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看企业家 - 序言

序言

作为市场体系中唯一的创新力量，中国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正处在一种渐进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被所有人的价值观接受并高度重视的一个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隐含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秩序中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不仅非常明显，而且不断成为社会的热点，激起整个社会的大辩论。

其一，中国企业家是市场发展的原因，还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手段，还是市场经济的目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谱系中形成共识，相当一部分人沿袭了中国最近60多年形成的集体文化中均贫富的粗暴理念，固执地认为企业家仅仅是财富的掠夺者和拥有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创新者与建设者。

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流变中，企业家起着什么作用？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相当多的人固执地认为，历史是人民所写，农民起义和领袖式的强人才是推动历史往前走的动力，人们无法理解，在市场的发生和发展的层面，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启蒙与构建的层面，在社会多中心治理的层面，甚至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建构方面，企业家才是最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力量。

其三，中国企业家在历史和当下的建设中，应该秉承怎样的角色？企业家到底是坚持在商言商，追求一种市场专业意义上的创新者，还是奉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精神，将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置换成国家发展与时代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大命题。

相关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既是一种当下的陈述，也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叙事和巨大的当下建设之中，正在渐渐清晰起来。沿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分析方式，我们的观点是，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的诞生与建设，中国企业家反过来推动了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度演进。这种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构成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进入近现代史以后的主要经济图景，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也得以在市场经济的层面获得一种整体性的呈现。

晚清，中国企业家的启蒙时代。

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晚清，因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那是一个企业家勃兴的时代。1820年左右到晚清谢幕，这段大约90年的时间，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是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命名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中国的部分农产品，诸如生丝、茶叶，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其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也没有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的著作《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其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也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这场金融危机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的是，历史证明，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观点也简单明了，教科书里呈现的洋务运动，是对历史的遮蔽与误读，真正意义上的洋务运动，是对开放力的一种抵制，甚至是对开放力的一种倒退。费维恺先生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这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在中国继续下去，直到20世纪中叶。显然，费维恺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这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正是这种基于开放与反开放的市场张力，晚清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得以形成。

郑观应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才，他有着惊人的思想能力，是真正的思想型企业家。但是，他的思考过于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以至于忽略了企业发展本身的逻辑。宏大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郑观应和政府权力的合作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程。唐廷枢、徐润当然是难得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买办型企业家。但是，当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之后，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迅速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碾碎。胡雪岩是少数几个真正从民间开始，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不过这种民间市场的力量，草根阶层的市场探索，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与左宗棠这样的官僚合作，就是必然的选择。胡雪岩起步于市场，却败于官场，这几乎是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盛宣怀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官拜邮传部部长，私人财富更是富可敌国，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家。盛宣怀是一个矛盾的载体，一方面他得益于官场政治，一方面他又极力构建产权清晰、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建设。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面前，盛宣怀依然是牺牲品，他的结局是亡命日本，他的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至于口碑卓著的张謇，在人格意义上，属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活，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在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不过他的士大夫济世情怀，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神，他的非理性的企业扩张，并没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撑，张謇虽然声名远播，道德照人，但也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

民国，中国企业家的自治时代。

晚清垮台，民国以降，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企业家的再次崛起，和其他国家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类似，都是从城市的精英阶层开始。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城市精英阶层在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能够和中央集权博弈的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潜滋暗长。

需要指出的是，种种民间自治力量的勃兴，并不构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相反，这些自治性组织完全不希望看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消失，或是过分的削弱，他们谋求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良性力量。这是城市商业经营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占据的立场和方法。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政府兴起一批技术性官僚，到20世纪初，新兴的商业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民间自治力量，与政府的官僚体系，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共识，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权力向城市机构转移，一批有专业背景，有商业能力，同时又有社会管理经验的精英人群，为官僚体制输送了大批的社会管理人才。而这样的格局对于政府而言，也是能够接受的。一方面，政府当然不愿意放弃通过官僚机构来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权力，另外一方面，社会自治的力量参与到改良的过程中，也为政府谋求进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总之，民国初年，传统的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和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相结合，整个城市的管理秩序其总体利益是一致的。

企业家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范效应，而且天然具有协调性。这直接推动了企业家阶层的壮大。不同的社会自治团体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径，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展。散落在各个城市的社会精英，既拥有富裕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和能力，他们在一个时代的突起几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苏，这个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业经验深深影响的地区，就涌现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张謇（1853—1926）当然是民国初年最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精英，他几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长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张謇，他应该算是民国初年最成功的企业自治领袖。

马相伯（1840—1939）的贡献更大，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基督徒，神学博士，培养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学者。早年曾经致力于洋务，中年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著名的“毁家兴学”，即马相伯所为。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清浦、松江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赠给教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赠家产兴学”的字据，规定这些钱财是日后培养学生的助学金。马相伯在教育层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几乎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在晚年曾经对前来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许鼎霖（1857—1915），著名实业家，参与创办耀徐玻璃公司、赣丰机器油饼厂、海赣垦牧公司、大达外江轮船公司等。和张謇、沈云霈并称“苏北三大名流”。是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真正的社会精英，今天江苏的企业家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许鼎霖。

还有著名的荣氏家族，他们在产业的意义上几乎构成了一个工业的王国，这个王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市场的拉动，更在于在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创新。

这些在企业、教育、学术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会精英，构成了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最有思想意义的风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承担着领导作用，而且促成了各个领域各个团体之间的直接合作，进而对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可以说是民国初年最有价值的社会现象，一个由企业家、专家、社会精英构成的社会管理阶层由此产生，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改革者，他们普遍具有保守主义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愤怒的暴力推崇者，这一批社会精英的政治属性最为清晰，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对市场的自发秩序，企业家的自治经验的认识，可谓前无古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学习时代。

立足于当代，关于中国企业家，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无论是晚清企业家对时代巨大的启蒙意义，还是民国企业家重要的自治精神，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没有得到有效传承。这一方面缘于1949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精神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种有利于企业家发生和发展的社会成本并没有得到有效理顺，这导致当代的企业家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属性，因而企业家对时代的意义，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还在一个缓慢的建设过程之中。

但另外一个醒目的事实在于，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远超晚清时代和民国时代，这使得当代企业家在规模意义上，正在学习、继承和发展历史。

首先，晚清和当代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呈现出一种发展意义上的正相关。从1820年开始出现的具有国际贸易征象的商业经济增长时代，为企业家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市场环境，这是开放的逻辑，即市场的开放催生出一代优秀的企业家，而企业家又反过来推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近代史以来，一直到1978年，市场经济层面的改革与开放，正是从晚清的这一次经济增长开始。也就是说，从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对整个国际市场的对接，但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接续了晚清改革开放的传统。这意味着，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史，必然带动这个时代的企业史。这是一个事实，今天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大多数人都能如数家珍，这正是市场和企业家相互促进的经典案例。

其次，在开放的传统和秩序上，当代企业家很好地传承了晚清和民国企业家的精神。1978年的开放大势，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维度上，事实上是晚清资源的回响。深圳能够成为开放的特区，珠江三角洲能够走在全国开放的前列，企业家在广东和浙江等地如春笋一般兴起，都是因为晚清的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积累了良好的资源。历史总是具有强大的传承能力，即使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完全进入封闭状态，即使经济的传统看上去完全被遮蔽，但只要政府政策稍微放开，传统的资源与价值就如同春天的百草，迅速蓬勃生长。

再次，晚清和民国的一系列企业制度资源，为1978年之后的企业提供了企业发展和管理的方法论。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包括民国时代的企业自治，各种企业发生和发展的形式，从1978年开始部分复活，纯粹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生存，私人企业一半依靠官僚资源，一半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得以很好地生存下来，而那些有些深厚海外企业经验背景的年轻一代企业家以及职业经理人，普遍担负起产业救国的宏大使命，他们一起在这个时候构成了中国企业家的现代方法。今天的企业格局，尤其是各种所有制并存，国有企业掌控大型重要产业，民营企业构成一种低端市场的竞争秩序，并不是1978年以后政府管理层的独特发现，而是沿袭了晚清和民国的企业管理传统。

最后，1978年之后出现的企业家，与晚清的企业家和民国的企业家，在个人生态上具有惊人的雷同性。比如今天看上去影响力巨大的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和盛宣怀这样的官僚企业家具有同构性。温州、福建和广州一带的私人企业家群落，以及潘石屹这样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房地产企业家，和胡雪岩这样的晚清私人企业家类似，他们在市场竞争，但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勾兑政府关系。比如冯仑、任志强、陈东升、毛振华、李东生这样的企业家，则具有当年郑观应的思想型企业家的特征，同时兼有一种来自民国的企业家自治精神。他们普遍热爱思考国家发展的方法论，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国家主义情怀。而李开复、张朝阳、丁磊等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和当年的唐廷枢、徐润、张嘉璈类似，他们都热爱国际市场，具有海外背景，但都主张在中国的市场里寻找企业发展的机会与方法。至于今天人们熟悉的王石或者孙大午，其实延续了晚清张謇的士大夫企业家传统，也兼有荣氏家族的国家主义情结。王石在一个看上去充满潜规则的房地产市场倡导不行贿的原则，简直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作风，不过这正是王石内心深处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而孙大午在自己的不大的公司里倡导企业宪政，把大午集团打造成一个乌托邦式的企业样本，几乎就是当年张謇地方自治梦想的翻版。

结论，一个值得期待的企业家黄金时代。

历史推进到现在，古老的中国社会终于产生了裂变，这一次的变化，不再是一种增量性的变革，而是一个古老的集权制管理方式向企业家主导市场经济方式的变量性变革。自此之后，国家的管理方式出现了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与企业家自治管理方式之间的博弈。整个国家都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自治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企业家自治秩序和政府大一统的管理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是整整几代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它完全区别于历史上暴力性的农民起义，区别于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抗争。中国社会由此变得理性、多样性，利润导向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促成了人们对和平发展的期待。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向民国的变革，或多或少具有英国光荣革命的影子。一个历史事实摆在这里，晚清的谢幕，并没有发生巨大的战争，没有血流成河，没有民不聊生，中国的历史第一次以一种看上去渐进、和平的方式，走进了新时代。而众所周知的1978年改革，事实上也是以一种改良的、渐进的方式，启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展开。

我们认为，正是市场的自发秩序、企业家的自治秩序，才构建了这样一个渐渐多元的社会。现代企业家精英阶层的崛起，知识分子的独立，新技术的蔓延，加上政府被动的开放与改良，一个时代的思想在裂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古老的集权式管理基础被瓦解，延续千年的单向度社会终于衍生出一种企业家社会，中国企业家带着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他们既是市场经济发生的原因，也是市场经济发生的目的；他们既积累财富，也构筑观念，既是市场的建设者，也是财富的拥有者；他们既致力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又心怀时代，承担起这个国家的忧患精神。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市场经济时代，一个值得期待的企业家黄金时代。

丁学良：《“中国模式”辩论》，P第235页中提到了这段近代史上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郝延平先生的观点，见《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同上书，第380页。
见Michael Mann,States,War and Capit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
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晚清部分重点讲述了洋务运动在市场分工层面政府的错误。
这是白吉尔先生的观点，见《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参见苏小和《晚清启蒙课》有关张謇的章节。
许鼎霖通过了科举之路，并入仕途，不过后来他参与到洋务运动之中，兴办了一些工厂和学校，因此在地方经济和教育方面，构成了不错的影响。
这是高全喜《立宪时刻》的主要观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