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生平简介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刘绍选，字渭璜。刘少奇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刘少奇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并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刘少奇八岁入私塾启蒙，学习“四书五经”，课外喜欢阅读历史、地理书籍，对富有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书籍尤感兴趣。因爱好读书，在叔伯兄弟中又排行第九，被乡亲们誉为“刘九书柜”。辛亥革命后，刘少奇说服母亲和兄长，进入新式小学堂芳储乡小学读书。他读了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后，很受启发，剪掉了头上的辫子。1913年，刘少奇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宁乡，玉潭学校举行讨伐袁世凯的游行。刘少奇胸挂“毋忘国耻”条幅，走在队伍最前列，带头高呼“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为表达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他将字“渭璜”改为“卫黄”。1916年夏，刘少奇考入驻省宁乡中学。同年秋，受军事救国思想影响，刘少奇报考陆军讲武堂。翌年3月讲武堂开学。10月，讲武堂毁于战乱，刘少奇回到家乡，另谋出路。

1919年初，刘少奇考入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参加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夏，刘少奇在育才中学毕业，没等到学校发放毕业证书便奔赴北京。这时，五四运动已近尾声，刘少奇在北京报考了几所大学，均被录取，但因种种原因他都没有去报到。9月，刘少奇获得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等人的帮助，前往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这里刘少奇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1920年6月，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毕业后，因筹措不到去法国的费用，只好返回长沙。10月，他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在这里，刘少奇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开始以其为指导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1921年，刘少奇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赴俄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冬天，他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夏，刘少奇回国从事工人运动，并长期负责指导工会工作，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1922年9月初，刘少奇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斗争。9月11日，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到安源参与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9月18日，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1923年8月，刘少奇被选举为工人俱乐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安源创办了工人夜校、工人消费合作社、党校，建立了工人纠察团。其间，安源工人力量大增，党组织发展迅速，时有“小莫斯科”之称。1925年春，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会后，他前往上海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并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同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上海工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反帝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1926年2月，刘少奇到达广州。不久，他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4月，刘少奇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5日，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做《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0月，刘少奇从广州到达武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秘书长。1927年1月，刘少奇等领导武汉30万群众举行反帝大会和示威游行，收回被英国帝国主义霸占了60多年的汉口英租界。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刘少奇到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认为他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28年3月，刘少奇受党中央派遣赴天津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改变了顺直省委存在的思想混乱状况。1929年6月，刘少奇任中共第五届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1930年8月，刘少奇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工作。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刘少奇回到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1932年冬，刘少奇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刘少奇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0月，他随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曾历任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决定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到华北指导北方局的工作。1936年春，刘少奇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他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联合华北实力派人物宋哲元、阎锡山等抗日。其间，刘少奇以多个笔名发表文章，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白区工作。1937年5月，刘少奇回到延安，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全面阐述白区工作方针转变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他遵照中央指示，在太原重建北方局，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的重任。刘少奇重视建立抗日民众团体和武装组织。经中央同意，刘少奇指示薄一波回山西领导改组了牺盟会并建立了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阐述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11月8日，太原失守。这以后，刘少奇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大刀阔斧地开展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成立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1939年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竹沟，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豫皖苏边、鄂中、鄂西北、鄂东等数十支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7月，刘少奇应邀在延安马列学院做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这篇讲演后经整理在《解放》周刊发表，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

1939年9月，刘少奇再次前往竹沟镇，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到达竹沟后，他对豫鄂边根据地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并决定着力建立、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刘少奇离开竹沟，向皖东敌后进发。11月初，到达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检查和指导豫皖苏边区的工作。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定远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中旬，他主持召开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东发展，开辟苏北。在发展苏北前，刘少奇领导建立并巩固了皖东根据地。1940年1月，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讨论确定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2月下旬，他又主持第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确定了进行自卫反磨擦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940年3月，在刘少奇的指挥下，取得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这年10月，刘少奇又领导指挥了半塔保卫战、郭村战役和黄桥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打开了苏皖地区的抗战局面，建立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处置事变的方针建议，被中央采纳。随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担任政委后，立即开展重建新四军的工作，并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

刘少奇领导华北、华中敌后抗战功勋卓著，1942年初，党中央决定调刘少奇回延安工作。1942年12月底，刘少奇抵达延安。1943年3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概括和系统论述。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主持全党工作。当时首要问题是东北问题，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实施这一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局，并从各解放区调遣部队11万多人、干部2万多人进入东北。在苏军撤离东北，国民党军抢占山海关、锦州的严峻形势下，刘少奇又做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占领东北赢得了时间。

1947年春，国民党重点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朱德、董必武一起转移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1947年7月，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他以很大精力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和朱德还一起指导晋察冀的军事工作，壮大了晋察冀野战军，提高了部队战斗力。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解放了石家庄，是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华北局。刘少奇领导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筹建全国政权提上党中央的工作日程。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4月10日，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受中央委托，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和指导工作。他到达天津以后，多次召开座谈会，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使资本家们打消了顾虑，提高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6月26日，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通报中国国内情况，征询新中国成立后所应采取的国内外方针政策，及商谈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刘少奇两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之一。

1949年12月，毛泽东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国内主持全面工作。其间，他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进行多次讨论，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的会谈。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

刘少奇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法律法规。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做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目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刘少奇继续探索和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1950年五六月间，他撰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是：首先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大地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1951年7月5日，他在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所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体设想。刘少奇还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提倡组织形式多样的合作社。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地位和任务的根本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做报告，分析了党的组织状况和存在问题，阐述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改进干部管理制度和加强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4月9日，刘少奇又做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进行的整顿工作由此在全国展开，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1952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毛泽东开始考虑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1952年10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0月20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10月24日和28日，斯大林两次与刘少奇等会谈，对刘少奇信中的内容逐项予以答复，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关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对的，并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等32人为委员。从1954年1月起，毛泽东在杭州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起草宪法草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对宪法草案的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从3月到6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了七次会议，讨论修改草案初稿，同时组织各方面代表展开讨论。刘少奇主持了第二至第六次会议。6月11日，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全部条文做最后审查后通过了这个草案，并决定在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之后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在此期间，刘少奇还主持起草了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席。随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陆续展开，刘少奇具体领导了这项工作。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大会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施行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工作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等的监督作用。他主持制定的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制定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路线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迫切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筹备党的八大，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刘少奇先后约请30多个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内容涉及轻重工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邮电、文教卫生、体育等方面。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召开座谈会的做法后，很为赞同，立即要有关同志也为他组织。从1956年2月中旬至4月底，毛泽东听取了34个中央部门的汇报，并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195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造成物资短缺，财政入不敷出。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还要求中央宣传部就这一方针写篇《人民日报》社论。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做政治报告。会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7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刘少奇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会后，他组织调查组，深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工矿、农村、机关、学校进行调查。4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做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上，并且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篇讲话是刘少奇对这次五省调查的总结。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对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做了说明。会后，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17日至30日，刘少奇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一步提出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等高指标，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北戴河会议后，刘少奇到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展情况，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混乱现象有所察觉。从这年冬天开始，中共中央相继召开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纠正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刘少奇出席了这些会议，并且主持了部分会议。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刘少奇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什么叫作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遗憾的是，会议后期转为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把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变成反右。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养治疗期间，组织学习小组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他在学习讨论会上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把苏联经验和中国经验加以比较，客观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利弊得失，阐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思考；同时，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想法。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为扭转困难局面，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措施。刘少奇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时再次强调：中央提出农业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基本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这个东西还是要抓，要提到路线上来认识，战线太长了，违反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实际上是“少慢差费”。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调整工作是从农业开始的。这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刘少奇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弄虚作假的做法，积极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会后，他立即带领调查组回到湖南，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在调查中，刘少奇帮助当地解决了当时急待解决的解散公共食堂、退赔社员的房屋家具、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以维护社会秩序等问题，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等形成了初步的看法，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准备。

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5月31日，刘少奇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分析了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关于克服困难的办法，“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会后，中央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赴东北大小兴安岭林区，调研森林资源情况和林业工作，并就林业工人工资政策和木材价格、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采伐迹地的更新以及林业局的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彻底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印发。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领导责任，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同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的要点和起草修改情况做了补充说明。“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书面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经修改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对统一全党思想、推进调整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批评财贸办公室的报告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做了讲话。刘少奇深表赞同，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国务院各部门的同志都了解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会后，刘少奇提议，将陈云的讲话转发全党。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央考虑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商议后，提议由陈云任组长。3月16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精神及中央关于调整工作的决策部署。经毛泽东同意后，这些精神和相应措施，先后形成中央文件下发全党。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1962年计划指标，做出以下重要举措：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城市人口1000万、职工827万，这次会议决定在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精简职工1000万以上；大力加强农业生产，保证市场供应；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大批工业企业；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会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到1962年年底取得显著成效。1963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1964年底至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少奇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不幸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蒙冤去世。在最艰难的时刻，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始终坚信“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荣誉。

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刘少奇的历史贡献和精神风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刘少奇同志一生不懈奋斗的历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下的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他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的精神；学习刘少奇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刘少奇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学习刘少奇同志刻苦学习，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的精神。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努力把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

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刘少奇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们要以刘少奇同志的精神风范为楷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