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主持共和国财政经济工作

陈云（1905～1995），1905年6月13日生，上海青浦人，原名廖陈云，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

1919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 同年8月起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发动并领导农民暴动，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至1931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军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1931年5月起任中共特科书记。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其间，1932年3月起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1月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其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1935年6月到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9月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5年10月人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1936年3月起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37年4月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月起任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10月至1947年底兼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治委员。1948年1～8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5月起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同年11月起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5月赴北平组建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主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6月起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50年10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至1975年1月、1979年7月至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1956年11月至1958年9月兼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9月至1961年1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3月至1979年7月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7月至1981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一书记。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主任。

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委员（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补选），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任职），第六届（六届五中全会当选）、第七届、第八届、第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3月至1934年1月任职），第六届（六届五中全会当选）、第八届、第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至1937年7月、1937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职），第七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45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代书记(1950年6～10月任职）、书记（1950年10月增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

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共和国成立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留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遗产”，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猖獗的市场投机。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迅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意义绝非寻常的重担。

由于中共长期战斗在农村环境中，对于管理城市，特别是领导全国的经济建设，相对缺少经验和干部。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任务即将过去，管理国家，特别是进行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迫切地摆在了全党的面前。这个任务完成不好，即使取得了政权也无法巩固。

要加强对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其中最要紧的是首先在中共党内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由谁来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为了掩护党的秘密工作，陈云就曾在上海开办过一些商业机构，他的出色经营，既为党的秘密工作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又为中央的活动筹集到了必需的经费，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抗日战争后期，为了解决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他曾担任过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职务。解放战争初期，多次掌管东北的财经工作，成功地解决了东北财经工作中一系列难题，包括保证上百万军队的供给问题、恢复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生产、利用有利条件开展对外贸易等等，并在经济工作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过许多关系全局的建议，他的经济工作能力得到了大家一致的首肯。因此，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重担便落在了陈云的身上。

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迅速结束了东北工作后，于1949年5月10日抵达北平（今北京），开始着手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临行前，有人曾问陈云：“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冷静地回答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就选在了北平（今北京）东城的九爷府。中财委成立之初，陈云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依靠各部，相信大区”的工作方针，“广招天下士”，“不拘一格用人才”，很快就将中财委由初创时的60多人扩大到了300多人，兵强马壮，人才齐备。从此，在陈云的带领下，一场经济领域中没有硝烟的战争悄悄地打响。

上海的第一个大胜仗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长江流域的“巨龙”之头。早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上海的经济便危机四伏。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资极度匮乏，投机活动猖獗，市场极为动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正常的经济活动根本无法进行。对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主要是投机活动；投机资本的猖獗加剧了市场混乱、物价暴涨、民心不安的状况，工商业恢复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不打击投机，恢复经济、稳定物价就无从谈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的10多天时间里，人民币居然无法挤入上海市场。一些旧经济势力和不法分子，利用人民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银元贩子，银元的价格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上涨了十几倍并且涨势仍在继续。人民币只能购买到小额货物，许多商号甚至还拒绝用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抛出10万银元，结果却被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价格上涨到了预定价格的18倍。为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同时逮捕了200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接着，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若干经济步骤，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宣传攻势的结合下，“银元之战”大获全胜，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中财委成立后，第一个重大举动，就是召开上海财经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了克服当时财政经济困难的办法。陈云在会议上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货币发行库；统一管理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重要措施，为全面稳定、恢复和发展全国经济作出了政策上的保障。陈云提出的这些措施，有根有据，切实可行，不但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连当时看不起共产党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经济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内有能人”。

然而“银元之战”胜利后，投机家们又将眼光盯向了大米、棉布和煤炭。这3样东西是城市建设的命脉，是一样都不能少的。因此，投机家们主要将投机的黑手伸向了大米和纱布。自10月15日起，以沪津为先导，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1948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

物价涨风起来之后，陈云经过对形势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首先急电东北财委，要求紧急调拨了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由于国家囤粮充足，北方的粮食贩子未敢轻举妄动。而在上海，投机分子们囤积了大量的棉纱，使上海棉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3.8倍。为了使投机分子将囤积的棉纱吐出来，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陈云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集结了大量的物资，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开始大量抛售棉布。开始时，投机分子一看有棉布售出，立即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投机家们当时的小算盘是，根据他们的经验，棉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棉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还清高利贷，还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然而这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由于准备充分，各地国营棉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棉布，而且一面抛售，一面降价。投机者见势不好，也开始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棉布。但他们抛售的越多，市场行情就跌得越快，上海的棉布价格，一天之内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此时，陈云又几路进兵，穷追不舍，规定国营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要照发工人工资，并且加紧征税，规定税金不能迟交。经过一系列的举措，陈云干净、利索地打赢了这场“米棉之战”。不但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同时也使上海和全国的物价得到了迅速的稳定。

毛泽东对陈云这一时期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陈云的带领下，中财委出手不凡，战功赫赫。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但成功使上海摆脱了帝国主义封锁带来的困境，经济形势好转，同时对全国的经济问题也有了初步的应对办法。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迅速制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统一了全国经济财政，积极有效地支援了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和抗美援朝战争。

1993年5月25日，陈云在上海会见青浦县及练塘镇党政负责人时强调：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抓好。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1950年上半年，陈云就开始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有了初步的考虑，对建设的轮廓提出了一些设想。此后，经过多方反复论证，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到195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被讨论通过并开始执行。

在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过程中，陈云反复强调的一条原则，就是积极稳妥。在发展速度上，他经常提醒工作人员，只有长期、稳妥、协调地发展，速度才是最快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编制的第一个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它的总体投资额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陈云不仅亲自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亲自领导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建设工程中，都留下了陈云的身影，渗透着他的心血。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这使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事实表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是非常成功的。

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后又兼任了商业部部长，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后更名为财经小组）组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下放到江西。直到1975年才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5年4月10日，陈云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