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愈评价柳宗元一生业绩，说过这样一段话：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1]

这里结论故作疑词，韩愈显然认为“文学辞章”的历史价值是高于“为将相于一时”的实际功业的价值的。大家知道，韩、柳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所以表现在文章中，也有不少意见相左。但在这段议论里，韩愈尽管对柳宗元的一生活动隐含微词，却高度赞扬了他的文章。实际上，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不应只看作是对柳宗元本人功过的评价，而且包含着强调“文”的地位与意义、强调“文人”的价值与作用的新看法。

再看看韩愈的另一篇文章《送孟东野序》。其中提出的“不平则鸣”的看法，是欧阳修“文穷而后工”主张的先声。但是在文章逻辑思路上有一个问题：讲“不平则鸣”，从物说到人；讲人，又从唐虞说到当代；作为例子的，则从咎陶、禹到周、孔、诸子百家，直到孟郊、李翱、张籍，因而宋人洪迈指出：“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容斋随笔》卷四）近人杨树达先生在《汉文文言修辞学》中亦列此为文病。确实，韩愈这篇文章在立意上以“不平则鸣”为主干，但使用“不平”一词却含义歧出。“不平”之“平”如果是平正、平静的意思，那么喜、怒、哀、乐都是“不平”，“不平则鸣”就是“感物而动”、“缘事而发”的意思；但韩愈在文章末后归结到孟郊，却又说到“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则又用了愤郁“不平”的内涵。但今天我们分析他的这个观念会看到，正是在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中，韩愈把一个穷诗人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等同起来了。林云铭解释说：“篇中从物声说到人言，从人言说到文辞，从历代说到唐朝，总以天假善鸣一语作骨，把个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异样郑重。然后落入东野身上，盛称其诗，与历代相较一番，知其为天所假，自当听天所命。”（《韩文起》卷五）韩愈文章是否以“听天所命”为主旨，容后另议；文章中反映了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也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今天看来，韩愈把一个“文人”看得那么重要，他的言辞意义那么重大，却是一种新观念，反映了他对于“文”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举出的唐代的“能鸣”者，除上列三人外，还有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九个人，全是文学家。

意思是“能文之人”的“文人”一语，出现在汉代以后。《诗·大雅·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之人也。”孔《疏》：“汝当受之，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文侯之命》：“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当用是道合会继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尚书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本）《诗经》的《大雅·江汉》作于西周，《尚书》的《文侯之命》属今文，可信为早出。在当时，“文人”只是“文德之人”的意思。这也反映了那时候“文”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实际。到了汉代，才出现了“能文之人”的“文士”、“文人”。如《韩诗外传》卷七：“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王充《论衡·超奇》：“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但在当时，“文人”所能还被视为技艺。以司马迁之宏才，不过被“俳优畜之”；扬雄则自悔少年作赋是“雕虫篆刻”。王充把“文人”提高到儒生、通人之上，颇有高自标帜之意，但仍不出“士”的一列。到了汉、魏之际，鲁迅所提出过的“自觉的文学观念”形成了，文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也是鲁迅提过的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那样的主张。但同时代的曹植却又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同上卷十六）这显然表现出轻视文人和文才的意思。对这一点，鲁迅在《而已集》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分析，曹植是作“违心之论”，说他一是文章作得好，不满于自己所作而羡慕他人之所为；二是其活动“目标在于政治方面”。这就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不论“文”与“文人”是如何受重视，但文事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位与意义远在实际的政治事功以下。通观六朝及其以前，“文人”也确乎只能“帮忙”与“帮闲”，作为贵族阶层的附庸而已。

这样，再来对比前述韩愈文章的看法，则韩愈显然把文章与事功、道德、思想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本来是主张以儒道济世的，但他在《师说》中却把“传道”与“授业”并列。正如朱熹所解释的，这里的“业”就是“六艺”之业，包括写文章的技能。他的《进学解》是以解嘲的形式自我肯定、自我揄扬的文章，其中也是儒学、文章、道德并称，重点称扬自己的文章技能。他说自己“性本好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这里的“文学”即指“古文”之学。他中进士后，制举不利，三上宰相书，大讲自己如何会作文章，“其业则读书著文”，“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又夸耀自己的文章如何与流行的“绣绘雕琢之文”不同。他的《与孟尚书书》，表白自己的心迹，以孟子为楷模。孟子在杨、墨交乱之后，“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这样，要“使其道由愈而粗传”，实际靠的还是文章。所以，他一再表示，文章可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答李翊书》）。总之，在他看来，文章的作用绝不在道德、事功之下；从事文章写作的意义起码不次于从政作官。

韩愈对“文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客观现实的变化。一方面，到了唐代，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不少没有等级特权的文人可以凭借政能文才取得政治地位，文才受到普遍的重视；另一方面，文学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又有新的巨大发展，它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干预政治的作用更为突出。如白居易等人写“新乐府”，就把诗当作比朝廷章奏更为犀利有效的政治工具。这样，韩愈的新的“文人”观念，反映了现实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文人”阶层的要求。

韩愈如此大力肯定“文人”的作用与地位，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在他看来，文章不再是“小道”，不再是“雕虫小技”；文学事业的价值也不次于政治事功。他用这个观点动员文坛，教育后学，使更多的人自觉地穷精力于文章。这对于“古文”的大普及、大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宋代以后，有人从儒学的角度批评韩愈为“文人”，如张耒说：“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张右史文集》卷五十六）王守仁说：“退之，文人之雄耳。”（《传习录》卷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些话本意都在贬低韩愈在儒学上的地位。韩愈在儒学上的得失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也确实透露了历史真相：韩愈重视“文人”，并努力作一个“文人”，完成他所理想的“文人”的事业。

[1] 本书引用韩文，除特别注出者外，均据《韩昌黎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排印本。以下不再注出书名、卷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