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参加省港大罢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中共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到1925年5月，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工人54万人。广东还建立了有20万会员的农民协会。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参与罢工筹备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罢工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决议，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指挥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伤重而亡。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纷纷行动起来。5月30日， 2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先后100多人被捕。数千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当场打死10余人，重伤10余人。这一事件史称“五卅惨案”。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上海人民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立即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掀起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惨案的消息一传到南方，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5月31日晚，陈延年、邓中夏、周恩来、杨匏安、李启汉、苏兆征等人出席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员紧急大会，邓中夏代表区委在会上作了广东局势和上海五卅惨案经过的报告，并提议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联络工农商学兵等各大团体在6月2日举行大示威，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会议决定委派邓中夏、杨匏安等人急赴香港，迅速发动香港工人举行声援大罢工。

罗登贤此时正在香港。他和“小社”的社友们已经在杨殷的领导下有了初步的工人团体。由于罗登贤斗争坚决、踏实能干，很快在团队中建立了较高的威信。他还得到了苏兆征的赏识和信任。苏兆征在离开香港期间，好多事情都安排罗登贤去接头和处理，罗登贤以海员工会秘书的身份公开活动。

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等人到香港后，会同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等人，先后召开了党团员骨干会议和香港各工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声援决定。罗登贤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罗登贤第一次见到邓中夏。邓中夏年纪很轻，面貌庄严，但态度挺和蔼，平时和人谈话时，总是带着一脸微笑，态度谦虚而诚恳。

在这次会上，邓中夏提出了“稳住两头，上下两头抓紧，四面八方兼顾”的斗争策略，要求立即发动工人，准备罢工。会后，罗登贤、陈权、陈郁等人积极协助苏兆征发动海员、金属业工人和机器、船坞工人举行罢工。罗登贤指导海员工会会员陈权、陈郁做海员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工人中的力量较为薄弱，在香港工人中影响不大。香港地区的工会，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在140多个工会团体中，除少数是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行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其中100多个工会分属于香港工团总会派、华工总会派或无所属派等三大系统，其中大部分工会又操纵在一些资本家、封建把头或黄色工会头目手上，只有以苏兆征、林伟民等为核心的香港海员工会（隶属于香港工团总会），曾经受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战斗洗礼，具有较高的觉悟与战斗力，敢于同帝国主义拼死一战。海员工会在香港工团总会中虽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力量毕竟还不够强大。联义社是海员工会活动的中心，核心人物是林伟民、苏兆征和罗登贤等人，积极分子是陈春林、戴卓民等人，他们平日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很有影响力和战斗力。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党团员和工友们主要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一个人包一派或包若干个工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一定的任务。当时，除电车工人赞同罢工外，其他的机器船坞工人需要广泛的串联发动。罗登贤对积极分子进行了安排：白浩之等负责香港电灯局，彭松福等负责九龙电灯局，万文星等负责水务局，罗珠、黄侠魂、甘桌棠、黄成、梁汉东等负责九龙黄埔船坞，周仲年、卫洲等负责太古船坞，郭荣璋等负责海军船坞；其他的单位罗登贤也指定了积极分子进行串联发动工作。罗登贤细致、周密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和信任。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工友们经常向“殷叔”（指杨殷）和罗登贤报告进展情况。杨殷与罗登贤经常碰头，就积极分子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沟通，一一帮助他们进行详尽的分析，并作出明确的指示。杨殷和罗登贤在安排党团活动分子新任务的时候，不仅教他们怎样去完成，还指出必然碰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有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罗登贤等人的指导，党团员和工友们的鼓动工作完成得很顺利。

在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中，罗登贤采取了个别联络、口头宣传和散发传单等方式。由于他过去曾经在太古船坞工人群众中建立了较高的威信，因此船坞的工人们都支持罗登贤。罗登贤指导周仲年、卫洲将传单送到进步工友手中，然后在船坞的广大工人群众中传播。在散发传单中，一般用“爱国人士”之类的名义印发。当时有两种传单，一种是“为五卅惨案告香港同胞书”，一种是“香港工人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和展开斗争”。罗登贤让华洋排字工会的同志们负责排印；安排洋务工会的活动分子将传单秘密收藏在山顶酒店的地下室里；最后，指示摩托总工会的同志驾驶着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官员和香港“太平绅士”的汽车，去领取并发送到各指定分工的党团员手中。比较麻烦的是向各工会、各工人宿舍、各工人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发送传单。由于五卅惨案以后，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就宣布戒严，加派警察站岗随时检查，便衣警察日夜出动盯梢、抓人。罗登贤在组织工作中，要求活动分子在分发传单时不仅要机警，还要镇静、敏捷。一旦发生不测事件，要做好各种应对预案。

在罗登贤、陈权、陈郁等人的努力下，海员、机器和船坞工人宣传鼓动工作基本到位。6月6日、7日，罗登贤参加了在车衣工会四楼召开的两次秘密联席会议，决定援助上海五卅运动，发动反帝大罢工，通过罢工宣言和条件。

6月9日，罗登贤参加由邓中夏召集的全港党团会议。这是一次党内关于罢工工作的协调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和“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作为发动省港工人罢工的指挥机关，会议指定邓中夏、黄平、苏兆征、杨匏安、杨殷等五人为党团委员会委员。罗登贤分工负责执行和协调工作。

6月10日，邓中夏与苏兆征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在中环车衣工会四楼召开全港工团联合会代表联席会、华工总会以及海员、内河、电车等工会代表秘密会议。罗登贤积极协助邓中夏、苏兆征联络人员，筹办会议，发出通知。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作罢工动员报告，并一一答复代表们提出的各项疑难咨询。随后，“全体无异议通过罢工案、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邓中夏宣布正式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指定苏兆征为会长。

6月12日，邓中夏与陈延年一道找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陈述省港罢工爆发后即将遇到的各种困难，争取到廖仲恺对省港罢工的全力支持，答应每月由财政厅拨款1万元资助罢工。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广州太平南路45号海员俱乐部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14日，胡汉民、廖仲恺接见香港罢工工人代表，表示支持全港同盟罢工。中共广东区委认为罢工时机已到，遂于15日发表《告广东人民书》，动员各界罢工。

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开展罢工斗争

邓中夏、苏兆征在迎接从香港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油画）

6月16日，罗登贤参加了邓中夏召开的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会议。会议详细研究省港罢工方案。第二天，罗登贤陪同邓中夏和黄平在西营盘每餐楼召开了香港各工团负责人会议。会议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发难委员会，选举苏兆征为干事局长，黄平为外交委员，邓中夏为总参谋，发动和领导全港工人大罢工。

6月19日晚起，香港全岛震动，罢工爆发了。海员及电车、印务工人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界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继罢工。

香港机器华人会系香港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参加，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罗登贤等人深入各船厂发动工人，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宣传，工人群众提高了认识，最终船坞工人自动罢工。

罢工爆发后，香港工人纷纷离港。撤退分水陆两路：水路有南头、宝安、汕头、深圳、江门、石岐、梧州、广州湾等；陆路则有深圳。在深圳设有指挥部，汕头、江门、石岐等地也设有接待点，以接待罢工工人。梁九在西堤海关旁设有一招待总部。工人部的冯菊坡、梁复然共同将市面的空房子、烟赌馆等封闭，以便作罢工工人宿舍。各同业工会则组织了欢迎队伍，手拿旗帜在码头前迎接，晚间则拿灯笼，每当船到则高呼某某工会在此，工人上岸后妥为安置，派人上招待部联系分拨宿舍安顿。招待部梁九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使罢工工人回到广州有休息之所。为了支持弟弟的事业，罗登贤的姐姐罗才也带着全家回来了。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已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这些恐吓对于工人丝毫不产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一战时的戒严令，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元、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不怕威胁，蜂拥离港。

亲历沙基惨案

香港工人纷纷离港，给香港、沙面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沙面租界的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者密谋以兵舰枪炮扼杀广州人民的反帝运动。从6月20日起，他们先后调来满载炮弹的兵舰9艘，驶进广州白鹅潭，在沙面登陆布防，随后在沙面周围及重要楼房、楼台上高筑堡垒，炮口指向市区。

在冯菊坡、刘尔崧、施卜等人的发动和指导下，6月21日，沙面及广州市内洋务工人4000多人宣布罢工。沙面英、法当局惊惶失措，急调水兵登陆，企图封锁沙面。但由于罢工工人行动秘密迅速，终于全部撤离沙面，返入广州市区。同时，广州市内所有外国洋行、仓库、码头、教堂、外国人住宅的洋务工人也宣布罢工，并联合成立了“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简称“沙面罢委会”），发表《罢工宣言》，表示“上海、汉口、青岛市民及工人，一日不胜利，我等一日不返工。为上海案而奋斗，为解除我等自身痛苦而奋斗”。沙面罢委会还决定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对沙面租界实行封锁，派队员把守东、西两桥桥头及巡逻沙基沿河北岸，不准船艇出入河沟。又通告禁止船艇停泊沙面南岸白鹅潭江面，不准代沙面洋人驳运货物。

6月22日，罗登贤参加了“广东工农兵学商各界对外协会”，会议决定翌日在东校场举行全市民众“援助上海五卅惨案游行示威大会”，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和民众，呼吁共同筹备“全国对外协会”，统一组织示威活动。同天上午，泊在白鹅潭上的英国战舰水兵登上沙面，东西桥的铁闸已关闭，有印度兵在堆沙包，英国军官在指挥搭建战备工事。下午，对面沙基上的沙包在沿河分堆垒起，共七八堆，连“域多利”水塔、“屈臣氏”汽水厂等洋房顶上也堆有沙包，里面架起了重机枪，环岛布置了电网。白鹅潭的外国兵舰也增加了，而且卸去炮衣。

6月23日，罗登贤组织金属业工会工人参加了“援助上海五卅惨案游行示威大会”。十万民众浩浩荡荡从东校场出发，到观音山脚旧总统府前散会。罗登贤率领的工人队伍走在最前面。罢工工人排着八路纵队，每人执着红绿纸小旗，秩序井然但情绪高昂，各个游行单位的人都在队伍两旁散发传单，沿途贴着引人注目的标语。行进的队伍口号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条巨龙向沙面方向浩浩荡荡前进。观看的群众列成人墙，夹道而立。省港罢工的工人挑着一面大旗，观看的群众也不时有人加入游行的队伍。浩荡的队伍向西而去，传单纷纷飞舞，空中也有飞机散发传单。当近粤海关前，大钟指针指向2时，游行的队伍随即转进沙基。首先到达的是东桥，这里戒备森严，除沙包和外国守军外还装了铁丝网，竖立的一个小牌上写有“立入格杀”四字。经过东桥时，罗登贤等人带头向着东桥振臂高呼“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为上海死难同胞复仇！”等口号。

沙基西面河堤是法帝国主义租借地的东岸，与沙基一河之隔。沙面地区面积并不是很大，游行的队伍可以清楚看到对岸敌人的面孔。此时对面沙基上的英、法军队已是杀气腾腾，机枪口对着沙面的示威人群。

队伍过了西桥转入内街，西桥突然传来了枪声，密如串炮，跟着水塔顶及“屈臣氏”楼上的机枪“咯咯”地向群众射击，一时东西桥头、新兴大街口、沙基东中约、十八甫和沙基路面及骑楼底的群众中弹倒地者无数。其他游行群众争相向内街奔避，各自寻觅躲身地方。从英、法租界打过来的枪弹是国际上只可拿来猎凶猛野兽的“达姆”弹。沙基骑楼石柱中的弹孔有碗口粗大。

冒着烈日游行到沙面的部分队伍

罗登贤在游行的队伍之首，枪弹射过来时，无法藏身，只得伏身于石柱之后。他抬眼向两边望去，来不及闪避的示威群众倒在血泊中，痛苦的呻吟声令他无比悲愤。他和身后的金属业工人躲在石柱后动弹不得，子弹从头顶、两侧穿过，射到身后店铺的墙上，擦着火花，弹头带着清脆的声音爆炸迸散，空气中夹杂着石块砬子。罗登贤大声地向周围的人群喊着：“趴下！趴下！”“不要动！”他和工友们伏在地面上，瞪着眼睛望着珠江南岸，一个个握紧了拳头。直到身后远处传来了“安全”的声音，方才俯身后退到安全的地方。

惨案发生后一刻钟左右，突然下起雨来，受伤者在雨中和血泊中挣扎。救护队冒雨抢救伤员时，英、法水兵又用机关枪对救护人员进行扫射。江面英、法等国军舰继续开炮助击，这样又出现了一波伤亡高潮。25分钟后，52名游行群众当场被枪击身亡，重伤者170余人，轻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各界群众团体、广东省政府纷纷抗议英、法等帝国主义的罪行。广东交涉署复英、法领事照会，提出5项严正要求。6月29日，广州各团体要求对英实行经济绝交。同日，香港25万工人举行全面总罢工，并有13万人陆续撤回广州。

香港工会的组织整合

在省港大罢工中，为了打破地区性、派系性及封建把头和黄色工会的把持，统一对罢工的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指示要按行业建立统一工会组织。香港金属业工会的统一运动，是在邓中夏、李森、罗珠、罗登贤等人的主持下进行的。

当时，李森（李启汉）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部长。他与邓中夏有同一见解，认为香港工人是我们党所领导的一支庞大的队伍，而且站在反帝的最前线，在罢工未解决以前，必须把香港工会的组织整顿好并统一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能够更加强大。因此，初步决定由李森担任香港总工会党团的书记，推动各支部同志进行整顿工会和统一组织的问题。全国总工会为此安排了一周的演讲会，由负责同志专讲工会组织问题。李森讲“为何要统一工会”“统一工会的基础”，苏兆征讲“胜利后的问题”，邓中夏讲“纸老虎的香港”和“我们的炮台”。罗登贤带领罢工工友参加了这些演讲会，他们一致同意统一香港工会组织以便彻底改造。

罗登贤和部分“小社”工友率领工人群众返回广州后，树起“船坞罢工工人招待所”旗帜，召集九龙方面罢工的机器工人。从太古船坞、太古糖厂的罢工工人回来后，则驻在河南机器会，树起“华侨机器十科招待处”。邓中夏对香港机器工人这一群体十分重视，认为必须把这批产业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产业组织的工会作为统一工会运动的先驱。

邓中夏通过与罗登贤多次交流，不但了解了机器工人内部的基本情况，而且对罗登贤也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一点物质嗜好，随身只是一张草席和破帐，在哪里工作到夜深了，便打开草席在哪里睡觉，天未明又急奔赴战场似的跑去工作了。他干起工作来，有策略、有预见、有规划、有条理、处事果断，经常深入到群众下层去，善走群众路线，态度真诚和蔼，使人乐于接近。每次示威大会游行时，他都站在工人队伍的前头，引吭高呼口号，满头满身大汗。因此，在香港工人的党小组中，罗登贤很快就崭露头角，深受大家信任。

罢工后的一次党团会议上，邓中夏提出：“必须把工人统一联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往后才能不用靠黄色工会。工会联合起来，就必须由小到大。”他还指出：“首先要统一运输业和金属业工会，抓了这两个大行业，我们的力量才能大。”

大家在讨论中提出，香港工人的工会建立起来后由谁负责？邓中夏认为，香港工人的工会负责人应当由香港工人内部产生。在讨论中，大家把目标都集中到了罗登贤和罗珠身上。这次党团会议初步议定由罗登贤和罗珠作为新建立的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党和工会的负责人。

1926年3月中旬，罗登贤和李森在邓中夏的指导下，先组织了船坞、电器、电车等行业中的机器工人联合的机工联合会，再筹谋与机器工人中另一派系的华侨机器十科联合成立金属业统一的总工会。有了这个联合会，组织工人就有了有利的条件。罗登贤等香港工人领导骨干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交流，更重要的是能够听到邓中夏的报告。每次开会都由罗登贤来召集，李森也在机工联合会中介绍职工运动的情况。经过教育团结，建立金属业总工会的条件逐渐成熟。

在李森、罗珠、罗登贤等人的努力下，4月1日，华侨机器十科和机工联合会两工会代表联合召开会议，共同决定10天内合并改组，同时产生香港金属业总工会。

邓中夏又指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发表宣言，制造自己的舆论和影响力。1926年4月6日，罗登贤与罗珠、彭松福商定，以香港机工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为统一组织告金属业工友书》，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必须使我们的力量集中，组织坚固。我们欲改良我们的生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改良卫生条件，也要使我们的力量集中和组织坚固。

4月中旬，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到会284人。大会发表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成立宣言，选举罗珠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组织任命罗登贤为金属业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登贤在会上说：

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的目前任务是保障工人职业，改良工人的生活。而它的中心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争取将来完全解放。

当时，除了金属业总工会以外，李森还指导了织造业联合会的成立工作。在李森的指导下，罗登贤、罗珠等人还协助周秀珠整掉了一批黄色工会领袖，从而使总工会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周秀珠，曾用名周冷波，化名王宝琴，1910年出生于香港一个贫困的海员家庭。少年时因家境困难辍学，入纱厂当了童工。1925年她参加了广州、香港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在这次震撼世界的大罢工中，她目睹英国殖民军枪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经受了最初的锻炼和考验，更加坚定了反帝斗争的信念，她是这次大罢工中最年轻的积极分子。1926年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执行委员、女童部部长。同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从事女工运动。1927年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书记。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唯一的女委员，她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被指定为大会妇女运动报告人。在闭幕式上，以妇女代表的身份致辞，因为她稳重成熟，工作热情，而深得代表们的喜爱。罗登贤在帮助周秀珠工作的过程中，两人从开始认识到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并最终成为革命伉俪。

经过邓中夏、李森、罗珠、罗登贤等人的努力，首先有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成立，继而有香港金属业总工会、香港西业工人联合会、香港街市业工人联合会成立。4月14日，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与金属业总工会代表共100余人，于广州举行联欢活动。联欢活动由苏兆征、罗珠、罗登贤组织举行。苏兆征在会上总结了香港工人的经验教训，号召香港工人阶级进一步联合起来，继续向帝国主义者进攻，谋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

4月15日这一天，香港总工会正式成立。同天，香港海员总工会与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在广州举行联欢活动，互相勉励坚持反帝斗争。活动仍然由苏兆征、罗珠、罗登贤等人主持。苏兆征在会上再次强调：“工人阶级均受数重之压迫，利害相同。我们团结是谋我们自身的利益。所以我们团结绝无分什么国家、种族之别。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一致奋斗，求自身之解放与促进世界革命成功。”

5月1日，罗登贤率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开幕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总会和分会的120多万名会员。大会总结了“五卅”以来的工运斗争经验，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号召全国工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和参加北伐。此前一天，罗登贤指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发表《拥护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指出：全国劳动大会既以集中我国工人力量，复综合全国各地奋斗之经验，以共相鉴法，复借此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相结合，共同推倒人类大敌——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潮流已继长增高，吾工人阶级之责任，百倍于前。

6月1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纪念省港罢工一周年大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发表了《罢工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屡次使其走狗、反革命派散布种种谣言，捣乱广东政局，以及破坏我们罢工。……工友们要继续斗争，把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接二连三打个落花流水。

团结起来的香港工会组织对广东革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6月29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誓师出发，发函请省港罢工委员会负责派运输队员600名。罗登贤领导的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发表宣言：“帝国主义、军阀今次实在要被我们罢工工友打倒了。工友们！努力！参加北伐运输队，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啊！”罗登贤等罢工负责人又派出演讲团，到罢工工人宿舍，宣传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经过动员，海员工会、金属业总工会、运输业总工会等罢工工人2000多人随军出发。

省港大罢工后，香港先后有20多万工人罢工返回广州。由邓中夏、李森、罗珠、罗登贤等人组织的金属业总工会，团结了香港广大罢工工人群众，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组织。罗登贤和金属业工会的群众后来成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核心力量。罗珠等人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

由于我们把金属业工会和运输业工会这两大支柱掌握起来，便压倒了反动力量。后来的广州起义，主要也是依靠了这两大支柱。最后更进一步把香港各工会统一成“香港总工会”，在总工会成立后，中夏同志说：“往后香港工会的大运动，只要我们抓了香港总工会，全香港的工人便通通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