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

理 由

披长发的人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的国度里，文明的标志之一，就在妇女的形体永远是被遮掩的；而西方的人们酷爱裸体，那似乎是色情的、野蛮的表现。

如果有一位中国的画家，放肆地挥动画笔，画了几个一丝不挂的少女，画出她们丰腴的肌肤，结实的乳房，纤细的腰肢，窈窕的体态；如果这幅画不是悄悄地藏匿在画室里，或锁在箱子底，而呈现在一个人流不息的场合，高悬于墙壁之上，煊赫于大庭广众之间。

呵，画家，你想过没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羞涩地捂住面孔，好像是你动手剥掉了她们的衣服。我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愤怒地瞪大眼睛，好像是你亵渎了他的姐妹。你等着吧，诅咒、抗议，将像雪片似飞来。你甚至会像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委罗奈斯那样，因为在一幅神圣的画面的一角画了几个世俗的形象，从而接受法庭的审讯……你是胆大妄为，还是心血来潮？你发疯了吧！

此刻，他正在作画。

他站在一间新建的空旷的大厅里，手中拿着一支画笔，用沉思的、严厉的、挑剔的目光，向那幅尚未完成的作品端详。他的衣衫不整，胸襟上沾满了斑驳陆离的颜色。他的头发很长，很浓密，如一股黑色的激流向上抛溅，又像瀑布似的悬垂于半空，映衬着一张岩石般的面孔，峻峭的棱角，毫不妥协的神情，仿佛一尊粗犷的石像。

喂，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南去列车

风和日暖的残冬。北京火车站。

那时的北京站还不像今天这样拥挤。月台是清洁的，甬道是明净的，车厢里显得很宽松。一个年轻的姑娘，手提旅行袋，登上硬席卧车，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坐下来。

姑娘吸引了旅客们的目光。她长得真漂亮，那样年轻、那样素朴，而又光艳动人。她身上一件剪裁得体的小棉袄，罩一件浅灰色蓝格子外衣，身材修长，脸色白晳，留着一头蓬松的短发，气度优雅、娴静，双眼回盼流波，像是俏丽的江南女子，嘴角挂着一丝倔强的波纹，又带有北国女儿特有的神韵……

火车开动了，驶出北京，向南开去。从北京开到浦口，大约一天半的行程。旅客们陷入了各自的离愁或乡思，靠近窗口的姑娘也在默默盘算如何打发这么多的时间。

从车厢的一角传来喧笑声和议论声，那儿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语言岛，聚拢了欢快的一群人。姑娘受好奇心的驱使走了过去，只见人们围着一个年轻男子，那人手里拿着炭笔和速写本，在给火车上的一位穿铁路制服的机修工人画像。

一支普通的画笔在那个人的手里，成了一支奇妙的魔术棒，三两笔就把那位机修工人的神情和特点勾勒出来，像极了。

对一般的观众来说，像与不像，是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光凭这几下子，就使半个车厢的人叹服。

“还真有点儿本事。”姑娘在心里称赞着。她的目光从画稿上移开，向小伙子投去一瞥，只觉眼前一团乌黑：乌黑的棉袄，乌黑的棉裤，乌黑的鞋子，和一团乌黑的、蓬乱的头发，组成了沉重的色块，像一块铅似的堵在姑娘面前。其中却有一点儿例外，那是小伙子的棉袄纽扣没扣好，一件紫红色内衣的领子伸了出来，歪歪扭扭的，很扎眼。

这位姑娘素喜淡雅，最讨厌黑色；何况，又掺和着过分的鲜艳。两种极端的色调同时出现在小伙子的身上，使姑娘蓦然产生反感：“哼，一个蹩脚画家，连自己衣服的颜色都不会搭配，还学什么画画儿！瞧他那毛头毛脑的样子，大概是个中专生吧，偏要留着两撇小胡子，装成大人样儿——可笑！”

姑娘矜持地走开了。

车厢里出现了一位女乘务员，协助旅客安置行李，整顿车厢秩序。乘务员看见姑娘坐在靠近窗口的小座位上，便走过来问道：“同志，您没买卧铺票吧？”

姑娘点了点头：“嗯……”

“那没关系。”乘务员热情地说，“瞧，您坐在这儿多不舒服呀，也妨碍别人过来过去。这节车厢还有空铺，请跟我来……”

姑娘顺从地跟着乘务员，来到车厢的一角，放好旅行袋，刚刚坐下，不由得眉头一皱——那团讨厌的黑色又堵在面前。

显然，毛头画家也没买卧铺票，被乘务员打发到这里了。此刻，他靠在对面的卧铺上，手里依然捧着速写本，望着窗外闪过的山峦、河流、田野，在本子上划拉着什么。

姑娘故意侧过头去。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朝速写本上张望。她的气度是端庄的、安然的。一个长大成人的姑娘，面对着看起来比自己年轻的男子，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我感觉；两性的成熟期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增加了女方的优越感。她俨然以长者的审视的目光，品评着小伙子勾出的那些曲线。姑娘的目光像是在说：“车子跑得这么快，你能画出什么东西！”

小伙子合上速写本，抬起头来，朝姑娘微笑着：“你在哪一站下车？”

“浦口。”姑娘说。

“出差？还是探亲？”

姑娘摇摇头：“不，我在上学，苏州医学院的。”

小伙子眨了眨眼睛：“开车前，我在车站上看见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送你，是弟弟和妹妹吧？”

姑娘点点头：“嗯。”

“为什么不是大人来送你呢？”

姑娘脸上掠过一丝悲戚：“不在了……”

小伙子关切地问道：“怎么……”

“我的父母在部队工作，后来都牺牲了。弟妹们被当作烈士子女照顾，送到北京上学，我趁放寒假的机会去看看他们……”

“呵！”小伙子感慨地说，“难怪你们姐弟的关系那么亲密。”

姑娘沉思片刻，忽然想到对方早就在留心自己，观察得还很细致，而自己却对对方一无所知，一味回答单方面的提问，未免太不公平了。她脱口问道：“你上哪儿去？”

“南通，回老家看看。”小伙子说。

“你是个中专生吧？”

“不。”

“大学生？”

“不。早毕业了。”

“哪个学校毕业的？”

“中央美院。”

“呵！”姑娘若有所悟，“难怪你画得那么像！”

画家笑了笑：“画得像，并不太难，神似胜过形似。我们讲究以形写神……”

“这么说，是我不懂艺术了……”

“我猜，你一定喜欢艺术。”

“是的。我喜欢看，看画，也看书。”

他和她转入了艺术的对话，从美学谈到文学，又从文学中找到更多的话题。他们谈到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谈到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谈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也谈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

奔驰的火车，漫长的旅途，同是一代年轻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生活中，有多少欢聚与悲离的故事，是由穿越大地的沉沉一线牵引而成的！姑娘靠近窗前的小桌，倚手托腮，倾听着对方的谈吐，注视着对方的神情。看样子，他早已不是毛头小伙子，而是一个坚强自信的男子汉了，推算年龄，还应比姑娘大几岁。之前为什么给人那样的错觉？哎，男人的年龄真是不好猜测……

出自女性的敏感，姑娘忽然感到羞怯、腼腆，忸怩不安。刚才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现在颠倒过来了，被朦胧的敬慕所代替。姑娘又朝画家的装束看去，那不谐调的黑、红二色，也不那么扎眼了。尽管画家的棉袄还是那么乌黑，内衣领子照样那么歪扭，头发依然那么蓬乱，在姑娘眼里，都成为一个埋头艺术、无暇自顾的单身汉的佐证，触动了姑娘的爱怜之情：“看上去，他是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

画家取出画板，铺开画纸，对姑娘说：“请允许我给你画一张素描。”

姑娘点了点头。

画家画得很慢，很拘谨，愈想画好，神经就愈加紧张，那支笔变得不听使唤，简直像一个拙笨的新手。好半天，才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画得不好……”

姑娘接过来一看，脸颊升起两朵红云彩。这幅素描比起画机修工人的那幅要逊色多了，那些僵硬的线条都是败笔，不客气地说，把姑娘画丑了。难道我就是这副尊容吗？姑娘有理由提出抗议。可是，姑娘却用甜甜的微笑谅解了画家。说真的，姑娘甚至不愿看到他太冷静，太从容，像面对着画室里的模特儿那样。姑娘已不把“形似”看得那么重要，她“神会”了画家的灵犀。

画纸的一角是签名和年月——袁运生，画于1964年2月。

画家说：“把它送给你吧。”

姑娘说：“谢谢，我要留作纪念。”

“你看，我太粗心了，竟忘了问你的名字。”画家说，“能不能给我写下通信地址？”

姑娘莞尔一笑：“我叫张兰英。”说着，在画家的速写本上写下通信地址。

火车抵达浦口，他们已经像一对熟识的老朋友了。从一个艺术型的医学院学生和一个严肃型的艺术家的身上，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气质。同车的旅客以为他们早就相识，把他们当作一对情侣，用“你俩”的称呼向他们告别。

画家送姑娘走到长江之滨，江面上吹来湿润的风。分手的时刻到了，两人都依依不舍。兰英用温存的、眷恋的目光看着袁运生，那目光便是一切！像天空一样清澈，像江水一样深沉……

呵！漂亮的姑娘，你太多情了吧。你了解他吗？这桩由京浦干线和蜿蜒长江交织起来的一见倾心的故事未免太轻率了吧。

洛神赋

在50年代晨光绚丽的日子里，一只嫩弱的少年的手，握着画笔，在亚麻布上认真地涂抹着油彩，画出一个表情同样认真的小女孩，正在模仿姐姐的动作，往自己的颈子上系着鲜红的领巾。

这幅油画从江苏南通送往北京，作为报考美术最高学府的作业，献上少年画家闪闪发光的艺术才能，连同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题名《长大了也像姐姐一样》，作者：袁运生。

看到这幅油画，也许人们会认为作者有一种纤柔温顺的女孩子气质。其实恰恰相反，他性格倔强，奔放不羁，像一匹烈性的马驹。他从小喜欢绘画，主要是受父亲影响。父亲在南通的一所中学任职，工作之余，热心地收藏各种美术作品。每年除夕送旧迎新，父亲总要在墙上挂出一批新画，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像是举办小型的画展，充满了文艺沙龙的气氛。家中收藏的那些画，使袁运生得到艺术启蒙。稍大一些，他去南通市的文化馆参加活动，听讲座，学写生，搞创作，打下了最初的艺术功底。

当他报考中央美院时，父亲担忧地说：“这孩子生来一副犟脾气，叫人不放心。”

哥哥袁运甫也是搞美术的，一个劲儿给他打气：“搞吧，搞艺术的人需要有个性。”

1955年夏天，中央美术学院招考新生揭晓，袁运生名列第一。

如果袁运生报考时的作业可以划进某种艺术流派的话，当属苏联巡回展览画派。这是19世纪产生于俄国的进步画派，模拟生活，强调主题，注重情节，一幅画就像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在艺术上继承了伦勃朗的写实传统，又吸收了印象派运用光色的成就，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美术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又被我国的朝圣者像请佛一样请进了国内。当然，年方17岁的袁运生并不懂得苏联巡回展览画派的精奥，更没想到艺术流派关联着政治流派。

他像奔跑在艺术山野里的小鹿，一头撞入苏联巡回展览画派的怀抱。

袁运生受到学校的器重。他的出身好（当时像他这样的出身算是难得的），考试成绩出类拔萃。他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头上笼罩着一道政治条件和艺术才能的光轮。他当选为班上的团支部组织委员，俨然是又红又专的典范。他也真够卖力气的，干什么都很认真，有一股倔强劲儿，在苏式教学方法的指导下，他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挑选H型的硬质铅笔，把笔削得尖尖的，面对着男女模特儿写生。模特儿们是用很高的工钱招聘来的，有裸体的，也有不裸体的，在一定的光线照射下，画者与被画者保持绝对的耐性。先勾出轮廓，再分出“光面”，画上一整天，只画了半个头像；第二天，在相同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相同的一幕；随后，一位高鼻深目、西服革履的中年人走过来，这是礼聘来的专家。每当他从袁运生的背后走过，脸上常常露出满意的神色。袁运生的素描和油画作业尽得五分，有时还挂在教室里或走廊里供同学们观摩。

这一年，北京召开了全国美术院校的素描和油画教学会议，推广苏联的契斯嘉柯夫教学体系。袁运生所画的一幅中国妇女的半身像被拿到会上去炫耀——苏联在中国土地上开办的艺术工厂生产出来的标准模式。

苏联专家的宠儿，油画系的骄子，一帆风顺，前程似锦。他整天埋头地画呀，手不停地挥呀，像虔诚的信徒拜倒在艺术偶像的脚下，祈祷自己的灵魂也升入那座艺术圣殿，坐在玫瑰花环绕的宝座，戴上珍珠的桂冠……对于当时的油画专业大学生来说，这就是最高的理想了。

但是，天真的信仰是不牢固的，就像建立在单薄而狭隘的地基上的大厦，很容易倾覆。一旦倾覆就招致无穷的苦恼。

苦恼降临了，那是他自找的。一天早晨，他听说礼堂里正在举办一次画展，便朝那里走去。他停在一帧帧复制的油画跟前，投去冷静的一瞥，全身传来一阵电灼般的感觉，心在摇荡，血在滚沸。

这是欧洲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的作品，画面平凡而质朴：田野，草垛，落日斜映的晚钟，插在陶罐里的向日葵。此外，还有一些肖像画，画的都是小人物：邮差，矿工，刈草的农民，放风的囚徒……在这朴实无华的画面中，作者倾注了最强烈的感情，像酒一样浓烈，像火焰在燃烧！

看，那参差不齐的树木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那起伏的大地仿佛在诉说着痛苦。在那些小人物的身上，倾注着画家的深情。那幅静物写生——向日葵，仿佛摇身变成了活物，向凝固的空间伸出纷乱的触角，在捕捉，在摇曳，在不屈不挠地探求……这哪里是绘画呀，这是画家生命的呼唤，性格的再现！每一线条和每一色块都在流动，通过无形的渠道扑面而来，把人钳制、湮没，卷入巨大的感情的旋涡……

袁运生走出礼堂，脚步摇晃着，像醉了，像受伤了，他的心被一支锐利的艺术之箭射穿了。

他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苏联契斯嘉柯夫教学体系的高才生转瞬间变成西欧后期印象派的俘虏，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宿舍的门推开了，他的同屋好友走进来，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疲惫，惊奇地问：“运生，你怎么了？”

“我去看了凡·高的画展。”袁运生从床上坐起来说，“苏联巡回展览画派的作品从来没有使我这样激动过……”

他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认为，苏联绘画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强调把对象摆在一定的光线照射之下，用细微的目光去观察层次色调，精心描摹，这是一切绘画的基础。有这个就够了。下一步需要的是挣脱、前进，而不是作茧自缚。

他的话是对的。纵观艺术史上的各个流派，都有其发生、发展、兴衰、沉浮的过程。苏联巡回展览画派在美术界理应占有它的一席之地，无可厚非。一旦把它捧上了天，并用行政手段加以推行，却适得其反，将给艺术带来窒息性的灾难。实际上，在50年代，全世界的画家包括苏联画家在内，都在奔跑、探索、创新。而我们在干着什么蠢事呀？……

袁运生激动地说：“我们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把别人扔掉的东西拾起来！”

好朋友了解他的性格，同情他的议论，但，他们替他担忧。当时，一个几亿人的社会拜倒在苏式偶像的脚下，他的话无异于对神明的亵渎。

从那以后，他变得不大安分了，一头温驯的伏尔加式的小鹿，现出烈性马驹的本色。在照例完成课堂作业之外，即兴挥笔，画法凌乱，仿佛在追求着缥缈的目标。

目标，终于找到了，竟然近在眼前。

从中央美术学院所在的帅府园，穿过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间的大转盘，大约一里之遥，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东华门。当时的美院学生享有特殊的便利，光凭一张学生证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华古代艺术的禁苑。在这里，他看到了明代陈老莲的《博古叶子》，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唐代一大批著名画家的真迹……

他最喜欢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

长长的画卷，浪漫的构思，多么富有想象力！画景，山水幽奇，意境清旷；画人，栩栩如生，凌空飞舞。是形似？是神似？介乎似与不似之间，那是作者的神思在翱翔……

他把目光贴近画卷，那笔锋历千年而不衰，如春蚕吐丝，细密精致，挥洒自如。他联想到苏联的油画理论否认线的存在。但在我国的绘画中，概括而洗练的线条表现出高超的魅力。

站在这座古老的金碧辉煌的殿堂里，他的眼前掠过了一条滔滔的艺术长河，他的思绪如抛出的一缕游丝在延伸。如果把时髦的西方艺术与古老的东方艺术比作两极，这两极之间似乎存在息息相通的东西。哦，明白了。当我们刻舟求剑、舍近求远的时候，现今那些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未来派的精灵和魔鬼们，悄悄地从东方艺术中敲骨吸髓，摄取营养，强化他们的躯体，这就是奥妙所在。

祖国呀祖国，你的艺术不是水，不是酒，不是乳，而是神奇的皇浆呵！

虎丘

兰英与画家在浦口分手后，返回苏州上学。转眼到了阳春三月。春风十里，嫩柳舒黄，著名的小桥流水之乡像少女揭开面上的轻纱，含情脉脉，万般妩媚。

姑娘的心境，也像苏醒的春天一样明丽。

她收到画家从南通发来的信，文笔洒脱，用姑娘的话说：“水平够高的！”信中回忆了火车上难忘的一幕，倾诉了思慕的心情。还说，他的父母兄长很想和姑娘认识一下，如果手头有照片，请寄来一张。

兰英毫不犹豫地翻开相册，挑选一张小照，附上一封简短的回信，寄往南通。这个小小的举动，包含着不寻常的意义，就像最短的电磁微波可以传递重大的信息一样，它明白地表示：姑娘以身相许了。

兰英成长的经历使她习惯于自作主张。她生在山东，长在江南，父母牺牲以后，从小跟随部队迁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些年，她随时得到来自集体和女伴们的温暖，却从未受过任何约束。或许，别人都有点宠着她，哄着她，使她形成一副执拗的性格。

此刻，她产生一种新奇的感觉，觉得她比周围的人更幸福。因为她有了意中人占据她的心灵，牵连她的情怀，默默享受着初恋的少女秘而不宣的快乐。她甚至想象这个秘密一旦揭开，女伴们该是多么惊讶，何等羡慕！在女伴们的印象里，她的眼界是很高的，她的出身优越，容貌佼佼，男同学里没人敢来高攀，要让她看中可不容易呀。她进行得那么巧妙，既不是父母之命，也不是媒妁之言，旅途相遇，一见钟情，像旋风般带来一切，使姑娘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真正罗曼蒂克！于是，她用甜蜜之丝编织着未来的情景，焦急地等待来自南通的反应。他收到她的信没有？画家的父母看了她的照片会不会评头品足？是嫌她过于俏丽，还是不够如意？哎！这件事可真难猜测……姑娘的心就像江南三月的天气，乍暖乍寒，时雨时晴。

学校里正在筹备“三八”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兰英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重任在肩的主要角色。排节目，出板报，布置会场，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三八”节这天，帷幕拉开，众目睽睽，忽然有人叫文娱委员去接电话。兰英抄起话筒，一惊一喜——那是画家从学校的传达室打来的。

兰英极力掩饰激动的心情，转身向同学们含糊地交代了几句，一阵风似的跑到学校的门口。

画家站在那里，手中照例拿着一个速写本。

“什么时候到的？”姑娘问道。

“刚下火车。探亲假结束了，路过这里。”画家说。

“请进去吧，你……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庆祝活动画几张速写？”

“不进去了。我想请你出去走一走……”

兰英犹豫了一下。她乐意接受这个请求，又感到为难。自从迈入成熟的青春岁月，每年这一天，兰英都是和女伴们一起度过的。今天竟要离开自己的集体，意味着向人生的一个阶段告别。她想到学校的纪律，同学的舆论……

“去哪儿？”兰英羞怯地问。

“去虎丘。”画家的表情毫不动摇。

当他俩走下公共汽车，站在虎丘山的脚下，姑娘不安的心情平静了，轻松了。

和苏州城里狭小的园林相比，虎丘是宽阔、幽静的去处。白居易题虎丘的诗，开头两句便是“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沿着石路向园中走去，松柏如云，剑池澄碧，茂林修竹掩映着山坡上的楼台亭榭：花神庙，三笑亭……愈走愈深，愈走愈静，像是走进了甜蜜的梦境。

这是兰英头一次和男人单独地待在一起，姑娘的心中荡漾着神秘的波纹。她觉得有很多话要对画家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照片收到了吗？”姑娘问。

“收到了。家里人看了，都很喜欢你。”画家说。

可是，画家很快岔开了话题。他评论苏州的风土人情，介绍江南的造型艺术。他对这一带似乎很熟悉，知道不少掌故。姑娘听得津津有味，为画家渊博的学识而倾倒。

前面就是虎丘塔了，巍然高耸的塔尖，插向蓝天白云，瑰丽又神奇。兰英和画家兴奋地向山顶跑去。画家伸出有力的手臂搀扶着姑娘，互相贴得那样近，感觉到对方呼吸的热流和心的跳荡。松柏，竹林，摇曳着向后掠去，仿佛在祝福这一对美好的情侣。突然，一股炽烈的感情冲动，他俩同时收住脚步。

这里是山林的怀抱，四周寂静无人。画家盯着姑娘，那目光是坦率的、憨直的；兰英幸福地闭上眼睛，准备接受一次永生难忘的爱情洗礼。金色的阳光穿过树林的枝丫，在姑娘的脸上洒下婆娑的斑影，她的两颊像玫瑰一样醉红，双唇像微微绽开的花瓣，比平时更加艳丽动人。多么纯洁的姑娘呵，敞开心灵之窗，没有一丝灰尘和杂质。虽然这是她与画家第二次相会，她信任对方，信任生活，就像信任自己一样。紧紧拥抱她吧，热烈地吻她吧，她将永远委身于你，从现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瞬……

“兰英，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此刻，她听到的，却是画家冷静的声音，“第一次，来不及。第二次，还不晚。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被划成了‘右派’。真的，是‘右派’！”

霎时间，山林，古塔，都凝固在死一般的沉寂里……

孤岛上

到过大海上的小岛吗？天连水，水连天，云落云飞，潮起潮落。小岛是一首诗，清新隽永的诗。1957年的春夏之交，袁运生置身在诗一般的环境里。

他到小岛上深入生活，练习写生。中央美术学院规定，二年级学生有两个月的实习课；暑假前，同学们都分赴全国各地。小岛之行，只有他和另一位同学参加。这里位于黄海之滨，岛上只有驻军，没有居民，方圆几平方公里。小岛给他提供了幸运的环境，远离人世间的喧嚣纷争，逃避陆地上发生的那次剧烈的动荡。

小岛上的人和大自然最亲近。每天凌晨，他背着画箱，徜徉在铺满鹅黄色沙砾的海滩，迎接第一线快乐的阳光。年仅十八岁的袁运生，已经从苏联巡回展览画派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典画派与西洋现代画派的朦胧的复合体，心情是焦渴的。当蓝色的海水洒下万颗金星，霞光把无比绚丽的色彩填满他的心胸，这是年轻艺术家生命燃烧的时刻。他急忙打开画箱，摊开画布，收下大自然的慷慨奉献。

小岛很单纯。政治和人口成正比例，这里没有更多的政治话题。每过十天左右，才有一艘驳船开来，投递报纸和邮件。他和同伴借吃饭的机会，匆匆翻开报纸，草草看上几眼。报纸上出现的文章令他感到新奇：

“北京在鸣放了。这篇文章有点儿意思。这条意见应该采纳。照这么改，就好啦……”

他看完报纸一扔，随即忘在脑后。除了画画之外，他对别的漫不经心。他的生活道路上阳光明丽，没有阴云笼罩，没有值得担忧的东西。他关心的是光线、色块和线条的运用。

年轻艺术家面对的唯一政治命题，由当地的驻军向他提出来。一天，他被部队的宣传干事带到一间简陋的工棚里，投向他的是一双信赖的目光。

“小袁，你们曾经要求到另一个海岛上去写生吧？”

“是，我们希望去那里。”

“部队研究过了。你可以去，你的同学留下来。”

“为什么？”

“那个岛在修建永久性的军事工程，去的人要通过政治审查。你们学校填写了两份材料，你的情况单纯。你的同学不能去，主要是因为家庭问题……”

袁运生皱了皱眉头。这次单独的邀请称得上是一种荣幸，既然生活当中存在这样一些规则，自己欣然前往，谁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烦恼超过了兴奋。他了解自己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都是学生当中的骨干，为什么硬要加以区分？他凭着搞艺术的思维方式，认定这是良心和友谊的命题。

“喂，我打听清楚了。”他回到住处，对伙伴说，“那个岛上正在修工事，打眼放炮，烟雾腾腾，没什么可画的。咱们出来的时间不短了，干脆打道回府吧！”

不久，他和同学漂过大海，在旅大登陆。凉爽的海风，吹拂着这座优美的城市，触动一番游兴。他俩在街上闲逛，这里景色别致，建筑古怪，到处充满了俄罗斯情调。抬头看着路标，写着“马卡洛夫”之类的街名，又勾起袁运生的满腹牢骚：“活见鬼！中国城市的街道为什么要用俄国的将军来命名？真叫人扫兴……”几天后，他俩站在蓝色的港湾，向万顷碧波投去最后的一瞥，转身踏上归程。

不料，这竟是袁运生向蔚蓝色生活的诀别。

北京变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势如破竹的批判，校园里的落英缤纷，使海上归来的游子感到惊奇。最令他不解的是院党委书记江丰的处境。听说党委书记犯了错误，因为提倡革命画派过了头，有碍“百花齐放”。袁运生实在弄不明白，“画派”和“右派”之间有什么关系……

袁运生躲到宿舍里去，埋头整理他的画稿。也许，他是安全的。他主张继承中国古代的艺术，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该是有利于“百花齐放”吧，还能不安全吗？一连几天，他追逐着白云、浪花和海鸥，沉浸在海上之游的回忆中……

有一天，他忽然被喊到教室里，站在人们的面前，像一个漏了税的走私犯接受审讯。

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问题：有艺术上离经叛道的观点，有同情“右派”的言论，有在海岛上和在旅大“放毒”的问题，其中贯穿着一个可怕的罪名——“反苏”。

究竟是谁告发了他，用初等数学就能得出答案，但是这种解答毫无意义。既然他曾这样想过，也这样说过，对谁说都一样，直言无隐，献上一颗诚实的心。

他搜肠刮肚地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一挥手：“请你到外面等一会儿。”

他离开教室，站在走廊里，心情舒坦而熨帖。走廊和教室只有一门之隔，他听见屋里在争论。

有人说：“够了……”

有人说：“还不够……”

有人说：“态度还好……”

他的好友在替他争辩，另一些人在坚持什么，听起来怪有意思的。接着是沉默……然后，他被叫回屋里。

“小袁，经过研究，你被划成‘右派’了！”

政治运动的油画箱与艺术家的油画箱不同，只有两种颜色——红与黑。点朱泼墨，二者居其一，只能靠占卦卜问凶吉。他与院党委书记江丰年龄悬殊，底色不同，观点对立，照样用黑笔一勾，殊途同归，绘画程序高度简化。

晚上，他骑着自行车，来到白家庄，哥哥袁运甫住在这里。他往沙发上一靠：“我是了。”

哥哥笑着问：“你是什么了？”

“我是‘右派’了。”

“呵？”哥哥大吃一惊，“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没犯错误。”

“那为什么要划成‘右派’？”

“他们说我是，就是啰。”

“糟了！糟了！”哥哥浑身在战栗。

“有什么可糟的？”他平淡地说，“我还照样画画，照样上学，照样搞艺术嘛。”

哥哥望着他那单纯的面孔，望着他嘴上柔软的茸毛，心缩紧了，欲哭无泪。他只有18岁呀！被践踏而感觉痛苦的人是不幸的；被践踏尚且不懂得痛苦的人又是多么可悲哪！他太年轻了，还没来得及向生活伸出触角，一旦他那稚嫩的敏感的神经末梢感觉到痛楚，他能活下去吗？

他的确还不懂得痛苦。不久，首都数十万人拥向郊外，在十三陵的峡谷里移山造湖，兴修水库，一颗天真的心被激动了。他想，那么多人齐心合力地做一件事，场面该是多么美好。他骑上自行车，带上油画箱，一口气赶了一百多里路，来到工地指挥部，请求一边干活一边作画。对方拒绝了，解释说，按照规定，不接纳个人来访。

又过不久，他随中央美院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工地，心情是多么昂奋哪！他一个人顶几个人干活，用一条扁担挑六个土筐，在崎岖的山路上跑得风快。晌午，别人午睡了，他捧着画夹，顶着烈日，到山上去写生，直累得精疲力竭，摇摇晃晃地走回工棚，仍然不觉得苦。因为，这是自愿的。他被沸腾的生活所激励，毫不吝惜地付出精力，感到这是莫大的愉快。

可是，工棚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同学们围着他，指着他，说他不老实，不接受改造，不应再搞创作……他愕然了。他不懂得这是在开批判会，也听不懂那些话。只觉得熟悉的目光变成凌厉的目光，亲近的面孔变成冷漠的面孔，平和的嗓门变成呵斥的嗓门，一张张嘴在动，一双双手在晃。他忽然明白了——仅仅明白了一点：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蠕动焦干的嘴唇，两手抱头，颓然倒下了。

过度劳累加上精神刺激，使他染上严重的痢疾，这场病从夏天拖到了冬天，后来，他被送进学校里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小屋。

小屋阴冷、潮湿，滴水成冰。他发着高烧，浑身滚烫，是死是活，学校当局不再放在心上。一年前，中央美院的骄子，变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这时，他才感到了痛苦，艺术上被扼杀的痛苦，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像是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不！艺术的灵境，只有天堂，没有地狱。别人强迫他学会自卑，他永远也学不会。昏迷中，杂乱的思绪在闪烁，像是追随海鸥在飞翔，相伴洛神在舞蹈。他辗转挣扎，发出一串呻吟，仿佛不甘沉沦，要从黑暗的地狱中爬出来……

屋门透进一束微弱的白光，他听到脚步声在响动。凝神看去，他的好友站在床前，向他投来同情的关切的目光。

他霍地坐起来：“请不要再来看我。我懂得，跟我接近对别人是一种负担。我需要友谊，但不要怜悯。我现在需要的是孤独，孤独，就让我孤独吧！”

新月

夕阳向虎丘投去金黄色的一抹，坠落在山那边。山野闪着清冽的幽辉，连接透明的黄昏，映衬着千年古塔的庄严侧影，像一位沉思的老人，在俯瞰山林中的一对青年男女。

这一刻，对兰英来说是够长的。古往今来流传的爱情故事，有悲剧，也有喜剧，吸引着人们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然而，兰英的故事翻开第二页就不忍卒睹了。初恋少女的万般柔情：幸福、新奇、欢畅……刹那，像一阵风似的消散了，仿佛有一只残忍的巨手一挥，一切都沉没了，一切都消散了，而把一道难题推到姑娘面前，严峻、冰冷、毫无感情色彩，使甜蜜的幽会变成冷酷的利害选择。

在那个岁月里，在这块土地上，只要人们提到“右派”，眼前就闪过了灰色的一群，像影子，像幽灵。好像他们杀了人，放了火，投了毒。似乎，他们的头上都冠以“杀气腾腾”“煽风点火”“公开贩毒”等等罪名。他们的灵魂被判处了死刑，只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个躯壳，可以喘息但不能出声，必须劳动但不能收获。社会对他们的唯一宽容，就是给他们比死囚更充裕的时间，使他们的躯壳化为泥土。有谁愿与鬼蜮联姻？有谁愿与僵尸为伴？兰英就面对这样的选择。

在婚姻与政治结为良缘的环境里，要么夫贵妻荣，要么株连厄运，每一个姑娘都不得不做出考虑。就在同一个黄昏里，世间有多少姑娘正在这样考虑呵——询问对方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学历，职务，工资，级别……询问对方的直接价值和间接转化为价值的一切，随后放在爱情的天平上称一称。爱情的内容转变了，转变为商品交换的过程，沿袭成风，天经地义。

兰英拥有更多的权利替自己打算。她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未来的白衣战士，血管里流动着烈士的血液，组织上正在考虑她的入党问题，骄傲得像名门闺秀，美丽得像白雪公主……生活的各个路口都将为她开放绿灯，世家公子任她挑选，荣华富贵任她享受。但是，生活仿佛在捉弄她，来到身边的并不是爱情的天使，而是黑色的恶魔。立刻断绝来往，现在还来得及，良心与道义上都不用承担任何义务。

兰英陷入痛苦的沉思。她处境优越，经历单纯，很少沾染世俗之气。因此，她还不懂得利害。

政治运动对姑娘来说，像一场模糊的梦。1957年，她还是个天真稚气的少女，在中学里读书。她参与了那场声讨，用口，用笔，用义愤填膺的感情。姑娘还没来得及看清敌人的模样，战斗就结束了，只看见俘虏们的背影。后来，姑娘稍大一些了，每当听说某人是“右派分子”，总忍不住用好奇的目光看上一眼。她看到，那些“右派分子”当中，有不少是学者、教授、艺术家、作家、业务骨干、社会名流……她还时常听到这样的告诫：有才华的人往往有棱角；有棱角的人往往受磕碰。这个现实生活的正定理和逆定理，曾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口气重复过，而姑娘的印象也不断得到强化。

抽象的敌我概念，在姑娘心中导致了具体的结论，对庄严的政治运动是可悲的嘲讽。

眼前的画家又是一个例子。画家以反对苏联巡回展览画派，被宣布为走上离经叛道的歧路，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姑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把艺术问题化为政治问题？为什么要让一个中国的热血青年，充当被宰割的羔羊，去向外国的神坛献祭？这不是近乎荒唐吗？荒唐的事情居然能够成立。也许，这就更加证明画家不是温顺的羔羊，而是可畏的牛犊，招致了别人的妒忌，这就更加证明了画家的勇气、胆识，不屈的个性和宝贵的才华……什么是才华？在心地纯洁的姑娘看来，它是生命的灵光，青春的花环，蒙昧的超脱，知识的升华，它使金钱财富黯然失色，使毁誉得失成为过眼烟云，像明亮的地平线，划开了天空和大地的清浊。愚笨的姑娘喜欢用珠宝来妆饰自己，高洁的姑娘充满了精神上的渴求。她愿意摘下一颗蓝色的星，镶嵌在爱情的心坎上……兰英打破了沉默，深沉地对画家说：“不要再对我提起你过去的那些事。我不认为你犯过错误……”

画家说：“可是，别人都这样认为呀。即使给我摘了帽子，也是有限的宽恕，一切还同过去一样。跟我这样的人往来，你不能不考虑后果。”

“我不在乎那些后果。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的直觉是什么？”

“我的直觉，你是有才华的！”

这是对一名“社会公敌”的最高褒奖，语气中包含明显的好感，应使画家得到足够的安慰。但是，画家站在那里，表情冷漠。他的目光因饱经忧患而被磨去了激动的光辉：“世上有才华的人很多，有光荣的胜利者，也有悲惨的失败者。为什么偏看中我呢？将来你会后悔的……”

难怪画家做出冷淡的反应。在把才华糟蹋得像一块抹布的年月里，这句话，他不是头一次听说。谁都可以拿来赠送给他，虚伪的恭维掩盖着刻意的嘲讽。“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也适用于男人了。即使把他踩在脚下，无情地鞭挞，遍体鳞伤，也可以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爬起来，让他去干活。在当时，才华再也不是令知识分子产生飘然之感的鲜花，而是触动悲伤之情的苦药。

兰英和画家的目光相遇了。画家的目光是锐利的、坦率的，深藏着自尊的火焰，还流露出某种期待，一直射向姑娘的心底。兰英抵抗不住这穿透一切的逼视，心在颤抖……

兰英猛地想起，这是她与画家的第二次相会呀。在这静谧的山林中，远离城市的幽谷。今天不是“三八”妇女节吗？按说，他可以献上温存和殷勤，不费力气地获得姑娘的欢心。可是，他偏偏带来了沮丧，迫不及待地破坏姑娘的平静。他披肝沥胆，剖露隐痛，投下不祥的阴云，明知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又执意去做，究竟为了什么？他是多么正直而坦荡呵！这样的人为什么被说成是可怕的魔鬼？泯灭的灵魂？生活太不公正了！诚实换来灾难，狡诈获得荣升，人世间有多少是非被搞得阴阳颠倒！一时间，兰英觉得横在面前的沟壑、山谷、河流都被填平了。透过迷蒙的暮霭，她看到一颗赤诚的心，像玛瑙一样晶莹闪烁。

兰英激动地说：“我的主意打定了。”

画家问：“你喜欢我？”

“喜欢。”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

“因为你诚实，爱情需要诚实。”

画家全身震撼了一下，扑上前去，把头埋进姑娘的怀抱。这个坚强的男子汉，转眼间变成蜷瑟的孩子，泪水在眼窝里滚动。

一弯新月冉冉升起。古塔肃穆，竹林低语。皎洁的银辉洒在姑娘的身上，像一尊浑身银白的女神。

画家像是拥抱着再也不肯失去的珍品。多少年呵，他诚实地生活，诚实地做人，痴情地对待艺术。但是，从来没有人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今天，姑娘对他进行了良心的鉴定，把光明填满落寞的心胸。他知足了，欣慰了，感到多年来蒙受的苦难得到最大的报偿……

双桥

当代艺术家都在热衷于追求各自的艺术风格，而那些身遭不幸的艺术家，独具的风格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有谁愿意重复像他们那样的经历呢——充当囚犯，颠沛流离，饱尝辛酸……

翻开列宾的画册，看看《伏尔加纤夫》。

我们的面前展现了和《伏尔加纤夫》相似的画面，活生生的画面。赤日炎炎，空气在燃烧。金黄色的打麦场上，有一个小伙子在用伏尔加纤夫的姿势拉石磙，弓着腰，低着头，肩上套着绳绊，双手几乎垂到地面，赤裸的脊背汗水涔涔，油光发亮，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这里是北京的双桥农场，最早兴建的国营农场之一，以机械化生产而著称。但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干的活儿如同畜力。在二十多人当中，袁运生是最年轻的一个，自愿承担最繁重的劳动。他在打麦场上拉石磙，一拉就是一天。

二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门窗凋敝，苍蝇、蚊子自由地飞进飞出。屋里两排大连铺，桌子用木板搭成。院长、教授、助教、学生，在这里享受着平等的待遇。几年前，在他们头顶上发生的那次爆炸，在每个人的身上引起不同的反应。有的缄默不语，有的没完没了地忏悔，有的泰然自若，有的战战兢兢，就像爆炸力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工艺，可以造成破坏也可以进行建设，使他们的精神型号明显地趋向两极。

袁运生从打麦场回到屋里，头一个动作是扑向放在床头的画板，一头畜力转眼间变成两眼炯炯发光的艺术家，就像魔术师大变活人的奇迹。他夹着画板，到处寻找捕猎的对象，在视觉形象的疆土上，他是万物的主宰。

他在顽强地创新，是自愿，也是被迫。他集劳动改造与艺术创作于一身，不能像油画家那样从容地描摹物象，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把中国绘画以线造型的成就运用到西洋油画中去，以前还是朦胧的追求，如今化为明亮的火焰，强烈地吸引着他。试问，有谁在生活中看见过“线”的存在呢？而他却看见了。他观察光线照射的层次，分析物象的光面，力求把握面与面相交的那一瞬，那激变的、过渡的、奇妙的分野，在视网膜上出现了清晰的线条，通过大脑的加工，强调的夸张与恰当的变形，指挥着手和笔，在画稿上勾出坚定的或柔和的线条，像国画那样简约，像西画那样精确，犹如一位京剧艺术家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用细腻的手眼身段，向人们展示了情景交融的空间——略而不虚，虚中有实，不同凡响的绘画语言。

他想开了。既然他的画再也不会有人问津，更不会拿出去展览，那就可以放纵他的画笔，任其自由地画下去。在农场的日子里，他用钢笔、毛笔、铅笔画了两千多张素描，远远超出美术院校在校学生的作业数量。繁重的劳动，雄厚的功底，向着既定的目标。堆在床头的一大摞画稿就是他信念的积累，精神的海洋。

住在同一间大屋的人们，其中有一位严峻的长者，时常注视着年轻画家的举止，他就是原来的院党委书记江丰。江丰的目光是惊讶的，以前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学生，现在被袁运生勤奋上进的热忱所感动。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你这样的学生打成‘右派’？”江丰对袁运生说，“画吧，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画下去！”

这是袁运生从以前的院党委书记的口中听到的直接教诲，不是在堂皇的学府里，而是在艰苦的逆境中。这教诲，使他永远难忘。

一天，同屋人举行生活检讨会。有的人照例做了一番忏悔，而江丰慷慨陈词，批评宣传工作中的浮夸风，批评经济政策与经济基础脱节，批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俨然像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丝毫没有罪人的自我意识。他还是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行使着脑与口的权利。袁运生听着，心中充满了敬佩。

散会后，江丰伏在案头看书。袁运生悄悄地捧起画板，朝他看去。眼前的模特儿是清癯的、憔悴的，一副沉思的样子。然而，在画家的脑海里却映出一个美的灵魂，像钻石一样坚硬透明。画家用酣畅的画笔，为他勾出一幅传神的肖像。

“哦，我比以前瘦多了。”江丰接过这幅素描，感慨地说，“把这幅画留给我吧，你我的友谊是值得纪念的……”

这幅素描配了一副画框，多年来一直挂在江丰家里。

一个被撤职的党委书记，一个被迫停学的年轻人，他们的个性都没有在重压下扭曲。个性一旦战胜了磨难就如铜铸铁浇，承认不承认它都一样……

雨纷纷

画家和兰英在苏州分手，返回长春，时有书信往来。一年后，兰英面临毕业分配。

东北对兰英来说很陌生。在她的想象中，那是冰雪覆盖的遥远边陲，是冷得冻掉鼻子、耳朵和下巴的可怕的地方。同学当中没人愿意分到东北，他们习惯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条件和温润气候，只要一提东北就毛骨悚然，好像被流放的厄运降临头上。

兰英置一切于不顾了。在姑娘的心目里，哪里有他，哪里就是春天，哪里就有篝火！只要依偎在他身旁，挨饿受冻也心甘情愿。

当兰英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分配志愿时，对方听了一惊：“呀，你已经有了男朋友啦！认识多久了？他做什么工作？”

姑娘一五一十地说了。她想，反正早晚也瞒不住。

兰英的故事在全校传开了。口头文学家们不乏想象力，把故事编得像田园牧歌一样美妙——

“喂，你听说了吗？兰英要求分到长春去。”

“那么远！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她认识了一个男朋友，长春市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那个人干什么的？”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演过好多片子。”

“找个演员当然开心啰！全国到处跑，凡是有制片厂的地方都是大城市，兰英将来爱往哪儿调，就往哪儿调！”

但是，在学校的一间小屋子里，兰英的头上承受着千斤重压，投向她的是盛怒的、失望的目光：“你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他是什么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是什么人？革命烈士的后代，共青团员，党组织的培养对象。你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对得起党吗？”

兰英争辩说：“他已经摘掉帽子了……”

“摘帽不摘帽都一样，谁家若是有这样一个家属，想抖落都抖落不掉，你偏想拣个黑锅背一辈子，多傻呀！”

“我乐意……”

“不要再说下去！你已经当了他的俘虏，站在悬崖上了。必须和他一刀两断，从此不再来往。他给你写信，交到组织上来处理！”兰英坐在小屋的一角，脸色苍白，四肢麻木，像是一个叛逆者在接受审判。她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心地纯洁的姑娘第一次向别人倾诉爱情的隐秘，理应接受幸福的祝贺。然而，她得到的是粗暴的训斥和强制的干涉，争也没用。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

更难承受的是无声的重压。同学们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她，窃窃私语地议论她，好像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一颗曾被捧在掌上的明珠，忽然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使她尝到世态的炎凉，命运的沉浮，激起强烈的反抗心理。

她提笔写了一封信，寄给杭州的一位阿姨——爸爸生前的战友。

阿姨很快拍来电报，要她速去杭州面谈。

兰英赶到杭州，天下着毛毛雨。阿姨把她接到住处，殷勤招待，笑脸相陪，想方设法叫她开心。可是，兰英满面愁容，像天空一样阴郁。

“愁出病来可怎么好？”阿姨心疼地说，“我陪你出去散散步吧。”

她俩撑着雨伞，来到柳浪闻莺。

西湖在兰英面前展现了一片银灰色。天是银的，水是银的。大气中飘着似雨非雨的银粉末，拂面未觉，沾衣欲湿。

兰英的眉心舒展了：“这里的风景真美！”

“这趟没白来吧。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呢，”阿姨笑着说，“我要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他是党员，在部队做保密工作，年龄般配，仪表堂堂。只要你肯见一面，保证会喜欢他……”

兰英顿时提起警觉：“难道让我来就为了这个？”

阿姨说：“我是为了你好呀。感情这个东西是培养起来的，没有感情可以培养感情嘛……”

姑娘只觉胸中硬被塞进一团乱麻，优美的西湖风光也变得面目可憎，脚下的曲径好像布满陷阱。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向全身袭来，她气愤地说：“我谁也不想见。给你！”

兰英把雨伞塞到阿姨的手中，冒着冷雨转身跑了。身后，湖水拍岸，发出有节奏的韵律，像是在声声叹息……

回到住处，兰英收拾东西，准备返回苏州。阿姨凑了过来，心平气和地说：“兰英，我知道你的脾气，一旦决定了的事，别人怎么劝都没用……”

“知道这个就好，我就很感谢你。”姑娘淡淡地说。

“我只有一个请求，”阿姨说，“你既然来到杭州，多住一天也无妨，晚上我们好好谈谈吧……”

晚上，兰英和阿姨面对面地坐在灯下。

“兰英，我相信你的眼光，你看中的人是不会错的。”阿姨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和改造的政策，像他那样的人还是要发挥作用嘛。”

姑娘点了点头：“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让我来交交底吧。”阿姨说，“目前我们还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不靠他们靠谁呢？既要使用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些好处。打个比喻吧，好比哄孩子的糖豆，那一点甜头很快就会融化的。将来我们自己的队伍成长起来，那些人再好，也不能使用。你多想一想吧……”

姑娘听了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如坠五里云雾。她头一次听说，在政策的背后还有政策，生活中的无穷奥妙够她慢慢消化的。

这天晚上，兰英失眠了。在这夜阑人静时分，她思念着远方的画家，渐渐有所醒悟：在他俩之间横亘着比冰雪、风暴、山川更为严峻的障碍。一个势单力孤的女子，无力推开社会的、传统的、心理的重压，感到前途无限渺茫。后悔当初爱上他吗？姑娘找不出谴责自己的理由。他们的爱情青山做证，明月可鉴，没有一丝灰尘。她只能后悔自己出身优越，倍受宠幸，致使爱情也戴上镣铐。为了他，姑娘情愿再投生一次呵……她在昏沉中入睡了，做了一个甜蜜的梦，梦见自己化为一个农家少女，和画家在白山黑水之间相会，整个世界像铺银盖玉一般纯洁……当她醒来时，发觉这不过是痴妄的梦幻，命中都已注定，一切不可逆转，姑娘绝望了。热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从脸颊上扑簌簌滚落下来……

第二天，阿姨把一本杂志摆在兰英的面前：“这是我从图书馆里找来的，你看一看就会明白的。”

这是当年出版的一本《美术》杂志。兰英用颤抖的手翻开书页，找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批判袁运生所画的一幅油画，附有这幅油画的照片。那是画的什么呀？被缩成可怜巴巴的一小块，看也看不清楚。姑娘总算找到这幅油画的题目——

水乡记忆

“好啦，好啦，再炸该焦啦！”

“轻一点儿，别叫人家听见。”

“我先尝尝——哈，又香又脆！”

“放开肚皮吧，反正不花钱……”

袁运生躺在床上，听到隔壁传来嬉笑声，油锅滚沸的“丝丝”声，贪婪的咀嚼声，伴随着炸油饼的香味扑面而来，搅得他夜不成寐。

这是生产队的仓库，位于苏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不久前，袁运生由双桥农场回到中央美院，回到董希文教授的工作室继续受业。老师建议他选择一处乡土气息浓厚的地区深入生活，为毕业创作搜集素材。他来到江南某镇，被安排在生产队仓库隔壁的一间小屋住宿。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水乡，也面临着饥馑的威胁。一度流行的狂热的宣传口号消失了，生理本能在人们的身上发挥了作用，这种作用最先在小镇的干部身上显示出来。为了填满几个人的肚皮去坑害集体，压缩别人的肚皮。深夜演出的就是一出率先占有填充材料的喜剧。

袁运生在床上翻了个身，惹得几只老鼠从枕边爬出来，在他的身上跳来跳去。

“有动静！”隔壁的人说，“那个画画的叫不叫他来？”

“别理他！”

……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素材！画吧，既然“艺术从属于政治”，这样的生活干预一下也无可厚非。画家躺在床上，心中流动着忧国忧民的感慨。

然而，夜间的梦寐并没给画家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对艺术的职能有自己的理解。他是为了追求生活中美的因素而来的，生活的灰尘蒙不住艺术家金子一般的心。白天所到之处，使他的追求得到满足。几个星期以后，他满载而归……

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吃过晚饭，他靠在床上沉思，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驱使他拿起画笔，信手在稿纸上勾勒，笔尖像行云流水似的畅快，只用去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毕业创作的草图画出来。

他带着画稿去见董希文老师。老师看了看说：“我看很有特点。工作量不小呀，抓紧干吧！”

他把行李卷、画布和油彩，一股脑儿搬进学校的大仓库。这间仓库是存放大型文物的，有高大的石骆驼、出土的石骏马和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虎。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墙上布满蜘蛛网，像一座阴森的古堡。他把行李卷往地上一摊，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起来。那些石虎石马注视着一个年轻画家像发狂一般地工作。两个月过去了，袁运生请人帮他抬出一幅巨大油画。

这幅油画题名为《水乡记忆》。

《水乡记忆》一时成为美术界谈论的话题。董希文、叶浅予、黄永玉等前辈画家交口称赞，评定毕业成绩时主张判为“特优”。还有一些人摇头、皱眉，连及格的分数都不肯给。

水乡留给年轻画家的记忆是什么？

画面当中是一座苏州常见的小桥，明代留下的传统建筑式样，结构精美，饰有玲珑剔透的浮雕。桥的两侧展现了房屋、街道和春节期间集市贸易的活泼景象。

看，那是搭台唱戏的，那是卖桃花坞年画的，还有卖粮食和蔬菜的，好热闹呀。一个秀丽的农村姑娘在脚边摊开一张报纸，摆好一束束鲜花，期待着人们来光顾。一个淳朴的小女孩刚才卖掉一只小羊，也许因为那个可爱的小动物是经她手喂大的，眼看被别人牵走了，流露出怅惘的神情……强烈的民族格调，淳厚的风土人情，画家的笔下描出了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环绕那座石桥倾诉着一桩桩美好的故事——人们在这里交换着一年辛勤劳动的所得，在丰富多彩的民间娱乐中得到了欢慰。

桥下是一泓清水，波光荡漾。乌篷船、小木船和运载年货的驳船排列拥挤，相擦而过。撑船的人互相谦让着，规避着，为邻船闪出航道。一个青年后生悠然躺在船头，阳光洒满脸上，凝思中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这小桥，这河流，不正是我们民族风貌的再现吗！我们的民族含辛茹苦，当时更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并没有被灾难所摧毁，坚强自信，崇尚礼遇，乐观洋溢，保持着伟大的尊严。以缓慢的节奏，沉着的步伐，举世无双的韧性——走向明天！

谁能猜到这幅作品的最初构思萌发于水乡的那间小屋，那间阴暗的、老鼠跳梁的、与罪恶相邻的小屋。人民的勤劳、画家的纯真，和一壁之隔的贪婪自私、巧取豪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画家拂去生活的荫翳，怀着美好的心愿，用绘画艺术的语言宣泄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这正是画家心灵品格的自我剖析呵！

当《水乡记忆》悬挂在中央美院的礼堂公开展出时，观众的反映是热烈的。有人留言，有人拍照，有人临摹。单就它在艺术风格上的创新，就使人们为之惊叹。作者抛开西洋油画情节设计的“三一律”和传统的透视法则，采用了国画散点透视的高妙手段，使画面上相互独立的故事浑然一体。在刻画人物时，作者娴熟地使用西洋油画的工具，大胆地运用以线造型，还吸收了古代陶甬艺术的夸张手法，描绘出神态各异的群像。兼有油画的富丽辉煌，国画的工笔重彩，年画的敦厚朴实和壁画的装饰趣味。

把古今中外的绘画艺术熔为一炉，是作者梦寐以求的渴望，他该如愿以偿了吧！

但是，《水乡记忆》的命运忽然逆转，被人从展览大厅的墙上摘下来，扔进存放废品的垃圾堆。后来，一个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小伙子发现了它的价值，拖到球台的后边，当作挡球的栏板。再后来，一位美术史系的同学看了怪心疼的，悄悄用剪刀把它裁下来，折成几折，压在宿舍的床铺底下。不料，学校惊慌报案，请来公安部门的同志进校侦察，像是搜索一件有伤风化的禁品。最后，那位热心的收藏家只好把它交出来，校园里的大喇叭立即广播，宣称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又一个胜利”。

离奇吗？并不离奇。气候在变化，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的集市贸易被取缔了，饥肠辘辘的日子被遗忘了。今日的政治向昨日的艺术提出新的要求，画家该被打板子了。《水乡记忆》的作者面对着一堆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画拖拉机？为什么不画丰收的麦场？为什么不画……在所有的指责中从来没人指责他为什么不画深夜隔壁那一幕，尽管那类现象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文艺批评的路口只亮着一盏绿灯：左转弯。忠于艺术的艺术家向前直行，被斥责为太“右”。

中央美院前党委书记江丰曾经感慨地说：“如果这幅画尚未毁损，拿出展览，我可以预言，观众会替它平反，恢复名誉。即使从这件尝试性的作品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才能。”

只可惜，这幅画连残骸都找不到了。它所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被缩成一张可怜巴巴的小照片，配上一篇振振有词的批判文章，刊在《美术》杂志的一角。画家应该感到荣幸，这是他的作品头一回被制成锌版，加以印刷，流传于世——其中也包括摆在兰英面前的那本。

月台边

兰英在杭州度过的第二天上午，是她最痛苦的时分。

阿姨俨然以监护人的身份站在她的身旁，伸手指着那本杂志，像是找到了有力的证明。阿姨说，像袁运生那样的人，是不会改正错误的，别人也不会宽容他。跟他结合将贻误终身，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还会累及子女。

那本杂志并没能吓退姑娘的爱情，却使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看来，阻拦姑娘与画家结合的，不光是阿姨、学校，还有整个社会。除了姑娘之外，似乎其他所有的人都在发出诅咒，往画家身上泼污水。姑娘还有走向他身边的勇气吗？说到未来的子女，那些无辜的小生命，也将跟随大人在泥泞中度过一生，兰英的心软了。

这是一场难以抵挡的精神围剿。兰英伏在桌上失声痛哭……

阿姨见到自己的良苦用心发生了效力，递过一支笔、一张纸：“给他写一封信，把话说清楚，心里就痛快了。他如果真的爱你，就不会再给你找麻烦……”

兰英接过纸笔。

她写得很坚决，声明和画家断绝往来，没做任何解释。她把责任揽了过来，表示愿为自己当初的感情冲动付出终身的代价，永远不再结婚。她在信中祝福画家能够得到另一个人，也像自己一样爱他……当她写完最后一个字，信纸上满是斑斑泪痕。

阿姨接过来看了看，叹了一口气：“瞧，眼泪把字迹都沾湿了，让他看了，怀疑你不是真心跟他吹……”

“本来就是被迫的！”兰英没好气地说。

阿姨总算拿到了字据，如释重负，亲手把信封好，贴上邮票，送往邮局。

兰英从杭州返回苏州，度日如年，反复设想画家的反应。画家一定会暴跳如雷吧？兰英实在不愿给画家那颗遭受重创的心增添新的伤痕，信中没写刺激性的语言，但是，画家也会明白事态变化的原因。那封信已构成对他的轻蔑与侮辱，他将把信撕得粉碎，一赌气再不回信吧？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从此消沉下去？或者，姑娘的担忧都是多余的，男人就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随即把姑娘从记忆中抹掉，忘得一干二净……

兰英最不情愿发生的，是后一种情况。

画家回信了，措辞生硬，同意告吹，没有一丝央求的口吻，只有一项最后的条件，要求兰英来长春一趟，当面把原因说明白。

像是从空山幽谷听到了回声，兰英攥着这封信跑进学校的办公室。

姑娘把信往桌上一摊：“请允许我去长春一趟。”

对方看完画家的信，抬头问道：“这是最后的见面？”

“是。”姑娘说，“我们都很坚决。”

学校说不出拒绝姑娘的道理，慨然放行。姑娘动身的那天，学校给长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求画家所在的单位给予配合，注意兰英和画家的行动，促使双方断交。

火车飞驰，窗外掠过广袤的田野。姑娘心急似箭，以前在梦中都向往的东北风光，这次在旅途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她只记得火车到达长春的那一瞬，在人头攒动的月台上，她一眼就看到了脸色苍白的画家。

兰英走下车厢，画家迎上前来。他的手里依然拿着速写本，故作镇静的样子。但是，他那疲惫、晦暗和压抑着巨大痛苦的面部神情，逃不过姑娘敏锐的眼睛。姑娘希望看到的正是这个，心中升起一阵喜悦。

画家在月台边收住脚步，和姑娘保持几步距离。

“请你现在就做出回答，”画家的声音像野兽在低吼，“你为什么要变卦？为什么要屈从别人的意志？”

姑娘把旅行袋往前一递：“你当我到长春来是跟你谈判的吗？”画家一愣，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傻瓜！如果要吹，还用得着千里迢迢跑一趟吗？”姑娘嫣然一笑，“今后的日子还长呢，对你也需要考验一下！”

明亮的阳光回到画家的脸上。他竟然忘记去接姑娘的提包，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姑娘向后躲闪了一下，真怕眼前这个失去理智的家伙不顾本国的风俗习惯，在众目睽睽之下扑过来……长春谈判达成一致见解——那些无尽无休的劝说、挑唆、约束，真叫人腻味死了，得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摆脱。

兰英毕业的这年暑假，和画家结婚了。婚礼在长春举行，没有亲人主持，没有同学祝贺。他们收到的唯一礼品，是袁运甫送给弟妹的一件上衣；他们添置的共同财产，是一条印花双人床单。在一间临时借用的小屋里，他们履行了庄严的人生仪式。兰英的蜜月是在替过去的单身汉拆洗被褥中度过的。随着兰英报到日期的迫近，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人间的王母娘娘到底也没肯让步，故意在他俩之间布下一条银河。

兰英的工作单位是从地图上挑选的。毕业分配时，学校给她的条件却也宽容——除了东北三省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行。实心眼儿的姑娘把手指放在地图上，沿铁路线寻找距东北最近的地点。她的指头划过北京，越过天津，落在山海关以南的一个小圆圈：唐山。在她看来，这是人间银河的理想渡口。

她来到唐山不久，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那场风暴，游行，造反，两派用大刀和长矛厮杀，整个城市陷入原始部落式的纷争。兰英举目无亲，乱世飘零。每年一度的探亲给她精神上少许安慰。后来，她怀孕了。过度的操劳加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兰英落下腰椎劳损的病根，背上像负着一块沉重的铁板，躺在床上翻不过身来。屋里没人生火了，单薄的门窗抵不住寒风的侵袭。腰病使她变得浑身僵直，生活无法自理。直到这时，她才感到多么需要丈夫陪伴在她的身边……

画家奔走求告，终于在长春的一家医院为妻子找到一份工作，又赶到唐山，好不容易通过了重重关卡，拿到调动工作和迁移户口的证件。至此，他们已经两地分居六年了。

兰英坐在火车上，长春的月台又一次向眼前移来，她禁不住百感丛生。六年了，她出于自愿，失去了很多东西——优越的处境，政治上的前途，还有美好的青春。她那俊俏的眼角爬上了愁纹，容颜憔悴，清秀的脸颊变得蜡黄蜡黄。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为了换取普通人的平凡的生活，外加一个“摘帽右派家属”的罪名。耿耿银河横在面前，天上人间有着同样森严的礼教。

陋室铭

破木桌上摊开一张纸片，一只小手握住画笔向纸片上涂抹水彩。笔下出现了圆的、方的、不规则的色块，分别代表不同的静物：圆的是洗衣盆，方的是旧木头箱子，不规则的是搭在晾衣绳上的尿布……

这是画家的儿子在写生。他在长春出生，不管父母的生活道路多么坎坷，他还是按照自然规律长大，长到那只小手能够抓住画笔的年龄。

小屋只有14平方米。家中又多了一个小妹妹，四口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一排大连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窗前的那张破木桌，平时是爸爸的工作台，夜间是儿子的床位。其余的空间供做饭、洗衣服，此外再没有插脚的地方。

眼前的情景，画家的儿子画了不止一次了，这是他接触生活的第一个题材。这个新中国的可爱的第三代，用幼小心灵中最美丽的颜色反复描摹，积累的画稿有好几十张了。每当邻居们来做客，他就捧出自己的作品在客人面前炫耀。可是，他所听到的评语却大失所望：“唉，兰英，你们的宝贝儿子怎么画的净是贫民窟呀！”

兰英苦笑了一下，有什么可说的呢？儿子画的，是家中的全部所有。

兰英调到长春以后，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日子过得很艰难。以前，她吃惯了食堂现成的饭菜，从来没下过厨房；这时她苦恼地发现，要想把玉米面的丝糕蒸得不发酸，比在医院里完成一次外科手术还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人吃的丝糕、窝头、馒头都酸得难忍，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孩子们照样狼吞虎咽，好像那些东西天生就是这般滋味。

家庭经济是拮据的。两个大学毕业生的总收入，抵不住家庭人口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儿子还算幸运，小时候吃过几天蛋糕。轮到女儿就不行了，父母再也买不起蛋糕，只好去买一角钱一个的面包，给孩子们打牙祭。再后来，父母捧回家的，是廉价处理的黑面包了。即使这样，孩子们也高兴得一天合不上嘴。

他们省吃俭用，还是入不敷出。每到月底，兰英和画家就面对面地掏口袋。

“运生，这个月供应的肉还没买呢。”兰英说。

“干脆买了吧。”画家说，“今天是星期天，该改善一次了。”

妻子早已一文不名。画家把衣服口袋翻得底朝天，凑够买一斤肉的钱。

儿子已经备好小小的冰爬犁等在那里，接过钱，欢蹦乱跳地跑了。

过了一会儿，门口传来儿子的欢呼声：“快来呀，肉买回来啦！”

画家和妻子跑出去迎接，不由得一愣：“肉呢？”

儿子回头看看，冰爬犁是空的。哎！刚才他光顾上高兴，跑得太快了，把一斤肉颠得没影了……

“采购员”从来没有失职过，这次变得垂头丧气。画家和兰英只好安慰儿子，捧着他那窘困的小脸哈哈大笑。

儿子也笑了。一场精神上的欢笑代替了假日的会餐。

在长春，所谓的“精神贵族”们都在各谋出路。有的人去给饭馆、旅店装潢门面，画几幅画，换回几瓶酒和整箱的鱼。有的人忙于家庭副业，用手工方式生产现代化的家具。还有的人担任家庭美术教师，如果所教的学生家里有来头，那他的处境就会很快得到改善。而袁运生却一点“外快”也没捞，一点门路也不找。他忙得很，白天去上班，老老实实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尽量让别人挑不出毛病；晚上回到家里，纵情挥毫，钻研心爱的艺术，家务事很少顾得上了。

在全家最困难的时刻，兰英曾用试探的口气对运生说：“你能不能也像别人似的想点办法？”

“想什么办法？”画家惊异地问。

“我没有更高的要求。”妻子说，“我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让家里的生活凑合过得去……”

丈夫摇了摇头：“办法是有的。可是，那样做会葬送我的艺术！”

妻子懂得“艺术”二字在丈夫心头的分量。话题一搁，永远不再提起。

兰英累病了，腰椎劳损的痛苦折磨着她，她有时不得不卧床。每当这时，他们家的天就坍下来了，陷入一片混乱。全家人饥一顿饱一顿；孩子的衣服脏了，没的换洗；床单上溅着画家的油彩，好像抽象派的画布……兰英身为医务工作者，对环境卫生有着起码的要求，实在不能容忍了，躺在床上吩咐画家：“今天你把床单和衣服洗一洗吧。”

“好。”丈夫顺从地搁下画笔，捋胳臂挽袖子，仿佛要大干一场。

他把床单和衣服泡了满满一盆。洗着洗着，按在搓衣板上的双手放慢了节奏，目光停留在对面的墙壁上。那里，悬挂着一幅新作，油色未干。他一忽儿侧着头，面露得意之色；一忽儿皱起眉，像是发现了不满意之处。

他霍地站起来，把沾满肥皂沫的手在胸前揩了揩，抄起一支画笔，纵身跳上板凳，在画面上改动起来。

兰英躺在床上，嘴角掠过一丝苦笑。

画家跳下板凳，回到洗衣盆边。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抬头向墙上张望……

一天过去了，花费七个多小时，总算洗完一盆衣服，还没顾上做饭，全家人饿着肚子。兰英又好气又好笑，诙谐地问道：“喂，你从板凳上跳上跳下的，一共跳了多少次？”

画家茫然地晃了晃脑袋。

兰英说：“你不记得了。我替你数着哪——整二十次！唉，真是拿你没办法。干家务活比谁都懒，拿起画笔比谁都勤快……”

天黑了，窗外大雪纷飞，像撕棉扯絮一般。兰英睁眼看着天花板，迟迟不能入睡；儿子一沾枕头，就进入酣甜的梦乡。小屋的另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画家一手抱着女儿不住地摇晃，另一只手举着画笔作画。他的嘴里哼着即兴谱成的催眠曲，歌声在小屋里轻轻回荡……

漫长的冬天，多少个夜晚，他们一家人就是这样度过的。

兰英的耳边响着丈夫的哼唱，默默地陷入沉思。当初她钟情于他，是倾慕他为人的正直和对艺术的忠诚。如今，她体验到了作为一个正直的画家的妻子的全部甘苦。安于贫困，甘于寂寞，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看不到隧洞尽头的光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除了妻子之外，有谁真正了解他呢？不但得不到社会的理解，还被打入了另册，棍棒时刻在他头顶上挥舞。每当想到这些，贫贱夫妻百事不谐的苦楚随之烟消云散，妻子的心化作一汪春水，充满了女性的柔情。

她想，如果两个人分担家务，结果只是一事无成。明天即使腰再疼，也要咬牙爬起来，挑起家务的重担……

车轮下

袁运生夜里睡得很晚，第二天早上揉揉眼，窗外已是大天亮。“糟糕！”他慌乱地穿上衣服，“又要迟到了……”

兰英早已起床，强忍着腰疼，在为一家人做早饭。

画家惊异地问道：“谁让你爬起来的？你的病还没好呀！”

兰英说：“没什么，反正我还在休病假，你走了我还能躺一躺。”画家匆匆吃过早饭，推起自行车，冲出门外。

在长春，这是滴水成冰、呵气成霜的季节。降过一场大雪，北风一刮，马路上结着厚厚的冰凌。路边的树木缀满银花，建筑物像琼楼玉宇似的闪着耀眼的银辉。

画家的心情很焦急。清晨，对于别人来说是一天工作的开始，对于他却是彻夜劳顿的继续。每当黑夜与白昼相交替的时分，就是他疲于奔命的时刻。

人生该有多少磨难啊！社会的，自然的，意外的……

穿过一条街道，前面就是繁华的路口，车如潮水。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忽听一阵隆隆的马达声。一辆鲁莽的卡车横穿路口，不肯放慢速度，如入无人之境。速度快，地面滑，加上毫无准备，画家已躲闪不及。砰然一声，猛烈撞击，画家连人带车飞出老远，跌落在地。这时，正巧从对面开来另一辆卡车，画家像被传球似的传到那辆卡车的轮子底下……

街头的行人看见这一幕惨剧，发出一片尖叫，全都愣在那里。

卡车司机失去了镇静，慌乱中忘记了刹车，右脚踏在油门上，继续向前开去。卡车的巨轮从自行车上轧过，钢铁构架发出短促的呻吟，自行车座子被揉成一团儿，卡车又朝画家的身体碾来。

这是痛苦的一瞬，行将死亡的一瞬。完了，只要汽车轱辘从他的胸口一轧，就算完了。他在生活的道路上一再遭受重创，从来不甘心向命运屈服，这次怕难以逃脱了。丢下心爱的艺术，扔下家中的妻子和娇儿，毫无意义地死去……

按照歌德的说法，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痛苦，只能有三种感觉：畏惧、恐怖和同情——预见大祸将临时的着急，对当前痛苦出其不意的发现和对当时或过去痛苦的同情。然而，倒在车轮下的画家，脑海里闪过的朦胧意识，那三种感觉一概没有。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也表现了他那倔强的性格，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抗争！

接下去发生的事，在路边那些吓傻了的行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只见倒在卡车下的那个躯体，突然直起腰来，伸出一双臂膀，紧紧抱住卡车前的保险杠。卡车咆哮着，抖动着，像是要把障碍物摧毁；车轮下的人挣扎、滑行，死也不肯俯首。人们在长春街头看见了血肉之躯和钢铁怪物顽强搏斗的一幕。

“千万不能倒下！”画家想，“一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卡车拖着画家在结冰的路面上滑行，5米、10米……直到司机恢复了正常的反应，用脚去踏刹车板，克服了汽车的惯性。

画家遍体鳞伤，浑身的衣服被扯成褴褛的碎条儿。他被送进了医院。

抱病在家的兰英听到这个消息，头嗡的一声，只觉天旋地转，两腿瘫软，好半天才清醒过来。

兰英骑上自行车，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不顾一切地赶到医院。存车的时候，她又失去了气力，几乎不敢朝医院的大门看一眼，手在不停地哆嗦，锁车的钥匙怎么也拔不出来。

存车处的大娘认出了兰英：“你是小袁的爱人吧！别害怕，他刚才进医院的时候，自己还能走路。”

兰英这才觉得心里宽慰了一些。

兰英把丈夫接回家中养伤。妻子经过这场精神上的刺激，病体更加沉重。夫妻双双躺在床上。

孩子没人照管了。兰英掏出几角钱，让孩子出去买吃的。过了一会儿，儿子和女儿一人捧回一包饼干，眼泪汪汪地站在床前。

儿子说：“爸爸，给你吃吧。”

女儿说：“爸爸，吃我的吧。”

兰英把孩子搂进怀里，替他俩揩去挂在小脸上的泪珠。孩子已经懂事了，过早地领略了生活中的凄凉和恐惧。兰英只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使丈夫和孩子的心灵上、肉体上得到少许的补偿……

画家养伤期间，肇事的汽车司机和所在单位的负责人来到家里，表示道歉和慰问。他们留下一百块钱赔偿经济损失——画家的衣服、自行车和医药费。

客人走后，画家坐在床头，若有所思。

兰英看看那一沓钞票，悲哀地叹了一口气。那是丈夫用九死一生换来的，看一眼也令人伤心。

画家忽然下床了，在小屋里踱来踱去。

“运生，你疯啦！”妻子嗔怪地说，“你腿上的伤还没好，回到床上去！”

画家走到妻子的跟前，两眼射出兴奋的光芒：“你瞧，我不是能走路吗！你知道，我好久没出去画画了，因为没那个条件。我多么向往陕北的高原、奔腾的黄河，还有那里的人民——我要拿这笔钱到延安写生去！”

这就是刚从车轮下爬起来的艺术家的心灵呼声！这就是一个贫病交困的人的最高奢望！他的要求是那样有限，对一些人来说简直不算一回事，对他来说却是那样遥远，拼着性命才能争取得来。兰英觉得胸口像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心头灼痛，欲答无言。她望着丈夫那副真诚的面孔，全都理解了。既然这样能给他那不甘寂寞的心带来欢乐和满足，那就由他去吧。

数日之后，袁运生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背着沉重的行囊和画具，在妻子深情目光的送别下，踏上了风雪弥漫的路途……

袁运生陕北一行，历尽艰辛。几个月过去了，他的脸上刻着高原阳光和风沙的印记，行囊里盛着满满当当的画稿，踏上归途。

袁运生路过北京，曾去看望江丰。当时，北京的空气令人窒息。江丰已年过花甲，处境更不如以前了，孤独地住在一座杂乱的大院里，一举一动都受到街道居委会的监视。

袁运生坐在过去的党委书记面前，捎来了陕北老区的今日见闻。那些消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了，沿着当年红军转战的路线走一遭，所到之处，老百姓的生活仍很贫苦。年轻的画家慷慨陈词，抨击时弊，忽然想到隔墙有耳，不禁替老人的处境担心，便收住话题，悄悄看了江丰一眼。

江丰神情自若，安详地倾听着，丝毫没有阻拦他说下去的意思。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框，嵌着一张素描，正是十几年前在双桥农场时袁运生给江丰画的那张。老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固有的尊严，不愧是个硬汉子。袁运生再一次体验到使人镇静的精神力量。

袁运生打开画夹，把一组陕北的人物素描摆在江丰的面前，其中有满脸皱褶的牧羊人，有用冷峻的目光傲视一切的年轻后生，有低头沉思的农村姑娘……这些人物真实淳朴、性格鲜明，从他们的脸上找不到在一般绘画中常常出现的无缘无故的笑，莫名其妙的笑，矫揉造作的笑。他画出了陕北人民特有的气质。

“这些画现在拿出去，是不会有人给你发表的。”江丰说，“也许，你丢掉了真诚，就会取得赞美。不过，我认为你的路子是对的。搞艺术的不能去搞迎合！”

袁运生又取出一幅山水长卷，宽68厘米，长400多厘米。这幅画描绘了巍峨的佳集古塔、冲破冰凌的黄河流水和苍莽的高原风光。这是他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花去整整两天的时间，用冻得坚硬的手一丝不苟地画出来的，笔触缜密、严谨，气势雄伟。

画面的一角注着几行小字：“写于1974年12月底黄河水破冰后奔流不息作白描两日归来尽兴。”

江丰看了爱不释手。画面上熟悉的陕北风光唤起延安老战士的激越感情。他说：“呵，黄河！一泻千里，奔腾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我仿佛又听见了它的声音……”

春水冲破坚冰，地心喷出烈火，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担担画

“四人帮”从政治生活当中消失了，美术界出现了生机。

美术界一些正直之士，对多年遭受埋没的袁运生深为同情，盼望他能重露头角，施展才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特地写信推荐他去作画。如今已担任河北美协副主席的费正，也为他奔走斡旋。可是，这些努力都碰了软钉子，被用各种借口挡了回来。很明显，袁运生的名字依然是一个不祥之物，受到冷淡和歧视。这个磨砺精深的艺术家，就连画一本连环画册的机会都没有。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在长春的陋室里，袁运生手里拿着画笔，面对镜子在给自己画像。画稿上出现了一个满面愁容的头像，刀刻一般的皱褶，杂草丛生似的胡须，一头不驯服的长发如垂下万根烦恼丝。他的头发很长了，平时顾不上理，索性很少去理。这副仪容，从艺术的个性出发，和画家艰难的心境、倔强的气质相吻合……他已年近四十岁了，自从《水乡记忆》横遭批判以后，十多年来不曾按照自己的意愿搞过一幅创作，这对这个创作欲望非常旺盛的画家来说，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怎不令他愁发千丈！

他烦躁地扔下画笔，捧起一本小说来消磨时间。

兰英每次回到家里，总是关切地问：“运生，有信儿了吗？”

丈夫摇了摇头，妻子也叹了一口气。

兰英已是中年妇女了。她又生下了老三，挑起五口之家的担子。在家庭的议事日程上，兰英最关心的仍是丈夫的艺术。艺术能给丈夫带来欢乐，丈夫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她也怀着同样焦急的心情在等待着。

1978年5月，几个朋友的热心努力终于奏效，袁运生获得一次外出写生的机会，目的地是风光绮丽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他接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拍来的电报，欣喜若狂，马上把这件天大的好事告诉了妻子，全家人像过节一样快乐。

儿子好奇地问道：“爸爸，西双版纳是什么样子呀？”

“美极了！”他笑着说，“等我画回来给你看。”

女儿扯着他的衣角：“爸爸，西双版纳有什么好东西呀？”

“有好多水果。”他抚摸着女儿的头，“等我买回来给你吃。”

他忙着收拾行装，整理画具，搞得天翻地覆，巴不得立刻就上路。

兰英看看摊开满地的东西，惊奇地问：“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

丈夫说：“机会难得，孤注一掷了！”

是呵，这个多年来备受冷落的画家，想想那一年他从车轮下爬起来奔赴陕北的举动，就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他渴望深入生活，把这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如今，一个出版单位向他发出正式邀请，使一颗艺术赤子的心像烈火干柴一样熊熊燃烧了。

晚上，兰英找来几块旧布，在灯下替丈夫缝制背囊，一针针，一线线，直缝到天色薄明。

“这次要去多久？”兰英问道。

“三个月吧。”画家说，“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能行吗？”

妻子笑了笑：“你能想到我的难处，我就知足了……”

这年五月，袁运生来到澜沧江畔，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他被西双版纳惊人的美丽强烈地震撼了。抬眼，到处都是浓郁的绿色，到处的风光都堪入画。森林绿得像翡翠，山谷像铺着绿色的天鹅绒，河水像流动的凝脂，湿润的空气也给人水晶似的感觉。难怪傣族人民把西双版纳比作灿烂的宝石，这里的山山水水都闪烁着珠光宝气。

有谁比画家更能感受生活中的美呢？他目不暇接了，像是来到了希冀中的天堂。大自然的造物主仿佛对这块土地特别钟爱，把世界上无比浪漫的色彩遍地倾洒，使他畅饱眼福，满心狂喜！

他住进景洪招待所，稍事休整，准备深入西双版纳腹地。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画家，把他领进一间中等客房。

画家开口就问：“这个房子住一天多少钱？”

服务员说：“两块五。”

“还有更便宜的吗？”

“有一天七角钱的。”

“好！我就住一天七角钱的。”

他已习惯于精打细算了。离开长春的时候，他从所在单位借支了有限的款项，旅途中花去了一大半，下一步的经济来源还是个未知数……画家深入生活，各有各的气派，他在生活上甘居末流。

幸好费正又一次支援了他，从河北邮来300元。这是从费正的复员费中拿出的四分之三。这雪中送炭的慷慨资助，使袁运生增添了前进的勇气。

云南人民出版社委派了一位年轻的编辑，陪同袁运生下去写生。当这个傣族的小伙子来到招待所会面的时候，画家搬出了从长春运来的全部行装。

好家伙！大木箱里装着18块三合板，几大捆稿纸，还有一个像麻袋那么大的背囊，里面塞满颜料、画具和生活用品……加起来足有140多斤重。小伙子看了直抓后脑勺，不能想象画家怎样把它们搬下火车，又怎样运进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去？

袁运生取出一条扁担，朝小伙子微笑着。

瞧他那副神气，像是要把西双版纳的大自然风光一并收入他的行囊。几天后，他就挑着这条被压弯了的扁担，闯入那葱郁的亚热带丛林……

奏鸣曲

瞧，那就是大榕树！冠盖如云，像一位庄严慈祥的老祖母。

呵，那就是槟榔树，又直又高，当地的青年男女用它来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

那是檀扇树，枝叶像头发丝一样细密，看上去多潇洒，好似披发长吟的诗人。

就连这里的竹林也不同一般，又繁茂，又青翠，簇拥地生长着，好像孔雀开屏。

西双版纳的植物最美了！充足的阳光和湿润的气候，赋予植物群体以特别丰富、浓郁、繁漪的形象，这里的世界无与伦比，看上去满目琳琅。画家不得不压抑住兴奋，凝聚自己的感情，用更缓慢的办法更精确地保留自己的感受。他站在一棵树前，一画就是一整天。

“喂，那是什么树呀？”画家问同行的编辑。

“它叫贝叶树。”小伙子热情地介绍说，“傣族人用它的叶子代替纸张，很多古老的民间传说都记载在贝叶经里。”

袁运生铺开画纸，画出贝叶树特有的冠盖，井然有序，像披着一身连环铠甲。每一笔都毫不含糊，把绿色生命的活力有层次地表现在纸上。热带的骄阳在画家的头顶上喷射着火焰，酷热难当，他的脑门上渗出涔涔汗珠。草丛里飞出成群的小虫子，赶也赶不走，两条腿被咬得又红又肿，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索性不去理睬……

中午时分，小伙子捧来两个糯米粽粑，塞到画家的手里：“跟你出来才深有感受，画画真是个苦差事。”

画家笑着说：“美和苦总是连在一起的……”

他俩一直在傣家人的竹楼里投宿。画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了解了这个热情而善良的民族的风俗习惯。

每天吃过晚饭，画家走出竹楼，来到林间空地。这是西双版纳最迷人的时刻。晚霞染红了村寨，染红了树梢，染红了澜沧江水。一群傣族少女姗姗走来，肩上扛着小纺车，手里提着小灯笼，紧身拖曳的筒裙在随风摇摆。她们的身材是那样苗条，步履是那样轻盈，仪态万方，好像一群美丽的仙子从天而降。

“太美了！”画家向同伴抒发着感慨，“瞧，那几个女孩子束的腰带，金灿灿的，银铮铮的，简直像是精致的工艺品。不过，我决不去画她们的腰带，腰带会把形体隔开，破坏了形体的完整。我更喜欢她们自然的装束，看，那几个女孩的装束就很自然。她们的上衣很短，筒裙很长，在上衣和裙子之间裸露一截腰肢，这是高度的审美观点，使她们显得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再看她们的发式，挽成髻，往后一盘，自然地溜向一边，多么富有唐风！这个民族真了不起，她们最懂得细节的美……”

少女们分散到林间空地的各个角落。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三五成群的小伙子，围着姑娘们又说又笑。透过黄昏的薄暮，燃起一盏橘黄色的灯笼，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纺车声。傣女从小就知道不靠父母而是靠勤劳的双手为自己准备嫁妆，她们在纺织幸福的爱情。

诗情画意的南疆情调，敲叩着艺术家灵感的窗扉。每当这样的时刻，袁运生就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什么是西双版纳美的主宰？

美在你那五光十色的外貌和一身珠环翠绕的宝饰吗？描绘你的容颜，画不出你所特有的神韵；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只能充当自然主义的奴仆。

面对同一物象，出现在画家视网膜上的印象是相同的；然而，画家心中的自我感受却不尽相同。一百个画家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答案，一百种不同的表现方法。

艺术贵在有“我”。他在寻找“我”的西双版纳。

从夏末到中秋，他在一串珍珠似的地名留下足迹，然后来到勐定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寨。

这里显然很少有外界的客人光临，画家的访问在小寨子里引起了轰动。晚上开会的时候，全寨人都向他投来热烈的、好奇的目光，笑语喧哗，好像他的到来是本寨的荣耀。

同行的编辑告诉他，这个寨子叫“鬼寨”。共和国成立前，傣族人无力同病魔斗争，如果有人生病了，就说是“鬼”附到了他的身上。指出同一寨子里的某人是“鬼”的化身，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商量，当即就要把某人赶走。久而久之，那些被驱逐的人们组成了一个村寨，聚集起了受歧视的一群人。

“鬼寨”里的人们的遭遇，引起画家深切的同情。画家向他们投去友好的一瞥，发现这里的人们美貌出众。如果说，傣族是一个美丽的民族，这里则是美的精粹。花朵一般的少女，风韵犹存的妇人，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全都乐于接受画家的请求，给自己画一张素描。到后来，干脆找上门来，落落大方地站在面前，希望引起画家的关注，忙得画家手不停挥。他们天性爱美，以美为骄傲。

小寨子的生活平和、恬静。画家居住多日，没有听说一家吵过嘴。男女之间的经济绝对独立，劳动收入、生活用品和干活的工具都分得清清楚楚。家庭出现裂痕，一般由女方提出迁走，临行前全家人文静地坐在一起进餐，然后由男方挑着担子为女方送行，相敬如宾。老少之间是和睦的，晚辈人尊重长者，殷勤侍奉；长者爱护晚辈，却从不硬性约束……多么单纯的关系呵！不为世俗之气所污染，像一泓溪水那样清澈。

一天劳动归来，青年男女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跳起了伊拉赫舞。欢快的鼓点，清脆的小芒锣，汇成了鲜明的节奏。姑娘们排成一队，踏着婀娜的舞步，舒展着柔软的手臂。她们的神情矜持、自尊，朦胧中带有一种庄严的向往。她们在向往什么？

这是泼水节中常见的舞蹈。陪伴画家的那位傣族的编辑，给画家讲了记载在古老的贝叶经里的传说——从前有一个丑恶的魔王，要把各个寨子的俊美的姑娘据为己有。他先后掠劫了六个姑娘，还要强占第七个，遭到了傣族人民的憎恶。姑娘们生出一计，把他灌得酩酊大醉，问他：“你最怕什么？”魔王说，他什么都不怕，只有用他的头发才能把他勒死，可是他的头一沾土地还能再生……姑娘们趁他酒醉未醒，就把他的头勒了下来，为了不让他的头接触地面，由姑娘们轮流抱在手里。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就是庆祝人民战胜残暴，并且冲洗魔王留下来的污脏垢迹，使自由与幸福的春天永远常驻傣族人民心里……

晚上，画家回到竹楼里，月光皎洁，树影婆娑，像流动的水银倾泻在门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间，他久久不能入睡。

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窗口。关于泼水节起源的故事，深化了画家对这个爱美的民族的认识。自从踏上西双版纳的土地以后，他所看到的山川、林莽、人物、风貌，像数不清的色彩斑斓的光点，旋转着，闪动着，在他的脑海里汇集，逐渐熔化为一团明亮的焰火，从思维的天幕上冉冉升起。呵！西双版纳美的主宰，不正是傣族人民崇尚美好未来与伟大爱情的精神力量吗？他们的心地多么干净呀，永葆其民族的纯真的本性。于是，变化多姿、充满活力的植物的群体，和天然质朴、独具美感的傣族妇女，构成了画家的西双版纳的总的形象：“我”的西双版纳。这是一个线条的世界，柔和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奔放、流畅的线条，挺拔、秀丽的线条，也有缠绵、缓慢，游丝一般的线条——单纯与丰富高度和谐地统一！

他挥舞着线条，画了几百张白描写生。如果把重彩比作交响乐，白描就是线的独奏曲。袁运生经过多年磨炼形成的艺术风格，在线的独奏中显示了奇异的魅力。那是他怀着诚挚的感情献给傣族人民的一组热情的奏鸣曲。

昆明为袁运生举办了一次画展。他的画稿交付云南人民出版社选编。编者刘绍荟为他撰写的前言，开头就引用了傣族民间叙事长诗《葫芦信》的几行诗句：

公主啊！

你是一颗灿烂的宝石，

但愿我是一个银匠，

把宝石镶在我的心上……

他盛赞袁运生，正是把西双版纳这颗“宝石”镶在了自己的心上。

二十多年来，这是袁运生头一次听到对自己艺术的肯定。

袁运生在云南期间，不断收到妻子的平安家书。

兰英在信中说的使画家每读一封家书，就像饮了一杯甘泉水，清凉可口，舒心开怀。妻子在信的结尾总有这样几句：“家里的事尽管放心。好好画你的画吧，画不完就不必着急回来……”

画家宽慰地笑了。他在西双版纳繁忙的日子里，最担心的事莫过于“后院失火”，妻子的信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其实，这是多事的一年。长春刮起一阵地震风，整个城市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忙着搭抗震棚，搬东西，向庇护所转移。

画家在长春的一个朋友，想到了画家的妻子和孩子，赶到家里来看望。他不禁愕然了。

这间陋室依然如故，家具和什物都没来得及整理，孩子们在低头玩耍。只见兰英弯着腰，淌着汗，从屋里拖出一个沉重的木箱，箱里盛满画家的画稿，向附近的抗震棚挪动着……

显然，这是画家的妻子心目中最珍贵的东西。她最了解画家的艰辛，从艺术的艰辛中懂得艺术的价值。

朋友的心由于激动而战栗了。这件事，兰英仍然没有告诉丈夫。如果不是那位朋友后来追述了亲眼见到的一幕，他将永远不知道。

壁画之梦

不知什么时候，透过结满冰花的玻璃窗，射进一束朦胧的青光，像仙女伸出白皙的手臂，撩开了轻柔如梦的披纱。屋里若明若暗，电灯的光晕是昏黄的，周围的空气是混浊的，光晕在缭绕的烟气中像翅膀一样扑朔不定。他使劲地晃了晃脑袋，揉了揉眼睛，桌上的画稿化作一团白雾，升腾，扩散，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他搞不清楚此刻究竟是醒着，还是依稀在梦境里……

昨夜他睡得太迟了，烟抽得太多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睡觉，只是在纷乱的画稿和积满烟蒂的烟灰缸旁边趴了一会儿。一抬头，天就亮了。清晨的第一线阳光，抚摸着北京郊区的楼群。他推开窗子，让寒冷的晨风驱赶身上彻夜的疲劳，从梦境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这是1979年1月，在北京白家庄。

袁运生结束了长达半年的云南之行，归途中经过北京。有一件大喜过望的事，迫使他在北京逗留下来。当时，新建的首都航空港候机大楼如一座富丽堂皇的水晶宫殿，在北京东郊拔地而起，它的设备荟萃了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宽敞舒适的候机室和餐厅，自动开合的大门，传送行李的流水线，电子数码显示的计重器，精工舍特制的石英钟，高效能的室内空气调节装置，还有精确的导航、通讯系统……构成了首都宏伟的空中门户，现代化程度在国内无与伦比。在当今世界上，现代化的建筑设计是和精美的艺术装饰融为一体的，古老的壁画艺术勃然复兴，与崭新的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建筑事业的发展相适应。首都机场的负责人不愧为新型企业的管理者，他们邀请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为首的五十多位优秀的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工人，为候机楼创作大型现代化壁画群。沉默了二十多年的袁运生，幸运地得到了推荐，也在被邀请之列。

随着1979年初思想解放之窗敞开的一道缝隙，多年来，文艺与政治结成的热度很高的紧密关系，逐渐得到调整，使一些艺术家的头脑趋于冷静。他们重新考虑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个古老而又难以说清的命题，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主张给予否定。他们的出发点是善良的、平和的，不愿用艺术之箭去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以免遭到艺术之外的责难；同时，又希望摆脱风向变幻的影响，保持艺术射程的相对稳定，不致像飘忽的羽毛那样升浮或坠落。而袁运生考虑得更加简单一些，拿他的话来说：“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需要的是真诚。”

袁运生的大型壁画设计稿《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就是基于这个简单的逻辑和客观条件应运而生的。

候机楼旅客餐厅的一大扇墙壁，连同拐过的一角，全都给他了，好大的一块地方！他站在洁白的墙壁跟前，惊愕、欢喜，恨不得把存在肚子里的话，全都向这扇墙壁倾吐。艺术创作从来都是不遗余力、毫无保留的，呈现出艺术家心灵感受中最美的那一部分。二十多年了，他积累的艺术语言和生活语言，像一条滔滔的河流在心中回荡，而西双版纳之行给他留下的难忘印象，则是他的全部生活经历当中美好的高潮，跳跃的浪峰。当时，他想到的唯一题材就是泼水节。他听到的那个记载在贝叶经里的神话传说，凝聚着热带民族烈焰一般的感情，自由奔放的想象和明晰纯朴的哲理。他决定摈弃风俗画和情节画的构思，用多年磨炼而驾轻就熟的线条，表现人们对自由与幸福未来的向往。他说：“在一幅27米宽、3.4米高的巨大墙壁上，画一幅赞颂傣家人的精神、情操的壁画，对我来说，真是梦想不到的好事。”

主张为政治而艺术的艺术家，也可以把这个题材归属于政治。但是，这个构思毕竟离开了具体的政治背景，容纳了较深较远的时间、空间和隽永的主题。倘若在以前，这样的艺术构思是会受到政治干预，当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的。这次尚且不知命运如何？

袁运生的哥哥袁运甫，在白家庄的寓所里为他让出了一间小屋，是寝室，也是工作室。不过，那张小小的床位很少用得上。他铺开画稿，就进入了梦境，由流动的线条和绮丽的色彩交织起来的梦境……

在艺术的梦境里也有说不尽的烦恼。别的不说，且说餐厅墙壁当中的那个大门，就叫人恼火。本来，壁画艺术语言应和建筑艺术语言达到协调统一。那座大门却把墙面分割开来，成为艺术构思的障碍。整整一夜的工夫，都在和那恼人的大门搏斗，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张又一张地勾着草图。哥哥住在他的对面房间里，可以看到从他的门缝射出彻夜不熄的灯光，飘来呛人的烟味儿。而他的精力、心血和生命也消耗在淡蓝色的烟雾里。第二天推开屋门，他的脸色是苍白的。

“这样搞，身体怎么受得了！”袁运甫说。

“没关系。”他淡淡地一笑，“习惯了……”

在哥哥的眼里，弟弟和过去相比已判若两人。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在同一个房间里，当袁运生向哥哥诉说自己被划为“右派”的经过时，他那圆润的面孔充满了天真的神情，仿佛在诉说一件轻松的趣闻。现在，那张面孔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在崎岖的路上跌跌撞撞，早已变得棱角鲜明，神情峻峭，透露出一股韧性。为了重新得到这一次在北京搞创作的机会，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呀！袁运甫理解弟弟此时的心情。

整整一个白天，袁运生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做他的壁画之梦。他从自己所熟悉的苏州郊区拱桥的原理中受到启发，找到了跨过那座大门的方法——“拱桥的两头很厚重，托住高耸而单薄的顶部，在力学上是稳定的，而这彩虹般的曲线又是多么美丽！以傣族人民的活动构筑一条人流的彩虹，这个想法是很迷人的……”（引自《美术研究》1980年第1期，袁运生：《壁画之梦》）

实现这个迷人的想法，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的眼前浮现出泼水节绚丽多彩的画面：担水、分水、泼水、舞蹈、赛舟、晚浴，还有傣族人竹楼里恬静的家庭生活和青年男女在黄昏后的丛林中流连的情景……他的笔下出现了上百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这同时又是装饰性的、夸张的、性格化的，富于抒情意味。画稿越铺越长，彩虹一般的人流在延伸。沉浸在创作的狂热中的画家，耳边仿佛有音乐在伴奏。他抓住画笔，好像抓住了交响乐队的指挥棒，通过流动的线条去表现旋律与节奏的转换，那庄严的、热烈的、执着向上的主题歌，渐渐升起了……

又是一天凌晨，住在对面房间里的袁运甫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弟弟的门缝里还有灯光。

这些天来，袁运甫也很疲劳。他也参加了首都航空港壁画群的创作，绘制《巴山蜀水》的初稿。如果说，他是凭着经验和素养在艺术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的话，弟弟则是在用生命进行冲刺了。半个月过去了，十五个昼夜，对面的房间灯光不熄，多么惊人的毅力呵！那对艺术的一片至诚，任是金石也应为之感泣吧……

对面的房间飘出淡蓝色的烟雾，传来沉重的咳嗽声，一声比一声沙哑。然而，他还在画，还在不住地吸烟。咳嗽声不绝于耳，在黎明前的沉寂中听了叫人揪心。他在毁损自己健康的地基上去建设精神的广厦，那画稿上的线条分明是生命的血丝呀！

天亮后，袁运甫对弟弟说：“你大概忘记后天就是旧历除夕了。我劝你好好休息几天，回长春去过年吧。”

袁运生摇了摇头：“时间不够用。第二稿虽然画出来了，可是还没来得及复制。”

“你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也要替兰英考虑。”哥哥说。“你离开长春已经半年多了，春节再不回去，太不近情理。”

提到兰英，袁运生不再执拗了。大年除夕，他赶回了长春，兰英问他：“这次能在家待几天？”

画家说：“春节一过，还得讨论画稿。这一稿还没复制，我把它带回家里来了。”

兰英叹了一口气：“这么说，连春节也休息不好了……”

画家说：“复制并不难，可是很费时间。”

兰英想了想：“那，我能帮得上忙吗？”

画家深情地望着妻子，点了点头。

这是兰英第一次直接参与丈夫的艺术创作。夜里，他们扭开台灯，架起一块玻璃板，铺好半透明的拷贝纸，共同复制泼水节的画稿。这幅赞颂傣族人民的作品，也留下一个汉族妇女的感情的痕迹……

从大年初一到初四，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兰英和画家一起熬夜。

忙碌中的画家竟然没有察觉，兰英那消瘦的脸庞更加枯萎了，被沉重的疾病阴云笼罩着……

牛皮纸

春节刚过，袁运生携带画好的彩色设计稿返回北京。

绘制壁画之前的筹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为了获得最好的艺术效果，首都机场特地从香港引进了一批丙烯颜料。这是近年来流行于欧美和日本的新型绘画材料，色泽鲜明柔和，具有很强的覆盖力，很适宜多层次的晕染烘托，并在湿润、干燥、冷热变化的各种条件下长久地保持画面色泽的稳定。

参加《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绘制的两位合作者，连维云和费正，也先后赶来了。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中年艺术家，看了袁运生的设计稿，被那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和西方现代艺术聚合的魅力所打动，兴趣盎然，跃跃欲试。

脚手架搭起来了，墙面贴上牢固的底布，一切筹备就绪，已是初夏时节。6月的一天，兰英从长春来到了北京。

兰英这一次专程到北京看病。其实，她的病情早就发现了。在春节前的一次妇科检查中，医生摸到了子宫部位的明显的异物。因为丈夫远行和孩子的牵累，她的病拖了下来。近来迫于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到北京找大医院确诊。

在等候看病期间，兰英和丈夫住在首都机场新建的供国际航班机组人员使用的宾馆里，房间不大，却很舒适。弹簧床、卫生间、天花板上的暗窗还表明装有冷气设备。自从结婚以后，兰英还从来没有与丈夫同住过这样高级的住所。但是，夫妻待在一起的时间还是那么有限。每天，透过窗帘射进第一线紫色的晨曦，袁运生就翻身爬起，匆匆地擦把脸，楼道里响起匆促远去的脚步声。忙过一天，回来时已是深夜，一身汗水，一身颜料，像是刚从脚手架上爬下来的房屋修缮工。

好不容易等到确诊的日子。当兰英拿到诊断结果，挪动疲惫的脚步走出医院时，她感到自己的身心在向下陷落，仿佛沉入无底的深渊里去。病情发展的速度是出乎意料的，几个月以前的一小块异物，如今已长成累累的肿块了。兰英自己就是外科医生，有着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懂得病情恶化速度所包含的严重性。她想到癌——恶性肿瘤细胞往往造成畸形的膨胀，而良性肿瘤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倘若不是癌，那仅仅是某种侥幸。她缓缓地走着，脑子里空荡荡的，飘浮着灰暗的迷雾，意识的火花忽明忽灭。出于一种直觉，她痛苦地感到，这些年来因过度的忧心和家务的劳累，体内健康的防线被日复一日的重压所摧毁了。爱人、孩子和未来的一切，究竟还属不属于她呢？

她回到了机场。白天在住处是找不到画家的。她踏过长长的柏油路，走进了候机大楼，站在脚手架旁……

大厅宽敞，肃穆。崭新的玻璃窗映照出蓝汪汪的天空，充裕的光线尽情奔涌进来，又漾了开去，在四壁发出柔和的散射。这里，在六月的炎热的气氛中进行着一场真正的建设——脚手架的巨大结构向屋顶攀缘上升；地面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画笔、调色板和颜料桶，显示了艺术工地的繁忙。兰英抬起头来，在脚手架上找到了丈夫的身影。他猫着腰，手中执着画笔，向墙面上描绘勾勒，乌黑的长发从前额垂落下来，随着身体在空中不停地摆动，好像握着弓弦的大提琴手沉醉于自己奏出的迷人的乐章，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都已不复存在……

兰英痴呆地站在那里。此时此地，也许只有她才能深切地理解丈夫的心境。从长春那间陋室的狭小的天地里，到这间气派轩敞的大厅，一个艺术赤子的才华、智慧、压抑在心头的抱负，挣脱了一切羁绊在喷涌。他恨不得把滚烫的生命注入笔端，倾泻着，挥洒着，融化在眼前的画面之中。墙壁上纷纭的线条，呈现了西双版纳茂密的丛林，生机勃勃。随着画笔的移动，如同暗室里彩色显影液中出现的过程，几个傣族妇女的形象渐渐清晰可辨。她们舒展的腰肢，柔韧的手臂，强烈倾斜的动作，增加了泼水场面的运动感。兰英的耳边如同听到小芒锣的欢快的节奏和象脚鼓的激动人心的鼓点。那些妇女面部的神态朦胧带有无限的向往。于是，死气沉沉的墙壁变得活了起来。那是艺术家的生活热情在流光溢彩，美好憧憬的再现。艺术家有限的生命在隽永的艺术中得到了升华！

站在艺术舞台的幕后看艺术，最容易触动对人生的回味。

兰英的心情宽松了一些，离开医院时像堵着铅块一般沉重的感觉减轻了。艺术早已闯入了她的命运，把她从局外人变成了局中人。她从艺术创作的呼吸中得到了精神的补偿。

这时，画家从脚手架上爬下来，一眼发现了妻子，快步朝她走来：“去医院检查有结果了吗？”

兰英说：“忙你的吧，回去再说……”

妻子安详的脸色解除了画家的顾虑。他说：“你应该留在房间里好好休息。”

“不累。”兰英淡淡地一笑，故作轻松地说，“我能帮你们干点儿什么？”

画家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噢，这里正需要你。请你给我们比画比画，对一对画稿上的人物动作。”

“好吧。”妻子应允了。

兰英在画家的摆布下做出各种形体动作。幸亏她二十年前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有一点儿舞蹈的功底，动作自然，修长的身材也很理想。这件事消耗了不少时间，画家左右顾盼，一面导演兰英的姿势，一面审视画稿上的人物。对于抱病在身的兰英来说，这是超额的负担。而她以极大的耐力保持端庄的体态，苍白的、疲乏的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

几天以后，兰英登上北去的列车，离开北京。丈夫到车站送行。直到临行前的一刻，妻子也没有向丈夫说出自己的病情。兰英反复考虑了得失。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如果给自己开一张治疗单的话，她将毫不犹豫地写下“立即住院，手术切除”。对付无情的肿瘤的治疗关键，不管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千万不可贻误时机。但是，她想到了丈夫，还有超越丈夫个人的一桩美好事业。一旦她住院动大手术，丈夫也将毫不犹豫地陪伴她，伺候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再没有别的更亲的亲人。那样，画家手里的工作就会停顿，至少也会受到影响。丈夫正在艰难的艺术道路上奋力一搏，不可耽搁。兰英只好放弃自己的治疗，哪怕这个治疗意味着生的希望，也要去换取艺术生命的顺延。这个意念，从她爱上画家的那一天起，就埋藏在心底很久很久了。

一声长笛，列车开走了，载着一颗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的心，消失在迷茫的雾霭中……

袁运生和他的合作者废寝忘食，一忙就是四个月。绘制工作已接近尾声，拐过墙壁的一角，出现了西双版纳黄昏的景色。淡蓝色的清辉中，一株热带丛林特有的鸡蛋树，繁茂的枝叶像一簇绣球，围成美丽的屏风，晚浴的傣族少女手里擎着陶罐，把清冽的泉水向自己的身上倾洒。她们那长长的秀发拂散着，波浪起伏，垂向地面，宛如高山流水的涟漪。浴后的少女正梳理自己的长发，云鬓花颜，脉脉含笑，像是在为自己的青春而骄傲……

环绕着少女的形体，有几根飘逸的线条，那是打底稿时勾出的衣着的轮廓，画家还拿不定主意如何去处理。在描色绘彩的过程中，来往于这座大厅的观望者，对墙上晚浴的少女给予特别的关心，想看看到底给不给她们穿上衣裳。

洗澡（而不是泼水）需要脱去衣服，这是生活中的常识。在生活中，傣家妇女表现得更为天真。画家在西双版纳的日子里，曾多次和傣族男女在井旁、在澜沧江里沐浴。她们落落大方，归真返璞，看待裸体如同大自然的造物，并不觉得很神秘。“我承认，我的封建意识要比她们多。”袁运生诚恳地说，“这使我增加了对她们的崇敬。”在绘画史上，裸体语言是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一种艺术语言，早以古希腊的维纳斯为代表，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部类。同样地，用裸体语言去表现作者对妇女的崇拜和对生命的大声赞美，就成为壁画当中这一部分特定的场景所必须。更何况他画的是神话传说而不是习俗……

看来，画家打错了主意？

在一些人的眼里，裸体造型乃西方“夷狄之恶俗”！西方的物质生活愈是富有，精神文明就愈是贫困得衣不遮羞。我们恰恰相反，精神文化的大革命与物质生产的大倒退出现在同一时期。十年中，人们的视觉高度净化了，中国妇女甚至不愿穿裙子，不穿旗袍，不穿紧身衫，把全身裹得严严的，以免显露多变的线条，玷污了别人的双眼，亵渎了自己的形体。然而，把美学观点当成邪恶观念革除的结果，并没有淳化社会的风尚，却带来精神的贫乏和堕落。于是，纳清泉于浊流，把艺术和犯罪搅成一池浑水。

盛夏，当“晚浴”的画面脱颖而出的时候，虽然几个少女的形象是装饰性的、象征性的和简约的，仍不免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并不显眼的一角却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有好奇者、过路者、担忧者和看热闹的。人们用不同的口气纷纷议论，惊叹的、严厉的或粗俗的……

这是多年来在中国现代壁画上第一次出现裸体，作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如要排难解纷，也最容易不过了，提起画笔，抹上几下，给人物穿上短衫和筒裙，不花任何成本。他和他的全家人就会逢凶化吉，消灾避难。但是，他不愿那样做。他想到历史上围绕裸体艺术问题的一场争论。

六十年前，上海有一批勇敢的画家，为了在教学和创作中运用裸体的问题而受尽辱骂。当时，报纸上刊登连篇累牍的围剿文章，说画家是“伤风败俗”“欲令世界上女子入无耻之地位”“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而那时上海的一班轻薄少年、无业游民，拍摄裸体照片招徕贩卖，更给攻讦者以口实。直至触怒了军阀孙传芳，拍电报通缉画家。画家奋身迎战，全无惧色，写文章说：“无赖市侩制作妓女裸体之照片及淫画，诲淫以牟利，鄙人疾之深……于上海美专何尤？于鄙人何尤？”“鄙人提倡艺术之志不能夺……虽赴汤蹈火，鄙人无辞。”那场斗争的结果，画家得胜，军阀败北。

历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时代不同了，而美术界的一桩旧案犹未了结。

“我们遇到的已经不是人体问题了。”袁运生对同伴说，“这关系着美术界的思想解放！”

他们坚持没做改动。把壁画中的这个细节当作一枚问路石，投向粉碎“四人帮”以后展现在面前的艺术春天之路。

舆论的压力毕竟太大。在绘制工作尚未完成的时候，为了给画家提供安宁的绘画环境，机场和施工单位的有关人士出于善意，将大厅的门窗遮了起来。于是，这组现代化造型的大门，贴上了一层用我国传统方法生产的厚厚的牛皮纸；那幅用进口丙烯颜料绘制的壁画，掩映在古典色彩的暗黄的光晕之中。画家得到了暂时的安宁，继续做他们还没做完的事……

不是结尾

10月下旬的一天，秋风漫卷黄沙，在北京城市街道的上空掠过。袁运生走在大街上，迎着风，迈着快步，浓黑的长发在风中飘动……

首都机场壁画群的绘制工作已全部结束。以张仃为首的艺术家和美术工人获得巨大的成功。各报刊和电视台竞相载播了一幅幅具有鲜明特色和现代风格的壁画：《哪吒闹海》《森林之歌》《巴山蜀水》《科学的春天》和《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美术界和社会上像刮起一阵灼热的旋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一群文艺界、理论界、建筑界、外贸界、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来到首都机场参加了揭幕式，向艺术家们连连祝贺。

国外发出一片赞誉。外国朋友站在候机楼的大厅里，用鉴赏的眼光环顾四壁说：“北京机场将以它的壁画而闻名于全世界。”“它使人一进入中国就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这种艺术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也赶来参观。他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有两个高峰：汉朝与唐朝，他相信第三个高峰正在到来。他笑着对袁运生说：“看了你的壁画，我觉得西双版纳美极了。真想改变这次旅行的计划到那里去走一走……”

这些天，袁运生忙得不可开交，会见外宾，接待采访，登台演讲，塞满了每天的日程。自甘寂寞的日子已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荣誉、掌声、祝酒。如同从崎岖的山路踏上开满鲜花的峰峦……他在大街上走着，风沙阵阵扑来，衣襟在随风摆动。此刻，与辉煌的成功所带来的喜悦正相反，他的脸色异样地悲戚、沉痛，像严冰一样冻结，像岩石一样冷峻，漠然中似有无限懊悔……

呵，你是为了什么？难道你还不满足吗？或者你仍在担心政治风向的变化？

不。他并不担心这些，他是自信的。二十多年了，他怀着对艺术的真诚，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顽强地探索，在任何挫折面前从来没有气馁。他热爱祖国的艺术，因为和苏联的绘画理论持有异见而被划成“右派”，如今采取相同立场的人被看作是坚定正确的表现。他热爱江南水乡，因为画出农村集市的美好景象而遭受打击，如今遍布全国的集市比那时更加繁荣。生活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已不再相信那些暂时的、轻率的结论了，他本人的个性和艺术的个性都在劫难中得到强化，成为独立于结论之外的存在。

那，你为什么悲伤？为什么沮丧？

只为他的妻子、知己、事业的后盾和患难的伴侣，这时正衰弱地躺在医院里。直到几天以前，他才知道了兰英向他隐瞒的病情。在疾病的煎熬中度过了四个月，兰英的健康崩溃了！她离开长春的时候，病体枯槁，形销骨立。为她送行的女伴从她的脸上看不见一点血色，都把这当作最后的诀别，抱头痛哭，泪洒长街。此刻，她静静地躺在北京的一所医院里，像是累了，一旦卸下肩上的重担，无言，无怨，也无望，只等待手术的判决……

一个人站立起来了，另一个人倒下去了，而她是为他倒下去的。自从他俩在南去的列车上一见倾心，她自愿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妻子果真从此再也不能站起来，那么丈夫取得的今日成功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她是职业医生、贤妻良母，也是献身于艺术的人。她的贡献永远不可能得到报答，在任何一部美术经典中也不会给她这样的妇女留下一笔，只留下刻在丈夫心中的痛苦的记忆。

画家沿着大街奔向医院，内心掀起风暴。他的眼睛湿润了，白蒙蒙的泪花在眼眶里滚动。

他想到在茫茫的大千世界里有两种人最接近于艺术：一种是诚实的艺术家；另一种是虽不懂艺术却纯真而质朴的人，如他可爱的妻子。

他们别无所图，只为艺术。承认他们的耕耘劳作，是容忍艺术存在的最低限度。而他们遭受来自艺术之外的磨难太多了，难道不能少一些吗？

他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含着泪水的眼睛射出期望的光芒。

后记：

本文发表后，女主人公经治疗而痊愈。又过了若干年，男主人公只身旅美，世事变迁未可尽述。

——作者

（原载《十月》198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