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丁巳 民国六年）

二十五岁。

五月中旬，安徽督军张勋拥清逊帝复辟。……张耀曾先生随政府改组而下野。先生亦去职南游，经苏州、杭州而湖南，居同族群元兄家三月。时值在衡山的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率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沿途军纪极坏。

十月，先生由湖南回北京，溃兵此时亦正北撤，一路所见，触目惊心。

先生回京后有感于南北军阀战祸之烈，写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阻止内战，培植民主势力，并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与人。先生到北大任教后，还拿了若干册放在教员休息室，供人翻阅或自取。当时亦在北大任教的旧派学者辜鸿铭教授翻阅后，自言自语地说：“有心人哉!”^注38先生说：“我在北大任课未久，胡适之先生亦是初从美国回来到北大。这篇文章很得胡适之先生的同情与注意”。事隔数年，他还提起来说，当日见了那篇文章，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注39

十月间，先生返回北京，恰逢许先生（季上——先生头年向蔡先生推荐）大病，从暑假开学后一直缺课。蔡先生促先生到校接替，于是先生正式到北大任课。先生讲：“就这样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这七年之间，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论年龄，蔡先生长我近三十岁，我至多只能算个学生，其他同事也大都比我年长。所以我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绝非是谦词。更应该指出的是，论我个人资历，一没有上过大学，二没有留过洋，论专长不过是对某些学科经过自学、钻研才一知半解，至多也只能说是一技之长吧。蔡先生引我到北大，并且一住就是七年，这表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也说明蔡先生在用人上称得上是不拘一格的。只要符合他的办学宗旨，哪怕只有一技之长，他也容纳、引进，并给以施展之地。蔡先生以前清翰林而为民国元老，新旧资望备于一身，当时的新旧派学者无不对他深表敬重。”^注40

先生讲：“民国六年，蔡孑民先生约我到大学去讲印度哲学。我的意思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作学术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师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于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后来晤陈仲甫先生，我也是如此说。”^注41

先生讲：“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年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记得当时购读柏氏著作，读时甚慢；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美国詹母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注42

是年，发表《无性谈》于《东方杂志》。先生自注说：“此篇但拈无性之一义，非论定物如之有无。物如之言Things in itself苞体与象，顷但遮象，不欲拨体。盖问题所牵，将及于观念论与实质论，将及于可知与不可知，将及于科学哲学宗教之区界。冗中沟思为难，不敢涉及。他日当为不可思议论，暨宗教与科学两篇详之。惜所见西籍太少，不能博征诸家，大张吾义，颇思努力读书，再动笔耳。”^注43

是年，为《司法例规》代写了《司法例规序》一文，还写了《中华学友会宣言》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