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扯
“女优”是什么？这个词，许多人都能意会，随即会联想到某岛国电影的女主角。而这个词的意思，我是在史书上知道的，《宋史·奸臣传》：“（蔡攸）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亵谑浪语，以蛊帝心。”
大宋王朝的两位高官王黼（宋朝宰相）和蔡攸（官至知枢密院事）招来一批文艺工作者，为大宋皇帝举办化装舞会，这群文艺工作者身着比基尼，跳着各色撩人艳舞，讲着各种黄色笑话，宋朝两位高官也宽衣赤体，“与民同乐”，这温馨壮丽的场面深深吸引着皇帝那颗纯洁无邪的心……
史书中所说的“倡优”，便是“文艺工作者”，而“女优”就是“女性文艺工作者”或“女演员”“女戏子”。
本以为“女优”是某国的专用词，没想到也是咱老祖宗留下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是自责，咱们的东西总是被别国说成他们的，并发表许多研究报告来证实，而稍稍翻翻史书，就知道那些优秀的文化其实是咱自己的。与其说别国邪恶，不如说咱白丁，咱还需要多读书，多长知识。
扯远了，进入正题。
第二节 道
21世纪，在地球的北半球，东经39度，北纬116度，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宽阔整洁，商肆市贾兴隆昌盛，各行各业蓬勃发展。这是中国的北京，处处显露出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几度兴盛，几度衰败，繁华与萧索在时光机器的轮子上辗转轮回，周而复始。让我们将时光倒转九百年，看看那时的北京。
城墙破烂不堪，城门上写着“燕京”两个字，城中没有一个人，有的只是豺狼恶狗，野鸟野狐。街道两旁的房屋已被烧毁殆尽，墙倒梁瘫，破烂不堪，一股股余烟不时从倒塌的房屋中冒出，夹杂着烧焦的尸体气味，连同街道上腐尸的阵阵恶臭，充斥在空气之中。数月前，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占领此城，撤走时，将燕京城中的“职官、富民、金帛、子女”尽掠而去。整个燕京城被搜括一空，成了“城市丘墟，狐狸穴处”。
而距此向南一千多里的大宋皇宫，这个王朝的帝王将相正在观看艳舞，女优竭尽全力，卖弄风骚。宋徽宗赵佶心神荡漾，神魂颠倒，慢慢地，他那颗纯洁无邪的心终于爆了，终于，他也加入其中，手舞足蹈地和女优缠绵。
从生理学角度上讲，或从常识来说，房事过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使人面容憔悴、精神倦怠、饮食不佳、腰肌酸痛，甚至虚汗淋漓、形体消瘦、呜呼哀哉。对于房事的研究，古老的中医学颇有建树，并努力在房事长乐和身体健壮方面寻找一个偏向前者的平衡。宋徽宗作为一国之主，自然有许多应对措施，其中之一便是道教。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其糟粕和精华一样引人注目。在徽宗的年代，道教得到了空前发展，道观遍布全国各地，知名道长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宰相相提并论。佛教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宋代，佛教比之道教，便如中国足球对比巴西足球了。那时，大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道教尊崇供奉，皇帝祭陵拜祖需要道士执威引道，百姓得病要去道观求仙方神药。更有意思的是，在金军打到宋都东京（汴京，今河南开封）时，也派道士去抵挡……
道教在宋朝如此兴盛，与徽宗皇帝有莫大关系，这位仁兄对道教的尊崇，可以说似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宋徽宗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在朝廷设“道官”“道职”，在学堂置“道学”，搜集天下道经编辑成书，形成《道史》《道藏》，而接见一些道士，让一些“仙长”讲经授道，更是家常便饭了。
宋徽宗对道教如此尊崇，道教自然也亏待不了这位教主道君皇帝，单就房事而言，道家仙长便研制出许多灵丹妙药，力保这位仁兄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奋战在第一线。道家仙长还创造了一整套修炼法术，以使这位皇帝达到强身健体、长生不老、飞天成仙、永得福乐的美好梦想。其中方法之一，便是“采阴补阳”之术。
采阴补阳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大致相同，而道家仙长的采阴补阳术又与众不同。道家仙长对徽宗的解释是，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术来实现。但是，修炼这套仙术须在山水之间，且林木葱茏，鸟语花香；而采阴的对象，则是年方二八之未婚女子，并且这些女子要五官和谐标致，脸庞白嫩细腻，身姿玲珑细致，肌肤白里透红。皇帝您要不辞辛苦，隔几日便在修炼之地采集这些女子的阴盛之气，以滋补陛下阳光之气。
真的让人无语了。
此术是否可以益寿延年？想了很长时间，好像二者之间无任何关系（不要将正常的生理习惯与其联系起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我想这位教主道君皇帝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可他偏偏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气概，毅然决然地去修炼，因为这位英明的皇帝坚信：我一定要身强体壮，我一定要长生不老，因为我的身体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国家的，属于天下百姓的！为了社稷百姓，我要义不容辞地去修炼，哪怕没有归路。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胜景：全国各地的美貌女子被征集起来，达一万多名，分别聚集在后宫和汴京城东北的一座皇家园林内。在那里，宋徽宗为了大宋江山，为了天下百姓，顽强地修炼着仙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不懈怠，直至金军攻打北宋。
道家如此受宋徽宗尊崇，自然有其过人之处。如果上面所述的道家仙术还不足以使徽宗信服，那么道家仙长的两件事情，让徽宗彻底拜倒在其脚下。
第一件事，宋徽宗还未即位时，被封为端王。当时他的哥哥哲宗在位，哲宗体弱多病，又没有子嗣，所以一直选定不了继承人。端王便秘密派人去找一位叫徐神翁的道士，请他卜上一卦，看看谁会继承天子大位。徐大仙作法之后（或掐指一算，或焚香求神，或拜天祷告，或脑门一拍卦上心来），写了“吉人”二字，回复给徽宗。左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哲宗死后，徽宗继承了天子皇位。众人大哗：“吉人”合起来，正是宋徽宗赵佶的“佶”字。
第二件事，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地势稍低，倘若将其增高，皇家子嗣立刻就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结果，这位皇帝便像一头良种公牛，皇子皇孙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甚至被金军掳到北国苦寒之地，也在不断地添丁加子。
有了这两件玄乎其玄的事，徽宗对道教那是相当笃信了。
这两件事许多史书进行了记载，很是玄妙，稍稍分析，却很有意思。
先看第一件事。我高中时候，同宿舍一同学找算命先生算命，看能否考上大学。算命先生作法之后（或掐指一算，或焚香求神，或拜天祷告，或脑门一拍卦上心来），神秘地对这位同学说：好好学习，你就能考上。我们当即晕倒。宋徽宗找徐大仙算算谁能继承皇位，徐大仙作法之后（或……，或……，或……，或……），大笔一挥：命好的人（吉人）能够继承皇位。
这两件事相距千年，但不是很有意思吗？
关于第二件事情，刘混康道士说将京城东北角垫高，皇家子嗣就会兴旺，果如其言。不过在下以为，就算刘道士说将京城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甚至南北角无论哪个角垫高后，皇家子嗣兴旺，也是非常正确和神准的。徽宗孩子多是必然的事情：原因一，徽宗没有生理缺陷；原因二，徽宗女人多（命好，近万名美女）；原因三，徽宗为确保不会房事过度，有许多有意无意的应对措施（此方面内容后文详解）。所以说，刘大仙的那句话是神准的。刘大仙那句神准的话使得他赢得生前身后名——暂不论好名还是坏名，刘大仙本人被赐为“葆真观玄妙冲和先生”，后又被赐太中大夫，当官了。
关于大仙算命，我以亲身经历和亲耳所闻，略谈一下对“算命大仙”的认识。
找某大仙算命，大仙作法一番，求得一道神符，说你戴在身上，今年一定会发大财。
一年过去，我发财了。大仙，你真是仙家下凡，我崇拜死你了！大仙或沉默不语，以显示自己更为高深，或淡淡一笑，这，小意思啦。我敬佩不已。
一年过去，我没发财。大仙说我给你的神符你戴在身上了吗？我说戴了呀！你戴在哪里了？我把它缝在一个小包包里，每天都戴在脖子上！大仙痛心疾首，不能戴在脖子上，那样会不灵的，应该装在衣袋里。我悔恨不已。
一年过去，我比去年稍强，但谈不上发大财。大仙说我给你的神符你戴在身上了吗？我说戴了呀！你戴在哪里啦？在我的内衣袋里，每天都戴在身上。大仙长叹一声，如果你把它缝在一个小包包里，每天戴在脖子上，你会更发财的。我遗憾万分。
大仙的话总是对的，因为大仙乃是大仙。当然，算命前需要放足够的香火钱，因为大仙虽是大仙，但下至凡间，也是需要银子的。
一批大仙升天了，又一批大仙下凡了，为凡世俗子指点迷津，而凡世的善男信女紧紧追随着大仙，供奉着香火钱箔，如此周而复始，贯穿了中国历史的每个朝代，这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徽宗皇帝虽是天子，但也是人，加上道家仙长如此神灵，所以对道教万般尊崇，万般笃信，也就有了许多更有意思的事儿。
徽宗信奉道教，身边的大仙自然不会少。其中有一位大仙，姓林名灵噩，是徽宗身边最有名的一位大仙。
先说明一下，大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第一长相要与众不同。如果长得堂堂正正、一表人才，那很难跻身大仙班列；如果脸上多出一嘴毛，手上多长一根手指，嘴巴不在鼻子下方，那离大仙就不远了。如果多长一只眼睛，耳朵大得能盖住半张脸，脑门宽得能跑马，总之让人一看便把人震晕，那就完全具备大仙的长相要求了。除了长相，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管说的是真话、假话、胡话、鬼话、疯话、傻话、白痴话、白痴都知道不对的话，都要斩钉截铁，不能有半点犹豫。
林灵噩大仙具备大仙所有相貌特征：一半脸干枯如同骷髅，一半脸则似常人般滋润！看此人尊容，绝对会吓一跳，不过心跳过后，也会感到万分惊奇，以至于内心处不由得呼喊：此人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那就是传说中的仙喽。
宋徽宗初见林灵噩，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估计是被其仙颜震晕了，徽宗迷惑道：“灵噩啊，咱们见过面吗？我怎么和你如此面熟？”
林灵噩回答：“我在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
徽宗茫然道：“哦，我模糊有些印象。我记得你骑的是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啦？”
林灵噩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回来。”
徽宗道：“我昨日做了一个梦，梦见东华帝君派仙童给我传话，让我去神霄宫一游。”
林灵噩答：“这不足为奇，陛下，东华帝君就是您的爹呀。”
徽宗道：“原来如此，还请仙长详解。”
林灵噩道：“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神霄宫的主人就是东华帝君，东华帝君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为长生大帝君，小儿子名为青华大帝君。陛下您就是长生大帝君！”
徽宗疑道：“是这样的呀，那我为何又来到了凡界？”
林灵噩道：“陛下本来在天宫尽享荣华富贵，但怜悯世上凡夫俗子为天竺佛教所惑，所以恳求玉帝，愿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陛下今世之臣子，皆是神霄府的仙吏，蔡京大人是神霄府的左元仙伯，童贯大人是右元仙伯，王黼大人是文华吏，梁师成大人是元生郎，李邦彦大人是元天郎，蔡攸大人是武元君……陛下下凡为帝，各位仙吏自然跟随下凡。神霄府中有个名叫褚慧的仙卿，那便是贫道了。”
徽宗若有所思：“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些记得了。既然如此，就赐你名为‘灵素’吧。”
赐名为“林灵素”的林灵噩道：“谢陛下！陛下宫中是否有一位姓刘的爱妃？”
徽宗道：“是呀，这你都知道？”
林灵素微微一笑：“人间之事怎能瞒得过我的仙眼，刘爱妃正是神霄府的九华玉真安妃，这辈子也随陛下降临凡界了。”
徽宗恍然道：“我全都记得了，确实如此。我封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赐金紫服，可自由出入皇宫大内！”
林灵素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淡定：“谢陛下！”
这样胡言乱语、鬼话连篇、天衣无缝、精彩纷呈，并且事先没有经过彩排的奇妙配合，不能不让人感叹这群人都是天才呀。
最终，皇帝开心，大臣高兴，林大仙更是名利俱得。真是皆大欢喜。
声明：
一、本书以上和以下情节都是依据史籍材料编写，绝非胡乱杜撰。
二、上文提到，徽宗初见林仙长时说“我记得你骑的是一头青牛”。其中有一定缘由，自古以来，道家仙长的座驾往往是一头青牛，所以就有了后来的“牛鼻子老道”的说法。徽宗如此肯定地说，便如同说一个和尚穿着袈裟、一个乞丐拄着打狗棍、一个马夫拿着马鞭一样，一说一个准儿，虽没创意，却非常实用。之后的发问“那青牛如今哪儿去啦”让人备感亲切、温暖。这一说一问，一下子把关系拉近了，又生动地诠释了“平易近人”这个美好的词语，不愧为一种美妙的领导艺术。
由此可见，大仙须具备的所有资质，“通真达灵元妙先生”林灵素都具备了。还有更厉害的。
林灵素大仙讲经授法，徽宗在一旁聆听。林大仙不但讲经，还讲笑话，如此一来，林大仙的授经课十分生动活泼，搞得徽宗和听经的道士不时哄堂大笑，气氛很是热闹。突然，一个道士站起来，走到林大仙面前，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一时间，林大仙估计也被搞晕了：我乃堂堂大仙，况且皇帝就在我身旁，你为何如此无礼。于是林大仙怒问道：“你有什么本事，如此不敬？”
那道士说：“我能生养万物。”
徽宗便令人找来一把茴香种子，命那道士种在艮岳内。这天夜里，那道士便消失了。第二天，种在艮岳的茴香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
中国古书哪怕是正史都有些神乎其神的事情，细想，都是胡扯之事。将此胡扯之事扯进本书只是为了说明这位“教主道君皇帝”周围有许多神奇的大仙，便如一个臭鸡蛋周围会有许多嗡嗡叫的苍蝇一般。
这些牛鼻子大仙不在深山老林修行，下至凡世，专往皇宫地方跑。在那里，他们神奇地展示着各自的仙招。
王老志，此人招数后人评价为“绝”。他见到徽宗时，先递给徽宗一个大信封，徽宗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里面装着他某年中秋节写给两位爱妃的艳诗，内容很隐秘、很露骨。徽宗立刻被此“绝”招震晕，不用说，王老志先生成了徽宗道府上的常客，徽宗心目中的大仙。
徽宗信奉道教，他身边的大臣自然也得到不少灵气。一年秋天，徽宗前往圜丘祭天，奸臣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京城，徽宗忽然停住，手指东面问左右说：“东边好像有许多高楼大殿，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
蔡攸立即神乎其神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彩云间有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几十丈高。”
徽宗又问：“你看到人了吗？”
蔡攸回答说：“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
徽宗点头说：“爱卿所言极是。仙圣显灵，朕命在此修建道宫，道宫名称就叫‘迎真宫’。”
群臣拜服，百官称贺。
我看到仙楼神殿了，你竟然也看到了，并且你还看到仙童了，你不过一臣子，我乃是真命天子，你看到的，我难道看不到吗？
完全是宋朝版的《皇帝的新衣》。
徽宗时期，中国道教发展达到了顶峰，盛极一时。在徽宗的大力扶持下，各地道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每个道观占地都“不下数百千顷”。那些道士吃着皇帝的俸禄，享受着善男信女的香箔，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工作时在道观里念经拜神，工作之外在外面找个小妾。那些老道大仙更是滋润了，前面提到的林灵素大仙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在京城内外张扬炫耀，气势十分嚣张，甚至不把皇亲国戚放在眼里。当时有“道家两府”之说，宋朝时“两府”指的是宰相府和枢密使府，意思是林大仙的地位能与宰相、枢密使相提并论了。
道教追求“清心寡欲”，而在徽宗年间，看不出与此有任何联系。
道教如此风光，道教的老对手佛教就惨不忍睹了。政和六年（1116），徽宗下旨，烧毁寺庙里诋毁道家的佛经；宣和元年（1119），下旨改寺庙为道观，改称“释迦牟尼”为“大觉金仙”，其他菩萨、罗汉改称为“仙人”“大士”；僧人称作“德士”，尼姑称作“女德”。徽宗要将佛教并入道教。
当然，改称为“德士”的僧人地位是排在道士后的。“德士”这个名字源自《道德经》，《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道教弟子叫“道士”，那僧人归入道教，就叫“德士”了。
并且，这些改称为“德士”的和尚必须改穿道服，学习道学。这就有个问题了，我们知道，道士都戴着道冠，道冠是用簪子别在发髻上的，而僧人根本没有头发，怎能戴道冠？办法总是有的，那就是戴假发。可见至少在宋朝时候，我国就已经有了假发这个行业。
或许是徽宗看着这些戴假发的德士不顺眼，或是这些德士学习道学时不够认真，后来，徽宗干脆让这些德士离开寺院，让道士取而代之。
某年的一个元宵佳节，当晚，汴京城锦旗飘扬，彩灯高挂，汴京城一年一度的灯会拉开序幕。徽宗与民同乐，在城楼观看彩灯。
突然一个人冲进警戒线，对宋徽宗大声呵斥。这个人是个德士，虽然德士都要求戴假发，但此人还是光头一个。光头德士怒声对宋徽宗说：“你竟敢破坏我们佛教，我今天警告你，你会遭到报应的，你的报应不远了。”左右随从大惊失色，忙将这个光头德士拿下，光头德士大喝道：“我难道还逃跑不成，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让你知道，你奈何不了我们佛教！”
俗语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位光头德士已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大喝道：“尔等听着，我知道你们会让我受苦的，不过我不会哼一声！”
接下来光头德士如他所言，但没有奇迹发生。光头德士先是被暴打一顿，然后被审问其姓名、籍贯、有无后台、有无同党。光头德士不仅挨打时不哼一声，被问话时也不发一言，于是被炮烙伺候。炮烙者，酷刑也，就是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烫死，烤死，折磨死。光头德士没有死，因为徽宗想让他说话。但光头德士没有说话，甚至连痛苦的表情都没有显露出来。
世上有强势群体，自然也有弱势群体。在弱势群体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或是身无分文，或是其貌不扬，或是手无缚鸡之力，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形同草芥，没有任何可以看到的优点，他们可以被强者剥夺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但他们不会被征服，因为他们的心是坚强的，他们是真正的强者。这位光头德士就属于这一种人。
面对强势，光头德士保持了沉默，而沉默也是他最有效的反抗方式。
面对这位保持沉默的光头，徽宗找到一位姓宋的法师，宋法师见此情形，很会推托：“我的法术是针对妖魔鬼怪的，臣刚才仔细看了，这是个人，所以臣也没有办法。”
你是人你就得听我的，因为我是人中之王，我让你说话你就得说话。徽宗是这样想的，对于身为皇帝的他，这也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是，光头德士仍是沉默，止水般平静的沉默。
徽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接下来光头德士腿上的大筋被割断，身上的肉被一刀一刀割了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刑法——凌迟。
光头德士仍是沉默，没有痛苦，没有怨恨，没有怒骂，保持止水般平静的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光头德士选择了后者，并将沉默、反抗、灭亡完美地结合起来。在沉默中反抗着，然后选择了灭亡。
这位僧人没有道出姓名，史书上也没有记载这位僧人的姓名。这位无名的僧人是值得尊敬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信仰，面对强权，毫不畏惧，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抛开事件的对与错，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徽宗很不高兴，不过只是一天而已。
第三节 疯狂的石头
玩石头
皇帝是人，所以有自己的喜好，不过皇帝是高人一等的人，所以喜好也会与众不同，往往会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以下是中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皇帝的典型爱好，供大家或乐，或悲，或惊奇，或叹息一下。
汉灵帝刘宏喜欢攒私房钱，为了壮大自己的“小金库”，他在西园公开卖官，明码标价：七品官五十万两，六品官一百万两，五品官三百万两，直至公、侯、伯、爵。官职有大小之分，也有优劣之分，相应价钱也不相同，譬如人口多的州官要比人口少的州官贵些，穷县的县长要比富县的县长便宜一些，可谓公平公正又公道。为此，这位皇帝大人还专门建了一座私人仓库，存储这些私房钱。整个国家本来就是皇帝的，这位仁兄还如此行事，可谓是个性十足。
唐僖宗李俨喜欢踢球（蹴鞠），曾自信又自负地说：“我要是应考踢球进士，一定得中状元。”四川节度使空缺，有四人争着要去。唐僖宗决定，采用踢球选官。比赛结果，球艺较精的人胜出，出任四川节度使。如果C罗、梅西等人生在唐僖宗那个年代，在朝中混个一品大员应该不成问题。
唐玄宗李隆基爱好戏曲，组织成立专门的宫廷乐队和舞伎，自己谱曲，自己编舞，并将梨园辟为戏曲表演的场所。李隆基本人经常粉墨登场，亲自演出，鉴于此，给李隆基一个“男优”“戏子”或“演员”之类的头衔，绝不为过。后来，“梨园”便成了戏曲界的代称，唐玄宗还被戏曲界奉为祖师爷。皇帝当成这样，不能说是失败，但偏偏出了个安史之乱，皇皇大唐就在这位李男优面前衰落了。
北朝齐后主高纬的爱好与众不同，此人喜欢当乞丐，在后宫设立了贫困村，亲自穿上破烂衣服，装扮成乞丐，沿街乞讨。如此当皇帝，可谓是皇帝中的极品。但是，有如此雅好的皇帝，高纬并不是唯一，请见下文，或下下文。
隋炀帝杨广的爱好很没个性，无外乎酒色玩乐，不过鉴于此君游玩的方式还算别出心裁，又很引人注目，本书就留几行字给他。大运河修通后，杨广先后三次乘船游玩，他乘坐的船长二百尺，高四十五尺，上下分为四层，堪称当时的“泰坦尼克号”。并且随他出行的还有几千艘豪华大船，上面装着美女嫔妃、王公大臣、和尚尼姑道士以及后勤杂役人员等。这几千艘船首尾相望，绵延二百多里，光拉船的纤夫就有八万多人，两岸还有骑兵护送，旌旗蔽日，气势非凡。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鼓乐喧天。如此游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明熹宗朱由校的爱好很实用，他喜欢做木工活儿，尤其是盖房造屋。他亲自操着斧头、锯片和凿子，整天和亲近的几个大臣工友一道研究木工工艺。熹宗研习木工技艺，具有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实干精神，他每天建房建屋造家具，建成后如不满意，便推倒重来，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不怕苦、不怕累，不知疲倦、不知厌倦。他干活儿的时候，常常脱掉龙袍，穿着衬衣，虽汗流浃背也在所不惜。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熹宗终于成为一代木工大师，其英名和“木工”两个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经久不衰的传说。
以上事例只是皇帝班列中几个较典型的代表。从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开始，在中国当皇帝的有近五百人，不乏荒唐怪诞喜好的皇帝，也少不了喜好劲猛的皇帝，之所以未作为典型代表列入本书，只是因为许多皇帝的喜好太过雷同，无外乎吃喝玩乐、美女俊男、猫狗禽兽、诗词乐画、耍刀射箭、骑马狩猎等。
也有人问了，在未被列出的皇帝中，有些皇帝的喜好虽没新意，但也很夸张，很雷人，很另类，很疯狂，很变态，比起上面几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没把他们展列出来？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
左中右有三个山洞，每个山洞里有一只绵羊，这时来了一只老虎，径直向中间山洞的绵羊扑去。问：老虎为什么单单扑向中间山洞的绵羊？
所谓脑筋急转弯，就是用非习惯思维去解答问题。一同学给我们出了这道题，我们将爱情、生死、美丑、胖瘦、远近等都联系上了，都不是最后答案。之后，出题同学说了答案，再之后，出题同学遭到了痛扁。
此题答案是：老虎喜欢。
皇帝有喜好，老虎有喜好，那在下也有喜好。为了不被各位书友痛扁，关于上面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那些有资格列出的皇帝未被我列出，是因为——他们与我无缘，嘻嘻……
主角宋徽宗迟迟没有出场，并不是因为徽宗不如上面所列几位，相反，徽宗的喜好更广泛、更狂热，每种喜好都能达到登峰造极乃至疯狂变态的程度，可谓独步天下，不同凡俗。并且，徽宗的喜好不但能遗臭万年，还能流芳百世，不但能被人唾骂、想抽耳光，还能被人欣赏、赞叹，甚至崇拜。从这方面来说，以上几位皇兄只能给徽宗做做配角、露一下脸就完事。剩下的舞台交给徽宗，徽宗将全方面展示他才是极品中的极品、飞机中的战斗机、雷人中的雷死人！
上面介绍了徽宗对道教的喜爱，但这种喜爱偏重于信仰，与通常的“喜好”有所不同。信仰是精神上的，喜好却是本性上的，所以我将“道”这一节单独放在前面。
抛开道教，徽宗还有其他许多爱好，其一便是石头。
小时候看《水浒传》，知道宋徽宗喜欢石头，那时我想，徽宗喜欢的那些石头，无非就是些玛瑙翡翠、奇珍异石罢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发现先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狭隘，纯粹一个小百姓的思想。所以后来在分析和思考皇帝甚至某些高官人物时，再也不敢用原来的思想了。
先看看徽宗所喜欢的几块石头。
安徽灵璧县进贡给徽宗一块石头，该石头高、阔均二丈有余，简直是一栋两层小楼，这块石头模样奇特，很合徽宗胃口，徽宗亲笔给这块石头题词“卿云万态奇峰”，并镶于金带上，悬挂在石头中间。
这块石头稍稍展示了徽宗喜欢石头的与众不同。有人问了，这么大一块石头疙瘩，怎么从安徽运到河南的呀？史书记载，用大船水运。不过，除了水运，一定会包含陆运的，至于陆运用什么设备，史书没有记载，凭借头脑灵通的各级官员和勤苦耐劳的大宋百姓，一定会有很多办法，大可不必担心。那运这一块大石头，得需要多少人哪？怎么也得几十人吧？几十人，你最多动它一下，想要运走它，少了几百人，就不要去想！
不过这只是徽宗喜欢的石头中的一小块，看了下面的，这块“小”石头可以不提。
苏州太湖贡来一块石头，长四丈有余，宽二丈（比上面那块石头足足大了一倍），玲珑剔透，孔窍天成（意思是该石头模样很怪异，也可以说是石头中的畸形）。并且，石头上长着一棵大树，相传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亲手所栽，名曰“白公桧”。如此，不但有石头，而且有绿植了，俨然一个大“盆景”。这个大“盆景”，运到汴京，光运费就花费了八千贯钱。八千贯钱，在当时相当于两百户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还有更大的呢。
奸商兼奸臣朱勔送给徽宗一块石头，高广数丈，阔需百人合抱（哪里是块石头，简直是座小山了），此石形美如浮云层出，凝重而飘逸，色极清润，摩挲声响，置身巨石之中，如同置身仙境一般。朱勔建造大船，用了几千人，花费了数月，终于运达汴京。徽宗很高兴，封朱勔为“威远军节度使”，这块大石头也被封为“磐固侯”。石头也当官了，并且贵为侯爵，当然，石头是不会拿俸禄的，不过它所花费的不会比普通官员的俸禄要少。
大宋官员是不会因为石头被封官而心存不满的，因为只有愚蠢的二愣子官才会跟石头较劲，聪明的伶俐官只会千方百计寻找石头，来满足徽宗的喜好。让徽宗高兴的是，大宋官员很少有愚蠢的二愣子官。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一般城门宽、高不过一两丈，那些大石头疙瘩，动辄四五丈，怎么进城啊？并且，运大石头的船如果遇到桥，过不去，怎么办哪？这个问题很好，也很容易解决，城门不够高就扒掉城门，桥过不去就拆桥，总之一切为石头让路。
还有一株绿植需要提一下，这也是徽宗的最爱。
江浙华亭（今上海松江区）有一棵唐朝古树，古树挺拔高耸，枝繁叶茂，犹如神龙游天，又如凤凰展翅。古树枝干似龙爪般奇异，相传悟空禅师曾在此修行。由于此树太过巨大，当地官员决定造大船水运，经楚州（今江苏淮安）然后运到汴京。不幸的是，此树终究与徽宗无缘，一日风大，树枝与船帆交织在一起，此树连同一船人全部葬身江河。我想，徽宗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悲伤，不是因为淹死一船人，而是因为永远见不到那棵神奇优美的参天大树了。
在徽宗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下，经过大宋官员的不懈努力和辛苦工作，全国各地的奇花异石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汴京，这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单词：花石纲。
这里的“花”不但包括花，还包括树、草、竹子，各种仙木水果，等等；“石”不但包括上面所述的大石头疙瘩，还包括珍珠玛瑙、琉璃翡翠，以及各种徽宗喜爱的或各级官员认为徽宗喜爱的地球矿物质凝结物；纲指的是一个运输队，运粮的称“粮纲”，运盐的称“盐纲”，运生日礼物的称“生辰纲”。运花、石的便被称为“花石纲”。
宋徽宗于1100年即位，五年后（崇宁四年），徽宗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从此，花石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纵横江湖二十余载，深深地影响了大宋的每一名百姓，达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直到1125年徽宗退位，花石纲才依依不舍地结束它光辉的历史使命。在这二十多年中，大宋各地的奇花异石源源不断地涌向汴京，到后来，“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都包括在花石纲的运输范围。据载，仅运往汴京城的石头，就达十万多块。
有人问了，这么多花草石头，得花多少钱哪？《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一花费数千贯，一石费数万缗。”意思是一株绿植花费数千贯，一块石头花费数万贯。不过这才是平均水平，最贵的一块石头花了三十万贯，相当于一万户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花费多少钱，我是算不出来了。
又有人问了，这么贵的石头，路上遇到抢劫的，该怎么办？大石头是没人抢的，除了徽宗喜欢那样大的石头疙瘩，劫匪对它是不感兴趣的。那些玛瑙翡翠的宝贝石头，可得要小心了，皇帝喜欢它们，平民百姓也喜欢，碰到一伙愣头儿青，那些宝贝石头就无缘一睹龙颜了（梁山好汉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儿）。不过就算损失了几块石头，还有千千万万块石头勇敢地站出来，并不会影响石头大军似洪水般涌向汴京的历史潮流。
还有人问了，这么多石头，搬进汴京城，都放在哪儿啊，不会都放在皇宫吧？珍珠玛瑙放在皇宫，那些大石头是不会放在皇宫的，都被用于修建宫殿和园林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延福宫和艮岳。
延福宫本来是北宋历代帝后游玩的地方，独立于皇宫之外，就像颐和园和圆明园。最初延福宫规模并不大，品位极高的蔡京说延福宫太过“逼窄”——这词用得堪称一绝——有损于徽宗的龙颜天威，不如重建。徽宗恩准后，蔡京便召集以童贯为首的五名太监，进行扩建重修。五名太监领命，分别负责监造五座新宫，五人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展示最大的想象空间，创新出一个个神奇的想法，然后让下面干活儿的去实现，实现了是自己的作品，实现不了推倒重来，反正钱也不是花自己的。基于这种思想，五座新宫追求侈丽，千姿百态，穷奇极胜，共同组成了崭新的延福宫。
有人出了一个点子，说将延福宫外的一条河流引入宫内，并在引入宫内的河上建两座浮桥，如此宫中有水，水上有桥，宫桥辉映，岂不美哉！
想法很奇妙，实现很艰难。
艰难归艰难，数十万大宋百姓还是将此想法变成了现实。不巧的是，没过多久，河水上涨，两条浮桥刚建成就被冲垮。
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是成功他爹。经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延福宫终于建成，漫步宫内，但见殿阁亭台连绵不绝，奇花异石争奇斗艳，叠石成山，凿池为海，岩壑幽胜，宛若天成！
徽宗大喜，亲笔写下《延福宫记》，并刻石竖碑以兹纪念。
但是，赵大皇帝并没有陶醉在美丽的延福宫中，而是在蔡京的积极努力和谆谆引导下，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了，那就是修建艮岳。
艮岳又名“万岁山”“万寿山”“寿岳”等。上面提过，道士刘混康给徽宗卜得一卦，说若将汴京城东北角地势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兴旺，艮岳便是修建在汴京城这个东北角上。但是这个东北角很大，艮岳广袤十余里，面积达七百五十亩，通过花石纲运来的绝大部分石头花木都被堆放在那里，形成了一座巨大的人工堆砌的假山园林。
这次负责修建艮岳的总包工头变成了太监梁师成，负责材料筹备的仍是朱勔，艮岳修建始于政和七年（1117），竣工于宣和四年（1122），短短六年内，二人将汴京东北角荒草丛生、低房矮舍的一片鄙陋之地变成了天造地设、鬼斧神工、脱凡离尘、亘古未有的神仙之境，有如此不世之功，此二人也理所当然地荣升“六贼”班列。
关于艮岳，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修建艮岳时的指导思想是“模仿神仙之地”，这种思想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世上有许多秀美的自然景观，但都不是神仙之地；神仙之地比世上最美的景观还要美。这种思想的结果是，艮岳要超过世上所有的美景。神仙之地也就成了一幅虚拟地图，贯穿了艮岳修建的全过程。
二、结果是让人满意的，艮岳建成之后，连徽宗都禁不住感叹：“真天造地设，人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基于这句话，可做如下推理：艮岳是美妙的，人是不能建成这样美妙的胜景的；既然不是人能建成的，那艮岳就是神仙建成的；既然艮岳是神仙建成的，那艮岳就是神仙之地了。这种推理的依据是，徽宗对道教的尊诚已感动了上天，所以在艮岳修建时，得到了神仙的帮助。以徽宗和道教的亲密关系，有这种思想实属正常。
三、从园林艺术的专业角度来讲，艮岳称得上集大成者，可谓“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中国园林史》这样评价艮岳：“艮岳的营建，是我国园林史上的一大创举……它是一个典型的山水宫苑，成为宋以后元、明、清宫苑的重要借鉴，而元、明、清的宫苑也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山水宫苑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四、从史料来看，延福宫已足够神奇秀美，但在艮岳面前，只能做陪衬了。许多文章对延福宫只是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而对艮岳大书特书。这不是因为延福宫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延福宫命不好，遇到了艮岳，“优秀”这个词已经远远不能形容艮岳了。延福宫如要抱怨，只能抱怨徽宗移情别恋了；延福宫老兄如要感叹，有句著名的话最为合适，“既生瑜，何生亮”。
五、建造艮岳的时间很短，短短六年内修建一座如此宏伟瑰丽的皇家园林，在生产力不发达的12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六、艮岳山间的山洞里装满了雄黄与炉甘石，雄黄的作用是驱除蛇蝎毒虫，炉甘石据说能产生云雾，可达到云雾缭绕的仙境效果。在如仙境般的艮岳之内，还有众多妙龄少女，若隐若现地出没在艮岳的每一个角落。徽宗便在这仙境般的美妙园林内，顽强地修炼着道家仙术，寻找着做神仙的感觉。
七、艮岳中假山众多，最高一座高约一百五十米，都是由花石纲运来的石头叠砌而成。花石纲运来的石头众多，但每块石头也算都有了用武之地。艮岳内还有无数珍禽异兽，艮岳建成四年后（1126），这些石头和禽兽又有了更实用的价值。这是后话。
八、徽宗曾亲自写下《御制艮岳记》，辞藻奢华，所记艮岳更是奢华，想开眼界，可以看看此篇文章。
找石头
徽宗从对石头的爱，演变成了一座令后人感叹不已的石头园林，不能不让人叫绝。这进贡来的许多石头终成正果，也不枉大宋百姓辛苦一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找些石头献给皇帝，就能得到些封赏，挣些外快，大宋百姓真是幸福！”但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后来又想：“献给皇帝中意的石头后，总能免除一些赋税吧。”针对这个问题，我找了许多资料，发现都没有这样的记载，这让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许多的石头都不是百姓自愿进贡的，而是官家强取豪夺于百姓的，并且百姓连一根毛都得不到补偿（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
由此可知，大宋的老百姓很不幸福。不但不幸福，而且很悲惨。
如果谁家有一样比较奇特的东西，不管是石头还是花草树木，那就意味着谁家要遭殃了。立刻，会有官家的士卒闯进家门，用黄色封条做上标记。宋时的黄色与现代的黄色含义不同，宋时的黄色不是指黄色，而是指皇帝，表示被标记的东西已经是“圣物”了。但官家不会立刻将这圣物请走。因为其中还有着巨大的学问。
皇帝的东西，这家主人必须像对待皇帝一样好好对待，不管它是石头、花草，还是一棵长相怪异甚至丑陋的树。如果不好好对待，就会被判处“大不恭”之罪，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
如此严重，那这家主人可要认真看护了。
但一般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主人每日烧香供着，不睡觉看着，不巧碰到一场冰雹或暴风雨，圣物损坏了。很不幸，这家主人等着被治罪吧。
主人每日烧香供着，不睡觉看着，没遇到冰雹或暴风雨，好不容易等到官家来了，可以把圣物请走了，但一只乌鸦飞了过来，落在圣物上，方便了一下。很不巧，这家主人等着被治罪吧。
主人每日烧香供着，不睡觉看着，没遇到冰雹或暴风雨，采取了防范措施，没有乌鸦等禽兽前来方便，主人将圣物看护得好好的。官家来了，检查了半天，说：“怎么黄色封条掉色啦？”主人说：“每天都长露水，估计是露水打湿了封条吧。”官家立刻暴怒：“这还了得！”很无奈，这家主人等着被治罪吧。
主人每日烧香供着，不睡觉看着，没遇到冰雹或暴风雨，采取了防范措施，没有乌鸦等禽兽前来方便，还采取了防备露水措施，黄色封条也没有掉色。官家来了，检查了半天，没查出任何破绽。官家说：“这些天官府很忙，过些天再将圣物请走。”很可喜，这家主人没被治罪。很可怜，这家主人还要继续看护着“圣物”，直到这家主人能被治罪。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因”。主人大哥，你就不要再忙活了。
终于，主人被治罪了，那就等着坐牢掉脑袋吧。中国人是最通人情的，主人走了，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谁能忍心呢。官家更是体谅百姓疾苦，于心不忍：“你去坐牢了，他们怎么活呀？”主人号啕大哭：“官老爷饶命！”官家说：“这样吧，你拿些银子，就饶你这一次了。下不为例。”主人或喜，或悲，或愣，或呆，最后叩头：“谢官老爷。”最不愿意让主人坐牢掉脑袋的，就是官家了。
治罪，并不是官家的最终目的。
石头后遗症
这样一来，摆在老百姓面前的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拿银子和不拿银子。官家的意思很明确，你拿银子，就可以不坐牢掉脑袋；你不拿银子，对不住了，虽然最不愿意让你坐牢掉脑袋的是官家，但是没办法，你该坐牢官家还得让你去坐牢，你该掉脑袋官家还得砍你的脑袋。
这不是法律，但这是规矩，是潜规则，对于老百姓，谁都甭想超越它。
所以，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老百姓有没有银子？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北宋的赋税。
北宋的赋税包括田税、身丁税、杂税和徭役。
田税每年征收两次，征收额度是产量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不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花石纲最为活跃的江南、福建等地，征收额度是百分之三十。
身丁税，此税真实反映了封建社会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只有男子才有资格缴纳此税。不过，这种身丁税只在南方地区实行。
杂税，向小手工业者征收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包括蚕盐税、牛皮税、蒿税、农器税、鞋税等；还有“进奉”“土贡”（贡土特产）等。并且，如果哪位皇帝心血来潮，向老百姓再要点儿什么东西，都属于此税的范畴。
徭役，宋朝时包括职役和夫役。一般来说，职役就是官府的走狗爪牙，可以勒索压榨平民百姓，有油水，不过只有地主和富农才有资格服此徭役。夫役是贫下中农的事儿，干的是体力活儿，享受的是皮鞭辱骂。
顺便说一句，宋代百姓不用再去服兵役，宋代军队采用募兵法，招募而不是强迫农民兄弟去当兵。至于这种制度是好是坏，以后会做分析。
通过对北宋赋税的认识，对于“老百姓有没有银子”这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有银子的不是老百姓。
不过，你今天不是老百姓，明天会让你成为老百姓的。花石纲纵横江湖二十年，你不能年年都与圣物无缘吧。所以，对于上面那个问题，最后的答案是，徽宗时期有许多老百姓，都没有银子。没有银子，那只有坐牢掉脑袋了。
老百姓急忙说道：“不，我还有一间房子，能卖点儿钱。”官家怒斥道：“你有个屁房子，请出圣物时你的房子早就拆了。”老百姓：“那间南房没有拆。”官家：“一间土坯小房子，能值多少钱，不行，还得被治罪！”老百姓：“等一下，我家还有二亩薄田，可以卖些钱。”官家：“你终于记得你家还有二亩薄田了，既然你自己都说是薄田，能卖几个钱？不过，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分儿上，田我收了，就饶了你这一次。”
老百姓终于不用坐牢掉脑袋了，可喜可贺！不过，房子没了，田也没了，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老百姓这时的状况，叫作“倾家荡产”。不过这个老百姓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有许多老百姓和他一样，没有房，也没有地，这类老百姓叫作佃农。
佃农虽然没房没地，但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正吃奶的婴儿和几个刚会跑的孩子，中有常年气喘的老婆，所有这些人都指着佃农吃饭呢。想办法吧，弄点儿银子，为了一家人。
家里的那棵老槐树，本可以卖些钱，但已被当作圣物请走了；家里还有一个装粮食的瓮，粮食已经没了，但瓮也不会值多少钱，或许根本没人会买，因为它已经裂了好几条缝了。
如果那时有卖血卖肾走私军火贩卖毒品甚至拿刀砍人可以得到几个银子的活儿，佃农会毫不犹豫眼都不眨地马上去干，可惜那时医疗技术还不发达毒品生意根本没有拿刀砍人的活儿即使轮到这个佃农头上也只会被人拿刀砍死，佃农所能做的，只有哭爹喊娘骂孩子打老婆顺便再给自己两个大耳刮子甚至还可以骂苍天骂大地之后只能用发呆的眼神盯着几个不懂世事瘦骨嶙峋的孩子。
这叫一个悲惨。
此时此刻，有个词或许可以解救这个倒霉的穷光蛋，这个词叫“卖妻鬻子”。这个穷光蛋佃农不会认识这个词，但这个佃农知道这个词代表的意思，因为在这个佃农倒霉之前，已经有许多佃农按这个词的意思去做了。佃农的老婆常年有病、毫无姿色，白给人家都不会要，所以佃农只有按另一个词行事了，这个词叫“鬻卖子女”。
或许这还不叫悲惨。
逃过一劫的佃农和那些本来有二亩薄田，不过也被官家没收之后，同样变成了佃农的佃农，现在有时间考虑明天的生活了。天无绝人之路，经过佃农的再三哀求，善良仁慈的地主租给佃农二亩薄田，又借给佃农二斤稻谷，佃农拿出一斤作为一家老小的口粮，留出一斤作为谷种。
佃农熬过春耕前的夫役，之后每天都泡在那二亩薄田里，周到细致地照顾着每一棵谷苗。早晨天还没亮，佃农就去给谷苗浇水；中午烈日当头，佃农会给谷苗翻土锄草，这样杂草更容易被日头晒死；晚上繁星满天，佃农会守在田间，防止野兔老鼠啃食谷苗。终于，经过佃农精心照料，二亩薄田里的每一棵谷苗都很争气，粗壮茂盛，个个都开始灌浆，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成熟了。
佃农细细盘算着，如果能打十斤稻谷，还了原来借地主的二斤，再向地主交三斤田租（百分之三十的田租已很仁慈了，许多都是百分之五十），再向官家交二斤田税（没办法，“产去而税存”），自己还能剩三斤。这样，留去一斤谷种，就可以留二斤作为口粮，家人就可以吃饱肚子了，母亲也不用每天带着娃儿们去捕鱼捉虾了，前些天为了捉一条鱼，大娃儿差点没淹死……此时佃农的心情，就像看一场足球比赛，己方的球队一比零领先，还有三分钟全场就要结束了，佃农激动而兴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看到“三分钟”这个字眼时，大家都知道结局会怎样了，这也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历史上这种残酷的现实其实很多。
接下来的“三分钟”里，对于佃农来说，是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或天上下了一场冰雹，或地上发生了涝灾，或天地间发生了旱灾、蝗灾、老鼠灾，总之，佃农租来的二亩薄田颗粒无收！
这里并不是在编小说，而是在写史实，历史是无情的，无情的历史就像一个无情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的。当然，佃农租来的二亩薄田颗粒无收，其他人家的薄田、沃田、水田、旱田、天时地利人和字号田也都没有收成。
此时，佃农站在颗粒无收的二亩地地头，我们可以想象他此时的心情，或许认为那里活跃着无法言及的巨大痛苦。但是，此时佃农的心中没有痛苦。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他会失去任何感觉，那是一种麻木，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痛苦的最高境界。
麻木的佃农如果还能思想，会想到死。想到死的许多佃农都死了，那是一种美好的解脱；还有许多佃农仍然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够活着，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养活他们。
佃农再借不到一粒粮食，善良仁慈的地主已经不再仁慈，这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信奉有借必还的原则，对于他来说，借了不还比死了他爹还让他痛心。后来佃农甚至连地主的面都见不到了，每次来到地主家门，都会看到两条龇牙咧嘴的黑狗和凶神恶煞的牵狗人。看着黑狗肥胖的大脑袋，佃农突然想，黑狗一定每天都能吃上一个窝窝头。那一刻，佃农突然有了一个美妙的想法：我也想去当狗。
佃农意识到这只是一个美梦时，只能离开。佃农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村里的郝有钱也来借粮了。郝有钱有八亩良田呢，怎么也到这步田地了？佃农思想着，也羡慕着他一定能借到地主的粮食。令佃农吃惊的是，郝有钱也被黑狗赶了出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时期，曾定义公元1949年前的社会是万恶的旧社会，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
借不到粮，只能拿个破碗，要饭去了。
要饭的人多了，也就要不到饭了。
于是，树叶、树皮、野菜、野草纷纷消失，村里村外再也看不到绿色的东西了。有几个年轻汉子吃了几把泥土，没想到第二天就胀肚子死了。那东西不能吃，佃农想，要是人能吃土该多好哇。
昔日经常乱窜的兔子没有了，甚至连每天都能见到的老鼠也消失了，村东头吴光棍不知从哪儿逮住了一只老鼠，竟然卖了八百钱，那可是能买二亩良田哪。不过，第二天，吴光棍便在院门口死去了，不是图财害命，因为那八百钱还在他脖子上挂着，从他膨胀的肚皮来看，他是饿极了，吃土了。又过了两天，吴光棍的尸体不见了，渐渐地，经常在路边看到的死尸也没有了。是不是又有野狗饿狼了，如果是那样，那人们就美了，一只半斤重的老鼠能卖八百钱，一只数十斤重的野狗野狼得值多少钱哪！
“悲惨”的意思是悲伤凄惨，这时没有了悲，只有惨了。
终于，除了黄土，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入口的东西，活着的人们面面相觑，于是，更惨的事情发生了，“人相食”，“易子而飧”……
天无绝人之路的前提是老天有路，现在老天没有路了。
终于，有人大声喊道：“我受不了了！”这个人是方腊。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喊了，但声音最洪亮、最高亢、最振聋发聩的人是方腊。
方腊，姓方名腊，字号造反前不清楚，造反后号圣公。在说明方腊之前，先说明一下明教。
看过几本武侠小说的朋友对明教都不会陌生，江湖之中，教派众多，明教乃是江湖中的一流教派，教内高手甚多，其中深受少男少女爱慕的无忌哥哥便曾是明教教主。而早在无忌哥哥做教主的两百多年前，方腊就是明教教主。这一点，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曾有叙述，在历史中也确实如此。
明教，也叫作摩尼教、明尊教、二尊教等，创建于古波斯王国，唐朝时期传入中国。明教传入中国后，会产生许多中国特色，不过也会保持许多自我特色，譬如明教弟子不拜太上老君，不拜玉皇大帝，不拜释迦牟尼，不拜观音菩萨，只拜太阳、拜月亮、拜圣火、拜明尊，等等。在明教的各种特色中，有一种特色需要着重说明，那就是明教弟子必须“禁断荤酒，死则裸葬”。“禁断荤酒”的意思是不吃肉、不喝酒，许多教派特别是佛教都有这样的规定，是一个不是特色的特色。“死则裸葬”的意思是死后不能穿一点衣服，并且暴尸山野，任野鸟啄食灵魂已出窍的尸肉。明教的这一特色非常之鲜明，非常之与众不同，知道这一特色，对分析后面的一个问题非常之有帮助。
宣和二年（1120），明教教主方腊大喊一声：“我受不了了！”然后面对一帮教众和被官家逼迫得走投无路并想要加入明教的一帮贫苦百姓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方腊老婆出现。方腊老婆红妆盛饰，宛如王妃，并将铜镜隐秘地置在胸怀间，迎着日头缓慢而行，铜镜折射的日光射入人的眼球，光彩烂然。本来已激动万分的劳苦大众对“圣公”已降临凡世不再有任何怀疑，终于，他们拿起锄头镰刀，杀死压迫他们的地主富农，由此，点燃了著名的方腊起义的熊熊烈火。
上段情节根据史料进行艺术加工而成，有些细节与史实是否符合有待考究，譬如方腊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我受不了了”，但有些文章说方腊起义时先“杀牛酹酒”，却是未分析史料而完全在做艺术加工了。
起义过程是这样的。
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初，方腊发动起义。此时，方腊“圣公”的名号开始公开，同时，方腊宣布几个口号，很鼓动人心的两个是“诛朱勔”和“劫财散众”，“诛朱勔”是指杀死朱勔，此人全面负责花石纲，诛灭此人，已成了人心所向。“劫财散众”原文是“劫取大家财，散以募众”，意思是抢劫大户人家的财产，分给老百姓，使他们跟着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展现了方腊的强盗特性和率直个性：你抢了人家的东西你说出来干什么，你就是说出来也不能直说呀，你说是代表明尊圣火没收了人家的东西，来一个“没收大家财，散以募众”，不显得你更“圣公”吗？
口号提出，名号公开，接下来开始打仗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方腊军在青溪县息坑（今浙江淳安西）全歼两浙路常驻宋军五千人，随后，乘胜攻取青溪县。十二月初，攻克睦州，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不久，向西攻下歙州，东进攻克富阳、新城，二十九日，起义军攻克杭州。
此时，苏州、湖州、婺州等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加入方腊起义的洪流之中；明教在台州、越州、衢州等地的分舵也率领本舵弟子，响应方腊起义。宣和三年（1121）正月，起义军攻下崇德县，之后，相继攻下浙江婺、衢两州，并北上攻克安徽宁国县，进围广德军。不到三个月，方腊先后攻下六州五十多县，包括今浙江省全境和安徽、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上面情节较为枯燥，简要概括一下，就是方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当仁不让之势席卷了徽宗的小半个江山。
下面情节是宋徽宗开始反攻。
徽宗已好久没有上镜了，不过这次他上镜之时，却是一副惊恐状。面对方腊如此迅捷的攻城拔寨，宋徽宗惊恐万状，一面急忙撤销苏、杭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勔父子兄弟的官职，一面命童贯率十五万官兵镇压方腊起义。
宣和三年（1121）二月，童贯攻破杭州，方腊率余部二十余万退守清溪帮源洞。四月，官兵攻破帮源洞，帮源洞惨遭血洗，方腊被俘，至此，方腊起义失败。八月，方腊被押赴汴京，处死。
方腊起义犹如一场雷阵雨，来得快，去得更快。来得快，是因为老百姓深受“花石纲”之苦，已到了“受不了”的程度，使得老百姓已变成了一堆干柴，遇到火星之后，必成燎原之势。
去得更快，有许多原因。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方腊部众的发泄方式，已使许多人都到了“受不了”的程度。方腊部众俘获政府官员后，“必断脔支体（砍断四肢并剁成肉屑），探其肺肠（开膛破肚），或熬以膏油（将人熬成灯油），丛镝乱射（乱箭穿心）”。这样的残酷方式，使得许多人已经“受不了”了，以至于在中国史书中，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提到方腊都称“贼”“寇”，《水浒传》更是把方腊起义作为反面典型进行抨击，而同样是造反的宋江起义，却被作为正面典型进行宣传。这样的情况直到1949年之后才有所改观，中国官方文献终于为方腊平反，但为方腊平反的大背景是，中国古代所有造反的农民兄弟都得到了平反。
其实，在花石纲横行之时，政府的许多中下级官员都是受气者（注意，不是受害者），而受益者和得志者只是像朱勔、蔡京、童贯这些巨鳄大员，以及这些大员手下的一批扈从爪牙。花石纲经过各地州县时，各地州县官僚被“颐指目摄，皆奔走听命”，当然，这些州县的许多官僚又会将所受怨气转嫁给老百姓。我曾想，如果方腊能团结住这些中下级官员，起码不要对他们碎尸破肚什么的，那方腊起义结果虽然不得而知，但绝不会在两三个月内就会失败。须知这些中下级官员是掌握知识的社会阶层，而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诚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眼光要求方腊，我们或许能够想象当时农民兄弟生活的悲惨，却不容易想象当时农民兄弟的心态，或许对他们来说，杀死欺压他们的官僚地主，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对于方腊，他只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民中的优秀者，他性情豪爽，深得人心，有较强的组织才能；他也是一个教主，一个不安分守己的教主，并且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教主，在方腊死后，人们因为尊敬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许多地名，一些地方的“方腊洞”“方腊寨”已成为旅游胜地。方腊起义失败后，他的许多教徒跟着殉难。《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同裸）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椔岭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我查了许多资料，不是对这段描述避而不谈，就是依照这段描述枉然推断，说方腊军是“淫军”、流氓，等等。但是稍加分析一下，便可知道这段描述存在许多偏见和漏洞。且不论是谁戕平民二百万，单说被方腊掠劫的妇女从“贼洞”逃出后，全都赤裸裸地上吊而亡，就存在许多疑问。
疑问一，被方腊掠劫的妇女既然已经逃出了“贼洞”，为何还去寻死？
疑问二，如果被掠妇女是因为保持名节而去寻死，又为何赤身裸体地寻死，这不是更失去名节了吗？
疑问三，就算被掠妇女是因为名节而去寻死，为何所有被掠妇女都去寻死，绵延八十五里？难道大宋妇女都如此重视贞操名节？
方腊起义失败六年后，金军攻破大宋都城汴京，将包括皇后、嫔妃、公主、宫女、贵族女子在内的数千人押至北方，这些皇室贵族女子受尽欺凌，虽有为名节而自尽者，但大多数苟且偷生。从这个事实来看，大宋女子在生存和名节之间，还是会选择前者的。所以，上面的疑问三显然不成立。疑问三不成立，疑问二也就失去了成立的根本。
如此，“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而缢于林中”另有他因。
前面说过，明教有一个非常之鲜明、非常之与众不同的特色，那就是“死则裸葬”，即死后实行天葬。知道了明教的这一特色，上面那个问题或许可迎刃而解。
我没有查到有关明教（摩尼教）教徒以身殉教的史料，但能够推断，同样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明教，其教徒为教殉难是很正常的事情。
由此可以推断，《宋史》中所说的“所掠妇女”其实是明教的女教徒，“倮而缢于林中”是明教女教徒为明教殉难，因为明教实行天葬，所以要赤身裸体而死。
或许这一推断还欠妥当，但绝非没有道理。
所以，对于将“戕平民二百万”的功劳归功于方腊，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方腊的士兵就是老百姓，就是平民，平民之间要自相残杀，是找不出道理的。方腊军队中的许多士兵估计连军服都没有，还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而朝廷镇压方腊军，就是与老百姓作战，杀死毫无战斗力的老百姓就可邀功请赏，这对朝廷军队来说，是很诱人的一件事情。古往今来，政府镇压造反的农民大多如此，无须细说。
不过，“戕平民二百万”，方腊还是有一部分功劳的，方腊起义军杀死官僚、地主和一些富农，也会算在这二百万中的。但这二百万中，十之八九是贫苦农民，是跟着方腊造反或被官兵认为是造反的贫苦农民。
宋人著的《东都事略》与《宋史》有所不同，《东都事略》记载，童贯领兵平方腊时，“东南之民死于天兵者，十之五六”。方腊的功劳被大打折扣了，就算如此，也难免抬举方腊了。
《宋史》是正史，它的作者是元代的脱脱，对于农民造反，正史都是抱着批判和贬低的态度进行记述的，不足为奇。而在脱脱的其他史学作品中，也有众多明显的错误，以后我们还会遇到，也还会进行适当的分析。
不管怎样，方腊起义失败了，而方腊领导下的明教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而消亡，相反，在方腊之后，虽然朝廷对明教的镇压愈加严厉，但明教越发炽烈，不可胜禁。八百年后，金庸大师将明教事迹融入神奇的江湖世界中，明教终于广泛地被世人熟知。
而在方腊起义的前一年（宣和元年，1119），大宋境内还爆发了一次著名的较大规模的起义，那就是宋江领导下的梁山好汉起义。由于《水浒传》的渲染，这次起义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与历史总是有些差异。宋江最后被朝廷招安，这是没有异议的。不过宋江招安后作为主力去攻打方腊，与史实有所差别。宋江攻打方腊没错，但作为攻打方腊的绝对主力，并发挥了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却是小说中的虚构情节了。攻打方腊的主力是童贯率领的京畿禁军和陕西、山西的蕃、汉部队，共十五万人，活捉方腊的是韩世忠，这些都与梁山好汉没有什么关系。
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写道：“（折可存）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有学者认为，就在宋江镇压方腊后返师时，一个叫折可存的朝廷将领奉旨剿灭宋江，宋江最终落得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如果是这样，宋江的结局又与小说中一致了。
有些严肃了，咱们换一个话题。先解释一下上面所说的“招安”的含义。招安俗称投降，若说“招安”和“投降”有什么不同，便如同“没人看到拿”和“偷”，“足智多谋”和“诡计多端”，“乞丐”和“叫花子”，“起义”和“造反”……本质是一样的，说法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说“招安”，而不说“投降”呢？这个嘛，人都有虚荣心，为了体面些，当然要说些体面的话了，“招安”就是体面话。
第四节 路边的野花
宋江降了，方腊败了，天下又太平了，又该过神仙日子了。不知道徽宗是不是这样想的，但他是这样做的。
方腊起义的硝烟还没散尽，徽宗便立即下令恢复各地应奉局事务，花石纲又开始在江湖纵横驰骋。朱勔重新上岗，没办法，艮岳还未完工，还差好几块大石头呢，朱勔不能休息呀。各项活动恢复至从前，文武百官贪贪污，受受贿，拍拍马屁，溜溜须，欺压欺压老百姓，该干吗就继续干吗。算命作法的继续算命作法，大仙道士给徽宗炼丹的继续炼丹。至于老百姓，该种地还得种地，该交租还得交租，该服徭役还得服徭役，没吃的就饿着，没穿的就冻着，没吃没穿就连饿带冻着，谁让你是下贱的老百姓呢。
大宋王朝继续迈着潇洒的脚步，昂首阔步地前进着。徽宗继续做他的道尊皇帝，继续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神仙做久了，也会烦的，鱼翅吃多了，也会腻的，虽然修炼仙术是为国为民的一件大事，但时间长了，也就没了新意，没有了新意，也会让人厌倦的。
这些皆是人之常情，实在是让人无可厚非！
常人遇到这些情况，那是活腻了，吃两天窝窝头，忆苦思甜一下，或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刮子，反省一下，也就没事了。徽宗遇到这些情况，那就成了国家事件，那绝对是下人的过错，徽宗虽然是人，却是屁股底下坐着龙椅的人，让徽宗郁闷了，那还了得。
下人赶忙研究讨论，寻找各种方法和措施，来解除徽宗心中的郁闷。
这次为徽宗解闷的是高俅。
高俅，曾在《水浒传》中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家破人亡，史实中，此人原是一个市井无赖，曾做过苏东坡的小书童，不过此人球踢得很好（蹴鞠），被还是端王的徽宗看中。徽宗即位后，升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大内侍卫）、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官至太尉。
这次，高俅为徽宗寻找的这个解决办法，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最终成为一个离奇美妙的传说，流传于后世，让无数人神往。
高俅先给徽宗讲了一堆人生大道理：“陛下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能郁闷不乐呢？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倘若不忘记忧愁，及时行乐，到最后只能老大徒伤悲呀！您看看历朝历代的皇帝，像唐尧、夏禹劳苦一生，但又有什么用呢，而幽王宠褒姒之色、楚王建章台之宫、明皇宠奉杨贵妃、汉帝宠爱赵飞燕，后主有《玉树后庭》之曲、隋炀帝有锦缆长江之游，朝朝歌舞，日日管弦，这些皇帝虽然都没什么好名声，但毕竟快活一生，也不枉白来这世上一遭。俗话说：人生如过隙，日月似飞梭；百年弹指过，何不日笙歌。陛下还是及时行乐，忘记忧愁吧。”
徽宗闻言叹声道：“高爱卿所言极是，朕深居九重，毫无自由，有什么快活可言。”
高俅低声道：“臣等死罪。陛下可否视察一下我大宋的花柳之地，一则散散心情，二则可视察一下民情？”
徽宗道：“体验民生民情，却是应该的。”
于是，徽宗换了一身便装，随着高俅出宫而去。
二人带了几名贴心侍从，直奔汴京城红灯区，在一座酒楼面前，高俅停住脚步。酒家见高俅到来，已是会意，遂引着二人来到一间雅房。高俅对徽宗轻言道：“房中女子便是李师师。”
徽宗向房中看去，但见这女子两只美眸似秋水之波，一双秀眉如春山之黛，脸颊如初泛红晕的春桃，双腮似刚刚长成的新荔，细嫩的肌肤好似凝脂，柔美的腰肢如同弱柳，十根手指似春笋般纤纤细长，一双小脚如金莲般玲珑精巧；难道是西施貂蝉重现世，又像是昭君玉环在人间，就好似嫦娥仙子离开月宫殿，又恍若洛水神女下了瑶台阶。
徽宗站在门口，呆呆看着那女子，竟似凝滞了一般。
李师师站起身来，轻启朱唇，柔声道：“官人，请进来吧。”那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如黄莺声鸣，如沉鱼出听，娇滴滴，嗔兮兮，传入耳中，沉入心底，却真是蚀骨销魂，却真是万般受用……
不过，徽宗毕竟是极品至尊的人间皇帝，所以他的这段风流韵事，即徽宗是否去过妓院，还存在一些疑义，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人们对于自身生活条件，也存在一种喜新厌旧，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新鲜刺激，来满足内心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感，它表现为贪婪、不知足、无限度追求享乐。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作为小人物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灾难，作为帝王将相将会给整个社会和国家带来灾难。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抽自己耳光，第二种是别人抽自己耳光。前者是自我克制，后者是他人教导。
通过以上分析，对于徽宗来说，能否解决好“喜新厌旧”，将会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是否去过妓院”只是徽宗“喜新厌旧”的表现形式。
咱们先看解决“喜新厌旧”的第一种方法：自己抽自己耳光，即自我克制。通过徽宗对奇花异石的疯狂追求和痴迷爱好，我们可以推断出，徽宗是不会抽自己耳光的，即他没有自我克制能力。
再看第二种方法：别人抽自己耳光，即他人教导。我们用逆向推理法论证此方法对徽宗的效果。如果有人抽徽宗耳光，即有人教导徽宗，那么徽宗也不会任由石头纵横四海，致使民不聊生，国家动荡。所以，没有人抽徽宗耳光，或是有人抽徽宗耳光，但抽耳光的力度不够，没能把徽宗抽得清醒过来。
徽宗对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免疫作用，可见，徽宗没能解决“喜新厌旧”这个问题，所以一定会寻找新鲜实物，所以对“徽宗是否去过妓院”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徽宗在“喜新厌旧”这个人类本性的屋檐下，心甘情愿地低下了他那颗号称“龙头”的脑袋。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论证，若要让人信服，还需要有史料作为依据。
宋人写的书，如《大宋宣和遗事》《贵耳集》《墨庄漫录》等都详细地记载了徽宗去妓院的各个细节。那为什么还有人怀疑呢？因为这些书都是小百姓写的，它所记载的历史被称为“野史”，是“不可信”的；而政府主导编撰的“正史”，却没有此方面的明确记载。
如果这是铁律，那我们只能加倍细致地研究“正史”了。《宋史》是关于宋朝历史的第一正史，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宋史·曹辅传》记载，自某年之后，徽宗经常微服出宫，并设置行幸局，负责徽宗的工作安排，如果第二天徽宗没回来上朝，便说徽宗病了，不能坐朝了。
后来愚蠢的二愣子官曹辅上疏谏言：“人们都纷纷传言，但又很忌讳，只是说陛下您某某天经某某路去了某某地，而且您的车辆装饰都被人认出来了，百姓看见了都躲着走。”
这是正史的记载，曹辅在奏书中委婉地道出了徽宗出入某地的情景，并劝说皇上不可这样。写到这个地步，稍微推断一下便可知道徽宗去干什么了。也有非正史的史书这样记载曹辅的这篇奏书：“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很直白，一目了然。
曹辅上了这篇奏书，便被发配出京了。
对于“徽宗是否去过妓院”这个问题，只能论述到这里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说他没去过，也没人会跟你较真儿的。
我们花费这么多笔墨论证“徽宗是否去过妓院”，并不是对徽宗去妓院那些破烂事感兴趣，说白了，他去不去妓院，关咱什么事。我们借这个事件，是要探讨一下有关人的本性和性格转变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会做较为深入的探究。
美的东西总会让人关注的，师师是美的，虽然她身在烟花之所，却并不影响人们对她的关注，以至于人们将她的故事编撰了许多版本，有人说她是才艺、美貌、气质、智慧的完美组合，有人说她是女中豪杰，坚贞勇敢，宁死不屈，还有人心甘情愿地认为她只卖艺而不卖身。关于她最后的归宿，更有着许多或凄惨或优美或悲壮的结局，每一种结局都留给人们无穷的想象和无尽的感叹，这是人们对美的怀念。
人的想象力是丰富的，而对美的东西往往和好的东西联想起来，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对于李师师，她只是一个大宋子民，一个从事至今被人们鄙视的工作的普通女子。她或善或恶，或美或丑，或聪明或愚钝，或坚贞或懦弱，不过是以她所具有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混口饭吃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她们努力生活，努力拼搏，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她们中的许多人，勤劳、勇敢、智慧、善良、坚韧、博才，比之李师师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她们对贞操的笃守更是李师师所没有的，即便在李师师同行业的人中，比李师师更为聪慧，更具气质，更具才艺的人也大有人在，但她们都平平凡凡、默默无闻，因为她们只有一点不及李师师：美貌。
人类竭力标榜平等，并将平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又在不经意间产生许多不平等的规则，因为人的相貌而产生的不平等，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它夹杂在许多不平等规则之间，甚至不会被人在意。这实在让人纠结。
在亲身尝试过许多不平等规则后，我曾感到过愤怒、困惑和无奈，后来，愤怒和困惑都逐渐消失，只剩下了无奈，游荡在心间，虽然不疼不痒，但也不爽。再后来，我逐渐发现，为什么人们将“平等”作为规则，而没有将吃饭、睡觉作为规则：因为规则是强迫人去执行的，强迫中的某个环节没有做好，人们就不会去执行它。那一刻，我心情轻松，好似看破红尘。
李师师是美的，许多人也是优秀的，人类以不平等的标准，将李师师演绎成一个传说，而许多人在这个标准下默默无闻。
李师师究竟有怎样的美，只能凭人类去想象了。善变的人类对于“美”的标准会不断改变，人类头脑中的李师师也会随着人类“美”的标准而不断改变。
而对于我们本章的主角宋徽宗来说，李师师只不过是一朵路边的野花。
第五节 丹青、墨宝及其他
野花也好，家花也罢，全部都竭尽全力，争相散发着各色撩人芳香，滋养着徽宗那颗喜新厌旧的心。徽宗便在这繁花烂漫间，享受着那沁人心脾的芬芳。
到现在，估计许多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没被熏死？”这个疑问用古生理学术语可表述如下：“他为什么没有因为房事过度而死亡？”这或许包含一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诅咒，而更多的是以历史事实和生理学作为依据的严肃思考。古往今来，通过这条道路去见阎王的人数不胜数，皇帝由于条件优越，为此嗝屁的更是大有人在；而生理学明确指出，房事过度会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
可是，徽宗不但没有被熏死，而且没有一点衰落的迹象，造人运动更是成效显著，据统计共造出三十二位皇子、三十四位公主，这实在是一大奇迹。
难道是因为徽宗崇奉道教，感动了上天，所以天上的神仙保佑着徽宗？如果这是答案，那么此题一定是脑筋急转弯，或答题人是徽宗。
那么是不是道家的养生之术，力保徽宗身体健壮，如龙似虎？在下查阅的宋代史料中，和道教相关的只有糟粕，那时道家的所谓养生术，大致都是些房术、采阴补阳术、各种大补仙丹等玩意儿，这些玩意儿是能够达到房事长乐的效果，当然还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但如果说能保证徽宗不被熏死，那纯粹是在扯淡，或是在搞笑。
那么只能有一个可能了，徽宗不会房事过度。这一观点在“道”一节中已经提出，并指出徽宗为确保房事不会过度，有着许多有意无意的应对措施。
那徽宗都有什么应对措施？这个问题或许大家较感兴趣，通过对徽宗的了解，在下以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有意的应对措施：房事适度。估计在我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有人已扔板砖了，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我对房事这东西研究不深，但认为这的确是保证房事适度的绝好方法，这也是徽宗有意采取的应对措施。方法很简单，关键是能不能做到，这对于那些资源充足的人尤为艰难，尤其是徽宗这类作为皇帝的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徽宗自我克制力并不强，那么，徽宗又是怎样控制自己的荷尔蒙，战胜或战平各种撩人诱惑的呢？这里有一个血的教训的问题。
一个吸烟的人，往往很难戒掉烟瘾，但让他经历一次肺癌的洗礼，如果他能侥幸活过来，那么他应该百分之百能够戒烟。而他身边有人因为吸烟得癌症而荣归西天，这将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往往也会十有七八能够戒烟。这叫作教训，由于死人了或差点死人了，可以称为血的教训。
在房事方面，徽宗也有过一次血的教训，不是他差点死了，而是他身边的人死了，死的这个人是他的哥哥宋哲宗。
公元1100年2月23日，北宋第七任皇帝、宋徽宗的好哥哥、大宋百姓的好主子宋哲宗赵煦因病医治无效在汴京逝世，享年二十四岁。宋哲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二十四岁，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但他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宋哲宗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他不但死了，而且背负了一个不孝的罪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他至死没有造出一个人；宋哲宗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有资料显示，早在他十四岁时起，就大量征集民间女子进宫，每天都要有十位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的少年皇帝；宋哲宗的一生，是给徽宗留下深刻教训的一生，英年早逝，无有子嗣，大臣无数次上疏，劝谏哲宗哥哥不要陶醉在女色之中，但哲宗哥哥就是不听，仍然我行我素，如果上天能够给哲宗哥哥再来一次的机会，哲宗哥哥一定会对自己说：房事适度，不然嗝屁。
这就是血的教训。对于徽宗，虽然周围有万余名美女每时每刻都在勾引着他，但没有关于他房事过度的史料记载，而他的“采阴补阳”术一般也是间隔五至七日修炼一次。
第二，无意的应对措施：广泛的爱好。前面已经说过，徽宗对道教的崇爱、对石头的痴迷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这两种爱好，徽宗还有许多其他爱好，这无形中将徽宗从房事中解脱出来。史料记载，徽宗爱好骑马、射箭、踢球、打马球等。所谓生命在于运动，这些运动项目保证了徽宗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徽宗还有许多非运动爱好，不但将徽宗从房事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徽宗从万劫不复的罪人解脱为罪有应得的罪人，让人们除了对徽宗愤怒咒骂，还对他多了许多感叹，甚至欣赏。
先看看徽宗的这些爱好。
丹青，即绘画
通过前文可知，皇帝的爱好是不同于小百姓的爱好的，如果皇帝爱好某样东西，必会利用手中各种力量为其爱好服务，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前面说过，徽宗迷恋道教，便设置了道学；喜欢石头，便设置了应奉局；想要寻花问柳，便设置了行幸局。那么徽宗爱好绘画，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设置画学。
崇宁三年（1104），徽宗设置画学，并将其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考试题目一般是摘选的古人诗句，比如，“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以此诗句所描绘情景作一幅画。画得好的被录用至画院，然后被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候、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并享受朝廷俸禄。这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学生，考上后，就是公家的人了，以后日子就不用发愁了。
徽宗时期，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并允许画院人员像其他文官一样佩带鱼袋（一种身份的象征），将画家的地位置于其他工匠之上。徽宗还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并对画院进行扩充。在徽宗的不懈努力下，画院创作获得了空前繁荣，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等。
徽宗在位期间，还广泛征收历代文物、书画，皇家书画收藏得到极大丰富，徽宗曾把聚集的古代名画一千五百件辑成十五册，称为“宣和睿览集”。还编纂了《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图书，仅《宣和画谱》就有二十卷，包括两百三十一位画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这一方面满足了徽宗强烈的绘画爱好，另一方面也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果说徽宗对绘画的爱好仅限于这些，那就小看徽宗了。有人这样评价徽宗：“宋徽宗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这是一个十分高的评价，有些人云亦云的味道，但亦是很中肯的。以下是徽宗的两幅作品。
其一，《写生珍禽图》。
被誉为中国古代写生花鸟画的典范。整幅画全用水墨勾勒而出，笔调朴质简洁，对景写生，禽鸟、花草均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2002年，北京昆仑饭店古代书画拍卖会上，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两千三百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书画拍卖史的纪录。2009年，保利春季拍卖夜场，《写生珍禽图》再次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经过一百多轮加价，最终以五千五百一十万元落槌。历代帝王数不胜数，可去世了八百多年，一幅画能以五千多万元被拍卖的，唯有徽宗一人。
其二，《听琴图》。
被誉为“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的上乘作品，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典型代表，国宝级文物。整幅画画调秀美，描绘精致，人物描写尤为细腻，背景环境处理简洁得体。
此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专门观看了这幅作品，以上可以说是我的非专业感受。
上面只是徽宗作品中的两幅普通画作。徽宗曾把自己专门描绘珍异的动物和植物的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十五幅一册，据说累积至“千册”之多，当然，其中有些是御用画家的代笔之作。今天，徽宗留存在世间的绘画作品有二十余幅。
历史上，爱好绘画并参与创作的皇帝比比皆是，许多皇帝的画作出名，往往是因为其皇帝的地位，而徽宗则不然。一位老外曾说过：“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当然，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墨宝，这里指书法，写字的最高境界
“曾是清宫旧藏、后来流落民间的宋徽宗《临怀素圣母帖》，昨日在香港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拍卖会以1.28亿港元（约1.07亿元人民币）天价成交，创下中国书画作品在全球拍卖市场的最高成交纪录……”
以上是新加坡《新民晚报》2008年4月21日的报道。
如果徽宗知道了他写的几个字能在八百多年后卖出上亿元，不知会有如何感想。
书法的确是一种艺术，写好一手字，不亚于画好一幅画。这是在我想要练好字，却始终无法将字写好的情况下发出的感叹，也算是我对书法的理解吧。通过上面这则报道，更加深了我的这种理解，因为字比画值钱，而且多值五千万元呢。
令人羡慕的是，徽宗不但画得一手好画，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自创一种书法，不但自创一种书法，而且其书法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已经不再是羡慕，而是崇拜了。
的确，许多人对宋徽宗的书法崇拜有加，赞赏有加。元代袁桷赞云：“笔法飞动，有凌云步虚之意。”元代柳贯赞云：“鸿笔宛委扬清风。”元代赵孟赞云：“天骨遒美，逸趣霭然。”柳贯《题宋徽宗扇面诗》感叹：“扇影已随鸾影去，轻纨留得瘦金书。”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评价徽宗书法：“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清代王文治赞云：“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善谏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
写字的最高境界是书法，那么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创书法，徽宗便达到了这一境界——不过，这是以现实作为背景的。如以江湖作为背景，以书法为基础可以练成高强武功，这或许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朱子柳在《神雕侠侣》中，张三丰在《倚天屠龙记》中，秃笔翁在《笑傲江湖》中，济深大师在《九阴真经》中，便达到了这一境界。
徽宗自创的书法名曰“瘦金体”，其特点是“笔道瘦细有弹性，运笔挺劲犀利，具有秀美洒脱的风骨；抑上扬下、抑左扬右，笔画尖削，行笔细劲，尾钩锐利；横竖起笔如利刃切入，撇捺的末端如竹叶形；整体感觉剑拔弩张，斩钉截铁”。这是书法家总结的。对于我这个连字都写不好的拙人，看徽宗的字，感受只有两个字：“好看。”如果非要把这份感受加上一些修饰，我会说：很美很秀气，如同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除了这些，还会有另外一个感受：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如果对瘦金体没有什么概念，请看看各种办公软件中的“仿宋体”，这就是模仿瘦金体而创的。打开电脑中的Word或写字板，码上几个字，把字体设为“仿宋体”，将其放大后欣赏，是不是很秀气？
徽宗的书法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且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这种别具一格的“瘦金体”。“瘦金体”从诞生那一刻起，即广为流传，成为精品，也成为人们临摹的对象，就连后来的金国皇帝也来模仿。当时铸造的货币全部使用瘦金体，如“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等各式钱币。徽宗的手迹更是为人们所爱，靖康之乱后，徽宗批示过的文件有些从宫中流散到民间，士大夫和收藏家得到片纸只字也要秘密收藏，并作为传世之宝。
书法界普遍认为，徽宗的瘦金体是书法史上的一项独创，这种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才能完成，不易被别人模仿。后代临摹瘦金体的人很多，但得其骨髓者寥若晨星。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并不仅仅指迈克尔·杰克逊。
徽宗不但在自创的瘦金体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对其他书法体也有极深的造诣，徽宗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堪称楷书杰作，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徽宗的草书作品《草书千字文》，被后人认为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造诣之高。
徽宗也收集各种优秀的书法作品，辑成《宣和书谱》，全书共二十卷，内含一百九十三人的一千三百四十四件作品。
诗 词
徽宗爱好诗词，作了不少诗词，不过其诗词与书画水平相比，差了许多。
以徽宗在绘画、书法中的造诣和神韵，足以能写出好的诗词，但为什么徽宗的诗词被后人评价一般呢？我以自己的感受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在下喜欢诗词，尤其是古代诗词。在下认为，一首诗词的好坏，最主要的是能够打动读者的心。辞藻是否华丽是一方面，但绝非主要方面，关键还看诗词中蕴含的神美。许多流芳百世的诗句往往是这样的。在下也写过一些诗词，感觉必须达到写诗的心境，才能写出好的诗词。
何谓写诗的心境？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想写点儿东西，但憋半天连一句话都写不出来，有时没刻意让自己写东西时，却似有千言万语想要表露，拿起笔会在瞬间完成一篇令自己满意的文章（诗词）。我认为后者所具备的心境，就是写诗的心境。
写诗的心境往往出现在一个人郁闷、忧伤、低沉、哀愁的时候，但当人完全沉浸在这样的心绪中时，并不是写诗的心境，估计这时也没有心情写诗；只有当这样的心绪笼罩在心头，而内心又达到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才是写诗的心境。达到这种心境的时候，会产生无限的创作灵感，可以说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也会有“文章本天成，妙笔偶得之”的感觉。
从另一方面分析，一个人在事业生活不顺，或事业生活取得大的突破，导致人心情出现较大起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心境。可以看看古代最优秀的诗人词人，几乎全部属于这种情况，譬如屈原、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轼、柳永、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他们不是仕途不顺，就是人生坎坷，当然，也有像曹操这样事业取得巨大突破的人。
所以我认为，写诗固然需要天资，但也需要心境。如果一个人生活无忧无虑，人生一帆风顺，即使有足够的天资，也很难写出动人心弦的作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或许可知徽宗的诗词传世作品不多的原因了。许多人会说了，靖康之后，徽宗生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哪。这是一定的，更验证了上面的分析，因为徽宗为数不多让人传诵的作品，都是在靖康之后创作的。下面以“靖康”为界，分析一下徽宗的诗词作品。
靖康之前，徽宗无忧无虑，所作诗词显得过分雕琢，优秀作品确实不多。如果非要说哪一首还算可以，我推荐《醉春风·浅酒人前共》，这首词可归为艳词类别，但绝对是艳词中的精品，整首词将人类之间的深度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传说是徽宗初遇李师师所作，此时徽宗心情新鲜兴奋，可以说是“心情出现了较大起伏”，此等心境，才成就了这首精品诗歌。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或欢喜或鄙视地想：原来寻花问柳可以达到写诗的心境。如果有人这样认为，就曲解在下的意思了，并且将自己和皇帝相提并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错位”：皇帝周围的环境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皇帝的心态我们也很难理解。如果抱着寻找写作心境的心态去寻花问柳，那只能是给自己的不轨行为寻找理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而“夫义妇德”的传统家庭观念始终为人们所赞美和笃守，代表了人类优秀的道德品质，人类的许多标准都在改变，而这个标准一直没有改变，我想，永远也不会改变。
靖康之后，徽宗写的一些诗词较之前大有突破，一些诗句令人回味无穷，很有味道。譬如《在北题壁》中的“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眼儿媚》中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临江仙》中的“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宋词三百首》中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徽宗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便是徽宗在被掳往五国城的途中创作的。全词托物咏怀，抒发故国沦亡之伤怀，幽怨委曲，无限伤感，真情流露中，弹奏出内心百折千回、肝肠断绝之音。
总体来说，徽宗诗词的传世精品不多，不过也不能刻意要求徽宗，以徽宗的丹青和墨宝，足以使他成为伟大的文艺大家。
音 乐
在《听琴图》中，那个身着道服，正在弹琴的人就是宋徽宗。
音乐作为一种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优美艺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可以把对音乐的喜欢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仅仅喜欢音乐的，可以称为乐迷或歌迷；喜欢音乐并且歌唱得好听的，可以叫作歌星，如果能将乐器弹奏好的，可以称为演奏家；能够创作出新的歌曲或乐曲的，可以叫作音乐家。但对整个社会的音乐行业有极大推动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样的人应该怎样称呼呢？
现代社会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人。而在北宋时期，有一位这样的人，推动了当时整个大宋社会的音乐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就是我们的徽宗。
北宋之前，当时社会的音乐十分不规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譬如你的二胡基调为C大调，我的二胡基调却为C小调，等等。徽宗有感于这种音律不齐的现状，命工匠铸成几十套“大晟钟”，每套钟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发送中国各个州府，作为标准音律定音，这样就保证了一首乐曲能够在不走样的情况下在不同地方演奏。大晟钟的建造，集中体现了宋代科学家、音乐家研究、制造、使用编钟的时代性认识与所达到的高超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和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而且，徽宗花费近十五年，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这大大促进了宋朝音乐的发展，对后世的乐律制度和音韵词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宗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无论他是多么秀美、壮观，结局注定要毁灭。这对徽宗来说，也算是罪有应得，而在世人的感觉，却是又惋惜又愤恨。
徽宗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诗词歌赋无所不通，蹴鞠马球无所不晓，骑马射箭无所不能，大宋王朝为徽宗的爱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徽宗便在这片沃土上纵横驰骋。超凡脱尘的艮岳园林，神奇秀美的奇花怪石，楚楚动人的秀美女子和那更为浪漫美妙的路边野花，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滋润和陶醉着徽宗，也激发着他心中或脑袋中的创作灵感。谁能否认那一个个俊美秀气的瘦金字与艮岳山中那无数婀娜多姿的少女无关？谁能否认那优美的山水画与徽宗喜欢的大石头没有牵连？而徽宗留给大宋的，是整个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朝廷官场贪污腐败、乌烟瘴气，大宋军队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
或许，这已经不错了。纵观中国历史，耗费整个国家资源，只为自己贪图享乐而一无所事的皇帝数不胜数。也许因为这，我们才对徽宗皇帝多了几分感叹。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徽宗生在现代社会，会是如何。以徽宗对书、画、诗、词的灵性和天分，上学时文科应该很好，徽宗又精通逻辑缜密的围棋，理科也会不错，那么，徽宗的学习一定会很优秀。他体育项目也十分了得，所以三好学生、五好学生是非他莫属了，当然，还会得到许多女孩子的垂青。工作后，凭徽宗对艺术的造诣，做个艺术学院教授是不成问题的，当个艺术学校校长，甚至文化部长也是绰绰有余，并且，他球踢得很好，还可以当国足队教练……
这些都是以穿越学作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是睁着眼在说梦话。不过，许多人都有这样感叹：徽宗如果没有当上皇帝，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徽宗当上了皇帝，也成为艺术家，不过也葬送了整个国家。
元代脱脱撰写《宋史·本纪·徽宗》，情不自禁地扔掉笔，长声叹息：“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第六节 阴阳之思考
不可否认，徽宗刚开始当上皇帝的时候，励精图治，奋发进取，一段时间，大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徽宗当上皇帝，还要感谢他那位酷爱房事的哥哥宋哲宗。哲宗英年早逝，无有子嗣，一方面在房事方面留给徽宗一个血的教训，另一方面将皇帝的宝座腾了出来，如此好的哥哥，在皇帝圈里可谓凤毛麟角。
不过，徽宗当上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有十三个兄弟，除了死了的，还有五个是活着的，徽宗既非嫡更非长；而当时的宰相章惇对徽宗很不感冒，并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是，当时的向太后非常支持徽宗，说他“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其他王子。更重要的是，她说这些都是徽宗他爹说的。主管军事的大臣曾布也斥责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这句话包含着十恶不赦的谋反之罪。如此一来，宰相不说话了，徽宗自然也就当上皇帝了。
徽宗当上皇帝，虽非一帆风顺，但也算有惊无险。徽宗成为皇帝，向太后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最终来说，徽宗靠的还是自己的实力。不管徽宗是如何败国败家败天下的，无论正史还是野史，甚至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谈及徽宗，皆有一个共识：此人才俊过人，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事实在那儿摆着，没有点儿水平，也不可能画幅画就值几千万元，写幅字就卖一个多亿。史书记载，“徽宗好学，潜心词艺”，徽宗在进行书画练习时，能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可以想象，其他皇族子弟都在吃喝玩乐，唯独徽宗勤奋学习，努力钻研诗歌、字画、骑射，所以，在徽宗当上皇帝之前，已经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至于被后人称为奸臣的章惇为何对徽宗不感冒，不会是因为章惇心怀国家社稷，以为徽宗“轻佻”，不能事天下。其中之原因，可从章惇未来的前途，譬如谁当了皇帝对自己更有利等方面进行分析寻找。
徽宗即位之初，每日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自己言行举止，力图树立勤政、爱民、节俭、开明的形象。徽宗刚刚即位，便采用吏部尚书韩忠彦的建议，“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之后，发布《日变求直言诏》诏书，真诚希望天下人对国家朝廷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使得大宋百姓对国家政事的热情大大提高，短短一年多，臣民上疏直言者多达五百六十三名，当时大宋臣民议政谏言已蔚然成风。
之前朝廷设置“逻卒”这个机构，专门监听百姓言论，有谁议论朝政，便冠以“谤讥”之罪，令百姓深恶痛绝。开封府尹吴居厚反对百姓议论朝政，上疏请求增设逻卒。徽宗便问：“他们谈论的事情，涉及朕本人了吗？”吴居厚回答：“还不敢指斥。”徽宗说：“如涉及朕了，朕自当修身反省。”皇帝竟然如此虚心谦逊，吴居厚始料不及，只能“惭谢而退”。于是，朝廷“罢增逻卒”。
徽宗登基之初，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对大臣说：“皇宫的墙上和梁柱上都涂着金子，像首饰一般，太虚浮了，太奢侈了。”哲宗时候，曾修建了一个月台，用于赏月和宴待宾客，徽宗认为这个月台太过华靡，便下诏令人将其拆除。徽宗还采取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数次下诏赦令，免除贫困边远地区、受灾地区百姓的赋税。
徽宗除了整顿朝纲，兼听直言，还坚决果断地平反冤狱，贬罚奸佞，提拔贤良。对于这些“贤良”，有两个我们较熟，也符合人们传统的贤良标准，他们是苏东坡和范纯仁。苏东坡曾在章惇当宰相时被贬往海南，可惜在平反召回的路上就去世了；范纯仁不很有名，但他的老爹范仲淹非常著名，不过此时范纯仁已是七十岁高龄，回来不久也去世了。
此时的徽宗，对于廉洁正直的大臣，是非常喜欢并重用的。毛注只是一个县官，为政清廉，深得民心，徽宗知道后，破格将他调入京城，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司司长。徐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将其提升为中书舍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徽宗对他说：“朕每听臣僚进对，非诈则谀；惟卿鲠直，朕所倚赖。”
陈禾，字秀实，是徽宗时期愚蠢的二愣子官的典型代表。有一次，陈禾抓住一个机会，与徽宗谈论国家大事。陈禾口似悬河，唾沫飞溅，一直谈到日落时分，仍是滔滔不绝。徽宗终于不忍，说：“现在天色已经晚了，朕也是腹中饥饿无比，改日再谈吧。”陈禾拽住徽宗的衣服，哭着说：“陛下少留一会儿，容臣将臣的衷心说完。”徽宗又坐下，不料衣服被这位二愣子拽撕了。徽宗大叫道：“你撕坏我的衣服啦。”陈禾激切地说道：“陛下不惜撕碎衣服，微臣即使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又有何惜？”此番话深深感动了徽宗那颗本已饥饿的心。徽宗意味深长地说：“有你这样的臣子，朕还能有什么忧虑。”侍从要给徽宗换衣服，徽宗说：“不用了，不过这件衣服要好好保留起来，我用它来表彰忠诚正直的大臣。”
此情此景，多么令人感动涕零，然而，激情燃烧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种日子消失的一个标志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上台为相，之后崇宁四年（1105），设置应奉局，专领花石纲，被罢除的“逻卒”也“稍稍复置”，朝廷中愚蠢的二愣子官逐渐减少，最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以蔡京为首的一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臣……所有的情景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北宋末年的那些情景，徽宗也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徽宗。之后二十余年，对于徽宗来说是美好的，而对于大宋王朝，就像一艘巨大的破船，船体不停地被海水灌入，直至剩下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被金兵轻轻放了上去，于是这艘破船永远地沉入了无底的深渊。
诚然，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徽宗，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徽宗从一个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变成一个腐败贪婪的昏君庸主？是什么原因使徽宗判若两人？所有这一切让人不可思议，而其中好似找不到使其发生变化的任何缘由。
有些观点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徽宗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遂使徽宗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这绝对是这种变化的原因。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徽宗变化的外在原因。
人行为的变化取决于人性格的变化，暂且拿出一些篇幅粗浅分析一下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或许可以找出徽宗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根本原因。
本节的标题叫“阴阳之思考”，所以少不了谈论一些“阴阳”的问题。阴阳之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优秀智慧的结晶，自然界各种对立又关联的现象，都可以用阴阳来表示，譬如天地、日夜、寒暑、男女、善恶、强弱、智愚。阴阳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对于人的好坏，中国古书认为：“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曾用阴阳学说对人的行为处事进行分析，认为人存在阴阳两面：“阴”指人们内心不可告人的私欲，“阳”指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
现在，我们将阴阳学说应用在人的性格之上。
我们做如下定义：将人性格中积极的方面定义为“阳”，譬如坚强、善良、公正、谦逊、自信等；将人性格中消极的方面定义为“阴”，譬如软弱、邪恶、自私、骄傲、自负等。如此一来，具有阳性的人便是“好人”，而具有阴性的人便是“坏人”。
有一段时期，我们断然把人分为“好”与“坏”两种，即“阳”与“阴”两种，而没有中间层面，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有人虽然是好人，却会做坏事，有人虽然被认为是坏人，却做了许多好事，所以也就有了“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说法。
我们的观点是，一个人的“阴性”和“阳性”所包含的所有元素都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就是某个阶段一个人的性格。譬如一个人变化的结果是坚强、勇敢、公正，却又包含骄傲和自负；一个人软弱、堕落，却又包含善良等。
至于纯“阴”和纯“阳”的人是否存在，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暂且不谈。
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有些好人会变成坏人，有些坏人也会变成好人，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用阴阳之说分析，即一个人“阴性”与“阳性”之间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已经提出，如果能很好地解答，或许可解答徽宗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此一来，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也可能得到解释。
首先要弄清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概括起来，人的性格形成取决于两种因素：第一是父母遗传（亦可说是先天环境），第二种是后天环境。这应该没有异议。
父母遗传，即一个人的天性，自己是决定不了的。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人的天性是“善”还是“恶”，近代现代科学研究偏向于“人性本善”之说。不过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人的性格与人的智力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后天环境很容易影响人的性格，但后天环境对人智力的影响很小。
性格形成的过程也是性格转变的过程，性格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所谓的性格形成只不过是人性格转变的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有研究表明，这个稳定的阶段，最早出现在人的少儿时期。我们以这个稳定的阶段为前提，来分析人性格中“阴”“阳”转变的缘由。
“路边的野花”一节提到，解决“喜新厌旧”有两种方法：一是自己抽自己耳光，即自我克制；二是别人抽自己耳光，即他人教导。
这种“抽耳光法”，同样适用人性格中“阳”“阴”之间的转变：自我抑制力强，他人教导得当，便会产生由“阴性”到“阳性”的转变；反之，便会产生由“阳性”到“阴性”的转变。
除了“抽耳光法”，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使人产生“阴性”向“阳性”之间的转变？我认为还有以下四种因素。
第一，道德约束。
人们将人最优秀的品质称为道德，并将其作为生活与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性格。但道德本身是比较模糊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背景的道德标准会有很大差异，而不同人对道德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如果人的自我克制力不强，道德对人行为的约束力会非常有限，由此对人的性格影响也很有限。
第二，环境影响。
广义来讲，除了自身之外的任何影响都可归纳为环境影响（即上面提到的后天环境影响）。这里指的是狭义的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生计环境、社会风气等。自然环境指地理和气候环境，对性格的影响可做如下解释：中国北方人性格较粗放，南方人性格较细腻；日本的岛国地理特征决定其国民性格偏向于残忍和变态，韩国的半岛地理特征决定其国民性格偏向狭隘和自负，等等。生计环境包括生活环境（含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等，这一因素对性格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孟母三迁。社会风气包括好风气和坏风气，好风气有时又与道德因素相互关联，相互转变。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对人的性格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是，环境的突然改变会极大地影响人的性格。
第三，宗教和信仰。
从整个历史来说，中国国民受宗教影响较小，但有些国家和民族，宗教力量对其国民性格起着决定性影响。这里不做过多论述。
第四，法律制度。
如果有人质疑法律制度对人性格影响，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当前法律禁止卖淫嫖娼，如果这一条令被取消，社会风气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影响人的性格——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源在于社会中每个人思想的变化，思想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人的性格。再扩大开来，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整个社会的思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性格的一个整体巨变。
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这使得人们必须服从它规定的每一项法令，人的行为被约束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自然会产生一种法律制度框架内的人的性格。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也决定了法律制度是影响人性格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影响人性格变化的因素有：父母遗传，自我克制，他人教导，道德约束，环境影响，宗教和信仰，法律制度。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分析徽宗性格由“阳”向“阴”转变的原因。
父母遗传：章惇说徽宗“轻佻”，这可以归为父母遗传，不过，这并不是重要的，许多因素都可以改变其“轻佻”的性格。
自我克制、他人教导：在“路边的野花”一节中，我们知道了这两种因素对徽宗影响不大。
道德约束：“道德约束”取决于“自我克制”，从徽宗与男优、女优缠绵愉悦，不时垂怜路边野花可以看出，徽宗对“道德约束”也具有免疫力。
环境影响：徽宗在位二十五年，所处环境大多数是，对外无生死之患，对内无生存之忧，可以说是环境比较安乐。
宗教和信仰：这一因素对徽宗的影响只是使徽宗由“阳”到“阴”转变，那真正是适得其反。
最后只剩下了“法律制度”。
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国都是以人治、儒家思想（道德）、法律共同来治理国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君主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律制度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这使得法律制度只是用来为徽宗服务的，不能也不可能对徽宗有强制性。这并不是徽宗一朝是这样，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由此可以想象徽宗的状况：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胡作非为在这里可以美化为替天行道；生活工作之中，周围满是阿谀奉承、吹嘘拍马、唯唯诺诺、投其所好、歌功颂德、罔上欺下之徒，个个顺其心意，整日被拍得痒痒的、舒舒服服的；整个国家没有大的内忧外患，代表天神的宗教把他说成是天神，他不会有任何约束……
我有时会想：任何一个人坐在徽宗位子上，会怎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人的性格会逐渐转向阴性。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古今亦然。
看看中国社会的历朝历代，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是灭亡，如果后期遭遇外患，只是加速这种灭亡的速度。这是宿命。徽宗是无法改变这种宿命的。
以上是我们对影响人的性格转变原因的一个讨论。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又用较长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最终目的并不是寻找其中原因，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健全的法律制度。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在制度变革之际，人们总是对前代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全盘否定，其真正的价值并不是提供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评价，而是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通过揭示暴露前代制度的弊病和不足，来提出并施行新的社会制度。但一种制度实施之后，权力阶层又千方百计地维持这种制度，哪怕这种制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这也容易让人理解，制度变革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巨大转换，所以对一种制度进行和平变革，往往是很难的，需要权力阶层有足够大的勇气和全盘掌控能力。
但我们又看到，和平变革也会出现在社会矛盾极大激化，并已使社会陷入极大危难的时候，而在社会矛盾不激化时，改革往往很难进行，即便社会矛盾已经很突出。这时，便会出现矛盾就在那里，却无人能够解决的一个奇怪而又正常的现象。由此，又会陷入矛盾激化致使社会产生极大破坏，之后社会制度又以非和平方式进行整体变革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
有了如此多的教训，在一种制度下如何进行变革，以保证社会矛盾最小化，就成了一门巨大学问。
我们的前辈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只不过是虚无的海市蜃楼，无论怎样美丽诱人，最后总是要消失。人都有“阴”“阳”两性，仅靠外部影响和自我约束，是不能剔除人的“阴”性的，所以，只能靠强制性，只能靠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意识形态的东西已逐渐被人忽略，只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无论社会体制如何，都能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并取得巨大的社会进步。
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各个阶层存在的不平等，健全的法律制度会将平等视为基本准则，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公正、合理地被对待，没有特权阶级，也没有了弱势群体。试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改变社会制度？
至此，徽宗和他的那些事儿暂告一段落。
-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奸臣二·蔡攸》。
-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
-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
-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徽宗三》。
- 参见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北京出版社出版），《大宋宣和遗事》有类似记载。
- 《春渚纪闻·卷一·杂记·祐陵符兆》。
- 《挥麈后录·卷之二》。
-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方技下·林灵素》《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方士》。
-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方技下·王老志》。
-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道教之崇拜》。
- 《大宋宣和遗事》：“皆外蓄妻子，置姬媵。”
-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
- 《铁围山丛谈·卷五》：“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
- 以上记述依据《宋史·卷四百七十·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宋人轶事汇编·卷二》等。
- 《大宋宣和遗事》。
- 《大宋宣和遗事》：“未几，水涨桥坏。”
- 《御制艮岳记》。
- 《宋史·卷四百七十·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
- 《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宋纪九十三》。
- 《大宋宣和遗事》。
-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方士》。
-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列传第二百二十七·方腊》。
- 《宋史·卷四百七十·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
-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列传第二百二十七·方腊》。
- 《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童贯》。
- 此段话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并非本人戏谑杜撰，可见古人也是很幽默的。《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宋纪九十三》亦有蔡攸劝谏徽宗享乐的记载。
- 《大宋宣和遗事》。
-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一·曹辅》。
- 宋·邓椿《画继》。
- 参见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北京出版社出版）。
- （美）劳伦斯·西克曼《中国艺术和建筑》。
- 亦有观点认为该词只是托宋徽宗之名。
- 参见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 参见胡劲茵《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 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
- 《挥塵后录·卷之一》。
- 《铁围山丛谈·卷一》。
-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韩琦子忠彦》。
- 参见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五》。
-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五》。
-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七·毛注》。
-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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