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贤”与“才”

黄梅

最近十多年，几乎每个长假级别的节日我都去看杨绛先生。今年春节没能成行，因为她住院了。不久网上开始传她病重的消息。我曾打听情况，指望有机会去探望她。但随后便得知她在5月25日凌晨病逝了。

那一天，在很多网站、论坛和自媒体上扑面而来的标题都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那凝聚着至亲者间感念、欣赏甚至戏谑的私语，却在这个已经不讲究“贤”，也不太能恰当辨识“才”的时代里被高声调高频率地转播再转播。有点让人感动，也有点让人无语。它呈现的是杨先生面目最酷炫的侧影，还是各色言说者们纷纭的自我想象？

无论如何，杨先生的“贤”和“才”并不都是轻松惬意的个性发挥。其底蕴是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坚毅、辛勤的寻常劳动，融汇在民族命运的坎坷中。

一套假发

在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的一篇短文里我记述了我们家1965年秋天搬至北京东城干面胡同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宿舍的经过。我母亲唐棣华时任学部文学所副所长，1959年后受父亲黄克诚连累遭到批判，戴过“右倾”帽子，受到党内处分。搬家之际她的处分已经取消，但因我父亲的“反党”罪名未除，仍处在尴尬的另类境地。偶尔，她会向我们介绍一下左邻右舍。当年的邻居们如今个顶个都是“大师”。不过母亲赞过的人倒也不多。对钱锺书、杨绛两位，她说过“学问好”。母亲不是专业人士，但却是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她说“好”不是人云亦云或信口开河。

也许因为是所内同事，又存这份尊重和好感，母亲与钱、杨夫妇有些来往。那时还有个年仅四五岁的小表妹寄住在我家，由外婆照看。杨先生过世后，表妹在家人小微信群里晒出一张照片，画面中是个几十年前常见的用玻璃丝手工编织的晶莹物件。她解释道：“这是钱瑗姐姐编的孔雀。在禄米仓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大院，姑姑常带我到钱锺书杨绛先生家串门。有段时间正好钱瑗姐姐在家休假，她送给我这只亲手编制的孔雀。”

钱瑗手编的小孔雀，小表妹保存至今

表妹记忆中的“常常”未必靠得住。因为我母亲从来不是爱串门的人。何况从我们搬进学部宿舍到第二年“文化革命”爆发后她离开北京，时间不到一年。不过，她大概确实去过不止一次两次。说起来，不仅她印象深刻，多年来一直小心地保存着钱瑗手编的小孔雀，杨先生本人在百岁后还曾三番五次地提到我们家那个有“小恶棍”离奇绰号的可爱女童。

我第一次和杨先生直接打交道，已经是“文革”爆发后的夏末。我在学校里受到班上同学小规模围攻批判后就不再住校了。那天傍晚家属院里批斗牛鬼蛇神即“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母亲当然在劫难逃。我躲在家里，没敢去观看革命场面。母亲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她叹了口气，说：“我还算好的，杨绛和被剃了阴阳头呢。”

我有些惊恐，也有些疑惑。如果论“反动权威”，似乎满院人中首当其冲的不该是杨先生；如果论“罪大恶极”，我父亲所涉的“案子”属于“钦定”，好像我母亲更“应该”倒大霉。没想到“革命群众”最下手重“办”的却是杨先生和另一位家属。后来听说，此时宿舍大院最重要的造反积极分子是锅炉工的老婆。杨先生因为要在家读书写作，曾就希望院内保持安静提过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让锅炉工夫妇感到不快。群众运动有时确有这样的“里子”：喊出来的口号和发挥作用的心理驱力相去十万八千里。

那一夜是沉闷而不安的。这段时间我常住在家，自然而然被分派了若干家务。次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我起床后打开蜂窝煤炉正准备做早饭，却意外地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打开门，微明中有位个头比我还矮的瘦小妇女低声问到母亲。母亲走出去，两人在楼道的阴影里轻声交谈了几句就匆匆分开了。

母亲转回家关好门然后告诉我：“是杨绛呀。她连夜做了一套假发，叫我看看戴上效果怎么样。我说：蛮好，蛮好。你真有本事呀，换作我，恐怕只能包个头巾、戴个帽子出门了。”说罢，她似意犹未尽，又说了一遍，“她真有本事呀。”

对于这场无妄之灾，杨先生在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曾提及。她强调了自己面对打击时处变不惊、镇定应对。但最令我难忘的，却是母亲有关“本事”的赞叹和对比。

我母亲比杨先生小七岁，大体属于同一代人，说来也都是出身于民国初年富裕上层人家的“小姐”。然而，她们各自家庭的实际情况和所受的具体教育却相差甚远。杨先生的父亲是当年最具国际眼光的开明之士之一（早年是革命派）。她作为家中“四小姐”自幼受到关爱却不被娇宠，在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聪慧开朗，爱读书，也喜欢做事、张罗。她九岁即入启明女校住读，进一步受到全面的教育和训练，正式课表里包括体育和缝纫，教会学校严苛的生活自理规矩更是题中之义。青少年时代的良好教养使她具备了健康的身体、心理和较强的动手能力。她真是那个时代里罕见的幸运儿。后来钱、杨夫妇赴国外留学并养育女儿，小家庭的温馨欢愉与潜心问学以及日常操持相交织。归国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杨先生一度成为承担主要家务的“灶下婢”，“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亲力亲为，在柴米“大非易事”之际费尽心思周全一家温饱，时常还要照料生病的丈夫和女儿。这些经历反复锤炼了她的坚忍度，也不断提升了她克服困难的能力。后来她对“文革”年代的回忆常常包括一些对体力劳动（如打扫厕所、凿井等等）操作过程的描写，这般摄取世情的眼光在有类似经历的文人中并不多见，却与她讲述“灶下婢”如何制作煤饼、如何把炉子“搪得细细的，省煤”的文字一脉相承。相比之下，我母亲因为憎恨家庭腐败而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跟随革命队伍转战，虽然历过险也吃过苦，却一直依赖集体生活而很少担当家务或其他具体劳动责任，因而缺乏这些方面的能力和兴趣。

母亲本人那句两相对照的议论，使我自然而然就两位长辈的个性、特点和人生道路做过一些思考，觉得非常耐人寻味。另一方面，每个具体的人又都有不可被轻率简化的丰富面相。比如，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杨先生在生活方式和气质做派上与围攻她的“革命群众”可能颇有距离。可是当她遭遇到蛮横批斗时，她所凝神思考的只是“怎么办”——这却又十分近似千千万万草根劳动者的禀性和心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总归要继续，一家人的生计都在自己手上，要紧的永远是需要“干”什么。杨先生当然会痛感际遇的不公以及事态的荒唐。然而，就在批斗会刚刚结束她反身上楼回家之际，她已经决定要动手做发套了。她深知自己没有时间可浪费，必须在一夜之间完成一件复杂的手工活计，以更从容的面貌应对此后许多艰难的明天。

多年来那个黎明场景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我曾扪心追问，其中打动自己的究竟是什么？经过一次次印象“回放”，我慢慢认识到，杨先生手工制作一套假发应对危机的平凡举动确确实实包含某种值得代代传承的不凡精神品格，那就是劳动（包括日常家务劳动）磨炼出的坚忍、踏实和担当。

“杨氏文风”

“文化革命”结束后我读研究生毕业，于80年代初进外文所工作，成了杨先生的晚辈小同事。那时杨先生已经不到所上班了。

她在外国文学研究、翻译专业领域内的成果，首先激发我强烈感受的是文字风格。回想起来原因竟还是和我母亲有点关系。大约是在我从事英语文学专业学习几年之后，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怎么把中国话说得那么别扭。我不记得她具体谈的是我哪篇或哪段文字，但这个评论对我刺激不小，至今记忆犹新。初读杨先生的外国文学译著时母亲的话正在耳畔回荡，我立刻意识到杨先生的文笔值得仿效。

对“杨氏文风”的认识，在我是一点一点深化并扩展的。起初我只觉得杨绛、杨必们的译文极为顺畅、择词妥帖、行文亲和，有时相当俏皮（在原文具备这种色彩的情况下）。后来读到她谈译事的肺腑之言：“翻译是件苦差事，译者‘一仆二主’……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一席话如醍醐灌顶。

出人意料的是最后一句。译文传达外文原作要讲究“信”，大家都以为是理所当然。难得的是杨先生把对本国读者的关切提到尽“忠”的高度上。这就不仅仅是翻译技巧和写作文体的问题了。拓展一点，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姿态。她在积极介绍、探讨外国文化时，怀有一颗“中国心”和“平民心”。不唯“洋主子”，也不唯学术时潮（包括它所能带来的声名地位）马首是瞻。

杨先生的学术著述文字平易近人，却常常有很大的容量。《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中有一段，起始一句是“《堂吉诃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为了这句简短的陈述，她作了近一百八十字的长注，说明该书三种早期英译本的情况等等。那个自然段总共不足二百字，却概括了艾狄生、谭坡尔、斯蒂尔以及笛福、拜伦等许多人的见解，而且全都一一作注。注解比正文长得多。着重指出这点，不是说注释比正文长就一定高明或可敬，而是因为此处注释特别体现了译者的治学精神。她不但认为自己的每一陈说或论述都需言之有据，而且总是不辞辛苦考察第一手资料，绝不取巧走捷径。她的《论萨克雷〈名利场〉》开头谈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萨克雷的议论。这些对她来说应是相对生疏的。她不拒绝接触新领域或新知识，为此特地查阅了俄文和德文的原著，而且没有采用现成译文，而是依照自己理解另行翻译出来。这些辛勤研读常常被她浓缩进不起眼的注释，不事炫耀，也不在自己尚无特别心得的情况下做任何轻率的发挥。

她很少在正文里长篇大论地旁征博引。比如探讨早期小说理论沿革的《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涉及斐尔丁和其他许多古今西方人关于叙事的种种论述，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由杨先生讲来就几乎全是晓达顺畅甚至生动活泼的间接引语——她只是在注里说明出处，大约是为了给那些有志深究的人们一个确切的线索。其中有一段以仅仅六百余字的篇幅撮要复述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和史诗的议论，十分清晰明了，即便从未接触过《诗学》的读者也绝不至于“搁浅”。想必她目中的读者不是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或学院派评审委员会之类，而主要是约翰逊博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重视的普通读者。她追求清楚的表达和有效的交流，仿佛一位细心的对话者，时时留意着对方的反响。不知道这与她的女性身份是否有关？无论如何，即使涉及理论，杨先生也总是以平等交谈的口气、以常人听得懂的朴实语句来表达。她在《旧书新解》中说：西班牙古典作品《薛蕾丝蒂娜》虽以戏剧形式出现，通篇是人物对话，但实际上用的是史诗或小说的叙事结构；如果称它为小说，却又和传统小说不一样。“我们现在有意识地把它当小说读，就觉得像一部打破了传统的新小说，和近代某些小说家所要求的那种不见作者而故事如实展现的小说颇为相近。”接着她又说，“小说家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自有种种方法来描摹现实，不必用对话体。而且，作者出头露面就一定损坏小说的真实性吗？小说写得逼真，读者便忘了有个作者吗？小说写得像‘客观存在的事物’，‘客观存在的事物’未经作者心裁怎样摄入小说？”

此处，杨先生翻出一部老作品来探讨“新”与“旧”的关系，并且对“意识流”小说等要求作者隐去的主张提出了质疑。涉及的问题并非没有理论深度，但她的看法却和我们的常识性感受相一致——即小说的作者是无论如何“隐”不掉的。可是，那些大智大慧的名作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呢？杨先生没有提供答案。她只是提出了疑问，请我们和她一起思考，并由此间接地向我们建议：不妨多信任一点自己的直觉和常识，对时髦的理论和“权威”的说法多打几个问号再决定取舍。

对我来说，揣摩“杨氏文风”的漫长学习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句号。在这个润物无声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作为写者和译者，她对读者的态度包含了对母语（即“他们的语言习惯”）的忠诚。杨先生曾在不同地方多次提及钱先生和她对母语的感情，说他们夫妇1949年不肯离开“父母之邦”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看到她将“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与如此重大的人生选择连在一起，令人不禁有动于衷。显然，这种忠诚贯穿了他们的全部生命和写作。由此我悟到自己作为新中国同龄者，已是第三代“白话”人，而且在青少年时期基本上只接触到一套流行革命话语，过往的语文教育有所缺失，在祖国语言文学中浸润不深，理解欠深入周全，对其优长和美好体验不充分，以致我们中有些人对母语文化忠诚度不足。具体到自己的专业工作，我在翻译时常依仗贫乏的学生腔汉语生硬地从字面上逐一对应外文字句（且不论对后者的理解是否得当），甚至在中文写作中也常不自觉地采用了草率的翻译腔^[1]。

作者与杨绛先生合影，摄于2002年国庆节

不过，“杨氏文风”也不是仅靠家学渊源、少年教养或立场感情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杨先生曾回忆说：50年代初她曾请钱锺书校读自己译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钱先生有如“仇校”，拿铅笔在她的稿子上画满横杠，称：“这些看不懂。”她辩解道：“书上就是这样说的。”然而钱先生强调他读不懂。于是杨先生听明白了，这是说她没能把原文转换成能让人理解的“适宜”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我反复读了她在介绍自己如何改进译文时所举的几组例子，其中每组都分别列举出“死译”稿、修改稿和再改稿。抄录一个较为简短的例子如下：

杨先生解释说，这里涉及的是对话中的一句“反话”，其中的“忠实”指不忠。说来三稿就对原文的理解来说并无本质差别。即使第一稿也没有所谓的“硬伤”，只不过是循着原文语序一个词一个词地对应翻出来。平心而论，多数翻译通常就停留在一稿或二稿阶段，至多再加减一两个标点、调换个别用词后便完事大吉。而杨先生的第三稿则追求更神似更丰满的表达，效果可谓“朗朗上口、神气活现”。一改再改，可以说是在反复推敲“翻译度”，是在文体上精雕细琢。凡是曾经多少涉猎翻译的人都会明白，如此这般修改，得让“苦差事”更苦多少倍。我读书信马由缰，没有见过杨先生其他披露修改文章过程的记述。但是在一条条阅读这些译例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她那种平实流畅而又亲切自然的文笔其实是辛苦磨炼出的。写家的笔如工匠的手，想出好活儿不能靠取巧。要知不足、有追求，还须经过琐细而严苛的长期习练。正所谓字字皆辛苦。

今年4月初我见到文学所一位退休友人，她提到自己近时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没有太影响心态——“因为手头的写作任务没有完成，有一口气提着呢”。她的话让我百感交集。不知怎的，我就联想到今年初《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48卷出齐，标志着他的遗稿整理大功告成，随后杨先生即在春节期间住进医院——“莫非，她终于松了那口气？”

由于国家命运的动荡曲折，钱锺书的许多研读思考心得未能以最终成果的形式面世。他和女儿钱瑗于90年代后期因病去世后，早已年过耄耋的杨先生开始了遗稿整理出版的跨世纪“工程”——为了让智慧和知识的闪光不被淹没，也为给一代中国读书人的治学历程立此存照。她说自己成了“钱办主任”，是留下来独自“打扫现场”的人。相比于自嘲“灶下婢”，此时她选用的词颇为“公务”化，更阳刚也更幽默，表达了某种不太相同的角色认知。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语汇其实也渗透进了她的深层无意识。当然两类说法也有共性，除了都含嘲解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都指向具体而繁巨的劳作。

的确，即使不计少年时代的勤读好学，杨先生成年后在近九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未曾息肩地尽责劬劳，直到坦然撒手前的最后一刻。举目望去，世间有几人能比呢？九卷《杨绛全集》是她写作成果的见证。此外还有多少教学、持家的劳动弥散到社会生活的琐细进程里，有多少交谈切磋、收集整理、联系商洽、编辑校读的工作融合进了钱先生的人生成就？

我曾对朋友说：杨绛先生是劳动模范。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词“煞风景”，与他们心中的想象格格不入。然而它却贴切地表达了我对她最深挚的敬意。

2016年8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 不同国家语言各有优长，翻译腔在不少方面丰富、改造了中国语言和文化，对此笔者无意否定。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或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不是本文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