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而诇诸先史，则漏略芜杂，莫知其纪，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于是发愤取《临川文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笔记数十种，以与宋史诸传相参证；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征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叹吾畴昔自谓能知荆公、能尊荆公者，无以异于酌潢潦之水，而以为知海；睹瓮牖之明、而以为知天也。而流俗之诋諆荆公、污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鷃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不揣寡陋，奋笔以成此编，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乎，则区区搜讨之勤为不虚。新会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