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样，韩愈张扬儒道，义正辞严，常常以忠诚的卫道士的面貌出现。他的卫道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有相当的贡献。对这一方面还可以另做分析。而他一生着力却在于“文”，他要通过杰出的“文”来捍卫纯正的“道”。所以他一再表白：“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早年，他上书宰府，说自己“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上宰相书》）。这里后一句话很值得注意。《旧唐书》作者说他是“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就是说，文章宗旨是明道的，但形式并不是模拟六经，而是继承司马迁、扬雄的文风。所谓“约六经之旨”，是指遵循宗旨，而不是模拟文字；“成文”，则是要成就称得起“文”的有艺术力量的文章。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刘禹锡讲的一个故事：“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韩愈为人好作讥戏之言。但在这种讥戏中正表现了他对“文”的自负。他的重视文学，后人也看到了。胡震亨说：“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李、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那动不得。”（《唐诗音癸签》卷二五《谈丛》一）程廷祚则是从反面讲的：“退之以道自命，则当直接古圣贤之传，三代可四，而六经可七矣。乃志在于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以自标置，其所操亦末矣”，因而说“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唯知有记诵词章”，也评他为“文人之雄”（《复家鱼门论古文书》，《青溪集》卷十）。近人张伯桢记载康有为的一种相似意见：“……时朱先生次琦力尊昌黎先生，独谓昌黎道浅无实。言道当如庄、荀，言法当如申、韩，即《素问》言医，固亦自成一宗。若昌黎不过工为文耳，与道又何曾与？”（《南海康先生传》）这类议论，未免偏激。说韩愈完全不懂儒学，也并不合乎实际。但韩愈一生努力于文章，在散文艺术上下了更大的力量，则是确实的。

这里又涉及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艺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艺术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例如韩愈要卫道；但重要与第一位并不意味着要人们下主要力量。艺术终究是艺术。没有艺术技巧与艺术力量谈不到达到什么目的。因此艺术手段在很多时候是创作的主要矛盾。例如韩愈，为了卫道则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文”上。另一个是艺术本身有其独特的规律，研究和掌握这个规律要下大力量，是非一朝一夕所能臻于完善的。韩愈在这方面是做出巨大努力的。

总之，不管韩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哪些弱点和局限，他的“文以明道”的“古文”创作纲领在理论上是有科学内容的，在实践上也是积极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