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伴我一生

童年记忆是人生最初的烙印，即使后来许多经历慢慢失忆了，童年却牢牢刻在脑海里，甚至越来越清晰，并时时提醒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我是东北松花江畔巴彦那片黑土地出生的一个教师的儿子，按年算的话，正好和新中国同龄。而要叫真儿按日月算，则比新中国大了5个月零19天，该算新中国的哥哥呢！当然，我不能这么算，不过表达一下能在新中国成立那年出生的自豪感而已。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日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家不是富人。

在我还没产生这种自豪感的六岁那年，和我一起玩的一帮小朋友都报名上学了，我不甘孤寂也要上学，只好借了父亲的光没拿户口而谎报成七岁，得以提前上学。我还真切记得，当时家里给我拿的学费，是一张张蓝色的二分纸币捆成的三捆。我记不清那些新旧不一捆成捆的二分纸币是父亲发工资时领来的，还是母亲一张张攒的，反正我真心感谢父亲，不是他在学校当教导主任，不是他重视读书，不是他相信我小一岁也能跟上课程，我是不会提前一年上学因而总是在同学和同事中属于最年轻一个的。也该感谢母亲，她要是溺爱我，不肯提前把我从她的手上松开，说不定我也会像老姨似的，挺大了才上学呢。记得我是和大我五六岁的老姨同时上的学，我们就分在一个班，后来她小学没毕业就退学了。那该怪我姥姥和姥爷，他们该有我爸爸和妈妈那种眼光和心胸才对。

如果把13岁以前算作童年，那么我的童年有一年多是在初中度过的，有六年是在小学。尽管我故乡那个镇子不大，但当时也有两所小学和一所初级中学，所以我童年的读书生活都没离开那个镇子，那个镇子东南有座驿马山，西北有座少陵山，两座山被流入松花江的少陵河连着，河两岸是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土豆的黑土平原。后来走的地方多了，才知道故乡那黑土有多么黑多么肥沃，那是纯粹的像墨汁染了的黑土地啊！当春风把一冬积下的纯白纯白的厚雪融化时，那土地就更黑得刚刚泼过浓墨似的，用刷子蘸了就能写字。黑土地不但盛产粮菜，也培育人的忠厚、善良和勤劳品性。在我印象里，不管是干部还是教书的老师们，以及在商店、粮店上班的人家，没有不自己上山或到草甸子亲手打烧柴的，我父亲也是如此。我家一年四季的烧柴都是父亲带领母亲和我到远处割倒晒干再背或挑回家的。在我故乡那里，读书人受尊敬，能从事点体力劳动的读书人更受尊敬。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管男女大多是这样的人，所以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都是热爱体力劳动的文化人。我爷爷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菜农，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他和我奶奶坚持下上学读过不少书，而且差不多都参加了工作。因为我父亲读书最多(他读过日本鬼子统治时期的高等中学)，但生活状况却是最差的(几个伯父的生活状况也不比没读过书的其他社员好)，爷爷虽认为读书是既浪费钱又白耽误时间的赔本买卖，心底还是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小镇上他是最重视子孙教育的人。直到我念到初一学会了理发，能用父亲买的一把洋理发推子，不出瓜地就能为爷爷解决每月都要上街剃头那种他特别讨厌的麻烦问题，还用简单的电学知识在瓜窝棚里修好了他最有用的手电筒，于是，我最初从爷爷那里感受到了学以致用的甜头：爷爷看的一大片香瓜地、李子地最先熟的那个果实必定属于我——爷爷总是亲手摘下来悄悄奖给我。伯父家的几个哥哥学习不比我差，并且都比我年级高，但爷爷认为他们的好成绩没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所以他们到瓜地、柿子地走走都不行。直到今天，爷爷和乡亲们那种读书必须解决问题的观念仍在我心里发生着作用。

后来回头审视自己童年的记忆，才发现，那些幼稚的记忆中都打着新中国的时代烙印。比如，爷爷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使母亲参加了好长时间的夜校学习。白天干活很累，母亲几乎天天晚上去学，我不让，她就把我也带上。“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嘛要和平”的歌就是跟母亲上夜校时记住的。原来，那时新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母亲是在响应国家号召参加运动呢。后来她在夜校里学唱学写王大妈要和平，是因为那时发生了美国侵朝战争。还有，记得好多次，奶奶和妈妈一同带领我们一帮小孩急急忙忙地搞卫生，接着就有敲锣打鼓的队伍来到各家的院子，那是国家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还记得，有年冬天，我们的寒假放得特别长，假期结束了，我们把没玩够的雪爬犁和滑冰鞋都收起来准备上学了，忽然又接到假期延长的通知，而且延长了好多天，使得我们又纵情地玩得比哪年都开心。可是上高中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才明白，那年我们国家搞起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我父亲那年冬天被定为“中右”，他后来被派到乡下小学去工作就跟他被定为“中右”有直接关系。可在不懂事的童年，我还为那次长假欢呼呢。

紧接着第二年暑假，我们少先队员被组织起来，到城边子的几家院子里搞过游行。我们每个人手里有一面小三角纸旗，我们排着队在一家大院子里喊编成儿歌的口号(大意)：老张家，脸皮厚，机关枪，打不透……

至于为什么说人家脸皮厚，大概是因为那年全国又搞“大跃进”了，农民都得深翻土地几尺，他不肯翻那么深、不肯做许多破坏性的劳动吧。

还有一个情节好像也是那年存在记忆里的，我头一回在我们小镇的街头看到了活报剧。其他形象我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了街里一家理发店姓郭的大鼻子师傅(我爷爷每月都要到他那里剃一次光头，后来他为我爷爷剃头的工作被我替代了)，戴一顶高高的黑色纸糊礼帽，穿一件黑燕尾服大衣，本来就比别人高大不少的大鼻子上又粘了个纸糊的特大鼻子。他大摇大摆在十字街头出场，口吐狂言道：我们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日头不管落到哪里，都能照到我们英国……街上立刻就涌出一大群化了妆手持红绿旗的工农兵群众，围着郭大鼻子高呼：英国佬，别得意，十五年内赶上你！然后就连连呼口号：十五年内赶上英国！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童年那时候，我是坚定不移相信我们不需要十五年就能赶上英国的，我认为十年就能赶上，怎么会需要十五年呢？

爷爷、伯父他们蔬菜社社员吃食堂的印象我也留下了。排着队到大屋子里的大锅前去打饭，热气腾腾的，真馋人。因为我父亲是老师，我家都是城镇户口，不是社员，所以我们家就没有资格和爷爷奶奶一块吃食堂，所以眼馋得很。

童年里还有一个记忆在脑海里印得很深，就是自然灾害那年挨饿的印象。往年捡庄稼都是大人们的事，而且都是一大捆一大捆、一口袋一口袋地捡，1962年那年不行了，我们小孩也参加了捡庄稼的队伍。春天雪刚化，田垄里还残雪片片，我们就随大人一起冒着风寒远远地到泥泞的野地里一粒一粒地捡黄豆，能捡一碗豆粒那就是巨大的收获了。有回我和父亲共同捡回一碗还多的湿豆子，那天好像是个什么节日，全家就围着锅炒那一碗多的豆子当节日美食。不想炒熟往出盛时由于激动，手端的煤油灯掉到锅里，煤油把香得已让我们流出口水的豆子都污染了，煤油味儿直刺鼻子。要在往年，煤油浸了的豆子早扔掉了，可是那年一粒也没剩，仍然当美食统统进了我们的肚子。柞树叶子、苞米瓤子、猪食菜都成了我们的食物。即使这样，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都说比旧社会强多了，旧社会，我们家是从山东讨饭到黑龙江落户的，所以我也从没感到生活苦，从不把劳动和艰苦当什么了不起的事。再怎么困难，我们兄弟姐妹都得以上学了，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父亲个人再怎么不顺，他也说还是新中国好。

童年的这些记忆，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潜意识里发生着一心一意跟同龄的共和国相依为命的作用。

(原载《黄河文学》2015年11、12月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