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承程郁缀教授、朱惠国教授青睐，以为余研治秦观有年，在他们主编的《秦少游诗词文精品》即将付梓之时，嘱写一篇序言。两先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名校，在学术界颇负盛名，自前年开始，接任全国秦少游学术研究会正副会长，颇想有所作为。《秦少游诗词文精品》一套小丛书便是在两位先生的倡议和主编下的一项成果。盛情难却，余不揣谫陋，以衰朽之年，笨拙之笔，勉成此文，介绍秦观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庶几可供读者做一些参考。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他是我国宋代文学的杰出作家，多才多艺，在诗词文赋方面均有重要成就。现存《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为其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秦观出生在高邮东乡（今三垛乡）一个耕读之家。青少年时期，慷慨豪隽，强志盛气，十分仰慕郭子仪、杜牧的为人，立志杀敌疆场、收复故土。一时愿望难以实现，便度过一段漫游生活。三十岁前后，曾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徐州（今属江苏）、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访友，探古揽胜。家居期间，时而“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有时也会寄迹青楼，并以其词作“酬妙舞轻歌”。秦观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中进士，先除定海主簿，未赴任，寻授蔡州教授。这一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翌年改元元祐，主张变法的新党代表人物王安石不久也病故，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哲宗年幼，朝中大政一切听命于高太后。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派人物得以重用。元祐二年（1087），苏轼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秦观，不幸为忌者所中，只得引疾回到蔡州。直到元祐五年五月，才以范纯仁之荐，被召到京师，除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元祐六年迁正字，但在洛蜀两党的斗争中，依附蜀党的秦观遭到洛党贾易的攻击，以行为“不检”罢去正字。过了二年，方始迁为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汴京三年，是秦观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他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人称“苏门四学士”，而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对他的文章“未尝不极口称善”。

高太后去世，政局又变。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旧党纷纷遭到打击。苏轼先贬惠州（今属广东），再贬琼州（今属海南）。秦观也因“影附”苏轼而出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任监酒税的微职。绍圣三年（1096），又以写佛书被罪，贬至郴州（今属湖南）。在郴州住了一年，奉诏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次年又自横州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在“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的境遇中，他预感到生命不会长久，便为自己写了挽词。元符三年（1100）五月，新接位的徽宗下了一道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途经海康，和他见了一面。随即他自己也被放还。当年八月十二日，醉卧藤州（今广西藤县）光华亭上，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二岁。秦观一生事迹已被编入拙著《秦少游年谱长编》，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秦观与苏轼一样，一生起伏均与北宋的党争有关。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变法，动机不可谓不好，然而旧党人物如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孙觉、李常以及苏轼等对此均持不同政见，纷纷予以反对。而且新法在执行中，又暴露出不少弊端，并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吏，于是没有多久就趋于失败。王安石变法时，秦观才二十二岁，尚居家读书，未及参预政治。他仅是在元丰初所写的《田居四首》诗中涉及青苗法、市易法等推行后的影响，如云：“倒筒备青钱，盐茗恐垂橐。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辛勤稼穑事，恻怆田畴语。得谷不敢储，催科吏旁午。”虽是批评，语气比较温和，同苏轼“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到了元丰七年，王安石新政失败，退居金陵半山，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遂捐弃前嫌，前往探望。离开后，东坡又写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热情地回了信，说：“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可见他们当时已消除了党争成见，言归于好。但秦观对王安石新法并不完全排斥，元祐三年应制科所上的策论，既不反对新党的免役法，也不反对旧党的差役法，而是建议“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唯有科举法的改革（神宗熙宁四年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停制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触及了秦观的个人利益，常常引起他的不满。如《次韵刑敦夫秋怀十首》之九云：“祖宗举贤良，充赋多名儒。执事恶言者，此科为之无。”他在元丰中为了应举，不得不学习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经新义》，每每牢骚满腹。这时的思想，颇与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所说的“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相似。

在秦观的文章中，有一篇《李公择行状》骂王安石极为厉害，如云：“是时，王荆公辅政，始作新法，谏官御史论不合者，辄斥去。……时荆公之子雱与温陵吕惠卿，皆与闻国论。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参然后得行。公言陛下与大臣议某事，安石不可则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议某事，安石承诏颁焉，吕惠卿献疑则反之。诏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说则又罢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今皆不似之耶？”也就是说彼时三人小集团把持朝政，而吕惠卿舆王雱反而凌驾于作为宰相的王安石之上。

元祐二年，旧党分裂。是时吕公著为相，群臣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说。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首。新党人物大都在野，他们冷眼旁观，伺机报复。秦观当然站在他的老师苏轼一边。因此便成了洛党攻击的靶子。元祐三年，秦观应制科（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所上策论中有《朋党》上下篇，其中不少议论为党争而发。他要求皇帝“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言外之意，便是影射洛党为邪党，而蜀党为正党。于是他便遭到洛党的攻讦，与黄庭坚、王巩一起，皆被“诬以过恶”，落第而归。元祐七年七月，秦观由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迁正字。此时洛党的朱光庭、贾易转而投靠以宰相刘挚为首的朔党以干进。贾易率先上了一章，“诋观不检之罪”，又弹劾苏辙“阴使秦观、王巩往来奔走，道达音旨，出力以逐许将”。于是秦观为正字二月而罢。可见在洛蜀之争中，秦观被卷入很深，所受的打击也很惨。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倡言绍述，起用新党，旧党中任何一派皆被斥逐。此时秦观也被逐出京，名列元祐党人碑“馀官”之首，最后卒于藤州。秦观的前途和生命，就在惨烈的党争中葬送了。

在政治思想上，秦观也和苏轼一样，同时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比较复杂。他自小学习《论语》、《孟子》，后来迫于应举求禄仕，又习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经新义》。因此儒家思想成了他的基本思想。另外，家庭信佛，对他也有影响。他说：“余家既世崇佛氏”；“蹇吾妙龄，志于幽玄”。元丰七年，苏轼荐秦观于王安石，说他“通晓佛书”，王安石答书也说“又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可见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比较全面地接受儒佛道三方面的教育。

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少游大半生似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他曾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又说：“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这种“或进以经世，或退以存身”的思想，是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义相一致的。在伦理方面，他也与儒家的观点相似，如说“子之事父，其生也养志为大，养口体次之”养志之说，就是从《孟子·离娄》篇而来的。秦观在这里是要哲宗以儒家的“孝”来治天下，希望他继承神宗遗志，“图任元老，眷礼名儒”，实际上是为“元祐更化”制造舆论。

但是秦观的儒家思想并不是纯粹的，他与当时程颢、程颐所提倡的“理学”大相径庭。二程认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而“不可外求”。他们还提倡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秦观填了一首《水龙吟》词赠给蔡州营妓娄琬，程颐读了其中“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二句，大为反感，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程颐还宣称：“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

由此可见洛蜀之争，不仅在政治上有分歧，在哲学乃至文艺思想上也颇有差异。为此，秦观在《春日杂兴》诗之十中剀切陈词：“扬马操宏纲，韩柳激颓浪。建安妙讴吟，风概亦超放。……儿曹独何事，诋斥几覆酱。原心良自诬，猥欲私所尚。螳螂拒飞辙，精卫填冥涨。咄咄徒尔为，东海固无恙。”事实证明，同属儒学，却有不同的学派，他们相互之间，也时常引起斗争。

秦观所崇尚的儒学，在不少地方还融入了道家思想和佛家学说。他那占了整整一卷篇幅的长篇哲学论文《浩气传》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此文从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出发，融合了《庄子》、《列子》、《抱朴子》、《黄帝内经》，由儒及道，纵横捭阖，反复论证，表现出精深的哲学思辨。如云：“元气为物至矣！其在阳也，成象而为天；其在阴也，成形而为地……况于人乎？”将气与阴阳天地乃至人性结合起来，这当然不仅是儒家思想。固然与《周易·系辞上》说过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相似。而《列子·天瑞》篇也曾说过：“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庄子·知北游》则将气联系到人，说：“人之生，气之聚也。”《抱朴子·至理》篇也说：“人生气中，气在人中。”《黄帝内经·素问》说得更明确：“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少游的《圣人继天测灵论》谈道德，讲体用，也是融老、庄、易学于一炉。他的《变化论》、《君子终日乾乾论》，则着重阐释义理。他的《心说》，认为“心”与道家的玄虚之说是一致的：“夫虚空之于心，犹一心之于天。”这两句乃是用佛家之说。《景德传灯录》卷五信州智常禅师云：“于中夜独入方丈，礼拜哀请大通（和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返观自性，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见是名真。……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极乐世界。’”《心说》中所说的“虚心”，则本诸《庄子·人间世》：“虚者，心斋也。”“有心者累物”，则本诸《庄子·刻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无物累，无人非。”可见少游以儒学为本，旁通释老，他所论的“心”，与禅宗万物皆空、一切本无、以心为本之思想有一定联系，与庄子学说也息息相通。由此可见，少游之说掺杂了佛老之学，体现了宋儒思想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特征。

儒释道思想虽贯穿于少游的一生，然视境遇变迁而显得轻重各异、主次不同。一般在他仕途顺利时，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就比较重，居于主要地位。而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借助佛老，遁入虚无，以求精神解脱。例如他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就作《自警》诗云：“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生多褊窄。争名竞利走如狂，复被利名生怨隙。”他为自己找寻了一条出路：“从兹俗态两相忘，笑指青山归未得。”绍圣元年坐党祸贬监处州酒税时，他以念经礼忏、抄写佛书为乐。元符元年在谪居雷州时度五十岁生日，作《反初》诗以自慰，表示“心将虚无合，身与元气并。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此时，他似乎是一个道家信奉者的形象了。

秦观的创作根据其生活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从熙宁二年（1069）作《浮山堰赋》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是秦观创作的前期。其间除了两度漫游、三次应举之外，基本上是在高邮家中学习时文以备应举。两度漫游：一度是熙宁九年（1076）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历阳（今安徽和县）之汤泉，得诗三十首、赋一篇（见《游汤泉记》）；一度是元丰二年（1079）春搭乘苏轼调任湖州的便船南下，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秦定于会稽，郡守程公辟馆之于蓬莱阁，从游八月，酬唱百篇。此外，他还常到离家不远的扬州和楚州，有诗投赠扬州守鲜于侁和吕公著，并与楚州教授徐积相酬唱。三次应举分别为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前两次均未考中，均有诗词反映落第心情，记录了往返京师的行迹。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就是将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其间有《对淮南诏狱二首》，究竟为何陷入诏狱，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可资考证。总之，这一时期的纪游之作占绝大多数，可称少游创作上的发轫时期。

秦观创作的中期是从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开始至绍圣元年（1094）止。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逝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斥逐新党，起用旧臣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接着实行“元祐更化”，逐渐废除熙丰新法。少游的创作与整个元祐时期相适应。元祐元年（1086）他为蔡州教授，三年，以苏轼、鲜于侁荐，进策论五十篇，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时洛蜀党争起，少游被洛党“诬以过恶”，遂引疾归汝南。五年五月，复由范纯仁，蔡肇荐，自蔡州入京都，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历秘书省正字，官至国史院编修。在京四年，诗人政治上曾两次遭受打击，一次是上面所说的举贤良不中，一次是元祐六年（1091）七月迁正字仅两月，又因洛党弹劾而罢。这两次打击他并未直接发之于吟咏，仅在某些篇章中作了曲折的反映。这一时期篇章相当丰富，内容也较复杂，同前期相比，除模山范水之外，增加了对时局的关心，如《次韵邢敦夫秋怀十首》之五，表示同意司马光割弃熙河与夏人的主张；而在《送蒋颍叔帅熙河二首》之二中，又说：“要须尽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对契丹与高丽，也曾发表己见。政见虽因时而异，但其爱国思想却是贯彻始终的。这一时期写了为数甚多的政论文，也为歌楼舞榭填了不少词，内容多为艳情，然不失品格，可说这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时期和发展时期。

从绍圣元年（1094）三月被逐出京，至元符三年（1100）赦归，是秦观创作的后期。这一时期长达七年，按理作品应该较多，但除词之外，人们钩沉辑佚，仅得诗五十七首。如从元符元年过岭后计算，仅存诗三十三首，散文则仅存数篇。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身处放逐之中，一方面有使者承风望旨，没有创作自由；一方面是贬所不断变更，即使有所创作，也容易散失。尽管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无论在抒情的深度上和艺术技巧上，都远远超过以前两个时期。这首先表现在词作中，贬谪之初，他就以《望海潮（梅英疏淡）》、《风流子》、《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抒写了不幸的预感；既谪之后，又以《千秋岁》、《踏莎行》、《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阮郎归》其三、其四以及《好事近》等，倾诉迁谪之恨。他的《千秋岁》曾引起苏轼、黄庭坚、孔仲平、李之仪、王之道、丘崈、释惠洪等的共鸣，纷纷次韵，形成一股范围很大的波澜，在词史上形成一个贬谪词创作的高潮。此时少游所作的《雷阳书事三首》、《海康书事十首》，以质朴的语言反映了自己谪居岭南的生活和思想，还勾勒了这一地区的风俗画，诗风为之一变。因此不妨说，这一时期标志着他创作上的成熟。

以上三个时期的划分，只能是一个大概。若细加研讨，每一时期还可分为若干阶段，如中期便可分为蔡州阶段和汴京阶段，这里就不暇细说了，留待读者详审作品。

秦观历来以词著称，其词清丽淡雅，韵味醇厚，且能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向来被视为婉约词的正宗。对于少游词的成就，大家耳熟能详，此处不再展开。其实除了词之外，秦观在诗文方面也取得较高成就。只可惜长期为词名所掩，少为人知。所以明人胡应麟就说：“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作渠帅，世遂寡称。”现在应该还他以本来面目。

人们谈到秦观诗，多称其七言绝句，如《春日五首》、《秋日三首》。《雪浪斋日记》就曾说“海棠花发麝香眠”，“诗甚丽”；元好问《论诗绝句》评《春日》诗其二则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意当沿袭南宋敖陶孙《臞翁诗评》“秦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之观点，不过经他形象化的描述，女郎诗二语，遂成千古定谳。其实文艺作品应该呈现多种风格，既有阳刚之美，也应有阴柔之美；既有东坡的“丈夫诗”，也应有少游的“女郎诗”，这样才会造成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实少游诗何止七绝一种体裁，又何止“女郎诗”一种风格。他的五古和七古早就受人激赏。王安石答东坡书称其诗云：“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元丰三年吕公著知扬州，他以《春日杂兴》之一投卷，吕本中举其中“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二句，引李公择之语评曰：虽“谢家兄弟（得意）之作不能过”也。说明他的诗已超过南朝谢灵运和谢惠连。苏轼读了他的《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诗，更和诗赞之曰：“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以为压倒林逋的名作《山园小梅》，容或过誉，然此诗咏梅，务在神似，不能不是一大特点。至于少游过岭后所写的诗，吕本中已称其“严重高古，自成一家”，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前人对少游之文，评价也很高。东坡就曾说：“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黄庭坚也说：“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少游的策论，不但论事说理，切中时弊，而且行文流畅，清新可诵。同当时一些刻版式的策论相比，自然高出一筹。但是严格说来，少游的策论受东坡影响较大，尚欠个人风格。其原因之一便是这些策论大都是在东坡指导或影响下写成的。元丰三年，苏辙贬往筠州，少游托他将所写的策论《奇兵》及《盗贼》带给贬居黄州的苏轼，轼答书云：“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以后少游即依此原则撰写其他策论。原因之二是有些地方沿袭了东坡的观点。如策论《序篇》云：“臣闻春则仓庚鸣，夏则蝼蝈鸣，秋则寒蝉鸣，冬则雉鸣。”表面是用《礼记·月令》，实则受到东坡《李端叔书》“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的启迪，而此书是在元丰三年托他转交的，不可能没有看到。又如《韩愈论》称韩文杜诗为“集大成”，人们多以为是少游创见，其实也是东坡的观点，见陈师道《后山诗话》及东坡《答吴道子画后》。其《盗贼》下一文云“有缙绅先生告臣曰”一段，明人张即指出：“实指苏公，殆非设言也。”由此可见，少游策论“与坡同一轨辙”，“此少游之所以不及东坡也”。真正代表少游散文风格的，应该是他的哲学论文，故近人林纾说：“集中如《魏景传》及《心说》，皆直造蒙庄之室，为东坡中所无。”此外，他的小品文《眇倡传》、《二侯说》、《书晋贤图后》、《辋川图跋》等也都富有情趣，颇堪把玩。其《清和先生传》博采事典，为酒立传，似承韩愈《毛颖传》胎息，逞才肆意，亦颇可观。

此次秦少游学术研究会两位会长将秦观诗词文中的精品选出，分别编册，并请王思维和吴雅楠诸君、谢燕和吴雅楠诸君、刘勇刚和吴雅楠诸君加以注释和简评，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和鉴赏秦少游的作品一定会有所裨益，并将对进一步推动全国秦少游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著述亦然，难免存在某些不足，尚希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是为序。

徐培均2013年7月撰于沪上岁寒居

1. 秦观《与李乐天简》。
2. 秦观《梦扬州》词。
3.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4. 秦观《宁浦书事六首》第三首。
5.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其二。
6. 《山村五绝》。
7. 《舒王答苏内翰荐秦公书》，见日藏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集》卷端引。
8. 《淮海集》卷十四《法律》下。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四。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
12. 《五百罗汉图纪》。
13. 《谴虐鬼文》。
14.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15.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16.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17. 《淮海集》卷十二《国论》。
18. 《二程遗书》卷二。
19. 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八。
20. 《二程遗书》卷十八。
21. 见《谢程公辟启》。
22. 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
23.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引《童蒙诗训》。
24. 《和秦太虚梅花》
25. 《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
26. 见《山谷诗集》卷十九《晚泊长沙，示秦处度湛、范元实温，用寄明略和父韵五首》之五。
27. 明嘉靖张鄂州刻《淮海集》引。
28. 林纾《淮海集选序》。
29. 林纾《淮海集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