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洋务时代

李鸿章 作者:梁启超 著


第六章 洋务时代

洋务之治绩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虽然,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取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各事列表如下: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其心力之瘁于此者亦至矣。

附水雷船

直隶淮军练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淮军练勇二万余人,其略如左(下):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斲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覆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云:

李鸿章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清朝自强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后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病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Cast the first stone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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