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文主义是伴随历史发展始终存在的一种文化倾向。人类智慧所凝结成的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相互制衡补偿推动历史的平衡发展，是历史的结构性存在。当历史发展形成对人文文化的冲击时，对人文倾向的张扬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种人文文化的失落更是前所未有。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是特指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变，本书将其时间界定为19世末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其本身自然孕育发展的结果，而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文化侵略后被动应对的行为。在切肤之痛中，历史变革的先驱人物感受到西方文化科技的先进，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基于这一理解，就势在必然地形成了“中/西、古/今”的认识模式，即凡是中国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就要被革除，凡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就要引进，以为唯其革除传统引进新知才能完成民族复兴。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质就是人文文化，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矛头所指首先就是传统的人文文化，这使中国现代文化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醒目的伦理革命倾向。因此，这种历史发展的片面合理性所形成的对人文文化的冲击不仅空前激剧，而且其对历史的平衡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正因如此，又必然地激发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激进主义的对峙与抗衡；而且对人文文化的冲击越是强大，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的纠弊与补偿就越发弥足珍贵。人文文化倾向在文学场域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它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不容忽视的意义构成和文学景观。

但是，历史逻辑常常习惯于从统合主义角度来对边缘性的历史现象进行遮蔽，对相左于历史主流的文化现象的评价自然也失于偏颇。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作为主导性力量的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的观念意识及思维模式的制导下，人文主义思潮成为长期以来被严重遮蔽的历史价值视阈。其间，坚持人文主义立场的批评家、作家的抗衡性言说虽不绝如缕，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主流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统合主义的遮蔽在文学研究领域不仅窄化了人们的价值视阈，而且长期左右着研究者的认识模式，严重地影响着对人文主义思潮的准确评价和文学史的科学建构。因此，对这一价值视阈的揭示和完整准确把握是迄今为止仍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人文主义的关注形成了一股新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虽然有过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是，就实而论，当时对“人文精神”的讨论还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文主义”的自觉，依然是从启蒙主义的认识角度对“人”的个性自觉和自主精神的强调，而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潮则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平衡，并非仅仅强调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近几年来“人文主义”开始成为人们自觉关注的学术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范畴，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在这种新的研究中虽然也存在着对“人文主义”理解的过度泛化，存在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清的状况，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也在一步步趋近准确的理解和阐释。这期间，这方面的域外著作被自觉引进，比如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代表。该著作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对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则更是做出了较为准确的把握与阐释。在中国理论界，对人文主义的梳理和把握较为系统的著作是尤西林的《人文科学导论》。在更准确意义上对人文主义价值视阈做出揭示的是孔范今的论文《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该论文对人文主义概念做出了细致到位的梳理和把握，并在这一新视阈内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人文主义倾向的具体存在状态、发生的历史机制及其深在的价值意义。但是，就这一学术课题的研究而言，应该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要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问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还需要更多扎实细致的努力。

本书试图对人文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历史考辨，其中包括对西方人文主义理论的重点考察和对中国人文主义特别是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做必要的历史考察并对其进行类型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贯穿于20世纪前后的漫长历史过程，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其前期即现代时期，并对其中某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深入细化的个案研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由对“人文主义”这一核心价值范畴的把握、对人文主义思潮的重点历史考察和人文主义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丰富表现三个层面结构而成。第二部分是个案研究，对中国现代时期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并分章进行论述，其中包括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冯至、张爱玲、萧红、师陀。

从本质上说，人文主义是指一种价值指向，其终极关怀在于维护人性中非理性与理性、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结构性平衡，对人类存在的多元观照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范畴的根本内质。在历史文化功能上看，人文主义的终极历史文化功能在于抗衡历史统合主义的极端性及其所引发的人性异化与历史的结构性失衡。在思维方式层面上，人文主义是一种悟性或诗性思维，其区别于逻辑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伦理型人文主义，另外一种是自然型人文主义，这两种类型的人文主义从两个方面对人性的健康存在进行维护：伦理型人文主义维护人性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型人文主义则着重观照人与自然宇宙的交流共处。人文主义倾向这两种类型的形成是对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时期历史缺失的自觉应对，其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中思想文化层面的表现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与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涌现。“科玄论战”所争论的焦点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待自然与人生的不同态度。玄学派所坚守的是人与自然宇宙间神秘交流方式的保留，维护人性中的非理性存在，即维护人生观的多样性，抗衡科学文化对人性中非理性存在的祛除。学衡派之人文主义则宣扬伦理在社会历史与民族存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唤传统伦理的复建。

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学场域中，人文主义思潮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文学观念上，人文主义坚守文学的本体性价值，反对文学的功利化倾向；人文主义坚持对人性多样性的自由观照，突破了启蒙文学的“国民性”与左翼文学的“阶级性”视角；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念还注重人生的现实状态，再现现实社会、历史语境之下人生的冲突纠葛，寻找永恒的精神家园，这也与启蒙主义、左翼文学的批判与改造意图相左；人文主义者还关注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范畴。

20世纪文学场域中，在人文主义文学观念的丰饶沃土上催生了恣意斑斓的文学创作样态，这些创作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六个方面：1．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失落；2．城市现代转型中伦理失范的真实呈现；3．乡村秩序的破产；4．人与自然的隔绝；5．以对美好人性的文学想象对抗历史的失衡；6．以历史循环观对抗线性历史进步观。

20世纪的文学场域涌现出了众多具有明显人文倾向的作家，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冯至、张爱玲、萧红、师陀等，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在其创作的初期都有追步主流文学观念的意图，但最终又都转向了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面对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缺失，他们做出了侧重不同的观照与思考。

郁达夫的创作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创作传达出坚决而明朗的浪漫主义精神指向。20世纪20年代末，郁达夫在选择浪漫主义式疏离的同时，其创作指向逐渐从浪漫主义悲情式的对历史的质疑与解构的向度，转入带有浓厚人文意味的文化救赎。这种文化救赎是郁达夫所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弊端的补救，是对传统人文文化伦理维度的彰显。

根据老舍从初登文坛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观念表述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固然有着跟随国内文化主导潮流的意愿和实际努力，但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与之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价值建构。相对于启蒙主义文化“中／西”、“古／今”的单向度价值设置和决绝的历史态度而言，老舍的创作则表现为结构性双面关注的特点。尤其是面对失落的文明及其业已衍生成的后果，表现出了更为警醒的意识，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自觉的关注，从而彰显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极为难得的人文主义态度与觉悟。

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针对左翼文学阵营对文坛的强力统合，异帜昭彰地坚守着自我的创作立场，其创作主旨就是对抗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所产生的现代都市科技工商文明对人性的异化。由于这种鲜明的与历史线性进化观相对峙的人文性立场，沈从文的创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遮蔽。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创作的研究从未降温，但是对沈从文的认识都集中于对其地域文化观念的评说，而较少从人文立场，尤其是较少从与其地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的带有原始意味的诗性思维方式入手来对其进行解读。

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创作高峰确定为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北游》和20世纪40年代创作《十四行诗》、《山水》、《伍子胥》两个时期。纵观他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的精神关联，则不难厘清作家的精神发展历程和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冯至创作主旨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迷失。这种彷徨与痛苦使得诗人不得不远离故乡去寻求一个答案。于是，沉寂10年之后他再次迎来创作高潮。20世纪40年代，冯至的创作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了两者和谐与相通之处，并将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追索的方向。

在张爱玲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她对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人性异化的冷峻审视和才艺非凡的艺术表现。应该说，这种理解确实切中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当我们把张爱玲及其创作仅仅放置于冷峻批判的层面来理解她时，却又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而且，仅止于对其“批判性”表现的研究，也势必会阻止对其价值立场和意义指向的深层辨析。因为众所周知，对所谓“批判”这一概念的使用及对其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期待，原本属于从启蒙文学到革命文学这一主流文学流脉的基本特征，倘若只是注重于从批判的范畴考量张爱玲小说的价值呈现，则不仅难于摆脱主流文学的认知模式，而且极容易造成错位性的评价。事实上，张爱玲的创作根本就不属于主流文学的一脉，不然的话也不至于长期为主流文学所遮蔽。如果我们细心体味她对历史文明发展状况的感喟和作品中所充溢着的无尽苍凉，就会发现她既不同于启蒙主义文学的“国民性”关注，也不同于革命文学的政治性批判，而是由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人性在历史现代化发展中的悲剧性生存给予了最切近对象本真状态的关注以及深切的悲悯关怀。

萧红小说创作中跟进启蒙与左翼主流文学话语与其超越主流文学话语的矛盾性已被学界充分关注。萧红口述、骆宾基代笔的小说《红玻璃的故事》也多次从女性以及人类命运的视角被解读。实际上，《红玻璃的故事》这部小说所关注的主题与《生死场》、《呼兰河传》颇为一致，都是聚焦东北乡村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农民的精神改造。将三部小说在此主题上联系起来，可以清晰地解读出萧红在农民生存状态和农民精神改造这一主题上的思想转变。从其思想转变中不难推断出萧红对主流文学话语的态度并非仅仅是陷于矛盾与纠结之中，而是最终走向了对启蒙与左翼文学历史功利性意图的自觉反思。

师陀的创作中有三个重要的意象——“车站”、“塔”与“深宅”。这三个意象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意象结构，反映出作家“外来文明—人文文化—封建纲常秩序”三维互参的多元文化心理结构，展现出作家对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复杂认知与态度。同时，师陀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也相应存在于以“小城”为原型进入文学想象的其他具有人文性倾向作家的创作中。这种多元文化心理结构模式形成于“小城”所独具的历史文化空间，成就了小城叙事在现代文学场域中的独特价值。

人文主义创作对历史现代性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文化精神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彰显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重新思考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重建问题，为民族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拓展了新的精神维度。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中，新文学人文主义倾向是适应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结构性变革而产生的结果，在历史文化范畴内其功能价值在于制衡与补偿启蒙与左翼思潮中存在的极端西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不足，在文学范畴中其功能价值在于维护文学的本体性价值与文学的自由精神，制衡主流文学话语的统合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