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的往事

秀表姐在电话里欢快地说：“下雪了，雪很美，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雪。”

我想象着黄河岸边正在落雪，雪地上印上一串脚印。

雪很美，但那一串长长的脚印却是凄美的。

表姐武秀之是大姨许文贤的女儿，原名武秀芝。20世纪20年代，大姨毕业于开封女师，以后一直任教于河南省立第三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开封市第五小学）。秀芝姐幼年丧父，抗日战争期间跟着母亲随学校不断迁移，日无定所，颠沛流离，在极端困苦的环境里读完了小学，后在镇平考入当时迁往那里的开封北仓女中。抗战刚胜利，她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在兵荒马乱中，几乎全凭徒步，从镇平回到开封，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女中，1949年参加革命。

大姨从我大哥教到我弟弟，范家的孩子几乎都是她的学生。有几年——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两家同住一座宅院，所以关系十分亲密。大姨一生自甘清苦，为人正直，她的品格和学问，影响了我们这一群孩子，尤其是她特别宠爱的秀芝。秀芝从大姨身上继承了自尊、坚毅、刚正的品德，但因受宠和天资聪慧的缘故，性格中比大姨多了敏感、活泼与好胜；她比大姨少了几分沉稳，多了几分激烈。也许因为这一点性格差异，加之天赋条件——上帝给了她一副好嗓子——所以她虽然也是一生为人师，但遭遇的大波大浪，是大姨和我们任何人起初所想象不到的。

小时候，我喜欢听她唱歌，又不喜欢她“唱歌”。每当她的老师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心中就涌起一种不满的情绪，我下意识地感到“唱歌”会给她带来不幸。我说她是咕咕鸟。在我们家乡，人们把不停歌唱的杜鹃唤作咕咕鸟。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比喻会包含那么多不祥、崇高与悲哀。

秀芝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歌唱着，从五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她唱《可爱的阳光》（即《我的太阳》）至今，她一直歌唱，她是一个坚韧的执着的对人民怀有无限深情的歌者和播种者。她培养歌者，她给予人以温煦的阳光，但阳光对她却太吝啬了。生活给予她非常人可以承受的阴冷、不幸和磨难。她始终不悔，她对她的歌、她的学生、她的人民无限眷恋。因此我常常想起“望帝化鹃”的故事，我常想她就是一只杜鹃，一只从歌喉里啼唱出缕缕血丝，染遍层林，染遍漫漫人生路的杜鹃。1969年8月，我曾经写给她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只有一只冻僵的云雀，倒悬在光秃的白杨树顶。”这两句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当时处境的写照，甚言之可作她半生的写照。但她是坚强的，她在“倒悬”中并未“冻僵”，或者是她一次一次挣扎着苏醒过来。于是她继续唱，继续从喉咙与心头啼出缕缕血丝。

我是很敬重她的，虽然小时候我常无端同她争吵。小时候，她是一个十分活泼、开朗和聪慧的女孩子。不仅歌唱得好，功课也好。她在开封女中读书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她是我的小先生，她比我高两个年级，每星期天，她都帮我复习功课，带我去看电影，给我讲许许多多新鲜见闻。我的学习成绩绝对同她的帮助分不开，我能从初二考入开封高中，多赖她的辅导。儿时谈理想，她说她要当医生。如果开封那座小院的生活一直平稳地延续下去，也许她真会成为一名医生。她那柔软细长的手指适合弹琴也适合拿手术刀，但生活给她选择了前者，给她选择了一条像琴键般激荡的跳动不安的道路。

1948年，由于时代潮浪的冲击，我们忽然长大了。1949年6月间我在中原局一个干部训练班学习，住在开封西棚板街，她从江南回来后立即到训练班看我。分别不到一年，我觉得已经分别了许多年，见面十分惊喜。她穿件白衬衫、蓝布裤，衬衫束在腰里，短发齐耳，面色红润，仍然是个中学生的样子。但她的神情却有细微的变化，微笑像浸在两泓流着月光的湖水中，明静而含蓄。我感知到并惊异于她的变化，她长大了。我认为我也是个大人了，急忙向她炫耀半年多来学到的革命理论，不料她只吟吟浅笑着静听，不同我争论，偶尔纠正我的一两个错误。这一年，我实际年龄十五岁，她十七岁。

不久，她进入河南行政学院学习。河南行政学院在河南大学旧址，几个月前中原大学也在这里，我曾在中原大学学习过。一次，我去看她，她与一位姓赵的女同学陪我走出校门，向东沿湖边一路谈着登上城墙。城外满目黄沙，城内烟雾浩茫。校内大礼堂重檐上的风铃在初夏晚风中叮当摇曳，秧歌队在球场上变着队形，锣鼓正酣，有人高唱，一声尖啸走了调，轰然响起一片笑声。教学楼前一群人匆匆集合，彩旗和横标飘舞，队伍移动，响起口号，像是欢送一批同学奔赴工作岗位。一群倦鸟从城东北角飞起，穿过稀疏的杨树林，渐飞渐高，绕着黑黢黢的铁塔巡睃，好像觅到了什么，几只落在塔身一个大豁口上，其他几十只追逐着沿着塔身螺旋形滑翔下降，接近塔底，羽翅一抖，斜刺向只有几片淡云的晴空。淡云是静止的，一动不动，被西坠的太阳烧成金色，像是谁随意地往天穹泼了几抹金水。鸟群从云中穿过，被燃成了一颗颗灼灼发光的金星。远处，在城南，火车的汽笛发出声声闷响，把一片远远近近、隐隐约约的车轮声撩拨开来。

预感到分别在即，忽然心里涌起一种惆怅。

秀芝姐和那位同学谈起最近学校举行的两场欢送晚会，也谈到她在晚会上的演唱，她对现时一些演唱节目及演唱者的水平，颇有意见。我打断她们问：“秀芝姐，将来你是不是要搞音乐？”

“不，”她迟疑一下又说，“这得服从组织嘛。”

她沉默地用双手绞着一条手绢，望向远处的烟村，一不留神手绢脱落了，掉到城墙外面。黄沙几乎淹到城端，我从堞口跳下去，帮她捡起来。

第二年我在武汉见到她。听二哥说她已在开封艺术师范当了老师，这次来武汉是进中南艺术学院进修的。她一见到我就抚着我的头说：“小汉生，你怎么还是那么小啊！”

“你多大？还当老师呢？”我不服气地顶撞道。

“唉，就是当了呗！”

一见面她就给我讲音乐界、戏剧界的事情，不管我懂不懂，也不管我愿不愿听。我唯一明白的是，她已十分痴情于音乐，并把音乐许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了。1951年10月我到湖南参加土改，她和二哥在小桃园饭店为我饯行，记得还看了电影《苏瓦洛夫》。她的话题仍离不开音乐。

我调到广州后，几年同她没有联系，隐约听说她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彭德怀同志成了“一伙”。当时她是湖北艺术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之后给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不知单位领导是把她忘了，还是她的“罪行”特别严重，对她未予平反，以致她成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全国仅有的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的一个，真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笑话！在这种政治打击和摧残下，不到三十岁的她，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经常卧病。后来她离开武汉，到新疆结婚和工作。60年代初，她与表姐夫回到开封，一起在开封师范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三年，是她一生生活最美满的时期。生活上有表姐夫照顾，事业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创造了“假声位置真声唱法”，开始研究美声、民族、戏曲的“三结合”唱法。周总理问她，能不能让一个演员既唱《茶花女》，又唱《白毛女》和《七仙女》，她做了肯定的回答并矢志向这一目标奋斗。她按“三结合”的方针培养学生，取得了成果。她一生中这个美满的时期非常短暂，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阴云汹涌着向她压了过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首当其冲成了迫害对象。她这个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青年教师，竟成了“三名三高典型”“三反分子”“资产阶级权威”，造反派对她真是心不慈、手不软，从早到晚连续游街批斗，把她折磨得几度昏厥。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多天不省人事。这时，她真的“不理解”了，回想在课堂上和社会上的活动，都不外是发展民族音乐，探索“三结合”的道路罢了，何罪之有，怎么竟成了罪人？她无法申辩，只能强忍痛苦，希望厄运快点过去。想不到不幸接踵而至，当她要出院时，双腿竟不能直立了。她辗转病床三个月，膝关节处隐发的骨质增生迅速发展了。不能直立，不能走路，不能走上课堂，不能登上舞台，等于要她告别她的事业，告别心爱的音乐与音乐教学，这个打击比游街批斗、比戴上一顶一顶罪不容恕的大帽子更加严酷！决不向命运屈服的她，不顾“文化大革命”时的混乱与危险，在母亲和丈夫的陪同下毅然到北京寻医求治。命运的黑浪再一次向她袭来，谁能想到她到北京之后腿未治愈，丈夫却在极端的政治压抑气氛中，患食道癌去世。

1968年3月，我在郑州积雪的街头，遇见到表哥武羡林，羡林哥告诉我：“秀芝跟你大姨从北京回来了，住在我那里。”

“秀芝的病治疗得怎样？”我问。

“病没有治好，腿还不能走。”羡林哥迟疑一下又说，“她爱人病故了。”

我难以相信这个事实，内心掠过一阵痛苦与惶乱。羡林哥上街有事，我同他分手后，即转往他的住处探望大姨和秀芝。

羡林哥的宿舍是一座新建的红砖五层楼房，他住在五楼一套两居室的单元里。秀芝暂住在东间。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坐在床上惊疑地望着我。她没想到会在这时看到我，没想到分别十五年之后我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穿一件锦缎对襟棉袄，斜倚在枕头上。令我惊愕的是，她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依旧是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依旧是秀丽红润的面容，依旧是微挑明亮的双目，样子几乎没有变化，时间好像凝固在我记忆中，人世上好像根本没有这十几年的风雨。我急走过去握着她的手，望了望她用薄被盖着的双腿，叫了声：

“秀芝姐！”

这一声，把残酷的现实唤了回来，重逢的喜悦顿时崩坍了，两人禁不住失声痛哭。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快淋漓的一次哭！

从她的住处出来，天色近晚，我在黄昏的行政区徘徊。我踏着残雪，踏着黄昏织出的阴影，穿过花园路，穿过纬四路和纬五路，穿过嘈杂的人群和沉默的雪地，走着走着，不时地拍打着路边的梧桐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墙上的大字报与我无关，带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与我无关，最新的“北京来电”与我无关，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想着病床上的秀芝姐，耳畔响起歌声。请你给我唱《可爱的阳光》，唱《多年以前》，唱《菩提树》，唱《桑塔露西亚》……

我用拳猛击无辜的梧桐树，老梧桐抖动了，要把挂于枯枝头那弯早升的清清的冷月摇落。微光在积雪的树枝间晃动，点点斑斑，像飘洒一树泪雨。西天的一片乌云退去，落日钻出来，最后一跳，给大地泼了一盆鲜血，泪雨霎时变得血红。

1969年8月，我由干校回郑州养病，又见到秀芝。我把1968年3月第一次见她斜卧病床的感受，写了一首诗——《被欺凌的春天——给秀芝姐》拿给她看。过了几天表哥来找我，说大姨要我过去。到了表哥家，一向十分慈祥并对我偏爱的大姨嗔怒地责怪我：

“你还小？你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总同你秀芝姐吵闹。你看你秀芝姐的身子都成啥样子了，你还气她？”

“大姨，我没有同秀芝姐吵嘴，真的没有。”我说。

我问大姨怎么回事，大姨告诉我，两天来秀芝拿着一个本子总在暗暗流泪。我明白这是由于我写的诗的缘故，赶快把那个本子要了回来。写诗的本子如今还在，事隔二十七年之后，现在我想把这首诗发表出来。

1969年余下的时间，我是在郑州度过的。我家住在花园路口东己院，离表哥的住处很近，我经常去探望秀芝。她仍在医治，常被人背着去中医院，去按摩医院，只是疗效不明显。她的房间里仍然是那张病床，那张三屉书桌和那几张椅子，只是多了一架钢琴——这架钢琴长期伴随她。有了这架钢琴，她的精神与意志奇迹般复苏了。歌舞团的陈锦生、孟宪生和其他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常来看她，大家在一起谈音乐、谈戏剧，有一些更年轻的演员，来请她指导。我坐在一旁看她教学生，感到教声乐简直是一种体力劳动。学生唱不出来或唱不到理想的高度，她一面弹琴，一面领唱，又一面打着强烈的手势，好像要把声音从学生的喉咙里拉出来，这对身有沉疴的她来说简直是种劳役。往往一个学生走后，她拄杖回到病床，一面抹着满额的汗珠，一面剧烈地喘息。每当这时我就劝她不要再教了，她不语，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缕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