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抗战　身先士卒

郁永言来到山东后，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一副白银镜架的高度近视眼镜，架在瘦削的鼻梁上;高高的个头，一副瘦弱的骨架支撑着;饱经风霜的面孔，总是那么严肃;不喜欢多言的个性，总是默默地埋头工作。一纵队来到山东蒙阴县坡里村后，郁永言被分配到纵队政治部工作。开始分配他刻蜡版出油印电讯《参考资料》，供领导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让一名堂堂的南京中央大学经济学毕业的大学生搞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不合适吧!可郁永言不这么想，他认为:只要是革命工作就应该做，而且应该做好。不会做，就学着做。为了把刻蜡版和油印工作做好，他总是谦虚地向别人学习、请教。经他刻写和油印的《参考资料》，字迹工整、清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同年9月，郁永言离开纵队政治部，调大众日报社编辑室做助理编辑，负责编排三版时事新闻，同时还要负责由《参考资料》改为《大众电讯》的编印工作。面对新任务和繁重的工作，郁永言二话没说，默默承担起了党交给的新工作。他编起稿来，总是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坐在那编呀，写呀，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北方的严冬是十分寒冷的，从江南水乡来到蒙山山寨的他，脚被冻坏了，身体更瘦弱了，但他从不吭声，更不叫苦，他对工作的极其认真负责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依然不变。行军转移，他总是拐着冻伤的脚，背着沉重的背包和油印工具，忍着疼痛，紧跟着大家一起长途行军，决不掉队。同志们要帮助他，他从来都不肯，他把这些看作锻炼自己的机会。

郁永言进步很快，不久由助理编辑升为编辑，后又任《大众日报》国际时事版主编。随着我党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社为加强通讯报道，特将电务室改为通讯室，调郁永言任室主任。通讯室的任务是:继续按时抄收电讯，出版《大众电讯》和为报纸提供电讯稿。此外增加采访报道任务，对外称“大众通讯社”。在新的领导岗位上，郁永言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千方百计让《大众电讯》出版得更快些，更好些;有时他还走出“通讯室”，翻山越岭去参加各种会议的采访，边听边记，插空还要编稿、写稿。晚上返回驻地后，在菜油灯下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处理稿件。1940年11月下旬，日寇连续进犯我根据地，我军奋勇反击。郁永言亲自组织了报道，从28日起《大众日报》连续发表了《用胜利粉碎敌寇投降派　八路军攻克武安——毙敌300余名俘伪军40缴轻重机枪6挺步枪百余支》《敌武安惨败再犯岳家村　蒙山军民加紧反“扫荡”》《加紧反“扫荡”反投降　费北民众大破路》《收复武安的血战》《小卞桥战斗》《武安战斗的胜利》《光荣牺牲的晏永友同志》等7篇通讯。此外还组织报道了《鲁南革命老人孔照同司令病逝》《八路军一一五师痛创暴敌保卫天保山》《八路军百团大战辉煌总结》等。类似这样突击性的报道，郁永言组织过多次，每次都比较充分地报道了我抗日军民的战绩和抗战热情。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郁永言义愤填膺，怀着无比愤慨的心情编发了《全国人民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内战挑拨者蓄意破坏抗战　新四军惨遭伏击》《为顾全团结统战奉命北移　光明磊落忠心照日月》《诱歼阻击仁义道德何在》国法军纪何在《朱彭叶项通电全国沉痛呼吁》《举国沸腾人神共愤当政者制造大惨案》《为江南新四军惨遭围歼中共中央发表重要谈话》《一切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制裁反共亲日投降派》《全国抗战军民急起力争实现九项要求》等一批报道。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办报，无论是日常报道，还是突发性报道，郁永言总是全身心地投入，甚至不顾及自己瘦弱的身体。敌人残酷的“扫荡”，加之严重的干旱，根据地严重缺粮，吃的是地瓜面(白薯)和糁子面，从南方来的郁永言，本来胃就不好，吃了地瓜面就闹胃病，夜间吐酸水，可他总是默默地忍着，从来不会要组织的照顾。环境的艰苦和生活的不适应，没有动摇郁永言的革命意志，他依然和报社的沂蒙人一样战斗和生活。

1941年6月，为进一步加强新闻报道，将通讯室改为通讯部，郁永言任通讯部部长。原来对外称“大众通讯社”，从此改为“新华社山东分社”。6月28日“大众日报”上刊登的新闻，首次用了“新华社山东分社”的电头，并开始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新华社，以及胶东、清河、鲁南等地报纸发稿，呼号CSR8。山东分社同时也开始抄收新华社延安总社的广播。

新华社山东分社是在大众日报社的大众通讯社的基础上，于1941年6月诞生的，首任社长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社长的李竹如兼任，郁永言任分社采编主任兼大众日报通讯部部长。山东分社始终与大众日报在一起，分社就是报社的通讯部，分社、报社是一家。担任了分社采编主任的郁永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更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行军、转移，每到宿营地，就忙着采访、编报、发稿。在险恶艰苦的反“扫荡”岁月里，行军打仗搞新闻，根本谈不上工作条件，更谈不上生活保障，连生命都准备随时献出。但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为了纪念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节日，“九一”记者节，郁永言撰写了新闻理论佳作《转变新闻作风》。文章就当时我党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作风和文风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同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怎样的作风和文风。时间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文中提到的新闻作风和文风问题，今天读来仍不失其光彩，仍可从中获得诸多教益和启迪。郁永言在文章中提出的新闻作风和文风问题，在今天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中依然存在，有些问题还有所滋长。他分析的产生问题的根源，至今是当代新闻工作者需要警觉的问题。他提出的优良的新闻工作作风，是当代新闻工作者仍需奋斗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

郁永言的英文也相当不错，这年9月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来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时，郁永言曾经两次陪同希伯参观新华社山东分社和大众日报社，用流利的英语向希伯介绍分社和报社各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同志们的抗战生活。在山东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召开欢迎希伯的茶会上，郁永言不等翻译把希伯的讲话译出，便用英文迅速记录下来，茶会结束后，他就用新华社山东分社的电头发表了《欢迎国际友人——希伯》的新闻特写，真实生动地报道了这次茶会感人的场面，以及茶会的深远意义。在山东各界欢迎希伯的座谈会后，郁永言又发表了通讯《一位外国记者的意见》，阐述了希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谈了对敌占区、国民党的统治和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意见”。郁永言在希伯的“意见”后面，深情地写道:“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再三诵读的一段话呵!事实证明了，真理，只要是真理，就一定为中国人民所拥护与热爱，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的敌后人民，在保卫祖国反对日寇的战场上，所流的血，所流的汗，决不是任何有成见的人们或党派所能够一手抹干的!”这段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插述，是发自郁永言心灵深处的呼喊，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热爱的心声。

郁永言对通讯工作也十分重视和关心，为了尽快把山东的通讯工作开展起来，1941年10月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动员文化战士开展山东通讯工作》的评论。他在开头就向文化工作者指出:“一个严重的任务，今天摆在我们每一个山东文化战士的面前。年青的山东人民的英勇斗争，需要我们全面的反映，并把这些生动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传播给全国人民，特别是深远的大后方和被敌寇层层封锁得如陷十八层地狱的敌占区人民的耳朵里去。”郁永言心中总是装着“山东人民”、“全国人民”和“敌占区人民”，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胸怀。为此，他向文化工作者大声疾呼:“为了有效的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在文化战线上来一个全面的动员。每一个文化战线上的战士，都要到战场上去，到根据地各处去，到敌占区去，具体了解各地情况，多方收集生动材料，来描写山东人民的斗争。我们的戏剧家应大挥其天才的手，把山东人民斗争的故事搬到舞台上去。......我们的新文学家，也应配合研究调查工作，来具体反映与报道山东人民的斗争，特别是有系统的介绍根据地建设的通讯，是今天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