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家素描

——从希罗多德到海登·怀特

夕阳西下，推窗远眺，湛蓝的天幕上，浮云与落霞交映，晚风与暮霭相伴。此情此景，令我立刻想起黑格尔的妙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密涅瓦的猫头鹰呵，请你慢些起飞；在这黄昏时刻，愿我的思绪追随着你，去捕捉那一掠而过的西方史家的影像，从一些凌乱而又失诸零碎的材料中，或论史家风格之独特，或叙史家求真之坚韧，或讲史家才情之非凡，或说史家学识之精深，在“多面的历史”的描述中，寻觅他们的学识与才情，坚韧与精深。

希罗多德

公元前5世纪，某日，奥林匹亚。

这是一个初夏的日子，晴空万里，气候炎热，不过从爱奥尼亚海不时吹来的阵阵海风，多少带来了一丝凉意，而下雨则是当地居民的无限期盼。

只见一座残丘土坡上，簇拥的人群，围着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在听他高声朗读《历史》的片段：

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他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把他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死去的人，只有那样的人，国王啊，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

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其中一位少年更是为希罗多德的传世之作所激奋，涕泪满面而不能自制。希罗多德见状，对这位少年的父亲说：“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

这部《历史》就是希罗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内容宏富，奠定了西方史学的根基，也奠定了社会文化史的范型，并被罗马人西塞罗称之为“史学之父”，这一桂冠一直传至今日。

修昔底德

上文中说到的那位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395），作为晚辈，修昔底德并没有沿着希罗多德的脚印亦步亦趋，而是另辟蹊径，开创了为后世西方史学奉为正宗的政治军事史范型。

修昔底德原先在雅典城邦从政，公元前424年，他被雅典公民推选为炙手可热的十将军成员之一。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是年冬，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率两个远征军团，在色雷斯盟军的协助下，向雅典在色雷斯的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该城危在旦夕，修昔底德奉命率七艘战船支援，但兵至城破。安菲波里斯之失陷，在于守将攸克里的过失，其责不在修昔底德。然而，雅典执政当局指控他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疑，乃加罪于他，被判放逐在外20年。

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这蒙受不白之冤的漫长岁月中，他忍辱负重，潜心撰史，为写不朽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终于成就了他作为古希腊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之大业。逆境催人奋进，锲而不舍，永不言败，这位古希腊先贤的事例可为之佐证。

波里比阿

公元前218年9月，阿尔卑斯山麓。是时，山上已开始落雪，常年积雪的山路更是崎岖难行了。

然而，山脚下却集结着一支大军，浩浩荡荡，气势不凡，史载那是一支由古代著名军事统帅迦太基人汉尼拔率领的部队，计有步兵9万，骑兵1.2万，战象37头。

此行何为？

这是迦太基人与罗马人为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持续百年的布匿战争中的第二次大战，史称“第二次布匿战争”。

此行何方？

直指罗马。其行军路线是这样的：汉尼拔从西班牙新迦太基城出发，经法国南部，兵至阿尔卑斯山，翻山越岭，直奔北意波河，最后攻打罗马。

汉尼拔素有“战略之父”之美称，他制订这个军事行程，打算给罗马人意外一击，置之于死地。但眼下要把这支队伍带出阿尔卑斯山，实在是困难重重。汉尼拔原想找寻当年高卢人越过此山时的通道，但未果。他只好率众另行登山开道，在山中足足走了15天，吃尽苦头，损失惨重。当大军到达北意波河平原时，只剩下2万步兵，6000骑兵了。

然而，罗马闻讯，举国震惊，便匆忙派兵阻击，首战告负；次年再战，又败于中意特拉西美诺湖，罗马城告急；又一年，汉尼拔与罗马人在南意坎尼决战，他用兵有道，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坎尼之战”案例。

……

大约又过了六十多年，灰飞烟灭，战火已熄。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走来一位希腊人，他大约五十上下，满头乱发，一脸胡茬，但行动敏捷，意欲登山。这个人就是希腊化时代的大史家波里比阿（前201—前120）。他此行也是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沿当年汉尼拔的进军路线，重新行走。

波里比阿翻越阿尔卑斯山，着实令我们感动：

在上古西方，由于文字记载出现较晚，文献资料颇为匮乏，为此史家撰史，多赖实地探访，希罗多德是这样，修昔底德是这样，波里比阿也是这样。

要写出信史不易。波里比阿写作《通史》，对第一手史科的搜集是煞费苦心的，因为他有这样的观念：求真，乃史家之第一要务。为此，他毅然翻越阿尔卑斯山，重走汉尼拔的行军道。

现代史家效法者不乏其人。不是吗？后人研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曾多次沿着他当年的航线重行；又，后人研究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扶桑，曾多次沿着他当年的走向重航……

倘问，这为的是什么？答曰：求真。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史家为写信史而矢志不渝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种中西皆然的史学传统。

恺撒

外国“太史公”？没听说过。

告诉你吧，他是恺撒。

没有搞错吧，你说的是那个叱咤风云的罗马政治家、军事统帅同时又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有情感纠葛的恺撒吗？

正是他。不过恺撒还有另一面，他还是古罗马共和时代的第一流史家。

愿闻其详。

只说一点好吗？你也许读过大仲马的著名小说《基度山伯爵》，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深夜，在罗马郊外的圣·西伯斯坦陵墓中，强盗头子罗杰·范巴借着暗淡的油灯微光，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书，他读得是那样的聚精会神，以至于当有人进来时，竟没有听到脚步声，并又特地声称，这本书是他最爱读的。

罗杰·范巴读的那本书就是《高卢战记》，它的作者正是恺撒（约前100—前44）。

盗首在陵墓中夜读《高卢战记》的情节，富有浪漫与诗意，这当然是作家大仲马的一个虚构。但这种虚构，却包含了历史真实的客观基础，显示了史学的巨大魅力，也反映了恺撒的“多面”——他的史才。

恺撒善叙事。他叙事冷静而不失客观；他行文巧妙，匠心独运；他不崇雕琢，质朴自然。无怪乎在当今西方学校仍用作教材，作为拉丁文的范文来读。他同时代的文学家西塞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历史著作中，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这种一清如水、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悦目赏心了。”

“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在我国古代，把善叙事与良史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称恺撒为“良史”，也是名副其实的，进而言之，称其为外国“太史公”亦无不可。

既然这样，那么赶紧去找《高卢战记》来读一读吧。

圣·奥古斯丁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从一个地区性的教派发展为世界性的一神教，对人类文明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恐怕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

就它对史学的影响而言，也是如此，由圣·奥古斯丁（354—430）所奠定的神学史观可否说明？

圣·奥古斯丁，生活于古典世界行将崩溃的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其中半是邪恶，半是善良；半是对旧世界的回忆，半是对新世界的憧憬；半是哀怨，半是希望；半是对地上之城的无情批判，半是对上帝之城的讴歌颂扬；半是黑暗，半是光明；半是过去总结的补白，半是向往未来的宣言；半是……

这个新与旧、世俗与宗教、黑暗与光明交替之际的人物，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位从异教皈依基督的教徒的心路历程。在企图以上帝的意旨教化世人之前，他已完成了自身的心灵净化。他的思想本质不是“半”而是“一”，即：新战胜旧，光明战胜黑暗，简言之，上帝之城战胜地上之城，四海归主，人类一体。就这样，人类历史在圣·奥古斯丁的笔下被诠释为一种直线运动，一种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直线运动，最后归向为一个“永恒王国”，阿门！

我们透过圣·奥古斯丁“半是”表象的描述，其实可以发现他的史学观念与古典史学迥异的一种本质特征。倘如是，也就能理解论者云，基督教史学的产生导致历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的“名言”。

马基雅维里

1972年，记者招待会。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纵谈他的政治哲学之后，与记者有一段问答。

问：你说你对美国总统有影响，对此我们不感兴趣。

答：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问：人们感兴趣的是，你是否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里（1469—1527）思想的政治家？

答：不，完全不是！

问：那你在多大程度上，受过马基雅维里的影响？

答：一点也没有！

亨利·基辛格的回答令人寻思。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要对马基雅维里讳莫如深呢？

为什么莎士比亚要称那位意大利人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

为什么爱德蒙·柏克要称法国革命的“民主暴政”的基础是“邪恶的马基雅维里政策准则”？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猛烈抨击马基雅维里政策，称这种政策的真正代表者是那些在革命转变阶段企图“扼杀民主力量”的人？

为什么当代美国学者利奥·施特劳斯迄今还坚持称马基雅维里学说为“恶魔之说”？

简言之，马基雅维里与马基雅维里主义可以等同吗？马基雅维里能对后世那臭名昭著、坏人心术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负责吗？

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与评价马基雅维里？

“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徒费言辞。”马基雅维里墓上的这句碑文，也许能让我们体悟出这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的真正的一面。

伏尔泰

1757年，瑞士，洛桑。

时年63岁的伏尔泰（1694—1778），为躲避法国专制政府的迫害，四处奔波，在此暂居，英国青年才俊爱德华·吉本闻讯，慕名拜访。

伏尔泰一见到吉本，立即张开了双臂，热情地拥抱了这位英国青年。吉本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位长者：卷曲的头发，修剪得十分整齐，衬托着他的面容，凸显其广博和睿智；线条分明的嘴角，显示了他的雄辩才能；微微凹陷的双眼，却是那样有力，似乎可以看透他人内心深处的一切奥秘；尤其是那件玫瑰色的外衣，一直垂到膝盖以下，显得那样潇洒，使人不由觉得他真是那个时代“理性之光”的化身，以至于他的教诲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伏尔泰虽已过花甲之年，却精力充沛，处处勃发出青春般的活力。他对吉本说完一件不久前发生的宗教迫害事件，严词抨击了天主教：“什么教皇、主教、神甫，他们尽是一些文明的恶棍，如同两足禽兽……”

吉本非常佩服伏尔泰向腐朽的宗教势力进行挑战的大无畏精神：“您对宗教暴行和教会罪恶的批判真是入木三分啊！”听到青年的赞美，他显得很兴奋，在客厅里踱着方步，并转移了话题，对吉本讲起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

“您这部书的宗旨是什么呢？”吉本问道。

伏尔泰谈笑风生，兴味盎然：

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我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

好一个“要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吉本心里这样想着，只听得伏尔泰又继续说道：“在这部历史中，我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

作为历史学家的伏尔泰，他的史学业绩确为18世纪理性主义奠定基础，并为近代西方史学最后开启了大门。

吉本

1764年10月15日，古罗马遗址，卡皮托尔废墟。

黄昏，从卡皮托尔山冈远眺：夕阳西下，夜幕悄然降临，朱庇特神庙的赤脚托钵僧唱着晚祷歌，放目临风，纵览古今，令人遐想不已。

一位年轻人——爱德华·吉本（1737—1794），是时27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眼前的景象引动着青年吉本无穷的思绪：昔日罗马帝国的繁华已烟消云散，当年鏖战的沙场也早已成了英雄们的丧身之地，恺撒安在？奥古斯都又安在？俱往矣！曾经沧海，星移斗转，浪淘千古，谁主沉浮？

此刻，这位年轻人豪情满怀，浮想联翩，撰写这个被称作“永恒之城”罗马衰亡史的念头立刻涌上了他的心田。

触景生情，由情而发，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历吉本20年之辛劳，终成矣。

毋庸置疑，这一灵感成就了吉本史学。不过有一点尚需补白，那种成就某位史家的灵感是不可多得的，它如同电光一闪，只是对智者眼睛的偶尔显露，吉本，也只有吉本，才能超越常人的眼光，不失时机地将它捕捉住，并与他思想撞击而产生思想火花，这就是灵感的魅力。

历史学家需要真实，难道要疏远灵感吗？难道在真实与灵感或求真与想象之间，进言之，在科学与艺术或历史与文学之间，没有某种相互交融与相互联系的本质属性上的共同点吗？

基佐

因译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一举成名，在西方史学史上可谓不乏其人，法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可为显例。

基佐有志于学术，又热衷于政治，这一两面性贯穿其一生：他因译注上书出名，很快地被聘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这时他才二十出头；但他不甘寂寞，很快地从教室走向社会，积极从政，谋求官位而有所得；33岁那年，他从政坛上跌落，重返巴黎大学执教鞭，于是就有了人们所熟知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传世名作，并由此确立了他的世界性历史学家的地位；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浪潮，又把他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前沿，位居内阁首相。从政后的基佐并没有失掉历史学家本性的“一面”，他在此时创立了法国历史学会，组织史家共同编纂与出版大型的《法兰西史料汇编》，为史学的发展做了不少实事；1848年“二月革命”的风暴再次把他赶下了台，下野后的基佐又重新全力潜心于历史研究，虽则在晚年还有过一两次短暂且告失败的政治冲动，这也始终反映了基佐本性的“另一面”。

由上所述，可知基佐一生是在从学—从政—从学—从政—从学的循环中度过的。基佐两栖型的生活，反映了史家的“多面性”，学术脉动与官场争胜，著述旨趣的“名山事业”与宦海角逐的神经末梢，杂糅而又相分，矛盾而又相容，统一在这个两栖型的人的身上。

政治家的基佐如风云变幻的近代法国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但历史学家的基佐却为后世留下了足印，留下了一个“天才历史学家”的名声。

兰克

午夜。

大地沉睡，月色朦胧。在这静谧的夜里，一位老人还在工作，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很奇特，不是伏案写作，而是坐着口授，由助手记录成文。

“继续念下去，那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完全抄下来。”老人说。

晚风拂过窗户，掠过摇曳的烛光，恰好映在他的脸上，照见那花白而又稀疏的头发。这是兰克（1795—1886）晚年工作情景的素描。此时，他年过八旬，已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了。他是靠这种方式继续写作。

“那本书在里层靠窗口的那一格书架上。”兰克叫助手到他的藏书室内去查找，总不忘唠叨：“请不要随便移动我的书，也不要根据大小把它们放在一起。”

助手又继续给他念材料。“不要这些，它不是重要的。”老人突然插话。

兰克著作等身，他的全集有五十四卷之多，其中还不包括他用这种口授的方式写作的《世界史》。

编写一部多卷本的《世界史》，是他八十二岁高龄时提出来的，尽管他当时已不能读也不能写了，但他说，不写作他无法活下去。他悟到，“上帝”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便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发疯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日程表是这样的：上午9点起床，早饭后，由一个助手协助，从9点半一直工作到下午2点，下午4点用餐，睡1小时，再与另一助手合作，从下午7点持续工作到午夜12点。

老人站在窗前，喃喃自语：“历史学家是在上帝的轨道上进行工作的。”助手不解地望着他。

老人又继续说道：“我已与上帝签约了，他必须再给我五六年时间，以便完成这部著作。到那时，我可以高高兴兴地去见他了。”

他就这样不断地“写”着，并快乐地活着。

兰克逝世前，他口授的《世界史》已出七卷。后来，他的门生杜费把他的有关讲稿与之联成一体编辑出版，成为九卷本的《世界史》问世。不过在此要顺便说一下，兰克的代表作不是这九卷本的《世界史》而是《教皇史》，那是他刚过不惑之年时的杰作。

兰克死了，享年九十一岁。

人毕竟是要死的，但对长寿者兰克来说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上帝”非但没有违“约”，反而多给了他三年阳寿。

布罗代尔

1937年11月。大海，蓝天，一艘大型客轮正劈波斩浪，行驶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在甲板上，时年三十五岁的布罗代尔正出神地望着这翻腾的海浪。“历史不就是那深不可测的海洋吗？历史不就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吗？那喧嚣的当前历史时刻，不就是海洋中所激起的那一闪的波涛吗？”他半是自语，半是沉思。

历史的巧合，注定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确有缘分。是年，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完成执教三年的任务后，归国途中竟与吕西安·费弗尔不期而遇同乘一条船。当时，还没有开通横越大西洋的飞机航班，在长达三周的海上旅途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此他成了年鉴学派的一员，并在日后成为年鉴学派最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为“布罗代尔时代”。

人们评议说：“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布罗代尔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选。”说得好。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可以为之提供最有力的证据。在这里，我们实在有必要说一说这部鸿篇巨制成书当中的“细节”：在“二战”中，他沦为一名战俘，在德军战俘营的五年中，他完全凭着个人非凡的记忆力，娴熟地运用史料，开始了《地中海》一书的写作，至1945年获释时，他已完成了该书的大部分初稿，1947年定稿，1949年出版，迅即引起学界的轰动，被公认为一部世界级的史学名著。

其实，布罗代尔为我们贡献的不只是一部鸿著，更重要的是为世人传达了一种总体史的史学理念，一种播扬世界的年鉴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人们把《地中海》作为一部具有里程碑式的名著，那是实至名归的。

E. P. 汤普森

1992年，3月4日。

E. P. 汤普森，英国历史学家，这天他在家中抱病接受了中国学者刘为的访谈，以下是访谈节录。

刘为：您总是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您自己怎么看？

汤普森：我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另一方面，我并不称自己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已完成的、包容一切的、不证自明的思想体系这样一种观念已被证明是无益的。过去在苏联存在的那种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死亡的信念，一种实利主义（Careerism）。

刘为：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您自己的历史观之间的不同点吗？

汤普森：主要是，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反对那种以为历史必然经过某些前定的发展阶段的目的论观念。

刘为：您的希望是什么？您坚持的又是什么？

汤普森：我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刘为：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最近的将来会有所发展吗？

汤普森：除非他们向别的流派敞开大门，真正敞开，否则不会有发展。只是向别人灌输、自给自足、包罗万象，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是可悲的，是对人类智慧的阻塞。

刘为：比如？

汤普森：苏联的例子就是足够的教训。

……

是时，汤普森只有68岁，但因沉疴缠身，面容憔悴，步履蹒跚，短短的一次访谈，仍觉疲惫。翌年8月28日，汤普森溘然长逝，令人痛惜不已，如此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只能感叹“上帝”的不公。

不过，还有更不公的是，不论是他在世还是身后，非议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所表述的与传统的劳工史作品相异的史学思想，还常常被人扣上含有贬义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ist Marxism）或“文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Cultural-Socialist Humanism）的帽子。那是有失公允的，不妨请读一下前录汤普森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的提问，仔细探究一下他的著作，答案不言自明，倘说他“离经叛道”吗？要说是，那是对他深恶的“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对他始终恪守与信奉的马克思（原典）的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海登·怀特

余生也晚，这里所胪列的诸史家，自然无缘识荆。唯一的例外是本节要说的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师”的海登·怀特（1927—）。

春风又绿江南岸。四月上旬的江南，正值春草滋生，杂花生树，而上海剧变中的都市风光也自有特色，百年校庆前的复旦也更有特色。

2004年时值“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之际，海登·怀特应邀与会。初次见面，我稍加打量：金发疏落有致，蓝眼睛显得炯炯有神，轩昂的气派蕴于长挑身材中，但他与莅会的其他西儒并无多大区别，看不出身上特别的地方，如后现代什么的。

但他一张口，就不一样了。怀特善于言辞，或在会议上给代表们做主题报告，或在会外给学生们做学术演讲，或在会议间做评论、质疑、答问等，从他嘴里汩汩地流淌出来的是一套又一套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

4月9日上午，分组会议。

报告者有：复旦大学张广智（《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北京大学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复旦大学李天纲（《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史学》）。

三位报告人刚收话尾，怀特氏就迫不及待地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归纳他在其他场合的说法，不外是以下几点：

他完全避开历史认识论，走向语言哲学。这种“语言学的转向”颠覆了以往那种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进步的、连续的等传统史学观念，转而去研究历史著作中的语言学特点和结构。这是一种“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哲学中的一场“革命”。

他模糊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界限，从历史文本出发，把历史变成了一种“诗性的比喻”。

他从认知的、美学的、伦理的、语言的这四个维度，力图阐明“历史学的诗学性质”，在对历史话语的文本结构要素分析与解构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学。

他在评论张广智、罗志田和李天纲三人所做报告时，有些话一如前述之意趣，却表述得更令人难忘，如：

把历史与小说区别开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用科学方法治史，更是一个“普适主义”的错误；

诗性语言才是一个再现历史的途径；

近世西方史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把历史学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例外；

……

够了。援引这么多枯燥的话语，为的是让人们略知后现代主义史学之风貌。

后现代主义史学究竟为何物？做何评价？此处不容申论，但“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师”海登·怀特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他对历史学不乏真诚，而且充满了敬意。历史学应是多元的，海登·怀特及其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史学的园地中也应当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2016年10月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