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康熙很少能够见到父亲，即便出痘重返皇宫，有了与顺治不多的几次见面机会，双方的谈话内容和范畴也仅止于“谈人生谈理想”。除了皇父这个身份外，顺治在康熙心目中一直都比较陌生，直到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才得以了解到关于父亲的较完整的信息。

原来顺治的形象并不完美。他脾气暴躁，火气十足，动辄鞭打左右，连他所信任的一位高僧都对人说：“圣上脾气暴烈，左右近侍常遭鞭笞。”顺治在处理政事时也经常纵情任性，不按常理出牌，“章皇帝（顺治）每大怒，必笑，每大笑不止，则必有大处分”，据说他有一次大发雷霆，竟然当场拔出宝剑，劈开了御座！

即便对于孝庄本人，顺治也谈不上恭顺。就在他刚刚亲政的那年秋天，孝庄为他举行大婚，所选皇后乃孝庄的侄女，结果顺治在两年中一直将皇后“隐嫡冷宫”。到了第三年又擅自提出废后，废后是朝中大事，满朝文武都被惊动了，十四五个大臣出来劝谏，可是顺治充耳不闻，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后来孝庄又把自己的侄孙女聘给顺治做皇后，但顺治对新皇后依旧疏远，与此同时，他却爱上了自己的弟媳董鄂妃。董鄂妃的丈夫博穆博果尔亲王是顺治最年幼的一个弟弟，由于不堪忍受羞辱，不久就愤而自杀了。顺治依旧显得没羞没臊，博穆博果尔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董鄂妃接进了皇宫……

小巫见大巫

满人旧风俗中虽可纳弟媳为妻，但也应该是在弟弟死后，才可以把未亡人娶进家门。在弟弟健在的情况下就爱恋其配偶，并因此置弟弟于死地，毫无疑问属于违背人伦之举，也不符合满人的风俗习惯，可想而知，孝庄作为母亲心里会有多么别扭和难堪。更不用说顺治还“不爱江山爱美人”，因为董鄂妃辞世，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要削发受戒。

孝庄曾经非常爱他的儿子，即便母子一次次形成尖锐冲突，她仍尽可能给予包容，只有在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进行指斥。不过自从在顺治丧礼的那天大哭后，她似乎就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儿子，既往所有对顺治的关切和感情投入，也都被她一股脑儿地转移给了康熙。据说在顺治死后的十年时间里，孝庄从没有去顺治的陵园看过一眼，谁劝都不听，几乎和顺治当年废后时一样固执决绝。或许，她是真的被顺治伤透了心，所谓“爱之深，痛之切”。

康熙受孝庄抚育长大，一言一行都按照孝庄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塑造，不管是性格、人品还是对事业、爱情的看法，都与顺治大相径庭，但隐忍期间的个人经历，却让他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鳌拜不但专擅，而且桀骜不驯、目无君上，对康熙相当不尊重。他常常在朝堂上对康熙进行顶撞，与康熙说话总是扯着嗓门“高声喝问”，而且稍不如意，就当着康熙的面对部院大臣进行呵斥。朝贺新年时，他也不顾忌讳，身着黄袍，仅帽结与康熙不同而已。

有一次，康熙要外出狩猎，命鳌拜报知孝庄，他竟然说：“皇上自己去吧！”康熙未经辅臣传旨意，命人选鹰，鳌拜、遏必隆又对此不满，厉声斥责近侍说：“这成何朝廷？”言辞间俨然已以朝廷自居。三等侍卫飞瑶色在康熙身边办事，亲眼看到鳌拜等人对康熙的傲慢态度，常常衔恨于心，后来仅他就揭发了鳌拜三条罪状。

康熙对此自然积怒在胸，然而在看过关于顺治的经历后，他才知道，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康熙是由异姓大臣辅政，顺治当初则是由多尔衮摄政。摄政和辅政有着本质的区别，辅政尚需向皇帝请示，摄政根本不需要，摄政王一人就能自主处理国家大事。多尔衮摄政时期，朝廷上下，包括百姓，“唯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顺治被完全冷落在一边，只能听人摆布，参加一些仪式活动。他自己回忆：“睿王（多尔衮）摄政，朕只有拱手承接祭祀的份，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无法参与，也没有人向朕详细陈述。”

不光多尔衮，其他有权势的亲王也不把顺治放在眼里，多尔衮的胞兄、亲王阿济格甚至把顺治当成幼儿，私下称呼他为“孺子”。就连多尔衮的手下都敢于公然捉弄顺治，他们在陪顺治狩猎时，故意把顺治带上艰险陡峭的小路。顺治没办法，只得下马步行，他们又冷言冷语地加以挖苦，说：“年少不习骑射，像这样的路径，也需要下马步行吗？”

如果仅仅只是这些，顺治恐怕还不会变成后来的顺治。“太后下嫁”是发生在多尔衮摄政时的一桩著名疑案，即传说孝庄曾下嫁给多尔衮。其实就算孝庄下嫁多尔衮是事实，也并无过多可指摘之处，一者，当时清室受汉文化影响还不深，满人习俗允许“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二者，在孤儿寡母，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孝庄的初衷必然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制约多尔衮，以稳固儿子时时受到威胁的皇位。

只是这种联姻注定会给顺治幼小的心灵带来莫大伤害，因为这样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儿皇帝”，多尔衮强加给他的所有侮辱都得到了伦理制度的某种承认。退一步说，就算“太后下嫁”不存在，孝庄为了应付多尔衮，两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关系。乾隆年间的史书《东华录》上记载：“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句话的后半句很值得斟酌，皇宫内院指皇宫内妃嫔所住的宫室，当时无人敢随便涉足，多尔衮动不动就在那里现身，他想干什么？他能干什么？

就像孝庄无法理解顺治一样，孝庄忍辱负重的一片苦心也难以被顺治所接受。顺治不仅对所谓的“皇叔父摄政王”恨之入骨，对自己的母亲同样多有怨恨，可是他又没办法向别人排解这种愤恨和痛苦的情绪，于是只能深藏于心中，任其发酵。

自1667年10月起，康熙下令编纂《世祖实录》，世祖就是顺治，《世祖实录》相当于顺治朝的史料汇编。在这过程中，康熙当然也能接触到与顺治相关的各种文字资料，一段段看过去，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但神色悲苦、内心忧郁的少年跃然纸上。顺治亲政后暴躁的脾气、与孝庄的隔阂、对于爱情的依赖，乃至失去爱人后万念俱灰的悲观颓丧，种种看起来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如今也都有了可以一一对照的源头。

成功之道

在公布的顺治遗诏中，他痛自苛责，历数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十四罪”），其中对纪纲法度、用人行政等均有涉及，一眼看过去，顺治几如昏君，而顺治朝似乎也乏善可陈。墓前立碑，中国自古有之，明清帝陵前的石碑一般称为神功圣德碑，照例都是为大行皇帝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但直到顺治已死去七年后，他的陵园内仍未建碑，显然这与顺治遗诏中的自责不无关系。

问题是，顺治施政真有这么糟糕吗？

顺治是满人入主中原，定鼎京师后的第一位皇帝，虽非第一代君主，但也相当于开国之君。一般来说，开国之君都是成年人中的卓越者，然而顺治与康熙一样，十四岁就亲政，尚未成年就开始独立治国。正如清史学家萧一山所言：“开创之主，类皆英明权变，豁达大度，故能崛起一方，手定大业。独满朝之顺治，乃以童稚得之……”

顺治亲政前，基本处于失学状态，他自述“无人教训，坐此失学”，直到亲政后，才发现送上来的奏疏尤其是汉文奏疏，自己根本看不懂，“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他深以为耻，从此发奋读书。

古人读书，多为先苦读背诵以稳其根基，顺治亦取此法，每读一本书都要求自己能够背诵。顺治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神童，一般情况下，即便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也需要读上六七遍才能予以强记，然而十天半个月后又都忘记了，于是又要再读再背。他涉猎极广，所看的书既有四书五经、《贞观治要》《资治通鉴》，也有“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甚至还包括明朝时的科举范文集，其中仅科举范文集里就包括几百篇文章，要把它们统统背下来，谈何容易。因为学习过于刻苦，顺治曾经呕血，但从未放弃，他每天五更起读，一天中除了吃饭和料理军事大事外，会一直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顺治的全部学识和理政能力，都是通过边干边学，在亲政后慢慢积累所至，仅此一点，即非常人所能及。他在实际理政中也表现称奇，在他亲政的那些年，国事纷繁，政局很不安稳，他通过“亲宗万几，孜孜求治”，最终使新朝基业得到了初步巩固。萧一山评价顺治“年少有为，能粗立开国规模”，史学大家陈垣对汤若望和顺治的关系有一个比喻，说他们“犹魏徵之于唐太宗”，换言之，顺治亦如“清代的唐太宗”。

康熙亲政，很自然地会想到向父亲寻求经验，在感佩于父亲之伟大的同时，他也发现了父亲真正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好华语，慕华制”。

和康熙学汉文时一样，由于身边充斥着鳌拜等对汉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臣，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大儒求教，顺治也只能以近侍为师。教他读书的是前明宦官曹化淳，曹化淳原籍河北武清，属京畿里八府。清初民间把山东、北京的汉人称为“侉子”，说他们经常讲“侉话”（意思是不上路的话），顺治跟着曹化淳读书，时间长了，连说话都染上了曹化淳的乡音，他于是便戏称自己跟着曹化淳学会了“侉话”。

曹化淳不仅在经史、诗文及书法等方面均造诣不俗，而且督学有方。顺治能够长年如一日地刻苦攻读，以天子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来说，恐怕初期并非他所自愿，或者就是刚开始发发狠，后期也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在这方面，曹化淳功不可没。顺治后来直言不讳地告诉别人：“朕向来读底书，多亏了曹化淳。”

事实上，曹化淳并非一个普通的前明宦官，他在崇祯朝任司礼监头目，司礼监乃明朝内府十二监（即十二个宦官衙门）之首，可见曹化淳当年在内府中地位之高，权力之大。由于深得崇祯皇帝的宠信，曹化淳在崇祯朝除负责批阅外廷诸臣所上章奏，以备皇帝御览外，甚至有资格代皇帝复审案件。这样一来，他能够教授和传递给顺治的，就不会仅仅只是书面知识，必然还包括处理政事的经验、办法以及与明朝有关的汉人政治制度、理念等。顺治之所以对汉文化情有独钟，固然与他长期阅读汉文典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有关，但亦不能忽视曹化淳对他的影响。

大文章

满族并不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在他们之前，蒙古人早就建立过元朝。满族与蒙古族一样，其原先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汉族，满族的人口亦极少，一份资料表明，清初的满族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清朝比元朝显然要成功得多，稳固得多。历史学家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不修政治，拒绝接受在当时来说更为先进的汉文化，而满人则非常注重承袭汉人的道德标准、政治观念以及机构体制，并在政府中大量起用了汉臣。

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尽管皇太极当政时，已初步移植了汉民族政治制度的某些成分，但真正在政治领域内实施汉化政策的还是顺治，他在亲政期间“斟酌往制”，下令除去皇太极时的内三院，仿明制改称内阁，又另设了翰林院，同时对汉臣亦加以重用。

康熙攻读汉文典籍的勤勉程度和受其影响之深，绝不让于乃父，甚至他的汉文老师也以前明宦官为主，再加上政治理念的接近，使得父子俩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达到了高度契合，只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却很难得到辅臣们的认同。

辅臣们的意志最早就显示在顺治的遗诏之中。想想看，既然顺治并非一个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国君，为什么非要在遗诏中把自己描得一团黑？最值得怀疑之处在于，顺治临终前已经是一个处于弥留之际，危在旦夕的重病人，仅能用断断续续的口述方式，对遗诏的书写提出指导性意见，即便偶有反省，其精神状态也不会允许他把一生政治得失清清楚楚，一条一条地都交代出来。

清史学家孟森推断，“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遗诏虽然带着孝庄的烙印，同时孝庄对顺治推行汉化政策也不是很赞同，但她绝不可能对顺治的各项施政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加以指斥。遗诏实际体现的是辅臣们的施政纲领，他们用“十四罪”对顺治的政策和业绩进行彻底否定，把顺治的遗诏变成“罪己诏”乃至“问罪檄”，为的是给他们的守旧路线规范道路。

从辅政时期开始，一直到鳌拜专擅，包括鳌拜在内的辅臣们以遗诏中的“十四罪”为由，将顺治朝实行的开明政策完全抛在了一边，他们罢除内阁、翰林院，重新恢复内三院，同时又废止顺治重用汉臣的举措，降低汉官职级。在辅政体制下，满官完全把持了各职司大权，许多满洲贵族在上朝时都对汉族的文人学士爱搭不理，嗤之以鼻，包括汤若望案也是这一时期开历史倒车的一个标志，因为从那以后，顺治朝所采用的“时宪历”便被明初的“大统历”所替代，尽管后者错误百出。

康熙看透了这一点，1668年2月，亲政仅仅五个月后，他就下令为顺治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碑文以康熙的口气，对顺治进行了高度评价，称“我皇考无一日自遐逸”“以精明理政务，以仁厚结人心”，褒扬顺治“虽尧舜之德，汤武之功，何以尚兹”“中国有圣主出焉”。

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孝陵神功圣德碑”并非像一般“神功圣德碑”那样泛泛颂扬，或只停留于颂扬，而是针对顺治遗诏中的“十四罪”进行了逐一驳斥。比如“十四罪”中说顺治信任汉官，以致满官无心任事，有违“首崇满洲”的国策，碑文则强调，清王朝是大一统的全国政权，清帝是“天下人民之主”，自然应该“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所以顺治如此为政，不但不违背“首崇满洲”，而且还是“大清受命”的正确施政。

既然是对顺治的重新评价和褒扬，孝庄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应该指出的是，孝庄和康熙的关系不同于她和顺治，祖孙间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在思想上不光是孝庄影响康熙，康熙反过来也影响孝庄。从康熙亲政后孝庄的言行来看，她实际已没有顺治朝时那么保守，已逐渐能够理解和接受“首崇满洲”原则下的“满汉一体”。最重要的是，她很清楚康熙立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是冲着迟迟不肯归政的鳌拜、遏必隆去的。

相比于当年顺治还未亲政之时，康熙的处境要有利得多，毕竟他已经亲政，鳌拜等人不过“仍行佐理”，当隐忍到一定时候，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皇权来做一做文章，而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正是康熙亲政后所做的第一篇大文章。

看到康熙在政治态度上与鳌拜等人划清了界限，支持者们迅速向他聚拢过来。这里面，汉臣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户部尚书王弘祚、兵部左侍郎黄锡衮、左都御史冯溥、侍读学士熊赐履等，其中除王弘祚原为前明官吏外，其余三人均直接入仕于清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到鳌拜及其同党的排斥和打压，对鳌拜非常不满。

旁敲侧击

与汉臣相比，站在康熙一边的满臣要少得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旗内部争斗激烈，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都带有这种背景，此后敢于反对鳌拜的人已经很少。冯溥、熊赐履等皆为汉臣，汉臣没有资格参与八旗争斗，也触犯不到鳌拜在八旗里面的切身利益，所以尽管鳌拜对他们很不爽，但并没有像对苏纳海、苏克萨哈那样赶尽杀绝，他们也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在康熙最需要的时候，又是索尼家族向他伸出了援手。索额图，索尼的第三子，初为一等御前侍卫，后任吏部右侍郎。由于赫舍里氏的关系，索额图成了康熙的叔岳父，对于鳌拜的专擅，他也十分不满。由于索额图是皇亲国戚，鳌拜若想予以加害，必须多出不少忌讳，同时康熙找他密谋也比较方便，所以被康熙引为心腹和奥援，作为主要谋臣和策士使用。

常在权斗场中厮杀，鳌拜的政治嗅觉不可能不灵敏。尽管康熙在建碑的当月，即封他为太师，其子那摩佛被封为太子少师，但不论是建碑这件事本身还是康熙的言行，都可能会让他感觉到有哪里已经不太对劲。

清代笔记中记载，有一次鳌拜前去上奏，见康熙正在阅读儒家经典，便很不高兴地对康熙说：“我盛清自有制度，皇上应该读喇嘛经（佛经），而不应该读儒生的歪理邪说。先帝不嫌臣不才，让臣训诲皇上，臣愚以为，皇上应该体察先帝圣意，屏儒进释（即屏弃儒学，信仰佛教），这样才不致辱没祖先的功业。”

鳌拜口口声声地把“先帝”放在嘴边，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就不理解也不愿执行顺治的政治理念。康熙笑道：“彼一时，此一时，如今我盛清已据有中原，却还说不读孔子书，没有这个道理。据朕想来，三教九流都可不分高低，卿为什么见解如此狭隘呢？”

康熙的话把鳌拜给惹怒了，他气呼呼地说：“皇上初政，就不接受微臣的忠谏，臣以后再不过问国事了！”说完拂袖欲退，康熙赶紧叫住他，耐心劝导：“卿傅（对鳌拜的尊称）不要这样，朕不是一个听不进劝谏的君主，但读儒书确实不是什么坏事，卿傅您冷静地推敲一下，想想我这么说是不是有道理？”

鳌拜听了面有惭色，但却心有不甘，本来都要转身离开了，又回过头对康熙说：“皇上请将臣的话拿去让大臣们共同讨论，如果他们都认为臣说的是错的，臣甘愿受刑，以谢皇上。”康熙听了仅一笑置之，尽管鳌拜仍摆出一副纠缠不休的样子，但见康熙已闭口不言，只得悻悻然退了出去。

相对于处理苏纳海案时的一筹莫展，处理苏克萨哈案时的矛盾纠结，以及面对诸王大臣集体免冠跪请时的精神恍惚，这一阶段的康熙开始显得稳健而老练。御门听政时，有人提出恩诏中误赦一人，大学士李霨认为“既已误赦，那就算了”，康熙不同意，说：“不小心把人放掉可以说算就算，那么如果杀了人，还可以说算就算吗？”

康熙与辅臣共听读本，鳌拜却私下闲谈，心不在焉，康熙立即斥责道：“这里面关系到民命，不能不慎重。你们都曾经在军队效力，披甲打仗，所以对杀人不在乎，朕则一定会倍加慎重。”

康熙两次谈到“杀人”的问题，实际是在对鳌拜旁敲侧击，表明他对于鳌拜抗旨冤杀苏克萨哈等人的事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也是康熙自亲政以来，首次对鳌拜进行针锋相对的直接批驳。朝中正直之士为此大受鼓舞，李霨虽然挨了康熙的批评，但知道皇上是意有所指，所以仍非常高兴地称赞说：“皇上此谕，诚可昭垂万世。”

1668年9月，侍读学士熊赐履上疏称“朝廷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引用宋朝大儒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点明关键在于鳌拜。显然这是在康熙的鼓舞下，支持者们所发出的共同心声。康熙看完奏疏后暗中高兴，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同时也为了保护熊赐履等人，他故意对熊赐履加以申斥，说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还故弄玄虚地声称要给以处分，但过后就不了了之了。

康熙的敲打和熊赐履等人的明嘲暗讽，毫无疑问给鳌拜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鳌拜不是多尔衮，无论从其所处地位还是拥有的实力来说，都缺乏策划政变乃至篡夺皇位的主观愿望及其可能性，他折腾来折腾去，目的还是仅限于以相权排斥君权，以便做一个“真正的宰相”。

至于鳌拜为什么历事三朝，对皇太极、顺治都能做到忠贞不贰，却唯独与康熙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有人分析，其中不能排除感情因素：皇太极是鳌拜的故主，鳌拜跟着皇太极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也见识了皇太极的雄才大略，自然对他忠心耿耿，一片赤诚；鳌拜辅佐顺治时，皇太极对他的余威、余恩犹存，顺治又是他力争所立，为此还遭到了多尔衮的迫害，他对顺治自然也能做到忠心耿耿，坚守臣节；可是到康熙就不一样了，此时鳌拜已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小皇帝就左看右看，无论怎么看都不顺眼了。

别无选择

不过无论有多么看不顺眼，鳌拜也明白，随着小皇帝年岁渐长，被逐渐证明能够独立处理政事，他作为辅臣的价值已大打折扣。古人云“鸟尽弓藏，功成身退”，这种时候请辞归政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哪里舍得自动放弃已到手的权力呢！

一天，鳌拜请求康熙封授其族人中的一位长者。这位长者曾奉皇太极之命征战朝鲜，并立下过战功，但在康熙登基前，朝廷早就按最高规格对他进行了表彰，鳌拜只是将他的事迹和战功加以夸大，重新申请一次而已。康熙当然不能同意，给鳌拜解释一番后对他说：“朕不敢打破祖宗朝的定例，望卿自爱。”

不料鳌拜却不接受，还大肆申辩，说什么我受顾命重托，可是却不能替长辈拿到一个本该属于他们的荣誉，太丢脸了，如果今天皇上真的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我就将痛哭于文帝之陵（文帝指皇太极），不能再在皇上你的左右侍奉了。

康熙心里倒真希望鳌拜马上辞职去守陵，那样他做梦都可能笑醒，但鳌拜明摆着只是嘴上说说，目的是借以要挟，他对此既厌恶又无奈，只好说：“朕另外有旨，卿傅（指鳌拜）不用着急。”

康熙不过是敷衍之词，鳌拜却以为康熙已经批准对鳌拜的族人进行封赏，当即谢恩，显得十分受用。

这是清代掌故中关于鳌拜的一则逸事，细节尚待考证，让人感兴趣的是，鳌拜为什么明知他的族人不合要求，还硬要替他向康熙讨要封赏？要知道，就算最后讨到这个所谓的封赏，于鳌拜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益。

或许，这则逸事所透露出的，正是鳌拜那个时期的一种微妙心理，即他对于自己所处的“相位”既惴惴不安，但又心存幻想，不肯舍弃。替族人讨要封赏看似胡搅蛮缠，实际是鳌拜减轻自己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不合规矩，但经过争取还是通过了，说明小皇帝仍然离不开他，他对小皇帝也仍具有控制力，这样一想，岂不是觉得安全多了？

鳌拜也不是没写过辞呈。他总共写了四次，前两次都自己改变主意，把已经写好的辞呈给收了起来。第三次写辞呈的时候，他将草稿送给遏必隆看，遏必隆向来都是鳌拜干什么，他跟着干什么，遂也写了一个辞呈交给鳌拜，好让鳌拜一并上呈。

就要交上去了，鳌拜却又说不行不行，这次辞呈里的有些话，在前两次辞呈中也有，好像不太妥当，还是删掉为好，于是他把辞呈做了删节，重新送给遏必隆看。遏必隆见状，只好依葫芦画瓢地也对自己的辞呈进行修改，然后再送给鳌拜。

鳌拜平日里粗犷不拘，他不识汉文，即便对于满文，也很少字斟句酌，像这样为辞呈内容大费心思，与遏必隆反复琢磨修改的例子甚为少见，从中不难想见其在归政压力下犹豫瞻顾的矛盾心理。

最终，鳌拜还是没有把反复修改的辞呈送上去，因为贪恋权位，不愿迈此一步，他失去了体面下台和让皇帝予以宽恕的最后机会。

康熙别无选择，只能加快清除鳌拜的步伐。如果说在此前的宫廷权斗中，孝庄一直是幕后编剧和导演，而康熙一直是主要演员的话，从这时候起，就轮到他独立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了。

自古擒贼先擒王，如果能首先将鳌拜拿下，不仅可以对其集团起到瓦解作用，而且可以把惊动面降到最小范围，但要捉拿鳌拜绝非易事。鳌拜武艺精湛，年轻时孔武有力，久经战阵，号称“满洲第一巴图鲁”，其时尽管已经七十岁，然而依旧精力旺盛，行动敏捷。更重要的是，鳌拜集团的势力已深入负责皇帝安全的侍卫处内部。侍卫处共设领侍卫大臣六人，内大臣六人，鳌拜家族占了三分之一，其中鳌拜及其子那摩佛是领侍卫大臣，其弟巴哈、侄子塞本得是内大臣。清宫侍卫主要由上三旗的子弟充任，不少侍卫见鳌拜位高权重，且已在上三旗中居于绝对优势，都对他惧怕几分，一等侍卫阿南达因此沦为鳌拜党羽，每次进奏时为吹捧主子，都称鳌拜为“神人”，对之赞不绝口。

既然侍卫不能被普遍信任和依赖，康熙决定从侍卫和拜唐阿（满语，皇宫无品级的管事人员）中挑选忠实可靠、强壮有力者，以“扑击之戏”为名，另外组织一支亲信卫队，用以完成擒拿鳌拜的使命。

第一场大仗

1669年春暖花开之季，在紫禁城太和门内的广场上，出现了一群与康熙同龄的少年（康熙当年十六岁），这些少年就是康熙精心挑选出的卫队成员，他们还有着另外一个听上去颇为亲切的名字——“小布库”！

布库即所谓的“扑击之戏”，也称撩脚。这是满人的一种角力游戏，方式是两人徒手相搏，以角力决胜负，直至将对方摔倒为止。清王室提倡布库向有传统，究其缘由，首先是为了训练士兵，所谓“布库诸戏，以习武事”，其次，因为蒙古人也很喜欢布库，所以它又成为清廷与蒙古诸王团结交好的工具，满、蒙跤手经常相互进行切磋和联欢。

康熙将新成立的卫队命名为善扑营，天天将小布库集合在一起练习摔跤技术，有时甚至他自己也会参加进去。鳌拜是八旗老军人，八旗军中经常开展布库比赛，军中“分左右翼，令其角胜负，负者罚牛羊”。鳌拜以前在军中见多了，他只以为康熙年少幼稚，新近爱上了这种新游戏，所以丝毫不觉得奇怪，即便上朝奏事时看到，也从不加以戒备。

清人笔记中记载，某次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亲自到其府邸问候。当康熙走进鳌拜寝室时，御前侍卫和托见鳌拜神色可疑，于是急步上前，揭开床榻上的席子，赫然发现席子底下竟藏着一把刀！

场面立刻变得极度尴尬和紧张，所幸康熙从容镇静，不仅不慌不怒，反而笑着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说完便起驾回宫了，回宫后即以下棋为名，急召索额图商量对策，同时派亲信控制了京师的卫戍权。

有人认为此事表明鳌拜欲对皇帝图谋不轨。其实这是一种夸大附会的说法，正如康熙所言，刀不离身乃满人的传统习俗，鳌拜并不是带刀进宫，在他自己的寝室内，就算身边有刀，亦不足以证明他有行刺康熙的企图。不过在这则故事中，鳌拜的跋扈、康熙的机智应变以及两人之间外松内紧的关系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康熙召索额图入谋也被史实所佐证——1669年5月，索额图自请解除吏部右侍郎之职，重新担任一等御前侍卫，效力于康熙左右。

索额图过去一直担任侍卫，其威望足以慑服上三旗的许多其他侍卫，他自愿从二品的侍郎降至三品的御前侍卫，显然负有双重职责，即保护康熙和就近统率善扑营，这也意味着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康熙生平的第一场大仗，只能胜不能败。实施行动前，他将鳌拜的重要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以削其势，如将鳌拜胞弟巴哈派往察哈尔审理案件，将鳌拜侄子、侍卫苏尔马派往科尔沁，将鳌拜党羽、工部尚书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根据专家考证，康熙下令擒拿鳌拜及其主要同党的准确时间，是1669年的6月8日。当天，康熙亲自对善扑营及部分宫廷侍卫作动员部署，他面向众人，严肃地发问：“你们都是朕得力的老部下，现在到了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是害怕朕呢？还是害怕鳌拜？”众人齐声回答：“只畏惧皇上一人。”于是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行，同时召鳌拜进宫，“立命擒之”。

南书房位于乾清门内西侧，乃康熙平时读书学习的场所。当鳌拜入内觐见时，宦官将一把椅子端来给他坐，鳌拜也就像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坐了上去，他不知道，这把椅子的后腿事先已被弄折，是重新安上去的。

接着，康熙命人给鳌拜献茶，这只茶碗事先用开水煮过，很烫，鳌拜拿不住，茶碗一下子便掉在了地上。摔碗即是信号，侍立在鳌拜身边的宦官趁机拉了一把椅子，椅子腿再次折断，鳌拜猝不及防，当即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康熙就大声呵斥道：“鳌拜你好大胆子，敢对朕无理！”早已埋伏在书房周围的小布库们应声而出，一拥而上，将鳌拜擒住。

“南书房擒鳌”主要见于清人笔记。按正史所载，鳌拜在跨进宫殿门槛的一刹那间，就遭到了小布库的突然围攻。鳌拜武功高强，尤其是膂力惊人，据说他曾一箭射在正阳门上，十来个侍卫一起拔都拔不出来。不过那说的应该是鳌拜正值壮年的时候，此时的他已是古稀之年，不可能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小布库相比鳌拜虽然人小力微，但他们都经过训练，可以用布库特有的灵活步法和多变攻法减少自身劣势，加上人多势众，鳌拜自然只能束手就擒。

布库小儿擒拿鳌拜，是清代最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故事之一，它被编成剧目，以后每年宫中过年过节，都要上演，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善扑营则一举成名，发展成为具有正规建制，且只听命于皇帝的宫廷内卫部队，其保留技能“北平跤”（也称“满人摔跤”）即源于布库。

善扑营奉命擒拿鳌拜成功的同时，还逮捕了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随即，鳌拜死党、兵部尚书噶禇哈和大学士班布尔善也应声落网。在拔掉这些钉子后，考虑到兵部势位重要而满汉尚书均已出缺，康熙任命支持王弘祚为兵部尚书，用以稳定大局。王弘祚本已被鳌拜集团罢免官职，排挤出朝廷，但由于鳌拜、班布尔善等人已经就擒，此项任命未遇任何阻滞，当天即发科抄，成为康熙清除鳌拜集团后的首次人事任命。

一败涂地

鳌拜虽已就擒，然而在其多年经营下，同党早已遍及宫禁及中枢要津，因此智擒鳌拜之初的首要工作，尚非颁布谕旨，向臣民公布其罪状，而是捕拿鳌拜同党。

经过整整两天的紧急抓捕，鳌拜在京任职的不下二三十名同党被缉拿归案。鳌拜集团一度势力惊人，但自康熙下令擒拿鳌拜及其同党的那天起，抓捕行动未曾遇到任何武装抵抗，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说明准备工作确实非常周密细致。作为组织者和指挥者，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尽显其冷静沉着、敢作敢为的一面，在有清一代受到高度称颂：“非神武天授，其孰能与于斯？”

鳌拜案中的涉案人员皆为满洲世家，社会关系广泛，为了防止他们之间互相串联，生出不虞之变，康熙做出了将人犯宗族家属“尽行监禁”的决定。与此同时，他亲自拟就了鳌拜罪状初稿，交议政王大臣及索额图等人讨论修改，准备作为正式谕旨予以公布。谁料由于事变突然，议政王大臣们被吓得噤若寒蝉，当着康熙的面全都嗫嚅不言。康熙见状，只得和索额图等亲近人员对罪状初稿进行修改。初稿中原定鳌拜十二款罪，经过反复推敲，多方斟酌，其中的六款罪被删除，主要包括：强令黄、白两旗换地；圈占民地；诛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以及苏克萨哈全家。

不是因为这些内容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正是鳌拜的主要罪状，之所以予以删除，乃是它们牵涉面过广，过早宣布易引起八旗内部乃至京畿一带的激烈动荡，不利于政局稳定。

1669年6月14日，康熙向议政王大臣正式公布了鳌拜罪状，包括初稿所定罪行在内，一共有七款，讲的都是鳌拜如何结党擅权以及眼里没有皇上，没有提到圈换土地和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等重大事件。

这时议政诸王都已清醒过来，康熙的伯父、康亲王杰书带头表示支持康熙拿问鳌拜，并与其他亲王贝勒一起遵旨勘问，列鳌拜三十大罪，康熙已经删去的那些罪状也被重新罗列了进去。

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鳌拜及其主要骨干情罪重大，皆应正法。决议上奏康熙，康熙又奏报孝庄，祖孙共同商量出了一个仁至义尽、合情合理的处分决定。

在宣布处分决定前，康熙再召鳌拜亲自审问。鳌拜在一败涂地的情况下，早已没了往日那种嚣张跋扈的气焰，他承认情罪俱实，无可抵赖，只求康熙能念在往日功勋的分儿上免其一死。

为了能够打动皇帝，当康熙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时，鳌拜突然揭开自己的衣服，露出了当年为救皇太极而留下的累累伤痕。鳌拜曾是康熙年幼时心目中的英雄，孝庄给他讲的鳌拜舍身搭救祖父的故事，更给予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如今看到这些袒露出来的伤痕，康熙不由大为动容，遂下令赦免鳌拜死罪，改为终身监禁（后死在了狱中）。

当然，康熙赦鳌不会真的只是他的临时决定，而更可能是事先与孝庄共商的结果。辅政期间，鳌拜于政治、经济诸方面并不是全然没有作为，除此之外，他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情况，也没有恶性的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篡逆野心，据此以功抵过，所以尚可以保住性命。

6月23日，康熙在历数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般罪行之后，当廷宣布处分决定。除圈禁鳌拜及其一兄、一子，处死班布尔善等九名死党外，其他概予从宽，或减罪，或免职留任，或免于查处，就连遏必隆也被“免其重罪”，得到宽宥。

在鳌拜擅权期间，凡受其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均分别情况一一予以平反昭雪。康熙亲自批示：恢复苏克萨哈世职，由其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儿子苏常淑承袭；苏克萨哈族人白尔赫图在冤案中一同被害，亦恢复世职，由其子白尔肯承袭；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追赐谥号，按法定礼仪祭葬，又送三大臣的儿子入监读书，并分别给以官缺。

对鳌拜集团的处理，涉及权力更迭，人事关系甚为复杂，但康熙仅用十天时间就干净利落地处理完毕，而且法外施仁，颇得民心，这些都表明年轻的皇帝确实已日趋成熟。

康熙时代

对于十六岁的康熙来说，1669年这一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随着辅政体制的彻底终结，属于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康熙时代”开始了。

在清除鳌拜集团前，康熙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即预示他下定了与以辅臣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分道扬镳，重新恢复顺治朝开明政治的决心。1669年8月，南怀仁等三名传教士为汤若望等人鸣冤叫屈，礼部接到诉讼后予以驳回，康熙对礼部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进行重审，并要求将“是非议明”。

汤若望案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首告杨光先都从未能够提供任何确凿证据。最为可笑的是，杨光先并不懂治历，当朝廷要他去钦天监任职时，这位老兄只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加以推托。朝廷不准，硬让他当上了钦天监监正，结果他在推算时错误百出，连闰月都能算错。杨光先曾经大言不惭地狂言“宁可使中夏（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鲁迅幽默地评论道：“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也学不好的。”

“汤案”以前碰不得，系因它为鳌拜等人所定，如今鳌拜已经倒台，皇帝又下达了要求将“是非议明”的旨意，自然不难查清。康亲王杰书很快就领衔奏复，报告汤若望案确属冤案，汤若望等人“并无结党乱行之处”，乃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诬告”。

汤案终于得以昭雪，案中的所有受害者都“照原官恩恤，其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各复原职”。议政王大臣会议原拟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康熙念其年老，才加以宽免，此人后来也病死于被遣回籍的途中。

此时汤若望已经去世，康熙下旨恢复其原官衔，重赐“通微教师”称号（原为“通玄教师”，因避康熙御讳而改）。12月8日，他赐地厚葬汤若望并为之撰写祭文，下葬之日，还亲自随同孝庄莅临墓前致祭。

1670年10月，康熙“命改三院为内阁”，接着又重新设立了翰林院，至此，由顺治朝开始的内阁和翰林院都成了定制。与此同时，对于父亲的施政，康熙也不是无条件地予以认同和继承。顺治生前对太监过于放任，康熙则始终对宦官干政保持着足够警惕，康熙一朝，宫中太监不仅数量少，而且管理十分严格。太监们平时不允许随意出宫，如果有事请假出宫，白天出去，晚上一定要回来。

在康熙看来，太监不过是宫中的奴婢仆从，和洒洒水扫扫地的用人无异，根本没有资格也不能让他们干预政事。他和身边的一些御前近侍太监关系很好，但也只会让他们干些跑腿打杂的事务，平常大家说的都是“家常闲谈笑语”，而从不涉及国家政事。

太监会干政，其他近侍也会。辅政期间，辅臣们借顺治遗诏对太监势力进行清除，上三旗包衣趁势而起，特别是鳌拜擅权时，不少官员往往勾结宫中包衣，形成了“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的歪风。康熙严禁近侍干政，并郑重宣布以后如果谁再不遵禁例，“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孝庄身边的近侍——尽管康熙十分尊重祖母，但他绝不允许别人通过这一特殊渠道来干预政务。

鳌拜擅权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让他知道，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做到指挥如意，得心应手。一俟擒拿鳌拜，康熙就立即收回了辅臣原有的代为批红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从无代书之人，直至晚年，在右手因患病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他宁可用左手执笔批旨，亦“不假手于人”。

康熙从鳌拜事件中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教训，是不能坐视大臣们怀挟私仇，互相陷害。自鳌拜倒台后的三四十年间，再没有发生过大臣相互攻讦的事，更不用说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那样的惨剧了，康熙后来很是欣慰地说：“此一端，朕心颇以为善！”

宦官、近侍不能干政，又无大臣互讦，这就让内阁大学士的职能得到了正常发挥。康熙废除辅政体制后，首先对内阁中的满人大学士进行了调整，索额图因功由一等侍卫迁升内三院大学士，恢复内阁后，他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像其父索尼生前一样，成为了内阁直至朝廷中最有权势和声望的大臣。

顺治时期的内三院大学士已逐渐形成“三满三汉”对等制度。一般来说，汉人比满人的学问要好，而在汉人中，南方人比北方人的学问又要更好一些。康熙比较重视推动南人入阁参政，他的办法是先从翰林院中选拔南人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者主要帮助皇帝学习汉文化，也用来咨询时政，虽然官职并不显要，但升迁较快。以熊赐履为例，他是湖北孝感人，首任翰林院汉掌院学士，在康熙亲政初期，他因一再上言针砭鳌拜而受到康熙的器重。鳌拜倒台后，熊赐履充日讲官，每日在殿上为康熙“上陈道德，下达民隐”，康熙也“每虚己以听”，几年后，终被超授为武英殿大学士。

至康熙朝中期，内阁共有大学士六人，其中两名满人，四名汉人，四名汉人中，南北汉人各半。这是康熙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结果，体现的是满汉联合，南北汉人共同参政的政治理念。在全新的体制下，大学士们以不致重蹈辅臣覆辙，侵犯皇权为前提，应皇帝要求积极赞襄机务，使内阁真正起到了中枢机构的作用。

三藩

满人在入主中原之前，整个民族只有数万人口，加上蒙古、汉军也不过十几万，而明朝却拥有亿万人口和上百万军队。退一步来说，就算八旗军能够以寡敌众，取得军事上的彻底顺利，面对明朝总计一千多个县的广大地域以及满汉完全不同的语言习俗，他们也无力施以统治。明乎于此，皇太极在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基时，便打破“本朝罕有以异姓封王者”的惯例，按照“招徕汉人、以汉治汉”的国策，将3名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全部封王，时称“三顺王”。

史载，清朝“开国时，明之降将，封王者四”。除三顺王外，第四个降清并被封王的明朝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吴三桂降清最晚，但实力最强，加上有献关之功，清廷不仅封他为平西王，而且让他凌驾于其余降将之上，“位望出诸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

“三顺王”名义上隶属八旗，但实际上是独立部队，平西王吴三桂也是独自成军。清军在清初时主要还是靠自己人打天下，征战主力为宗室王，异姓王不过是起了一个向导和帮手的作用，凡有征战，“四汉王”皆隶属宗室王之下。等到清军大举南下，向南明政权和农民军发起进攻，正如皇太极当初所预计的那样，八旗军本身的兵力终于不敷分配，同时八旗主要是骑兵，也不习惯在南方的山林沼泽地区作战，于是四汉王便成了朝廷所必须依赖的武力。

顺治末年，“世祖（顺治）令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之子）统兵南下，以清宇内”。南方的战争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孔有德首先阵亡，其子也被杀，由于无子袭爵，汉人“四王”变成了“三王”。顺治十六年即1659年，吴三桂等统兵攻占云南省城昆明，从此，两广、云贵基本平定，中原大部得到统一。

朝廷要的自然是“四方平静干戈息”，可对于靠沙场征战来获取勋绩的开国功臣而言，这却未必是件好事。别说三王终究是汉人，满汉之间的鸿沟实难逾越，就是在过去的中原王朝内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几乎是个普通现象。“三汉王”中，吴三桂最早有“藏弓烹狗”式的焦虑，攻克昆明后，经略西南的洪承畴将北还回京复命，他特地向洪承畴请教“自固之策”。洪承畴老谋深算，是一个张良式的智囊人物，同时也是降臣，和吴三桂等人可谓同病相怜，当吴三桂倾心向他就教时，他当即告之，若想永固，便“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吴三桂听罢幡然领悟，“顿首谢”。

洪承畴回到北京，即以南方边陲难以平定为由，建议朝廷援引明朝封黔国公沐英世世代代镇守云南的先例，移封藩王到云南长久坐镇。当时全国虽然已经基本统一，但所攻占地区尚未稳定，从西南的云贵边陲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都有抗清武装在活动和待机反攻，“三汉王”也已实际担负起当地的藩卫任务，顺治认为洪承畴言之有理，遂接受他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驻镇广东，耿继茂驻镇四川（次年改驻福建），由此形成了“三藩”分镇南疆的局面。

借助于统一战争，三藩获得了扩张和壮大自己实力的机会。一直到统一战争结束的次年，即1660年，三藩军队仍在不断扩充，增兵必然添饷，朝廷建议吴三桂裁撤驻云南的军兵，吴三桂不干，他按照洪承畴的点拨，主动找“事”做，请求发兵入缅甸擒拿南明永历皇帝，如此一来，不仅不用再裁兵减饷，还从朝廷额外要到了一笔入缅所需的饷银。

吴三桂心狠手辣，如果说擒拿永历只是为了免于裁军，在永历被俘后，为了进一步取得清廷的信任，达到自固自保的目的，他又决定将永历就地斩首于昆明。反倒是随征的两名满洲大臣看不过去，说：“永历也是一个国君，保他全尸为好。”在他们的坚持下，吴三桂才下令缢杀永历，好歹给这位南明最后一个皇帝留了个全尸。

因剿灭南明和擒杀永历之功，吴三桂被晋封为平西亲王。过去亲王的爵位只有满洲皇室亲贵才能受封，这是清廷于册封汉王之后的再一次破例，在清朝历史中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接着，他又得以在云南之外兼管贵州，后经其疏请，更获准在云贵两省总督、巡抚的敕书中撰入“听王节制”四字。

至此，吴三桂真正成了云贵两省的主宰，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南王。当时云南盛传一句俗谚，“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乍听起来，颇让人觉得既疑惑又好笑，实际却是吴三桂结党营私，培植地方集团势力的最形象比喻——云贵凡知县以上官员上任，循例必定要拜谒平西王府，吴三桂只要看到才望素著及仪表伟岸者，就会让他的女婿胡国柱出面，诱其签字画押，卖身至藩下，并视其才能给以身价银，多者数万，少者亦有百余两。

不仅如此，吴三桂还委任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凡有官缺之地，他所选官员往往先吏部所选之官上任，朝廷也只能任其自由，莫可奈何，外界称之为“西选”。在吴三桂权势达到顶峰时，这种“西选”的官越来越多，云贵川黔的武将尽为吴三桂所选派，他一度还想遥控陕甘，将势力伸展到全国各地，因此又有“西选之官半天下”一说。

不可不撤

清代用兵，辄授王公大臣为大将军，让他们作为一方主帅出征，因大将军权势颇重，所以仅系临时性派遣，事毕即须解除职务，将印交还。吴三桂于顺治末年挂大将军印出征云贵，攻打南明永历政权，可是在占领云贵，擒杀永历后，他却没有照规矩归还大将军印。

康熙二年即1663年，主持朝政的辅臣们商量一定得把印收缴回来。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先前已被顺治召为额驸，娶顺治的堂妹建宁长公主为妻，其时正陪伴公主住在紫禁城内，于是他们便派内大臣对吴应熊说：“以前永历在缅甸，边疆多事，所以朝廷才把大将军印交给你父亲，为的是重其事权。如今天下大定，你父亲仍据大将军印不还，这是为什么？”

吴应熊心里明白内大臣说的这番话并非其私见，而是代表着朝廷的意图，同时看似规劝，其实话里话外已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这无疑比收印本身更让人感到不安。他立刻向吴三桂进行转达，吴三桂也从中意识到自己非但已失宠于朝廷，而且已见疑于朝廷，如果再顶着压力置若罔闻，绝不会有好果子吃，至此他才怏怏不乐地奏还大将军印。

还印事件既是朝廷和吴三桂关系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双方斗法的起点。1666年，朝廷开始限制“西选”，凡吴三桂题补各官，多不准行。吴三桂的亲信谋士们据此认为：“朝廷疑王矣，王当为自全之计。”吴三桂自己心里也惊疑不定，便采取了具疏试探的方法，上疏说：“今天下大定，文官仍听吏部诠选，臣不敢题请。”殊不料朝廷来了个顺水推舟，正好将吴三桂的用人题补之权裁了个干干净净，之后凡云贵、广东、福建文武官吏的升降、调动，一概收归吏、兵两部管理。对此吴三桂虽“具疏佯谢，中实怨望”，以致将所有到云南任职的部选官员都“指为外人”。

1667年，康熙亲政。在此之前，“三藩问题”就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还是在顺治去世的时候，吴三桂入朝哭临，随行人马浩浩荡荡，当他们到达京城附近时，把道路都给堵塞了，沿途居民纷纷躲避。朝廷恐怕发生意外，只好在京城外临时张幕设奠，让他完成哭临仪式。

此情此景都被康熙看在眼里，他由此认识到三藩久握兵权，早已到了心生骄妄，不知敬畏的程度，若不及时加以扼制，必生事端，他后来回忆道：“朕从小就认为三藩气焰嚣张，不可不撤！”

康熙即位特别是亲政后，对于三藩的割据独立状态越加注意和警惕。吴三桂以云贵为独立王国，与之相比，其余两个藩王虽然只能独领军职，“官评、民事、诉讼、钱粮仍归地方官各循职掌料理”，但也都各自拥有重兵，广东、福建亦等同于他们的私人地盘。

除此以外，三藩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割据状态，在把持驻地财源的同时，还不约而同地借机制造战乱，使得地方上始终不得安宁，由此又使得庞大的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在军事最为紧张的时期，三藩一年耗饷曾达到惊人的两千余万两，而当时清廷全年税收也只有三千余万两，遂惹得举朝惊呼：“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

有人预言，要都像这样，耗天下财力物力之半来供养三藩，长此以往，国家终将被弄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因此称三藩“毒痡天下”。事实上，在康熙初年，这一迹象已有所显示，其时社会经济凋敝，百姓生业无着，日陷贫困。明遗民吕留良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另一位清初学者唐甄也说：“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尽管他们的评论多少都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和主观倾向，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描述大抵不差。

康熙一词的汉文意思是安定太平，让百姓安居乐业。康熙即位不久，有一次孝庄在百官面前问他有何愿望，他的答复也是：“臣没有别的奢望，只愿天下治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三藩割据独立，加剧了社会的混乱状况和经济危势，已成为康熙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大障碍，势必要进行处理，为此，他把三藩与河务、漕运并列，作为朝廷首先要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计划纲要写成条幅，悬挂在寝宫的柱子上，以便早早晚晚随时都能看到。

削藩

在“为政三大事”中，三藩被康熙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要想解决三藩问题，撤藩似乎是最干脆和最便捷的，但却又显得最不现实。康熙熟读史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三桂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

吴三桂等人学的是唐朝的藩镇割据，他们可不像宋朝的开国功臣那么好打发，很难指望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让他们知情识趣地主动把兵权交出来，然后告老还乡，弄得不好，还可能激而生变，出现各种难以预测的后果。怎么办？首先康熙只能采纳大臣们的建议，继续削减三藩的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

吴三桂乃最强之藩，也是康熙削藩的主要目标。1667年，康熙令吴三桂与云贵督抚、提镇酌情裁兵，共节省额饷百余万两。接着，在继裁夺“西选”后，又决定收回吴三桂“总管滇黔”的权力，并将此意明示吴三桂。吴三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以“目疾”为名，具疏请求解除其云贵两省事务。他的奏疏中带有明显的试探和要挟意味，可是这一伎俩并未奏效，康熙立即降旨，在说着“王久镇严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之类客气话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收回了吴三桂总管滇黔两省的特权。

虽然一样是弄巧成拙，但与“西选”之权被裁夺相比，此番给予吴三桂的打击更加非同一般。吴三桂气急败坏，一边煽动部下在边境制造事端，一边让其同党出面为之鸣不平。一时间，云贵总督、云南提督、贵州提督纷纷上疏，强调吴三桂的功劳如何如何大，而“苗蛮叵测”，固守云南也非他不可，总之，众口一词，都是“请平西王吴三桂仍总管滇黔事务”。在这其中，云贵总督卞三元的奉疏尤其言辞激烈，甚至以边疆不靖为由，威胁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来自西南地方的压力，康熙毫不退让，他降旨答复说，西南地区已经平定，如果让“王”（指吴三桂）再料理云贵事务，将使“王”过于操劳，于其身体健康不利，再者，解除云贵事务本身也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朝廷只是予以批准罢了。

至于督抚们所担忧的“苗蛮叵测”“边疆不靖”，康熙说你们不要低估了吴三桂的觉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他不但坚决不同意吴三桂留任云贵总管，随即还做出了藩王下属人员不得任督抚的规定。

卞三元等人的集体上疏，让康熙意识到吴三桂对云贵督抚的控制和影响力，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将云贵两省的巡抚双双进行撤换。被撤换的两名巡抚分别执掌云贵抚院已达七八年之久，他们的下台引起了卞三元的不安，次年他便托言归养老母，请求引退，康熙当即命准，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昆任云贵总督，试图牵制并逐步取代吴三桂。

虽然康熙以吴三桂为重点，对三藩势力逐步进行了削弱，但三藩问题的核心即军权始终没有受到真正触动。有一次，康熙给广西将领马承荫下了一份诏书，马承荫顺从地跪下来接旨，但他的下属却惊讶地说：“难道我们的将军还要对其他人下跪吗？”

马承荫是孔有德旧部、广西提督马雄之子，这件事因此给康熙造成了不小的震动：马承荫之辈的势力尚远不及三藩，其下属居然也只知统辖之主，而不知国家法度和皇帝，则三藩的实际情形就更不难想见了。

只要三藩仍掌握着军权，藩区就还是他们的独立王国，还是会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在此前提下，什么裁兵节饷，什么解除两省总管，什么调整督抚，所有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削弱措施都不过是小手术和毛毛雨！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恐滋漫生变，非治安之计”，单纯削藩见效太慢，又不能治本，要想根本解决三藩，还是得重新回到撤藩这条路上来。1669年，在清除鳌拜集团，取消四大臣辅政体制以后，撤除三藩计划终于被他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方面，三藩皆开国元勋，尤其是在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天下的过程中，他们披肝沥胆、西征南讨，即便说大半个中国都是他们替清廷打下来的也毫不为过，若拿其功绩与开国的宗室王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清廷分封三藩，也是当初的一种承诺，比如早在吴三桂降清献关时，多尔衮在给他的信函中就答应：“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王，晋为藩王。”

现在要撤藩，如果这句话从朝廷的嘴里说出来，不免让人感觉有鸟尽弓藏、卸磨杀驴的意味，同时也等于违背了诺言，所以最好是能够让三藩自己提出撤藩，而要达成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诱”和“逼”中做出一个选择——正如康熙曾经分析过的，三藩“乃唐藩镇之流”，不是宋朝功臣，对他们使用“杯酒释兵权”很难行得通，换句话说，光“诱”没有用，唯有靠“逼”！

挖墙脚

顺治年间，江苏巡抚朱国治残酷镇压当地缙绅士人，苏州才子金圣叹即惨死其刀下。康熙元年，朱国治因“丁父忧，不候代，归”，也就是以奔父丧为名，不等代理人员到达，即匆匆北归。朱是汉军正黄旗，旗人当父母之丧时，于服制方面并不如汉人那么重视，他之所以仓皇而遁，其实是怕遭到三吴士民的报复，但吏部仍然公事公办，以擅离职守罪将其予以革职。

朱国治在家闲废了数年，至康熙亲政被重新起用，但未能得到实任补缺，一直到1671年，才被简放云南巡抚。

康熙对于政治讲究实用，用人亦是如此。朱国治固然是个人见人厌的酷吏，但他忠于朝廷，在此前提下，对周围的下级同僚乃至上司都可以严苛到无情无义的程度，这样的人不易被吴三桂所收买和挟制，乃是用来监视吴三桂的最佳人选。

康熙不但往吴三桂身边“掺沙子”，还“挖墙脚”。王辅臣是吴三桂手下第一人才，绰号“马鹞子”（鹞是一种类似于鹰的猛禽），因其勇冠三军，势不可当，且与世上流传的吕布肖像十分相像，所以又得了一个“活吕布”的名号。吴三桂原本对王辅臣极力笼络，但王辅臣有一次与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发生了误会，本来双方已经和解，可是吴三桂却有意偏袒吴应麒，王辅臣从中看出了吴三桂外宽内忌的一面，遂派心腹入京，托人打听能不能将自己调离云南。这时恰巧平凉提督的位置空缺，康熙早就听说过王辅臣的大名，便特点王辅臣应缺，并且高兴地说：“如果朕有这样的武臣，以后还怕什么呢？”

王辅臣进京陛见时，康熙不仅屡加赏赐，而且“无日不诏入，语必移时”，每天召见，一谈就要谈很久。王辅臣在京城的名头并不响亮，他的绰号“马鹞子”还被人误叫成了“马儿头”，所以大臣们都感到很惊讶，不知道为什么康熙要对他如此礼遇，大家都在穿凿附会地进行猜测，有人还怀疑是平西王吴三桂有密语要让王辅臣捎给皇帝。

实际上，康熙与王辅臣密谈的内容，很可能都与吴三桂有关。事后来看，吴三桂虽有儿子吴应熊在京城为他充当“坐探”，但其了解朝廷之深，远不如朝廷了解他之深，康熙所得到的情报资料，有一部分应该就来源于王辅臣。

康熙对王辅臣很器重。王辅臣在旗人中的地位为辛者库，仅相当于包衣一样的奴仆，康熙知道后很是吃惊，立即命令将王辅臣由辛者库迁出，说：“如此人物，怎么能隶属身者库（即辛者库）呢？”

按照康熙的意思，他本来是想将王辅臣留在朝中，以便可以朝夕相处，只是考虑到西北边陲更需要出色武将前去镇守，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为此，他还专门安排钦天监给王辅臣挑选离京赴任的吉日。

待到岁暮，眼看王辅臣将行，康熙又命钦天监将王辅臣离京的日子选在了上元节（即元宵节）之后，然后对王辅臣说：“行期将近，朕实在舍不得和你分开，这样，上元节将近，你就先陪朕看完花灯后再走吧。”

康熙的御座前有一对蟠龙豹尾枪，此枪乃顺治的遗物，康熙每次外出都要把这对豹尾枪列于马前，以示不忘先父。当王辅臣起行前去拜见康熙时，鉴于王辅臣曾做过顺治的御前侍卫，康熙便将其中一支豹尾枪赐给他，说：“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其他物品都不见得有多珍稀，唯有这对枪不同于一般，现在朕分出一支来赐给你。你拿着枪去镇守平凉，见到它就好像见到朕，而朕看到留下来的这支枪，也就好像见到你一样。”

康熙年轻时曾自誓，待大臣当如手足，这一点他大致是做到了。王辅臣极为感动，当场拜伏于地，流着眼泪说：“圣恩深重，臣即便肝脑涂地，也不能稍报万一，今后怎么敢不竭尽股肱之力，以报答陛下的大恩？”

与三藩开始较量时，康熙年未弱冠（没到二十岁），但眼光、魄力、手腕，均非常人可及：朱国治到云南当巡抚，犹如在吴三桂身边埋下了一颗钉子，朱国治也是历任云南巡抚中，最为吴三桂所痛恨和厌恶之人；王辅臣被康熙收为己用，令吴三桂后悔莫及，如失左右手。

康熙当然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会给吴三桂造成多大的刺激，他的目的也正是要使吴三桂寝食难安，最终实在熬不下去，自己举手要求撤藩。

三藩中果然有人举起了手，不过首先举手的不是吴三桂，而是平南王尚可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除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外，另外两汉王也都有子嗣入质北京，其中尚可喜派遣的是长子尚之信。

在后世所传的尚可喜肖像上，尚可喜“面貌狰狞，两颧高耸……叉手而坐，犹觉其杀气勃勃也”，武夫形象跃然而出。由于是靠武力在马上得的功名，所以尚可喜自认为读书受教无用，始终也没有延师教子，结果导致儿子们多骄纵不法，糜奢成性，尚之信尤为如此。

本来就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长期充当人质的特殊处境又使其心理逐渐趋向扭曲变形，史载，尚之信酗酒嗜杀，“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不是拿刀朝人乱砍，就是把人绑起来以射箭为戏。尚可喜听说后“虑其触冒法网”，怕他因此在京城犯法，从而影响整个尚氏家族的利益，遂以年老多病为由，疏请康熙同意，让尚之信回粤代理军务。

不料尚之信返回广东后，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肆无忌惮，愈加骄横，干脆连老父也不放在眼里了。尚可喜的部属中但凡同他有宿怨的，“小则鞭，大则杀”，每逢须亲自向父亲汇报重要事务时，他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很不耐烦甚至讨厌的样子。尚可喜对此一方面恼怒不已，整天忧闷不乐，另一方面因为尚之信是嫡长子，且自幼随自己征战沙场，有着一身好功夫，又“不忍有他意”，舍不得拿这个忤逆的儿子怎样。

尚可喜的幕僚金光见状，向其献计，说朝廷正猜忌着各位藩王，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率小儿子及左右亲信归耕辽东，“朝廷必大喜，则君臣父子之好，可两全无祸”。年迈的尚可喜正处于焦头烂额、左右为难之际，于是便听从了金光的建议，上疏说“臣已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同时请求由尚之信袭封王爵，带官兵家口继续镇守广东。

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康熙不惜一切代价要撤藩，愁的就是逼来诱去，仍然没人接这个茬儿，尚可喜的奏疏不请自来，令他喜不自胜。虽然尚可喜实际上并没有撤藩的意图，话里话外也没有流露出一点要主动撤藩的意图，但只要能拿来做文章就可以，康熙立即批复，先将尚可喜夸了一番，说他“情词恳切”“能知大体”，随后便以广东已经被尚可喜平定，藩镇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为由，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进行商议，看究竟应该如何迁移安插藩下的官兵。

康熙的撤藩意图已经十分明了了，与会众人都很拎得清，他们经过商议，认为应该同意尚可喜的奏请，准其复归辽东，但如果让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广东，便会造成父子分离，藩下官兵也一样，父子兄弟宗族有的去辽东，有的留广东，将天各一方，为了防止骨肉分离，似应将藩下官兵和家属全部迁往辽东。

会议结论完全符合康熙的心意，他马上“诏从之”，借机偷梁换柱，撤除了平南藩镇。1673年6月17日，全藩撤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送达广东。

尚可喜本打算个人引退，将藩地和王爵留给长子，但朝廷的诏书让他的计划成了泡影，这是他原先根本未曾想到的。不过，作为一个暮气沉沉的老者，急流勇退、解甲归田，以避免长子的不法行为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本为尚可喜的真实意愿，他也从无与朝廷对着干的野心和打算，所以对于朝廷的旨意，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愕和生气的神情，反而一直态度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并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

尚可喜归老辽东和康熙撤藩的决定甫一传出，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耿继茂的长子）获悉后，均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并不愿意像尚可喜那样功成身退，可是若不主动表态的话，又怕过不了关。最终耿精忠硬着头皮，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首先上疏奏请效仿尚可喜，将其及藩下官兵“撤回安插”。

吴应熊在朝中见耿精忠已自请撤藩，连忙疾书催促吴三桂，说朝廷对“王”（指吴三桂）久存疑虑，如今尚、耿二藩都上了辞职疏，而“王”却没有，这只会继续增加朝廷的疑虑，现在请“王”急速拜疏使人来京，或许可以解除朝廷的怀疑。

吴三桂早已受困于康熙的“掺沙子”“挖墙脚”，深知朝廷对自己有多么疑忌，收到吴应熊的书信后，他斟酌再三，认为儿子说得有道理，不妨一试，探探深浅。

过去针对“西选”和“总管滇黔”之权，吴三桂曾两次通过上疏欲擒故纵，窥探朝旨，结果都事与愿违，以惨败收场，这次会怎么样，会不会再次弄假成真？前两次毕竟是小赌，输了固然心痛，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此番如果输了，就意味着权力丧尽，再无后退的余地，然而也正因如此，吴三桂料定朝廷不敢踏出这一步——他平西王是最强之藩，云贵边防的“长城”，非尚可喜之辈可比，朝廷一定会在最后时候对他进行挽留，“如明沐英世守云南故事”。

撤藩

打定主意后，吴三桂请幕僚刘玄初为他具疏撤藩。刘玄初劝阻道：“皇上早就预谋将“王”（指吴三桂）调离云南，只是很难开口而已，王若上奏疏，估计奏疏早上到京城，晚上就会下令调王了。他们那两个王要辞就辞，王只管永镇云南，干吗要去效仿他们呢？”

吴三桂不是要效仿尚、耿，他是要赌自己在朝廷心目中的位置，赌朝廷就算是撤尚、耿二藩，也不会动他，但他对此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刘玄初的一番警示，让他那本已相当复杂的情绪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当下不但不肯听从刘玄初的劝告，反而怪对方多事，斥责说：“我可以断言，我上这份奏疏，皇上必定不敢将我调离云南，具疏的作用不过是消除皇上的疑虑罢了。”

不顾幕僚们的反对，吴三桂抱着试探和侥幸的心理，给康熙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其主题和耿精忠的奏疏如出一辙，一面“请撤安插”，一面又委婉曲折地透露出疏请撤藩并非自愿的隐衷，用心可谓良苦。

吴三桂、耿精忠显然都不知道康熙撤藩的决心有多大，心情有多么迫切，他盼了那么久，岂肯放过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三藩问题的绝佳契机和途径？接到吴、耿的奏疏后，康熙照搬对待尚可喜的那一套，首先降谕称赞二王“恭谨可嘉”，随即以福建、云南已被平定为由，同意将两藩撤除，并令大臣们进行合议。

吴三桂、耿精忠的自请撤藩只是一种姿态，其实并不希望他们的请求被认真对待，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对于撤耿藩，大家意见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撤吴藩上面，而且争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多数大臣对于撤吴藩均持反对态度，强调云贵“苗蛮”经常造反生事，若迁移吴藩，必然还要再派军队前去驻防，与其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不如“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除了多数派，剩下的是少数派。户部尚书米思翰首先提出吴藩可撤，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附议，他们认为“苗蛮”已平，不足为虑，吴三桂不宜仍镇云南，应顺水推舟，接受他的撤藩请求。

两派各执一词，难分高下，于是康熙又命议政王、贝勒与大臣们共议，但与会众人仍分成对立的两种意见。少数派以明珠为代表，依旧主张将吴三桂本人及其藩下官兵、家属“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他们一方面修正自己的观点，声明云南“土司苗蛮”的威胁确实应该正视，另一方面又表示，只要做好中间的衔接工作，就能保证没有问题：云南移交满洲八旗官兵戍守，等戍守官兵到达云南的那一天，吴藩再启程离开。

多数派逐渐聚拢到大学士索额图周围。索额图肯定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换句话说，并没有足够理由对他进行撤藩，如果换成其他部队戍守，必然要给沿途驿站和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而且这些兵丁都是暂时戍守云南，没有长居的打算，很难保证他们不会骚扰地方。

两派的理由千千万，然而归结到一处，不过还是怕不怕吴三桂造反，这也是大家对撤尚、耿两藩无异议，却对撤吴藩争持不下的主要原因所在。多数派担心吴三桂造反，少数派则说就算吴三桂真的造反，也不用过虑，明珠为此举出的理由是吴应熊现居京城，等于被朝廷扣在手里的人质，吴三桂投鼠忌器，不会不顾及儿子的性命安危，同时户部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积银运存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十年战争之用，言外之意，足以镇压吴三桂的任何不轨之举。

争论多日，廷议仍未统一，议政王只得合并两议，请求康熙“圣裁”。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态度一向鲜明而又强硬，他很清楚，藩镇割据向为国家统一的大敌，自唐代中期开始的藩镇割据延续至五代十国，曾形成前后长达两百余年的大分裂局面，直到宋代才得以再度统一。如今的三藩走的还是藩镇割据的路子，既不利国也不利民，无论是为划一地方建制，还是为锄除割据势力，都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尽快将其撤销。

这一年，康熙已满二十岁，正是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的年龄，做事也颇有一种初生牛犊，一往无前的气概。当然，对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事务，他也不能不持慎重态度，据说为此专门征询孝庄的意见，而孝庄支持了明珠一派。

考虑再三，康熙终于做出裁决：“朕以为三藩全都手握兵权，时间长了，恐怕会发生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到时再要予以控制就很困难了，所以朕决意将藩镇撤回。”

很多朝臣都顾虑吴三桂造反，康熙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他说：“吴三桂、耿精忠等蓄谋已久，若不及早除之，将养痈成患，如何善后？况且，他们势力已成，现在的情况是，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即宣布接受吴、耿的撤藩申请，并于当日颁布上谕：“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着王率领官兵家属，一起搬移前来。”

赌输了

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在赌，康熙赌吴三桂不敢轻举妄动，吴三桂赌皇帝不敢动他，结果是吴三桂第一个赌输了。

撤藩令下，吴三桂傻了眼，“愕然气阻”，呆若木鸡。他原本“自以为功高，朝廷终不夺我滇”，且在云南经营多年，“益固根蒂为不可拔”，没想到皇帝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你“自请迁移”，他那边正好“允王所请”。

就后代所见史料来看，至少在康熙下达撤藩令之前，吴三桂尚无反清叛逆的迹象。史书上所谓“三桂阴怀异志”“三桂蓄异志久”的记载，都是在吴三桂叛清后，人们的推测甚至是主观臆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吴三桂早已视云南为己土，而撤藩则意味着要在解除其兵权的同时，剥夺他原先在藩地上所拥有的一切，纵使在迁移后，朝廷仍然保证他可以继续得到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要想像昔日那样称霸一方是再也不能够了。

吴三桂追悔莫及，同时又恨恨不已。绝望之中，他只能上疏请求增扩安插之地，实际上是借故拖延，幻想朝廷能够一改前旨，所谓“故难前说，以阻其行”。谁知康熙看到奏疏后，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不就是多要一些土地吗？没问题，“令有司如数拨给”。

吴三桂终于明白，他寄望于朝廷收回成命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这使他最初产生的造反念头变得强烈起来，“异志遂坚”。

清代从努尔哈赤起家建国，一直到入关迁都，八旗军的主帅多为“开国诸王”，也就是宗室贵族中统兵打仗的王爷，这些人以多尔衮、阿济格等人为代表，个个能征善战，连吴三桂都畏惧三分。不过到顺治末年为止，这些人或死于疾病，或殁于权力之争，别说能不能继续在战场上蹦跶了，就是存活下来的都没有几个。这样一来，吴三桂便自以为已经天下无敌，“谅中朝诸将无足当己者”，至于年轻的康熙皇帝，在他眼中“乳臭未脱”，说得难听一点，想到“好汉榜”里挤个位置都没资格，又岂是他的对手？

真正难住吴三桂的，是长子吴应熊及三个孙子尚在京师为质，吴三桂本人毕竟也已年逾花甲，舐犊之情令他难以骤下决断，只得“与其党聚谋”。

吴三桂的属下及亲信同样难以接受撤藩，他们大多倚仗吴三桂的权势而显贵，自然也不甘心因吴三桂的失势而断送前程，撤藩令下，“无不愁哭”。知道吴三桂“恨应熊在京”，婿侄们一边怂恿其举事，嚷嚷着“去滇则俱就闲，无兵权，图必反”，一边围着他一通分析，说你若乖乖地照朝廷的话南藩北迁，到时没了军权，朝廷随便找个借口，就能让你父子人头落地，反之，“王威望兵势甲海内，戎衣一举，天下震动”，才有资本和条件与朝廷讨价还价。

当年刘邦、项羽争夺天下，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妻子吕雉被项羽俘作人质。两军阵前，项羽将刘太公按在一个高高的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是不投降的话，我就煮了太公。没料到刘邦竟嬉皮笑脸地回答他：“我和你一起接受楚怀王的命令，结拜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真的要煮你父亲，也分我一碗汤吧！”最终项羽还是没有烹杀刘太公，而且不久因为形势不利，他又把太公与吕雉送还刘邦，以换取双方以鸿沟为界。

刘邦不怕项羽真煮了自己的父亲，杀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手里掌控着强大的军队。吴三桂的婿侄们建议他向汉高祖刘邦学习，凭借兵威军势和朝廷进行谈判，“索世子世孙于北，画地讲和，此汉高分羹之计也”。女婿胡国柱为宽其心，还专门派侍卫潜往京城，准备接回吴应熊及其子。

吴三桂心里有了些底气，继而觉得吴应熊娶的是建宁长公主，后者在辈分上为康熙的姑母，康熙再怎么狠，总还是要手下留情，他应该只会以此为筹码对自己进行劝降，即“朝廷必不杀，以之为招”。

吴三桂虽听信婿侄们的话，减少了一些对人质问题的顾虑（“三桂惑于婿侄”），但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仍有些犹豫不决。胡国柱等人见状，便劝他再与军师方光琛商量一下。

方光琛与刘玄初并称平西王府的两大智囊，此人自比管仲、诸葛，很有谋略。他自关外便隶吴三桂幕下，而且其父在明朝时为吴三桂的老上司，两家是世交，他平时也常与吴三桂议文讲武，评论时务，因此相比于刘玄初，他更为吴三桂所信任和器重。

从降清开始，吴三桂所行的重大决策便大多出自方光琛的谋划和定夺，如今受婿侄们启发，他决定就反清再次向这位第一谋士征求意见。不过贼人胆虚，当他第一天上门去见方光琛时，只是稍稍透露了一点准备谋反的意思，方光琛何等精明，便也装聋作哑，横竖不搭他的茬儿。

次日，吴三桂再次登门，终于明示了谋反的意向，但方光琛依然王顾左右而言他。第三天，吴三桂按捺不住，天色朦胧时就去拜访，其时方光琛尚未起床，吴三桂就坐在他的床沿，低声细气而又分外焦虑地向他征求意见。方光琛确定吴三桂反意已决，这才起身为其纵论形势，指出“闽、粤、楚、豫、秦、蜀，传檄可定”，其余地方“战胜攻取”，也易如反掌。吴三桂听后兴奋不已，疑虑全消，遂加紧谋反部署，并请方光琛为其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