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丞相桓谭

您大概知道有“素王”之称，那是指孔子，说他身份虽然不是王，但他的功德、他的权威够得上称“王”。但您听说过还有“素丞相”一说吗？这是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送给桓谭的雅号，意思是他虽然没有当过丞相，但他的知识、他的能力，做个丞相绰绰有余。

一　非圣无法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人，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少年为郎，善弹奏古琴，精于音律，又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曾从刘歆、扬雄学，辩析疑异，研习大义，不为章句之学，显示哲人风范。桓谭学有心得，养成批判习性，“喜非毁俗儒”，因此落落寡合，颇与时辈不合。王莽先摄政，后登极，建立新朝，桓谭任“掌乐大夫”。其时众多文士竞相褒称新朝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连名声显赫的刘歆、扬雄，亦参与其中，扬雄还写了《剧秦美新》一文，吹捧王莽“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而桓谭默然自守，不参与对新朝的曲意奉承。新朝不久覆灭，桓谭又在更始帝刘玄幕中短暂担任太中大夫。据载，此为汉代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属官，“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其地位不低，但并无实权。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大司空宋弘举荐桓谭为“通儒之士”，拜为议郎、给事中。朝廷每有燕会，常令桓谭弹琴，以为佐乐。而桓谭不愿以俳优弄臣自居，反而认真议政，曾上疏《陈时政所宜》，文中论及君臣关系，通过楚庄王说：“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桓谭提出君臣“共定国是”，体现了在君臣关系上的相对性主张，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士人的人格意识。在皇权体制已经强固建立的东汉时期，其说甚不合时宜，结果“书奏不省”，刘秀连看都不看。

桓谭接着再次上疏，谓：“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皇帝对他的议论不予置理，他竟敢抗议说“不胜愤懑”，态度未免过于认真，也颇为“不敬”。他还要“复陈”，而所“陈”内容，更加令刘秀难以接受，因他猛烈抨击图谶。所谓“图谶”，包括“河图”“谶言”，它们只是一些内容虚妄的政治性神学预言，为政治野心家服务。刘秀在新莽乱局中最后取胜，曾经得益于谶书《赤伏符》，那里说“刘秀发兵捕不道”，给他的行为贴上了“天命”之符。由此，他对图谶极其信奉，称帝后常依据谶言或纬书（依附于《六经》的一些神学色彩浓厚的著作，相对于“经”而称“纬”）决定重大政务，包括重要人事任命。晚年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将它们当作不刊经典，要广大文士学习。但是桓谭却唯独敢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

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他指出“谶记”非“先王”“圣人”所记述，与“仁义正道”“五经之正义”不符，有时也有偶然巧合，则与“卜数”（卜卦算命之术）类似。谶记是“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矫称”之产物，是假造的文献，所以虚妄不可信。他肯定刘秀曾经对玩弄“黄白之术”（即所谓“炼金术”）的方士采取“穷折”即彻底追究的手段，予以打击；但又直截了当地说皇帝“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桓谭此文，言辞犀利，理直气壮，抗言帝王，最是文章骨鲠所在，尽显其个性风采。但此文得到的效果却是：“帝省奏，愈不悦。”（《后汉书》本传）

此后，朝廷为建立灵台，讨论选址问题，久议不决。那灵台相传是周文王始造于丰，是为了观气象而作。《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灵台》，专咏此事。这本来是一件挺正经的事，刘秀却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然后答道：“臣不读谶。”刘秀听了追问其故，而桓谭的回答又是阐述一番“谶纬”非“经”的大道理。这是再次披逆鳞。刘秀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将要处之以极刑。桓谭叩头流血许久，才得免于刑罚，结果是将他贬出朝廷，去六安郡任丞，也就是郡太守的属官。桓谭遭此打击，惚惚不乐，病卒于路，年七十余，也算得上长寿了。

桓谭毕生坚持反对谶纬，遭遇君怒，付出个人政治前程方面的沉重代价，这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颇为突出。他反对谶纬的态度，是基于他本人崇尚知识、追求真实的思想信念。这是一种可贵的思想品格。在两汉之交神学迷信甚嚣尘上、占据官方主流文化地位的背景下，他代表着部分文士中正在发展的知识主义潮流。这使他站到文化制高点上，并与当时那些“俗儒”划清界限。桓谭以其“非毁俗儒”与“非圣无法”的表现，昭示着一种正直的人格素质：学术不臣服于权力。其思想和人格的光彩熠熠生辉！对此，宋代叶适评论说：“谭与扬雄、刘歆并时，低徊乱亡，无所阿徇，虽稍疏阔，要为名世，光武不能容于列大夫间，而摧折之致死，可谓褊而严矣。”（《习学记言》卷二十五）叶适批评光武帝，推重桓谭，并且说他优于扬雄、刘歆两位大名士，颇称允当。

桓谭毕生勤于著述，《后汉书》本传载：“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又“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然而后世散佚不少，殊可叹惜。

二　论世间事、辩照然否的《新论》

《新论》为今存桓谭的主要作品。关于其写作时间，书中多写及“王翁”（即王莽）败亡事，并分析其原因，可知当作于新莽之后。又《后汉书》本传载：“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可知本书之完成在东汉建武时期桓谭被贬斥之前。今存逸文内容实颇庞杂，大略有思想历史分析、社会政治评论、道德伦理说教、生命生活辨惑、文学经验总结，等等。王充尝论其作意说：

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论衡·超奇篇》）

王充对桓谭赞美有加，其评价高于司马迁、扬雄等，而“奇伟俶傥”则是对该书写作风格的总评。据《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俶傥，卓异貌也。”

《新论》中“论世间事”，首先是政治事。他在政治社会领域多有建言，所论方面甚广，且颇有卓见。如对“王”“霸”之术的批评：

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道纯粹，其德如彼；伯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王霸篇》）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载，包含以统乾元也。（同上）

儒者或曰：“图王不成，其弊可以霸。”此言未是也。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同上）

王者易辅，霸者难佐。（《求辅篇》）

桓谭政治理想无疑在“王道”。崇尚“王道”，批判“霸道”，是其主旨。观其所描述的“王道”内涵，与汉代现实状况颇存距离；而看他所描述的“霸道”种种形态，则是对秦汉以来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切概括：“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可见在桓谭心中，当时已实行二百年的皇权、帝制，基本上是一种“图王不成”的“霸道”，他的态度是“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王者易辅，霸者难佐”，明显表示厌恶排斥，并予以批判否定。桓谭于此所“辩照”之“理”，与其“非毁俗儒”“非圣无法”的基本思想立场相一致。

在政治历史评论方面，《新论》对汉武帝的评述最有代表性，书中曾全面论述汉武帝其人，凡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建树及其过失，皆有中肯论述，无不如实评骘，既无谀颂，亦不隐讳，褒贬基本适当：

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匹耳。……又歌儿卫子夫，因幸爱重，乃阴求陈皇后过恶，而废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为太子。后听邪臣之谮，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信其巫蛊，多征会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此所谓通而蔽者也。（《识通篇》）

一方面肯定汉武帝“材质高妙”，文治武功，皆有建树，“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评价很高。同时，又指出他种种错误和缺失，毫不隐讳。最后做出“通而蔽者”的结论，应当说甚具历史眼光，颇为中肯允当。比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语以颂扬为主，更为切实严正，富于史家批判精神。同样是对于汉武帝，班固的评论可是不太一样，我们不妨作一番对比，应当说很有意思：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在肯定武帝文治武功的成绩方面，二人所说大体一致，只是桓谭说得比班固更加全面；而对于汉武帝的过失问题，桓谭则明确批评说“上多过差”，指出其过失和差错颇多，不是一两件，并且列举了一些事例以为证据。而班固则只是说“如武帝……不改……”，说得很委婉含蓄，而且最终落实到“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的正面赞颂上去，显得小心翼翼，连已故皇帝也不敢得罪。

《新论》又论神道事。桓谭断然说：“无仙道，好奇者为之。”（《辨惑篇》）刘歆是他的师友，但在神仙问题上他们分歧很大：“刘子骏信方士虚言，谓神仙可学。尝问言：‘人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杭朽蠹，人虽欲爱养，何能使不衰？’”（同上）指出生命盛衰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理路清晰，刘歆难以反驳。《新论》中“辩照”神仙伪说的文字尚有不少，如：

哀帝时有老才人范兰，言年三百岁，初与人相见，则喜而相应和；再三，则骂而逐人。（《辨惑篇》）

余尝与郎冷喜出，见一老翁粪上拾食，头面垢丑，不可忍视。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同上）

曲阳侯王根迎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养生却老之术。君惠曰：“龟称三千岁，鹤称千岁，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虫鸟耶？”余应曰：“谁当久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祛蔽篇》）

范兰自称“三百岁”，似乎深得神仙至道。但被人“再三”盘问，即恼羞成怒，要“骂而逐人”，露出流氓骗子本相。有粪上拾食老翁，竟被人当作“神仙”，桓谭则明确说如神仙必作这副肮脏凄惨模样，那神仙有何可取可羡处！至于他反驳方士西门君惠之语，则表现出强大的思辨能力：你说龟鹤三千岁，但有谁能与龟鹤长期同居止，证明它们确实有三千岁？如此诘问，对方诚难回应。是皆表明在桓谭面前，“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其言信然。

《新论》所论“世间事”中亦包括学术和文学。首先，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余少时学，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道赋篇》）

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晓习万剑之名，……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同上）

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琴道篇》）

虚心好学，“习”能生巧，这是增长才学的不二法门。桓谭治学上强调“通”，司马迁和扬雄是他最心仪学者中的两位，而他们都是发奋勤学的楷模。

桓谭也论述了著作与人生境遇之关系，其谓：

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本造篇》）

此前司马迁有“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议论，深刻阐述了生活与创作的密切关系。桓谭此说，袭其思路，增加了贾谊、淮南子、太史公、扬雄等例证，当是对史迁所论之补充发挥。

《新论》甚至也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据《隋书·天文志》载：“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由此可知，桓谭在天文、数学等方面也作过深度钻研。关于“天状”问题，其所持为“盖天”之说，与扬雄等所主“浑天”说不同。他亦曾参与“日初出与日中远近”讨论，主日中远之说。其具体结论未必正确，但论证的过程表明，他的自然观测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很强。

要之，桓谭能够度越当时一般“浅儒”“俗儒”的见识，对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作出“证定”，除了其思维理性强固之外，与其本人知识结构亦相关。桓谭博学深思，学术理性强大，追求知识孜孜不倦，是汉代知识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桓谭知识主义信仰坚定，又能坚持正直的人格操守，故而难免与时俗有所不合，甚至与皇帝发生龃龉，而其人生道路难得遂志，亦其宜也。宋代王禹偁有诗云：“贾谊因才逐，桓谭以谶疏。古今当似此，吾道竟何如？”（《偶题》三首之一，《小畜集》卷十）感叹殊深，千古共之。

三　素丞相、大豪杰

关于文学创作，桓谭颇有志于此，自述“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致疾病”（《新论·道赋篇》）。可见其“用精思”之“剧”，竟影响了身体健康。刘勰尝据此发挥谓：“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文心雕龙·神思》）在刘勰看来，桓谭（以及王充、张衡等人）属于“思之缓”一类，文思缓慢，创作起来有些累。刘勰的说法有无根据？难言之矣，可备一说吧。至于桓谭自己说的“小赋”，应该有些数量，但今存唯《仙赋》一篇，其序曰：

余少时为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余居此焉，窃有乐高眇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

赋为短制，自称“小赋”。唯写“王乔、赤松子”，“呼则出故，翕则纳新”，“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之类，所撰“颂美”之词，不免落入“俗儒”者流。好在本篇终属“少时”所为，当时见识未广，思虑尚浅，偶遇朝廷大典，亲炙目睹，少年兴发，一时冲动，山呼万岁，一般人自属难免，是亦不必深究而求全责备者也。重要的是，桓谭后来思想渐见成熟，走上“非圣无法”的道路，成就一代杰出文士，终与“浅儒”“俗儒”者流分道扬镳。由此亦可印证，但凡杰出人物，皆有成长渐进过程，桓谭自不能免。

关于桓谭本人的文学风格，刘勰又尝论曰：

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文心雕龙·才略》）

此是说其文章，尤指《新论》。“富号猗顿”，篇幅宏富之谓也。“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二句，刘勰之意，当言桓谭的文学才具长于论说文章，而诗赋丽文稍有“不及”。关于此点，其实桓谭本人也有所说。他自述尝热衷于“扬子云丽文高论”，且“猥欲逮及”，可知他在“丽文”和“高论”两个领域，都曾作出过努力。自刘勰之评语中可知，似乎其撰作“丽文”之“才略”稍弱稍“缓”，故有所“不及”也。然而今存桓谭“丽文”作品嫌少，所以刘勰的评论难以得到实证。当然，我们相信刘勰不会无的放矢，他当初必定看过足够的材料，才做出如此评说，我们大体上可以采纳。再者，桓谭诗赋作品遗佚甚多，此一现象本身似乎也表明他确实“长于讽论，不及丽文”。这是我的推论，仅供参考吧。

桓谭既持学者品格，崇尚知识，又挺君子操守，正直不阿，深受后世学人尊崇。王充比桓谭年龄稍小，实际上是同时代人。他曾说：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论衡·定贤篇》）

这里就是“素丞相”一说的出处。王充说《新论》能够“论文以察实”，这就叫做能“割文”；而“割文”与“割肉”道理是一样的：当初陈平“割肉”公正，便是“丞相之验”，后来果然做了丞相；桓谭既然能够公正“割文”，这也是“丞相之迹”，可惜他没有做成丞相，所以他是“素丞相”。

嗣后对桓谭的赞颂更多，而视角各有不同。宋代王安石有诗云：“崎岖冯衍才终废，索寞桓谭道不谋。”（《严陵祠堂》，《临川文集》卷二十五）肯定他坚守自己的“道”而不惧人生“索寞”的精神。又宋代周紫芝直谓桓谭为“大豪杰”：“有人于此，确然自信而无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夺，爵禄不能劝之使从，刑僇不能威之使惧，非天下之大豪杰，吾知其不能矣。余于东京而得桓谭焉，……观谭展转于新室纷更之余，终不肯一言以取媚于时。及中兴之后，谶说益盛，而犯颜力诤，以辨其非，则其人自视岂随其波而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独行，不移于举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后可以谓之大豪杰也。”（《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五）这是敬仰桓谭的人格。清代朴学家们对于桓谭执着追求真知真识的精神大为佩服，更将他当作治学的偶像：“愚谓桓谭《新论》足以证今古文《孝经》之伪，岂不足以证古古文《尚书》之真哉？……余敢望桓谭其人，而辄旦暮遇之也哉！”（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卷五下）一位文人学士身后竟拥有如许多知音，能够得到不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赞赏表彰，真是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