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还乡

流浪汉是指我自己。乡是我的出生地。其实我是在父亲当教师的西集镇出生长大，在父亲教书的西集中学毕业后考入县城巴彦一中，又于四十五年前和八十多名高中同学一起穿上军装，直接从巴彦一中校门走向远方，在全国上下有序的大混乱中，开始了保险箱里流浪般的生活。所以我并不熟悉乡村。我所谓的还乡，是指大意上的回老家，即回我精神的大故乡。

离开并不是乡间的故乡那年，我十九岁，正常情况下，到远方去该是读大学，我却投笔从戎被时代浪潮卷进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当然，那既是违心的又是自愿的。说违心是因自己真正的心愿是上大学继续读书，读将来能够当作家那种文科大学。但当时正常的大学都停止招生了，全国只剩部队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招生，能入这所大学校，当时那是无上的光荣，但我却因此受到很重的心灵伤害。当时我是高中学生，同时还是校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学生代表、副主任，并兼着校民兵营的副教导员。这说明我是忠于革命的热血青年。但万没想到，在解放军对应征入伍的同学政审时，自己却因父亲上过国民党的士官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又被划为“中右”而失去参军资格，也就等于没了参加革命队伍的资格。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狂潮中的热血青年来说，无异于热恋中忽然被抛弃，一下子就天昏地暗了。我是向接兵部队保证和父亲划清界限，才得以穿上军装的。这种进了保险箱似的从戎生活，无疑精神负担很重，好在有一身没补丁却有鲜红领章的军装，让我觉得比在故乡冷暖不保的贫苦生活要好。还有，正好我的文学爱好和部队的特别需要成全了我，因而我虽然投笔从戎却并没投掉笔。二十多年从戎却没投掉笔的辗转生活，使我逐渐疏远了故乡。再后来，因地方工作需要，省里和军区特例商调我转业到省作家协会任职。于是，我便从投笔从戎却并没投掉笔，转为不投笔却脱下了戎装，在沈阳就地安了家。有了解我的朋友曾惋惜说，你怎么也该混出个将星再走啊！我说，文武平等，人各有志！所以，故乡便永远成了故乡。

我对故乡感情的麻木与疏远，不单是当年要同父亲划清界限的原因。入伍后，我每次还乡，必因家中的不幸而欲哭无泪，不是父病重就是母病危，或者母丧和父亡，再不就是弟弟妹妹们过早夭折，心因此伤得太重。若不是正值青壮年时代，怕是早把心伤碎了。四十多年来，哪一次还乡，都是非还不可，不还就没法做人了。读过我的《父亲祭》便可理解，我何以最惧怕还乡，而每次迫于无奈的还乡，最惧怕的又是见亲友和熟人。对于我，无论小的还是老的亲人们，大多数都活在坟里了，我没有勇气见他们，我怕他们问我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如果我说什么也没干他们不会相信，即使信了也会非常失望或伤心。如果我如实说不管穿军装还是转了业，一直都是虔诚地埋头苦干着，干的都是摆弄纸笔的码字勾当，他们会分外惋惜，当那么多年兵，不想法混将星却费那么大劲儿往文人堆里混，有点没出息了。兴许连活着的亲友也会这样想！不然他们的晚辈因何没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许他们也会把我看成个官儿，不然为何总是有事了才肯找我？而我只痴心于舞文弄墨甘当写字匠，偏偏又当了个管写字匠的官儿，所以面对活着的亲友我更惧怕还乡。亲友们需要的，我无能，而无能的我又非常羞于启齿求人，那么就只有避免还乡了。

庆幸无情岁月忽然变得有情，让我在只剩两袖清风一支秃笔的不逾矩之年，不再恐惧还乡。

这真该由衷感谢相见恨晚的老乡万贵双。他是个有作为且重乡情的企业家，我们同在沈阳居住了三十多年，我竟然不知道还有个故乡也是西集镇的老乡，我俩该算不掺一点水分不打一点折扣的纯粹老乡！他虽不染指文墨，但让我备感亲切：他很看重我这心无旁骛只热心于舞文弄墨且已手无寸权的老乡。他尊敬我因文字而荣耀了故乡，我佩服他因干实业而让故乡人尊敬。当年他背着个旧军用挎包只身闯荡沈阳，凭自己的努力取得事业的成功。他是以辽沈地区巴彦乡友联谊会会长名义认识我的，我们一见如故。他是故乡母亲的孝子，有点余力时便首先想到为故乡做点好事。有回他和另一位乡友杜雪纯同我聊到这一想法。好念经的和尚容易想庙上的事。我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希望设立个“巴彦文学之星”奖，为故乡做点精神方面的贡献。我们三人一拍即合，他俩凑钱，我出点苦力，巴彦文学之星奖就诞生了。

让我感动的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热烈响应让我出乎意料，区区一个县，首届参评者竟然上百，参评作品近二百万字。尤其令我惊喜的是，我从故乡人书写故乡的众多作品中，领略了故乡耀眼的文学星光，尽管这些文字大多也是述说艰辛与苦涩的，但都蕴含着理想与韧性精神。而作者，我几乎都是初次读到他们的作品。接连三届，愈见灿烂的文学星光逐渐在我心中变成温暖的阳光。首届获一等奖的长篇小说《午夜丁香》，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故乡一代新人含泪拼搏、韧性挣扎、奋发进取的品貌，不由让我联想到与故乡一河之隔的呼兰籍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难道萧红笔下被日寇奴役的伪满洲国的呼兰人在生死场上挣扎与反抗的品性，能与《午夜丁香》中韧性拼搏的巴彦人没一点关系吗？新中国建立以来最艰难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后最猛烈的市场经济大潮，让中国人民面临了新的生死考验。我的故乡也有人用饱蘸心血之笔参加了伟大新时代的生存斗争。对于巴彦的文学史，这样初露端倪初具规模的文字，应该有里程碑意义。不管这碑是大是小，这是第一部没离开本土的巴彦人书写的巴彦人在本土奋斗的心灵记录。而后来获一等奖的中、短篇小说《巴彦有个七马架》、《一步跨过牤牛河》、《虎年大雪》(作者亚庆)、《船在江东》、《向往没有苍鹰和残阳的日子》、《没有的事》(作者警喻)、《出手》(作者王玉波)、《遍地硝烟》(作者刘宝)、《背着布鞋远行》、《凋谢的牵牛花》(作者吴建兴)、《秋天的姓名》、《冷风景》(作者蓝小宇)、《永远珍藏的布鞋》、《我家的东西不能动》、《榛子熟了》(作者罗永春)、《走进徐家大院的女人》(作者史彦华)、《桃花朵朵》(作者刘向英)，还有孙树国、孙玉章、孙信、王选武、宗国筑、周亚丽、梅杰、顾辉等人各种文体的一大批佳作，交相辉映出五彩的星光，既照亮了我还乡的路，也缩短了我与家乡的距离，更驱散了我以往的还乡恐惧，同时也令我深感内疚。对于故乡，自己亏欠得太多，以往的不关心、不了解，就是亏欠！原来的故乡，在我眼中只是一片浅层肥沃的黑土，是春天不旱、夏天不涝、秋天丰收、冬天复又瑞雪兆丰年的粮豆之乡，而我的父母又不是种粮人，所以我对故乡并没有深厚感情。是故乡文学之星的众多作品，让我形象地领略了各个历史时期巴彦人可敬可爱的精神品格，如《巴彦有个七马架》《出手》等所表现的伪满洲国时期巴彦人不屈不挠的抗日精神，《遍地硝烟》《船在江东》《背着布鞋远行》等所揭示的战争年代英勇伤残而隐姓埋名、和平时期默默甘作无名英雄的高尚情怀，《我家的东西不能动》及前面提及的其他作品所描写的勤劳朴实积极进取的普通劳动者的善良心地等，这些精神财富，以往我知之甚少啊！

查查自己所写的数百万字作品，竟没有几篇是关于故乡的。是故乡的文学星光和贵双等乡友对故乡的感情促我反思，自己没能专一地坚守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啊！与那些一直立足故乡本土脚踏实地侍弄自己专属文学领地的作家比，如近在黑龙江的迟子建，远在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他们都扎深根于自己的文化故土，宁靠拼命吸收外来营养强大自己，也不弃家流浪，即便流浪也不把根从故乡拔出(如莫言)，自己则相形见绌。经历就是文化。我的所有工作经历都不在故乡，而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又绝大部分留在故乡。意识到这一巨大反差，我开始有意开阔自己对故乡的视野。第三届巴彦文学之星颁奖，我便改变了前两届颁完奖即逃离般撤走的想法，随同获奖作者到老黑山林场采风。那里有抗日游击队战斗过的大森林，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支歌唱到的地方。这样，我心中的故乡既有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也有了“森林煤矿”，和一代代人的可爱形象。

让我和贵双乡友格外高兴的是，采风活动不仅获奖作者们踊跃参加，李彦国副县长也参加了。他曾在我和贵双的出生地西集工作过好几年，也算是老乡了，他主持颁奖会已是第二次。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海燕也忙中抽闲参加了采风。我所以加了个“更”字，因为她届届颁奖都直接参与。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出于礼貌陪同采风的，很快发现她和彦国副县长都是文学爱好者。一路上彦国带头讲故事说笑话，妙语连珠，甚至比本届一等奖获得者王玉波情绪还热烈。海燕部长比作者都年轻，她非常热情地和作者们打成一片，既像年长作者的女儿，又像大龄作者的妹妹，虽不说不唱，但一路默默为大家催生了许多灵感。走进大森林时她落在了后面，大家才注意到她是没来得及换双便鞋而匆忙赶来的，林中走路鞋很不跟脚。我很抱歉说让她陪着受苦了，她说受什么苦啊，她八岁就一个人在森林里走过夜路！她特意跟我讲了童年在森林里迷路的事。原来她从小在林场长大，八岁那年，她没告诉家人自己到亲戚家玩儿，不想走迷了路，中午出发的，转到傍晚也没走到并不远的亲戚家。后来奔着灯光走，竟然又转回自己家来。家人以为她在哪个邻居家玩入迷了呢，责备她不懂事，天黑了也不知躲人家饭口。她没得到大人安慰却先受了一通批评，委屈得哭了一场，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我这才理解，她不仅是出于礼貌陪我们采风的，她对故乡的大森林有很深感情啊！后来我又发现，她和彦国副县长微信群发的短章、格言等，文学水平都很高，这更增加了我这流浪汉还乡的热情。

2014年9月17日匆匆草毕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2015年2月26日《渤海早报》渤海潮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