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兄妹、祖孙：班门群英

文学史上多位作者同出一门的情况并不稀见，如西汉有枚乘、枚皋父子，刘向、刘歆父子，三国有曹魏“三祖”加曹植，又有阮氏父子叔侄，西晋有陆氏兄弟，南朝有谢家诸雄。唐代杜甫敢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因为他祖父杜审言就是位优秀诗人。宋代有大名鼎鼎的“三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若论东汉，则首推班氏，他们家不仅有班彪、班固“父子兵”，还有班固、班昭“兄妹档”，若往远追溯，还有班婕妤与班昭的“祖孙女将”组合。他们每一位都是文学高手。出现这种奇妙的文学景观，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家族内部重视文化传授和训导，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学基因的传承作用，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家族都会出现这种奇迹的。

一　班门群英之班彪

1.雄辞杰识

班彪出身官宦世家，先辈在西汉后期任过郡守等官职。班彪年轻时遭遇王莽、更始之乱，曾避难天水，暂依军阀隗嚣。那隗嚣自恃拥有武力，想着长久割据，称霸一方，所以很向往春秋战国时天下分裂的局面。他曾问青年班彪：“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班彪的回答却使他失望：“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后汉书》本传）班彪在这里指出周代与汉代“殊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体制上的差别：前者实行的是分封制，即封建制，那时周王实权有限，而诸侯势力根深蒂固，所以能够世代生存，还可以玩纵横之术；后者则已经实行了二百年皇权制，地方势力缺乏“世业”根基，虽能暂时乱中得势，终难持久存在，老百姓还是希望汉朝复兴。应当说，他对当时历史及现实的分析甚为深刻。但是隗嚣不服气，强辩说：那些笨蛋们当然只知道姓刘的汉朝皇帝，可是摆在秦朝末年，天下逐鹿，有谁知道姓刘的能做皇帝呢？班彪一看这隗嚣目光短浅，却野心勃勃，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再往西去，投奔河西窦融。那窦融头脑清醒得多，加入了当时节节取胜的刘秀集团，成为“河西大将军”。后来刘秀削平群雄，统一全国，隗嚣被消灭，割据美梦没有做成；而班彪随着窦融进入刘秀朝廷。刘秀问窦融，先前所上的奏章是谁执笔？窦融说那全出自班彪之手，刘秀因此召见班彪，颇欣赏其才情。关于窦融荐举班彪之事，后世流为美谈。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文章中说：“吴公之荐贾谊，未塞前叨；窦融之举班彪，仍当后忝……”（《为东川崔从事谢辟启》）。又三公屡辟，后来又出任徐、望都等县令，在任颇有政绩，吏民爱之。班彪还曾任职于太学，王充就是其学生之一。他又曾上疏，建议皇太子和诸王“宜博选名儒”为师傅，得到刘秀的首肯采纳。

不过，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不脱文士本色，所以他的精力多半使用于文史之间。他的作品今存不多，但有精品传世，后人曾有说法：“班彪之览，木华之赋，郦元之经，卢肇之说，韩愈之碑，雄辞杰识……”（宋胡铨《答谭思顺书》）这里提及了历代不同文体的代表性作品，并以“雄辞杰识”来概括它们的特色，其中便包括班彪之作。所谓“班彪之览”，指的就是《览海赋》。班彪此赋写“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顾百川之分流，焕烂熳以成章。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等，真的雄辞磅礴、气势不凡。至于里面的思想，是否够得上称为“杰识”？还须另当别论。

我们还是先从班彪的其他作品来看他的思想见识。今存班彪文章，有《王命论》《史记论》等，前者论述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后者评论上古以来史学著作的得失，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些独到见解，特别是在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属于自己的看法。班彪的这些看法，可以认为其中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但是否可以成为杰识，还是需要讨论的。

例如他的《王命论》，分析刘邦能够在秦末乱局中建立汉朝，有五大原因，说得相当全面：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起。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这五点，后面两点颇为符合历史实情，刘邦能够战胜项羽而“成帝业”的关键，一是他比较“宽明”，头脑清醒，从善如流，料事有方，待人大度，不拘小节；二是他能够容人，善于用人，文臣武将，人才济济，愿为所用，虽然屡次失败，而屡败屡战，终于取胜。这些说法，应当认为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相当的判断力。不过前面所说的三点，什么“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云云，完全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之说。刘邦与帝尧有什么血缘关系？这种历史上影子都没有的事情，只有那些溜须拍马的无耻文人说得出口。若说到体貌，与公认的盖世英雄项羽相比，历史真实记载中的刘邦，只不过是猥琐无赖模样。至于“神武有征应”之类，更是凭空虚造的妄说，是谶纬一类骗人的把戏。班彪将这些浅薄荒谬的说法，也当作严肃的道理来叙述，这是把自己贬低到谎言捏造者和传播者的层次上去了。作为史学家而相信这一类说法，应当说缺乏起码的清醒头脑，连常识都显得不够，更不用说“杰识”了。班彪接着还说：

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这里进一步解说他的所谓“灵瑞符应”，什么“白蛇分”“五星聚”等等，将成败得失归结为“天授，非人力也”，将“天命”当作改朝换代的主要依据，这当然是不科学的历史观。即使在古代，也有不少人对于班彪的说法提出质疑，如宋代就有人说：“历代之君，或以功，或以德，而受天命也。然班彪作《王命论》以为出于天命，唐柳宗元作《贞符书》以为由于人事，何耶？”“夫怪力乱神之事，圣人之所不言；图谶符瑞之学，君子之所不取。若叔皮作《王命论》，是特知高祖之兴，五星聚，白蛇分，而不知诛秦灭项约法三章，则有功于民，而后受天命者也。以是观之，叔皮虽世掌史书，岂为无失乎？”（史尧弼《莲峰集》卷五《历代之君出于天命人事辨》）这里批评班彪的“王命”之说，指出其夹杂“怪力乱神”之类，明显有“失”，不可取。看来班彪的“雄辞”有余，而“杰识”方面则要打一点折扣，尤其在历史观上尚存欠缺。

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享年五十二岁。班彪年轻时代遭逢乱世，后半生则进入东汉中兴时期，在千变万化的时势中，他却能善作选择，履险如夷，全身保生，显示了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拥有明睿的生存之道，在这方面确有一些“杰识”。入东汉后受到刘秀信任，政治生涯平稳。班彪没有做过大官，只做到司徒掾、县令等。他并不很在意官职大小，因为他的人生目标主要在著作方面，功利观念并不很强烈。今本《汉书》中的《翟方进传》就是他的手笔，传末的评语说“司徒掾班彪曰”，他将“司徒掾”的名号顶戴在自己名字前，似乎还颇以为荣。不以官小而耻，这应该也是班彪的一种人生机智。唐代李华曾评论说：“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所谓“识理”，与上面所说的“雄辞杰识”有相通的部分，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应该指的是他在人生处世中的理性通达态度。

2.“后传”的得失

班彪毕生从事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关于汉代历史的整理和撰写了。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早已写就了历史巨著《史记》，不过班彪觉得还存在不少缺憾。首先是自武帝太初年间以后，也就是司马迁身后的事，不再有权威的历史记述，虽然也有一些好事者包括著名文士如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缀集时事，想做续貂工作，但在班彪看来，它们大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客观上《史记》需要有一位优秀的续写者。其次是《史记》尽管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班彪看来，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失误。对此他有相当具体的考虑，并且形成一套意见。首先是“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这是事实。《史记》所写对象，笼括上下三千年，不可能写得很详备，疏漏在所难免。还有，班彪对《史记》的写作立场和观念不大认同。他认为司马迁“崇黄老而薄五经”，问题很严重，是“大敝伤道”。班彪如此说，未必妥当。因为司马迁对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是平等看待的，他分析各家优劣，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又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等，都基本符合实情，并无明显的偏向。而班彪则将儒家置于神圣地位，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来看待诸子百家，所以他本人倒存在严重的先入之见。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杰识”又要打一点折扣。尽管如此，班彪自己还是很认真地做着续写汉史的工作，他虽然对司马迁存有某些偏见误解，但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人生境界对他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倾力写出了“后传”数十篇（刘知几《史通》说他写了六十五篇）。之所以取名“后传”，是司马迁之作当时尚无“史记”名称，只称“前史”，所以班彪显然是要接写《史记》。

班彪所写的“后传”文字，在今本《汉书》中尚可见到痕迹，如有些篇章的末尾，有署名班彪的评语，据此大致可以认定，这些篇章基本上就是班彪的手笔了。它们有《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就这三篇传文看，它们在今本《汉书》中显得都有些特别，在写法上与其他篇章颇为不同。这种不同是优是劣？下面我们稍作介绍、分析。

《韦贤传》写韦氏一门几代人物。本篇的写作特色在于描写人物都很简洁。先写韦家先祖韦孟，生活在西汉初，“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曰”云云。然后写“孟卒于邹。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自孟至贤五世”。其中引述了韦孟的一首长篇四言诗（“肃肃我祖……”），文字不短，竟超过了叙述韦孟事迹的正文许多。也就是说，引文多于正文。

然后进入写传主韦贤本人：“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贤七十余，为相五岁，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罢归，加赐第一区。丞相致仕自贤始，年八十二薨，谥曰节侯。”作为人物传记，文字也很简约。下面接着又写韦贤之子韦玄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叙述同样很简洁。总之，本篇在叙述韦贤、韦玄成父子两位宰相的事迹方面，都比较简略。而这部分文字中也有引文，所引的是韦玄成的《自劾诗》（“赫矣我祖，侯于豕韦……”），篇幅也不短。这些引述文字虽然较长，但毕竟它们是传主亲自所撰，与传主生平关系密切，它们可以是传文的一部分。

然而本篇以下文字中的引文，问题就大了。这些引文包括“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认为……”，“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大司马王莽奏……谨与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议，皆曰……”等。这些引文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们的文字更多、更长，加在一起，其绝对数量比传文正文长出许多倍；其次，这些引文的作者并非传主，这等于是将他人的作品收录进传文中来了；第三，这些引文全是讨论某一朝廷的相关礼法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有关汉代皇家祖宗宗庙的名号取舍问题。此问题涉及汉代列朝皇帝的“神格”身份的安排序列，亦即汉代诸皇帝的“昭穆”“祖宗”的确定和称呼问题，比如称刘邦为“高祖”、称文帝为“太宗”等等。所以对汉朝皇室来说非常重要，当然受到朝廷的重视，也引起不少对于礼乐制度拥有发言权的文士的关注。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本篇传文的传主而言，其重要性显然不那么大，对于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介绍，更是关系甚小，所以它们以这么长的篇幅被安排在传文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属节外生枝、张冠李戴。对于传记文学作品而言，这种写法也是不规范的、颇为“出格”的，它使得传文显得不伦不类，降低了史传文学的质量和水平。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像《韦贤传》这样的篇章，是写得比较差的作品，至少在文学性上是无可赞述的，不妨说这样的文章是败笔。

《元后传》则是另一种情况。传主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她位高寿长，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新莽总共两朝六帝。她十八岁入宣帝掖庭，为皇后“家人子”；不久被送予太子（即元帝），得幸生子刘骜（即成帝），骜大受宣帝宠爱，被立为皇太孙。为此，她也母随子贵，在宫中受到器重。元帝即位，刘骜立为太子，她亦立为婕妤，三日后又立为皇后，其父亲王禁也封为阳平侯，叔父王宏为长乐卫尉。王禁不久病故，长子即她的长兄王凤，袭爵阳平侯，并任卫尉、侍中。元帝死，成帝即位，她作为皇太后，权势更盛，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断朝政，而她的胞弟王崇封安成侯，食邑万户；不久，王家诸兄弟皆封为侯，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时称“五侯”。当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有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王氏一门荣贵，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然而在成帝翼护之下，安然无事。王凤病死之后，又有另一王氏兄弟王音接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执掌朝柄。王音辅政八年而亡，王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继续执政。四年之后，王商死，王根继任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再过五年，王根“乞骸骨”退位，王莽遂继任大司马。这王莽是王皇太后早亡的胞弟王曼之子，是她的亲侄儿。王莽辈分稍小，王凤死后才出道从政，起初只是封新都侯，后来名誉日隆，地位迅速上升，终于专主朝政，经哀帝、平帝，成为安汉公，并成立新朝以代汉。王莽代汉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班彪通过本篇传记的设立，通过对王政君个人经历的叙述，将这个过程讲述得条理清晰，事理清楚。王政君是王家得以代汉的关键人物，她个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后来的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刘家人物；同时她又是王家之女，是诸王的姊妹、姑母、太姑母，是王家人物。双重身份对她而言极为重要，她不能失去任何一方。这使她在保持利益均衡方面拥有特殊的立场：在保证刘家皇权不致倾覆的同时，又要保证王氏能够不断取得最大利益。这是一种两难的微妙平衡，最后却被王莽篡汉的行为打破了。她的“太皇太后”身份被取消，王莽封给她“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这个奇怪的名号；令她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夫君汉元帝的宗庙被毁坏，改造成为“文母太后庙”中的一所“食堂”，将来供她入主，她见状后不由得大怒。班彪这样写当时的情状：

（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饮酒不乐而罢。

王政君一向袒护侄儿王莽，但这一次她的态度变了，因为王莽破坏了她的平衡底线，她“惊泣”了，而且说了狠话：你们拆毁我夫君汉元帝的宗庙，这是得罪了神灵！你休想再得到神灵的护佑，你这样做长不了！班彪在篇末又以史家的身份评论说：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来，《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失世，稀不以女宠。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班彪亲自出面，评说王政君其人其事。他的意思是，历来帝王失世，多因为女宠，王氏一门兴盛，以致王莽代汉的历史事件，基本的要因是有她的存在。但是她在最后时刻竟反对王莽称帝，还紧紧捂着那传国玺不想交给王莽。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被班彪说成是“妇人之仁”，而且感叹说“悲夫！”实在写得既客观真实，又很微妙，很出色。本篇传文，与上述《韦贤传》相比，显然写得更加优秀一些。而班彪亲自出面说话的篇末评语，也写得颇为精到。

顺便要说的是，今存《汉书》中保存了三篇“司徒掾班彪曰”领起的篇末短评，这是仿照司马迁在《史记》中传末所作“太史公曰”的写法，同时也体现“卒章显其志”的《诗三百》传统。除上举《元后传》一篇外，这里再录其余二篇，以为鉴别：

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汉书·韦贤传》）

应当说，《韦贤传》篇末的这篇简短扼要的评论，比他在正文中的复杂叙述和繁琐引文，要精炼清晰得多。至于他的结论性意见，说“刘歆博而笃矣”，牵涉到经学中的今古文派系分歧问题，比较复杂，而他本人看来是站在古文经学一边的，所以支持刘歆。这是一家之见，毋庸褒贬了。另一篇是：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汉书·翟方进传》）

该传正文写翟方进及其子翟义生平事迹。翟方进由儒宗而出任宰相，班彪誉为“盛矣”，褒奖得当。至于其子翟义反抗王莽专权篡汉，兵戎相见，以失败告终，则是悲壮的，赞以“怀忠愤发”，班彪叹曰“悲夫”，亦属恰当。此处显示道义所在，文笔中自有正气流贯。而文字更加简洁，概括有力。

总之，班彪的史笔，有的不甚高明，有的则颇为出色，有得有失。班彪编撰“汉史”的工作，在他身后由儿子班固、女儿班昭得以继续完成。这是班家的“世代工程”。诚如宋代陈元粹所说：“昔司马谈之文，迁实发之；班彪之文，固实发之。二公光焰，照映千古，以其有子也。”（《省斋集》卷十《原跋》）子女都有出息，也是班彪专心史籍风气影响下结出的硕果。

二　班门群英之班固

1.明哲保身

班固字孟坚，班彪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要他人格坚强，坚守道义，固若金汤。班固不负父望，从小就对文史之学具有浓厚兴趣和很好的悟性。他九岁就能写诗作文，这一点被传为佳话。十三岁那年，班彪的学生王充在太学里见到他，抚着小班固的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这就是说王充预料到他将来会继承父业，撰写汉代历史。班彪去世后，他的“后传”写作中断了。青年班固返回乡里，果然潜心钻研汉代历史，并开始续写汉史。有人上书汉明帝，说班固在“私改作国史”，这可是一条大罪名。当时皇朝历史不允许私人撰写，司马迁写《史记》，有太史令的官方身份，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但班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班固被抓去洛阳关押起来，写的东西全被抄没。幸亏班固弟班超诣阙上书，得明帝召见，说明本意。明帝又看了他的一些文字，印象不错，便令班固参与校核皇家藏书，任兰台令史，又迁为郎，这就也有了官方身份，得以继续写作。这是永平初年的事。其后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年间，终于在班彪遗稿的基础上，总共写出一百多篇，《汉书》基本成书。

书稿流传开来，当时便得到好评，学者之间传看，都很赞赏。那汉章帝又是个雅好文章的人，班固更加得蒙宠幸，数次进入宫中，伴随皇帝读书，有时竟夜以继日。建初四年（79），章帝诏诸王诸儒在白虎观集会，讲议五经同异，班固担任记录、整理工作，其成果就是《白虎通义》一书。这部书是东汉中叶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在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帝永元元年（89），外戚窦宪率大军出征北匈奴，班固被聘为中领军，参与军机。次年取得大胜，直打到燕然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班固意气风发，作铭文以纪其事，宣扬大汉国威。永元四年（92），窦宪以谋反罪被诛，班固因为与窦宪关系密切，所以受到牵连，被免官。又因班固家人平时在洛阳骄纵惹事，不遵法度，连家奴都敢在大街上顶撞洛阳令，结怨不少。现在后台一倒，洛阳令便将他全家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综观班固一生，才学优异，积极用世，绝大部分时间仕途顺利，长期受皇帝及权臣宠信。由此，使得其人生观自然向功名倾斜，一方面服膺儒术，信仰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则追求名位，附会权势。此点对其写作立场影响不小，无论诗赋文章抑或《汉书》，都流露出正统的儒术理念和个人的功名欲望。今存他的《与窦宪笺》《奏记东平王苍》《东巡颂》《南巡颂》《窦将军北征颂》等，都体现出这种取向。出于其人生立场，班固在一些学术文化问题上的观念也多显露出保守倾向。例如对屈原、司马迁等前代优秀人物，他虽有所肯定，但都有一些不恰当的批评。在《离骚序》中，班固在宣扬“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人生态度的同时，针对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的说法，指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他说屈原“露才扬己”，似乎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而屈原在作品中批评楚怀王，是气量不够大，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至于屈原投水而死，那是性格太怪癖的狂妄行为。这些批评都显示出班固自身缺乏是非分明的正义感。那楚怀王本是昏君，屈原为何不可“责数”之？屈原显露自己的才华，有何不可？他又说《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诸如此类言论，表现出班固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许多描写手法都不能理解，连引用神话故事都要加以排斥。这些话反而暴露出他自己的思想被“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紧紧束缚的问题。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他又接过其父班彪的说法，责备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云云，还说司马迁不能做到“以智自全”“明哲保身”等等。他如此批评前贤，显露出他的思想境界实在很渺小，很卑微，很庸俗，很自私，一点崇高正义感都没有。日后，班固本人终陷刑戮，丧命狱中，比司马迁还惨，又如何叫人同情？后来范晔驳斥他说：“（班）固伤（司马）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说他虽然看上去很聪明，很会为自己打算，但实际上眼光短浅，自己结局更加不堪。

再者，班固还曾为当时盛行的谶纬辩护，与桓谭、王充等人所持立场相反。宋代叶适说：“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于谶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盖以时主好尚方盛，遂不敢婴其锋，亦理势之常。至于雷同趋和，比之经典，则希世太甚矣！”（《习学记言》卷二十六评《张衡传》）班固并非不明白谶言是些什么货色，他是故意“希世”迎合皇帝为代表的权力，所以才那样起劲地赞颂谶纬这些欺骗人的东西。他的这些缺点，表面上看去是思想见解比较固陋保守，实际上反映出他人格的局限性，是他为了自身利益“明哲保身”而采取了“希世”的立场，去曲意迎奉歪理邪说，才会如此言论荒谬、批评失当。不过事实表明，班固尽管一再主张“明哲保身”，而他自己“明哲”的结果，却未能实现“保身”，岂不令人诧异？

2.文冠两京

然而班固才情卓著，学养深厚，又加勤奋著述，其文学贡献甚大。班固是文学多面手，文学成就笼盖了文章、诗歌、辞赋等多个领域，还有《汉书》。在整个两汉，他都堪称是一位文学全才，甚至有人说他“文冠两京”（宋张九成《孟子传》），虽然有所过誉，也表明他在东汉文坛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

班固文章早闻于世，作品今存《答宾戏》《应讥》《典引》等。他的《封燕然山铭》最为有名：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雷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凌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

这里描写的是：汉大将窦宪，本是汉和帝母窦太后之兄，是为帝舅。窦宪身为朝廷重臣，挺身而出，为维护皇朝威严而毅然北伐。他率领着如鹰如虎的将士们，犹如周代的姜尚，去讨伐敢与大汉对抗的北匈奴。《诗经》中赞美姜尚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窦宪就好比那姜尚一般。窦宪还率领着南单于、东胡乌丸、西戎氐羌的各部侯王首领，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有战车一万三千多辆，气势震慑敌人。大军出征，一路艰苦卓绝，所向无敌，横扫万里，直捣龙庭，为当年曾经受辱的汉高祖、汉文帝报了宿仇，也给今后的子孙安居乐业奠定了基础。这确实是一场以一时艰辛换取永久安宁的伟大战斗。班固在这里调动了他的全部文学能量，为窦宪北征大唱赞歌，也为汉皇朝声威大肆鼓噪。应当说，这篇铭文体现出了大汉帝国的国威，代表着盛世文化的主流精神，亦即刘勰总结汉代文学时指出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班固本人也因此跻身于汉代主流文学家之列。本篇后来收入萧统《文选》，列铭类之首。

班固辞赋名篇，首推《两都赋》（《东都赋》《西都赋》），历来备受重视。萧统《文选》入选赋部京都类第一篇，也是全书第一篇。《文心雕龙·诠赋》亦将“孟坚两都”列为“京殿苑猎”题材之代表作。总观《两都赋》的写作，以建都问题为由，“盛称洛邑制度之美”，赞颂东汉皇朝的神圣地位。本赋虽有讽谏奢华风气之用意，但只是“曲终奏雅”“劝百讽一”而已；实际思想内涵主要是高唱皇朝赞歌，敷述皇帝神明，皇恩所届，两都繁华，天下太平。至于文辞丰赡，采润多姿，展示描绘技巧，表现辞藻功力，实为一流。其中形容两都之繁华富庶，美轮美奂，环境的雄奇壮丽，令人神迷目眩。这篇辞赋本以骋辞为能，而又具有相当可读性，其写作难度很大。其中代表性文句如：

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东都赋》）

这里歌颂刘秀中兴大业，除了强调“上帝”“致命乎圣皇”“继天而作”的“天命”正统性之外，还不忘说及“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等，这些都是图谶一类天命的体现，刘秀曾以此愚弄民众，而班固也不免应声而作。而其辞藻丰赡，文字辉煌，亦颇为突出。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相比，毫不逊色。

此外，班固还有《终南山赋》《幽通赋》等篇，亦以文辞丰赡、描述多变化为特色。班固的诗歌，历来最受关注者，即是《咏史》之篇：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诗篇说上古三王时期，注重德政，不用肉刑，但后来时势变易，肉刑出现了。西汉文帝时期有太仓令淳于意，因犯法获罪，羁押入狱。淳于意无子，唯有女五人，其最小的女儿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朝廷：“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表示愿意以身为奴婢而赎父。汉文帝览书，颇生同情之心，遂下令：“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汉书·刑法志》）这就是著名的西汉文帝时缇萦救父的故事。诗一方面赞美缇萦作为一名少女，能奋身救父，另一方面赞美西汉文帝为政宽仁，能体恤民情，废除肉刑。至于本篇的写法，以叙事为主，无多修饰，尽管曾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但不可否认，它是文士五言诗的早期重要作品。

此外，尚须说及《竹扇赋》：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竿纷实翼。杳筱丛生于水泽，疾风时纷纷萧飒。削为扇翣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辟暑致清凉，安体定神达消息。百王传之赖功力，寿考康宁累万亿。（《四部丛刊》初编本《古文苑》卷五）

本篇虽题作“赋”，实为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而且是专题咏物诗。它每句皆押韵，与后世诗歌有所不同，体现了当时诗歌的写作习惯。两汉文士诗歌不发达，其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如辞赋、文章。而在诸体诗中，七言最被忽视，文士写作七言者极少，作品较五言更为稀见，故本篇弥足珍贵。自两汉四百年诗歌的写作史观之，本篇竟是今存可靠的最早的文士七言诗，其意义更重于《咏史》之于五言诗。

3.《汉书》的文学成就

班固的全部著作中，分量最重、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汉书》。在写班彪的文章中已述《汉书》始作于班彪，班彪去世后，班固接着写。需要说明的是，《汉书》全部篇章中，“帝纪”前六篇沿袭《史记》改写而成；班彪撰有“数十篇”；班固又写了近百篇。但班固生前，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写就；后来和帝又诏其妹班昭在皇宫内东观藏书阁续写而成。故《汉书》实为多人集体之作，班彪首创，班固撰写及整理之功最多，班昭最后完成。

《汉书》写西汉及新朝二百三十年历史，全面记载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大事，记述帝王后妃、将相大臣以及各类重要人物生平经历，评述其得失成败，写作态度认真，蒐集史料甚勤，而条例整饬，事理详核清晰，文笔也较严谨，一代史事，囊括其中，被公认为《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史学价值很高。中国历史著作文体，“纪传体”影响最大，为司马迁首创；不过《史记》从上古写起，直到作者当时（汉武帝时），所以它是“通史”。而《汉书》只写一个朝代，这应当叫做“朝代史”。后世“朝代史”体制颇为风行，“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朝代史”，《汉书》就是“朝代史”之鼻祖。而且东汉以后直至隋、唐，各朝史书多名为“×书”，亦本自《汉书》。又，始自汉末迄乎南朝陈代，注解《汉书》者达二十五家之多，亦可见其影响之广。

《汉书》的不足，主要也就是写作立场过于向刘汉皇权靠拢，书中美化本朝帝王之处包括隐恶扬善、阿附谀颂的文字篇幅不少，有损史家立场的公正。如写汉武帝，《史记·孝武本纪》中尽写方士少翁、李少君、栾大、公孙卿等作祟之事，花样繁多，而武帝执迷不悟，再三上当。班固《武帝纪》中则将此类方士活动大部分移到《郊祀志》中，似乎与武帝无关了，这是为尊者讳。与司马迁的独立写作立场相比，班固基本上依据皇家利益立论，其史家独立品格明显较弱，更毋论批判精神了。此点为班固与司马迁的主要差距所在。

然而，《汉书》自有其文学成就。主要是：为一代众多重要人物立传，写出别具风格的传记文学作品。不能否认，《汉书》具有独特风格，在古代传记文学中占有一席高地。对班固的叙事风格，明王世贞评论说：“孟坚叙事，如霍氏、上官之废昌邑王奏事，赵韩吏迹，京房术数，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恺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胜范晔，然宛缛详至，大不及也。”（《艺苑卮言》三）指出“宛缛详至”的优点，诚然。《汉书》中的一些优秀篇章，其可读性还是相当强的，如《司马迁传》就写得颇为周详，其中写司马迁的生平经历颇为全面细致，又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等文章全文照录，占有本传篇幅的一半，这不但保存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对于记载和表现事主的思想性格，作用很大。我们读《报任少卿书》的文字，可以体会到司马迁当时的复杂心理和怨愤情绪：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此外，还需要指出一点，《汉书》系统著录了上古以来重要的文化史料，集中表现于《艺文志》的编撰。本志内容，删刘歆《七略》而成，对于保存上古文献、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贡献极大，价值极高。

三　班门群英之班昭及班婕妤

班固有妹名昭，字惠姬，博学高才，文名早著。十四岁嫁同郡曹世叔，不幸丈夫早卒。寡居生活反倒利于班昭集中精力，投入到文史的著述中。班固编写《汉书》，未竟而卒，班昭奉和帝之命续写。她还多次被召入后宫，充任邓皇后及诸贵人的文化教师，为此得了个雅号——“曹大家”，意思是“大专家”。朝廷每收到远方贡献的珍奇异物，和帝常诏曹大家作赋、颂以庆贺。安帝时，邓太后临朝执政，又将她当成了私人顾问，出入皇宫更多了。当时《汉书》刚整理毕，时人多不能通读，朝廷派年轻学者马融伏于阁下，边读边接受班昭指导。安帝永初中，班昭卒，年七十余。邓太后素服举哀，以示尊重。《隋书·经籍志》著录“曹大家《女诫》一卷”，又在“汉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条下注有：“梁有《班昭集》三卷。”

班昭作品，今存辞赋多篇，有《针缕赋》《大雀赋》《蝉赋》等。此皆咏物小赋，题材不大，而篇幅短小，虽寓意简单，但措辞精妙，殊含情趣。如《针缕赋》：

镕秋金之刚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达而渐进，博庶物而一贯。惟针缕之列迹，信广博而无原。退逶迤以补过，似素丝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

前半述针缕之品德优秀，刚精、直端、通达、一贯等；后半说其功用至大，即使贵族功臣，亦需服用衣裳。此本妇功琐事，而能藉以发想成章，且寓道德训诫，可见其才气。又《大雀赋》云：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

西域都护班超为班昭次兄，兄献雀，妹赋雀，允为佳话。“帝庭”“优游”，亦暗含其自身生活写照。作为应诏之赋，写来从容不迫，且颇为精巧，诚是难得。

班昭又有《东征赋》，颇令人称奇。值得称奇之处在于：在辞赋史上，“东征”无疑属于述行题材，作者一般皆是男性人物，因宗法社会，男性在外，有“行”乃“述”；妇女居家主内，无“行”可述。班昭能写出此赋，可谓力敌须眉。不过本赋并无“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之类内容，倒是以抒述迁居怀土感受为主，抒情性甚强。本篇有明显效法其父班彪《北征赋》的迹象，所谓“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她要效法“先君”，取则其行止。“乱”词中宣扬“正身履道”“清静少欲”等道家观念，亦与班彪思想一致。所以两篇作品在内容取向及风格上存在紧密关联，亦唯如此，萧统编《文选》时，将父女二人的作品同时收入书中，列入“赋”之“述行”类的前二篇，有互为辉映之美。

说到班昭的优游帝庭，不能不联想到其姑祖班婕妤，她以另一种方式在帝庭中生活过。她少年时选入皇宫为侍女，不久受到成帝宠幸，封为婕妤。她在后宫众多女性中，亦以文采取胜。据载，成帝曾游后宫，要班婕妤一起坐辇，被班婕妤拒绝，她说：“观古之图书，贤圣之君皆有贤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褒姒之幸乎？”成帝听了，很欣赏她的机智。后来赵婕妤（即那位长袖善舞、身轻如燕的赵飞燕）为了擅皇帝之宠，姊妹二人专门在宫中播弄是非，造谣说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在使用邪道妖法害人。成帝审问班婕妤，她回答说：“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无益？故弗为也。”成帝觉得有理，不予追究。班婕妤深感在皇帝身边处境艰危，要求调到长信宫去专门侍候皇太后，获准之后，从此便远离后宫，图个平安无事。班婕妤亦有作品流传，其辞赋最有名，《自悼赋》写宫中的幽凄生活，心怀绵绵悲情：“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荫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颇为感人。荀悦在《列女传》中评曰“哀而不伤，归命不怨”；又引《诗经》“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句，说“其班婕妤之谓也”。

班婕妤与班昭（“曹大家”），祖孙两代才女，为班氏家族群英增添了特别的光彩，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