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做为人民办事的官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1878年10月1日生于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902年应江南御试中举。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7年赴美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会议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11月，参与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和主席。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第二届中央主任委员。

年过古稀　为人民而作官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下，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时，他远在大连的儿子黄大能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不解。因为此前，黄炎培曾有数度拒官的经历。

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就曾两次电召黄炎培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以至于袁世凯常对人发牢骚说，江苏人最不好搞，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后来，国民党政府又欲拉拢黄炎培，曾托人传话，希望他能够脱离中国民主同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并封官许愿，许以特权，但黄炎培仍毫不动心。他表示：“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二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后来，他在1948年12月14日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自明其志曰：“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但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

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大能对年过古稀的父亲的举动十分纳闷。后来，他借故到北京出差之机，面见黄炎培时问道：“父亲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黄炎培答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后来还专门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坦言：“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35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从不愿做官到做人民的“官”，反映了黄炎培的一身正气和可贵的节操。

1957年5月，黄炎培在上海光美织造厂视察

参加土改　支持抗美援朝

长期以来，黄炎培即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年轻时所从事的职业教育，就有许多方面同土地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当时，在解放之初的苏南地区，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在土改中因自身利益受到触动，写信告状，提出“斗争过火”，要求进行“和平土改”。这些告状信黄炎培也收到一些，并转呈给毛泽东。为了解实际情况，他请求亲赴实地考察，在中共中央安排下，1951年初春，黄炎培带队来到苏南。在考察期间，他和农民兄弟们真诚地打成一片，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实地观察，黄炎培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回到北京后，他即整理出一份《江苏视察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并同时附信汇报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提出：“从我个人说来，归时的心情比去时是增加些乐观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初始，黄炎培并不赞成出兵援朝。他认为，中国屡经磨难，从近代到现代烽火连年不断。特别是共和国刚刚成立后，元气尚未恢复；同时，人们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进而侵华的意识远不及当年抗日侵华强烈和突出；加之大陆蒋匪残余还在破坏，形势对我不利。所以，他主张还是要和平，争取人心，颐养国力，以屈求伸。但在听了毛泽东等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后，他深以为然，遂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出兵抗美援朝，而且他还提出将入朝参战部队由原来的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对此建议，毛泽东等欣然接纳。如此才有了其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称号。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为推动工商界积极捐献飞机大炮等军事物质，成立了以黄炎培为主任委员的捐献运动委员会，虽然就个人而言，黄炎培一无资产，二无商号，但作为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他在动员工商界增产节约，积极捐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951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工商界仅飞机即捐献了400多架，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

敢言真言　肝胆相照

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黄炎培均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的黄炎培，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并经常就国事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建议，对一些问题，若有不同意见，也经常会直言提出。就这方面而言，黄炎培当之无愧是一位直言敢言的典范。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泽东的书信有100余封。尤其是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有时候甚至一月数封。对这些信件，毛泽东多是亲笔回复。这些信有的是洋洋雄文，有的则只有寥寥数言，既有一般的友情问候，也不乏商榷争论，既有互相的肯定，也有率直的批评。在信中，黄炎培曾就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过建议：“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需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后来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一部分工商业者因担心政府会没收自家产业，遂每天消磨于高级饭馆及娱乐场所，认为将自己资产花光用光。对这些情况，黄炎培知道后，也即迅速报告中共中央，并建议采取妥善办法消除工商界的不良情绪。

对黄炎培的意见，毛泽东是相当重视的，这从国事繁忙的毛泽东能亲笔回复那么多信就可见一斑。对黄炎培的意见，他认为正确的，自然欣然接纳，认为不正确的，也会坦言相告。1953年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黄炎培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了“无痛分娩法”，希望借此以实现和平改造。对这一想法，毛泽东指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要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觉得是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

毛泽东回信中的这一番话，引起了黄炎培的深深思考。经过进一步学习并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黄炎培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进一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相关工作中去。

黄炎培手迹

引导工商界一起进步

黄炎培长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特别是在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投入相当精力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仔细研读毛泽东的著作，积极地进行自身改造，1953年他写成了长诗《马克思颂》，在诗中，他写道：“让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家，信仰他，纪念他，敬礼他，人人心里头，家家壁上头，一人，黑脸，美髯。”这充分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颂扬之情。

经过认真学习和对共和国成立之后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亲身感受，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有了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一伟大、光荣、正确队伍中的一员，为此他向中共提出了入党申请，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请求没有得到接受，但作为真正的朋友，中共高层领导对黄炎培更加尊重。

黄炎培在任轻工业部部长时，仍继续做好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1955年4月，在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任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带领成员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各项建设中。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黄炎培即积极倡立响应四不公约（即不行贿、不逃税、不欺诈、不送回扣——著者注）。后来，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影响，一再要求工商界人士彻底执行共同纲领，做一个诚实的爱国主义者。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随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黄炎培积极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广泛影响，努力引导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3月1日，黄炎培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发表《工商界朋友们，大家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深刻阐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项伟大建设成就，工商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应该做好的种种准备工作，以及拥护政府发行公债等等。这次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工商界引起反响。

1957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气候逐渐变的不正常起来。但是，由于黄炎培一贯是中共中央的“诤友”和保护的对象，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