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楚辞集解》的成书研究

汪瑗的生活年代基本与明嘉靖时期相始终，他所撰写的《楚辞集解》是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无论从注释方法方面还是注释风格方面都体现出与汉宋诸家不同的风貌，体现了《楚辞》研究的新趋势，推进楚辞研究取得进步。关于《楚辞集解》的具体成书时间，典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借助归有光所作之序，大体可推断其成书年代，其序云：“嘉靖戊申中七月既望昆山归有光熙甫于畏垒轩中。”^[1]而“嘉靖戊申”当为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汪瑗完成《楚辞集解》后，便将其送至归有光处，恳请归有光审阅，曰：“删定当否，愿先生政之。”^[2]本章主要从《楚辞集解》的成书方面进行探讨，主要涉及“汪瑗的生平及其著述”、“《楚辞集解》的撰写动机”、“《楚辞集解》的版本、体例”以及“《天问注补》作者考辨”四个方面。

第一节 汪瑗的生平及其著述

汪瑗，字玉卿，安徽新安（现在称为“歙县”）人，其生平的相关史料太少，难考其详，然从焦竑为其著述所作之序中可大致推出其仙逝之年，云：“君既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属余为弁。”^[3]焦竑写此序的时间为“万历乙卯（1615）春”^[4]，而彼时汪瑗已逝五十年，依焦竑所言，汪瑗大概逝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而明朝嘉靖时期始于1522年，结束于1566年，那么汪瑗有生之年大概与嘉靖时期相始终。

一 汪瑗的生平

关于汪瑗祖辈，汪仲弘（汪瑗之侄）曾于《楚辞集解补纪由》中云汪家以文学著称于新都，曰：“新都以文学世其家，则余宗著。余宗居丛山有年矣。一祖三宗鼎峙，若屈、昭、景。”^[5]汪瑗出身于文学世家，其家族世代以文学相传承，汪仲弘将其“一祖三宗”的地位比作楚国的“昭”“屈”“景”三族，“昭”“屈”“景”三族作为楚国王族的三个分支，地位显赫，则汪瑗家族在新都的文学地位可略见一斑，并曾涌现出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接着，汪仲弘以先王父、大父为代表来论述其家学，此二人即汪瑗的祖父、父亲。汪瑗祖父时，“首以《诗》《书》为吾宗扫云陆”^[6]，足见汪瑗祖父时就已经以《诗》《书》著称。而至汪瑗父亲时，则“凡古图书经传，不靳倾资蓄之”^[7]，汪瑗的父亲为了购买图书经传不惜倾尽所有资产，收藏了如此多之图书经传，汪瑗就有机会遍观群书，为之后的学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逮至汪瑗及其弟汪珂一辈，“伯父瑗幼而颖，治经余暇，肆其力于藏书，弗令大父知也”^[8]。显而易见，幼时之汪瑗即聪颖好学，且于治经之余悄悄瞒着父亲尽力去博览家中藏书，少时之积淀，为后来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汪瑗的父亲希望汪瑗将来能够跻身缙绅之列，无奈汪瑗本人却“幼厌青云事”^[9]，并没有醉心于科举之事，为了进一步学习经术，“毗陵震泽，时以经术擅海内，大父饰羔雁，俾从之游”^[10]，归有光曾久居震泽湖畔，世称“震川先生”，当时归有光以经术闻名海内，归有光之子曰：“盖自嘉靖庚子岁，先君读书安亭江上，四方来学者甚众，多登第，仕至通显。”（子宁跋语）^[11]追随归有光的求学者甚众，且多能登第，于是汪瑗与其弟汪珂游学于归有光处。兄弟二人于求学之际，非常勤奋，“余闻之先君，当偕伯父读书震泽时，水乡浩淼，若涉沧溟，永夜严更，篝灯达旦。寒则拥枲衾，两人双足顿敝筐中以为常”^[12]。可见，汪瑗及其弟汪珂兄弟二人当时为了学习，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严寒之时，两人则都将脚放在破筐中御寒。汪瑗的弟弟汪珂也是“经史辞章靡不诣极，而尤专精于《楚辞》”^[13]。功夫不负有心人，汪瑗与其弟汪珂的才华在当地被称为“三吴有双丁二陆”^[14]，即将其兄弟二人比之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陆机、陆云，且陆机当时被誉为“太康之英”，足见当地人对其兄弟二人是推崇备至的。归有光曾对汪瑗给予很高的评价：“余碌碌谫才，端章甫衣之士相从者，何只数百人，未有如玉卿昆季者。玉卿丰姿奇俊，迥异寻常，超然有尘世想。”^[15]归有光的门生不止数百人，而汪瑗却能于其中脱颖而出，于成百上千的学生中成为翘楚，汪瑗的学识和涵养，甚至让归有光产生“当退舍以让矣”^[16]之感，这足以从侧面凸显汪瑗卓越之才华。

兄弟二人学就而返之时，曾名噪一时，使得“都人士罔不心倾”^[17]，于是每天跟从二人学习诗歌、古文辞，而此时汪瑗的父亲始知汪瑗并没有专心致力于科举功名之事，而是专注于诗歌、古文辞。汪瑗的父亲针对此事并没有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而是采取“言且谇”^[18]的态度对其兄弟二人直言规劝乃至责骂，迫于父亲的威压，汪瑗开始“屈首经艺”^[19]，踏上科举考试之路。而当时的科举考试难度很大，方弘静曾云：“世际休明，邑之应试者几三千人，其与进于庠者七十人耳，而有力者求之且数倍，窭人子幸遇者，间亦什一，非卓尔不群，神明所助，不可冀也。”^[20]这几句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科举的热衷程度，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汪瑗考中科举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其弟汪珂在科举与从商之间选择了“挟箧而贾游”^[21]，汪瑗则“试数冠诸生”^[22]，但汪瑗终生“未尝挂尺组沾斗禄”^[23]，汪瑗虽曾致力于科举之事，但并未顺遂，终生未踏上仕宦之途。归有光曾对此事发表过感慨：“才如玉卿，何愧于庙廊，何羞于缙绅，竟不能脱其颖。”^[24]而归有光在科举之途上亦颇为蹇顿，他于嘉靖十九年（1540）得中举人，但却屡试不第，只得长期以举子身份“独抱遗经于荒江墟市之间”，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其60岁时方得以考中进士^[25]，而彼时汪瑗的命运却将要接近尾声。

而汪瑗仙逝之时，据汪瑗之侄汪仲弘曰：“伯兄能读父书，天靳其齿。仲若季富于齿，不能读父书。”^[26]据此可知，当时其长子悟性很高，但却不幸夭折。而其次子及幼子则不能很好地理解和继承汪瑗之志，汪瑗之子汪文英于其序中云：“不肖夙遭悯凶，甫离襁褓，先人即捐馆舍。”^[27]汪瑗之子汪文英刚刚离开襁褓之中时，汪瑗即仙逝，度其卒时年龄并不大。

二 汪瑗交友、结社活动

《歙县志》云：“汪瑗，字玉卿，歙丛睦人，邑诸生，博雅工诗，见服于弇州、历下。”^[28]又《歙县志》云：“汪瑗，字玉卿，丛睦坊人，为诸生，博雅工诗，与弇州、沧溟友善。”^[29]此处“弇州”指的是王世贞，为“后七子”之代表，王世贞于李攀龙死后曾主盟文坛垂二十年之久，且“见服于弇州、历下”，指出了汪瑗的才华在当时出类拔萃，而汪瑗“与弇州、沧溟友善”则指出了汪瑗与二人的友好关系。

徽州崇文重教，文会诗社盛行的文化氛围亦使以诗会友成为汪瑗广结朋友的一种方式，汪瑗曾参加黄山的天都社活动，并留下诗歌。据《天都社前后》云：“嘉靖壬寅重九，倡社天都峰下。践约者，为程自邑诰、程汝南应轸、陈达甫有守、江廷莹瓘、江民璞珍、佘元复震启、汪玉卿瑗、王子容尚德、方际明大治、方子瞻霓、方定之弘静、郑思祈玄抚、郑子金铣、郑文仲懋坊、郑思道默，合王仲房寅为十六人，乃效谢灵运邺中七子、颜延年五君咏，为十六子诗。”^[30]嘉靖二十一年（1542）九月重阳节之日，包括汪瑗在内的16人一起组成天都诗社，并去黄山天都峰游历咏诗，其目的是“效谢灵运邺中七子、颜延年五君咏，为十六子诗”，而这16个人皆是当时诸贤，所作之十六首诗歌俱可见于《黄山志》，陈有守的《天都社盟词》亦载有此事。当时汪瑗留下来的诗歌为：“青壁高千仞，黄山第一峰。芙蓉落天境，丹雘耀云松。石室留仙灶，金沙驻玉容。倘从轩后去，白日驾飞龙。”^[31]汪瑗的诗中描写了黄山中以险峻峭拔著称的天都峰，还有松树、石室、金沙，体现了作者“白日驾飞龙”的奇思妙想，将天都峰的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汪瑗等16人作为当时的佼佼者能以诗社形式相与游历天都峰亦为当时之盛事，且16人在天都峰留宿一晚。后期天都诗社再次由方弘静主盟相聚盛事，彼时汪瑗已逝。

三 汪瑗的师承影响

汪瑗于归有光处求学三年，归有光曾对汪瑗的学识大加赞赏，并于“何只数百人”的门徒中，选定汪瑗与之一起考订《尚书·武成》：“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势既顺，亦无阙文矣。汪玉卿尚疑甲子失序。盖先儒以《汉志》推此年置闰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无可疑也。”^[32]且归有光对《武成》考证详尽，“其于考正更详矣，今读《武成》，叹先生之所得非易易也，《武成》今始定矣。门人沈孝顿首百拜识”^[33]。汪瑗的《楚辞集解》考证亦颇为详尽，云：“宁为详，毋为简。宁芜而未剪，毋缺而未周。”^[34]体现了师徒二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另外，汪瑗之师对汪瑗的谆谆教诲于《楚辞集解》中曾被多次提及。

在知识的学习方面，汪瑗曾向其师学习过《楚辞》，其记录散见于汪瑗对《离骚》《天问》《怀沙》《悲回风》《卜居》各篇所作之注中，《楚辞蒙引》亦有记载。其师之传授既有表达方式方面的内容，又有字词训诂方面的内容。在表达方式方面，如《悲回风》注云：“尝闻之师曰，此篇议论幽眇，词调铿锵，体裁整齐。奇伟佚宕，如洪涛巨浪奔腾；涌涌舂撞，如汪洋大海之间。视之令人魄夺目眩，莫可端倪，非规规然从事于寻常笔墨蹊径间者，所可得而仿佛其万一也。”^[35]字词训诂方面，如注解《远游》中“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一句，汪瑗曰：“尝闻之师曰，三句盖以油漆匠为喻也。洁楹，谓粉饰其屋宇，举楹以见余也，乃油漆匠之事……韦，熟皮也，即所以为刷者也。”^[36]字词训诂方面的其他例子还见于《离骚》注及《蒙引》中“‘屏翳’辨”^[37]一条。汪瑗所言“尝闻之师曰”中之“师”具体指谁，汪瑗没有明确标注，但从归有光序及汪仲弘《楚辞集解补纪由》推测当为归有光。逮及《楚辞集解》完成之日，汪瑗涉迢迢水路就正于归有光：“一日涉桐江，渡钱塘，来谓曰：‘瑗今妄意抒辞，注释《离骚》……删定当否，愿先生政之。’”^[38]此处当不仅指《离骚》注而当指汪瑗所作的《楚辞集解》。宋人曾有以“离骚”称屈赋各篇的先例，洪兴祖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39]晁补之于《离骚新序》亦云：“八卷皆屈原遭忧所作，故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40]晁补之以“离骚”指代全部屈赋，其区别在于首篇称《离骚经》，其余篇只称为“离骚”。归有光对其评价为：“今观《离骚》之注，发人之所未发……至于《天问》……是集行，当如日月之明，光被四表，连城之璧，见重当时。”^[41]归有光评价了《离骚》《天问》篇，可见，汪瑗完成《楚辞集解》后即从歙县来归有光处就教，师徒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于此可见一二。

在思想观念方面，归有光要求学生要有真知灼见，摒弃剽窃之弊病：“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42]在创新方面，归有光起到了表率作用，沈钦甫于识语云：“我归先生于书无不读，六经子史尤深究，有《经论孟传标注》，皆绝出人意表，发前人所未发。”^[43]汪瑗于《楚辞集解》中也提及学者当有真知独见，云：“故学者观书，贵有真知独见。不可不求诸心，而徒傍人篱壁，拾人涕吐也。”^[44]汪瑗自己也做到了有真知独见，归有光在评价汪瑗的《楚辞集解》时云：“今观《离骚》之注，发人之所未发，悟人之所未悟，发以辩理，悟以证心，千载隐衷，籍玉卿一朝而昭著。”^[45]与此同时，汪瑗对于那些没有真知独见的看法给予否定，指出朱熹的《楚辞集注》“指意之所归，亦未尝有所发明”^[46]，且对朱熹的《楚辞集注》有所怀疑，认为《楚辞集注》乃出自朱熹门徒之手。注《悲回风》篇时，汪瑗说：“海虞吴讷亦谓此篇临终之作，出于瞀乱迷惑之际，词混淆而情哀伤，无复如昔雍容整暇矣。是亦拾人之涕吐者也，曷尝深考其文，而为自得之言乎？”^[47]汪瑗指出了吴讷的“拾人之涕吐”之举，足见汪瑗崇尚真知独见之观念。

四 汪瑗的著述

作为汪瑗的老师，归有光对汪瑗更为了解，对其评价切中肯綮，称汪瑗“恬淡自修，不慕浮艳，优游自适，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48]。而“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则更好地描述了汪瑗的品性。

既以著述为心，归有光于《楚辞集解》序云汪瑗曾“注李、杜、《南华》，又注《离骚》”^[49]。《徽州府志》云：“汪瑗，字玉卿，歙丛睦人，邑诸生，博雅工诗，见重于弇州、历下，所著有《巽麓草堂诗集》、《李杜合注》、《楚辞注解》诸书。”^[50]从以上信息可知，汪瑗曾注过李、杜、《庄子》（《南华》）、《楚辞》，并撰有《巽麓草堂诗集》。无论是归有光的序还是《徽州府志》都可以看出，汪瑗曾经为李白、杜甫诗歌作注，又万斯同《明史》云：“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诗辨注》以李诗之合唐律者为正律，合古律者为变律，故曰辨注，又有杜律诗注与并行。”^[51]那么其中的李注当指《李太白五言律诗辨注》，而又有杜律并行，此“杜律”当指《杜律五言补注》，此二者曾并行，而现存的著述有《楚辞集解》及《杜律五言补注》，日本内阁文库还藏有汪瑗《李诗五言弁律》一卷，当为汪瑗的《李太白五言律诗辨注》。

（一）《杜律五言补注》

《杜律五言补注》是针对元代休宁县的赵汸《赵子常选杜律五言注》三卷而补，汪瑗同乡徽州赵汸因母病回乡曾“筑精山东舍，读书著述其中”^[52]，并于其中讲学，从游者甚众，而汪瑗的另外一部著述《楚辞集解》的自序亦言于“东山精舍”所写，不知是否为一处，姑志其疑，以俟高明。《杜律五言补注》曾经于癸丑刊刻前二册，后又于万历甲寅^[53]（1614）再次刊刻一次。汪瑗之子汪文英说：“《杜律补注》四册，失没多年，近于姻亲之处获前二册，癸丑春乃授梓，既而业成，其姻复出后二册，俱先君亲笔稿也，但获而有先后之异，故校而重刊之。”^[54]潘之恒曾为《杜律五言补注》作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