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许佛门——清世祖顺治帝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福临

⊙属相：虎（1638年）

⊙年号：顺治

⊙在位：1643～1661年

⊙享年：24岁（1638～1661年）

⊙庙号：世祖

⊙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陵寝：孝陵（河北遵化清东陵）

⊙配偶：19人，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子女：8子，6女

⊙继位人：玄烨（康熙）

帝王小传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即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次年改元顺治，在位18年。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顺治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鄂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英年早逝，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

清世祖福临卒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享年24岁。

青史语录

“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

——《清史稿·世祖本纪》

顺治即位

皇位之争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清朝的臣民们一下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中，众说纷纭，人心浮动。国不可一日无君，选立皇嗣当然就成了宫廷头等大事。努尔哈赤当年是在立太子失败的情况下才实行八贝勒共举新汗的，而以此方式登基的皇太极，在有生之年却没有考虑到选立太子。不知是来自上辈的教诲，还是事情尚属遥远，皇太极没有立太子。所以，选立新君的任务只好由他原来的手下诸王来承担了。

根据当时的情形而论，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因此，大清的诸王们均跃跃欲试，皆是竞争皇位的主角。哪一个王公不愿享受一下九五之尊呢？可是这么多人都在觊觎王位，谁也别想顺顺当当入选。由于即将到来的竞争局面可想而知会异常激烈，所以没有几分胜算的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便知难而退，摇身而变为裁决者。代善虽资历较高，但因为努尔哈赤废除太子和皇太极压制诸王他都深受其害，所以也对争夺皇位不抱任何希望。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之侄，阿敏之弟，由于他死心塌地跟着皇太极，所以权重一时，成了皇太极手下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毕竟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在竞争皇位问题上其他诸王自然是望尘莫及。

那么，争夺皇位谁是众望所归呢？一个是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多尔衮，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帝位之争的剧目主要是在这两个人之间上演的。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初封贝勒，皇太极继位后，他被封为和硕贝勒（旗主贝勒）。多尔衮在皇太极时期屡立奇功，备受重用。崇祯元年（1628年）他随皇太极进攻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因其赫赫战功被赐以“墨尔根代青”的称号。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命多尔衮掌管吏部。天聪九年（1635年）派他统率大军攻打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不动一刀一枪便解决了察哈尔部，招降了额哲，并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举国为之震动，皇太极不久后便封他为和硕睿亲王。接着，皇太极亲征朝鲜，他和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大举南下，然后转入海战，攻下江华岛，将朝鲜王妃、王子及宗室76人俘获。崇祯十一年（1638年），多尔衮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与岳托分统左右路军分道伐明。多尔衮率军进入明境，从京畿打到山东，取城40余座，威名远扬。多尔衮在诸贝勒中的地位可谓名至实归，加之他对皇太极死心塌地的追随，所以备受器重，在八旗诸王中卓然独立。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早在天命时期（1616～1626年），就因功被封为贝勒。皇太极继位以后又晋为和硕贝勒。清崇德元年（1636年）被封为肃亲王，掌管户部。后来在入关征明及松锦之战亦有不凡表现。豪格在皇太极诸子中毫无疑问是拔尖的人物，在当时的诸王中也极为有名。

两个人可谓各有擅长。首先说多尔衮。第一，他有两位既有军功、又有权势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豪格在这一点上就相形见绌了。其次，多尔衮和多铎是两白旗主，他有着坚强的支撑，而豪格在当时是正蓝旗旗主，两黄旗因是皇太极所领旗，所以两黄旗与豪格在利益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两黄旗中拥护多尔衮的也大有人在。第三，皇太极对多尔衮的爱护“有目共睹”，而对豪格却相对冷淡。还有，多尔衮为人处世方面也八面玲珑，在这一点上，豪格也不是对手。如果没有多尔衮认同，豪格要登上皇帝宝座是难上加难。但是，满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已经逐步接受了汉族的封建礼法，父死子继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当时的舆论对多尔衮并不太有利。朝中的元老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在此问题上态度尤为坚决。朝中几大权臣均是如此，形势对豪格多少有利些。

皇太极死后不久，豪格家门前宫车来往频繁，两黄旗中便有8位大臣密谋立豪格为君。豪格自然也是紧锣密鼓地筹划着，他派人去找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求扩充势力，济尔哈朗基本同意，但也表示要同多尔衮商量一下，实际上暗示了他将站在豪格一边。这时，两白旗这边多铎等人也在多方奔走。多铎在得知两黄旗中多尔衮呼声甚重后，便和阿济格对多尔衮说：“你不继位，外人还以为我们是两黄旗大臣。舅舅阿布泰和固山额真阿山都认为，两黄旗大臣中支持皇子继位的寥寥无几。我们两黄旗都愿意拥护睿亲王。”多尔衮却犹豫不决，这倒不是他有意退让，他一向谨慎，不愿把事情弄砸了。他在审时度势，准备见机行事。

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暗流汹涌，局势莫测。但是，最后的结局还是出人意料。

福临得利

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五天，多尔衮和豪格正面交锋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天，诸王大臣们要选立新君，决定大清的命运。多尔衮找到了两黄旗大臣索尼，征求索尼对皇位继承人问题有何看法，实际上是想掌握一点先机。索尼看出了他的目的，针锋相对地说：“必须在先帝诸子中选立一人。”

会议开始之前，气氛变得格外紧张。两黄旗大臣们为不使本旗地位低落，竟然出动军队把会议地点——崇政殿团团包围起来。如此这般，豪格一方声气为之一振。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极为紧张。长久的令人窒息的对峙之后，多铎先发制人，他先是慷慨陈词，再次力劝多尔衮继位，见多尔衮不敢应允，便将事情挑明：“你如不同意继位，我就是最佳人选，太祖遗诏中便有我的名字。”此言不虚，多铎当年曾深受努尔哈赤宠爱，可到此时，这已没有多大的意义。多尔衮自然不会拱手相让，况且他觉得立多铎难以服众，所以他对多铎的自荐予以否决，他说：“仅凭名列太祖遗诏这一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多铎见多尔衮这么说，固然是无可奈何，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两黄旗的人继位，所以他又提议，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身为先帝之兄，在这次会议上起着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可是他又觉得两黄旗、两白旗谁都不好惹，所以觉得事情极为难办。他见多铎提到自己，便心一狠，说出了蓄谋已久的心思，他说：“睿亲王如果应允，自然是我大清之福。然而，我看肃亲王豪格是先帝长子，立为皇帝亦是情理中事。而我年事已高，实难胜任。”

豪格见代善提到自己，不禁大为振奋，但他见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三兄弟一言不发，其他诸王也态度冷淡，便顿时觉得很是没趣，他面露怨色地说：“我德浅才薄，不能担此大任。”说罢离席而去，两黄旗大臣们见事情闹到如此地步，便群起抗议：若不立先帝之子，他们决不答应，甚至以死相胁。

会议已经开不下去了，台后甚至已有人准备动手。代善的提议不仅无人响应，而且使各方对峙得更加严重。他大为恼火，眼见事情已不可收拾，便也扬长而去。八王阿济格见状也提前出局，十王多铎则满面愁容。朝中重臣只剩下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两黄旗的大臣们仍在一旁，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顺治帝登极诏书

现藏于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所。

多尔衮看到局势的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觉得应该是调整策略的时候了。他决定用立幼子的办法以退为进，同时为自己争得更多的砝码。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既然肃王豪格谦让退出，不愿继位，那么就立先帝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吧。不过福临年纪尚小，无法亲政，不妨由郑亲王和我暂为辅佐，分领八旗军队。等福临成年之后，归政于他。”

多尔衮走了一着险棋，果然是大政治家的风范。两黄旗大臣见多尔衮作了退步，两黄旗作为皇帝之旗一事没有变动，保驾皇子的目标也达到了，所以他们也愿意就此罢休。济尔哈朗一直冷眼旁观。他原来也深受皇太极器重，在会上除了失落之外，也感到轻松。他原来也倾向于豪格，但福临上台，他也不特别反感。这时见多尔衮提议福临为帝并获得了一致通过，剑拔弩张的两家气氛也松弛了，他自然就放心了。何况多尔衮将他拉上了辅政的位置，这就更是意外之事了，所以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代善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默许下来，因为福临也是皇太极之子，多尔衮议立福临与他拥立豪格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大臣，以崇德时期（1636～1643年）二人的地位而论，也是名至实归。

在诸王中输得最惨的是豪格，他对多尔衮拥立福临愤怒不已。但谁让他当初故作高姿态呢，事已至此，也只好暂时任其自然了。多尔衮的两位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也极为不满，他们不愿看到皇位落入皇太极诸子之手。可是多尔衮却一意孤行，最终立了福临，二人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可决定是多尔衮作出的，二人终究无可奈何，唯有以消极的沉默作为抗议。

和豪格相比，多尔衮已是大大地胜出了。他虽然没能继承皇位，但终究已占尽先机，一边是年仅6岁的侄皇帝，一边是懦弱隐忍的郑亲王，这就为他日后登上“皇父摄政王”的宝座打下了基础。最后，多尔衮的个人利益和清政权的最高利益达成了和解。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年仅6岁的九皇子福临登上笃恭殿宝座，继位为帝，改元顺治，以第二年（1644年）为顺治元年。

这样，皇太极死后，王位争夺战以“福临继统”、二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的方式结束。在代善的主持下，诸王、群臣进行了盟誓，表示忠于新君，永不背叛。

诸王纷争之后还有一点余波。不久，代善的儿子硕托和阿达礼（代善之孙）叔侄俩四处奔走，互通款曲，试图拥立多尔衮继位。代善揭发二人所为后，二人皆被杀。

清最高统治层在结束了因清太宗皇太极暴亡而引发的内部纷争后，重整旗鼓，继续入主中原的大业。

母后下嫁

一首诗中透露出来的秘密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南明·张煌言《建夷宫词》

张煌言的这首诗写得很热闹。从字里行间中便可看出那种宫中奢华的气象。不过最后一句却透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太后婚。”

所谓“太后”，即指皇帝的母亲，先皇的皇后或妃子。也就是说，肯定是与先皇结过婚的人。而在这首诗中，又出现了“太后婚”的字眼，也就是说此时的太后又出嫁了一次。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宋朝之后，封建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被进一步放大，女子从一而终方算有贞洁可言，更不必提三从四德之类的条条款款。民间丧偶的女性改嫁，很多时候还要受到不少限制，尤其是对其名声所产生的大不利影响。更不用说堂堂一国的太后了。如果说皇后是六宫之主，一国之母，那么太后就相当于太上皇的位子，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文武百官乃至黎民百姓的关注，更何况是再婚这件有悖于伦常之事？而张煌言笔下的这个太后，却大张旗鼓、大操大办地筹办自己的“二婚”庆典，唯恐天下人所不知。这位太后究竟是谁？我们从张煌言所生活的时代中便可看出来。

张煌言生于1620年，即明光宗泰昌元年，卒于1664年，即清圣祖康熙三年，如果不算南明时期，那么他曾经历过明光宗、明熹宗（天启帝）、明思宗（崇祯帝）以及清世祖（顺治帝）、清圣祖（康熙帝）五代帝王。因诗中有慈宁宫的字样，因此可以认定是入主中原的太后，故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南明皇帝的太后可以排除，再加上张煌言卒于康熙三年，且一直因为是南明之臣而处于被清廷的追杀之中，想来也无暇去写这种事，因此亦可以将康熙朝的太后排除在外。如此一来仅剩下一位，就是顺治朝的太后、顺治帝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即后世所称的孝庄太后。此事，也正是清初四大谜案之一——太后下嫁之谜。

孝庄太后下嫁的可能

民间之所以盛传太后下嫁的故事，就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看，孝庄太后下嫁还是有原因和动机的。不过，后人经过多方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说法不一。

有人说，孝庄太后有可能下嫁多尔衮，是因为她想报恩。这种说法多见于文人笔记：皇太极去世后，睿亲王多尔衮完全可以继任大统，因为他有足够的实力和条件。但是，他没这样做，而是将皇位让给了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自己则称摄政王。在他的影响下，诸王公大臣对福临的即位也就不敢多言，福临顺利地当上了皇帝。之后，多尔衮为了大清的江山，又亲率八旗劲旅，挥戈南下。经过艰苦的征战，多尔衮不但大败李自成军，还占领了北京城。

此时，多尔衮仍然有机会称帝，但是他还是没有这么做，北京局势一稳定，就立即迎请顺治帝移驾北京。福临成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天子。

多尔衮的苦心和忠诚不但让皇帝感动，也感动了大臣们，大臣们都认为多尔衮理应得到回报。久未得到孝庄太后的多尔衮认为，不如借此时机了了自己的心愿，于是，召来大学士范文程等，密谋迎娶孝庄皇太后之事。

第二天，百官上朝后，范文程上奏说：“摄政王功高望重，谦抑自持。自入关以来，大权在握，却并不以帝位自居，尽心辅佐皇上。如此让位之德，亘古少有，又如何能够报答得了呢？正好，摄政王是皇上的叔父，今日让位的事，就跟皇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一样。摄政王既然像对待太子一样对待皇上，皇上也应当像对待皇父一样对待摄政王，以此作为报答，诸位觉得如何？”众人连连称好。范文程紧接着提议道：“近日闻说摄政王妃新亡，而我皇太后又盛年寡居。皇上既视摄政王如父，自然不可使父母异居两处。因此，伏请摄政王与皇太后同宫而居。”众人又都随声附和。于是，史官将此事记载于册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

孝庄太后像

小说中的演绎

有些演义小说中称太后与多尔衮早就有私情，太后下嫁是顺其自然。皇太极的庄妃，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容貌姣好，冰清玉洁，故得名“大玉儿”。入宫之初，因为年纪尚小，并未引起皇太极的注意。她本是皇后的亲侄女，姑侄俩自会经常来往，久而久之，皇太极被大玉儿的容貌所打动，决定封大玉儿为妃。可是，当时的大玉儿情有所属，心中的情人就是多尔衮。大玉儿和多尔衮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皇太极并不知道。皇命已下，实难违抗，结果，大玉儿嫁给了皇太极。她还凭借自己的智谋，帮助皇太极劝降了洪承畴，可谓功勋卓著，深得皇太极的宠爱。多尔衮知道已经与大玉儿无缘了，就娶了小玉儿。据说，小玉儿也是生得花容月貌，但是，因为多尔衮已经心有所属，对小玉儿自不会好到哪里去，于是，小玉儿对大玉儿因嫉生恨。

小说中还说大玉儿和多尔衮虽然各有所属，但是私下里仍然往来频繁，结果出于报复，小玉儿就把两人的私情，通过某王禀告给了正在同明军作战的皇太极。皇太极听后愤怒异常，当即离开战场回到沈阳皇宫，但回宫不到一日就暴病驾崩。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协助大玉儿让福临当上了皇帝，自己成了摄政王，大玉儿成了皇太后。从此，二人以商讨国家大事为名公开往来。小玉儿妃愤恨不平，与多尔衮争吵之后自尽而死。摄政王妃既死，大玉儿便名正言顺地下嫁了多尔衮。

孝庄太后的迫不得已

关于太后有可能下嫁的原因猜测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太后是为了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而被迫下嫁多尔衮的。此说还是基于庄妃与多尔衮的私情而起的。太宗驾崩后，庄妃借与多尔衮的私情，得到多尔衮的帮助，使得福临顺利地登上了皇位。庄妃本想垂帘听政，又怕宗室中人反对，就与多尔衮商议。最后，两人决定采用摄政制，由福临做皇帝，太后掌执内权，睿亲王多尔衮摄政。

清廷入关后，摄政王仗着自己的军功将大权独揽，还让王公大臣对他北面而朝。太后十分疑惧，但为了稳住摄政王，她故意下诏命诸臣以皇叔九千岁的礼仪进上，多尔衮并未怀疑，欣然接受。

可是，有一天，太后与多尔衮并辇而行，侍卫前来禀事，都是先太后，后才轮到摄政王。多尔衮大为不满，就耍起了脾气，不上朝，不进宫。太后得奏，心中懊丧，当时没有多尔衮还不行，可是多尔衮又如此专横，这可怎么办？如果不想办法，福临的皇位早晚会被他夺去。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下嫁多尔衮。于是，太后命内大臣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之事，并命内三院拟太后下嫁及称尊皇父的典礼。

闻听此事，明朝旧臣陈之遴十分惊异，咋舌道：“这种礼也能议吗？”太后听说他的言论后，大怒，要不是有大臣在旁相劝“下嫁是大喜事，不宜用刑见血”，陈之遴必死无疑。陈之遴死罪虽免，仍被贬到吉林三姓城入军籍服役。

可见，太后下嫁实在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太后下嫁的说法还有许多，有些故事荒诞不经，有的如同淫秽小说，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除了民间传说外，史学家也有太后下嫁的说法，大致与第三种说法相似，说是太后为了笼络多尔衮，巩固福临的帝位而下嫁。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太后下嫁似乎已成定论，是否真的如此呢？

太后下嫁的证据

一桩策划周详的政治婚姻

相信太后下嫁的人提出了自己的论据，他们认为作为一桩政治婚姻，太后为了保全福临的皇位下嫁给多尔衮是完全可能的。试想，顺治登基时还只是个孩子，而孝庄太后也是一个30余岁的寡妇，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仅凭他们母子怎么可能撑起整个大清江山？并且，当时多尔衮已经掌握全部军政大权，尤其是入关后他更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作为福临的母亲，不委身下嫁，恐怕也没什么好法子了。至于是主动自愿，还是被逼迫，以及结婚的时间、地点，是否举行过大典，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因为，孝庄太后只要达到政治上的平衡，保住福临的皇位就达到目的了。事实上她也确实牵制住了多尔衮，所以，说两人确实有私情，也是不过分的。

历史上的信息

《清实录》中有记载：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多尔衮就将肃亲王豪格的福晋博尔济特氏娶来做自己的妃子。在教士汤若望留下的文字中也曾记载说顺治皇帝最宠爱的董鄂妃实际是自己的弟媳。这样看来太后下嫁就没什么不好理解了。“皇嫂下嫁”成为避讳恐怕也是在满族汉化程度加深后才有的。

摄政王多尔衮留下的蛛丝马迹

从多尔衮“皇父摄政王”的称谓上，也能看出太后下嫁的事实。大概在清末民初时期，有人在顺治初年的科举考卷上发现“皇父摄政王”的字样曾与皇上并排单立为一行。后人对“皇父摄政王”进行考证后发现，福临对多尔衮的称谓是不断变化的——顺治元年（1644年）称“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称“皇父摄政王”，因此，人们得出结论，多尔衮名讳变化过程实际上是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一个反映，如果太后未曾下嫁，为什么福临要叫多尔衮为皇父？而且，这一点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仁祖》卷五十上也有记载：顺治六年二月，清廷派使臣去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看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便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朝来使回答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朝鲜国右议政郑太和说：“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国王也说：“然则二帝矣。”这说明，关于多尔衮的称谓，朝鲜君臣也表示怀疑过。既然外交文书上都这样写，外交使臣也作此解释，说明太后下嫁是真的。

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的第二年，朝廷历数了他的种种罪行，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和“亲到皇宫内院”就是他的两条大罪。这一事实，在清朝人蒋良骐的《东华录》中就有记载。从此可以看出，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多尔衮敢深入内院，并且把福临当成儿子吗？太后和皇室亲王贝勒能接受吗？

《建夷宫词》中的信息

在明朝遗臣张煌言的《建夷宫词》中，也有讽刺太后下嫁的诗句：“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姬是母仪。”尽管张煌言有借诗讽刺清廷的意思，但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这事，他怎么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泄密的顺治诏书

顺治的一封诏书也很值得怀疑。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顺治因乳母李氏病故而写的诏书，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多尔衮摄政，才使得顺治与母亲孝庄太后分宫而居，母子累月不能相见。为什么会这样？“每经累月方得一见”，“皇太后萦怀弥切”，皇太后为什么不与自己的幼子住在一起？顺治为什么不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这中间难道没有别的因素在阻止他们母子相见吗？而这个因素，除了多尔衮之外，还有谁会有这么强的力量？顺推下去，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皇太后不是下嫁了，怎么会长期不在宫中？

难入风水墙的皇太后

孝庄太后去世后的墓葬也可以说明问题。清朝早期丧葬制度规定，皇后死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陵同穴，哪怕在皇帝之后死去。可是，孝庄太后死后却没有遵守这一祖制，而是单独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并且灵柩还在地面上停放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

史料中虽记述孝庄太后生前曾叮嘱康熙帝：“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可这很有可能只是托词，因为顺治六年四月，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死后就葬入了昭陵。究其原因，恐怕是随着汉化的深入，孝庄太后和康熙帝都感觉到了下嫁一事不是什么光彩事，尤其是孝庄太后更觉得在阴间无法面对太宗皇帝的缘故吧。至于为什么孝庄太后灵柩要在地面上停放那么久，可能是因为康熙帝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遵守太后遗嘱觉得对不起太后，不遵守太后遗嘱又觉得对不起太宗，所以迟迟不能定夺。

另外，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旗妃，都葬在风水墙内，而只有孝庄太后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呢？野史上的解释是，因为下嫁一事对爱新觉罗皇族来说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罚她在陵区大门之外永远为子孙后代看守陵门。这种说法虽然经不住推敲，但是不管怎样，孝庄太后被葬在清东陵外，确实有违情理，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下嫁一事。

反对者的声音

政治婚姻中的漏洞

说孝庄太后和摄政王多尔衮之间有难以言说的恋情是可能的，但是说为了保住顺治帝的皇位，孝庄太后被迫接受政治婚姻，下嫁多尔衮，则是完全不可能的。首先，顺治的皇位是经过八旗之间剑拔弩张的斗争，最终作为权力平衡和斗争多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而最终确立的，并非多尔衮的个人因素决定的。其次，清军入关后，多尔衮确实曾大权独揽，对顺治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并不是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就能阻止他称帝野心的。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下嫁多尔衮不是增加反而是削弱了孝庄太后牵制多尔衮的能力。因为，按照清初八旗制度的规定，两黄旗作为太宗皇太极的遗产，其合法继承人应该是继承帝位的福临。

孝庄太后只有作为太宗的遗孀和当今皇上的生母，才能与儿子共同享有继承权，才能被两黄旗承认为女主人。如果她下嫁了多尔衮，就不再是皇太后了，而成了摄政王妃，这样就理所当然不再被两黄旗认可了，而失去两黄旗的支持，孝庄太后将无所凭依，对多尔衮的制约将更加有限。所以，太后下嫁对维护儿子的帝位，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并且从历史上看，孝庄太后一直是两黄旗的女主人，而这恰恰证明了她没有下嫁多尔衮。

没有必然联系的风俗

对于有人认为按照当时满族有兄死则弟娶其嫂的风俗，太后下嫁是可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这只是推测，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事实上，清朝入关以后，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满族贵族内部也逐渐视“族内婚”为犯法。比如，顺治七年多尔衮强娶侄儿豪格的妻子，就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据《汤若望传》记载“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虽然当时人们迫于多尔衮的淫威，敢怒不敢言，但是他死后，这件事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成为了他的一大罪状。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娶自己的皇嫂，无疑罪名会更大。以多尔衮和孝庄太后的英明，都不可能作出这种极不明智的选择。退一步说，就算当时有兄死弟娶其嫂的风俗，但也不能仅仅因此就证明多尔衮娶了皇嫂，这中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皇父之说的疑问

至于“皇父摄政王”的称谓，已故著名史学家孟森认为，清朝入关后，逐步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皇父”的称呼可能如同古代“尚父”“仲父”一样，都是皇帝对臣下的尊称。比如周文王称吕望（姜子牙）为尚父，意为可尊尚的父辈；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是事之如父的意思。虽然称呼中都有“父”字，其实并非真的成了父亲，而只是对功高重臣的一种尊称。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也应该是如此。另外，满族本就有将亲属称谓与爵秩称号联系起来，以示宠幸的习惯。比如，多尔衮被称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就是这种称号（当然，孟森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胡适当年就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

另外，对于史书所载：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想必是与太后一定有什么瓜葛的说法。反对太后下嫁的学者认为，这一点正是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列举的多尔衮罪行之一。如果太后真的光明正大下嫁了，多尔衮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甚至天天住在皇宫内，“亲到皇宫内院”还算什么罪行呢？再说，如果多尔衮真的和太后有说不清的关系，济尔哈朗提出这条罪行，就不怕“投鼠忌器”，连太后也一起羞辱了吗？退一步说，多尔衮就是“亲到皇宫内院”，也可能是同太后商议国家大事，这有什么可说的；就算他有淫乱后宫的嫌疑，也有可能是与其他妃子、宫女等，不一定就是太后。况且，太后如果真的下嫁了，并且颁发诏书告知天下，必然会照会朝鲜，朝鲜使臣和国王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而他们的疑问，恰巧证明了太后没有下嫁。所以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

难以取信的《建夷宫词》

而张煌言的诗更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他是故明旧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意。比如《建夷宫词》的题名，建指建州，不称为“后金”“清”，并且用“夷狄”的“夷”，本身就带着明显的民族偏见。并且据考证《建夷宫词》作于顺治七年，而《清会殿事例》上则记载：“顺治十年建慈宁宫于隆宗门之西。”也就是说孝庄太后最早于顺治十年才搬进慈宁宫的，那么说“慈宁宫里烂盈门”，在慈宁宫中大办婚事，必须在顺治十年之后，而事实上多尔衮早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太后嫁给谁呢？另外，据《清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娶自己的政敌、顺治的大哥豪格的妻子时，曾张灯结彩，铺张了一番。因此，张煌言很可能把多尔衮娶博尔济锦氏当成了“太后下嫁”，写进了《建夷宫词》。再说，张煌言作此诗时，身在江南，根本不在京城，很可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并且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不能作为严肃的史料来用，所以正如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考证的那样：“不能据此孤证为论定。”

关于顺治的诏书问题，有人认为可能是太后出外礼佛或者其他活动，并不能据此就认为是太后下嫁的证据。

风水墙外的风水

孝庄太后没有与皇太极合葬，而是葬于清东陵外，据他们分析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满族入关以前，实行火葬；入关后，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也逐渐认为火化为不孝不仁，开始实行土葬。而孝庄太后知道自己死后肯定是要土葬的，可是这样一来，皇太极的墓必须经过改建，才能放下三个骨灰罐和一口大棺木，而且“卑不动尊”，这对死者是不恭敬的，鉴于此，才决定另行安葬；其次，说太后葬在风水墙外，是罚她为儿孙看陵园，纯属无稽之谈。试想，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清廷后来认为是件大丑事，那么必定会严加封锁，讳莫如深，不可能对她如此公开惩罚，留人笑柄。太后之所以葬在“风水墙”外，主要是因为顺治帝的孝陵占据了东陵区的最佳位置（因为他是入关后去世的第一个皇帝，当然要选择至高无上的墓穴），当初也没有考虑孝庄太后会不入盛京昭陵，也就没有在清东陵为她留下一个好地方。由此，当孝庄太后要求葬在孝陵附近时，让康熙帝犯了大难，因为太后是顺治帝的母亲，身份最高贵，把她葬在陵区内的任何地方，位置都低于顺治帝的孝陵。而孝庄太后又遗言“一定要在孝陵附近为我找一块地方安葬”，只有把她葬在孝陵附近，但是又不能葬于陵园，否则就成了一个体系，无法区别。正因此，康熙帝不知如何是好，迟迟不能定夺，这也是太后灵柩迟迟不能安葬的原因。一直到雍正朝，雍正帝看到大清江山永固，康熙帝儿孙满堂，便认为多蒙太后庇佑，也说明太后“安厝”之地为风水宝地，便决定把她葬在了那里。

实际上，孝庄太后的陵墓被称为昭西陵，与孝陵近在咫尺，却独成体系，其名义上仍与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是一个体系。并且，按照清室拜祭皇陵的规定，拜谒时应从高辈分的人拜起，昭西陵处于清东陵门口，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由此，太后葬于清东陵风水墙外，完全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与太后是否下嫁没有关系。

《汤若望传》中的只字不提

另外，还有人分析，如果太后确实下嫁了，《汤若望传》中肯定要有所反映。《汤若望传》上面对清廷中的许多事情都直言不讳，汤若望与皇太后有义父女关系，太后下嫁作为一件大事，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他的笔记中没有记载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太后不曾下嫁。上面提到的朱家先生在一篇涉及到太后下嫁的文章中，也认为太后下嫁是假的。他说，人们之所以众口一词，是因为他们都认准了太后下嫁多尔衮确有其事，只不过下嫁诏书在乾隆帝时被偷偷销毁了，所以后世就没了凭证。这只能说明人们不了解清朝制度。按清朝制度，太后下嫁这种大事，是要颁诏天下、让世人尽知的，所以，后世君臣即便想否定这件事，也必须发谕旨，否则，只偷偷销毁诏书是没用的。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时至今日，太后是否下嫁仍是史学家颇有争议的论题。在没有出现新的强有力的论据之前，仍是一个历史悬案。

清兵入关

经略关外

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虽然他未必有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想法，但他却牢记两个字：进取。继萨尔浒大捷后，他率领八旗铁骑攻占辽沈，夺取辽西，并一直打到长城一带。而且，他数次迁都，统治中心逐渐南移，势力范围不停扩展，显然他并不安于现状。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努尔哈赤经过深思熟虑，准备把都城迁到沈阳，以便控制统治区域，进一步进攻明朝。此后，沈阳成了后金（清）攻打明朝、问鼎中原的基地。

但从总体上讲，由于天命时期（1616～1626年）的后金经常受到侵扰，而且内乱不断，再加上明朝强有力的抵抗，所以入关只能是一种梦想。但等到皇太极即位后，他们夺取中原的愿望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现实。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突破长城沿线，夺取遵化，并进而攻打北京。不久，他带兵向东进发，并一举攻取永平、滦州、迁安等地，派重兵把守。他本人于第二年二月领兵返回关外。撤退之时他曾经说过：“等我回去以后派军队夺取山海关，把都城迁到内地，以作长久的打算，你们不要认为我会一去不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第一，皇太极即位不久便打算把都城迁到内地；第二，皇太极攻取京东四城，只是问鼎中原的开始，这些基地的建立，为以后的进攻作好了准备。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时隔不久，明军派兵攻打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负责守城的后金大将阿敏和硕托难以抵挡，被迫放弃四城，返回关外。这些情况说明，在阻挡后金军队入关方面，山海关起着极其重要的屏障作用。

继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皇太极又多次领兵入侵中原，以便打击明朝，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每一次入关都以失败告终。

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率兵讨伐蒙古察哈尔，并在回师之时大肆南侵掠夺明朝边境地区。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再次向西进军，攻打宣、大地区，并征讨察哈尔的残余部队。七月，大军抵达宣、大境外，大肆掠夺宣、大、朔、代等地（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不久便派武英郡王阿济格与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入犯明边。清军在北京周围地区大肆烧杀抢掠，攻占许多州县，俘获人口7万多、牲畜12万多头。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统率左路军，岳托统率右路军，一起出兵攻打明朝。九月，两路军分别从蓟镇中、西协（蓟镇分为三协）进入明境，掠夺北京近郊地区，并一直向西攻打到山西。不久，又分路南下，攻打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占领70多座城池，俘获人口47万多。

皇太极一面对明朝进行不断的侵扰，一面把主要力量放在打通锦宁防线上。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获悉明朝修筑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东），并前移锦宁防线时，便准备发起进攻。七月，清军迅速出击攻打该城，祖大寿被迫投降。崇德元年（1636年），在多尔衮、岳托进入明境之后，皇太极亲率多铎、济尔哈朗和孔有德等部军队，乘山海关明军奉命入援中原防备空虚之际，进攻山海关。结果，多铎在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城）被祖大寿打得大败。第二年二月，皇太极与代善再次领兵攻打山海关，围攻20多天，但由于明军顽强抵抗，没能攻占山海关。这件事说明攻打山海关需要长远规划，并非短期所能奏效。

皇太极在巩固了东北地区后，准备以全部力量攻打锦、宁。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在锦州城外挖掘数道长壕，隔断锦州与外界援军的联系。明朝派洪承畴率八镇13万大军增援锦州。皇太极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一举打败明军，洪承畴和祖大寿也投降了清军。通过松锦之战，明朝在北方的军队丧失殆尽。至此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中后所（今绥中县城）、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县前卫）四城了。

松锦之战后，一些汉官建议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山海关，进逼燕京。皇太极自有主张，他认为攻取燕京就像砍伐大树，只要持之以恒的从两旁砍削，到一定程度大树自然会倒下。因此，要占领山海关必须首先攻下关外四城。因为明朝的主力已被消灭，只要长期围困，随着力量的彼长此消得到燕京只是早晚的事情。

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决定从右侧“砍削”明朝这棵“大树”。他命贝勒阿巴泰为统帅，率八万大军从蓟镇界岭口、黄崖口入侵明朝边界，大掠京畿、山东等地，一直打到淮北宿迁一带，占领88座城堡，俘虏人口36万，掠获牲畜55万，大获全胜。正当皇太极准备从左侧“砍削”明关外四城的时候，突然间身染重病，旋即溘然去逝。不久，九皇子福临即位，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摄政。

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济尔哈朗、阿济格统率大军，攻取关外四城。清军借助红衣大炮，于九月底攻下了中后所，击毙明朝游击吴良弼，歼敌4000人，俘获4000余人。十月一日，攻克前屯卫（在中后所南），斩杀明总兵李赋，消灭李部官兵4000余人，俘虏2000人。明中前所守将获悉前屯卫失陷，大惊失色，弃城逃跑。清军也曾进攻宁远，但被吴三桂打败，无功而返。至此，关外四城除宁远一座孤城外，其余三城都被清军攻破。

吴三桂降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军更是加紧筹划，准备一举消灭明朝。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危急。吴三桂接到诏书，只得放弃宁远，率兵去解京师之危。三月十六日，多尔衮获悉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发布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大清虽然夺取的是明朝的江山，但目前必须首先对付的却是流寇；第二，要想一统中原，必须严明军纪，与民秋毫无犯；第三，我军或是直取燕京，或是相机攻取，必须在长城以西选择一座坚固的城池作为根据地，以免军队长途跋涉带来的不利。范文程的建议，为清军入关指明了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

不久，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多尔衮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男丁70岁以下，10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自任大将军，亲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大举南侵。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求见，向多尔衮“泣血求助”。

松锦之战中，吴三桂大败而逃，被明廷降职三级，但仍然奉命驻守宁远。吴三桂鉴于以前的教训，重新招集失散的士卒，大力整顿，实力大为增强，他的部队成为当时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在其退往关外时，明朝将领只有吴三桂敢于追击，并屡立战功。崇德八年（1643年），济尔哈朗等率兵攻打明朝的关外四城，只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在进攻宁远时，却被吴三桂打败。由此可知，对于明廷来说吴三桂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蓬勃发展，一直打到北京，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三月初六，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宁远，率兵支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以后，将宁远周围的50余万兵民，全部撤入关内，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攻陷北京。吴三桂获悉这一消息后，便不再向北京进发。

这时吴三桂处境十分尴尬，进退两难，前有李自成大顺军，后有大清军队，大有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之势，因此吴三桂此时也犹疑不决。李自成进京以后，便先后几次派人去说服吴三桂。吴并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与清军交战多年，曾多次拒绝清廷的招降，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万难改口再投降清军。他亲自领略了农民军的骁勇善战，而且农民军又带来了他急需的粮饷、银两等劳军物资，于是吴三桂也效法他的父亲吴襄、同事唐通，投降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已经是完美的结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本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了农民军，但是不久，吴襄却被农民军殴打勒索，而且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获悉这些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率领部属返回山海关，并发誓与农民军决一死战。但他毕竟力量弱小，无法与农民军相抗衡。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和清兵联手共抗李自成。这里，吴三桂投降清朝具有必然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手握兵权尚且被人欺凌，假如一朝失势，受制于人，就更难以想象了。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亲友、部将等投降清军后却受到极好的待遇。虽然说吴三桂背叛农民军的起因是父亲和爱妾受人欺侮，但深究其原因，恐怕吴三桂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掂量的，因为降清与降李自成待遇和前途毕竟相去甚远。

但是，多尔衮一时还难以弄清楚吴三桂的真假。他在召见了吴派来的两位信使之后，为求安全起见，便把其中一人扣留，另外派人同另外一人前往山海关探听虚实。同时，多尔衮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即从山海关以西蓟镇长城关口突入），命吴三桂军带红衣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十六日，多尔衮复信给吴三桂，要求他率众归降，并许诺封以故土，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今辽宁锦西，在宁远北），吴三桂再次派人求见多尔衮，催促多尔衮速率大军直入山海关，共同对抗农民军。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征讨吴三桂，并逼近山海关。原来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背叛一事后，便于四月十三日率兵6万亲自东征。十七日来到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旋即下令攻城，与吴三桂军队展开激战。

多尔衮在接见吴三桂第二次派来的使者后，便指挥大军昼夜兼程，直奔山海关，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二十一日晚到达山海关外，驻扎在山海关城东北十里左右的欢喜岭。多尔衮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为防吴三桂有诈，大军安营之后即派人前往吴营探听虚实，严密注意吴三桂动向。与此同时，吴三桂也连连派人敦请清兵入关，多尔衮到此时才完全相信吴三桂。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迎接多尔衮，并投降清军。清吴双方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封吴三桂为王；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双方的约定，使吴三桂既得到了较大利益（封王），又多少在世人面前挽回了一些颜面。更为主要的是，双方的约定使多尔衮实现了世代以来的渴望，顺利进入山海关，为入主中原打开了门户。

李自成败归北京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三十日被迫离京西撤。清军则自山海关一路穷追猛打，于五月初二兵临北京城下。当时，北京的官绅吏民由于已事先得知吴三桂的檄文，所以一些投降过李自成的明官，如骆养性、沈惟炳等人，一大早便在京城朝阳门外与官民备法驾、卤簿，准备迎接崇祯太子来京即位。不久，一队人马由远及近向西开来，人们还以为是崇祯太子驾到，忙着准备迎驾，可等对方走到近前却大惊失色，来的人既没有明朝太子，也没有吴三桂（吴已受命过卢沟桥西追李自成去了），而是大清军队。为首一人正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受了愚弄，但事情已无可挽回。就这样，多尔衮等人就被迎入了京城。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根据范文程等人意见，颁行了许多拉拢人心的措施。五月三日，宣布故明官员一概录用。四日，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谥为怀宗端皇帝。六日，宣布在京各衙门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五月二十四日，暂停剃发令。七月，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三饷加派，以明万历时赋额为准。

多尔衮的这些政策大有成效，不久便稳定了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局势。

九月，福临从沈阳迁到北京，十月一日，他在众人的陪同下于天坛举行祭天大典，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宣告建立。

山海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出发攻打山海关。行至三河县吴三桂派人求见，并假意投降，请求暂缓行军。李自成被吴三桂骗过，他派明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与吴三桂谈判，大军则缓慢推进。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用了八天的时间才到达。这时，李自成才获悉王则尧已经被扣留，吴三桂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严阵以待，准备和大顺军决一死战。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战役开始。为了全歼关外清兵，李自成把主力放在石河，另外派遣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战争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到二十二日早晨吴三桂的军队已经难以抵挡，据守北翼城的吴军投降大顺军。吴三桂见形势不妙，亲自带领部分属官和乡绅冲出关门，到离关城仅二里远的威远拜见多尔衮，请求派兵支援。经过数日的观察，多尔衮十分清楚吴三桂此时的处境和心情，当即回答道：“你们愿意为先帝报仇，十分难得。我特意领兵来成全你们的心愿。先帝时的仇杀，今天不用提，也不忍心再提。但昔日是敌人，如今却合为一家。我领兵入关，与百姓秋毫无犯，否则必以军法处死。你们可告知全城百姓，不用惊慌。”然后又对吴三桂说，“你回去以后，可让部下把白布系于户关作为信号。不然，都是汉族人，难以分辨，恐怕误杀。”说完，一面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一面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依次排列，吴三桂排列于清军的右边，准备共同夹击大顺军。这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事物难以辨别，于是清军得以从容布阵。不久风停，多尔衮下令出击，清军以逸待劳，势如潮水，尽管大顺军拼死抵挡，但难以挽回败局，阵容大乱，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在小冈阜上见难以取胜只得下令撤退。到达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杀死吴襄。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34口，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奴颜婢膝引清军入关深恶痛绝。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城军民剃发降清，并被封为平西王。

多尔衮摄政

统一全国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役之后，大顺军被清军击溃而散，逃出四十余里。随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让他带领一万军队继续追剿农民军。五月二日多尔衮率少数军队入京，大军则由多铎、阿济格、吴三桂等率领，向西追击。李自成于四月三十日撤出北京，经河北向山西逃跑。他曾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反抗，与吴三桂奋战了一天，仍然难以挽回失败的结局。不久，农民军由固关（今河北井陉西）撤入山西。清军追到固关后不再追了，就此返回退到北京。这样，山西以东、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归清朝所辖。五月十二日，多铎、阿济格、吴三桂回到北京。李自成率领大队人马向西安撤退，留下刘永福守住太原。

多尔衮一面于六月派固山额真叶臣进攻山西，一面出兵剿灭、安抚中原的地主武装和小股义军。清军从河北、河南进入山西南部。十月，叶臣打进固关，攻占太原，占领了山西。

十月，福临下诏定北京为都城。不久，多尔衮先后命令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带兵追击大顺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平定江南。

七月，李自成组织了反攻。十月，大顺军两万人攻入河南，多尔衮忙派多铎立即围攻西安。多铎闻命后领军由山东经河南逼近潼关。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占领潼关后，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向河南转移。阿济格从陕西进攻农民军遭到对方的反抗，二月中旬才进入西安，此时多铎已经领兵向东进发。五月四日，李自成在带兵转战的途中不幸被杀。

多尔衮像

多铎于顺治二年二月离开西安，三月接到了多尔衮命他带兵南下的命令。他率兵出了虎牢关，到达归德，分兵两路出发，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很快，李成栋据守的徐州全城投降，并引清兵南下。四月十八日清军来到扬州城下，此时弘光政权还在内战不断。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五月，清军不动一兵一卒地占领南京。弘光政权消亡。清军六月又攻下苏州和杭州。

闰六月，多尔衮命洪承畴为江南总督，住在南京，同时又派人前往南方各省招抚。东南、江南一带各层人士纷纷反抗清政权要求剃发辫的命令。隆武政权和鲁王政权在福州和绍兴相继建立。多尔衮认为，江阴、嘉定等地的抗清斗争由李成栋等降将足以应付，而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必须另外派兵征伐。

十一月，清军进入湖南进攻李自成残余和隆武政权大将何腾蛟部。

虽然东南地区战事愈来愈明朗，多尔衮对四川的张献忠仍耿耿于怀。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他命肃亲王豪格进击四川。后来张献忠被打败，其养子李定国、孙可望等退回到云南。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命贝勒博洛平定闽、浙的唐王和鲁王政权。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占领绍兴，鲁王政权结束。七月清军进入福建，郑芝龙投降，唐王政权灭亡。不久，唐王朱聿键在江西被清兵追上杀死。

九月，多尔衮命令军队分三路向南进发：西路在吴三桂、豪格带领下继续征定四川，中路由勒克德浑、孔有德率领，东路由李成栋带领，进入广东、江西。十一月五日，唐王朱聿键之弟朱聿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十八日，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这两个政权建立伊始便遭到清军围攻。十二月十七日，李成栋占领广州后，杀死朱聿。桂王朱由榔由广东跑到湖南，由于孔有德已经带兵南下，他不得不又跑到广西。不久，孔有德等兼并湖广后进入广西。整个东南全在清军控制之中。

事情突然有了变化，多尔衮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出现了，那便是李成栋、金声桓、姜瓖三员降将先后反清。金声桓原归左良玉所管，由于帮清廷占领江西，被授予副官。他对清廷的赏封非常失望，于是在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领兵反抗清廷。多尔衮派谭泰、何洛会带兵攻打。第二年正月，清军占领南昌，金声桓败亡。金兴兵之后，李成栋于顺治五年（1648年）闰四月在广州发动叛乱，第二年二月被打败。姜瓖之叛虽然发生最晚，但影响最大。姜瓖本是明大同总兵，他先投降了李自成，后又投降了清廷。当时各种矛盾十分激烈，他疑虑重重，决定先声夺人。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姜瓖在大同起兵，陕、山部众立即呼应。多尔衮调兵遣将，几经周折才将叛乱平定下去。

在降清三将起事之际，南明军队在大顺军配合下开始反击，湖广等地区都被桂王政权控制。

此后，风云再变，孔有德占据湖南，最后又平定了湖广。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多尔衮改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孔有德为定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尚可喜占据广州，十二月，孔有德占据桂林。湖广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安定。

入关后，多尔衮在去世前指挥大军四处征剿，结束了江南江北的大部分叛乱，除川南、云贵、福建沿海等地之外，各地基本扫清了反清势力。

沿用明朝典制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掌权后开始治理各项事务。摆在他面前的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即怎样管理这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原来的清政权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不多。入关后，满族人的数量和汉族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显然原来的大清政权机构还无法有效地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

这件事并没有难住这位能干的摄政王，他一边指挥大军平定天下，一边还草拟清政府的各项典制规章，建立健全各个机构。他采取了模仿明朝旧例的办法，仍然用汉族人管理汉族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进京第二天，多尔衮即公告天下，仍然使用原来各衙门的明朝旧官员。初六，他又下命令满官和明朝旧官一起办理公务，同心协力。六月初二，由于冯铨、洪承畴的建议，多尔衮照搬明朝旧有体制，由内三院行使内阁职权，但明代时内阁高于六部，到了多尔衮时期内阁职权已大大不如从前。同时，多尔衮还允许按照明律审查案件，问罪定刑。九月，编成《大清律》，基本上是照搬《大明律》而来。

顺治三年（1646年），吏科给事中向玉轩对没有汉族人尚书十分不满，多尔衮听说后很气愤，处分了向玉轩。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多尔衮下令六部必须各设一个汉族人为尚书，这算是满汉复职制，其目的显然是要收买汉族人之心。

清朝的地方官制与明朝相差无几，此时的总督、巡抚等多是从东北随清入关的汉族人。多尔衮在效仿明朝体制时始终牢记清祖的传统和满洲利益，并不是生搬硬套，全盘接受。议政王大臣会议显然是八大贝勒议政的残余，这时仍然是雄踞于各种机构之上。另外，不管多尔衮如何提倡“满汉一家”，他在处理国务中还是以“尊满”为首要原则。

多尔衮的策略非常成功，许多汉官和满洲贵族一样尽心尽力地为他效力，奋战沙场，为有清一代的繁荣兴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兴利除弊

由于汉军旗人官员及汉官的上表，多尔衮开始一系列旨在聚合民心的改革，这些措施除改变抄掠蛮抢、为崇祯帝发丧之外，还有尊重明宗室、崇孔、开科取士和革除弊政。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宣称明诸王只要来降，都不会剥夺他们的官位。其后，他又下令善待明朝皇宫子弟。这与以往入关之役中对明宗室的态度大不一样。

顺治二年（1645年），汉官李若琳上表，请求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多尔衮让礼部再次审议后，定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多尔衮按照明制，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

多尔衮在定都燕京之初已经宣布要开科取士，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以后，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全国许多地方举行了乡试。按照先例会试隔三年才有一次，但多尔衮为了平定士人的反清情绪，在摄政的7年里会试3次，取士1100人，全部任以官职。

导致明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加派，即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人民负担十分沉重，大大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多尔衮不想就此失去民心，走上明朝的老路。入关之初，京师户部只有明万历时的赋税册籍，李自成农民军烧毁了天启、崇祯时的赋税档案。当时有的清廷官员提出征求各省明末税册（指万历以后的）以方便征收赋税。范文程反对这种观点，他说：“即便按照万历时税额为标准仍然害怕民力不济，又怎么再求新册收取更多的赋税呢？”后来多尔衮按照范文程所说，决定按照万历期间的赋额，依惯例征收赋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向全国宣布免除明末的召买米豆、三饷加派等负担。除了免掉超额加派的赋税，还要适当减免本年额内正赋，具体的原则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全心向清，可免全年的1/3。

如果说三饷加派仅仅出现在明末，那么宦官干政则是有明一代的弊政，兼之明末大臣朝三暮四，所以多尔衮对于宦官倾力提防。他一入京便阻止太监往收明代皇庄子粒。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他又听从礼部所言，不准宦官混入文武群臣朝参行列（自明熹宗时始，每逢大朝，宦官穿朝服与百官一齐朝贺）。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多尔衮取消了织造太监一职。

多尔衮不但能痛革明代弊政，而且对清廷弊政也小有举动。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他下令完全取消肉刑，认为耳、鼻是面目最重要的地方，贯穿耳鼻之刑应永行禁止。

加强个人集权

崇德八年（1643年）十二月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开始被任为摄政王。同月，二位摄政王宣布，除了贝子公满达海、博洛外，贝勒、贝子、诸王等不再兼管政务，政务全部由尚书处理，从而削减诸王的权力，提高摄政王的职权。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身为摄政王之一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平起平坐，宣布今后国内如有什么事都必须先请示睿亲王。本来两王很难同时摄政，一天不容二日。济尔哈朗情知自己论能力、论实力或权术都比不上多尔衮，于是自愿退出较量。从此，多尔衮成为清最高决策人。他成为唯一的、真正的摄政王。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一日，多尔衮拥立福临在燕京登基，并且诏告天下。十月九日，他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十月十三日，济尔哈朗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与多尔衮的身份、地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根据御史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被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听从满汉所有大臣的请求，允许多尔衮不对皇上跪拜。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臣子中居前位，甚至超过了人臣，福临成了有名无实的皇帝。

多尔衮既不断提高自己的势力，又连续肃清政乱，打击异己势力。

肃亲王豪格和多尔衮原有旧仇，但慑于多尔衮翻云覆雨一手遮天的权势，他也是有怒不敢发，有言不敢出。虽然豪格为清入关屡建军功，但仍未能逃出多尔衮的魔爪。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多尔衮找茬将豪格囚禁起来。没多久，便传出豪格死去的消息，死因不明。不长时间以后，漂亮的肃亲王妃便被多尔衮娶到府中。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多尔衮压制的另一对象。济尔哈朗虽手中没有权力，但权势越来越重的多尔衮却并不感到满足。多尔衮认为济尔哈朗只是表面上臣服，不可信任，因而不断地给这位老资格的王爷出难题。顺治四年（1647年），济尔哈朗的辅政之位也被多尔衮罢免了。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借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一起告发叔叔的罪状的机会将济尔哈朗贬为多罗郡王。后来济尔哈朗虽然又被恢复了亲王爵位，但地位已远不如昔，直到多尔衮死后他才得以翻身。

豪格和济尔哈朗这两位亲王一是反对派领袖，一是中间派代表。他们遭遇还如此悲惨，就更不用说其他人的遭遇了。没有人敢对多尔衮不言听计从！当然，多尔衮也很留心从八旗贵族中精挑一批年轻人对他们宠幸有加，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以加强统治。

这样，多尔衮紧握朝中大权，小皇帝福临不过是个傀儡。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由于顽疾缠身回天乏术，在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离开了人世。

顺治初掌实权

福临亲政

当多尔衮的地位显赫至极之时，一场争夺权力的殊死斗争正在满洲贵族内部酝酿起来。福临业已长大，不可能长期忍受多尔衮如此干政。虽说“年长归政”是理所当然之事，可究竟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转移，却是问题的关键所至，同时，也关系到清廷政局的稳定与否。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带领王公大臣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等去边外狩猎。十二月初九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死于喀喇城，终年39岁。当时外国传教士猜测“八成是打猎跌伤致死的”，谈迁《北游录》有记载说是多尔衮当时膝盖有伤，由于用错了药，导致死亡。总之，在权力斗争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如此关键的大人物突然死去，确有几分神秘色彩。多尔衮一死，英亲王阿济格与大学士刚林便展开了斗争。多尔衮曾在临死前单独召见过阿济格，阿济格立即派遣三百精骑火速赶往京城，却被大学士刚林抢先。刚林关闭城门，严加防犯，阿济格则在自己的精骑入京之时被郑亲王济尔哈朗派重兵监视起来。

福临对多尔衮专权朝政十分怨恨，但听到多尔衮的死讯，还是诏告天下，令臣民易服举丧。柩车至京，他率诸文武百官穿上丧衣，出迎到东直门外五里处，跪奠三爵，大哭不止。二十日下诏颂扬多尔衮平定中原之功，谦让之德，而且“中外丧仪，合依帝礼”。二十五日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死后也备享殊荣。与此同时，福临第二天下令，命大学士刚林等把多尔衮王府中的所有信符一律收贮内库，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把赏功册收回大内。接下来以不尊多尔衮的罪名清除其亲信英亲王阿济格。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福临在太和殿宣布亲政，时年14岁。由于多尔衮野心勃勃，凡国家大事都不与福临商议，又阻止词臣朝夕进讲，所以年仅14岁的福临既缺乏亲政的实际经验，又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但从多尔衮死后他和满洲贵族的争权斗争中，我们能看出他机智善谋、老练果断、临危不乱等优秀的政治品质。他自知年幼，不能知人善任，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应该主次分明，独揽大权。就在多尔衮死后半个多月，他便传谕议政大臣等说：“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谭泰等人奏曰：“议推大臣，恐不免稍迟。”顺治帝说：“迟而得当，何伤。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忧也。”他首先认为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于是依照诸位大臣商议的结果，各设尚书二员。规定这三部遇以下事务必须上奏：官员升转迁除，官员过犯及大辟等罪，钱粮库物出入，此外的事务要酌情启奏。而他则得以依事之轻重缓急，统领全局。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对政事措置有度，从容不迫，确实非常难得。多尔衮猝死，福临提前亲政，这一突发事件，并未引起大的动荡。虽有斗争，却也只限于宫廷之内，并未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前线的战事，权力的转接基本上顺利实现了。

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在他亲政期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她告谕顺治皇帝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目的是要顺治皇帝唯才是举，亲贤臣，远小人，赏罚分明、公正，提倡节俭，戒骄戒躁，努力学习，不耻下问。其中最主要的是教导顺治帝如何用人，并能一语中的，指出清初政事得失的关键，从而显示了孝庄皇太后的政治才能及其对福临亲政的特殊作用。从顺治亲政后的行为举措上看，他是谨遵母亲的教诲的。

清除多尔衮势力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二日，顺治列举多尔衮罪状14条之多，成800多字的诏书，昭示全国。第一，太宗死时，诸王、贝勒、大臣等以死盟誓，扶立皇上，根本就没想立摄政王，只有他弟弟多铎一个人劝说他摄政。第二，与他同为辅政大臣的还有多铎与济尔哈朗，但多尔衮擅自专权，根本不让济尔哈朗参予朝政，却任他的弟弟多铎为辅政叔王。第三，背弃誓言，肆意妄为，打着皇父摄政王的招牌，把扶立皇上的功劳，全部据为己有。又将在太宗文皇帝平日里恩遇下的将军们出生入死立下的赫赫战功归在自己头上，只字不提朝廷的恩典。第四，使用只有皇上才享有的仪仗、音乐、侍卫，建造与皇宫相同的宫殿。第五，擅自使用府库中的财物，包括银两珍宝，织造缎匹等，相当奢靡，且从不贡献给皇上。第六，网罗皇上侍臣，有伊而登、陈泰一族、刚林一族、巴尔泰一族等。第七，亲自来皇宫院内，认为太宗文皇帝的皇位是夺来的，并以此要挟辖制皇上的侍臣。第八，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肃亲王，又纳其妃，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给了皇上之后又擅自收回，以饱私囊。第九，欲抢走皇上侍臣额尔克戴青。第十，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都用皇父摄政王旨，而不用皇上之旨。第十一，把自己的母亲供奉在太庙有悖常理。第十二，全凭他个人好恶给人加官晋级，而且还私自加封自己的妻子。第十三，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侍候皇上，竟然把自己尊为圣上，让他们去府前问候。第十四，私造帝服，藏匿御用珠宝。诏书最后说：“朕闻之，即令诸王大臣，详细审问，逐件皆实……据此事迹看来，谋篡之事果真。谨告天地宗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二日。”最后根据诏书，罢除多尔衮的母亲和妻子的封号，并把她们的灵位撤出庙享，对多尔衮掘墓鞭尸。

如果把诏书与八年前多尔衮加封“叔父摄政王”时所颁的册文，两相比较，功与罪，判若天壤。册文颂多尔衮硕德丰功，“高于周公”，甚至有些是“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颂功与伐罪，均夸大其辞；元勋与罪魁，变在旦夕，这是权力斗争中常见的现象。

福临亲政后，为多尔衮摄政期间被无故杀害的豪格平反，并且对他表示沉痛的悼念，又加封他的儿子为和硕显亲王。经各部商议，遏必隆、希尔良、希福、祖泽润、雅赖、纳穆海、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法喀等被认为是为多尔衮所害，于是分别恢复世职。因何洛会诬告而连坐的杨善、罗硕等，也各复原职。

班首范文程、刚林、祁充格都是多尔衮执政时的文臣，刚林以辅助多尔衮的罪名，被处死并没收家产。祁充格因为与刚林同谋叛逆而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范文程虽受多尔衮重用，可一直与多尔衮保持着相当距离，他一开始被革职留任，但很快又官复原职。

福临亲政后，确实想建立自己的功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起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平反并追复了遭多尔衮迫害的亲王、郡王的爵位；下令坚决废弃多尔衮当年执行的扰民政策和奢华工程，并酌情进行了适度改革；以身作则，努力学习儒学，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理论；重视任用汉官，倡导汉化，倡导以文教德化治理国家。

接着，福临解除了济尔哈朗辅政大臣一职，以避免权臣专政，并在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三十日谕内三院：“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随后，为了表示抚慰，又赐金册金宝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

在这场激烈而尖锐的政治斗争中，福临大获全胜。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虽然当时他年龄很小，却并不乏独断朝纲的智慧和勇气。

一百多年后，清乾隆皇帝决定为多尔衮平反伸冤。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下令让内务府修缮多尔衮墓地和住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发布诏谕，认为多尔衮于大清功不可没，毕生忠于朝廷，功绩卓著，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因而正式宣布恢复多尔衮睿亲王封号。几天后，又依据大臣们的主张，让多尔博的四世孙承袭王爵。多尔博是多铎之子，曾过继给多尔衮为嗣。

至此，曾为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又扶持福临主持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终于又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

巩固皇权

对于已经成为真正皇帝的顺治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是进一步加强皇权，巩固实力。顺治继承了其父手下亲掌的镶黄、正黄两旗，恢复了被多尔衮打击的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又把原来多尔衮手下实力最雄厚的正白旗收归己属。至此，顺治皇帝独有三旗，实力大大加强。同时，他谕令两黄旗和正白旗合称上三旗，体制高贵，直接为皇帝亲辖；诸王贝勒统辖的其他五旗称为下五旗，改由皇帝任命。八旗中这种等级的区别从此成为定制，它们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实力上，都无法像在关外时那样再与朝廷相抗衡了。顺治对八旗的这一改革，为皇权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

另外，为了笼络人心，进一步集中自己手中的权力，顺治一面对八旗大臣普施皇恩，大加赏赐；一面竭力栽培扶植擢升忠于朝廷之臣，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权限。早在努尔哈赤时，便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制；皇太极登位后，又增设八大臣与三大贝勒等偕坐共议政事，后设立专任议政大臣。由此便形成皇帝之下最高议政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又叫“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它是君权上升王权下降的产物，也是皇太极抑制身为旗主的亲王郡王的产物和重要手段。顺治初年，由于多尔衮独掌大权，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不很明显，权势显著下降。顺治帝继承和发扬先皇制度，增加议政人员，扩大其职权和影响。顺治八年十月，他先后多次下谕，将对自己忠心的鳌拜、瓦克达、巴图鲁詹、布丹、杜尔德等人授为议政大臣。并且取消了多尔衮设置的理事三王，委任诸王管理六部事务。这样，顺治既拉拢了八旗王公和忠于自己的亲信，巩固了自身统治，增强了实力，提高了威望，又防范了少数亲王权力过大，分散皇权。

但是随着功劳渐多，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又使顺治十分担忧。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加强皇权，顺治就仿明制设立了内阁。内阁在明朝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务的机关。清王朝在关外时虽然没有设内阁，但也建立了相似的机构——文馆，利用降清的明朝官吏翻译汉文书籍，记注时政得失。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管记注诏令、编纂史书、撰拟表章等）、内秘书院（负责撰写与国外来往书信、撰拟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负责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御前进讲、颁行制度等）。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式称内阁，设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中书、中书舍人等，大学士皆冠以殿阁之名，称为中和殿（乾隆十三年裁，增体仁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常设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其权之重在于“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尤其是进呈章奏和代拟批旨，就是所谓“票拟”，关系更大，所以内阁大学士是事实上的宰相。

在对八旗内部进行调整的同时，顺治也对内宫宦官制度进行了一番改革。顺治于十年六月下谕仿明制设立太监机构十三衙门，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宣殿局、兵仗局。在此之前，皇上的衣食住行各种事务，皆系内务府承办，太监只听从差使，未设衙门。设十三衙门，内务府所管之事就大为减少，十一年内务府竟被裁掉，皇上诸事悉由十三衙门经管承办。这种做法，违背了满洲旧制，招致满汉大臣的共同反对。但是顺治以“分设衙门，使各司其事，庶无专擅欺蒙之患”为由拒绝撤销十三衙门。但鉴于明朝宦官专权、祸国殃民的教训，规定“寺人（太监）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逢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太监）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如有内外勾结”，“审实一并正法”。并在宫门立十三衙门铁牌，上刻敕谕严禁太监干预政事的条文，如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等事“即行凌迟处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皇权的集中。不过由于顺治对太监实际上的宠幸，上述措施没有彻底执行，太监们对限制他们的政令逐渐熟视无睹，权力也逐渐增大，以致顺治十五年三月，发生了外官陈之遴、吴惟华、陈维新、胡名远、王回子等人与太监吴良辅勾结、行贿受贿之事。事情败露后，陈之遴等人被罢官、流放。但是顺治对宠爱的吴良辅，却是百般庇护，一直留在宫中。

巩固皇权的活动在顺治的筹划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同时吏治问题也开始纳入顺治的重视范围。清初对吏治败坏之祸国殃民认识很深，多尔衮就一直强调严惩贪官，严令“但有枉法授赃及逼取民财者，俱计赃论罪，重者处死”。顺治亲政后，继承和发展了此方针，并屡下严谕。八年（1651年）闰二月初七，顺治指出：国家纪纲，首重廉吏，下谕都察院，“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欲严惩贪官，必在审实论罪”，“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十二年，又下谕加重惩处：“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十六年，他下令，把“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席北。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从顺治八年到十七年，他严惩贪官40余人，分别处以降级、革职、处死等惩治。

针对贪污成习，举荐冒滥的现象，顺治在严惩贪官的同时，亦谕令督抚对属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史者保奏”，那些“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为了及时发现并惩处为祸一方的官员，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顺治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贪官问题屡禁不止，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都未能解决好。

惩治了有问题的官员，还要提拔一些好的官员为自己办事。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而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

顺治还很重视官员的考核，顺治十年正月与十六年正月先后以大计考核全国地方官员，根据官员的不同表现做出留任或降职等不同处理。十年的考核，有969名地方官受到革、降、调的处理。除考核外官外，他又于九年五月确定以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定为制度。十年四月初五，京察付诸实施。吏部侍郎、学士、詹事等官由顺治帝亲行考核，六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衙门均参加考核。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扬历，方见真才。”

恢复社会生产

在改善吏治的同时，顺治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因此采取了一定的经济措施，帮助百姓摆脱饥饿、穷困，从而使社会发展，民心稳定。

顺治一再下令不允许八旗子弟圈占土地。满族是游牧民族，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清初入关后，更是把京畿地区大量土地划分给八旗，以维护其利益。但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圈地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也动荡不安。有些耕地变成牧场，致使良田荒芜，土地萧条。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不时起来进行反抗。而且当时的汉族地主因土地也被圈占，与清廷的关系变得紧张。顺治四年多尔衮曾下令禁止圈地，大规模的圈地被停止，但仍有零散圈地在进行。顺治亲政后，下令户部迅速行文地方官吏，“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第二年又强调，“民地被圈者，该管官即照数拨补，勿令失业。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这样，既稳定了民心，又扩大了耕地使用面积。

顺治认为，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使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顺治于十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政策，以扩大辖区，增加正额田赋盐科和关税。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种子，招民开垦，实行三年免税。十四年夏，他还颁布了劝惩条例，以垦荒的多寡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标准。

对隐匿无主荒地者，顺治采取宽大政策，下令：“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这一政策公布后，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顺治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这些土地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由于连年征战，弊政累累，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加上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赈济、宫费等等大量开支，使国库如洗，入不敷出，财政严重困难。五大弊政的实行，使得百姓流离，田园荒芜，社会动荡，百业凋敝，经济停滞。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土地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增长，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549万余顷，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

然而，既要改善百姓生活，又要稳定国库收入，那么仅仅调整土地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实施一些其他措施。对于朝廷内部，顺治采取的措施有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需。顺治九年四月，户部上奏，建议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出，每年多支米石应裁。十一年六月，户部又上奏建议将州县官员衙役及各省兵马道之官员钱粮酌量裁减。十三年六月，顺治下旨“裁汰”各部“文职冗员”。十三年九月，议政王达成遵旨会议裁减地方存留银两。

由于清初战乱，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征粮无据，贪官污吏趁机上下其手，大肆敲诈，额外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为了规范赋税，减轻百姓负担，顺治帝于十二年四月命户部左侍郎王弘祚编成《赋役全书》，以规范收税、降低赋税，限制苛敛。顺治常能体会到民力艰难，他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以示不因“口腹之微”而骚扰百姓；他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柄等，不以皇家所需“苦累小民”；他决定修造宫殿就地取材，不再用山东临清烧造的城砖，以减轻百姓的运输之苦。顺治还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另外，顺治更是一再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时日，颁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科派。

顺治的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略苏其困，为减轻黎民痛苦改善艰窘处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起到了一定作用。

顺治为改革清初的弊政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很不够。譬如防止奴仆逃走的逃人法（即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人之窝主的惩罪律例），在他亲政后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是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对窝主处罚得越来越严。满洲汗、贝勒、台吉、大臣、官将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称“庄丁”）耕种己田，收取租谷租银，摊派各种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打骂、买卖、赠送和遗传与子女，但不能无故处死，可以说“满洲籍家仆资生”。由于家主的任情拷打和严重剥削，包衣无法忍受，不断地大批逃亡。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证庄园劳动人手，维护封建庄园，顺治继承祖、父的政策，并批准设立督捕衙门；顺治十一年九月批准“逃人法”，严惩窝主，“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惩处逃人，“初逃、二逃者，鞭一百，归还本主；第三次逃者，正法。”对建议修改逃人法的汉官李裀、魏琯等处以革职、流放。但是，因包衣主对包衣“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包衣仍然不断逃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肃清抗清势力

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顺治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清军的征剿及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反抗，7年来清廷虽先后派遣十几员大将军分赴各地剿杀，但战争一直未停止。其中南明永历政权得到大西农民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的支持，在云、贵、两广一带活动；郑成功率部坚持在闽浙沿海一带斗争，这两股最大的抗清势力，不断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面对此种形势，顺治调整政策，锐意进取，进行改革。

在政治上，他积极推行宽松和安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清斗争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即谕兵部，“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的汉人奴隶回乡探亲。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对激烈的民族、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

在军事上，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顺序。顺治七年十一月，尚可喜、耿继茂攻广州；八年，吴三桂进征四川；九年，敬谨亲王尼堪进攻楚、粤；十年五月，洪承畴经略湖广、广西、云南、贵州，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十二月，陈泰统帅大军驻镇湖南，对付孙可望；十一年十二月，济度征剿郑成功；十四年十二月，吴三桂等入贵州；十六年正月，入云南。十七年七月，罗托率军征剿郑成功。

“剿抚并用”的方针很有成效。西南方面，顺治十四年末，孙可望因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投降清朝，被封为义王。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被豪格射死后，他们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贵州一带，队伍又日益壮大，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政权。

李定国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奇才，他10岁从军，在张献忠手下时功勋卓著，才24岁便成了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孙可望。他随孙可望到云贵开疆拓土，功劳要比孙可望显著多了，因而声望日隆。孙可望对此十分妒忌。

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请缨出击南下清军，率军出全州，在桂林外围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在围攻桂林城中，又逼得孔有德自杀身亡。接着北进湖南，占领衡阳，进逼长沙。李定国出师半年，拓地千里，势如破竹，清廷为之震撼，特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精锐部队15万人，救援湖南。李定国采取透敌深入的策略，诈败撤离长沙，伏兵于衡阳城北，以逸待劳，与尼堪亲王决战。李定国军在激战中斩杀尼堪，大获全胜。

此时，李自成和张献忠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与第三个南明朝形成联合抗清阵线。李定国节节胜利，又连杀清廷两大名王，国人振奋，深受鼓舞，迎来了第二次抗清斗争高潮。在此形势下，清廷曾一度打算放弃湖南、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七省，与南明划地议和。

然而其时作为南明实权人物的孙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国继续收复国土，还令冯双礼部偷袭李定国。李定国击败并收服冯双礼后，他与孙可望的矛盾更为激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已处于守势的大西军正受到清军步步进逼的时候，孙可望为了一官半爵之争，竟然合兵14万进攻李定国。逆人心而为的孙可望很快大败于李定国。众叛亲离之际，孙可望只得投进了清军的怀抱，充当了清军扫平云贵的带路人。

这次内耗使得大西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李定国抗清形势急转直下。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三路会师，进军云南，攻陷昆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往缅甸。十八年吴三桂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处死军前，明朝统绪就此断绝。

东南方面，顺治十年五月，顺治以“海澄公”的封爵引诱郑成功投降，受到郑成功的拒绝，但其部将施琅、黄梧和其他80多名官员陆续投降，黄梧还献海禁之策，断绝沿海居民对郑成功的接济，给郑成功抗清造成很大困难，于是郑成功退回厦门，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这样，除了郑成功割据一方外，顺治去世前清王朝基本上统一了大陆中国，统治趋于归一。

但是，在平定全国的过程中，顺治重用汉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对其过分倚重和放纵，任其长期驻扎云南、广东、福建三省，尤其是让吴三桂兼掌云南军政大权，为了一时省钱省粮，不派八旗军留守驻防，导致三藩势大，尾大不掉，最后到康熙年间爆发了几乎危及大清江山的“三藩之乱”。

缓和民族矛盾

“满汉一家”的政策

清朝入关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虽然可以倚仗满洲八旗的力量来稳固皇权，但是欲统治整个中国，消除广大汉族人民对清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和抵触，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就要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

顺治生活的紫禁城虽弥漫满族文化，却在汉族文化的大氛围之中。他倾心仰慕汉文化，虚心学习汉文化。多尔衮摄政期间，有意疏忽对顺治的教育，不给他延师典学，想让他做一个无知无学的傻皇帝，以便于自己揽权，再加上少年天子贪玩嬉耍的天性，顺治14岁亲政时，竟然“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但是顺治并不是一个懒惰的皇帝，他勤奋好学，励精图治，为了治国理政，亲政的10年间，“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他曾在座右自书“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励。短短9年中，他遍览群书，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诗文曲赋，通晓治乱兴衰古今历史，且书画双妙，诗文皆工，精通儒释真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饱学之君。他尤善于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崇祯）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文教治天下”的治国思想，甚至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统治。

顺治深知儒家思想对汉族的影响巨大，因此经常通过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来树立清朝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以拉拢汉人，稳定社会。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顺治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号召全国读经。十二年（1655年）春，他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研求通贯，明体达用。”另外，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从君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

为了能够使更多的汉族人解除顾虑，心服口服地参与国事，顺治帝实行开科取士，用八股文章，考儒家经典。他亲政10年内，共举行了4次会试，即顺治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其中十六年为恩试加科，共取中进士1500名。中进士者，皆入翰林。

顺治还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在顺治十年前后，他身边最为亲信的范文程、洪承畴、陈名夏等都是汉人。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不许“满汉两议”的现象再出现。他多次增加大学士中汉人的数量，并经常驾临内阁，和大学士（主要是汉大学士）们讨论前朝政事得失，评论帝王，从中记取经验教训，探讨治国之道。

顺治提高汉官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汉的融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满清贵族的利益。他对汉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袒护满人。顺治十年二月，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的少詹事李呈祥革职、流放东北，甚至于十一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造成政治失明。

联合蒙古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只顾拉拢汉族是不够的，还要照顾到其他势力较大的民族和地区。满洲一直很重视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定下了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并通过封官晋爵、保留特权、设立盟旗、厚赐联姻（如科尔沁部就出了四个皇后，包括顺治的母亲孝庄太后和两位皇后）等，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各部建立了坚实的关系。漠南早在皇太极时就归附后金，还曾多次入关协助清军作战。顺治继承并发展了此基本国策，还努力改善与漠北蒙古部落之间时有摩擦的不良局面，边战边和，到顺治十四年，漠北各部也相继与清廷确定了臣属关系，岁贡马驼。顺治还和漠西蒙古也建立了联系，其中有些部落曾派兵助战镇压甘肃农民军。这些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地区安宁，都起了很大作用，并为20年以后爱子清圣祖玄烨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

在外交上，顺治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并开始与俄罗斯有了接触，一方面，多次友善接待沙俄使团；另一方面，又对侵略入境的沙俄侵军予以痛击，将其赶出国境，保卫了东北地区的安定。

钟情董鄂妃

身世坎坷，千古谜团

民间一直流传着顺治帝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这位美人就是董鄂妃。不过董鄂妃究竟是谁，她的身世是怎样的，在历史上，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官书里的说法，据《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述，说董鄂氏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她十八岁入宫，颇得顺治帝的宠爱，先是立为妃，后又晋封为皇贵妃，在册立皇贵妃时大赦天下。然而，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对董鄂氏入宫前的身世一直讳莫如深，完全没有提到。

第二种是说董鄂氏就是江南的名妓董小宛。这种说法是最不能让人信服的，董小宛死时二十八岁，此时顺治帝刚十四岁，董鄂妃入宫十八岁，顺治帝十九岁，所以，根据年龄的排比和其他史料的记载，董小宛不可能是董鄂妃。

第三个说法，董鄂氏是顺治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其怪异的耳光。这位军人于是愤恨至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后来，这位贵妃产下一子，但是数星期之后，夭折了。其母经受不住丧子之痛的打击，不久也病故。这里说的“满籍军人”，很可能就是顺治皇帝的异母弟，皇太极第十一子，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他在顺治十三年七月突然死去，一个月后，董鄂氏进宫，封为贤妃。

国色天香，温柔贤淑

董鄂氏从小在江南长大，因父亲曾在江南为官，她就跟随父亲身边生活多年。江南的风雨不但滋润了董鄂氏的美貌，也培养了这位满族少女的才情。她的生活方式和服饰打扮，和当时一般北国的满蒙女子大不相同，看起来风韵万种，不仅受到满族女子的艳慕，就是汉族女子对其也是十分羡慕。

董鄂氏不仅有着倾国倾城的外貌，性格温柔，对人体贴，善解人意，她还是一位有着极深内涵的女子，不仅饱读《四书》、《五经》等古书，而且还多才多艺，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另外，她对禅学的领悟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与顺治在文化和精神上都志趣相投，两个人在一起，彼此之间总是有说不尽的话题。

对于顺治来说，后宫佳丽虽多，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就是来自满洲世家，几乎个个目不识丁，别说能畅谈人生和理想，就连平时普通的交谈都是问题，常常话不相投。

熟读经史子集的少年天子，能够寻觅到知音，实在是满心欢喜，顺治不由得暗自庆幸，此生无憾啊！平心而论，董鄂氏比起那些汉族才女还相差甚远，但对于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顺治，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

董鄂氏正式入宫后，对顺治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周详备至；对太后及皇后也十分恭顺，尤其对太后，更能承欢膝下。董鄂氏平日里生活节俭，不喜粉饰，不戴珠翠；虽不参与政事，但她主张宽以待人，垂怜生灵，为人深明大义，常常忧念父兄恃宠而骄横跋扈。当然，她对顺治更是情深意笃，始终如一。

作为一国之君，后宫佳丽三千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令顺治帝如痴如醉，爱之疯狂的董鄂氏出现之后，他的心中再也容不下别人。顺治一直想给董鄂氏一个名分，于是决定废后，改立她为皇后。但董鄂氏并不看重名分和虚荣之物，待人处世都相当低调，所以，她一再恳请顺治，废后不是一件小事，必定会引起朝臣和民众的非议，有碍政务。同时，孝庄皇太后也坚决抵制，顺治的废后之念才没有实现。

转眼间，董鄂氏入宫已四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顺治大有“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感，在“江山”与“美人”面前，他宁愿选取后者，整日陪在爱妃的身边。顺治帝炽热而又持久的爱，不仅在后宫，也在董鄂氏的心头荡激起了巨涛。

一代名妃，香消玉殒

董鄂氏就这样，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着后宫中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不久，董鄂氏怀孕了，然而，十月怀胎分娩的喜悦还没有完全退却，小皇子就早夭了。经受丧子的打击，董鄂氏身体极度虚弱，已经难以再承受重负。尽管如此，她每天还要在太后和顺治面前强颜欢笑，没过多长时间，心力交瘁的董鄂氏再也支撑不住，终于病倒了。

1660年，董鄂氏辞世，享年二十一岁。

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顺治做出过激的举动，孝庄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端敬皇后”。顺治心里十分明白，董鄂氏既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也不是母以子贵熬上来的，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对森严的封建礼数也无可奈何。

正如那首被称为出自顺治手笔的诗中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来不自由”！顺治失去董鄂妃后情绪变得失控，做事情也开始极端，这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

董鄂氏去世后，她的堂妹贞妃董鄂氏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为了避免董鄂氏家族受到牵连，当顺治帝死后，以为顺治殉葬来换取皇太后的宽恕，才二十出头的她也从容地走了。

生死相随，忠贞不渝

董鄂妃的玉殒香消，让顺治的精神几乎崩溃，他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唯恐他想不开自杀。

在董鄂氏死后第三天，顺治悲恸欲绝，他以超常的丧礼来表达对爱妃的哀悼，下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

董鄂氏的梓宫移到景山以后，顺治为她建了大规模的水陆道场，有一百零八名僧人诵经。整天烧纸，香烟缭绕，纸灰飞扬，经声不断，还将宫中太监与宫女三十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奉自己的爱妃。

在“三七”日（第二十一天），将董鄂妃的尸体连同梓宫一同火化，由茆溪森和尚秉炬举火。火化后，将骨灰装入“宝宫”（骨灰罐）。

清制中，皇帝平时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二十七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顺治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四个月之久。为了彰显董鄂氏的贤德、美言、嘉行，顺治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顺治还亲自动笔，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以大量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的具体实例，展现了董鄂氏的美言、嘉行和贤德，整篇洋洋达四千字，内容十分丰富。

董鄂妃病逝后，顺治心灰意冷，看破红尘，无所依恋，便舍弃江山，执意要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并让和尚为他剃了发。后来，因为佛法师父玉林琇想法刺激，才逼得顺治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董鄂妃辞世，留给了顺治皇帝无尽的哀思，本来就体弱多病的他，身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董鄂妃死后仅半年，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当时正值寒冬时节，在钦定皇三子玄烨即位，口述了遗诏后，顺治皇帝于正月初七半夜崩于养心殿，追随爱妃而去，时年二十四岁。

顺治皇帝死后，尸体被火化，于康熙二年与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合葬入清东陵中的孝陵。

福临之崩

年轻帝王撒手人寰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六，人们还依然沉浸在“年”的喜悦中时，孝庄太后却在经历她这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因为她年仅24岁的儿子福临即将永远地离开她、离开那个龙椅、离开这个世界。顺治帝的突然死亡也给世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因为之前从来就没有顺治帝有病在身的说法，身为帝王不比寻常百姓家，一向都是养尊处优的，怎么就能如此易折了呢？而且是伤心黯然毫无留恋地离开。这些可以在顺治帝临死时留下的遗诏中看出。遗诏中除了对大清以及母后的愧疚之外，就是即将要得到解放的解脱之情。

据史书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福临患病，正月初七驾崩于养心殿。《清世祖实录》对顺治帝患病的经过、去世前的活动、死亡情况等是这样记载的：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顺治死因的疑点

从《清实录》中的详细记载可以看到，顺治帝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到初六日已经“大渐”，就是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到初七日凌晨就去世了。而对死亡情况的记述却仅有11个字：“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并未对其病因提及半字。

正是基于《清实录》所载，顺治帝病发突然，死因不明，后人不免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关乎皇帝生死的大事，只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并且对死因只字未提？顺治帝正当人生盛年，并没有听说患什么病，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了呢？

另外，顺治帝的遗诏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撒手人寰。辞世前一天，他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面谕遗诏。遗诏云：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

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

在这份遗诏中，顺治帝列举了自己平生的14条罪行，比如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均充满了自责之语。为什么顺治帝会对自己所作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少年天子离开人世时的最后心情。因此有人怀疑这份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本人，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之手，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这自然加深了人们对顺治帝之死的更深一层的怀疑。

天花要了少年天子的命

顺治帝之死和遗诏的可疑，引起了后人的各种猜测。清史学者孟森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发现顺治帝是死于天花，而不是离宫出家，这一点见于他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宗出家事实考》。孟森的论据来源于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所撰的《年谱》。该《年谱》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活动：

“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遂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

《年谱》上明确记载顺治帝对他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由此，孟森先生认为王熙作为顺治帝的宠臣，且在顺治帝病亡之前一直侍奉其左右，其《年谱》并非官方史书，没有必要避讳隐瞒，其上所言可信。他还进一步发现，当时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所撰的《青集》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出。一中贵问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一空。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张宸与王熙一样，都是顺治帝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人，都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这些事实似乎都确凿无疑地证明顺治帝确实死于宫中。

至于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的原因，孟森先生认为，由于当时人们谈“天花”而色变，为了稳定人心，避免引起朝野恐慌，才对这一病因秘而不宣。后来的史学者出于避讳，也没有在史书上说明。

有关专家还分析认为，从顺治帝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分析，遗诏中的自责并非不合情理。入主中原后，顺治帝所面临的环境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先祖们的，可以说是相当陌生的，他不但要尽力去熟悉与适应新情况，有时还要背离满族原有的习俗，这难免会使他陷入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另外，顺治帝曾经一度笃信基督教，也可能会形成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顺治帝因自己不能很好地解决新问题而自责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在位期间曾屡次下诏自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甚至还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在《清世祖实录》中还有一些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讨平李定国后，顺治帝认为这些成就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17年作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所以说，这《遗诏》中自我责备也是符合顺治帝的性格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这份诏书有伪造的嫌疑，也可能是顺治帝在病重期间，神志不清，无法口授遗诏，而根据太后之意由大臣们草拟而成。再说，据记载，顺治帝临终还遗命：“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如善果、隆安法喜有素，可胜此任；若森和尚不日能至，法次长於两寺，可转命也。”最终于四月十七日，由赶到京城的茆溪森和尚主持，在景山寿皇殿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这件事在茆溪森死后，由他的徒弟们编纂的《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中有记载，足以证此事不假。

《清圣祖实录》卷一中还记载有：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二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这说明，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所以说，顺治帝驾崩于养心殿是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病因可能是天花。据《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二十四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从上面的分析看，顺治帝患天花而死，似乎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并提出了质疑。首先，据医书记载，人患天花后，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医理上看，患天花的人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就是皇帝也不例外，还怎么可能口授遗诏？因而，《年谱》中记载的关于顺治之死的一些内容是不太真实的。再说，史料上对于顺治帝得病的时间也是自相矛盾的：《清世祖实录》记载，初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青集》却说初二顺治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年谱》记载王熙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都没有说顺治生病。《年谱》是最让人怀疑的：如果顺治真的染上了天花，他不可能在初二发病初期冒着高烧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更不可能在初三那天还和王熙讨论事情。而且让人们感到费解的是，王熙最后讨论的内容，用了“俱不敢载”四个字简单带过。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或苦衷的话，王熙为什么要在顺治帝驾崩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呢？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为什么清宫档案对他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

对于此，民间广为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称顺治帝根本没有死于天花，而是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孝庄太后为了顾及大清的声名，只好对外宣布顺治帝驾崩，由顺治帝八岁的皇子玄烨即位，即康熙帝。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顺治帝真的出家当和尚了吗？他又为何要出家当和尚呢？

五台山上的僧人

笃信佛法的皇帝

要探究顺治帝是否出家，这要从他迷恋佛法说起。清朝统治者本来就推崇藏传佛教喇嘛教，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挂有念珠，并在清朝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修有佛寺、皇寺。皇太极把都城迁到盛京沈阳后，更是修了专门崇奉喇嘛教的实胜寺。加之，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就以虔诚信佛排解心中的苦闷。

正是由于种种历史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特殊因素，顺治帝自小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稍长就信奉起佛教来，他的一生更与佛教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据记载，顺治帝14岁那年，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法师。当时，这位法师正在山洞内静修，两人相见后，交谈甚欢。从这以后，顺治帝更加迷恋佛法。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顺治帝还亲自到高僧憨璞聪居住的海会寺，与他促膝长谈。回宫后，他又把这个和尚接到宫城西侧西苑（也就是现在中南海）的万善殿，继续论佛谈法。顺治帝还与当时著名高僧玉林、木陈、茆溪森等过往甚密。一次，顺治帝在与茆溪森和尚谈话时，还自称是他的弟子，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实为少见。顺治帝还请玉林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还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据记载，顺治帝还作了出家偈，全篇充满了佛家禅悟的情怀以及对出家为僧的向往，更包含着生在帝王之家的辛酸和不幸：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也无欢喜也无悲。

悲欢离合多劳意，何日清闲谁得知？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得安闲。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五湖四海为上客，逍遥佛殿任君嘻。

莫道僧家容易做，皆因屡世种菩提。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禹尊九洲汤伐夏，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落在帝皇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战几时休？朕今撒手归西去，管你万代与千秋。

顺治帝与高僧的谈话中更是多次流露出遁隐空门的思想倾向。比如，一次，福临与佛教大师玉林谈起自己的身体不好，食不甘味，寝不安枕，随后说道：“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院，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还说道“财宝妻，人生最贪恋摆拔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玉林闻言大为吃惊，极力劝谏福临身为国君，是要“保持国土，护卫生民”的，如果只图自己清静无为，忘却这件大事，凭你如何修行，“也达不到诸佛田地”。所以“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这才劝住了顺治帝。

作为一位年少有为的君主，万人仰慕的少年天子，顺治帝如此迷恋佛法，多次萌生遁隐空门的想法，确实非同寻常，令人费解。

除了受周围人群的影响，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以及遭遇是否也是一个原因呢？的确如此。首先，我们知道顺治帝是在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后，在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互相妥协的情况下，侥幸当上皇帝的。而他在位的18年，前8年主要由摄政王多尔衮发号施令，他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傀儡。多尔衮后来更是独揽大权，逐步分化了支持顺治帝的各种力量，顺治五年，更是被尊奉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顺治帝的处境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由此可以想到，顺治帝前期一直生活在摄政王多尔衮的阴影里，处境危险，经常担惊受怕。这些因素对顺治帝性格的形成，以及后来一心向佛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从史料分析，顺治帝与自己的母后孝庄太后的关系也并非多么融洽。《清史稿·后妃传》中对于顺治帝与母后的关系记载十分简略，仅仅60个字，而且所记内容也多是例行公事的一些事情。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顺治帝高傲自尊，而又任性敏感的个性。加之多情善感，身体羸弱，他常常在苦闷和忧郁中度日。特别是作为大清国承前启后的一代君主，他肩负着太多的使命，亲政后，更是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事务，年仅10多岁的少年天子，不胜重负，该会有多累多烦？据说，有一次他曾对木陈说：“我睡觉时只能单人独室，不能与人同床。临睡前，必须让所有的人都出去，若听到一丝气息，就一夜睡不着。睡早了也不行，必须熬过半夜，困极了，才能一觉睡着。”从中也可看出顺治帝的苦闷，甚至患有脑神经衰弱的疾病。而佛教的出现正好慰藉了他疲惫的灵魂，给他打开了一个逃避现实、回归轻闲自我的全新世界。

从以上分析来看，顺治帝确实与佛教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在这种情况下，当宠爱的董鄂妃不幸去世后，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寄托的顺治帝，万念俱灰，产生遁入空门的念头也就不足为怪了，难怪会有传说顺治帝出家与他宠爱的董鄂妃的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

遁入空门的帝王

董鄂妃的逝世使少年天子彻底崩溃了。他痛不欲生，亲自为她守灵，并且不顾皇帝的尊严，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在董鄂妃逝世的当天，他又下令“亲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俱于景运门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如此，他还嫌不够，又破例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加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敬皇后”，谕下礼部。闻者颇感惊讶：“不过一个贵妃罢了，又何至于如此。”顺治帝在第五日，还在爱妃生前居住的承乾宫举行了隆重的追封典礼，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了《董鄂妃行状》的祭文，全文数千言，极尽才情和哀伤，历数了董鄂妃的嘉言懿行，兰心蕙质。顺治帝还命大学士金之俊写了《孝贤皇后传》。尽管顺治帝已经做得够多了，然而仍然难以平复内心的痛苦，他又下令将承乾宫内大小太监、宫女等30余人全部赐死，为贵妃殉葬，造成了清宫罕见的一大惨案。

不仅如此，几近失去理智的顺治帝，再无心政事，还大吵大闹着要出家，两个月内先后38次到高僧馆舍，谈佛论禅，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据《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顺治帝曾经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中旬，也就是贵妃去世两个月后，决定舍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他命令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起初，茆溪森百般劝阻，他都不听，没有办法只好为他进行了剃度。而这一举动急坏了皇太后，她火速派人把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招回京城。玉林到京城后对弟子茆溪森的行为极为恼火，当即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他。玉林还对顺治帝进行了规劝，而顺治帝一心皈依佛门，并提出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是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说，他们是在过去世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在玉林的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顺治帝才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虽然这一件事不为清朝正史所载，但这些高僧的普遍记述，似乎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就是说顺治帝在爱妃去世后不久，确确实实削发为僧了，后在众人的一再劝阻下，不得已只好蓄发还俗了。茆溪森和尚的塔铭上就有这样几句话：“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哈哈，总是一场好笑”，也印证了这件事。

事后不久，顺治帝接受玉林的建议，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顺治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或许正是因为顺治对董鄂妃和佛法的痴迷程度超出了寻常，民间才自然而然地流传开了顺治帝并未死去，而是到五台山为僧的观点。

五台山上的特殊僧人

对于顺治帝是否出家当了和尚，现在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帝即位后不久，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这一活动本来完全可以在北京举行，他们为什么舍近求远，不远千里去五台山呢？这一异常之举，有人怀疑可能是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以礼佛之名，行前去探望顺治帝之实。民间更是传说，康熙帝一生5次巡游五台山，实际上都是为了寻找父皇，但尘缘已了的顺治帝根本不与他相认。无奈的康熙帝曾在寺庙墙壁上题写了“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句，表达了这种父子不能相认的苦闷心情。

另外，有人说从当时江南著名才子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诗中也能看出顺治帝出家的意思来：“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在当时的江南广泛流传着顺治皇帝与董鄂妃的故事，不过那里的人们多认为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于是，人们见到吴伟业的诗后，就认为陛下就是顺治皇帝，而诗中的“千里草”和妾无疑就是董小宛。

还有“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一句，也很不容易让人理解。据吴伟业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帝生前从未到过五台山，为何诗中会说顺治帝“日往清凉山”？据说，有一次顺治帝在梦中见到董爱妃到了五台山，因此也决意到五台山修行。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人们也对这种说法十分笃信。在五台山也确实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顺治帝到此出家的故事和传说，并且都生动形象。晚清时，庚子之变后，慈禧太后西逃到山西，当地官员为接待她，从五台山借了一些用具。据说这些用具跟宫廷用具相似，很可能是在此出家的顺治帝当年用过的。

《清朝野史大观》《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更是把顺治帝出家的过程描绘得具体、生动，合情合理。比如《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世祖（顺治）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佛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也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从以上分析来看，顺治帝当年似乎真有到五台山出家的可能。

艺术与现实的差距

但是反对者则认为顺治帝是死于天花，并没有出家。除了前面所叙述的顺治帝极可能死于天花的观点外，他们认为拿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来说明顺治帝出家一事，是十分荒唐的。顺治帝有没有出家，其周围的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偏偏吴伟业就知道了？还有人认为，其中“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的“千里草”指的是董小宛，可是实际上顺治帝与江南名妓董小宛年龄相差16岁，并且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所著的《影梅庵忆语》中明确证明她在顺治八年时就已去世，不可能得到顺治帝宠爱。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把董鄂妃误认为是董小宛，以讹传讹，从而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附会在了一起，这也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再说，《清凉山赞佛诗》只是一首诗，作者很可能尊重了艺术的真实，而忽略了历史的真实。

至于说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后来几次到五台山是为了寻找顺治帝的说法，也显牵强。孝庄皇太后本人就笃信佛教，五台山又是佛教名山，到五台山许愿拜佛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无可疑。五台山所流传的顺治帝到此出家的故事以及在那里找到了与宫中相似的器具等说法，很可能是五台山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编造出来的，并不是历史事实。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各有各的理。顺治帝到底是死了，还是出家为僧了，孰是孰非，恐怕也不好说得清楚。

附：顺治帝大事年表

⊙崇德八年（1643年癸未明崇祯十六年）

八月，太宗坐逝于寝宫清宁宫。及诸王文武群臣拥立太宗第九子福临为嗣皇帝，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明年改元顺治。

⊙顺治元年（1644年甲申）

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崇祯帝自缢。四月，顺治帝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赐敕印便宜行事。李自成称帝，大顺军撤离北京，焚毁宫殿。明吴三桂降清，封为平西王。五月，多尔衮率军抵达燕京，明文武诸臣士庶郊迎清军入城。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江南，改元弘光。六月，迁都燕京。十二月，假冒故明太子案发，诛杀相关人员15人。入关后第一次大规模圈地。

⊙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

二月，豫亲王多铎移师定江南，英亲王阿济格征讨李自成。四月，豫亲王多铎率师至扬州，谕南明史可法投降，史可法拒降被杀。五月，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六月，再次强制推行剃发令。十月，在江南举行乡试，笼络汉人。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尔衮亲自谒拜孔子庙。闰六月，李自成逃亡湖北九宫山，自缢而死。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鲁王监国政权。

⊙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

正月，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征四川。十一月，明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永历政权。

⊙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

七月，加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建射殿（即箭亭）于左翼门外。多尔衮罢郑亲王听政，只令豫亲王参与。顺治帝幸边外阅武。是年，在京畿大规模圈地。

⊙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

三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因罪降为多罗郡王。和硕肃亲王豪格有罪论死，顺治帝以不忍置之于法，幽禁之，死于禁所。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定诸王、贝勒、贝子、公主、和硕格格等应用金器数目。

⊙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

三月，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师次居庸，还京临丧。

⊙顺治七年（1650年庚寅）

正月，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妻。五月，多尔衮至连山亲迎朝鲜国之女，是日成婚。七月，顺治帝幸摄政王多尔衮府邸。十二月初九日，摄政王多尔衮逝于喀喇城。顺治帝亲自祭奠于郊外，臣民为其服制。收摄政王信符，贮藏内库。尊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议英王阿济格罪。顺治帝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

正月，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幽禁之。十七日，聘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祔于太庙。二十三日，定皇太后、皇后及诸妃衣冠制度。二月，苏克萨哈、詹岱、穆齐伦首告摄政王多尔衮逆节皆实，籍其家，诛杀其党羽；追罪多尔衮，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九月，定朝仪。改承天门为天安门。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夕月坛于阜成门外。

⊙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

二月，颁布六谕碑文于天下。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七月，定名皇城北门为地安门。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召见五世达赖喇嘛。

⊙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

三月，赐太常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六月，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设立十三衙门，谕戒宦官干政，所设太监级不过四品。

⊙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

二月，定每年仲春亥日行耕藉礼。三月，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生。四月，以皇太后命，停命妇更番入侍后妃旧例。

⊙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

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逝。六月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苑南台为瀛台。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内监干政。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

正月，谕令停止八旗举行乡会两试。

⊙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

下诏，本年正月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责，自今而后，元旦、冬至、寿令节庆停止所上表章，并颁恩赦。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妃薨，辍朝五日，以宫女多人殉葬，丧礼逾制。二十一日，追封董鄂妃氏为皇后。九月，火化董鄂妃。十月，觉禅师玉林琇劝阻顺治帝削发为僧。

⊙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

正月初二日，顺治帝患痘，病危。初七日，逝于养心殿。三月，顺治帝上尊谥“章皇帝”，庙号“世祖”。四月，一等阿达哈哈番侍卫傅达理随葬顺治帝，予祭葬，谥忠烈。郑成功收复台湾。十二月，西王吴三桂率大军入缅，缅甸人执明永历帝朱由榔以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