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

那天下班，去地铁中心站的途中，一骨瘦如柴的女丐把手伸到我鼻子底下讨零钱。没有这类“施舍”习惯，遂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很快，后面传来女丐的忿忿不平：“没钱，怎么回家？！”大概是老江湖，聪明绝顶，一眼就看穿我摇头不是因为没钱，而是不愿给钱。

这两年，不知何故，沿街乞讨的比从前多了。从市中心的地铁站下车，K街短短一个街区，乞丐就有好几个，或站或蹲。不过，他们一般还算有礼貌，不像女丐那样强词夺理，仿佛路人有钱买地铁票回家，就欠了她零钱；不然，就是撒谎，有道德缺陷。

儿子小的时候，夏天晚上愿意跟着我们散步，我们时常逗他玩“辩论”的游戏。他说一个道理，我们换个角度反驳，或者故意偷换命题狡辩。孩子一急，会大叫“不跟你们玩了”。那天，晚饭桌上，我提起女丐之事。回家度冬假的大学生儿子这回倒是胸有成竹，说起来头头是道：“你和女丐利益不同，立场不同，讲的是不一样的道理，并不涉及道德是非问题。”生活中，常有双方势不两立，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南辕而北辙，争“不一样的道理”的情景。

今年暖冬，“三九”还是暖洋洋的，可是一到“四九”，冬天露出了真面目。那个周末，还飘了一两英寸的雪。周一清早上班，地铁站里有不少非同寻常的乘客，到城里走出车站，更看到一拨拨年轻学生，有的穿校服，也有的戴同一色彩围脖或帽子，手里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牌，匆匆走向附近的国会山。原来，又是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人工堕胎决定《柔告威德》（Roe vs.Wade）的纪念日。

1970年代初，乔治亚23岁的妇女，简·柔（Jane Roe，化名）第三次怀孕。当时，她离婚了，身无分文，没有工作，也没有家庭（前面两个孩子已给他人领养），声称被人强奸受孕，要求堕胎。那时美国很多州禁止人工堕胎，于是，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大法官哈里·布莱克曼（Harry Blackmun）执笔写了最高法院的裁决：胚胎能在母亲体外独立成活（independently viable）之前，妇女有权终止妊娠，不需要任何理由；州政府阻止妇女堕胎，违反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侵犯了妇女的隐私权。

三十几年来，社会各界对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一直争论不断。每年一月下旬的这个日子，最高法院门前总是人头济济，口号不断。支持者说，简·柔胜诉是妇女解放的里程碑，妇女从此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掌握何时生儿育女的主动权。反对者说，胚胎，无论能否在母亲体外成活，都是生命，上帝赐予的生命，人工堕胎，即为谋杀，人工堕胎的医生和堕胎的母亲都是罪人；最高法院必须推翻这个裁决。

堕胎问题，历来是鉴别自由派或保守派的试金石。争论双方很明确地把争论概括为“赞成选择”（pro-choice）或“赞成生命”（pro-life）。很长一段时间内，“赞成选择”是民主党的竞选旗帜，“赞成生命”是共和党的竞选旗帜。前不久进入最高法院的两名候选人，约翰·罗伯茨和山姆·阿里铎，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都在人工堕胎问题上受到两党成员的多方盘问，后来基本上是以党派划线而通过的。

但是，堕胎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争论双方都再清楚不过：胚胎不过是一个起因，各自坚持的是道德和价值标准。1月23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集会游行的人是热爱生命，信奉上帝的。可是，赞成选择的人们，也不是一批嗜血谋杀胎儿的刽子手或不相信上帝的异教徒。关键是，赞成选择的人们相信，不能独立成活的胚胎还不是生命，最多只能算生命的胚芽，胚芽不等于生命。选择堕胎是一个痛苦但也是私人的决定。绝大多数妇女选择终止妊娠，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不热爱孩子，不喜欢家庭生活。剥夺妇女何时生育的选择权，并不能解决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加，儿童得不到完整的父母之爱，等等。假如以为把妇女赶回厨房，专司“相夫教子”之职或生育繁衍的简单工具，是解决恶性竞争、公共教育水平下降、青少年暴力犯罪上升的不二法门，那也未免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