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吴组缃长篇小说《山洪》阐释

黄书泉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内容摘要：《山洪》是新文学著名作家吴组缃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一本较早出现的写抗战的长篇”。但是，这不是一部简单地以“抗战题材”能够概括得了的作品，作品的内涵要远比其题材丰富得多。作者虽然是“奉命写作”，但在创作过程中，由于他遵循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创作立场、方法、风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主题先行的局限，形象大于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又是由于这种奉命和主题先行的写作与吴组缃恪守的“写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创作立场相左，给他的创作带来困境，使他不仅无法将自己在短篇小说中所形成的创作特性和优秀传统贯穿到底，甚至某些地方有所违背而思想大于形象。《山洪》由此成为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其经验及教训具有重新阐释的价值。

关键词： 抗战文学；左翼文学；乡村经验；长篇小说；乡土小说

《山洪》是新文学史上以短篇小说而得名的重要作家吴组缃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40年。其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吴组缃同当时的众多爱国作家一样，积极投入了战时的各项文化活动，参加了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山洪》就是应“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编者之约而写的，1941年初以《鸭嘴涝》为名在该刊连载，后作者听取老舍的意见，改名为《山洪》。小说“以皖南山区农村为背景，反映抗战初期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农民心理的变化”。

显然，无论是从作品产生的背景、过程，还是作品的题材、主题来看，《山洪》都属于“抗战文学”，现代文学史家也大多是从“一本较早出现的写抗战的长篇”角度来给《山洪》定位的。但是，今天当我们主要从叙事美学视角来客观地研究和评价《山洪》时，不难发现，一方面，这不是一部简单地以“抗战题材”能够概括得了的作品，作品的内涵要远比其题材丰富得多。作者虽然是“奉命写作”，但在创作过程中，由于他遵循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创作立场、方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主题先行的局限，形象大于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又是由于这种奉命和主题先行的写作与吴组缃恪守的“写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创作立场相左，给他的创作带来困境，使他不仅无法将自己在短篇小说中所形成的创作特性和优秀传统贯穿到底，甚至某些地方有所违背而思想大于形象。由此造成了《山洪》“半部好小说”的奇特景观，也使这部作品既不为当时的左翼主流文学潮流所看好，在“重写文学史”中同样被忽视。因此，对这一抗战文学独特叙事文本的阐释，不仅使我们对既区别于左翼作家又区别于沈从文等乡土作家的吴组缃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思考与研究。

一、乱世乡村的众生相

既与当时直接、正面地反映和描写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下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斗争的左翼文学不同，也与当时直接、正面地反映和描写在广大国土上农民自发地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抗战文学不同，《山洪》虽然从题材上来看属于“抗战文学”，但是直接、正面地描写抗战的情节、场面并不多，只是到了全书后面的三分之一部分，才开始有这方面的描写。而前面的三分之二部分，仍然是我们在吴组缃短篇小说中已经熟悉的那种封闭、保守而又宁静、古朴的皖南农村环境、风俗人情和农民生活。主人公章三官仍然是白天上山打鹿，晚上下河叉鱼，家人仍然是缫丝、碓房舂米，步碓仍然是“吱呀—噗笃，吱呀—噗笃！”地唱着单调的歌。然而，《山洪》又与作者的那些短篇小说不同，一开始就将小说所描写的农村和农民生活置于战争的背景中。地处皖南山区偏僻的鸭嘴涝村已经是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闻到远方炮火的硝烟味；年复一年平静生活着的村民开始处于迷惑、惊恐、慌乱、焦虑、躁动、期待种种心态之中。《山洪》正是在小说所设置和营造的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中，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乱世乡村的众生相，展示了皖南农民在抗战时期的真实心态。

小说首先描写了农民最初听到关于战争种种消息后的各种反应、态度。穷光棍四狗子看到有钱人和有家室的人忧心忡忡，顿时幸灾乐祸：“哼哼！这种世道来了，还是没钱没儿子的快活。”懒散安逸、乐天知命的章二官则用一种讲一个好笑的故事的神情，向人们谈着他看到的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和大批商人逃难的场面。人心动荡，村民们以自己的思维纷纷作出对从未见过的日本兵的判断、对战争的看法：“就是日本人来了末，他也不能不要百姓呀，可是呢。”“你不犯他，他总不能好好的就杀你呀？”“日本人来了末，我就说我服了你，我已经归顺了你，他总不见得杀我了呀，可是呢？”与此同时，对于抗日队伍，村民仍然以一贯的对“兵”既敬又畏、既好奇又迷惑的态度来打量着、判断着：“人们用最高明的识力，最敏锐的眼光，把种种特点认出来，加以判断，认真的争辩着，善意的纠正着，流露出难言的高兴与欢喜的感情。因为平日以往，从来没有这样好机会，更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自在的心情，来跟这些可怕的东西接近，而能够加以观赏和评论的。”而当他们看到队伍里竟然还有女兵，更是不胜惊讶。然而，议论、判断、感慨、困惑、好奇之后，村庄仍然平静，村民们仍然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战争虽然逼到眼前，却没法打破地方的习俗。糊里糊涂混过了旧历年关，人们照着那一年年的惯例，把大半个正月消磨在走亲戚和拜坟年的事上；也有些人仍然关起大门，亮着红灯火，彻夜赌博着，同往年一样消磨这个新岁。”——这是小说差不多已经写到一半时作者对鸭嘴涝的描绘。作者既将这个小小的村庄置于战争阴影之下，又似乎有意延宕战争的直接到来。

随着战争的一步步逼近，特别是游击队的到来和在地方上开展抗日活动之后，鸭嘴涝确确实实地变得不平静了。如果说在这之前，战争主要的还只是引起村民们心理上的神秘和恐慌，那么现在却直接触及他们的实际利益，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小说围绕着“抽丁”、“拉夫”、摊派钱粮、参加游击队等抗战工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乡村各种人物的不同反应，凸显了战时乡村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当时众多的左翼抗战作品不同，我们从《山洪》中看到的不是农民对抗战政策方针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以及高涨的抗日热情，反之，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村民们的互相猜忌、观望，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其中，不乏寿官这样的抗日积极分子，但他的夸夸其谈，在村民眼里是想出风头；东老爹为人厚道，对抗战有热心肠，但他本着自己低调做人的准则，有意和游击队领导保持距离，而为了信守诺言，他不顾别人反对，一定要去解救已被视为“汉奸”的四狗子；其实这个四狗子，也算不上什么“汉奸”，至多是个乡村的流氓无产者。而那些有点家产的，如摇弟奶奶、富黄瓜等人，则一直在出钱还是出力之间徘徊。至于保长章延福，既想趁抗战盘剥村民，又要在村民面前当好人，当游击队来后，既想巴结游击队，又对他们心存戒备。章氏三兄弟，大官本分做人，保长和游击队两头不敢得罪；二官袖手旁观，逍遥自在；最复杂的当推章三官，下文详述。总之，小说向我们描绘的并不是一幅同仇敌忾的乡村抗战画面，而是乡村社会在战争逼近时的众生相，揭示了被战争和游击队的到来所激化的乡村种种矛盾：村民与地方基层政权的矛盾，农民与国家的矛盾，村民之间的矛盾，宗族之间的矛盾，家庭之间的矛盾。而通过这样的描写，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民的自私、保守、封闭、狭隘、麻木、狡黠。

至此，我们已不难看出，虽然《山洪》是奉命作文，主题先行，但由于吴组缃仍然遵循自己写短篇小说“写所熟悉的人和事”的创作准则，所以在抗战的主题下，他写的还是自己熟悉的皖南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就像他在自己的那些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乡村社会环境的封闭、保守，经济的匮乏，生活的艰辛，基层政权统治者对农民的盘剥，宗法思想，农民的涣散、自私、麻木，等等。这一切并不因为抗战的到来而突然消失，像当时的有些左翼作品所描写的那样；反之，由于外来的压力，它们更加凸显。作为一个遵循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当吴组缃要以皖南山村为环境写一个抗战题材作品，直面这一切时，他无法因为题材而去回避、粉饰这一切，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读《山洪》时，才会更多地感受到从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中感受到的乡村社会的原生态和乡土生活气息，包括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和对话描写中的鲜明的地域特征。换言之，《山洪》虽然题材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美学风格仍然打上了吴组缃对乡村经验独特叙述的鲜明印记。

二、一个农民战时的心灵史

《山洪》全书以章三官的心理发展轨迹为线索，采取层层剥茧的方法，伴随着战争的逼近和到来，逐步展示了他的性格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各个侧面，叙述了一个在乱世中成长的青年农民的心灵史。透过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灵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乡土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章三官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小说一开始就介绍道：“这是个二十五六岁的能干小伙子”，“他的能干在村上是有名的”。用东老爹的话来说：“他是个一手一脚认真顶人头的小伙子呀”。在以劳动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像这样勤劳、聪明、能干、认真的青年农民自然是村庄里的佼佼者。章三官本人也因此而自信和自傲：“他有的是正在‘走上山路’的年龄，有强壮耐劳的身体，有自小受人夸赞的手艺和能力；再合上他从妻身上得到的这东西，就使他更有了一种自信和自傲的心。”这自信和自傲具体体现在他的思想性格行为中：他比其他村民心气更高，对生活有更多的追求，对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更精细的盘算，心思也更多，更想出人头地；同时，他有自己的主见和思考，性格耿直，不像其他村民那样盲从，既不像他当甲长的大哥章大官那样一切唯上司命从，也不像他的生活富足的二哥章二官那样没心没肺，他对官家的势力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和怀疑，尤其是对保长章延福的伪善和卑鄙，他更是鄙夷和憎恨。甚至这一切都体现在外表：“大官觉得这个脸上到处都有一种不驯服、不稳妥的可忧虑的东西。”

像章三官这样思想性格的农民，一旦被置于前述交织着各种关系矛盾的抗战环境中，他的内心冲突和外在表现必然要比一般农民要复杂、丰富得多。小说正是由此深入开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章三官在战争的背景和环境中的种种心态和行为。当战争还只是一个传闻，虽然对章三官来说，“这类和自己日常过日子不大相干的事，已经不常摆在心里，但偶尔谈起来，他的热心还是很不坏的”。对于打日本，他是个“主战派”。然而，这毕竟是聚在一起时的“闲谈”，章三官慷慨激昂一番之后，盘算的还是自己的日子。而当战争逐步逼近，由于他比别人的心思更多，“对未来日子不可捉摸，心里感到恐惧和不安”。他害怕被抽丁，当炮灰，又心疼出钱，在出钱还是抽签之间反复盘算，权衡利弊。他对处处散布“求和”言论，既不愿出钱又不愿出力的四狗子十分鄙夷，羞于与之为伍，可又对他表示“同情”。他从内心希望中国和日本“讲和”，可理性告诉他：“我说就是不能讲和！”他看穿了保长章延福借“雇人当夫”趁机敛财的把戏，心理上对保长产生强烈的抵触，可是又渴望他的意见被保长所注意。他一方面想苟全于乱世，企图通过在外地当官的亲戚“使自己可以在家好好干自己的营生”，另一方面，内心又奔涌着一股爱国的热血。当他从远处看见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时，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仿佛具体的感觉到一个实在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就是学堂里王先生谈的那种种道理。”他既想过着安宁平静的日子，害怕战争真的到来，可又对它充满着好奇，感到刺激，甚至渴望着战争的到来打破一潭死水般的生活。——这些就是小说前半部描述的章三官在战争逼近之初的种种反应，作者注重的是战争的阴影给章三官心理上带来的影响：恐惧、好奇、刺激、困惑、惘然、矛盾……这里既有与一般村民共同的心理，更凸显出章三官独特的思想性格。而当战争真的逼近，章三官则从思想到行为，都经受了新的洗礼。从他第一次听说官兵要经过村庄马上躲到山上，到第二次听到官兵要来的消息时的喜悦，反映了他的思想心理的逐步转变，而后来义务替部队当挑夫后产生的自豪心情，则是他思想心理的重大转折。这种自豪心情，与其说是“爱国主义”，毋宁说他找到了做人的尊严的感觉：

他自觉这回替部队挑运了东西，心里有一种快乐。当他还在冒险受苦时，他没意识到这个；现在，他回到家里，一切所受的都过去了，他就慢慢感觉了出来。这种体面的行动，自己很久就想做的；他有这种冲动，已经不止一次，却反而逃避着，一直没做出来。那情景像在一个梦魇里，心里很灵醒，想睁开眼睛来，但总不能够；反倒恐怕睁开了，会看见面前什么鬼怪似的。为这个，他一直感到苦痛。他把恼怒放到四狗子身上，有时实在是恼恨自己。现在，自己想望着做的，到底做出来了，他得到特殊的喜悦。他觉得自己可以走出去和任何人见面，尤其是四狗子，看他还能拿什么话来讽刺自己！

然而，章三官毕竟还是章三官。在他身上，那个精明的、心思活络的、一心盘算着过自己日子的、逞气任性的狭隘的农民性格永远占上风。这突出地体现在他与章延福和游击队的关系上。他对保长素来看不惯，甚至鄙视与仇恨，他极力反对游击队让章延福继续留在基层政权。所以，当章延福处处讨好游击队的领导时，章三官看到他那种卑屈下作的神色，心里顿时产生一种快意。而当他看到游击队仍然把事情交给保长办时，心里很不以为然。但是，当章延福花言巧语和他套近乎，拉拢他时，他又感到很受用，心理上获得一种极大的满足。他甚至有些怜悯对方，感情上不自觉地向对方靠近。“三官说话和气的调子，在保长的面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究其实质，主要还是章延福抓住了章三官的软肋，答应不抽他的丁：“你的事，你放一百二十四个心，包在我身上。”因为即使游击队来后，章三官已经投身到抗日活动中，他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小日子。既要比别人积极，又不损害自己切身利益，最好就是不被抽丁，“在家门口打日本鬼子”。这就是章三官。在游击队领导的眼里，章三官已经是一个抗日积极分子，他也为被游击队重用而自豪，在别人面前流露得意；同时，他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所吸引，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新生活的气氛，这种生活正契合他那躁动的灵魂和与人逞气比强的性格。“但是在兴奋的另一面，却产生一种相反的感情。这种感情渐见分明，使他对寿官的热忱和好意，引起担心，生出警觉。戚先生这些人显得这样热熟，而且可亲可信，但仔细一想，他们又实在很生疏，带着危险性。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寿官把自己的为人和本领向他们宣扬出来，无异向一个陌生人说出自己身上的财物；他设想自己会被人暗算，吃个大亏。”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章三官一方面主动与游击队接触，同时又处处存有戒心。在村民面前，他一方面以和游击队接触为荣，另一方面又故意和他们保持距离。他一方面很在意游击队领导对他参加抗日活动的褒扬，因为他信奉“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要争气要脸”；另一方面又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在游击队里帮帮忙，可以沾他们的光，就会有不被抽丁的希望。”说到底，章三官还是在打着自己的小九九。

吴组缃在谈论自己小说创作经验时说过：“什么是写小说的中心？我个人以为就是描写人物（他的人和他的生活）。因为时代与社会的中心就是人。”他创作的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山洪》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特征，而这主要是由塑造章三官这个形象完成的。这部作品题材内容写的是农村的抗战，但整个事件的开始、变化、发展都是从章三官的视角展开的，章三官始终是故事的中心。不过，与吴组缃的那些围绕人物行动来写事件的短篇小说不同，《山洪》主要写出了事件（抗日战争）在人物（章三官）心理上的种种反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山洪》写出了一个农民战时的心灵史。当然，《山洪》绝不等同西方文学中的“心理小说”，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吴组缃在刻画章三官的心理活动时是紧密地联系其人的身份、性格、生活的环境和特定的情境的，所以一切都有现实的根据。如果按照当时左翼文学或抗战文学某种固定的、模式化的人物类型来衡量，章三官的性格、心理、行为可以说很“怪”，不仅前后矛盾，有时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正如吴组缃所说：“据说世上有一种怪人。我个人以为每一个人都怪得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之处。要紧的是追究他所以特殊的根由，要交代出这根由。把根由找了出来，这个人的怪处，就一点都不可怪了。”章三官是一个生长在旧中国偏僻山区的普通农民，他与其他村民一样有着农耕社会农民身上的种种优点和缺陷，而在战争的背景和环境里，这些缺陷更加突出，他在战争逼近和到来后的种种心理反应正是集中了农民身上的许多特质。但是，如前所述，章三官是村庄里出类拔萃的青年，有着独特的性格和气质，这就使他对抗日的态度和反应，既不同那些消极的村民，如四狗子之类，也有异于自始至终热情高涨的寿官等人，而是充满了矛盾性、复杂性、多面性、多变性。小说中的确描写了他积极投身抗战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很难将他与当时和后来的另外一些抗战题材小说中描写的农民抗日英雄或积极分子相提并论，甚至我们都很难用“爱国主义”的词汇来描绘他；小说中也刻画了他的那些与抗战大环境不协调的消极落后的心理，但我们也似乎很难从政治上给他戴一顶“抗日落后分子”的帽子。章三官就是章三官，作者着意要塑造的是一个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换言之，《山洪》要借抗战这个题材来进一步开掘乡土社会的农民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对其“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从章三官的一些心理反应和行为上，我甚至想到了阿Q，想到了阿Q如果生活在章三官这样的环境和情境里，会不会有同样或类似的心理反应。抗战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终究过去，而章三官在其中所暴露的种种农民心理和性格，却仍然有其典型的认识价值，这就是章三官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和价值所在，也是《山洪》对抗战文学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