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逢乱世

我的小学

我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大环境如此，各家各户的小环境自然也就好不了。先有军阀混战，后有北伐军进入，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南京是民国政府临时总统的所在地，也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老巢，接着由国民党北伐军攻占建都，再往后是日本入侵，南京成了重灾区，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六岁那年，我入下关（老江口）小学，就在煤炭港附近靠近渡口的地方。在入学前，我还上过一段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至今仍然能够记得。

小学的规模不大，有几排房子，父亲把我领到校门，之后我就在这里读了前排读后排，完成了小学教育。

小学时印象最深的事情，一是樊子山校长的爱人邓老师教音乐，教我们唱一首歌，“走啊走，努力向前走，不要回头！”这首歌的歌词好啊，至今还萦绕在脑海里。我小时唱歌的歌喉好，邓老师喜欢我，培养我，把我选送到南京广播电台儿童歌唱队，唱的就是那首曲子。那首歌一直激励着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气馁，要一直往前走。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二是学校同学中间经常出现以大欺小的现象，我不服，与同学方涛君组织“弱小同盟”，与大同学抗拒，居然还颇有成效。

江宁中学

南京城最好的中学，当然是南京中学和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然而遗憾的是，我那时没能考上南京中学，而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要有相当过硬的背景才能上，因此我就没有报考。我考上的是省立江宁初级中学，也是很不错的学校，校长赵祥麟是一位颇有来历的教育家，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

江宁中学是1934年夏才新建的，我是1935年秋入的学。学校的校址在我考取的时候还在中华门外小市口，地方狭窄局促，仅有几间茅草房，一度还借一个旅馆上课。建校一年之后，学校就整体搬迁到了江宁县东山镇，盖起了新校舍，面积也扩大了几倍。

东山镇和我家距离20多公里，离家远了，我就成了寄宿生。那时有公共汽车了，每次回家都要换乘好几次，得穿越整个南京城。有时我步行穿田野进城，再换乘公交车回家。

那年，语言教员管雄刚从金陵大学毕业，英气勃发，新校舍落成时，拟了一副对联：“何年得广厦千万间听寒士书声偢人颜笑，今日与吾党二三子看迎门山色横楹晴岚”，寓意精湛、朗朗上口，至今未能忘怀。

有一年暑期，学校还组织学生去杭州旅游，住在孤山美专的校舍，那段时间把杭州美景玩了个遍，印象非常深刻，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初中同学

中学时代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几乎成了“一坨儿”，形影不离，他们分别是后桌的徐嗣兴和姚抡达。

徐嗣兴后来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也就是路翎，是《财主底儿女们》的作者，成了七月派的先锋，在现代文学史上分量还是蛮重的^[1]；姚抡达后来是著名的音乐家，改名为姚牧。新中国出的第一张唱片《东方红》是他领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也是他领唱的，他曾为电影《铁窗烈火》《十三陵畅想曲》配过主题曲，编有《姚牧抒情歌曲集》。

他们两位在江宁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就已崭露头角。徐嗣兴是天生的作家材料，能写得很；姚抡达能说会唱，两人表现出色，配合默契。我那时嗓子也不错，歌唱得好，经常加入学生宣传队的合唱中去。

后来两人在四川流亡期间因为李露玲而成为情敌。本来我们大家早已认定李与徐的关系，并且取促成的态度，但后来姚李合好，对徐的精神打击很大。我到徐家去看望嗣兴，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只是人瘦了许多。但据嗣兴的母亲说，嗣兴前几天可是要死要活的。嗣兴只是不说话。看来，他是决心要忘掉这一切，也决心要记住这一切。^[2]

后来徐嗣兴在《七月》上发表成名作《要塞退出之后》时第一次使用路翎这个笔名，竟然撮合了这两人的名字，“路”取自李露玲，“翎”来自姚抡达在合川的笔名“彤翎”。徐嗣兴在给胡风的信中是这么讲的：“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来想去，别的也仿佛不好。自己纪念两个朋友，就用路翎吧。”^[3]

难忘1937

1937年，日本借宛平之事发难，大举入侵中国，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征服中国。我当时年方十四，在江宁中学上初三。11月淞沪抗战失利，战局更加吃紧。日本军从上海打过来，不断突破江阴、无锡、镇江，一步步向南京进逼。消息传来，人心惶恐，形势很是紧急，人们争相逃离。

我当时正参加下乡抗日宣传队，刚从湖熟、板桥一带回到学校，父亲匆忙来学校接我回家，催促我和堂姐跟随母亲逃难。母亲已经收拾好行李，在和记洋行的船上就等着我随同前往，时间已是刻不容缓。

于是我们三人乘坐洋轮，沿江而上，走了两天水路至汉口，换乘小火轮转至长沙，投奔在湖南大学任教的姨父程登科和干爹袁俊处。父亲是外国公司的职员，不能马上走，只能随公司而动。

12月8日，日本军分东、西、南三面包抄，不断缩小对南京城的包围圈，最后只剩北面的滔滔江水。和记洋行的员工躲到英国“怡和号”趸船上，避到了三汊河上流。船上能听得到密集的枪声和从空中划过的炮弹声。

到11日傍晚，枪炮声稀落下来，古城没能保住，落到日本人手上，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洋行的部分员工最终换乘到了太古公司吴淞号轮船，离开南京转至武汉。

之后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屠宰场，惨绝人寰。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十二个大规模屠杀场有七个发生在下关，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有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和记洋行附近、下关中山码头、龙江口、挹江门等。日本的随军记者有这样的记载：“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山，有50～100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4]伯父在宝塔桥开煤炭店，有一名送煤的雇工也因为手上有茧，被疑为当兵的，惨遭杀害。

到了长沙，姨父程登科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住到干爹袁俊家。他们两位都在湖南大学任教。为了不使我落下功课，把我送到长沙中学去旁听。岳麓脚下是当年朱熹、王阳明办学的地方，古风犹存，非比寻常。这里的作文一概要求用古文体写作，要写成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那样，尽管要求有些苛刻，但对于自己也是一个锻炼。

在长沙，有几个地方是文人学士最愿意待的，一是茶楼，沏上一壶茶，大家聚在一起交谈甚欢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景象；二是书店，是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对于穷学生来说，便可以在那里随处翻看。

长沙有个八角亭书店，我经常溜达到那里看书。当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了，中共长江局进驻武汉，后来又迁至长沙，所以那一带涌现了大量进步书籍。像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更名为《西行漫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经历》，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这对于一个渴求知识的中学生来说，就像走在沙漠里的骆驼遇到了绿洲。

到了12月中旬，父亲乘公司的船只也退到了汉口。我们母子俩得着这个口信，又从长沙返回汉口，一家人得以团聚。从形势上看，长沙、汉口都已非久留之地。

很快，汉口也将保不住了，所以国民政府一路往大西南迁移。从那个时候起，大量难民如潮水般涌向四川，分水路、陆路（北路）和绕道南方（南路）进入，四川俨然成了大后方。人口和大批辎重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选择了重庆。

离别鸟惊心

进川的船票相当紧张，很难弄到手。父亲费尽心思，最后在后继的姨妈杨惠贤帮助下才弄到船票。这已经是1938年初了。此时姨妈姜淑颖已经去世，姨父程登科娶了这位新人。父母把我托付给了这位姨妈，他们则随公司于1938年4月经由京汉铁路到广州、香港，绕道返回上海，最后回到沦陷区南京原公司上班。此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华东，上海则成了“孤岛”。

那时英日两国尚未断交，和记洋行还能维持，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国正式断交，和记洋行也就到了关门的时候了。

我在汉口与父母告别，从此再未见过母亲，没有想到那次离别竟是最后的一面，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们继续沿长江而上，去重庆投奔姨父程登科的老家。就这样，我跟继姨妈在1938年初到了重庆，住到重庆上清寺的程家。程家还有个小姑子，虽然已经嫁人了，但两口子还住在家里，夫妻两个都在上清寺求精中学教书，日子过得蛮不错。于是，我也暂住到了求精中学。

从此我就成了下江人，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

投亲靠友

母亲还有一位情投意合的姐妹叫张懿娟，她后来跟干爹孙泽树结婚。孙泽树大学毕业之后就回了老家，在重庆北碚的一个农场工作，张懿娟随同他到了重庆，在一家医院当会计。他们原来都跟我很熟很好，这个时候我就住到了千厮门的孙家。

尽管生活有了着落，但是，孤独的情绪难以排解，如同《流亡三部曲》所唱的，“整天价在关内流浪”。我现在还能哼唱《嘉陵江上》，这首歌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寄托了我无限的哀思。

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流不尽我的哀愁，流不尽我的烦忧。

我深深地怀恋我美丽的乡土，在那遥远的东海边，在那沃野的扬子江头。

如今敌人踏破了我可爱的田园，拆毁了我童年的摇篮。

如今我独自流浪在嘉陵江上，看不见古城幽静的风光，看不见离散的姐妹爹娘。

江水每夜呜咽流过我的心上，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独在异乡

独在异乡，我能去的地方只有书店和戏院，只有那些地方才能打发时光，填补我的精神空虚。演戏是连轴转的，只要不出场地，就可以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从早场看到晚场。

逛书店更用不着花钱，选一本书找个角落可以一直看下去。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看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社会科学教程》、沈志远的《经济学概论》等，都是在那里看的，这些书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对我日后专业的选择都有无形的影响。

好友重逢

有一天，我在重庆街头闲逛，意外地遇到了宁中好友徐嗣兴（路翎），大喜过望。原来他也迁来重庆了，而且是有组织的。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早在1937年末，政府就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先后设有沦陷区流亡学生登记处，将一些失学、失散的学生登记在册。很多流亡学生知道后都前去登记，全国各地来的学生都有。有这么多学生，不教育不行，后来就组织这些学生入校教育。而且战局瞬息万变，要不断地西迁，因此就要将这些学生分期分批地送往后方。

当时抗战政府还在武汉，数那里登记在册的学生最多。路翎在那里遇到了不少宁中同学，其中就有好友姚抡达（姚牧）。年初，他们先后乘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轮船，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随难民潮涌入重庆。

我们就这样重逢了。我也在重庆登了记，又碰到了很多熟悉的同学。

继续学业

由于我登记得比较晚，所以一直挨到当年四、五月间才到江北县四川中学报到，后来四川中学也改为了国立二中，因为扬州中学、淮安中学都合并过来了，校长是原扬州中学的校长周厚枢。那时重庆经常受敌机轰炸。我们在江北县文星场补习了两三个月的初中课程，高中就迁到合川县去了。那个学校（指国立二中高中部）设在合川县濮岩寺内。寺院有些年代了，环境很幽静，古木参天，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惜处于战乱年代，寺院财力不济，建筑物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从1938年的年中一直到1941年7月，我在合川前后共三年时间。1940年毕业前夕，我收到寄自沦陷区南京的父亲来函，他希望我考大学时选择工程专业，认为靠得住，将来好找工作，他对那些工程师很欣赏，也希望我将来成为那样的人。但我此时已经倾向于选择社会科学了，两地相隔几千里，一封书信要走三个月，很难影响得了我的选择。

1940年12月，国立二中高中部三零乙级师生毕业合影

刘国光（三排右六），同学中有后来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一排左四）

那时生活很苦，内地流亡学生上学，主要靠政府助学贷款，我的中学、大学都是如此。至于还款，都是来自沦陷区的穷学生，失去了家庭的经济资助，又哪来的钱还呢？

除了公费贷款，再就是投亲靠友。有其他接济的学生在生活上会稍有改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彼时，我的堂兄刘正炎在重庆中一路开五金电料小商店，做点小买卖，靠他接济我一点，上大学后，有时自己当家教、当中学老师，偶尔也有些微薄的收入。高中时候有一次，我问正炎兄要钱购买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那时只译出了第一卷。正炎兄当时很是诧异，责备我说：“你花那么多钱买那本书干什么呢？”但是，那本书我是下决心非买不可的。

若问那么厚的一本书，都看懂没有？当然不可能全懂，但也不是完全不懂，毕竟之前还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也有介绍和解读，因此似懂非懂，但是我有强烈的兴趣，要把它读下去。后来上了大学，我又通读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可以说，《资本论》是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理论书。我以后大半辈子都跟这方面的知识打交道。

我把《资本论》第一卷通读了一遍之后，便产生了钻研经济学的念头。不过我选择经济学专业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我从小就对社会科学有特殊的爱好，但我也不偏科，文理科都很好，后来就对《资本论》特别感兴趣，《资本论》就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嘛；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们国家贫穷落后，遭受外敌蹂躏，我从中学开始就经历了流亡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也看到了战争期间民不聊生的惨状，这些都促使我树立“经济救国”的志向。再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涉及的会计、统计、工商等知识，都很实用，就业也相对容易。

1941年高中毕业时，我去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住在体育专科学院教授、我的姨父程登科处，参加西南联大、中大、浙大、武大四所大学联合举办的招生考试（四校联考），最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之后，我就去昆明学经济学了。也是一路奔波，途经贵阳、安顺、曲靖等地，最后到达昆明。

[1] 编者注：1945年7月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出版时，路翎才二十出头，胡风就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胡风坦陈：“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

[2] 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传记文学作品），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25页。

[3]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第20页。

[4] 今井正刚：《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载《南京暴行》，东方出版社，1998，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