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甲工”时代

1914年，沈家陷入了全面匮乏困顿之中。回到杭州后不久，一天深夜，夏衍倚在床头，凭着一盏豆油灯的微光，正看着从表哥处借来的《鲁滨逊漂流记》，却听到了寂静中传出的母亲在被窝里啜泣的声音。

母亲的眼泪在夏衍童稚的心灵引起了从未有过的震动：自己已长成一个半大人了，还能全靠母亲和兄长抚养么？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决定进城去找工作。经过几天的寻觅奔走，终于在太平桥附近的泰兴染坊店找到了做学徒工的工作，没有工钱，但管饭。不管怎么说，少了一张嘴巴，就能给家里减轻一份负担，何况学徒工满师后就能赚钱呢！

夏衍到泰兴染坊上工了。由于他老实勤快，聪明好学，再加上受过正式的教育，染坊里的老板和账房对他有些另眼相看。给他派的活，总是相对干净些、轻松些，因此夏衍倒也未觉得做学徒工有多大辛苦。但他却看见了手工操作的染色工人的劳苦：“当时的作坊根本没有机器，练棉纱就在一口大锅里把碱水煮滚，然后把生纱搭在一根木棍上反复煮练。练工是不带手套的，他们的手掌长期和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就逐渐结成了一块大趼，而且由于强碱的腐蚀，厚趼上就发了蜂窝似的孔点。”^[1]这种工作引起了夏衍的同情之心，再加上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穷愁生活的感触，不自觉中他开始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劳动者遭受如此的折磨是必然的吗？大多数人能摆脱这种贫困吗？

夏衍在泰兴染坊待了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2]1915年春，一个人生转折的机会从天而降：他被保送到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了。原因是这样的，甲种工业学校这一年晋格为公立学校，浙江省每个县都有选送两名公费学生的机会，学费由各县政府支付。因为夏衍在德清高小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受到校长赏识，大约徐家又施加了一定影响，他便幸运地被列入了保送生的名单。

1915年9月，夏衍进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始了他五年的中学生涯。

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创办人是德清人许炳堃，时任校长。夏衍就读的德清高小，许氏就是主要创始人之一。这段香火之情对夏衍来说是很重要的。“甲工”是浙江省“实业救国”思想的大本营。当时，浙江省是全国近代工业发展较快的几个省份之一，沪杭铁路的营造成功，预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主义殖民化经济相抗衡，在思想上也坚定了一部分人的信念：中国人完全可以逐步建立起与整个近现代世界文明体制相符合的国家体制，并进而争取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永不再受人欺凌。许炳堃就是笃信这种“实业救国论”的人。他办学十分严肃认真，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考试制度，还聘请了许多优秀教员，如关振然、陈建功、谢迺绩、徐守祯、钱昌祚、杨杏佛等。其中，国文教员谢迺绩日后对夏衍的影响最大。

许氏办学，确有成效，当时浙江、上海一带的纺织专业人才，多毕业于“甲工”。“甲工”最早开办于1911年3月，当时名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设机械、纺织二科，修业期限为三年。辛亥革命期间一度因经费断绝而停课。1912年3月复课，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至1913年始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增加了染色、化学等专科，修业期限为四年，另设一年预科。

“甲工”校址设在蒲场巷场官弄报国寺（今大学路）。校舍四周护城河环绕，河畔有两座小山，有一面连着旧城的城墙，林木苍翠，流水悠悠，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学校开办之初，利用停办的铜元局现成楼房改为学生和教员宿舍；又将原有动力、金工、木工、锻工等车间改为学校工厂，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工校课程（包括体操、图画）每周上课14小时，实习18小时，实习成绩与课堂知识并重。规定的课程比一般中学既多且深，像数学，为赶上或超过日本中等技校的水平，已教至微分和大代数。主要课程用的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教科书。学生成绩分操行、学科、体育三项，一课不及格，而平均分数及格，毕业时只给修业完毕证书。“实习不合格就不能毕业”是“甲工”又一个颇有特色的校规。由于学校功课繁重，学生中途退学者不在少数。

在“甲工”最初的两年中，夏衍学习勤奋，成绩很好。期间，他遇到了一位他终生难忘的“最好的老师谢迺绩”。谢迺绩，字印三，出身绍兴的书香世家，曾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于1907年归国。他早年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过光复会，崇敬革命领袖人物徐锡麟、秋瑾。他认为秋瑾是“女界豪杰，千古一人”。1915年，谢经友人介绍到“甲工”任教。大概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一个气质、情感相投的缘故，谢本人博学方正，具有爱国思想，是五四运动前“甲工”教员中极少数同情进步学生的一位老师。夏衍在“甲工”读书期间，深深敬爱着这位师长。

谢迺绩对夏衍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谢先生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1918年的一天，谢先生在讲堂上离开课本，向同学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同学们说：“秋瑾是为中国革命第一个被砍头的女性。秋瑾的死，不单是为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谢先生的这番话特别使夏衍不能忘却。他日后的剧作《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即受了这句话的影响。^[3]二是谢先生授课评文，注重言之有物，平实明确。他十分推崇《古文观止》，像其中王禹偁《黄冈竹楼记》那样叙事生动、用语凝练的好文章，一定要学生反复阅读，并且全文背诵出来。谢先生还主张写文章文风要舒张淡雅，反对剑拔弩张。夏衍记得，民国五六年，正当复辟和军阀战争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这类由各自幕客所写檄文骈四俪六，写得有声有色，不知不觉，也对夏衍产生了影响。这年冬天，杭州隆重追悼黄兴、蔡锷去世，事后夏衍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追悼黄、蔡，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情感激涌，自以为写得痛快，谁知道谢先生看后，却加了这样一个评语：“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在课后，谢先生单独告诫夏衍：要多读《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的文章，少受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

谢迺绩的教导令夏衍终生难忘，对他日后清淡简明文风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夏衍在60年后回忆这一幕时还说：“这位恩师的话，我还是常常想起，引以为戒的。”^[4]

谢遒绩任教于“甲工”同时，还在浙江笕桥甲种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后来有“现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教授亦曾从学于谢先生，他对于谢老师的学问人品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谢先生教课有自己的特点，一般选文都事先刊印分发，只对重点作解释，而着重启发学生思考。他强调好文章不在于辞藻的华丽，首先是要言之有物。”^[5]

然而，像当时许多有头脑的年轻人一样，夏衍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书堆里，在他内心里更有不能排遣的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之情。尽管在教师眼中他一向是个好学生，但实际上他从来也不甘心做一个只管课业、求田问舍的好学生。即使在家境极度困难、自己甚至不免在泰兴染坊做学徒工的时候，他有时也与好友讨论“中国出路”这样一类大问题。一次他和表兄李幼甫为“中国会亡国吗”之类问题激辩，李幼甫嘲笑他再考虑这类问题只好像陈天华一样跳海了。夏衍输了辩论只能悻悻归家。^[6]不过，这样的争辩对李幼甫来说可能只是一时口舌之快，但对夏衍来说却是一颗潜藏于心的思想种子。1917年时局的变化催醒了夏衍心中的这颗思想种子，这使得他的眼光迈出了书斋，开始自觉地投向激烈多变的社会现实。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建立。但中国社会却丝毫未因民国的建立变得有序——事实上，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崩溃，这社会比较晚清似乎更显得杂乱无章了。这种混乱在1917年达到了高峰：该年初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达到高潮，6月，张勋借口调停却试图恢复清王朝，旋即失败。接着爆发了护法战争。该年11月，浙江的宁波、温州、处州、绍兴、台州、严州诸地区，响应护法号召，先后宣布过独立。这一场场政坛的风云变幻，军阀之间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不能不使夏衍这样的正直少年，对民国政权的革命性和有效性产生极大的怀疑；而在国势危殆的局势下，他所笃信的“实业救国论”，也显得苍白无力。他因此开始关注学业功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讯息。

1917年也是一个西方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年份。学校图书室里的报刊有限，除了《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之外，只有一份上海的《申报》，但在学生宿舍里，却可以见到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这些报纸的副刊《学灯》《觉悟》十分活跃，不断地发表介绍各种新潮和报道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它们所宣传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及十月革命后劳农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像磁石一样把夏衍吸住了。尽管这类文章不太好懂，对各派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解释也不一致，但它们却震动了夏衍敏感的神经末梢：原来还有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夏衍大有兴趣地阅读各类时文，并时常似懂非懂地与周围同学热烈地展开议论。

到了1918年暑假，夏衍从已自“甲工”毕业的汪馥泉和褚保时那里，看到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就使他更加倾心于新思想和新学说了。“说也奇怪，我那时正在用功读古文，同时还在背诵唐诗三百首等等。可是看了《新青年》这类杂志之后，学古文的劲头就消失了。”^[7]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这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的名字，开始闯进他的脑际，他感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从这年冬季起，汪馥泉就经常约夏衍和他的同班同学蔡经铭谈话，谈话的地点是设在西湖湖滨平海街的浙江省教育会和贡院前的浙“一师”（即现在杭州市高级中学的前身）。省教育会是全省教育界的一个民间组织，成立之初会长是章太炎先生，其时正由“一师”校长经亨颐主持。^[8]经先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以教育会名义邀请新文化进步人士来讲演，并主编《教育潮》，介绍和宣传《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省教育会大楼已成为传播新思潮的一个据点，各校的进步学生便常常到这里见面和开会。参加这类谈话的人有时3至5人，有时则6至7人不等。谈话的主题是当时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军事条约，当局的卖国行径激起了谈话者的极大愤慨。在这样的场合，夏衍又结识了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一师”的教师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在当时都是宣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的代表人物），省立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等人。^[9]这样，这一群还是中学生的热血青年，便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互相熟识并很快集结到一起，成为浙江学生运动的一支中坚力量。1918年的杭州，也和整个中国一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最富革命精神的北大学生率先冲出校门，喊出“废止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革命的烈火从天安门很快燃遍神州大地。过了两天，5月6日消息传到杭州，青年学生情绪十分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当天晚上，之江大学学生会召开师生大会，决定在校内组织一个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并派代表跟全市中等学校联络共同行动。法政学校、工业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等校学生积极地行动起来，沉寂的校园开始沸腾了。

5月8日，杭州中学以上的学生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游行。到12日，示威更有组织，规模更大了。这一天上午8时，14所学校共3000余人，聚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学联成立大会，“一师”宣中华被推举为理事长。会后，以“浙江省垣中等学校以上救国团联合会”的大幅横标为前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甲工”机械科的方兆镐和染织科的夏衍，事先出席了在宗文中学和之江大学召开的预备会议，会议一结束便立即回校连夜进行发动，编印传单，制作标语。游行这一天，工校大部分学生都上了街。同学们手拿小旗，上面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毋忘国耻，同胞速醒”等各种标语，有的还举着手绘的山东省地图和曹、章、陆三人的漫画像。当游行队伍进到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门前时，军警站满岗哨，步枪都上了刺刀，一派杀气腾腾。同学们喊出“不怕流血”的口号，毫不示弱。最后到达省议会宣读了请愿书，将近傍晚游行队伍才散去。

“五一二”大会把各校爱国力量汇成了一股洪流，然后这股洪流又分成许多支流，涌向各处。这时工校方兆镐已担任市学联会长，大部分精力在学联方面，夏衍和孙敬文、蔡经铭等成为主要骨干。他们带领同学深入大街小巷，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工校是检查日货最活跃的一支主力军。他们组成了小分队，在清和坊、城隍牌楼、湖墅等处，贴满“中国人不用仇货”的标语；到高义泰、孔凤春等大商店和南洋烟草公司门前演讲和警告；还到拱宸桥、城站等水陆码头，对过境的商品、客商行李进行检查，凡是印有“登陆商标”（当时日货均有这四个字）的货物一经查获，一律没收。5月18日，各校检查到的日货都堆集在湖滨公众运动场，连同同学们自己平时使用的日本货如雨伞、手帕、皮包等，一起当众烧毁，万余群众一齐拍手，高声欢呼。当然，也有较为自私的小市民绝不肯焚毁自己店中的日本货，坚决抵制，夏衍与伙伴们有时就不免动武：“五四运动时，我才十九岁，上街查日货，也拿棍子打过奸商。”^[10]

夏衍的组织才能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培养。三年之后夏衍在日本撰写的自传体小说中这样谈到过自己：“在少年的时候，中学校的王国，我如火如荼的事业，受同学们狂热的欢呼，痛烈的攻击，多是我现在憧憬不堪的往迹。”^[11]从中不难窥见夏衍当年在学潮中意气风发的身影。

检查日货这件事激怒了官厅，浙江省督军杨善德训令警务处，对学生结社集会一律予以禁止。工校参加游行和抵制日货的学生出动最多，因此出现了“甲工”学生会要被强令解散，方兆镐要被勒令开除的传闻。不过，许炳堃在杭城各校校长中，虽是出了名的保守派，但保护学生的立场是坚定的。他召集了夏衍这一批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了规劝，态度是和蔼的。尽管夏衍等人明显没有接受许校长的意见，但官方的惩罚也没了下文。

1919年的夏天，期终大考结束后，受“五四”新思潮的激发，夏衍回到他做过学徒的泰兴染坊，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出了《泰兴染坊底调查》，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会刊》。这是杭州“五四”学生运动留传至今仍然具有历史意义的实绩之一。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可以比较充分地看到夏衍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个性。由于工科学生出身，夏衍即使在热火朝天的学生运动中，也十分关注切实的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又能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民族手工业面临现代化大工业挑战所造成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在他原来的“实业救国”思想中，又透出对于民族科学思想建立重要性的认识。他在《调查》中写道：

下一句断语：旧式染坊的内容究竟怎样？便是：他们虽则没有相当的学识，却有极经济的方法和极熟练的技艺。种种工作都含有科学的意味，但是都是因为没有学识，所以只有死守旧法，没有积极的进步。^[12]

染坊调查不久，暑假转眼就要结束了。五四运动过后，新旧势力的决裂和分化更趋剧烈。夏衍这时19岁，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之后，他就一直在苦苦思索今后的出路。一天，孙敬文介绍夏衍见到了当时浙江有名的新派人士沈玄庐。沈玄庐，原名沈定一，玄庐是他的笔名，浙江萧山衙前村人，时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因他倾向于孙中山，受到顽固保守的浙江省长齐耀珊的监视，不得不避居上海。他于1919年6月在沪创办介绍社会主义和中国劳工运动的《星期评论》，风行一时，每期销数达3万份。这一日，孙敬文打听到他潜来杭州，便带夏衍到省教育会去见他。

沈玄庐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留着小胡子，身着西装，风度翩翩，讲起话来雄辩滔滔，有人称他为“勇敢的炮手”。他在讲了一通废除私人财产，实现土地公有的主张之后，着重指出年轻人有知识有血性，要组织起来和旧社会斗争，给旧社会看看“颜色”。临别时，他将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鲁泡特金著的一本书《告少年》送给夏衍。此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控诉，折服了年轻的夏衍。他后来回忆：“在当时，我只是对现状不满，自己穷，又不想向有钱人低头，但根本想不出也找不到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而这本小册子，才使我想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改造社会。”^[13]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是夏衍最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一个必要环节。在那个时代，不少有志青年最初都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

1919年9月间，省立一中的查猛济、阮毅成与“甲工”的汪馥泉、蔡经铭和夏衍等一共十来个同学，经过不到十天的筹备、编稿，出版了一份铅印的八开小报。因为是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出版，取名《双十》。报纸一出，立即引起各方面特别是一同从事过学运的“一师”同学的关注。施存统、傅彬然来信希望加入这个团体。宣中华、俞秀松等也参加进来。在一次商议报社改组的会议上，组成了包括三校27名进步学生的编辑部。虽然没设主编，但俞秀松、宣中华实际上成为刊物的领头人。经过共同讨论，原来的刊名与传播新思潮的宗旨不相符合，因而改名为《浙江新潮》。半月一期太慢了，又改成四开一大张的周刊。改版后的《浙江新潮》创刊号遂于11月1日正式问世。

夏衍对于刊物的编辑出版，一直十分热心活跃。刊物的纸张印刷经费由同学和“一师”教员们自由捐助。夏衍与工校的三位同学，每人拿出一元钱，这对于当时的中学生并非很小的数目。连同“一师”的“四大金刚”陈望道等先生慷慨解囊，才凑足了开办资金。在编辑班子里，夏衍年纪最小，每当刊物印好，他立即装封发至各地。省教育会楼下的耳房窄小，夏衍与阮毅成的弟弟常常工作到夜深才离开，步行回到报国寺宿舍。

更能表现夏衍作为青年革命者的战斗姿态的，是他在报上撰写的文章。他在《双十》上以宰白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杭州四家报纸的文章，文笔犀利，见解不凡，这使得他与发表《非孝》而名噪一时的施存统齐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点名彰扬。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原文了。这里将他另一篇发表在《浙江新潮》上的《随感录》摘录于下：

印刷物也要管理么？我今天在报纸上，看见北京通信，说什么内务部定了一种印刷管理规则。他的规则，对于报纸杂志，统统监视得非常严厉，说出版物在排印之前，必定要把原稿交给警察厅查阅，他准你印，你才可去印，否则照章处罚。咳！中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在清朝专制时代，尚且没有这种办法。中华民国约法上说明的人民言论自由，莫非已经消失了么？咳！你们要是卖国，少不得有人要骂的。怕人家骂，那么也不必卖国了。又要卖国，又要不准人家骂，你也想得太便宜了呢。^[14]

这时期夏衍的文字还远谈不上成熟，但的确是虎虎有生气，恰如陈独秀当时所赞许过的那样：断不是“乡愿”们所能写就的。^[15]

除了施存统的大胆立言之外，《浙江新潮》还有一些文章也是值得注意的。像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提出要“谋人类生活的幸福与进化”“改造社会”“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从这“四种旨趣”可以看到，他们已开始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已落到劳动阶级身上，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者联合一致。创刊号上还原图照印了一份日本《赤》杂志的“社会新路图”，在这张图中，“Bolsheviki”（布尔什维克）被当作与“民主”一样美好的人类社会图景，“Bolsheviki”在这批青年们看来，就是“过激”的意思。^[16]又有一篇褚保时的《为什么要反对资本家》，作者显然具有了初步的阶级理论知识，在论文中他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剥削作了批判分析。这些文章虽然见识有高下，立论有不同，但批判的矛头却又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革命”就是这一时代的脉搏和方向。

面对着《浙江新潮》的挑战，杭城的保守分子们不肯服输。他们推出了浙“一师”一名叫凌荣宝的学生（此人绰号“凌独见”，因其眇一目故也）办的一份《独见周刊》，对施存统连篇累牍地加以谩骂。进步学生当然也不会示弱，立刻还以颜色。当时浙“一师”的学生曹聚仁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

他的独见，好似专门为攻击施兄而刊行，一期、二期、三期，一直骂下去（那时，施存统兄已离开一师，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去了），这就激起公愤。大家疑心这位战士，乃是夏敬观厅长派到一师来的奸细，于是众怒所归，看作非我族类。但是，他还是“独见”下去。那时，我正在主编《钱江评论》，便和他对立起来，对骂了好久。^[17]

夏衍在晚年对这位“凌独见”也有所记忆：

凌独见写的文章说，这一刊物上的所有文章都由他一人执笔，表明一切文章都由他个人负责；但是事实是很清楚的，办这份刊物的决不是一个人，所谓“独见”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见解。看到这份刊物的人都知道，“校长团”就是凌独见的后台。^[18]

凌荣宝的面目既被人识破，在理论上又不能战胜对手，他的后台老板们按捺不住，遂从后台跳至前台。从《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施存统的《非孝》以后，当局立即派人到“一师”查办，要校长经亨颐交出《浙江新潮》社学生名单，立即将积极传播新文化的陈望道等四位国文教师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省长齐耀珊、督军卢永祥还联名密电北京北洋政府，请求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浙江新潮》发行。北洋军阀政府于是在1919年12月15日，通电查禁《浙江新潮》，电文罗列的罪名是“主张社会政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浙江新潮》第二期出版后即被全数封存，正在排印中的第三期版子也被勒令拆毁，编辑者不得不将稿件带到上海，由《星期评论》社代印后再带回杭州发行。

镇压的风声传来，气氛十分紧张。据说27人的黑名单已送到省警察厅，警察厅就要动手逮捕。施存统和傅彬然这时不得不潜离杭州，去北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业学校的几个同学虽秘密商议去日本或苏联，可是路费一时难以筹集，夏衍他们便决定准备“硬挺”，决不在专制的镣铐面前退缩。在一个冬日的傍晚，这几个年轻人穿上破旧的大衣，在校门口的会客室里等待官厅前来搜捕，准备为真理去尝铁窗风味！大概是军阀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害怕事情无法收场，最后指令校长加一番“训诫”而告结束。

1920年2月9日，在浙江省长齐耀珊的授意下，省教育厅又悍然宣布解除经亨颐浙“一师”校长职务，以期在进步学生中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这便激发了震惊全国的“浙一师风潮”即“挽经风潮”。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当局不得不取消开除学生、解聘教员的决定，“一师”学生运动虽未达到“留经”的目的，也算是靠斗争获得胜利了。《浙江新潮》在这场斗争中无疑起到了引发先声的作用。施存统、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封后，于1920年1月离校去了北京，后又为寻求马克思主义于同年3月回到上海，在1920年8月与陈望道等人同为上海党小组的发起者，与浙“一师”学生宣中华、叶天底等人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重要的领导人。

《浙江新潮》遭查禁之后，夏衍离开了当时新文化斗争的前沿，回到“甲工”的课堂，又去念书做学生了。在毕业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名列染色科第一。这和他后来能自费留学日本实在关系极大。在这段时期，他离开了思想斗争的前哨，是有他的家庭和个人思想根源的。从家庭影响来看，夏衍从小受到伦理观念的教育，爱子的母亲、怕事的哥哥当然会竭力阻止他再去参加那些“不务正业”的学生运动。就夏衍来说，他当时回校继续做“好学生”还有另一种思想因素的作用。五四时期他接受最多、领悟较深的除了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常常是这样，他日间参加学生运动，罢课游行，晚上却悄悄地阅读无政府主义的读物。在当时吸引他的是克鲁泡特金这类人道主义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力图推翻旧制度的决心。另外，克鲁泡特金一些对于中世纪的留恋，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当作理想社会经济模式之类的思想，可能颇对夏衍那时的脾胃。少年夏衍，出于一种对祖国的挚爱和排击外侮的心理，对于中国保持了传统格调却又显得相对落后的东西还抱有一定的偏爱之情。他在《泰兴染坊底调查》中，频频称道泰兴染坊的染制工艺“价廉物美”，“是很经济的法子”不是偶然的。

但无政府主义到底过于耽于幻想了，对于那时饱含着炽热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救亡图存”的问题，其实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就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来说，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造成了全民族的贫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解决国家政权的问题，对贫苦人民之爱便也不免失之于空泛。“决定社会斗争成败的是组织能力而不是社会幻想。”^[19]夏衍没有机会遭遇到这样能够有效展开社会斗争的组织，便只能暂作缄默了。他在革命的大门口还将徘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夏衍这时期还见过几次胡适，何时何地何种情境则已不可详考。夏衍对胡的印象并不好，“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他后来回忆说：

胡适这个人是反派，不过是相当高明的反派；这个人的浅薄是肯定的，“我是胡适”这句话还是可以讲的。……他有洋气，又有市侩习气。五四运动之后，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我的印象是他有迷惑人的一面，也有容易被人看破的一面，在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群众运动——游行示威、罢课等等，他真可以说得上是惟恐沾上，怕得要死。四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和他谈话之后的一句愤激语，我说，“这个人真是又霸又怕”。对这个人，当然不必美化他，但也不要过分夸张把他写成漫画化的滑稽角色。要着重写内在的东西，不要从形象、动作、语言上来滑稽化。任何一个反面人物，都有他一套迷惑人、欺骗人的外衣，如进步的外衣，博学的外衣等等。这些外衣，他们是决不会在人前轻易脱下的。写反面人物，也要写得真实可信。谩骂不是战斗，表面的丑化不一定能打中反面人物的要害，最重要的，是要刻画出这些人物的历史的真实。^[20]

这段回忆是写在清算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之后，有一些“左”的说法是难免的。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还能看出他对胡适还是有一些客观上欣赏的地方：如不失高明、博学、随和、有个人魅力（“迷惑人、欺骗人的外衣”）等。^[21]

夏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胡适问题还有一个回忆：

前几天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封胡适致陈独秀的信，胡适写道：“这几年以来，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了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3月15日《解放日报》，朱文华《晨报事件与胡适的右倾》）胡适是地道的自由主义者，又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在“五卅”事件前后，他还是站在反帝反封建这一边的，他从右倾转到公开反共，则是在1927年以后，从这封绝交信中可以看出，是和当时年少气盛的左派对他“丑诋”有关系的。^[22]

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夏衍这番言论完全是他晚年反思的结论，还是掺杂了一些当年可能就有的心情（惋惜胡适与共产党方面的决裂）。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到了1920年夏开始退潮。而在当时那种社会大环境里，对于夏衍这批学运积极分子来说，首先碰到的是一个求职的问题。“甲工”本来就是保守派人士的主要阵地，许校长在学潮期间，出于外界的影响和对学生的爱惜之情，对参加学运的学生用的是“安抚”的一手，而不是镇压的一手，但内心对方兆镐、夏衍等人的“乖张行为”是深为不满的。夏衍虽然毕业成绩好，但品行却被打了“丁”。按常规操行得“丁”的学生是不能毕业的，但学校考虑到“五四”影响余威仍在，夏衍这样优秀的学生不能毕业未免说不过去，因此，勉强让夏衍拿到了毕业证书。但这勉强拿到的毕业证书对夏衍找工作于事无补：他想继续求学，却无恰当的办法，家里是不可能供他上大学的；勤工俭学又没有路子。这期间，表兄李幼甫给了他一笔相当慷慨的资助，让他到上海寻找陈望道与俞秀松“碰碰运气”，但结果是没什么运气可言。

事情的转机仍然是来自“甲工”。夏衍满怀沮丧地由上海返回杭州后，他梦寐以求的官费留学生资格居然有了指望。1920年9月中旬，“甲工”校役带来一封短笺，通知夏衍次日到校见校长。

经过五四运动期间的对峙，夏衍对许炳堃内心不无抵触之意，以为校长这次约谈，又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教训。他已准备了许多回应的话语，不料许校长草草教训了他一番后，径直问：如果学校愿意提供学费，直到获得“官费”留学生资格，你是否愿意去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一直是夏衍的梦想。但如要去日本，制装、船票、进补习学校，至少半年，然后才能改“官费”，这样一算最少也得几百块钱，对当时的沈家来说，这无异于白日做梦。幸福来得太突然，夏衍有些反应不过来，因此他只是呐呐地说：“愿意去。可是——我得和母亲商量……”

这位不苟言笑的校长此时破颜一笑：“和你母亲商量？哈，你们这些青年人，你们不是主张‘非孝’的么？好了，不谈这些，两天前，霞轩（夏衍大哥）来过，谈了你的前途，你母亲是不会不同意的。”随后，他便站了起来，脸色也变得严峻起来：“学校保送，钱是国家出的，为的是培养人才，培养工业人才……你可以和蔡经铭他们一起走，要好好用功，不要再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了。”^[23]

对于许校长的这一番谈话，夏衍后来回忆道：“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又惊又喜，但是校长最后几句话，又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了我的手脚。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依然支配着我，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工业人才，我一点也不感到勉强。可是，不管怎样，我总算被五四运动的激流冲洗了一下，并不觉得‘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是大逆不道的事。我下了一个幼稚的决心，熊掌与鱼，都要，试试看吧。”^[24]

1921年3月在日本东京（东京龟甲馆摄）/自藏

夏衍1924年在日本/自藏

1923年与“明专”同学留影。前排左起：蔡金铭、何野义礼（班长）、桢井信也（副班长），后排左起：夏衍、刘肇龙、庞大恩、张黄钟、吴振川/自藏

1926年3月夏衍从“明专”电机科毕业时的成绩表与毕业证书/自藏

1924年在日本（西装）/自藏

夏衍与蔡淑馨在日本/自藏

[1]“夏全15”，第13页。

[2]沈芸：《夏衍年表》，“夏全16”，第424页。

[3]夏衍：《秋瑾不朽》，“夏全1”，第143页。

[4]“夏全15”，第16页。

[5]谢德铣：《夏衍与谢迺绩》，《浙江师范大学（衢州进修部）学报》1989年。

[6]“夏全15”，第12页。

[7]“夏全15”，第18页。

[8]虽未直接受教于经亨颐，但夏衍毕生保持着对经先生崇高的敬意。经先生去世后，夏衍曾撰文痛悼之：“一代的完人，中国国民党的伟大的先觉经子渊先生，在漫天烽火的抗战中，静静地在上海终止了他斗争的生涯……在‘五四’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中，经先生是浙江——也可以说是整个南中国——革命势力的代表者。他主持的浙江第一师范，和北方的‘北大’遥相呼应，不仅以他崭新的世界观，在思想上领导了千百万青年，同时还以他凛不可犯的骨气和大无畏精神，领导了南方实践的革命的力量。‘浙师’是江南革命运动的摇篮，经先生是‘五四’‘五卅’乃至今日的一切革命势力的保姆。到今天为止，差不多没有一个浙江籍的青年战士（大部分已经是烈士了！）不受过经先生的精神上的熏陶和思想上的影响，单就这一点就够表明他的伟大了。”[夏衍：《悼经子渊先生》，《救亡日报》（桂林版）1938年9月24日，“夏全9”第75页。]在其他忆旧的文字中[如《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故乡之忆》（《浙江日报》1980年6月22日）、《回忆杨贤江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8月13日）、《日记一则》（《人民日报》1987年8月6日）等]，夏衍也常提及经亨颐先生。

[9]“夏全15”，第18页。

[10]夏衍：《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夏全7”第57页。亦可参见夏衍《1979年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夏全7”第28页）。

[11]沈宰白：《圣诞之夜》，“夏全9”，第17页。

[12]沈乃熙：《泰兴染坊底调查》，“夏全8”，第3页。

[13]“夏全15”，第21页。

[14]宰白：《随感录》，《浙江新潮》1919年11月1日。

[15]陈独秀对《浙江新潮》的评论文字《随感录七十四<浙江新潮>—<少年>》可参见“夏全15”，第25—26页。

[16]“五四”青年们对“过激”的热情，可参见夏衍《走过来的道路》（“夏全9”第371页）、《“五四”杂忆》（“夏全9”第464页）等文。

[17]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沈自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一师风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18]“夏全15”，第23页。

[19]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20]夏衍：《塑造性格与历史真实》，“夏全6”第579—580页。夏衍对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从来就不赞成则是明确的。可参见其《“全盘西化”了》（《华商报》1941年4月28日）等文。

[21]抗战及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夏衍还是尊重胡适的。1946年5月，他在一篇惋惜周作人附逆的短文中，将胡适与郭沫若并提，还是持很尊重态度的。可参见朱儒《知堂南行》（“夏全9”第242页）。

[22]夏衍：《一个过来人的回忆与反思——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答<求是>记者问》，“夏全11”，第572页。

[23]“夏全15”，第30页。

[24]“夏全15”第30—31页。夏衍青年时代与老年时候对许校长的印象是有很大差别的。1920年代，他虽然也感谢许校长的帮助，但也抱着一种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对许的强势作风大有抵触情绪，并偷偷地称呼他为“暴君”。可参见其《圣诞之夜》（“夏全9”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