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夏承焘：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

夏承焘字瞿禅，少号仲炎，晚年改字瞿髯，别号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2月10日（夏历正月十一）出生于温州鹿城，1986年5月11日（夏历四月初三）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1918年，温州师范学校毕业。1930年，任职之江大学，此后于各高等学校任教。1932年，第一篇学术论文《白石歌曲旁谱辨》由顾颉刚推荐，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2期）。传世之作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以及诗词各集。

第一节　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

A君：孔夫子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将所业划分为四科：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在教育问题上，一个人的成功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当世国学大师饶宗颐（选堂）教授，学艺兼修，而未曾念过大学；词学大师夏承焘（瞿禅）教授，笼括一代，声学造诣精深，亦只是中等师范毕业。但二氏自小天资聪颖，智力过人，具备极高悟性，这和他们的终身成就，有无特别关联？

B君：有关瞿禅先生的故事，果真应当从少年时期说起。先生喜欢写日记。生前所公开出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从1928年7月20日起，时年二十九岁。而其自述则称：“今存日记始自1916年丙辰正月初一日，时予肄业于温州师范学校。”这是十七岁的事情。所谓“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日记扉页自题七绝中句），七十馀年间，事迹、心迹，皆可在日记中查考得到。可见乃一极佳助记手段。至于日记以外，有些事情，尤其求学、求知过程中的遭遇，则更加藉此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例如，十四岁就读温州师范学校之时，课堂上老师讲授朱庆馀的《宫词》：“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课下得句云：“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这是《如梦令》的最后三句。当时的国文教师张震轩（）以朱笔在句旁加了三个大圆圈。这三个大圆圈，让瞿禅先生记了一辈子。瞿禅先生说，从这个时候起，一有闲暇，就背诵《东坡词》，填词兴味，始终未减。一直到晚年，太太叫什么名字记不得，自己叫什么名字也已弄不清楚，而三个大圆圈，却不会忘记。我相信，在人生道路、治学经历上，瞿禅先生有自己的选择，当与此密切相关。

一　天分与学力

A君：三个圆圈，决定终生。这是瞿禅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老一辈学者中，刘永济先生亦有类似体验。刘所做学问范围相当宽广，文史各个方面多所涉猎，而其所以于词学特别用功，可能也是一种机缘巧合。据云，其壮岁游沪滨，偶以所作《浣溪沙》请益况周颐，况喜曰：“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获知可以作词，令其暗自欣喜。时年二十九岁。可以作词，究竟凭的是什么？刘永济并未说明，一切似都在不言中。这与三个圆圈，是否都为以本色论词的惯用伎俩？

B君：人类信息的传递方式各有不同，而其工具，多数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符号。语言是符号，动作也是符号。三个圆圈，表示非常满意，是一种符号；可以作词矣，未加任何说明，和在句旁加圆圈一样，也是一种符号。由此，我想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所载的一段故事。五祖弘忍禅师命诸门人各作一偈，谓若悟大意，能见本心般若之性，即付衣钵，为第六代祖。大弟子神秀所作，未见本性。而仍在碓坊服杂役的行者慧能，所作则深受赏识。于是，弘忍用木棍在地上敲三下，表示今夜三更来见，这应当也是一种符号。信息传递与信息接受，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传递与接受需要具备一定条件。传递者与接受者，二者之间必须有一种默契。这是通过联想所达至的默契。我在上文“引言”中已经说明：学诗需要联想；懂得联想，方才有言诗资格。作词或者从事词学研究，一样需要联想。瞿禅先生“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乃反“鹦鹉面前不敢言”之意而用之。正与反，就是一种联想。刘永济先生《浣溪沙》云：“几日东风上柳枝。冶游日尽着春衣。鞭丝争指市桥西。　　寂寞楼台人语外，阑珊灯火夜凉时。舞馀歌罢一沉思。”其中，“沉思”一语的获得赞赏，奥秘亦在于联想。一种沉思，夜凉时的沉思，依照况周颐的说法，就是由言内到言外的思考。即于“灯火夜凉时”联想到歌舞以外的事。言诗、作词，贵在联想。如用传统本色论的标准看，其所谓资格的获得，就看其所言、所作，究竟似与非似。懂得联想，似，即取得言诗、作词的资格；否则，非似，也就无此资格。而对于似与非似的判断，则全然凭借着一个“悟”字：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种方法，也是悟性的体现。

1．笨从本，乃治学之本

A君：瞿禅先生具有很高的秉赋，对此，他本人似乎一早就觉察到了。1916年，瞿禅先生十七岁，6月11日的日记记载（未刊）于下：

晚饭过与家人坐庭下，闲谈予家昔年事。父亲谓当十馀年前，金选卿公设帐，予时方二三岁，头上生异疮，昼夜号啕，唯金公抱之外庭，见庭联即破涕为笑，且目注联上字，不少瞬。因大奇之，尝嘱告家人曰：是子未离乳臭，即知如此，他日必善读书云云。噫！予生性驽钝，年已弱冠，而尚屑琐自牵，虚度韶光，视诸古人，既不能如终军之称缨，为国家建勋立业，又不能如李长吉之赋高轩，王子安之赋滕王，以文章见重公卿，乃上蒙先人虚许如此，实所不解。谨述之于斯，其亦以之当座右铭，勤励来日，虽不敢望必达金公之言，希幸不致无闻于世与草木同腐焉也可。

这一记载说明，瞿禅先生对于自己的天分坚信不疑。但是，瞿禅先生却特别强调一个“笨”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B君：这件事牵涉到对于天分与学力的理解问题。信与不信，仍须以事实加以验证。例如，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午后过贞晦翁，谈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穷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谓：三十以前说聪明说天分，三十以后恃功力。”（1939年11月10日日记）某君的事例，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足以令人警觉。若自恃聪明，必为所限。

A君：瞿禅先生温州师范毕业即从事教育工作，但未曾停止过自修。曾说：一部《十三经》，除《尔雅》外，均能成诵。即使洞房花烛夜，为了避客，亦一卷傍身，躲起来看他的《文史通义》。在温州期间，为方便阅读，亦曾将家迁移到图书馆附近。可以说，一辈子离不开书本。

B君：三十岁前后，正当而立之年。这是瞿禅先生专力治词的准备阶段。先生既庆幸自己从小就养成“善读书”的习惯，又经常说自己天资很低，要下笨功夫。先生知道：“笨”字从“竹”从“本”，头上顶着竹册，一定要用功读书，这是做学问的根本。

2．重性灵，具优游不迫之致

A君：除了读书，瞿禅先生还十分注重写日记与写词札。日记与词札，一个为着帮助记忆，一个为着积累心得，可见一个人的成功，并非从天而降。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钱锺书，同样肯下笨功夫，而又绝顶聪明。当其《谈艺录》问世，瞿禅先生虽“昨夜出汗，热退”，仍赶着阅其半本。对于钱氏之“博闻强记”及有关“名通之论”，瞿禅先生既惊叹、爱佩，又有所质疑。谓“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迭，无优游不迫之致”；并谓“近人著书每多此病”（1948年9月17日、18日及1949年3月10日日记）。看来，夏、钱二氏在天分与学力的问题上，似有不同理解及做法。

B君：就瞿禅先生而言，不断的积累，包括数据与意象两个方面的积累，都是为着再创造，即对于天赋秉性的一种完善和显现。所谓“成之者，性也”，就是先生所追求的目标。所以，1949年3月20日，当其进入知命之年时，瞿禅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早年尝以无暇日斋名日记，晚年益当自勉。”而在其不惑之年，则于1939年1月1日日记中写道：“夜札词书至十时。过南屏谈，见刘师培之《中古文学史讲义》，服其闳通。自愧治学但能沉潜，而不能高明，当稍稍从事广大者。”两段心路历程，两相参照，说明先生之由沉潜而高明，并非只是体现在一个“笨”字上。这就是先生的特别之处。

二　社会与人生

A君：瞿禅先生读了一辈子书，也教了一辈子书。不仅善读书，而且善演讲，善教书。1932年12月，在瞿禅先生三十三岁时，曾以“转”为题，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作了一场讲演。瞿禅先生以佛家“转识成智”，说人间的忧患、气质及过失。谓此三事，皆可用此“转”义，将其引导向上，变为智慧、学问、事业。因劝勉诸君：逃忧患不如转忧思，克气质不如转气质，改过失不如转过失。一个“转”字，颇能启发思智。而三十年后，所作《教书乐》，于治学、交友、制行三方面立论，亦与之一脉相承。

B君：人生阅历，三十岁前后是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瞿禅先生之所学所思，由词学而哲学，包括佛学，亦由抽象的书本知识而向社会人生，包括宇宙空间，其钻研、思考，由表层到深层，由一面到另一面，亦逐渐有所得。一个“转”字，则更加为作两面观，可见并非只是在书本中讨生活。

1．安身立命与大节出处

A君：瞿禅先生三十岁之前，曾在严州中学任教职。每星期教课十九小时，月薪一百四十元。比起当时的杭州、上海，由于“学问空气太稀薄”，瞿禅先生觉得“蛰居以糊口则有馀，以为学则不宜”。而他仍以大人物为榜样，希望做大学问。1929年5月12日，三十岁的他在翻阅梁任公书时，即赞叹梁的魄力。并说：“安得假我十年好境地，成中国学术年表，亦足自慰矣。”（《天风阁学词日记》）瞿禅先生十分盼望能够于做学问当中，亦觅一安身立命处所。在当时情况下，他的忧患与忧思，不知如何转换？

B君：在以“转”为题所作的讲演中，瞿禅先生将忧患分作人我共有及个人独有两种。谓前者如乱世，如恶环境，在常人视为忧患，而有志气有智力者，则视为施才环境。正如《维摩诘所说经》云：“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先生以为，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事业，关键的问题是看他有无大见识、大志向。因而在日记中，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因循过日”。“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做人、治学，均须见其大，感其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这是先生的处世原则，也是其“转识成智”的动力。

2．读书与阅人

A君：古人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瞿禅先生曰：虽不能如谢客儿，足迹半天下。但“平生好游，闻有佳山水，则欣然往”。读书与游历，已成为他增长见识的一种重要途径。只可惜，三十岁之前，僻居无书，即使曾令其自喜的“词人年表”，亦不能完事。为此，1929年1月29日，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托乐君作书向北京问《四印斋所刻词》《名人年谱》诸书，使予得住杭州三四年，著成此书及中国学术大事表，一快事也。中心日夜藏之。”瞿禅先生亦拜托友人，“属其为留意上海教席”，希望能有机会“从诸老辈稍长闻见”。1929年4月15日日记并载：“偶见梁任公三十自述，终日感叹。予今年亦三十矣，事业且勿论，而学问偏狭如此，少无名师，此平生大憾也。”乡邑极限，看来给瞿禅先生增添了许多烦恼，不知又如何突破？

B君：寻求名师指点及友生之助，以拓展视野，这是走出乡邑、增长见识的具体部署。当时，瞿禅先生的第一目标是胡适。1928年8月3日，阅胡适《词选》，发现有数处可商榷，于8月4日即作一函致之，而未发。8月6日，阅《词选》，再度发现：“以晚唐至东坡以前皆娼妓歌人之词，《花间集》全为给歌妓唱者，此语亦须斟酌。”因于8月18日再度作致胡适之书，诘其“词的起源”篇论调早于词诸问题。但考虑“此君往往武断自是，恐不肯作答”，也就作罢。此书现存日记中。而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则保存瞿禅先生致胡适之的另一封信。在瞿禅先生看来，胡适这位新学巨子既未能为之指点迷津，也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朱彊村身上，谓“客处僻左，无师友之助。海内仰止，惟有先生”（1929年10月27日日记）。结识彊村老人是先生治学道路的一大转折。其间，与老人虽“止数面，函札往复八九次”（1931年12月31日日记），而所获教益及所承接之词学网络，既令其治学方向更加明确、治学信心更加坚定，亦为其确立一代词宗地位、成为一代词的综合，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以及广泛的人脉基础。例如词人谱牒的搜辑及考订，因得到彊村老人首肯，谓“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自吾兄而昭晰”，即为其创立词学谱牒学树立典型。又例如，在寻访彊村老人的过程中，瞿禅先生既与民国四大词人中另外三大词人（龙榆生、唐圭璋、詹安泰）切磋、琢磨，相识相见，结下深厚情谊，又与吴天五、任铭善、蒋礼鸿诸友生，患难与共，成为生死之交。此外，自结识彊村老人起，无论是彊村一辈及稍后的词学第一、第二代传人，或者是彊村之下的词学第三、第四代传人，都曾在瞿禅先生的学词日记中留下记录。这一切，既造就了瞿禅先生的毕生功业，亦已成为二十世纪词学学科建设的宝贵资源。这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A君：1949年，瞿禅先生五十岁。他在3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阅香山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3月29日又记载：“年来打点为诗人论一书，日日胸中有新意，颇以自憙。此书能成否不可期，然自己着实得益，甚望有此念时时在心目中，不为小人之归。”作诗人论，这是瞿禅先生于治词之馀所从事的另一著述项目。对此，瞿禅先生亦十分投入。3月30日日记又载：“往浙江图书馆假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来，一曰《我的文学修养》，一曰《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馀页，思以此为写诗人论之借镜。”读书与阅人，这对于瞿禅先生的治学生涯，是否也曾产生过推进作用呢？

B君：寻求良师友，现实中事情；作诗人论，为人为己树立榜样，理想中情事。现实与理想，相得益彰，对于瞿禅先生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　事业与功名

A君：瞿禅先生生当忧患之世，看到社会上许多人都在大谈特谈救国救民之大计，而自己却仍然“兀兀终日，为古人考履历”，曾屡欲辍之（1928年8月10日日记），并经常在日记中自省，诸如“年来读书，时有不入时之想”云云。但是，又不愿意随大流，以为“我国文学待垦植掘发之地尚多，止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任公、静安，皆独有千古”。谓“细思真人生，在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何必媕阿附俗，强所不能”（1929年9月18日日记）。1934年9月30日日记中，曾有这么一番检讨：“念治学不可精力旁骛，年来为《词人年谱》，《姜白石词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者大者，为安身立命处。日来读声韵书，又见猎心喜。第恐方面太多，不能专一耳。”不知如何通过一个小房间，看到宇宙人生，看到世界的变化，从而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B君：雄心壮志，宏大规划。一心想做大学问。早岁客于关陕时，瞿禅先生曾研究宋明理学，此后又一直有志于宋史。两个宿愿，尤其是整理宋史的愿望，一直萦绕胸中。一生当中，尤其是三十岁前后，不断有新的著述计划推出。诸如《词林年谱》（改名《宋词年表》）、《宋代文化志》《宋学系年要略》以及《词学三书》（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唐宋元词集提要》等等，经常想到失眠为止。而且，多数计划已提上日程。例如《唐宋元词集提要》，准备于“数年内尽批各大家词，两月批一种，两年各毕十种，以后每年重阅一遍，以为常课”（1938年3月13日日记）。这应当是瞿禅先生为自己所铺设的一条通向大学问、大事业的康庄大道。

第二节　集大成的业绩及地位

A君：1927年，二十八岁的瞿禅先生任教严州九中，即着手撰写《词人年谱》并从事姜白石（夔）研究。1930年秋，三十一岁时，赴杭州担任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未几擢升为教授，首度携眷移居秦望山之月轮楼，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书及著述生涯。毕生所业，专注于倚声与倚声之学，著作山积。据所开列清单，有存稿可两箱，十五种。多半未成稿。需十年时间，可望完工。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有二十馀种。作为关门弟子、“文化大革命”之前最后一届研究生，请你说说瞿禅先生的词学宗师地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B君：上世纪60年代初，胡乔木致书瞿禅先生，推许其为“一代词宗”。而早在三十年前，瞿禅先生从事词学专门研究之初，前辈学人对于先生所取得之成就，即已十分赞赏。张尔田（孟劬）曾有函称：“先生湛深于词人谱牒之学，文苑春秋，史家别子，求之近古，未易多觏。”（1934年9月11日日记）其受业导师张震轩《游杭诗》有“卓荦我夏生，词坛树旗斿”语，亦特别称誉其精于词律（1934年12月16日日记）。及至40年代，同辈友人中有徐声越（震堮）者，谓其“近作，渐似随园，所谓老笔颓唐，才人胆大，不免为名之累”（1944年5月4日日记），则可见当时已经稍有名气。五六十年代，先生的著作得以广泛流传，则更加名满天下。就已经刊行的著作看，先生的业绩，大致包括词学考订、词学论述、倚声填词三项。

一　词学考订

A君：晚清以来，承接乾嘉经史校订馀绪，校雠之事已扩展到集部词籍。于是，词界有了校勘之学。论者以为，此事自王鹏运始。清季五大词人中，朱祖谋早年专力为诗，四十岁后作词并校刊词籍，乃因王氏之所导引；况周颐长于说词，不屑校词。王鹏运初刊《四印斋所刻词》，曾指出校词的难和易，认为“夫校词之难易，有与他书异者。词最晚出，其托体也卑。又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不难按图而索。但得孤证，即可据依，此其易也。然其为文也，精微要眇，往往片辞悬解，相饷在语言文字之外，其非寻行数墨所能得其端倪者，此其难也”。此中甘苦，唯有自知。在一定意义上讲，义理、考据、词章，乃天国之乐土。民国四大词人对此三事，皆有所建树，而又有所偏重。相比之下，四大词人中，只瞿禅先生兼而备之。但对此三事，瞿禅先生似乎并非孤立地看待，尤其是考据，瞿禅先生应有其特别的做法。希望说说你的体验。

B君：大致说来，瞿禅先生乃将义理、考据、词章三事，当作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看待。比如考据，同样是一种功夫，校核比堪，认真辨伪，但瞿禅先生并非只是着眼于一人一事或者一字一词，孤立地进行推断。其于考据过程，既以浙东学派长于史学的传统，引治史方法入词，又以当行作者身份，严四声之辨于词。瞿禅先生将考据看作是成就大事业的一种基本功夫。其治学生涯，自考订始，亦坚定不移，做了一辈子考订。对于瞿禅先生而言，下笨功夫，做大学问，既乃天赋使然，亦考订自身所产生的结果。

1．谱牒考订

A君：瞿禅先生《唐宋词人年谱·自序》称：“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自序并谓，撰谱目的乃在于“为初学论世知人之助”。年谱所辑撰，计十种十二家。包括韦端己、冯正中、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张子野、二晏（晏殊、晏几道）、贺方回、周草窗、温飞卿、姜白石以及吴梦窗诸辈。其中，《张子野年谱》率先于1933年在《词学季刊》（创刊号）发表。195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次为之公开印行。彊村老人生前曾称赞其梦窗事迹考证，日本学人清水茂亦撰写专文予以推介。在《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一文（载《今词达变》）中，你将《唐宋词人年谱》看作“治词业者，人人案头必备之书”。能不能说说你自己的体验？

B君：《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对之作了这样的解释：“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意即知人论世乃一大前提，无此，也就什么都谈不上。瞿禅先生之所以那么用功地为古人“考履历”，其着眼点，相信亦在于此。

A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种最古老的批评模式，至今通行两千年。1929年，三十岁的瞿禅先生致彊村函称：“承焘学词未久，重以饥驱，不能专业于此。曩尝欲于先生、半塘、伯宛诸老搜讨校勘之外，勉为知人论世之事，作《词人年谱》及《词集考证》数种。”（10月27日日记）与诸前辈相比，于辑撰过程，除了旁搜远绍、匡谬决疑之外，瞿禅先生所撰词人谱牒，有何特别之处？其所谓为人之学是否已构成一门独立学科？如果说，王国维的《清真先生年表》为考订词人行实导夫先路，那么，是否应当说，词人谱牒之学乃从瞿禅先生开始？请说说你的观感。

B君：一门学科是否成立，比如词人谱牒，至今是否已经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称“词人谱牒之学”，我不敢作此判断。但就瞿禅先生而言，当时是否已有学科创立之意识，则须仔细加以辨正。其为梦窗作谱之时，曾于日记中提出：“词人年谱各大家，须先作一篇事辑，世系、交游、著述，皆入事辑中。”（1929年2月19日日记）其后，于辑撰过程，亦曾为自己立下这么一条规则：“予为各词人谱，皆详于考索行事，锱铢不遗。二主遗闻最多，当有所去取以见义例。”（1934年9月16日日记）如此这般，就著书立说的角度看，应当也是一种发凡立例。后来有志于此道者，我想不至忽略于此。

2．声学考订

A君：瞿禅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全书凡五卷，又有不编年一卷，外编一卷。对于白石八十首词，一一加以笺校。卷首有《论姜白石的词风》为代序，还有辑传及白石词编年目；卷后有辑评、版本考、各本序以及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和行实考。此书几乎将所有关于白石词的资料汇于一编。你在《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一文中称：“此编可看作是白石声学之小百科全书。”姜白石是一位重要的宋词作家。清代中期，《白石道人歌曲》手钞本被发现，所传十七谱引起学界兴趣。先有方成培、戴长庚、张文虎等人对于白石用俗字谱记写的词调歌曲进行诠释，到20世纪30年代，瞿禅先生以及任二北、唐兰、杨荫浏、阴法鲁、丘琼荪诸辈，对于白石十七首旁注字谱的创作歌曲，相继进行翻译和研究。白石十七谱一时成为显学。1931年10月28日，瞿禅先生于日记中记载：“见《东方杂志》载唐兰《白石道人歌曲考》一文，辨得旁谱打反拽数字，甚可喜（丁即打，即反，即拽），但亦有可疑处。”随即四处打探作者下落。1932年，瞿禅先生于《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白石歌曲旁谱辨》，此文一出即成为其成名之作。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瞿禅先生这辈子是靠姜白石起家的。那么，你能不能说一说，对于白石声学，瞿禅先生有哪些方面的成果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B君：要了解瞿禅先生的白石声学研究究竟有何新的贡献，必须对于白石声学这一研究对象有个整体的把握。白石声学文本即其歌曲别集，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有钱希武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瞿禅先生据郑文焯考，谓其去取必谋之白石，可当白石手订稿看待。元至正年间陶宗仪钞本六卷、别集一卷，陶跋称“再与善本勘雠”，据郑文焯推测，嘉泰旧刻其时可能尚在人间。这是一般所说的钱刻陶钞。此外，有关载籍也曾著录。瞿禅先生《版本考》开篇云：“白石词刻本，可考者十馀，若合写本、景印本计之，共得三十馀本。宋人词集版本之繁，此为首举矣。”瞿禅先生将相关版本分作四大支：一为钱希武刻本，二为花庵词选本，三为南宋刊六十家词本，四为《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著录本。对于第一支，即导源于钱刻陶钞的各种文本，包括刊本、排印本、影本、石印本、写本共十馀种，瞿禅先生尤为看重。依其流播过程，瞿禅先生对此十馀种文本一一加以比勘、校核，其馀三支亦细加查考。最后，瞿禅先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姜词刊本以朱氏彊村丛书出于江炳炎手钞本者为最上。”因据以为主，并校以张奕枢、陆钟辉两刊本以及宋明选本如《花庵》《草窗》《花草粹编》诸书，辑为《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总目附记）。瞿禅先生的这一文本，承接宋刻元钞遗裔，乃白石声学最可信、最完善的一种文本。这是瞿禅先生对于白石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另一种乃述与作的启示。述，体现于文本的笺校当中；作，尝试另立为旁谱宫律之学。前者对于十七个歌曲旁谱、七篇小序所记录的有关乐律数据以及歌词中所涉及的与词乐相关的问题，诸如宫调、律吕以及鬲指、住字、落腔等专门术语，一一进行考订和笺释；后者在这一基础上将白石声学当作一般宫调律吕之学，于更高层面作进一步讨论，诸如对于白石序《霓裳中序第一》定霓裳为道调及序《征招》谓自古少征招曲的驳正等等。不过就述与作，亦即传旧与创始的程度看，瞿禅先生仍然着重于述，亦即着重于对白石声学自身的还原与体认。白石声学尚有许多未知之数，有待悬解之士再作新的提供。

A君：瞿禅先生1935年1月14日日记记载：“接武汉大学刘弘度（永济）函，谓予姜谱辨寻姜、张遗绪，功在严四声辨上去之上。”1939年7月10日日记又载：“午后三时赴巨川惠尔康茶叙之约。冒鹤翁已先在，谈至五时半。彼极不主词辨四声之说。谓同一词调，岂有《鹧鸪天》《满江红》与《侧犯》《兰陵王》异其作法。又谓白石词上、下片有同工尺而不同四声者。此语甚是。”1939年8月2日日记记载：“接孟劬先生北平复，谓宋词四声，须依调而定，有当严守者，有可通融者，恐非一律。白石《满江红》序所云，但指《满江红》一调而言，未必通于他调云云。午后以示疚翁，不以为然。谓一国不致有二令，同是词调，安得有守有不守。”并载：“午后与心叔过疚翁久谈，疚翁好自诧，所言亦多新解，受益不少。坐二三小时归，并过巨川处看疚翁四声破迷，只云结句四声须守。予意片中拗句亦须守，清真诸作可按也。”张尔田（孟劬）、刘永济（弘度）、冒广生（疚翁），你在《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一文中，将他们列归第二代，就瞿禅先生而言，三位乃介于师友之间的前辈学人。对于词辨四声之说，三位前辈似另有主张。这是白石声学以外的另一话题。作为一代声学宗师，瞿禅先生对于这一话题，有何重要著述？

B君：字声既与字义密切相关，而就倚声填词而言，义之外，又牵涉到音，则更须讲究。瞿禅先生早年阅《蕙风词话》，与友人翻《说文》，曾“欲依双声或叠韵求字义”。以为“东冬韵皆有大、多、高等义，支韵皆有小、碎、直、尖等义，元韵有远义。诸如此类，分部移录，亦可成一书”（1929年2月7日日记）。其后有了充实的例证，瞿禅先生对于词辨四声之说，更加坚信无疑。如札片玉词，因清真注意去声，进而追寻词中字声演变状况，发现“前人只知词辨四声，未尝究其演变历史”，并且发现“以声音论，飞卿始重平仄，清真始严上去，寄窗、梦窗更进而论四声阴阳”。瞿禅先生准备就此事加以详细检讨（1939年7月20日日记）。1940年，应之江文学会会刊之约，从3月10日到4月22日，瞿禅先生作成《词四声平亭》一文。全篇共六章，所谓“字句斟酌，亦至费心”（1940年4月1日日记），这当是瞿禅先生的一篇力作。

而继《词四声平亭》之后，瞿禅先生撰著《四声绎说》，既于更大范围对字声演变进行宏观把握，又对词中四声之例有所发明。《绎说》指出，“宋词与汉、魏乐府有不可并论者，汉魏之时，四声犹未发明，故乐府不但不分四声，间且不守平仄。宋词起于唐律之后，四声运用于文字已极纯熟，文家宫商在口，无待寻讨，其势不得复离”。并指出，“永明以前，文与乐分，文人不得不于文字本身求声律，以求离音乐而独立。宋代之词，文与乐合，文人更与文字之声律助音乐之谐美，其与汉、魏乐府文术故殊也”。这是对于大背景的展示。而就宋词自身，《绎说》则以大晟府诸家之词，如周邦彦《绕佛阁》、万俟咏《春草碧》进一步加以论断，谓“以汉魏以来文字声调之趋向推之，宋词之有四声，盖理势然也”。《绎说》之作，起自1941年4、5月间，见日记记载。故其“后记”云：1941年6月初稿，1963年1月改，收入《月轮山词论集》，于1979年9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刊行。这是瞿禅先生的另一力作。

瞿禅先生《词四声平亭》付印之后，曾广泛征询意见。十几年过去后，1956年1月23日整理旧稿，此文仍在箧中（见日记）。2月18日，汇集《读词（书）丛稿》（杂说），计十四篇。不见《词四声平亭》，而加入《唐宋词字声之演变》（见日记）。12月，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唐宋词论丛》，此十四篇皆在其中。如此看来，40年代所撰著的《词四声平亭》，应当就是50年代所刊行的《唐宋词字声之演变》。此文列举事例，揭示出一系列事项，为词辨四声之说提供了证据。其曰：“一、温飞卿已分平仄；二、晏同叔渐辨去声，严于结句；三、柳三变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四、周清真用四声，益多变化；五、南宋方、杨诸家拘泥四声；六、宋季词家辨五音分阴阳。”瞿禅先生此说，虽仍有可商榷之处，诸如唐圭璋、盛配辈均持有异议，但与唐宋词字声之由疏而密演变这一规律，却大致相符。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之言倚声者莫不奉为圭臬。

二　词学论述

A君：论述之事，是否即为思想、艺术的批评？或者是对于豪放、婉约的判断？就词学本体而言，应当未必。正如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课程之目标与目的所言：师者，个人之贡献，在于“以我一生之长给予学生”。一生之长，即其成长与进步所取得的经验。依据吴宓所指，那就是“从诗歌到哲学（爱情与智慧）——仁智合一；情理兼到”。这是哲学层面上的提升。论述之事，应当也就是这么一种提升。而教书、育人，瞿禅先生毕生执教，专致治词，大致亦当这般考量。

B君：瞿禅先生专擅考据，高头讲论，固非所长，亦无意建造什么体系，但其有关歌词本体的问题，亦即艳科与声学问题之所论列，既能从大处着想，指出向上一路，又在方法的运用上，注重逻辑关系，颇能从中获见其高明之处。对于提升，就瞿禅先生而言，一向都颇为注重。

1．艳科论述

A君：沈祖棻生前为青年教师及研究生讲解北宋名家词，听课对象中，有人以为宋词不大好懂，特别是婉约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同样，古代词论家对于这些词的批评也不大好懂，以为要批判其思想内容比较容易，要肯定其艺术技巧则比较困难。就词学蜕变期的论述看，这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而从歌词本体看，这应当牵涉到对于艳科与声学的理解问题。你在《漫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一文中，说到显学与绝学，以为世纪末所出现的大量著述，将艳科变为显学，而令声学沦为绝学。其中所指，是不是你在多篇文章中所说的重思想、轻艺术，重豪放、轻婉约，以政治批判替代艺术研究这一偏向。在这一问题上，瞿禅先生如何表述自己的观感？

B君：“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是《旧唐书·文苑列传》对温庭筠的评语。两句话代表了对倚声填词的看法。弦吹之音与侧艳之词，二者相提并论，说明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声学与艳科。声学与艳科二者无所偏废，方才称得上完整的词学。后来人将问题想歪了，以为艳或者侧艳，就是邪艳，因此高举批判旗帜，对其大加鞭挞。尤其是蜕变期的论述，大部分文章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而对于声学，则尽量加以回避。于是，所谓显学与绝学也就这么产生了。我所说的没有词学，或者残缺的词学，指的就是这种由偏废所造成的缺失与偏差。瞿禅先生以声学闻世，其对作为艳科的词，也曾持批判态度。不过，瞿禅先生的批判，出发点乃在于推尊词体，并非一棍子打死。他说：“思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以外国文学相比，其真有内容者，亦不过法兰西人之小说。求若拜伦哀希腊等伟大精神，中国诗中当难其匹，词更卑靡尘下矣。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举不足以语此。以后作词，试从此辟一新途径。王静安谓李后主词‘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此语于重光为过誉。中国词正少此一境也。”（1929年8月26日日记）说明自己有所承担。而且，瞿禅先生还曾记下钱基博评王国维的一句话：“世但称王国维之考古学，而忽其处世积虑欲挽我国之道术。”（1935年7月16日日记）相信这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鞭策。

A君：1936年，瞿禅先生三十七岁，在4月27日日记中记到：“夜不成眠，枕上看东坡词。东坡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始有词，与予时地适合。今年拟写旧词为一集，以作纪念。”瞿禅先生以东坡自况。在许多方面，包括歌词创作、处世治事，乃至整个人生阅历，瞿禅先生对于东坡，既深切了解，又无限同情与敬仰。1984年，瞿禅先生八五华诞，你作《寿星明》，推尊其为“今代坡公”。1986年，瞿禅先生在北京病逝，你有《鹧鸪天》（敬挽夏瞿禅师），将其当作东坡化身。谓：“新浙派，众星尊。髯公青兕认前身。”在中国文学史上，东坡与稼轩都是瞿禅先生所推崇的人物。上世纪60年代，你在攻读研究生课程时，瞿禅先生曾讲苏、辛词。几十年来，尤其是词学蜕变期，学界对于苏东坡的评论和研究，不是说豪放，曲子中缚不住；就是说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但是，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即形下层面。如果用钱基博评王国维的话来衡量，所谓“处世积虑”者，是否另有所指。例如，1948年3月，在西湖罗苑，瞿禅先生《唐宋词录最》前记中，其“造理”一条就曾指出：“（造理），北宋晏殊、欧阳修，胸襟酝酿，已萌其端。苏轼之后，难为踵美。苏轼一家之作，其间亦有等第。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诸篇，似犹未离迹象；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永遇乐》（明月如霜）以及《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超象外而得环中，信非张、吴之徒所能企望。此等不但苏氏之盛制，殆为宋词之极作。自伶人文人之词，进为学人之词，论词至此，叹为观止。”以为唐宋词中，造理之作，苏轼一家，难与比美；而苏氏所作，仍有高下之分、等第之别。十分明显，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对比，亦即形下层面和形上层面的对比。对此，不知当如何辨析？

B君：两个不同层面就立意与造境的角度看，一个借助于他物（中介物），令有限的时空得以延伸；一个无所依傍，于“可喻不可喻”状态创造境外之境。两个层面，一个未离迹象，一个超象外而得环中，是明显的两个不同的世界。瞿禅先生以之论苏词，亦曾以之论苏诗。谓苏轼西湖诗饶有哲理意味，并曾以之比晋、宋时代的玄言诗，揭示其隽永理趣。其曰：“在晋、宋时代产生了玄言诗，是说老庄哲理的。后来产生了山水诗，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其实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山水具体的形象来描写抽象的哲理。但是当时谢灵运诸人寄托哲理的山水诗，还往往‘落理路’、‘堕言诠’，如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情用赏为美，世味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此等末篇说理，在谢诗里成为一种习套。苏轼的山水哲理诗却都是意境优美、情趣隽永而没有理障的。”谢与苏比，或者堕言诠、落理路，或者没有理障，于若有若无中自然流露。这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别，或者着迹象和不着迹象的区别。诗如此，词亦然。例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体现心境，将自然界的风雨和人世间的风雨联系在一起，令其“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语）。但仍然执著于风雨之有与无的实际体验，以为只要心中无风雨，就不怕外间风和雨。这应当就是一种踪迹。而《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之对于退（醉）与进（醒）以及永恒（江海）与瞬间（此身）的思考，乃至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联想，都需要凭借。例如，杖和小舟。这当也是一种踪迹。至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永遇乐》（明月如霜）以及《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诸篇，所谓神识超迈，则难以寻求其踪迹。如谓缥缈孤鸿，寂寞沙洲；疏星暗度，玉绳低转。又谓铿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赵翼评李白语）。与前二者相比，着迹象和不着迹象，成习套或者不成习套，瞿禅先生的审美兴趣，即已明显可见。

2．声学论述

A君：词辨四声之说，乃声学论述的一个重要题目。其间，不同意见展开讨论，是不是也牵涉到提升问题？在这一方面，瞿禅先生有何特别建树？请说说你的看法。

B君：在《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中，瞿禅先生既由“多”到“一”，为自己的论题“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归纳、概括出一个结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由疏而密，由辨平仄而四声，而五声阴阳的结论。这是对于论题所做的正面论述。至反面辩驳，则由“一”到“多”，对于宋人的不同看法，逐一加以分析、推演。例如：宋人有谓词之初起，不辨字声而亦可歌，拘泥于字声，斤斤辨别四声阴阳，岂非多事？沈括、朱熹皆主此说。对于这一责难，瞿禅先生文中有一段话，曾逐层加以剖析、驳正。其曰：“予谓此事有专家非专家之分，专家之中复有派别之分，同派作家复有时代先后之分。沈括未尝为词，朱子亦视词为馀事，不能执其说以绳周、吴之作，此专家非专家之分也。苏、辛才气奔放，不顾拗尽天下嗓子。周、吴则不惮辨析毫芒，此派别之分也。清真、玉田并号知乐，清真在北宋推为集大成者矣，而玉田《词源》犹讥其‘于音谱且间有未谐’，此同派复有时代先后之分也。字声辨析愈明，则其合乐之功益显，此无可疑者。”正面、反面，两相对照，其理自明。之后，瞿禅先生以中原音韵之论阴阳，以及近人谱曲，以文字配音乐者，亦复斟酌字声高低，用作旁证，以进一步肯定自己的论断，谓“词辨四声，例正视此”。

正、反论辩完毕。为避免极端，于中间立论，瞿禅先生针对今人论歌词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揭示二义，以为警策。一曰不破词体，一曰不诬词体。明确指出，词可不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一如明人《啸馀谱》之所为，此破词体也；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此诬词体也。瞿禅先生以为过犹不及，后者之弊，有甚于前者。认为“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世已尽知其非；后者似乎谨严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

至于《四声绎说》一文，其论述方法，即与《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大致相同。依旧“一”和“多”的归纳、概括以及分析、推演，不过范围扩大而已。即从永明以前的字声演变说到永明，到永明以后之唐诗四声及宋词四声，最后归纳于“一”，得出“词失乐后，更须守四声”的结论。

无论由“多”到“一”的归纳与概括，或者由“一”到“多”的分析与推演，亦无论正面论述或者反面辩驳，瞿禅先生的论述皆有理、有据、有节，确实令人信服。

A君：事物的发展繁复多变。倚声填词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沿革，乐谱散佚，歌法不传，今之填词者，既不能悉知音律，对其发生、发展过程所出现的某些关节问题诸如填虚声作实字问题，仍处于一知半解状态。1939年1月3日，瞿禅先生于日记中记载：“十一时过鹤翁谈词，指花间《后庭花》一首，每七言句下有四言一句，为填虚声作实字之实例。十二时归。”1904年11月16日日记又载：“与吷翁谈宋词谱一字一声，吷翁谓绝句填虚声为实字而成词。是词本一字一声。眉孙当筵唱昆曲。吷翁谓，昆曲一字多繁声，若填其繁声为实字，又成一新文体。予甚韪其说，而眉孙、贞白、蒙庵不以为然，谓繁声尽填实字，则不可歌。然词由填虚声而来，何以可歌？特词体既成，实字外又有虚声，故后变南曲为昆腔。吷翁自谓阴阳平亦不能分，则是怪论。谓词本无韵书，仅以诗韵参之方言，此说甚是。”诸前辈意见不一，瞿禅先生对此皆有所取舍，只可惜未曾将论题展开。

B君：瞿禅先生日记中的两段记录牵涉到歌词发生、发展过程，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的应合问题，吷翁（夏敬观）谓绝句填虚声作实字而成词。鹤翁（冒广生）亦主此说。二者都将一字一声看作词体成立的标志，以为非如此，若一字多繁声，就变为另一新文体。瞿禅先生赞成这一说法。吴眉孙、吕贞白、陈蒙庵（运彰）不赞成。这是对于歌词来源的一种描述。众多起源说，这是其中一说。在《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中，瞿禅先生对此曾有进一步的阐释：

词之初起，若刘、白之《竹枝》《望江南》，王建之《三台》《调笑》，本蜕自唐绝，与诗同科。至飞卿以侧艳之体，逐弦吹之音，始多为拗句，严于依声。往往有同调数首，字字从同；凡在诗句中可不拘平仄者，温词皆一律谨守不渝。

这段话表明歌词的发生、发展，关键有三事：一，从乐律到声律，由不定声到定声；二，从律式句到非律式句，由一般到个别；三，从无邪到邪（侧艳），由同科到不同科。此三事乃结果，亦过程，是乐歌形式推移转换的过程。这是就夏氏论述所作的推断。我在《倚声与倚声之学》一文中，称之为夏氏三段。谓“蜕自唐绝，与诗同科”，乃印证词来源于诗。说明词之初起，歌词是跟着音乐走的。其后，歌词与乐曲逐渐脱离，而音理仍然体现在字格之上。这是其中一段，为词源探本，乃论题中之一般。谓飞卿（温庭筠）多为拗句，乃以文字的声律体现乐律，令文学语言适应音乐语言，并用文学语言将乐曲的变化固定下来。这是瞿禅先生的一项重要发明，乃论题中的个别。谓与诗同科，又谓侧艳之体，由同科而不同科，乃词体定型的标志。似以说“情”，实则仍然立足于“声”。因其着眼点仍在于以字声变化追逐乐音（弦吹之音）变化这一事情之上。这是第三段，由个别回到一般。以此三段敷衍、陈列，往返论辩，其音理、字格之配搭、应合，也就清楚地得以说明。

三　倚声填词

A君：胡兰成《今生今世》录存瞿禅先生词二首。其一《好事近》：

覆了十分杯，数语便成轻别。念劫短长休问，又柳丝堪折。　　来禅楼阁好帘栊，幽恨燕能说。已够杏花临影，负一弯黄月。

其二《临江仙》：

欲待花时寻酒伴，醉中容易沾襟。明年红紫属何人。无穷门外事，有限酒边身。　　并恐花无逃劫地，不如随水成尘。恼他莺燕语殷勤。斜阳馀一寸，禁得几销魂。

《临江仙》见《夏承焘词集》，《好事近》未见著录。你在《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一文中，对于瞿禅先生歌词作品的结集与出版，曾有过详细说明。指出：瞿禅先生已结集出版的歌词作品共计452首，散佚于日记中及日记以外之未刊稿计53首。两项相加，合505首。如加上《今生今世》所录存，最少应有506首。据已刊诸集所著录，《清平乐》（鸿门道中）居首，作于1921年二十二岁时，《浣溪沙》（题瑞萱图）殿后，作于1982年八十三岁时，期间相隔六十馀年。就当前情况看，瞿禅先生歌词作品，应当仍有遗佚。

1960年，瞿禅先生六十一岁，自赠诗云：

古如无李杜，我亦解高吟。莫拾千夫唾，虚劳一世心。

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脱手疑神助，青灯似水深。

此诗首载于《天风阁诗集》。吴无闻为其加注释曰：“千夫，众人。唾，唾馀。此句谓作诗贵创新，不要摭拾别人唾馀。”就整体上看，你以为，瞿禅先生的创新，如与古今诗人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B君：只就眼下作品而言，我以为，这一问题须从诗篇后解加以体验。诗篇前解将李杜与“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层面的联想与对照。而后解，则为另一层面，江湖与魂梦。这一层面，若与前解相比，似有所超越，已在人天之间。故而，于脱手之时，也就觉得若有神助。这是我的一种粗浅体验。正像苏东坡那样，所谓学际天人，瞿禅先生其人、其作品，种种奥秘之所在，并不那么容易把握得到。

1．第一义与第二义

A君：1949年，瞿禅先生五十岁，在2月24日日记中记载：“接陈从周信，为改二词。复书告文字工拙犹是第二义，须从根本着想，乃不为游词；必有真诚大志，乃许为小词。”第一义与第二义，以禅喻诗论者，往往因此而生发出一通大道理来。如谓禅有大、小乘之分，诗有汉、魏、盛唐与大历以往之别；或谓禅之第二义（声闻辟支果）与第一义（具正法眼）相随，诗则一知半解（浅显）与透彻玲珑（深沉）相形。说得头头是道，未必能有第一义之悟。瞿禅先生以根本与非根本，亦即真诚大志与文字工拙，加以判断，其理不辩自明。所谓单刀直入，应当就是这么一种本领。

B君：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瞿禅先生学诗与言诗，可能也相信这么一套。而其善于思考，却能于细微处见真章。如曰：“讲古诗选。予主五言诗至杜甫始大成。章太炎必谓唐人不及汉魏，殊不可解。”（1930年10月29日日记）又曰：“读韩诗毕。复天五。告学古诗好韩、苏、黄三家。韩取其炼韵，苏取其波澜，黄取其造句。”（1937年4月13日日记）瞿禅先生的切身体验，颇能启发思智。

A君：况夔笙（周颐）题林铁尊（鹍翔）《半樱填词图》云：“数词名，当代一彊村。馀音洗筝琶。”瞿禅先生以为“推尊至矣”。实际上，瞿禅先生对于彊村老人也是十分崇拜的；而对其填词，则似乎有不太满意之处。如谓：“阅《彊村语业》。小令少性灵语，长调坚炼，未忘涂饰，梦窗派固如是也。”（1929年6月17日日记）其时，尚未结识老人，只是通过友人打探得到地址，谓“朱古微住上海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而在这之前，检点旧作，则特别满意年来所作《浣溪沙》。谓：“两结各能融情于景，极自喜。今年所作小令，此为第一。”（1929年2月9日夏正戊辰除夕日记）其词云：

闲事寻思各有情。未曾写得小诗成。瓶花看吐两三分。

不是寻常愁与恨，黄昏情绪最难名。小窗杳杳数山青。

这里说情与景，谓“融情于景”，与“性灵语”，不知有无关联？

B君：对于彊村小令，瞿禅先生说“性灵”，乃将其与“坚炼”对举。“坚炼”之义不甚明晰，至“性灵”，如将其当“恣性灵、忒煞些儿”（柳永词中语）看待，则所谓“涂饰”，可能就是“敛其精神，镂心雕肝，切切讲求于字句之间”（冯金伯《词苑萃编》吴焯语）的意思。所说与“融情于景”，应无直接关联。二者乃两种不同层面的问题，属于不同的审美追求，可知这一时段，瞿禅先生对于倚声此道，仍处于探索阶段。

2．画境与化境

A君：画境与化境，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倚声填词之由画境而化境，其追求过程，首先必然牵涉到取径问题。对此，历来声家都十分讲究。尤其是周济于《宋四家词选》所作标榜之后，相关问题更加成为词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当然，对于周济之所标榜，可信亦可不信，后世声家，皆自有把握。据闻，你的另一位词学导师吴世昌（子臧）先生，就不信周济的那一套。而且，对于朱祖谋这位尊体派祖师爷的某些观点，亦多所质疑。上世纪60年代中，瞿禅先生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遇上子臧，就曾说及此事。谓：“晚宋云彬、吴世昌来，同饭。”并谓：“坐（座）间（吴）谓周邦彦词多写故事，是一特色，此建安五言诗写故事之法。又孙光宪有十五首《浣溪沙》，亦联写故事。又谓新买得姚亶素遗书，中有一笺，谓朱古微学词本不从梦窗入手，而后来劝人为词学梦窗，实有流弊云云。”（1964年12月31日日记）子臧先生谓其取径小山，以入清真、稼轩，而不听止庵之问途碧山。瞿禅先生则谓：“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于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夏承焘词集》前言）二氏经验之谈，皆体会有得之言。你在二位导师门下多年，曾有多篇文章，对其治学业绩进行过介绍。关于取径问题，有无进一步的了解？

B君：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乃将周邦彦看作最终归宿。以为依次学习，便可舍筏登岸，由南宋渐进北宋浑成之境。所谓舍筏登岸，似乎已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二位导师对于周济之所标榜，理解不一定相同。但是，对于周邦彦，某些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例如：子臧先生谓，周词写故事。瞿禅先生说美成词，亦谓：“美成概括唐诗之外，尚有敷衍唐诗之例，如《夜游宫》《瑞龙吟》乃衍‘断肠萧娘一纸书’、‘人面桃花相映红’二句而成，集中此例当尚不乏。”（1948年12月22日日记）所谓“敷衍”者，就是写故事。此外，对于辛弃疾，二位导师的见解同样亦有共通之处。子臧先生谓：稼轩中年的时候，功名热度高到万分。醉中醒后，直嚷着要做官。稼轩真想做官。他血管里翻腾着的每一个白血球都想吞噬金兵，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有奔出来的力量要和金人拼个你死我活。所以他真想做官，而且是大官（据《辛弃疾传记》，《新月》1931年第3卷第8、9期）。瞿禅先生讲稼轩词，以为：“稼轩乃军事家，故词多奇变，为东坡所无有。”（1950年4月7日日记）以为：“《摸鱼儿》上承《离骚》，为宋词之中心，犹诗中之杜老《北征》，有观止之叹。”（1950年4月26日日记）与友人论词，对于辛弃疾，亦倍加推崇。有一回，偕吴天五于湖上访马湛翁（一浮），翁问治宋词事，瞿禅先生举稼轩为造极峰以对。谓：“温、柳失其为我，龙洲、后村失其为词，惟稼轩《摸鱼儿》诸词，内刚外柔，为独有千古。”（1950年4月15日日记）另有一回，张仲浦来，与谈辛词。瞿禅先生即指出：“摧刚为柔，对立统一，由其政治遭遇使然。”（1964年6月22日日记）子臧先生执著于辛，在一个痴字。痴就是真，真言语，真性情。以为稼轩和小山，或者“明白自然，清丽宛转”，或者“沉着雄健，言随旨远”（《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词跋”），皆不出其真。这是子臧先生的着眼处。瞿禅先生对于辛，着眼其遭遇，以为词中英雄。谓其奇变，乃千锤百炼的结果。在取径问题上，二位导师确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及审美偏向。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于门径的抉择，子臧先生似乎侧重于先天的秉赋，而瞿禅先生则侧重于后天的历练。

A君：先天与后天，对于一个人的造就，关系重大。但在不同情况下，由于所处环境不一样，各自表现方式也不一样。瞿禅先生推崇辛弃疾，亦十分赞赏苏轼。以为苏轼能达能任，并曾就这一问题，与吴天五展开讨论。天五谓：“达任只是一理，达其理自然能任，能任亦必能达。东坡达多于任，子美任多于达。”（1950年4月19日日记）看起来，两人似皆从世界观、人生观的角度立论，着重说其对于人世间是非善恶、荣辱美丑的态度，谓能达能任，故能做到“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嵇康《养生论》）。这当中，是非或者荣辱，其之与道，应有形下与形上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而达与任，又如何体现这一区分？对于倚声此道，瞿禅先生说自己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于一家，其所谓“合”者，与苏轼之能达能任，不知有无关联？

B君：当年，瞿禅先生在《唐宋词录最》前记中，为编纂选本发凡立例。既将唐宋词有关应歌、抒情、体物、造理四大门类及各门类之所逮属，逐一加以列述，又于造理一端，特别附上一段议论。其高明之见，上文已作阐释。但这段议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论述上的提供，而且更加重要的，乃在其体现了对于为人、为学的一种追求。即其对于苏轼造理之两种等第分列，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已可见其不同的取向。大体上说来，瞿禅先生论辛弃疾，赞赏其奇与变；论苏轼，乃倾心于大与化，以为辛之由平到奇、到奇变，为东坡之所无；而苏之能达能任，由任到达，则他人所无，包括稼轩。因此，瞿禅先生的目标是，由稼轩到东坡的提升，也就是由人间到天上的提升。这一提升，用宋人的话讲，乃“指出向上一路”（胡寅评东坡语）；而在瞿禅先生自身，即在其所追求的“合”。

3．传旧与创始

A君：与稼轩比，瞿禅先生对于东坡之所论述，似乎要少得多，但其追求东坡化境，对于东坡其人、其词所发表的意见，却往往非同一般。1934年10月，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所撰序，谓坡词“横放杰出，尽覆花间旧轨，以极情文之变”，并列述四项创举，以证其“变”。曰：宋人以议论为词，源出于坡；曰：宋人摭经子入词，坡为权舆；曰：寓以诗人句法，发自坡公；曰：词家制题之风，撢其朔亦必及坡。1936年8月6日日记写道：“校敦煌词毕，为作一序。世人谓东坡覆花间旧辙，始廓大词之内容。其实敦煌词已有咏身世、咏战争者，与晚唐诗无别。至飞卿诸人，专以为酒边花间之作。五季承之，乃成敝风。坡公可谓复古，而非开新。”瞿禅先生所发表意见，似牵涉到传旧与创始，或者复古与开新，此类问题，至关紧要，但其前后所述，好像并不容易求得一致，不知当如何把握？

B君：传旧与创始，朱熹对于述与作的一种诠释。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四书集注》）在旧与新这一意义上讲，谓之为复古与开新，亦未尝不可。

不过，无论述与作，旧与新，或者古与今，都并非绝对。瞿禅先生所持见解，一向亦颇为通达。其谓坡公非开新，而乃复古，明显站在旧的立场之上；而谓坡公极情文之变，洵前人所未有，又明显站在新的立场之上。前后所说，看起来好像不一致，其实并不矛盾。一个说复古，或者传旧，所指乃题材；一个说开新，或者创始，所指为意境。以为歌咏身世、战争，有别于酒边、花间，与晚唐诗并无不同，乃变旧为新；以为“耆卿阐其变于声情，坡肆其奇于文字”，凡有数创，令情与事不可尽，则变简古为细长。对题材抉择，虽守旧，仍为着创始；于意境创造，既泮为江河，亦已造成沛然莫御之势。因此，所谓“覆花间旧轨”云者，如从题材开拓及意境创造两个方面加以考量，即瞿禅先生之所论述，同样也应从这两个不同角度加以阐释。首先，就题材开拓看，谓坡公守旧，乃针对世人而发，谓词本当如此，并非自坡公始；其次，就意境创造看，谓坡公四变，乃针对花间而立，谓词本不当如此，务必依照坡公路数往前走。总之，其目标一致，都为着推动倚声填词向高处发展。

A君：瞿禅先生曾经准备以应歌、抒情、体物、造理四大门类，编纂一部唐宋词读本。其对于倚声填词，十分注重另辟新境，一生一世，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即使是成名之后，仍然“颇思为词体别创门径”（1950年6月21日日记）。步入晚年，所作《浣溪沙》（自题学步集）有云：

六十犹为学步人。昌诗敢负百年身。川原放眼看青春。

慵倚箫声梦巫峡，欲凭酒胆颂昆仑。江天夜夜月如轮。

谓六十学步，放眼看青春，充满活力。而“慵倚”与“欲凭”，“梦”与“颂”，两相对举，则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以为应当歌颂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物。歌词作于1964年，可能与时势相关。就其创作实践看，所传五百馀首《瞿髯词》，是否依四大门类进行布局？而又如何实现其对于门径的开创？希望能说说你的体验。

B君：依我看，应歌、抒情、体物、造理四大门类，既可概括全部唐宋词，瞿禅先生的《瞿髯词》，亦未能超出这一范围。《瞿髯词》中，四大门类作品，大体上又可划分为两大部分：某些应时、应事之作，包括诸如题画、赠别等等一类应酬之作，皆可划归应歌之列，尽管这类作品未必可被之管弦。此外，抒情、体物及造理之三门类，在《瞿髯词》中亦占一定比重。就意境创造这一角度看，前者为时、为事而著，为时、为事而作，言近旨远，多数只是就眼前的人和事亦即其歌咏对象，予以讽颂或者讽刺，以表达当时之所思、所想，基本上仍在于传旧。后者多为己而作，不受一人一事之所局限，颇能见其性情，多为创始之作。至造理之作，则较为少见。我特别喜欢后者，其襟抱、气度，最具髯翁特色。例如《浪淘沙》（过七里泷）：

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　　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

1927年，过富春江七里泷所作。时，严州中学任教职。歌词体物，着重于景物布置。谓短篷摇梦，河汉纵横。不飞未动，只有滩声。天上、人间，既着一“摇”字，将其连接一起，又以静（雁和钟）与动（江上滩声）的比对，将上和下予以照应，令天地六合，共为一体。

又，《望江南》（自题月轮楼）：

秦山好，带水绕钱塘。一道秋光天上下，五更潮信月苍茫。窗户挂云潢。

秦山好，飞观俯西兴。沧海未生残夜日，鱼龙来啖半江灯。人在最高层。

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斜阳。诗思比江长。

秦山好，晴翠九龙环。隔个屏风住西子，露双佛髻是南山。东面爱凭栏。

秦山好，绝顶爱寻诗。花外星辰灯皛皛，云边栏槛雨丝丝。凉意薄罗知。

秦山好，隐几听惊雷。残险已无罗刹石，怒潮欲到子陵台。秋色雨中来。

秦山好，短咏写云蓝。谁坐秋香横一笛，满身淡月杏花衫。唱我望江南。

1930年，初到钱塘时所作。时，之江大学任教职。多年愿望得以实现。事业、诗书，心境、环境，尽皆一如理想。月轮楼，之江寓所，在钱塘江边秦望山之月轮山上，故取以为名。谓秋光上下，月色苍茫，天上、人间连接一起，楼外钱塘，像银河一般，悬挂窗上；山上飞观，居高临下，残夜半江，鱼龙灯火，皆尽收眼底；面面江窗，面面面江，千里万里风帆，从枕边经过，十三层宝塔，看管着斜阳，此时诗思，比江水更长；九龙环绕，晴翠簇拥，隔个屏风，住着西子，边上露出，佛祖双髻，凭栏而望，一切都那么可爱；花外云边，星辰灯火，缕缕雨丝，些微凉意，绝顶寻诗，只有薄罗才能得知；隐几而卧，侧听惊雷，钱塘潮直奔子陵而去，秋色于秋雨之中，显得更加明朗；短咏云蓝，谱写乐章，花外星辰，秋香横笛，谁个浅着杏花，满身淡月，为我歌咏《望江南》。

歌词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于周围物色，细加体味。地、天、人，互为上下，仿佛置身于神仙境界。

又《贺新郎》（雁荡灵岩寺与天五夜坐）：

办个蒲团地。好同君、僧房分领，十年清睡。钟鼎箪瓢都无梦，但乞松风两耳。便无事，须人料理。倦矣平生津梁兴，念兵尘藕孔今何世。滩响外，夜如此。　　昨宵梦跨双鸾逝。俯下界、云生云灭，洞箫声里。唤起山灵听高咏，山亦阅人多矣。问磊落，英奇谁是。突兀一峰云外堕，更破空、飞下天河水。山月落，晓钟起。

1942年，上海之江大学任教职。五六月间，离沪归浙东，与吴天五夜坐雁荡灵岩寺所作。谓兵尘藕孔，平生倦矣。故于滩响之外，梦跨双鸾，腾空而逝。其时，突兀一峰，堕飞云外。整个世界，只剩下山月与晓钟。山月晓钟，一落一起，相互交替，以至于无穷。一瞬之间，今夕不知何夕，主人翁亦即随着山峰，飞向永恒。

以上篇章，写作年代不同。由于岁月沧桑，阅历洗练，其于体物、抒情、境界亦有所不同。大致说来，三十前后，涉世尚浅，故多天籁之声。尤其是《浪淘沙》（过七里泷），灵心一颗，更加坦荡澄明，如天际洗月星辰（琦君语）。据闻，先生于病痛之时，曾多次嘱无闻师母为其低声吟唱。其后，步入中年，初闻哀乐，环境与心境也就有所变化。不过，正如其早年入室弟子潘希珍（琦君）所云：读圣贤书，悟得安身立命的志节，也要有明哲保身的智慧。瞿禅先生尽管不谈禅，谓一谈就不是禅了，但其于夜坐时，置身云天之外，却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因而，由此所达至精神上的提升，又令其回复天籁；其所造空灵之境，如布目前。

这一切，已非南宋诸公之所能牢笼。而其所谓创始，即另辟门径者也，应当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三节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

A君：1955年8月17日日记，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午后步奎来谈学，属予写词三书：一《唐宋词研究》（史的叙述）；一《唐宋词作家研究》（详及各方面）；一《词选详注》（选词不必多，注须遍及各方面）。尽量写出自己的见解，勿有所顾忌。步奎谓此点予须向任中敏学习。又谓此三书成，则予之词学倾倒以出矣。”徐步奎所谈三事，前二项属理论，即一般所说的词学论述，第三项，作品解读，相当于一般所说的实践。徐步奎以为：一理论，一实践，倾倒以出，既概括所有，亦足以奠定其宗师地位。瞿禅先生对之颇认同。关于瞿禅先生的成名过程，你在多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大致上谓其于志学之年，即已显出填词的天分；于而立之年，确定目标，专志研究词学；到不惑之年，名满天下；经过知命之年，到达耳顺，学界号之为“一代词宗”。瞿禅先生所经历，堪为一代楷模。而谓为一代词的综合，此“综合”二字，不知应当如何理解？

B君：对于倚声填词，瞿禅先生是一位当行作者。而作为一代词的综合，其声家本色，主要体现在词学承传上。承和传，承继与传递，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守旧与创新。而这两个方面的推行，又体现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因此，所谓“综合”，亦当于此过程获得答案。上世纪80年代，曾与唐圭璋先生探讨过这一问题。对于一代一代的划分问题，牵涉到分期分类问题。我在多篇文章中曾说及这一问题。几种不同的划分法，立足点似皆有所不同，并非信口开河。归纳起来，大致三种划分方法。第一种划分法，20世纪五代传人。从清季五大家说起，历经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计五代。第一代由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及文廷式组成；第二代由王国维、胡适、吴梅、夏敬观等组成；第三代由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以及施蛰存、饶宗颐等组成；第四代由邱世友、叶嘉莹等组成；第五代由80年代步入词坛的新一代组成。五代传人中，夏、唐、龙、詹四人为中坚，为民国四大词人。第二种划分法，民国三代传人。第一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二代，由清到民国的一代；第二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三代，民国四大词人，一代中坚；第三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四代，唐称之为后起之秀。第三种划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传人。第一代为民国三代中的第二代；第二代即民国三代中的第四代；第三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五代。三代中，前之第一、第二代，由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三种不同划分法，第二种为唐圭璋先生所划分，第一、三两种是我的尝试。三种不同划分法，其排列组合，体现着一代又一代的承继、传递关系。不称大师，而称传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传人也未必等同于词人。三种不同划分法，各有自己的凭借，各自有所依归。但是，无论怎么划分，必定围绕着瞿禅先生。这位由清朝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词坛领袖，将近一个世纪，其于倚声填词的各个方面多所开辟，对各方面代表人物之联系，亦较为广泛。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皆可见其领袖一代、“综合”一代之确实存在。

一　日札词例，确立系统

A君：瞿禅先生于而立之年，着手词学专门研究。经过一段时间探索，至1932年已有相当积累。当其阅读《古书疑义举例》（俞樾撰）时，即受其启发，拟作一书，曰：《词例》。1933年4月，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印行，即以《夏瞿禅草创词例》为题，发布消息。称：

夏瞿禅先生治词学最勤，亦最淹博；所著词人年谱十种，将由本刊次第登载。顷方草创《词例》一书，约分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诸门。即如韵例中，复分平仄通叶、三声通叶、移上作平、改入作平、改平作入、改入作上去、改上去作平、改叶为叠、改单韵为杂韵、改杂韵为单韵、换韵、句中韵、短韵、复叶、借叶、韵杂、严用闭口韵、用方音叶、用古音叶、韵疏增韵、韵密减韵、当叶不叶、不叶误叶、叶否无定、叶韵别上去、上下片换韵、叶在韵脚第二字、闲叶、隔多句叶、和词改韵、移叶、叠叶、救隔多句叶诸例。其分析之精密，于此可见一斑。《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如此伟大著作，甚望其能早完成。近闻初稿已大致就绪云。

对于如此伟大的著作，巨大的工程，不知如何部署？

B君：瞿禅先生毕生治词，读书、札词例已成为日常功课。七十馀年，从未间断。由于《词例》规模庞大，有关设想及部署，在长时间的搜辑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尤其是分别门类及立例问题，不同时间，往往出现不同的计划。例如《词学季刊》所列，有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计八大门类，而瞿禅先生此前日记所载，则划分为辞例、律例、韵例三卷，并将其细加分列为六七十例。谓：“内有数例可删，其可增者当甚多。再翻各词集一过，举证不厌求多，再分类为一编，亦前人所未为者也。”（1932年1月2日日记）随时阅读，随时札入，并随时作出修订。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其目标则未曾改变。即为补充纠正万树《词律》、戈载《词林正韵》的疏漏失误，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这一目标，就始终未变。

A君：在瞿禅先生的课读生涯中，《词例》占居重要地位。初起之时，“翻词律，作词例，每日以一卷为限”（1932年3月15日日记），似乎很快即具备规模。其后不断充实，至1939年大致成书。有云：“思成二书，一研究词之形式，一研究词之内容。旧作词例，可改名《词形释例》。”（3月28日日记）但是，时至于今，仍未见此书刊行，不知何故？

B君：瞿禅先生著作山积，生前已整理出版者二十馀种。唯独此书令人担忧。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书稿仍在。1976年3月23日，瞿禅先生曾来信相邀，合作《词例》。曰：

我在去年暑假来京，忽已数月。初来因患脑病入协和医院用电流图，不料后来传染流行病发高热，几乎成肺炎。近来因病后体弱，脑病、冠心病犹在黏缠中，不能参加工作，仍请假休养。您有志继续治词学，甚可爱佩。在旧根基上继续深入，必有成就，幸勿中途废置。焘有一稿名《词例十编》（分字例、句例、片例、声例、韵例等十编），从前写了十多年，幸原稿尚在，何时寄往福州与您同写成，不胜盼望，看将来机缘如何？

当时我在福州公干，未得晋京随侍左右。1978年秋，重新报考研究生，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才得知，瞿禅先生的《词例》仍为零珠散缣，并未成篇。一批人为整理、誊录，也忙了一阵子。但后来，或谓手稿散失，也就不知究竟。但愿有心人能珍重之，并发扬光大，而不至令先生一生心血白白浪费。

二　主持选政，提供典范

A君：编纂选本，徐步奎所提议三书之一，亦即上文所谓实践。对此，瞿禅先生似乎亦曾有过整体规划。1931年，在札词例之前，于3月14日日记写道：“拟选一词册，不主词之优劣，专取各家本色特体。如飞卿固多秾泽而亦有清苦者；范仲淹读《三国志》作俚词，犹在东坡山谷前；《白石集》中有效稼轩之作，其事比摘艳撷芬为难。成书当在皋文止斋之上。俟见解稍老时为之。”其后，主要考虑编辑以下几种选本。第一，《全唐五代宋金元词注》；第二，《苏辛词系》；第三，《唐宋十家词通笺》。

《全唐五代宋金元词注》是一部大型词丛编。以元断代，不阑入明清作品。重考证及校雠，并非只是抄辑而已。先着手校《彊村丛书》。全书若成，并可集补《历代诗馀》，目的在于令治词律者汇调以观，有所悟入。计划以三五年心力编成（1931年3月16日日记）。

《苏辛词系》为词总编。分列苏词各种作风，以后人词分系于下。自刘过至文道希，为第一编。又分辛词作风为苏所无者，另为一编，以后人词系之。又后人此派作风，而为苏、辛所无者，亦另为一编。如此约分三、四卷。每词皆附小评，说其流变。瞿禅先生以为，这是效江西诗派之体，而分析加详，希望有益于初学者（1937年3月7日日记）。

《唐宋十家词通笺》是一部笺注读本。分人、地、时、事四部（1948年9月22日日记）。

三种选本，既效法彊村诸前辈，又有自己的目标。其所设想与规划，都十分庞大，不知如何驾驭？

B君：瞿禅先生治词，目标远大，编纂选本，追求卓越。上世纪50年代，与友生论词，友生谓，外国第一流学者皆好为古典文注释，我国人便不屑为。因下定决心，作一详注词选。谓：每日注一二首，别出手眼，不蹈陈言，集词例、词笺、词史为一编，不厌求详。暑假中可着手（1950年6月21日日记）。这是在上述几种选本设想、规划过程中所作的进一步设想与规划。即将有关词的所有知识集为一篇，令其成为一部词学小百科全书。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和《词例》的部署与实施略有不同的是，编纂词选一事，瞿禅先生虽曾考虑每日注一二首，于一定期限内完成某一项目，但所处环境及各种条件之限制，早岁之诸多设想，相当一部分尚未付诸实现。至晚岁，已完成部分，除了《唐宋词录最》（华夏出版社，1948）、《宋词系》（1940年稿，未出版）、《唐宋词选》（与盛弢青合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唐宋词欣赏》（与怀霜合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外，并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中华书局，1958）、《龙川词校笺》（与牟家宽合作，上海中华书局，1961）等专家词集刊行。

瞿禅先生的设想与规划，尽管未及完全实施，但其目标确定，门径已开启，后来者循之以往，必有所成。

A君：瞿禅先生主选政，目标、宗旨都十分明确。如其《宋词系》前记，就曾将其前因后果说得清清楚楚：

卢沟桥战役起，予方寓杭州纂《乐府补题考》，书成而杭州陷。顷者避地沪渎，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之注，以授从游诸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

此稿1940年间完成，1971年9月失而复得，喜出望外。其为时、为事而作的宗旨十分明确，而其馀各选本，不知有何标榜？

B君：“青史无名端可耻，著书留与后人看”（陆游《雨夜》）。我相信，这应当也是瞿禅先生编纂选本的一种意愿。

三　以身立教，为人师表

A君：瞿禅先生十九岁自温州师范学校毕业起，即投身教书生涯。终其一生，无有旁骛。任运自在，无挂无碍。曾有《教书乐》记述其教书心得。为人、为学、为师，皆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不仅其所述作以一流水准衡量，其所授课亦以最好品级奉献。并且，于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使之精益求精。

例如，1953年4月14日日记曾载：“晨上二课，天五来听一课。谓予讲词已臻炉火纯青地步，如马连良之演戏，惟轻松而力量不足。谓微昭听予课，仍有吃西点之感，好吃而不能饱。天五谓引证材料再精简，亦充实内容之一道。多引材料（不精妥之材料），反使内容空虚也。此语极是。以后讲课，当求更精要更深刻。”

又，1954年3月15日日记亦载：“午后步奎过谈，劝予写出旧稿，不必顾学生需要。谓讲课、学术著作是二事，后者虽不能以教今日之大学生，然为将来教大学之教师所取资，勉强作浅说新文，有时甚困难，且未必能作得好。若论为人民服务，亦应拿出自己最好者与他人不能为者与人民。及今不为，将贻他时之悔云云。”

吴天五，瞿禅先生终生密友。在材料引证方面，在如何令学生吃好又吃饱的问题上，提供意见。徐步奎，瞿禅先生早年学生，就教学与科研以及今日与未来的关系问题，提供意见。瞿禅先生皆随时记录，引为自勉，务必令教与学以及学术研究更上层楼。

潘希珍（琦君）在瞿禅先生逝世后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对之江当时的课读生涯曾有一段描述：

我进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先父之命，要我追随这位他一生心仪的青年学者与词人。我上他《文心雕龙》第一堂课时，却只是满心的好奇。他一袭青衫，潇潇洒洒地走进课堂，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节课，先聊聊天。你们喜欢之江大学吗？”那时同学们彼此之间都还不熟悉，女孩子更胆怯，只低声说“喜欢”。他说：“要大声地说喜欢。我就非常喜欢之江大学。这儿人情款切，学风淳厚，风景幽美。之江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一面是秦望山，一面是西湖、钱塘江。据说之江风景占世界所有大学第四位。希望你们用功读书，将来使之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也能升到世界第四位甚至更高。”

美好湖山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你在瞿禅先生门下多年，亲得教诲，不知有何特别体验，以共分享？

B君：对于教和学，一般都以教学相长为旨归，进行规划，瞿禅先生对此亦十分重视。所不同的是，瞿禅先生将教好书摆在首位。不仅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以提高自己的授课方式及功效，而且特别擅长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除固定时间系统讲授专题外，还利用其他方式加以诱导，于不知不觉中令学生逐步进入状态。

瞿禅先生逝世后，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词学》第六辑刊登了“夏承焘先生纪念特辑”。我在《我的老师夏承焘教授》一文中曾有以下一段话，记述当年从师问学的情形：

我当研究生的第一学年，夏先生教读苏、辛词，逐首讲解，他讲我记。到第二学年，他对我所发表的意见非常重视，或者当场做笔记，或者等我走后再追记。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听施生讲说辛弃疾文章。”“夕，招施生来谈刘禹锡乌衣巷诗，互有启发。”等等。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曾具备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颇有些畏难情绪。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夏先生曾送给我条幅，曰：“老罴尚欲身当道，乳虎何疑气食牛。”他以当道老罴自比，而以食牛乳虎见许，鼓舞我的上进心。这就是师生共勉。不仅如此，夏先生还以师生合作的方式，将自己所有的知识交给学生，扶植学生，手把手地将学生带进学术界。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与施生散步，谈合作词论事。”“老矣，畏作文用思，如青年学子能代操笔，互相进益，亦培养后进一法也。”师生合作，为我独立进行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段所依据的“日记”，文化革命中被抄，不知是否尚存人间。而已出版的“日记”，1965年2月2日（夏正元旦）还有这么一段记载，亦摘录如下，以为参考：

今年破旧俗，不贺年。改龙川词系年。施生来，与散步至黄龙洞，红梅才有数朵，为说论文题可作“宋词如何写新题材”，此古人之古为今用。

A君：以身立教，为人师表。瞿禅先生之教与学，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已经出神入化。凡是见过瞿禅先生、听过瞿禅先生授课的人，对其风格、神韵，大多赞不绝口。

“平生事业犹无竟，桃李门墙起异军”。这是你在《鹧鸪天》（敬挽夏瞿禅师）一词最后的两句话。在你的心目中，是否以为，瞿禅先生这位“今代坡公”，既为“指出向上一路”，作为他的学生，就应当有决心、有志气，超越自己的老师？

B君：学生超越老师，这正是瞿禅先生的意愿。

附录　我的老师夏承焘——答《温州日报》记者问（日记摘编）

夏承焘字瞿禅，少号仲炎，晚年改字瞿髯，别号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2月10日（夏历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温州鹿城，1986年5月（夏历四月初三日）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1918年，温州师范学校毕业。1930年，任职之江大学，此后于各高等学校执教。1932年，第一篇学术论文《白石歌曲旁谱辨》，由顾颉刚推荐，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2期）。传世之作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以及诗词各集。

我于1964年8月，由福建师范学院考上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生，在夏承焘教授门下，攻读宋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学业。1968年，离开学校到工农兵当中去。一去十年。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再度攻读宋词。导师吴世昌教授。在京期间，幸蒙夏、吴二位导师严加督教，令于词学与填词，渐窥门径。1986年夏、秋之间，二位导师相继离世。未了因缘，未竟之业，终生留下遗憾。书山有路，学海无涯，顿时失去指南。二十五年过去，无时不在深切怀念当中。

2010年8月，接奉同门吴战垒（彰垒）兄女公子吴蓓电邮，获悉温州各界将为瞿师（夏承焘教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举办各种活动，《温州日报》并拟开辟两个版面，以为推扬。作为瞿翁弟子，深感欣慰及鼓舞。谨将旧时日记之有关片段，辑存于下，以应记者所问，并表示对于瞿师的深情致敬。文载2010年9月30日《温州日报》（人文周刊版），题作《我的老师夏承焘——旧时日记摘录》。此为增订稿，五个问题，仍依答问次序添补。增订稿载上海《词学》第25輯。

一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夏承焘先生学生的？您第一次见到夏承焘先生，他留给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1964年8月19日　星期三　晴

到达杭州了。经过一天一夜的辛苦。

昨天中午，黄（寿祺）主任设家宴为我送行。若羽也送我上三轮车。一路上，同行的同学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刚上火车，衍章的妹妹就买晕车药送我。在车上，大家问长问短，很是担心。因为是初次，对于火车，的确有些感兴趣，所以，平平稳稳，也就平安无事。

晚上住在杭州城站的一家极普通的旅馆里。几个同学一起出去走走。看那街道，看那店里卖的东西，是很有些像福州的。但这是偏僻的街市，在西湖、中心市区，整个杭州看，应是配得上“天堂”称号的。这就等着往后慢慢看吧。只是说，我并不是为看风景而来的，我要跟夏老先生学词，不能迷恋于天堂般的生活。

8月20日　星期四　阴

很高兴地去报到了。找上教务科的老师，一说夏先生，马上叫出我的名字。施议对。立即打电话到研究室，要他们给安排膳宿。研究室两位同志，郭在贻和黄金贵，热情地带我走。这两位，一位是姜亮夫先生的助手，一位不知道是哪位先生的助手。他俩都很年轻，是1961年在本校毕业留下的。

我很想了解有关情况。从教务科那位老师口中，我知道夏老今年只收两名研究生。另一中山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全校合共招收十一名，没有女的。这位老师还给我说，夏先生家里很简单。我问，有没有孩子？他说，没有。我怕孩子指的是男孩，就再问一句，有没有女孩？他说，没有。只有夫妻俩。这老师还说，夏先生是无党派的，为调动他的积极性，就让他带研究生。

到达研究室，我知道怀霜，夏先生的助手。夏先生的另一助手姓汤。郭在贻说，他们都是1961年毕业留下的。我也知道，盛弢青就是盛静霞，蒋礼鸿夫人，语言组主任。而陆坚呢？是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1961年本校毕业考进的。这次可能留下来。马玲娜呢？她是马茂元的女儿，这是没有疑问的。原在南京师院，毕业后到中华书局。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夏老的照片。他虽说已六十三岁，但身体魁梧，看起来很健壮，全不像我想象中瘦弱学者那个样子。而且，他戴着眼镜，微笑着，十分慈祥。他们要我去见他，我不敢。

我们的研究室并不大。四位老先生，八位助手，六名研究生。办公室也不大。大概因为是文科的，不需要有那么庞大的机构。

我的学号是：6401。

听说我们将于9月9日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10月1日回校上课。

8月21日　星期五　晴

研究室秘书宋夏心带我参观校园，拜访老师，并详细地介绍许多情况。

我知道，研究室今年招收五名研究生。夏老二名，姜先生一名，王驾吾（焕镳）一名，胡士莹一名。分别是：唐宋文学（宋词）、先秦文学、宋元文学（话本）。秘书说，考进来的，都在八十分以上。从他翻阅的成绩卡上，看到我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八十八，专业九十一。我的同伴陈铭，总平均八十五，专业八十六。通县一中来的。看起来是挺不容易的。这回报考唐宋文学的，共有六十五名。杭大中文系学生十几名报考。

晚上，宋秘书带我拜访夏老。不巧，他老人家进城去了。夏师母说，他会很迟才回来。于是，我们就去找魏佑功书记。夏师母还很健康，看上去只四十来岁。穿一件绿花长衫。魏书记很年轻，三十岁左右。穿着纱衫、短裤，正在吃饭。他给我说，可以一起参加“五反”学习。接着，我们一道去蒋祖怡家。蒋主任，个子不怎么高，瘦小瘦小的，但很结实。见面时，要把靠背椅让给我坐，我不敢，推让一阵，他就坐下了。一开头，蒋主任就问起黄主任和黄师母的病情，很匆忙地看完了黄主任的信。随即，蒋主任就和秘书一起谈起教学问题。他说，要配合当前斗争，组织学习讨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

8月22日　星期六　晴

我记得很清楚，从校门口的马路一直往前走，到了一间旧屋旁边，向左拐，夏老的家就到了。夏老的客厅，挂着字、画，从门外就看得见。而且，我也记得很清楚，夏老的身体很高大，还戴着一副眼镜。

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就到了夏老的家。我很小心地找那墙上挂着的一幅长长的对联。看不见？呵，这位不就是夏老吗？也戴着眼镜。正从窗口看着我。夏老师，我叫施议对。好好，你等一等。夏老赶忙从里房走出来，只穿条短裤，连外裤也来不及穿。夏老一见面就请我坐，很亲切地和我交谈起来。我把黄（寿祺）主任的文稿、信件呈交他。他看着信，问我黄师母的病情。夏老是很健谈的，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老人家生活很朴素，上面穿着件粗布的白衬衫，里面有件旧纱衫，着一双丹色的线胶鞋。我们谈了一会，他就进房去了，要我先坐一坐。过一会，他出来了，是特地进去补穿长裤的（黑乔布做的，切裤头的），并换上黑布鞋（见面时穿的是睡鞋）。

看上去，夏老是很可亲近的。他问我什么地方人。福建晋江，洛阳桥那边。到过杭州吗？没有。这里有没有福建的同学？不懂（不知道）。他还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朝南或者朝北。

我问夏老，我们开几门课。他说，专业课是词论学、专家词。他说，你这次考试，成绩很好。并说，你那篇《龙川词研究》我还没详细看。他问我，会不会辨别四声，我说，会。又问，会不会辨别阴阳，我说，不大会。我说，我基础很差，希望老师多教导。他说，不要紧，慢慢来。

二　作为学生，夏承焘先生授课时，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授课时都有什么风格？

1964年8月24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和老陈、小崔参观杭大的图书馆和研究室的资料室，感到很不满足。我们师范学院就比较好，布置也更有条理。不过，有夏老在，一般资料是缺少不了的，买书也方便，我也就放心了。

下午看了夏老开的书目和培养计划，是很有些紧张的。他讲授的课时，一共只有三十二节，其馀的全靠自学。就这样，考试能通过、论文写得出来吗？看这情况，我倒留恋起福建师院来了。

在师范学院，教师扶着走，到这边，放开自己走，怎么能行呢？而且，那么多书，《论语》《庄子》《老子》《孟子》，还有《通鉴》，都看得懂吗？

不过，老研究生却对我们说，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种心理，以后具体做了，也就没什么，是顶得住的。对，应该有信心，争取顺利完成课业。

晚上，听总支书记传达主席有关文艺问题的批示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

8月25日　星期二　晴

党委传达报告。邓小平、陆定一在共青团九大会议上的报告。

我想陪夏老到厦门大学讲学。和老陈交谈，也流露出这个想法。老陈说：“就是自己出路费，我也愿意。”我说：“是啊，夏先生说，他这次讲的，以后不一定再给我们讲。”下午，我要向教务科的江同志，提出我的要求。

8月26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和夏老一起进行政治讨论。夏老是研究室主任，他主持会议。

讨论关于争夺青年的问题及接受苏联教训问题。夏老似乎是认为，老先生并不是别有用心要拉青年的，而且有了资产阶级（思想）而自己不觉得，结果，无形当中，青年被拉过去了。叶玉华也发表议论。说：那（个）党员研究生向党进攻，究竟应该是老先生负责呢？还是沙发负责？还是研究生自己负责？

8月27日　星期四　晴

投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实在的，我的思想准备是很不够的，要么就是随大流，跟着走。也少见有人表示，要如何发挥战斗作用。

下午，陆坚在研究室召集开了个小会。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并表示将好好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