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母亲

“干妈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人！在她的人生字典中，没有自私，只有忘我。可惜，这样的人现在少见了。”

晶晶姐是母亲194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收的干女儿，她的父亲孙德和^[1]与父亲同为留德生、同在同济谋事。母亲和孙德和夫人很投缘，又因晶晶姐清秀乖巧，遂收她为干女儿。

晶晶姐把母亲在她作为访问学者再次赴德国时给她的信，翻箱倒柜找了出来。她把信递给我时，说了这番话。

短短几句话，引发我对母亲的回忆和长长的、无尽的思念。

母亲脾气极好，对人永远客客气气，说话轻声细语，在我的印象中她几乎没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使要求我们或保姆帮她倒杯茶水也是如此，从提要求到欠身接过杯子一连串几个“请”“谢谢”。小时我想，犯得着对保姆和子女这么客气吗，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母亲知道我的想法，总说：“要谢，只要帮助过你的人就应该谢，无分长幼尊卑。”

但是母亲的思想有点“左”，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总是一味地谦让，姿态放得极低。家里人针对这个特点，叫她“陆常左”，她听了笑笑，并不生气，却照样我行我素。

母亲的这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印象烙在我心中，我觉得她活得就是她自己，非常自然。最近几年，因为写父亲的传记，大量接触熟悉他们的人，无意中获悉了母亲的一些事，原来她还有这样一面……

父亲的得意弟子黄克智的夫人陈佩英与母亲来往密切，陈阿姨和我们讲了下面这件事。某天她来找母亲，老保姆杨奶奶告诉她，母亲出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请稍坐会儿，她听了杨奶奶的话，一边和杨奶奶聊天一边等候母亲。杨奶奶盛赞父母的为人，说张同志和陆同志这样的人是她这一辈子遇见的最好的人，每次发了奖金或拿了稿费总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她。这件事给陈阿姨很大震撼，她说对保姆好她能做到，但从自己的奖金和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保姆她想都想不到。末了，陈阿姨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张先生、陆先生了，尤其是陆先生，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心胸真的很宽广，不简单。”

这件事，我这个儿子却不知。

……

二哥（堂兄）张克淳在讲家族历史时也提到了母亲早年的事。

在天津居住时，在每次随众人进祖母房间请安后，母亲总是低声问起他的功课来，这样他们聊着聊着就顺势走出祖母的房间。二哥的意思是，母亲在祖母面前不自在，借着说功课避开了。

唉，婆媳关系历来是中国人最敏感的一个社会话题，作为儿媳，母亲也概莫能外。

祖母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出身于挂过“千顷牌”^[2]的河北籍氏，见过大世面。因为祖父早逝，祖母独自将4个年幼的孩子拉扯大，并相继把他们培养成大学生，甚至把父亲送往国外留学。在当时的社会，鲜有这般有能力和魄力的女人，祖母也因此在家族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由于多年操劳加上战乱惊吓，祖母在父亲留学期间瘫痪在床，大伯远在抗战后方，饮食起居全由大妈和两个姑姑照顾。父母回国后，因双双拿到德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被北洋大学^[3]同时聘为教授，是该校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母亲是北洋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极受师生瞩目。据母亲当时的学生回忆：“相比那些老夫子而言，陆先生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吹拂着那些学生懵懂的心，她青春靓丽、亲切和蔼又有学问，像家中的姑姑、姨妈一样让人亲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的窗户……”

然而，学校归学校，家庭归家庭，祖母才不管你喝了多少洋墨水、拜了什么洋庙，只要是我家儿媳妇就要尽儿媳妇的职责。母亲毫不例外地和大妈、姑姑轮流值班，为祖母梳头、洗脚、洗澡、剪指甲等，这对于母亲来说不啻学术难题。面对此题，她没有抱怨，放下身段，尽职尽责，虽然有些笨手笨脚，倒也低眉顺眼。祖母尽管有些不满意，也未苛求。

周围不少人等着看笑话，洋博士伺候旧式婆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局？然而笑话终未出现，母亲始终和家人保持和睦关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母亲随父亲一同应聘到清华大学为止。听说这些后我猜想，父母离开北洋来清华是不是有摆脱祖母的因素在内呢？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北洋大学母亲是教授身份，而当时的清华却规定：夫妇不能同时在校任教。因此在父亲被聘为机械系教授后，母亲就不能再被航空系聘为教授了。当时的工学院代理院长陶葆楷和机械系教授钱伟长非常清楚母亲的实力，他们想尽办法把母亲招揽过来，最后将其安顿在清华大学和资源委员会合作的水工实验室做研究员，母亲同时在航空系和土木系兼课。我和陶葆楷的儿子一般大小，小时候常去他家串门。每次陶伯伯看见我都要重复：“你父母厉害，德国回来的博士！”看来父母在学问方面确实让大家服气。

虽说同样是教书，但研究员和兼职教授与当时的教授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可以说，母亲从北洋来到清华是委屈了。共产党来了，解放了，立即破除了这条规定，母亲因此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扬眉吐气地走上了航空系讲台，此乃后话。

二哥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我成年成家后，母亲有一次无意中说起祖母很封建。当时的我刚满月，父亲早起给母亲做好早餐，二人吃完一同去上班。这事不知怎么让祖母知道了，大怒，认为媳妇应该伺候男人，哪能让男人下厨给媳妇做饭？当然，祖母还是给了面子，没有为难母亲，而是把父亲叫进房间训斥了一番。一贯听话的父亲虽当面没有反驳祖母，但背地里却不以为然，该伺候媳妇还伺候媳妇，只是更加小心，不再让祖母知道罢了。

二哥说祖母旧式规矩甚多，训练得两个姑姑也是如此，后来又因为常年卧床不起，脾气变得越发无常。家中长幼在祖母面前顾忌很多，每天早晨请安后，照例就是请示日常琐事的处理。母亲无意纠缠于此，以关心侄儿功课为由，借此回避了这道程序。祖母因为一贯重视教育，对二儿媳这种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难为了我那老实的大妈，出身于挂过“千顷牌”的河北贺家，却一直跟在身边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整整18年。

来到清华园后的母亲心情舒畅。

据钟士模的二儿子钟道隆回忆：“张伯母笑声爽朗，人未到笑先闻。”我听完后很纳闷，因为自我懂事以来从未见母亲开怀笑过，道隆兄的描述和我的印象对不上。

最近求证晶晶姐，她也说：“干妈满面春光，永远都是笑盈盈地，我那时特爱和干妈在一起。”

我猜想，自“三反”“五反”开始，直到“文革”，父母对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经历了兴奋、积极、迷茫、不解、消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或许母亲自此丢失了她爽朗的笑声？“文革”后，母亲倒是常笑，但那是饱经沧桑后沉稳的笑了。

……

有个说法不知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而且愈演愈烈——母亲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就连父亲在家有时也这样说：“你妈比我厉害，在德国学术界她的地位很高，我跟着她沾光。”

盖因母亲师从世界流体力学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生，也是其唯一的亚裔学生、关门弟子，她的师兄中有赫赫有名的冯·卡门、铁木辛柯等。如此说来，母亲在力学界学术地位确实很高。当她来到清华时，清华园里的一些大教授如周培源、钱伟长以及后来回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杜庆华等不是冯·卡门的学生就是铁木辛柯的学生，从学术辈分上来说，母亲是他们嫡亲的师姑。

我记得小时候只要遇见张光斗，他总是摸着我的脑袋说，你应该姓陆，叫陆克澄！

周培源的四女周茹苹回忆：小时候，对于父亲和母亲王蒂澂称呼“陆先生”很不理解。她父母对其他的朋友，都是直呼其名，像张奚若夫妇年长二人很多，但都以奚若、杨大姐相称；金岳霖——老金，陈岱孙——岱孙，吴有训——正之，梁思成夫妇自然以思成、徽因相称……称呼我父亲也是张维，但从来都客气称呼我母亲为陆先生……

按理说周老是父亲张维的老师辈，他在尊称母亲为陆先生的同时，偶尔也称父亲为张先生，父亲说是沾了母亲的光，也确实如此。

……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问我：“张伯母怎么那么厉害？我从小到大只见过她一个人敢对我父亲那样说话。没有第二人！”

嗯？

他说，有一次陪父亲钱学森来我家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母亲向钱推荐了一个人。母亲说了好一段那人的优点，钱学森听着，眯眯笑，不作声。母亲独自滔滔不绝，见钱没反应，很不高兴，站起来，几步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原来还不信，现在看来你真的是骄傲！”永刚被这前所未见的场面惊呆了，却只见钱学森不急不恼，笑眯眯地轻声说：“那个人是不错，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回家路上，永刚不解地问他父亲：“张伯母跟你急成那样，怎么不见你生气？”“老相识了，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我才不生气呢。”

母亲这么厉害？我没有在场不清楚，但我知道母亲在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中是有相当的威信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在安徽成立，我有幸成为建所元老，从去车站接人到安置桌椅板凳全都干，也常随物理奇才陈春先到北京出差。

有一天，领导派我随物理所的卡车去北京站办理图书资料托运手续。

车队调度告诉我，卡车上已经有其他随行人员了，为了赶时间，你先搭所里的小车到北京站吧，办完事后坐公交车回来。我毫无异议。

出得研究所大门，小车司机叮嘱我：这车是接马所长去北京饭店赴宴的，马所长一贯不喜欢人家搭他的车，万一怪罪下来，你别吭声，我来跟他讲。

果不其然，马大猷见车里有人，扭头就往家走。司机急忙追去，好说歹说，保证我不跟车回来，他才出来。他侧身进车时瞪了我一眼，气呼呼地坐进前座，一路上没再张口。

手续复杂，一切办妥已过了晚八点，天上飘起了雪花。我辗转换了好几趟车，回到家已是十点半。

母亲熬了姜糖水在等，说是已热了好几次，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大概说了一番，母亲说了声“这个小马”，嘱我赶快盖好被子发发汗，免得感冒，便上楼了。此日为星期四。

星期日上午九点，有客敲门。我应门时惊见此人乃马大猷！他见我也是一愣。母亲一边下楼，一边笑着说：“眼熟吧？这是我儿子，是你们所的员工，前几天被你赶走的那个！他是去给公家办事，搭你的车，你摆什么谱呀，下那么大的雪，差点冻病了他！”

简单的几句话说得马大猷大惊失色，赶紧解释说真不知道，真对不起，等等。母亲也没再穷追不舍，问他：“东西带来了？”

马大猷忙不迭地掏出一副耳塞。原来，父亲睡觉打呼太甚，母亲偶有抱怨。马大猷是研究噪声的，工作中常用到耳塞，听闻此事，连忙推荐德国耳塞隔音效果不错，并亲自送到家里来。

周一上班，马大猷到办公室找到我，进门就埋怨：“你这个孩子，到物理所工作也不上我这儿报个到，害得我在陆大姐面前出这么大的洋相！”

……

母亲跟生人不苟言笑，于熟人却是很诙谐的。

有一次我随父母散步，碰见黄万里。母亲叫住他：“黄万里，听说你因身体不适在跟着我吃一样的药？”黄伯伯不好意思地说是。母亲笑了：“真跟我吃一样的药？我是女的呀！”

看着黄伯伯顿悟的表情，我一直憋着不敢笑。

还有一次季羡林来我家，送了父母一本他写的书，好像是关于梵文的。母亲翻看着，跟他开起了玩笑：“季羡林，这梵文你到底学得怎么样？你可号称是中国懂梵文第一人啊，你说它是一，大家就跟着说是一，你说它是二，没人敢说是三，你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季羡林乐呵呵地表示，谨记、谨记！

母亲像一本书，没有到一定年纪读不懂。当我开始读懂她时，母亲却已经远在天国了。

深深地想念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