁷²⁾

这大渡河也是一段既有的中华文化分布边界，并非一时的权宜。雍陶在《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的第二章《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写道：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¹⁷³⁾

显然，此时的蛮汉双方都认定大渡河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其第四章中还有“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之语。事实上根本无须南至越巂，高适谓剑南“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¹⁷⁴⁾，隐隐然便是以大渡河为立论依据。也许，在越巂与大渡河之间还间隔地有些“汉地”吧。

大渡河以下，中华文化的边界基本上便是沿长江一线。岑参在《初至犍为作》中称：“云雨连三峡，风尘接百蛮”⁽¹⁷⁵⁾；其《阻戎泸间群盗》诗亦称：“帝乡北近日，泸口南连蛮。”⁽¹⁷⁶⁾需要注意的是犍为、戎州、泸州都在长江沿线，显然诗人是将长江当作一条文化边界来对待的。自此以下，长江北岸的大巴山区在有些人眼里也夷蛮密布，如元稹所言：“见说巴风俗，都无汉性情”，且举证道：“猿声芦管调，羌笛竹鸡声”⁽¹⁷⁷⁾；白居易在忠州也以“勿笑风俗陋”的口吻称：“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¹⁷⁸⁾但在很多人心目中，此地与长江以南究属有别。杜甫曾在三峡咏怀：“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¹⁷⁹⁾；他还在诗句中多次称此地为塞，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¹⁸⁰⁾之类。戴叔伦在涪州称“文教通夷俗”时，也以“江分巴字水，树入夜郎烟”⁽¹⁸¹⁾为言。许棠的一首诗对此表达得尤为清楚：

从戎巫峡外，吟兴更应多。郡响蛮江涨，山昏蜀雨过。⁽¹⁸²⁾

所谓外便是南。诗人所咏为黔南，即黔中，而竟以巫峡为指归，这是很有意思的。

位于三峡以南的黔中之地，在唐人心目中是一个极为荒僻的所在，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窦群《自京将赴黔南》诗云：

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雇峡中船。西南一望云和水，犹道黔南有四千。⁽¹⁸³⁾

这种里程真是不知如何算出来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更是令人恐怖地写道：“播州非人所居”⁽¹⁸⁴⁾，简直比岭南更可怕。这样的一个地方，其“万事非京国”和“言语多重译”⁽¹⁸⁵⁾是可以想见的。刘长卿因其“地远官无法，山深俗岂淳”而称之为“荒徼外”⁽¹⁸⁶⁾。孟郊则在赞美“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的同时表示：“我愿中国春，化从异方生”⁽¹⁸⁷⁾，直接以之与“中国”相对。李频在当地写道：“江流来绝域，府地管诸夷。”⁽¹⁸⁸⁾薛能则在送人往黔中时谓：“同文到乡尽，殊国共行连。”⁽¹⁸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行政上确实是将黔中当作“殊国”来对待的，“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余城”，“赋其吏员”时是“每三岁则有诏以诸曹郎分命南辕”，以“便其习俗”⁽¹⁹⁰⁾。这在当时尽管不是唯一，但也是相当特殊的。

黔中的东界是雪峰山。当时人声称：“黔巫之地，西控微泸彭濮，东接桂林象郡，北渐巴峡，南驰沧溟。”⁽¹⁹¹⁾实际上这一印象并不准确。至于当时中华文化的分布边界，则大体是由峡江经洞庭湖西岸，再经雪峰山而至南岭。雪峰山以西的五溪之地自不用说，当时人完全是众口一词地认定其为化外之地。戎昱称辰州为“荒徼辰阳远”⁽¹⁹²⁾，所谓远，其在另一首诗中曾量化为“万里”⁽¹⁹³⁾。王昌龄在此亦有句称“夜闻两岸羌戎讴”⁽¹⁹⁴⁾。高力士在巫州有一首咏荠的诗：

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¹⁹⁵⁾

轻轻一笔就将五溪的文化面目勾勒出来。地总五溪之要，位于洞庭湖西岸的朗州，刘禹锡称之“蛮陬想犬牙”，且描绘为：“照山畬火动，踏月俚歌喧”⁽¹⁹⁶⁾；董侹亦认为其有“黔中遗风不绝者”⁽¹⁹⁷⁾。其北面的澧州，戎昱《澧州新城颂序》有曰：

荆之近庸，国之南屏，水陆吴楚，风俗夷獠。⁽¹⁹⁸⁾

其为汉文化的分布边缘已毋庸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雪峰山以东的邵州。此地在后世曾成为著名的蛮叛之地，但在唐人笔下，其文化形象却无任何特异之处。如朱庆馀有云：

轩车此去也逢时，地近湘南颇入诗。一月计程那是远，中年出守未为迟。水边花气熏章服，岭上岚光照画旗。想得化行风土变，州人应为立生祠。⁽¹⁹⁹⁾

这样的笔调，如果不是诗题《送邵州林使君》，简直很难令人将其与邵州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2．东南的文化边疆

东南一隅的文化边疆最引人注目的是闽中。此地在唐人心目中往往是与岭南同类的。元和八年（813）曾有诏曰：“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²⁰⁰⁾这是关于社会文化的。而题名《岭南异物志》的书在纪事时也包括闽中：“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如福建。”⁽²⁰¹⁾这是关于自然的。当时人对于闽中的文化判读由此可见一般。

流传至今的唐人篇什在提及闽中时往往也是以岭作为标识的。刘长卿《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称：“猿声入岭切，鸟道问人深。”⁽²⁰²⁾韩翃《经月岩山》则以“驱车过闽越”开篇，以“岭岫相追携”⁽²⁰³⁾煞尾。但此岭并非南岭之岭，有些人特地在岭字前加闽字以为限定，如刘禹锡《送唐舍人出镇闽中》称：“闽岭夏云迎皂盖，建溪秋树映红旌”⁽²⁰⁴⁾；刘长卿也曾有过“鸟道通闽岭”⁽²⁰⁵⁾的诗句。自中唐以后，也许是为了与“桂岭”、“梅岭”的雅称相匹配，指代闽中的岭字前修饰语逐渐演变为“梨”字。一开始还只体现在标题中，而造语时则突出其作为“岭”的特征，如皇甫冉《酬李判官度梨岭见寄》云：“岭南雁北顾”⁽²⁰⁶⁾；林藻《梨岭》诗称：“曾向岭头题姓字。”⁽²⁰⁷⁾到后来便特化为一个固定用语，如许浑《送林处士自闽中道越由霅抵两川》有云：“乡关背梨岭，客路转洲”⁽²⁰⁸⁾；章碣《送谢进士还闽》亦称：“雷霆入地建溪险，星斗逼人梨岭高。”⁽²⁰⁹⁾以致在唐后期“梨岭”几乎有成为“闽中”的异称之势。

既然认定其居于岭南，该地自应具有岭南的地域特征。这一点，当时无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相当一致的意见。作为当地人，欧阳詹《题梨岭》诗有云：

南北风烟即异方，连峰危栈倚苍苍。⁽²¹⁰⁾

其前句的意思已至为明显。释卿云亦曾追忆：“旧居梨岭下，风景近炎方。”⁽²¹¹⁾而作为外地人，陈陶咏泉州便有“三千幢盖拥炎州”⁽²¹²⁾之句。鲍溶《寄福州从事殷尧藩》谓：“越岭寒轻物象殊”⁽²¹³⁾；常衮《题漳浦驿》亦有句云：

风候已应同岭北，云山仍喜似终南。⁽²¹⁴⁾

前句尤值得玩味。“风候”，盖气候之谓；而“同岭北”则意指凉冷。作者强调其“已应”，是源于对岭南气候条件的一种恐惧，即易致瘴疠。史载：

初，（漳州）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²¹⁵⁾

这显然即上引常衮“风候已应同岭北”的背景所在。事实上不仅漳州，当时闽中不少地方都被认为有瘴疠。施肩吾《送人南游》诗有云：“凌空瘴气堕飞鸟，解语山魈恼病人”⁽²¹⁶⁾；从其后文所言“闽县”、“泉州”，已可知其人南游的去向。许棠《寄建州姚员外》亦称：“闽空瘴雨垂。”⁽²¹⁷⁾该地之多瘴可想而知。

不仅自然环境，当时闽中的人文环境也被认为与岭南颇多类同之处。前引许棠诗的上句是“岭堠蛮云积”。骆宾王《晚憩田家》云：

心迹一朝舛，关山万里赊。龙章徒表越，闽俗本殊华。⁽²¹⁸⁾

末句已将闽中的文化特征表述得至为明显。对此刘禹锡也有类似的感觉，称“闽悍而嚣，夷风脆急”，并举证：“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²¹⁹⁾这三位都是外地人，也许不无诬蔑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在述及乡邦时也不得不以边地自居。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甚至以为：

故园梨岭下，归路接天涯。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²²⁰⁾

如此几近自渎的造语，不知诗人是在倾诉其对上国首善的真诚仰慕，还是在抒发其出自文化弱势地域的某种无奈和不平。

与闽中连类而及的还有温州一带。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地与闽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韩愈《送窦从事序》谓：

逾瓯闽而南，皆百越之地，……连山隔其阴，巨海敌其阳，是维岛居卉服之民，风气之殊，著自古昔。⁽²²¹⁾

着重当时文化状况的，顾况《永嘉》诗云：

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²²²⁾

末句也许有人不能同意，因为有诗句称该地“礼法未闻离汉制，土宜多说似吴风”⁽²²³⁾，较保守的也认为其“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²²⁴⁾。但该地存在与闽中文化类同的成分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张子容的《永嘉作》写道：

拙宦从江左，投荒更海边。山将孤屿近，水共恶溪连。地湿梅多雨，潭蒸竹起烟。未应悲晚发，炎瘴苦华年。⁽²²⁵⁾

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以及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人文评价，如“投荒”、“恶溪”、“潭蒸”、“炎瘴”，都表明其与闽中相去不远。由此不难判断，尽管存在一些“吴风”，但时人对该地“土地穷瓯越”的印象大体是准确的⁽²²⁶⁾。显然它正处在文化交界的边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唐中叶以后闽中的文化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韩愈《欧阳生哀辞》谓：

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²²⁷⁾

末句所谓“未尝肯”自然大可不必当真，但其对闽越环境的人文评价却是此前所未见的。此前如颜真卿所言“其地东带沧溟，南接交广，居民若是其众也，政务若是其烦也”⁽²²⁸⁾，其口气就已让人觉得很新颖了。因为其中已没有了对该地作为文化边疆的鄙夷和歧视。而韩愈的文字中分明还出现了肯定和赞美。稍后杜牧甚至写出了“东闽两越，宦游善地也”⁽²²⁹⁾的句子。形之于诗的也有韦庄《送福州王先辈南归》所吟：“名标玉籍仙坛上，家寄闽山画障中。”⁽²³⁰⁾联想到刘长卿“万里闽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烟”⁽²³¹⁾的感觉，个中的反差不可谓不明显。此时外乡人在闽中感到不适的当然也有，如杜荀鹤称之“郡邑溪山巧，寒暄日月偏”⁽²³²⁾，周朴喟叹“那堪望断他乡目，只此萧条自白头”⁽²³³⁾，但这已不含有地域偏见，基本上属于人之常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无足深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