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

周以栗，字子慎，湖南省望城县今霞凝区桥驿镇人，1897年10月26日生，世代佃农。父亲周世昌，是一个沿门做工的皮鞋匠，母亲戴九姑则是一个靠纺织为生的农妇。

周以栗同志自幼聪明，记忆力特别好，旁人常夸称他过目不忘。因此，很得老师姜济寰、邹寿祠等的喜爱和资助，得以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第一班。毕业后，在长沙县立第一高小、长沙周南女校任课。后经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引荐，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经毛泽东等教育界人士推荐，他曾赴北京学习汉语拼音方法。回长沙后，著有《中国文学的出路》《国语拼音法》等书。他的标准普通话教学，深得师生喜爱。

1924年，周以栗在周南女校任教时，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因政见不同，曾与学校教务主任李树藩发生冲突。李树藩图谋报复，要解聘他。这时，适逢徐特立同志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了长沙，担任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同志聘请周以栗任教务主任，这时周以栗同志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领导民众运动。这时候，各地国民党省党部相继成立。周以栗也就在这之后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26年8月间的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后来又兼任了青年部长，积极地在湖南开展民众运动和青年运动。

1926年6、7月间，湖南到广州参加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学生回湘。为了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工农运动，湖南著名的共产党人夏曦、何叔衡、周以栗又将这批学生集中起来，在衡阳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介绍各县情况和工作方法。训练班办了半个月左右，周以栗同志作了几次报告。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为了培养农运骨干，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冬，毛泽东同志在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积极筹建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并亲赴湘、鄂、赣三省党部提出这一倡议，得到了三省党部的响应和支持。为了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同志与湖南党组织商量，决定由周以栗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1926年阴历12月中旬，周以栗离开湖南到了武昌。

1927年1月15日，周以栗参加了湖北省党部召开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董必武等同志一道，讨论了创办三省农讲所、推荐筹备员等事宜。1月16日，三省农讲所筹备处宣告成立(后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公地点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内。

农讲所筹备处成立后，经费、校址、设备、学生、教员等均无着落，周以栗为此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协助毛泽东同志为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3月1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周以栗同志为教务主任。4月4日，农讲所师生召开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会上，周以栗同志详细地报告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经过，要求学生“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认识种种农民问题”，号召大家“成为农民运动职业家”。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739人，其中以湘、鄂、赣最多，大多数是各省工农运动骨干及党团员骨干。所设课程29门，主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略及常识，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还学习军事项目等。

为了统一领导，共同抵抗军阀的压迫及土匪的骚扰虏掠，1927年3月15日，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团体红枪会、黑枪会、绿枪会，在武昌农讲所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会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周以栗同志作了报告，他希望河南武装农民“应巩固自身组织，与革命工作......”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周以栗主要负责教务工作，但毛泽东同志因当时工作很忙，常不在农讲所。所以，实际上农讲所的日常工作多是周以栗同志负责。他很尊重毛泽东同志，常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并协助毛泽东同志在师生中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同志不在农讲所时，他代替毛泽东同志负责农讲所党的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农讲所停办了。农讲所停办后，周以栗到了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他化名“易云”，到河南省担任省委书记。

1927年12月，周以栗亲赴河南豫南特委检查指导工作。1928年元月赴确山县，2月到汝南县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农村根据地，对河南的革命斗争作出具体布置。

1928年4月15日，由于组织被破坏，周以栗同志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残酷地折磨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背，烫他的全身，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后经过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多方营救，周以栗同志才被释放出狱。

1929年，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周以栗同志冲破敌特包围，历经艰险，辗转来到了福建省汀州市福音医院傅连暲同志处治疗那已被敌人折磨得极度虚弱的身体。1930年8月，周以栗同志的身体稍微好转后，党派人把他接到了红军部队，让他担任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我党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主客观条件，命令红军各部队去攻打南昌、长沙、九江等中心城市。毛泽东同志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抵制。这时，党中央派周以栗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到红军部队说服毛泽东同志攻打长沙。然而，他没有说服毛泽东同志，反而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下，周以栗同志转变了立场，坚定地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这边来了。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彭德怀等同志，及时地抵制了“左”倾路线对红军部队的干扰，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这对于毛泽东同志纠正“左”倾路线和制订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确立“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留吉安休息时，周以栗曾代理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职务。

1930年12月，周以栗同志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和活捉张辉瓒的战斗。19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后，周以栗担任了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并派了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一次会议上，周以栗同志因为宣传了山上有个马克思主义，因而受到了围攻。在青塘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大争论中，周以栗同志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和王明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1年4月，周以栗同志经毛泽东等同志的提议，被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同年6月，又任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根据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边界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积极为红军筹集款子，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