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由于清政府内政腐败，外祸日深，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敝。一些爱国仁人志士愤起呼吁改革政治，以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建立不同的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都在震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是革命派的代表，其宗旨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的南方几个省和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国会（后改保皇会），亦称改良派或维新派。他们主张走“满汉不分，君民合治”⁽¹⁾的政治方向，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京都宫廷内外。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亦称维新派），除了力图争取皇帝支持变法外，还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为此，他们于1895年秋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集会演讲，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宣传变法自强。他们还把《中外纪闻》赠送给重要朝臣官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捐款支持。各地相继成立了学会、学堂，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上海的《时务报》、长沙的《湘学报》、天津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首位。维新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²⁾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斩木揭竿”，“已可忧危”，如再不图强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³⁾

康有为这些言词使光绪帝深为震动，表示绝“不甘作亡国之君”⁽⁴⁾。1898年1月，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尚书）、李鸿章（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并倡仪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之后，光绪帝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同志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在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官民可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在文化方面，设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预政权。

这些改革内容，触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令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后被革职。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并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扣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帝获悉后，于9月14日、17日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荣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道员袁世凯身上。9月18日夜，谭嗣同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帝的密谕，要求他在阅兵那一天，保护光绪帝，杀掉荣禄，然后回京包围颐和园、软禁西太后。袁世凯当面回答说“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一狗”⁽⁵⁾。但没想到，就在9月20日，袁世凯跑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当即入京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禀报此事。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入皇城到光绪寝宫抄走全部奏折，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将支持光绪帝实行新政的珍妃囚禁于皇宫景祺阁后一小院里，即日起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缉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9月28日，将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杀害。康有为逃出北京到了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

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派宫崎寅藏到香港，派平山周到北京，把康、梁等师徒接到东京。⁽⁶⁾孙中山以为彼此都是政治逋客，拟亲往慰问，便派宫崎、平山周先生转达。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⁷⁾，拒绝会见。

后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出面协调，约孙、陈（少白）、康、梁四人到他家会谈，康有为也托故不到。孙、陈、梁三人讨论了彼此合作的问题，通宵达旦。过几天，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访问康有为，刚进院门，见到徐勤，他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正转身往回走，这时梁启超从里面出来，把他接了进去。于是，他们又和康有为谈论起来，在座的还有梁铁君、王照等七人。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谈话间，忽然王照向陈少白诉起苦来，他说：“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⁸⁾话还未说完，康有为忿忿地叫梁铁君把王照强拉了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但继续向康有为申述两派联合的必要，他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则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帝）的。”双方辩论了三个小时，康有为还是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⁹⁾

几天以后，陈少白以为王照在康有为手下必受压抑，叫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外出时，把王照请到犬养毅家里，问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就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洋洋数千言。王照得平山周的帮助，脱离了康有为的羁禁，以后王又向各界广为宣传康伪托帝诏之事。于是康有为这段政治骗术，在日本尽人皆知，声名狼藉。康有为难以在日本再呆下去，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他就到加拿大去了。⁽¹⁰⁾

康门师徒在变法失败后，在兴中会首领们的热情争取下，改良派内分化成了三派：一是顽固派，如康有为、徐勤、麦梦华、陈荫农等人，他们自始至终“低头腥膻，自甘奴隶”⁽¹¹⁾。一是动摇派，即两面派，如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他们与兴中会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当受到师主“一番教训”，便和革命党对立起来，死心塌地跟着师主一起办报、演说，进行反革命活动，由动摇派变为反革命投机派。他们用“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诳语，迷惑了不少海外华侨中的兴中会成员，并骗了不少钱财，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有一派，原属康梁系统的人，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投向革命党，加入了兴中会，如秦力山、郑贯一、毕永年、沈翔云、吴禄贞等。他们在“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或“奔走革命”方面都实与有力。⁽¹²⁾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动摇派如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仍保持联系，每星期都有两三日相聚。在革命派的影响下，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排满言论，唱起革命派“自由平等”的新说。梁启超还代表康门弟子13人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奉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¹³⁾梁启超并把自己原来“任厂”的别号（康有为的门徒，多以厂字起号，以标康门之意）改为“任公”，表示脱离康有为的规约。欧榘甲也发表文章阐述“汤武革命，应天顺人”⁽¹⁴⁾的道理。因此，在1899年冬，有两派联合组党计划，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由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

后来，顽固派分子麦梦华，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信告发说：“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¹⁵⁾

1899年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后简称保皇会或保皇党），在华侨中发展会员。本来，美洲华侨十之八九都加入洪门会（创于清初，是明末遗民志士流亡海外组织的“反清复明”团体）。康针对洪门“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散布“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¹⁶⁾等流言，企图从思想上瓦解这个历史性的反清组织。一方面，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国”⁽¹⁷⁾；另一方面，则以“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光绪皇帝的老师”等名义进行诳诈，说：“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¹⁸⁾康有为的这些保皇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从华侨中募捐了不少钱。

不久，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知道梁启超等与革命党倡言合作的事，非常恼火，就写信痛斥他们“无志气，附人骥尾，实属无耻”⁽¹⁹⁾；同时，吹嘘该会在加拿大取得多大成绩，并责令梁等“痛改前非”。他把这些门徒骂得哑口无言，后来，又派叶觉迈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欧榘甲到旧金山，分头发展保皇会组织；把顽固派麦梦华、陈荫农等留在日本。在他们主持的《清议报》上，凡有“革命”、“自由”等言词的文章，一律禁登。他们还把孙中山定名的横滨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陈荫农干脆在大同学校的会客室里，写了“孙文到，不接待”⁽²⁰⁾的字条，以示和革命党断绝往来。

梁启超、欧榘甲等，在师主的指挥棒下俯首帖耳，由动摇到投机，最后变为铁杆保皇分子。梁启超动身赴美前向孙中山故作姿态地表示：“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新党事大有裨益。”⁽²¹⁾并请孙中山写了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党人认识。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等人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19日离东京，31日由日本到了檀香山，梁持介绍信与当地华侨相见，受到兴中会李昌、何宽、黄亮、邓金等热情欢迎。1900年1月，梁启超还写信给孙中山说：“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²²⁾以后，又到茂宜岛访问孙眉。孙眉更是殷勤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令其子孙昌、其侄孙科（孙中山之子）拜梁为师。就这样，梁启超在檀香山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便积极地展开了发展保皇会的活动。当时，檀香山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扑灭瘟疫，到处纵火焚烧，使华侨财产蒙受损失。广大华侨怨恨清政府没有力量保护侨民利益。梁启超便借此进行鼓吹：“大家饷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兴政变法，将来定能抗御外辱，保护海外侨民利益。”兴中会员多被蒙蔽，不少人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主要干事李昌、黄亮、何宽，还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误入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²³⁾7月18日，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来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²⁴⁾

当时，孙中山获知梁启超在檀香山进行的这些活动后，曾写信给当地的兴中会党人和他哥哥孙眉，劝他们不要受骗，但会员们不以为然。为此，孙中山写信责问梁启超背信弃义。

这就是孙中山长期耐心争取与改良派合作的结果，使保皇党的两面派得以钻进革命阵营，挂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对革命的活动，混乱了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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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Ⅱ，第237页。

(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Ⅱ，第188—197页。

(3) 同上。

(4) 《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21页。

(6) 《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

(7) 同上书，第49页。

(8)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58页。

(9) 同上。

(10) 《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11) 同上书，第75页。

(12) 同上书，第83、92页。

(13)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页。

(14) 同上书，第33页。

(15) 同上书，第32页。

(16) 《革命逸史》初集，第231页。

(17)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64页。

(18) 同上。

(19) 同上。

(20) 《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21) 同上书，第15页。

(22) 同上书，第16页。

(23) 同上。

(24)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