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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作者:李剑农 著


导论

一 百年前的世界趋势

我们要知道近百年内中国政治上发生大变化的由来,非将百年前世界的新趋势,和中国内部的情形,作一度简略的比较观察不可。因为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的。但此处所谓百年前,我们不能追溯得太远,只能从一八四〇年追溯到一七四〇年顷,约当中国的乾隆、嘉庆两代。这个时期,在中国是清朝的最盛时期(但已有衰兆),在西方是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

最重要的推动力,是英国的瓦特(Watt)所发明的蒸汽机。瓦特生于一七三八年,殁于一八一九年。蒸汽机的发明,在一七六四年,初应用于矿山的吸水器,渐至应用于各工厂,到一八〇七年,美国的福尔敦(Fulton)更应用它创造蒸汽船。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约数年,即一七六八年,英国还有一个发明纺织机的阿克莱特(Arkwright)开始创设纺织公司。这是所谓工商业革命的开始。

就政治思想方面说,此时期中,法国有三大名人:一个是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研究各种政制,发表所谓《法意》的名著;一个是福禄特尔(一六九四— 一七七八年),发表许多文学作品,攻击贵族、僧侣等上流社会;一个是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发表有名的《民约论》:这都是促起政治社会产生变化的推动力。就经济思想上说,在英国有一亚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发表所谓《原富》的名著,成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在法国有一个圭斯尼(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年),为重农学派的倡导者:这都是鼓吹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有了这些经济上及思想上不断的新发展,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不能维持原来的形势,并且变动的波澜,将由西方而及于全世界。

再就此时代西方的国际形势,及政治实际上的变动观察。自东西航路发见后,殖民地的争夺,已遍于东西两半球。十七世纪西班牙在海外的优越势力到了十八世纪,渐渐地移于英国。(十七世纪新世界殖民事业,西班牙领地最大,法兰西、葡萄牙次之,英吉利最小。)十八世纪的初期,欧洲各国的政治,法国已完成强固的中央集权,英国且由君主的中央集权进于国会内阁政治,其他各国的政治组织,散漫微弱,远不及英法。在欧洲本部的政争,英与法常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英法两国也常常彼此对抗。当十八世纪的中期,英法两国在东半球的印度和西半球的美洲都有剧烈的战争。两国在印度的势力,起初本不相下,印度人并且多倾向法国的方面;一七四一年后,英法在欧洲因为奥国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战争,于是两国在印度也开始争夺;从一七四三年起,连年战争不断,到一七五六年,欧洲又发生所谓“七年战争”,英法又成劲敌,两国在印度的争夺更凶;结果英以东印度公司社员克莱夫的奋斗,卒于一七六〇年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摧毁,从此印度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到一七八四年,由英政府发布条例,将监督权由东印度公司移归政府,树立英国雄飞于东方的基础。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势力,当十八世纪的初期也是法国优于英国;两国在北美洲的争夺,约与在印度的争夺同时;最烈的战争,也是在欧洲“七年战争”时。一七五九年,英国攻陷魁北克,次年遂占领加拿大,于是英国在北美洲也独据优势。

自英法两国殖民地争夺的胜负决定后,于是更要发生世界的大政变了:一为英国殖民地北美十三州的独立,一为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热心争夺殖民地,起初是想由母国垄断殖民地的利益,北美的殖民就有些不平;自经累年的对外战争以来,国库的负担增加,因于一七六五年课税于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以在国会无发言权,坚不承认;英政府想用兵力强制;到一七七五年,十三州就联合树起独立的旗帜来了。独立的战争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共经八年。欧洲大陆各国,都有点嫉视英国海上的势力(尤其是法国),对于独立军予以种种援助,英政府卒归失败;到一七八七年,十三州制定了一种联邦新宪法,正式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开近代民主共和国的先声。北美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仅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的大革命发生了。法国也因为在不断的战争中,国库弄得很空虚,又加以王室和贵族的奢侈滥费,弄得财政没有方法整理;社会上的人士受了福禄特尔、卢梭一辈人学说的熏染,加以北美独立战争的刺激,于是以召集三级全体议会为导线,引出大革命的活剧;到一七九二年,由国民公会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死刑,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再经过几年的混乱,政权落入拿破仑第一之手,到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了。当法国革命初起时,欧洲各国的君主贵族政府,群起恐慌,想用兵力来扑灭法国的革命势力,但是完全失败;及拿破仑专政,一手举自由旗,一手提指挥刀,横行全欧,把欧洲大陆的封建残余尸骸踏入泥涂;除了极北的俄国和隔离于海上的英国外,大都皆被拿破仑所慑服。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由俄败归,兵力衰退,英、俄、普、奥各国,乘势合力攻法,始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两年,把拿破仑打败,将他流放于圣希列拉岛;由维也纳会议恢复欧洲的和平秩序。

一八一五年后,欧洲的和平秩序虽然恢复了,法国也再由拿破仑的帝政反于包本王统的王政了,算是反动势力的伸张时期;但是法国的王政,已非从前的王政,路易第十八须用宪法来敷衍国民;其他各国的国民,虽然连一纸宪法都不曾取得,但是自由民权的思想,已潜伏在各国人民的脑识里,不能拔除了。到了一八三〇年,法国又发生所谓“七月革命”,更换了一个新王统,由包本王家的支裔俄连公爵路易·菲立普取查尔十世而代之。这次革命的意义,就是以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战胜反动的贵族、僧侣传统势力。法国的“七月革命”,对于欧洲其他各国,虽未发生绝大的波动,但也多少受了一点影响;其中受影响而发生最良好的结果的,要算是英国一八三二年国会改革案的成立(即中国道光十二年,鸦片问题将要发生了)。英国的政治,在一八三二年以前,虽已成为国会的内阁政治,但国会为旧贵族、地主的优越势力所宰制;经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后,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始得及于国会。自此,英国的国会内阁政治,比从前的精神更不相同,向外发展的力量,比从前更形充实,欧洲大陆各国的国民隔岸羡慕,有望尘莫及之感。但是有了那种蒸汽机和其他思想学术上不断的新发展作推进器,民权自由的势力,不久也要弥漫全欧,终非那神圣同盟的力量所能遏止。

上面所述是百年前世界新趋势的大概。

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

中国在十八世纪,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禅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时期,正值英法争雄于欧陆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当他在位的后期;法国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庆帝时代,则为拿破仑第一称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庆十二年,已应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国的学术思想说,此时也算是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所谓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皆会萃于此时。(戴为乾隆时举人,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段为戴之弟子,亦乾隆时进士;王念孙为乾隆时进士;引之则嘉庆时进士也。)他们治学的方法,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他们的工作还只能比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工作,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若何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实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记》等书),但终为旧时代所谓“王政”的观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戴氏的哲学理论,也很与西方边沁派的功用主义相接近,但当时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证,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学上的理论的;因此盛极一时的所谓汉学,全没有与西方同时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时代,中国人且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平心而论,谓天下乱于汉学固属诬说,谓汉学没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则属事实。)并且在乾隆奖励学术的用心,与其说是启道民智,毋宁说是想把优秀人士的聪明才力锢蔽于故纸堆中,帝开四库全书馆,与明太祖用八股文来锢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样的手段。他一面开四库全书馆,一面颁布禁书令,凡明末清初有关于满汉民族消长的著述,皆称为逆书,一律销毁;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销毁所谓逆书凡二十四次,被销毁之书达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犹恐未能禁绝,到五十三年尚严谕陆续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国派来中国的特使马甘尼(Macartney)归述所见,说中国的科学知识远不如他国;说招待他的赵大人,看见他从衣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大为惊异;说他在热河与各大臣会见时,于欧洲各种发明物中特述氢气球一事,劝中国备置一球于北京,并劝中国宜聘用西方各种专门技师,传授各项专门学术,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劝告;说乾隆帝虽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诸事不欲落人后,但实际所见不远,还不及康熙帝的通达,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不知启导民智。我们看马甘尼所述,便知道当清代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再就政治的组织上说,此时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我们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势力的变化,不妨在此处将清代几种主要的政府机关,略略加以分别的说明如次:

一、内阁与军机处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最初在内阁,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完全移于军机处。但是清代所谓内阁,与现世君主立宪国的所谓内阁,完全不同;内阁的阁员称某殿(如保和、文华、武英等)或某阁(如文渊、东阁、体仁之类)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等。大学士的职权,在清初除了接受各处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拟谕旨并批答奏牍外,还参与重要机务。经康、雍、乾三朝屡次用兵平乱,产生军机处。军机处本是专管军机秘密事情的,后来因为作军机大臣的人就是作内阁大学士的人(如乾隆时之鄂尔泰),内阁大学士的权就被军机处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不过是赏给有功大臣一种特别荣贵的头衔罢了,他的职掌,除了谕旨奏牍的收发,几于别无所事了。军机大臣,也是没有一定的员额(起初没有满汉并立的规定,但事实上总是满人。洪杨之役以来,渐有汉人充军机大臣的),随皇帝的意旨于皇族内阁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中选充,与皇帝最亲近。他的职权,凡政务的裁决、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时的军事方略,无不参与。但有两点最宜注意的:一、无论内阁或军机处,都没有特别独高的首长,首长就是皇帝;二、无论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都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只有皇帝—就是上谕或谕旨。

二、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关,在预备立宪以前,只有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是沿袭前代的旧制。各部的主要人员,从清初就定为满汉二人并立(对于重要的各部,有时特派皇族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长官称尚书,次官称左右侍郎,通称曰堂官。但是有最可注意的二点:甲、六部虽为中央行政机关,对于各省的政务可以核议准驳,但各部的长官却没有向地方长官(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要向督抚发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谕旨行之);乙、尚书与侍郎,各有单独的上奏权,尚书与侍郎意见不合时,除了两方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然则就中央与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总辖全国的行政首长;就尚书与侍郎言,各部并没有统率全机关的唯一首长;无论对地方或对本机关,最后的解决,也只有问皇帝。

三、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总监察机关。它的主要职员有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所属有给事中二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给事中及监察御史总称之为科道官)。这些科道官虽然因处理事务上及地域上设有分界,但是他们的监察权在性质上并无限制;无论甚么阶级的官,他们都可以参劾,无论甚么性质的事,他们都可以举发或反对;大小官府的陈奏,他们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谕旨,他们也可以拒驳;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们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们代伸:总括一句,国家政务的全部无不受他们的监察。但是有几点应该注意的:甲、这种监察权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机关全体去行使,是用都察院各员的官衔单独去行使,从都御史到所属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单独的参劾上奏权,并不要经过全体机关的取决;乙、这种监察官的选任,并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经验的人,也不是一种有特别保障的终身官,随时可以改任或升迁,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样的要受他人监察,有特别权势的人可以暗中干涉他们的进退;丙、这种监察官自身的责任问题,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为断,皇帝喜欢容纳直言的,对于他们的诬劾诬说,也不问他们的责任,倘若触犯了皇帝的私好偏爱,就是参劾的确实,也要受谴责。

四、各省督抚 清代的总督、巡抚,也是沿袭明代的旧制(在明初皆非常设之官,但是后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性质都渐次变了)。总督大约是兼辖两省(晚清的东三省总督兼辖三省),但也有单辖一省的;辖两省的所属有两个巡抚,总督初无直辖地;辖一省的则以总督兼授巡抚衔,其下不别设巡抚。原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时的上谕说“:总监地辖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协和将吏,辑绥军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乾隆时修的《大清会典》上也说“: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统理教养刑政。”但是,后来督抚的职权都有变化(变化大都起于洪杨之役,此后总督、巡抚的职权渐次无有差别)。督、抚不受内阁、军机处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彷彿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就上面所说明的几种机关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一、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二、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了。但是这种完密的君主专制的组织,须得君主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运用如意;若遇着一个庸主,必使机关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确是能运用这种机关的人,所以在乾隆时代的政治,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治。自嘉庆帝以后,“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渐次侵入,于是这种最完密的君主专制政治的组织,渐有“捉襟见肘”之势了。

上面是专就政治的机关上观察。再就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说,乾隆帝确是很厉精图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纪已满八十五岁;始禅位于嘉庆帝,对于重要的政务,嘉庆帝还是须禀命而行。当乾隆帝年逾八十时,他自诩为古来罕有的皇帝,自作《御制十全记》,叙述他十全的功绩。所谓十全,就是当他在位期中,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缅甸、安南各一次,受廓尔喀之降二次,合之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虽盛,终究掩盖不了他内治的弱点;他信任一个贪黩不堪的和珅达二十年,援引许多贪黩的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之徒,赃款累累,动辄数百万,在他尚未禅位的时候,已经屡次发生赃贿的大狱;这些赃贿案,实际都是由和珅在内隐为驱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这些赃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监察人员也终究不敢触动到这个根源上。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方把和珅处以死刑,抄没他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约值八万万两。(当时查抄其家产金额列为一百零九号,内中已估价者仅二十六号,约占金额四分之一,计银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两,故其金额约为八万万两云。)当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因为当时中国国库岁入额并不甚大(每岁不过七千万两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万万,超过了国库岁入十年的总额。因为有这么一个贪黩的宰相在内,驱使一班贪黩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无所不至,于是民力凋敝,到嘉庆帝一即位,地方的乱事就起来了。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到嘉庆元年,白莲教之乱起,蔓延及于五省,经过八九年的长时间,耗去军费二万万两,才告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以安南为窟穴,侵扰两广、闽、浙各处,到嘉庆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扰乱山东直隶,至于震动畿辅宫禁之地;到嘉庆末道光初,边境又有回部张格尔的乱事,官军大举征伐,经过七年的长时间,才告平定:这些乱事,大都是在乾隆后期已经酝酿潜伏着,到嘉庆时才陆续爆发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说就是嘉庆以后的民乱种子。

在白莲教乱当中,满清的政治,还暴露一个大弱点,就是军备已经失了作用。满清的所谓经制兵即常备军,原有八旗兵与绿营两种;到嘉庆时代,这两种常备军都已腐败不能作用。当嘉庆民乱,有记述当时情形者,谓:“交战时以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旗兵在最后,贼军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则与贼兵不相值。乡勇伤亡,则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则冒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惟尾追而不迎击,甚至地方村民备粮请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以驻军。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渔五十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尝于深菁荒麓间,供一品值五两之珍馐,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书初至营中,得贿珍珠三斛、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军纪这样腐败,所以白莲教乱,延到八九年。白莲教乱的平定,并不是这种常备军打平的,乱事蔓延到无可如何的时候,采用两种政策:一、坚壁清野;二、团练乡勇。坚壁清野的政策由德楞泰建议,就是令地方市镇坚筑堡垒,不给贼以掠夺机会,待其自灭;此法初行于湖北随州,颇有效力,后乃命川、陕、豫各省仿行。团练乡勇的政策由合州知事龚景瀚建议,他因为八旗官兵不可恃,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故主张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既可替国家节省军费,又可灭免地方的扰害。当时有反对此说的(陕督长麟),说团练乡勇以保乡里虽未尝不可,但恐民间有兵,难免将来的纷扰危险;但终不能不采团练的政策。四川一省的乡勇,至有三十万人;到了乱事平定之后,又把乡勇的兵器收回。政府的常备军既不足以平内乱,自然更没有捍御外侮的能力,所以后来一与西方武力接触,便无不失败。这是百年前中国内部的大概形情。

三 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

百年前世界的趋势既如彼,中国内部情况又如此,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事。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门户既被打破,于是西方的势力,节节相逼而入,造成近百年的政治局面。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为第一个段落;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为第二个段落;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为第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满清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若从这三大段中间重要的政治事变再加剖析,又可分出下列的小段落来:

一、因为英国人扩充商场的热望屡为清政府所阻遏,遂以鸦片问题为导火线,惹起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结果于一八四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一岛,并开五口为通商口岸:是为外人打破中国门户的开始。

二、中国自受此挫辱,一方面汉民族对于清廷的威力渐渐看破,一方面感受西方潮流的影响,到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就有洪杨革命军的崛起;洪杨战役连亘十五年,至一八六四年渐告平定:是为汉民族势力复活的时期。

三、在洪杨战役中,又有英法联军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之事(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结果与英法结城下之盟,外力压迫的程度又进一层;并且在平定洪杨的战役中,得了外国人军事上一点助力;于是到平定洪杨以后,所谓中兴的新人物中,颇有感觉西方军事艺术优长的人,讲求所谓洋务,在造船、制械、练兵、裕饷上,尽力模仿西法;所以,由同治朝到光绪中叶可称为洋务讲求时代,亦可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不过,这种皮毛上的西法模仿,终于不能发生抵抗外力的效能,到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对于安南问题,和法国发生争议,结果模仿西法的第一根据地马尾船厂,被法军破毁,失去安南的藩属地;但是皮毛上模仿西法的方针并不因此改变。到一八九四年,便有所谓甲午战争的大挫败。至此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

上面是第一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四、由甲午战败的刺激,惹起士大夫阶级里面一部分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遂有维新变法的运动;到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夏间,运动达于最高潮,便有所谓戊戌“百日维新”的事业:是为维新运动的初步。

五、由“百日维新”的失败,西太后再行临朝;到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因为亲贵利用拳民,争夺政权,排斥新党,惹起外国联军入京的大祸:是为维新运动反动时期。

六、由《辛丑条约》的耻辱,清政府始感觉维新变法的必要,于是有督抚派的维新运动;到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勃发,结果日胜俄败,更感觉立宪优于专制,于是有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是为维新运动再起的时期。

七、自“拳乱”以后,国民对于满清政府的反感,已非虚伪的立宪招牌所能缓和了;在一九〇五年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自此一方面预备立宪,一方面进行革命,进于革命与立宪对抗运动的时期;立宪的虚伪,一天一天的暴露,革命的潜势力,一天一天的膨胀。到一九一一年秋间,便有武昌革命军的崛起。

上面是第二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八、从一九一一年秋间武昌起义,到次年春初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政权由满清朝廷移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的时期,是即由第二大段转入第三大段的关键。

九、由一九一二年春间临时政府北迁,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开始斗争;到次年春夏间,因“宋案”而惹起赣宁之役,国民党失败,国会被破毁:是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

十、国会第一次破毁后,袁世凯图谋帝制,第一步修改约法,第二步成立筹安会;到一九一五年秋冬间,袁氏公然要称帝了;反帝制的各派联合奋起,与袁氏决斗,到次年夏间,卒将袁氏打倒:是为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的对抗时期。

十一、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不可侮,他们不利于旧约法,因是发生新旧约法的争议;结果旧约法虽然恢复了,到一九一七年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惹起国会第二次的解散,演为长期的护法战争,成为南北对立之局。在护法战争中,一方面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派,他方面西南的小军阀也渐形跋扈;到一九二〇年秋间,北洋军阀的直、皖两派,公然打起仗来了,西南的军政府也瓦解了:是为护法运动与南北各军阀分裂的时期。

十二、自一九二〇年北方直、皖两派分裂,西南军政府瓦解,护法的战争,虽然尚未终了,但因南北两方都失了重心,于是进于所谓联省自治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徒为割据地盘的各军阀所利用,各军阀间势力扩充的斗争仍未能免;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秋冬间曹锟篡窃大位时止,可称为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混战的时期。

十三、自一九二四年春,中国国民党改组,南方的新势力,一天一天的充实,北方曹锟颠覆后,成立一个临时执政政府;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执政政府消灭,国民党准备北伐的工作完成,于是北洋的军阀嫡系势力将归消灭了:是为第三大段的最后一段。

上面三大段中的十三个小段落,便是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的总纲目,以下便依照这个总纲目分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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