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丙午 光绪三十二年）

十四岁。

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在地安门外兵将局）。入中学学习，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有在前三名者^注13。先生说：“我记得从前读书时，我和几个同学^注14自己做的功课，常常要比先生在教室里讲的快很多。像英文还只讲到五十页，而我们自己就已经读到八十页了。又像代数，先生还不曾讲到二次方程式，而我们自己的算草，就已经演到二次方程式了。至于其他功课，自然更要容易做了。”^注15“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注16

先生很早就有自己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利。若思之偶有扞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先生说：“我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我则自少年时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