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卷入一战漩涡

一 中国政局

拉贝喜爱中国，但对中国范围内的政治发生兴趣则是在较晚的时候。他刚到中国时还是清朝末年，他得以亲历了慈禧太后统治的最后时光。接下来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命，后来军阀们率领着军队，走马灯似的在北京城中移进移出。但这种政权的更迭仅仅是他阅历的一部分，他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德国势力范围内山东胶州湾和青岛的市政建设，也是他阅历的一部分，这些城市是他业务的范围所在。但是，中国领土的完整与德国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未予思考和关注，提到这一地区，他沿用了德国政府的强权说法来称呼这一地区——“德国的保护区”。

他在日常的商务活动中，不得不经常与军界人士、政府官员打交道。这时，他才会关注政治，才会关注外交政策会对他的商务活动产生什么影响，才会与外国人难以理解的那些中国部长和政府官员们来往。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非常认真地看待中国的政治，因为对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军阀及其随从们的沉浮并不影响他们的地位，军阀们只是偶然地、轻微地对外国人的生活和利益造成影响，外国人始终处于被保护的地位。

对于1912年初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与北方袁世凯的战争，拉贝是这样描述的：

1912年初，我被调回上海。此前，我在北京已经按美式惯例整理编制好了现金出纳账和银行存折。上海总部看到这些副本后很满意，叫我前去汇报一下统计目录的详细情况。是否前去？我犹豫了很久。在南方，革命闹得真凶。上海的许多地方已成废墟。我们有理由认为北京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尤其是北方政府的软弱无能渐渐暴露出来。北京外国公使馆的卫兵队已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了准备。他们每周进行一次“警报”演习，真是滑稽可笑！至少我们德国人是这么看的。为使城里分散的当地居民在危险到来时迅速聚集到公使馆区，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德国公使馆的卫兵组成一个自行车队，蜂拥而出，通知居民。每位骑自行车的人背上都背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大大的“无声警报”。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看到袁世凯进京时40个护卫手持大刀在前，40个在后，我便下了决心去上海。我怎能想到，袁世凯的这支军队在接管政府后会接连几日烧杀抢掠呢！中国人过春节时，我到达天津，当晚又踏上旅途。就在那天夜晚，天津爆发了革命。北方的欧洲人认为完全安全——因为战争不是针对外国人，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事。当天津中国城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传到天津英租界的阿斯特之家宾馆时，人们刚刚平静地吃完晚餐，没有去电影院，而是穿着晚礼服去中国城里“瞧一下这场残酷的战争”。一位叫施赖耶尔的德国医生就因为这场轻松的幕间插曲丧命，原因是他太靠近表演的“舞台”。

拉贝也与许多外国人一样，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动荡。

1912年初，他在天津到上海的列车上，距离一个小站还有一里时，火车突然停了下来，火车站被运输军队的火车阻塞。拉贝和几位欧洲乘客一起下车，为了能在夜里把行李托运进城，他们雇用了一支中国苦力组成的商队。为防止商队带着他们走到暗处，几个欧洲人围着商队行走，总算一切顺利，安全抵达这个小站唯一的旅馆。在旅馆大厅里，拉贝和一些德国人围坐在圆桌旁，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论着发生在南方的事变，不知不觉，每人身后都立起十来个空酒瓶。就在这天夜晚，北京和天津都发生了骚乱。

第二天一早，火车站被清理一空，拉贝他们终于可以继续踏上旅途。抵达上海后，他边吃早餐，边翻阅当地的早报，报纸上的标题赫然醒目：“天津和北京同时爆发了革命”。就在他为妻子道拉的安全忐忑不安之际，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翩然而至，妻子报告一切平安。

事后拉贝才知道，北京暴乱时，是他的朋友——西门子公司的恩格斯先生把道拉和他们一岁的孩子安全转移到了公使馆区。当时全城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恩格斯手持武器，逼迫黄包车夫拉着道拉和孩子穿过全城，这是相当危险的。拉贝感激地说：“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恩格斯再次勇敢地证明了自己是忠实的朋友。”

拉贝在上海的任务完成后返回北京。由于铁路交通一直没有正常运行，他搭乘了一艘挪威轮船回到天津，行至离岸还有几千米的沙洲地区，船因退潮陷进淤泥。拉贝又乘中国舢板，带上行李，在海上逆风颠簸行驶了4小时，终于靠了岸，这时他已浑身湿透。上岸后，他顺利地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动荡的中国政局给外国人带来的只是生活、工作上的不便，并未真正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冲击着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均衡局面，也打破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宁静生活，使得拉贝和许多外国人不能再以局外人的身份，置身于中国政局之外了。

1913年，北京西门子公司搬到了灯市口，公司在办公楼附近为拉贝盖了一所住宅。这时拉贝已受聘担任公司的销售经理，事业蒸蒸日上。

1914年7月，拉贝忙了好几个夜晚没合眼，为公司做出了一份所有资料对照表，因为公司总工程师兼行政经理普弗策先生要在7月31日带上这份报表去柏林，交给总公司后度假。就在这时传来了奥地利费迪南德大公夫妇被刺杀的电文，然后，消息接二连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动员！训练！一转眼，在中国所有能服兵役的德国人都被拉到了火车站，被派往青岛德国占领区。青岛的战事一触即发。

青岛再次成了德、日争夺的一块肥肉。在此，让我们回眸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重新审视一下当年德、日之间争夺中国辽东半岛的历史渊源吧！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此时，德国已进入具有浓厚帝国主义特色的威廉二世时代，威廉二世看到日本因取得甲午之战胜利而急剧扩大其在华利益，对西方列强利益形成威胁，决定出面干涉，联合俄、法逼迫日本放弃强占中国辽东半岛的企图，而改为增加中国对日赔款，赎回辽东。此举得逞之后，德国又借机要挟清政府付出“回报”，讹取了在汉口、天津开设租界的权益。1897年又借口“教案”纠纷，按预谋以武力入侵中国山东，侵占胶州湾，实现其在中国沿海获得战略立足点的谋划。1898年3月8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约，“租借”胶州湾99年，并进一步获得了在山东省多方面的特权。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德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6日，袁世凯政府宣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德国政府为了集中力量对英、法作战，更为了不让日本获得参战借口，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始交还胶州湾的“直接谈判”。袁世凯当然高兴，但觊觎山东已久的日本却准备利用这场战争从德国手中夺取山东。他们联合英国人坚决反对中、德直接谈判，仰人鼻息的袁世凯只得作罢。不仅如此，袁政府还在日、英的压力下宣布，在山东部分地区不负完全中立之责，德、日争夺青岛的战争也就势在必发。

这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拉贝再也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这场战争，因为战争同他的祖国有了直接的关系。对于德国占领中国青岛并以此作为其势力范围，拉贝并未多加思考和关注，他只是单纯地站在“爱祖国”的立场上，沿用德国政府宣扬的强权理论来称呼这一地区——“德国的保护区”。在拉贝头脑中，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保护”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以及是否涉及对中国的变相侵略与经济掠夺。这显然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思想局限有关。

二 卷入战争漩涡

西门子公司的职员也被派往青岛战场，普弗策和拉贝因为是公司领导留在了最后，至少让公司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另外，青岛已汇集了大量预备军和战时后备军，不再需要人了，妇女和儿童都被撤出了青岛。随即青岛与外界的水路、陆路均被日本人切断。大暴雨使得青岛周围地区泥泞不堪，重型大炮几乎不能行进，这暂时阻止了日本人和英国人发起进攻，但这些障碍迟早会被突破，青岛的战事不可避免。拉贝虽未直接参战，但他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捍卫祖国利益”的斗争中去的。

许多德国难民逃亡到了北京，痛苦地等待青岛亲人的消息，但极少有书面消息传过来。不过，拉贝他们很快就解决了与青岛的通信联络问题。

一天，北京电信公司的职员约翰内斯·汉森来了，他是通信海军二级下士。他告诉拉贝，他带着两名士兵、一部小型收发装置，被从青岛派往敌方监视敌情，然后回青岛汇报日本进军的状况。很快，他发现已被日本人跟踪，只好把发送器藏在朋友那里。后来，他同两名随从一起，带着接收器，突破敌方防线，到了北京西门子公司。

拉贝大喜，他们把接收器安装在西门子办公楼的后院里。从此就与被围困的青岛建立了无线联系。有接收器，可以接收，但怎样发送？拉贝想到了他的中国朋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中国人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由我们建的无线电台的几位中国领导跟我们关系不错，我们叫他们来，制订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每天在约定的时间，在教育电报的末尾，用无线电向青岛发送信号。在这几分钟内，所有的工作都被完成，我们把所有公使馆的消息，包括皇帝的电报发送出，然后在办公室用接收器收到回复。尽管有时因激动露出破绽，比如频繁进出德国使馆等，还是没有被人抓住。

普弗策先生把他们收到的每条噩耗登载到当时的天津德国报纸上，悼词总是这样开头：“在反对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英勇斗争中……”后来炮弹击中了掩护天线的烟囱，天线倒了下来，与青岛的联系就中断了。

1914年11月7日，日本军队强占了青岛、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全线，将德国资产抢劫一空。北京政府对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侵略行动无可奈何，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全部夺取。

在这场战争中，北京西门子公司损失惨重。一些职员受伤，施莫尔克肺上挨了一枪，齐泽尔胳膊里有流弹的碎片，其余的都成了俘虏，被运往日本。迈尔混进了救护队才得以幸免。

德国大使馆的卫兵队只剩下了零星几个人，上尉拉贝·冯·帕彭海姆是头领。他把普弗策和拉贝叫到大使馆说：“你们两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前往日本做间谍，调查日本是否会派兵越过西伯利亚到欧洲。如果是这样，必须查清派多少军队。”

拉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他觉得他比普弗策年轻，更因为祖国需要自己。但后来并未去成，因为上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派一个中国人前去稳妥，中国人可以避人耳目、畅通无阻地往返日本。而拉贝必须扮成英国人，困难比较大。

上尉又从中国内陆来入伍的德国人中挑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组成了一个小分队，打算炸毁西伯利亚铁路桥，中断东、西的交通。小分队扮成一个骆驼商队，装备了充裕的资金、武器和炸药。可惜有人在北京喝茶聊天时泄露了秘密。在俄国人的教唆下，分队的所有成员都被蒙古人杀死。

各种消息传来，在北京的德国人都很震惊，留下来的德国人组成了一支志愿军队，西门子公司的普弗策担任指挥，拉贝也是成员之一，任务是保护德国使馆和财产不受侵犯。但在协约国的干预下，这支军队又很快解散了。后来，拉贝又参加了“圆桌组织”。这一组织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多次受协约国的干预。一次，这个组织在一个名叫“沙火音”的中国商人家开会，突然，一群中国警察占领了这幢房子，全副武装闯入房间，搜查后什么也没有发现，就用一张大大的白纸盖印封了大门，然后列队离开。这次查封中国商人的店铺，拉贝认为是英国人从中教唆煽动的结果，因为中国警察的头领是拉贝的朋友，他只是奉命行事。

警察的头领是我们的朋友。他德语说得很好。搜查以后，他来找我们（我们搬进了偏房，即所谓牛圈里），一起喝酒庆祝这次搜查平安无事，还唱了许多德语爱国歌曲。

拉贝到任何地方都能与中国人友好相处。他理解、尊重中国人，希望德国和中国能友好相处。然而，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中国在大战后期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中国和德国成了敌对国，他认为这是协约国运用金钱的结果。

遗憾的是，无论是欣策上将还是科德斯先生的努力，都没能阻止中国对德宣战。协约国比我们有财力。如果我们可以多花点钱，也许事就办成了。有一天，中国外事局门前聚集了一列游行队伍，他们呼喊着要求对德宣战。我们德国人中几个会说汉语的混进游行队伍，想看看游行会如何进展下去。呼喊声持续了一会儿后突然停止，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增加工钱。宣传鼓动者与游行队伍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后，他们付给这些贫穷的苦力（游行群众全部由苦力组成）每人几个铜钱，让他们继续游行呐喊。目的总算达到了。“人民”口头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对德作战。于是，中国就对德宣战。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在协约国列强怂恿下，正式向德、奥两国宣战，随即宣布驱逐德侨并停止向德交付赔款。但中德双方并没有直接交战。

孙中山先生对于北京政府对德断交及宣战之举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当时中国对德并非必须宣战不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段祺瑞政府“中国之与德绝之，非以公道绝之，非以防卫绝之，而以贿绝之者也”。

拉贝的所见所闻印证了孙中山先生的见解。

三 在中国对德宣战的日子里

中国对德宣战后，拉贝这些德国人的日子就不太平了。他们被规定，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旅行；每天必须携带护照到中国警察局接受审查。最后，德国家庭都被扣留起来，有些家庭甚至很情愿被拘禁，因为他们的钱已耗光，不能维持生活。这段困难时期，目睹了德国人的贫穷生活，拉贝他们想办法筹集了救济金，补助生活困难的德国家庭。拉贝负责管理不同项目的救济金。

北京西山有一处协约国的俘虏营，里面的条件非常好，除自由外什么也不缺。每个家庭或每两位小伙子可以分到一小间中式房子住，俘虏营里还有各种运动场所，谁想进一趟北京城里，还能获得假期。供应的食物也非常好，是从天津的德国饭店运来的。

这一次，中国的政治在拉贝眼中不再是无足轻重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无秩序和混乱对德国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和威胁。但拉贝有效地利用了这种无秩序和混乱，这段时间，他仍然留在了北京。人们私下议论纷纷，一些人想不明白，拉贝为什么没有被拘禁起来。

这件事与他的好友、他的恩师，总工程师普弗策先生有关。这期间，他患肾病去世了，但他在冥冥之中再次帮助了拉贝。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个高大的中国警官来到拉贝办公室，向他宣布了一条令人沮丧的通知：必须接受拘留。拉贝连忙起立，以友好的中国方式给他倒茶、敬烟，警官感激地接受了。拉贝心想，这可是个好兆头，可以跟他商量商量。接着拉贝引开了话题，跟他拉起家常，谈他的职业、谈他的家庭，然后顺便提出看看拘留人员名单。

警官友好地拿出名单交给拉贝翻阅。拉贝一看名单心中大喜，只见名单上写着“西门子中国分公司经理”，并没有写拉贝的名字。于是拉贝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您所指的是哪一位经理呢？技术经理还是销售经理？我们公司有两位经理。”

警官愣住了，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得到的指示仅仅是“拘留一个经理”。

“那么，您是否愿意拘留技术经理，而非现在您面前的销售经理呢？”拉贝接着问。

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说：“当然！为什么不，他在哪里？”

拉贝用手向天空指了指：“前不久去世了！”

善良的警官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一句话也没说，从名单中划去了故世者的头衔。英国人煽动他们拘留德国人，既然他要拘留的人已去世，也就不需要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了。

就这样，拉贝以他的诚恳、机智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和帮助，继续留在中国。他是第一个未遇到麻烦的德国人，继续留在北京默默地为被拘禁的德国人操劳奔波。

北京西门子公司的生意渐渐在瘫痪，但与南方的西门子公司以及其他德国公司相比，还是很幸运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公司不仅靠销售生存了下来，还为那些陷入战俘营的职工提供了资助。

中国对德宣战后这段时间，德国人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拉贝和他的一些朋友在关键时刻，总是得到善良的中国人的帮助。

因为中国对德宣战，北京的德国亚洲银行要停业了，经理埃格林先生把银行所有的账簿都砌到了一个朋友家地下室的墙里，只留下了一个空空的钱箱。他因此而受到中国政府的四处追踪，他本人藏在北京城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从未被抓到。

德国使馆提醒拉贝说，中国官员某天将会没收西门子公司的账簿和文件。在关键时刻，也是中国朋友帮助了拉贝。

我便把所有的账簿和文件分装在42个中式皮箱里，叫人悄悄运出了房子。好几年我带着这些箱子在城里东躲西藏，常常被探子跟踪，每次总是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得以逃脱。文件一份也没有丢失。

拉贝一次次得到中国人帮助，他同样也尽可能地帮助中国人。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时，北京城发生枪战，他收留了一大批中国难民在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

7月10日清晨，拉贝起床后惊讶地发现，共和国的五色旗被龙旗取代了，大街小巷成了旧帝国旗帜的海洋。原来是张勋夜间突然袭击攻占了北京城，把小皇帝宣统再一次送上了皇位。

拉贝评价说：“这是一场冒险之举，即使是皇室的朋友和拥护者也认为此举完全毫无希望，因为张勋的实力太小，财力匮乏。”

政局的变化没有对外国人造成多大影响，外国人照样可以自由旅行。拉贝是在7月11日，也就是帝制复辟的第二天清晨离开北京的，他必须前往西门子天津办事处检查工作。中午时分，他到达天津火车站。下火车时，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拉贝在北京的伙伴保先生发来的，内容十分不寻常：“即刻返回——明早4时北京将被轰炸。”面对耸人听闻的内容，拉贝将信将疑，但对保先生的指示不敢大意。他赶紧跳上停在旁边轨道开往北京的列车。

回到北京，拉贝郑重其事在“圆桌”旁朗读电报，在场的保先生也肯定了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尽管如此，大家都大笑不止，没有人相信消息不是开玩笑。

拉贝因为妻子和儿女都在北戴河避暑，无牵无挂，不管消息可靠与否，都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局势的变化，一夜安然入睡。早上4点，他被一声巨响吵醒。保先生说对了，张勋的主要军事区被炸。

拉贝的办公室和住宅就在紫禁城附近，正好处在弹道上。当他打开大门准备去办公室时，却发现大门外士兵密布，大门前甚至架起了机关枪，军队封锁了道路。拉贝退回来，观察半晌后发现，唯一的方法是爬过屋顶去办公室。就在他跃跃欲试时，几颗枪弹把他身边的房瓦击得粉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意。在这紧急关头，附近的许多中国人都逃到拉贝家中寻求帮助。

我家门前原来有个警署，我跟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在危难时，这些警察们也向我提供帮助。现在警署已被撤走，我的警察朋友们坐在我家厨房里喝茶，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脸上没有颜色。在这段时间里，很多难民从我屋后的中国小居民房里逃到我家院子里，恳求我收留他们。我不能辜负他们对一个欧洲人的信任，于是叫人煮了一大锅米饭，让难民们住在我家里。

中国人也热情地为拉贝出主意。难民中的一个泥瓦匠为拉贝在外墙上开了一个洞，这样他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去办公室了。他听从中国朋友的建议，让人堵住房子的大门，用床褥把朝街的窗户堵住。这样可防止打来的枪弹，起保护作用。

难民们在设置的障碍物上挖了个小孔，透过小孔，可以轻松而舒服地观看大街上的战斗。12日上午，北京政府军队和张勋的皇家辫子军激战，辫子军很快顶不住了，撤退到了紫禁城城后。拉贝观察到，个别士兵，甚至衣冠楚楚的文明人也在当街抢劫行人，推着一车车劫获的物品穿过大街。拉贝不禁担心起来，一旦有军队突然闯进他家中来抢劫，怎么办？他做好了思想准备，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反抗。好在一切平安无事。

中午时分，紫禁城的东门东华门烧成了一片火海。下午4时，各方都发出“放下武器、停止进攻”的信号。周围的街道都空了。拉贝决定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情况，他带上照相机，向东华门走去。大街上，政府军的士兵们伸展了四肢躺在地上休息，枪架在一起组成尖塔状。突然，紫禁城里传来一声爆炸巨响。士兵们从地上一跃而起，跳进大街旁的掩体坑道内，等待敌人的又一次进攻。

拉贝站在大街上，不知如何是好。如果退回去，似乎会让士兵们笑话。犹豫片刻后，他想，无论如何不能给欧洲人丢脸，他壮着胆继续朝紫禁城走。好在没发生什么事，他顺利地到了东华门。昔日的繁华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片片冒烟的废墟，战争的残酷场面看起来真叫人害怕。高高的沙袋后横七竖八地躺着交战双方士兵的尸体，几分钟前鲜活的生命已随着硝烟飘然而去。可怜辫子军士兵的灵魂已逝，肉体却还要接受审判。在皇城墙角，一个执法官带着几个刽子手在寻找皇家辫子军士兵的尸体，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因为他们犯了谋反之罪，仅仅丧命还不足以受罚，必须让他们承受中国人最严重的刑罚——尸首分离，下十八层地狱，在阴间承受苦难。

在东华门站岗的士兵把拉贝盘问一通后，得知他想进城拍照片，就提出要求，先让拉贝给他照一张，然后才放他进去。拉贝在空无一人的紫禁城里四处走动，昔日威严的皇宫成了战场，地上到处扔着弹药箱，上面写着“德国制造”的字样。他很快找到了刚才爆炸的原因：是张勋装满了炸药的别墅被炸飞上了天。

后来拉贝得知，在危急关头，颐和园附近德国使馆卫队出动，营救了张勋。他们装备上武器，开车迅速驶进紫禁城，接出张勋，把他送到荷兰使馆。这次行动的指挥后来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金。

德国支持张勋复辟帝制，背后是德国与英国、日本之间争夺在华利益。“而帝制之发生……使其事若成，德在华势力将跨英而上之。英不善也，日本更不善也，于是合谋以对德。”

对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拉贝表示遗憾。战争结束，北京又是共和制了。临时王朝仅仅持续了十天。“张勋将军的政变失败了，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真是非常遗憾，因为张将军对德国人很友好。”

对此，拉贝又一次习惯性地盲从了德国政府的立场——因为张勋对德国友好。至于这友好背后的政治动因，他没有多加思考；复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是外国人，这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他也无暇思考。他是个商人，对经商有敏锐的头脑，对政治却不是如此，或者说是缺少兴趣。德国人天生服从的性格，在他身上再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四 遣返回国

中国对德宣战并没有影响到拉贝与中国人的友谊，也没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他始终认为是协约国在煽动中国为难德国人。

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协约国的煽动下，我们德国人受到的监视越来越严密。最后甚至在每一个未拘禁的德国人房前都坐着或站着一位中国密探。

幸运的是，一些便衣警察并不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拉贝家门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一名岗哨。对便衣岗哨来说，站在门口四处走动真是无聊。拉贝便与他定了一个“君子友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可以呆在门房里跟看门人下棋；而拉贝向他保证，每次出门，就大声向他通报，告诉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战争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苦果仍要由人民来吞咽。1918年11月11日，德奥同盟国战败投降。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人，拉贝尝到了战败的滋味，他记下了自己的感受：

协约国得意忘形，肆意寻找发泄的机会。德国使馆前的两尊大理石石狮，那是慈禧太后赐给大使馆的权力象征之物，先是被刷上蓝色涂料，后来干脆被推倒。德国使馆的外墙被刷上了标语，协约国成员在城里分发海报，有的甚至把海报贴在汽车上……在德国使馆区，美国兵和法国兵闯进一位德国钟表匠开的商店里，把东西抢劫一空。法国兵闯进德国亚洲银行，疯狂地破坏了那里所有的设备后，企图放火烧掉银行。幸好，火没有烧起来。一帮歹徒闯进科德斯先生家里，他和家人只得翻窗逃命。法国士兵都像喝醉酒了一般，其中有一个士兵就受到了命运的惩罚，他企图把撑着旗杆的铁山雕从楼外墙上扯下来，结果自己掉下来，摔断了脖子。在哈德门大街，为纪念1900年被谋杀的德国大使克林德男爵而修建的大理石牌坊被他们拆除。天津的德国租界里的铜制罗兰德纪念像也被砸碎。

英国人不允许德国人进入他们的公园。战争期间，拉贝看到一个警告牌，原来上面写着：“狗与中国人不得入内！”这个牌子这时改成了“狗与德国人不得入内！”这对拉贝刺激很大。拉贝说，这个印象怎么也抹不掉，在德国人身上尤其如此。

拉贝多次提到，无论是在中国对德宣战时，还是在德国战败后，善良的中国人从没有为难过在华的德国人。相反，关键时刻，中国人总是尽可能地通融、方便德国人。

无论是协约国的兵痞，还是那些所谓的文明人，其行为都像野蛮人一般。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中国人参与这些破坏活动，只是在拆除克林德牌坊时，为了得到这件艺术品，中国人以内行的方式帮助他们拆除。

拉贝本人也被要求立即搬出他建在美国圣经社地皮上的房子。这个指示应该是华盛顿发电报传来的。在中国警察的帮助下，拉贝得以把搬家日期推迟到了新年。1918年除夕之夜，他搬进了办公楼。这座楼是他们自己的地产。

战争结束了，对德国人民来说，真正悲惨的结局才刚刚开始。德国战败投降后，威廉二世皇帝逃往荷兰。1919年2月，德国国民议会在德国南部文化名城魏玛召开，随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新生的魏玛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受到向战胜国割地赔款的制裁。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德国占领的山东胶州湾被协约国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协约国强迫中国政府把德国侨民全部驱逐出境，因为英国人不希望在中国市场上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拉贝也接到了中国警察的通知，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被遣返回国，只有那些患重病或在中国做教师的人例外，可以继续在中国驻留。拉贝的朋友中，有人花钱找医生开“心脏病”的诊断证明。大家也给拉贝出这个主意，但开这样的假证明，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花费太多，拉贝经济上承受不起，只得作罢。他决定变卖所有的家产、书籍以及他在非洲、印度、日本和中国搜集的收藏品，接受遣返回国的命运。战争真是万恶之源。他是个正直的商人，一直遵守中国的法律。这场战争与他们普通公民毫不相关，却要由他们来吞下战争罪犯种下的苦果。

拉贝在自己的办公楼里进行了三天的拍卖。最后一天拍卖中午休息时，一名公司职员浑身是血地冲了进来，他的妻子被人杀了。拉贝和他以及几个警察急忙赶往出事现场。这名职员的住所较僻远，但属于西门子公司，他上午一直在帮拉贝拍卖，中午回家发现妻子被人用斧子砍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奔回公司，找拉贝寻求帮助。

现场的景象惨不忍睹。警察们例行公事搜索检查，里里外外没有找到歹徒，却在厨房里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保姆，也是被用斧子砍死的。警察们发现，谋杀现场通向西门子公司的一扇关闭了多年的旧门，门被人打开过。而几天前，正是拉贝打开过这扇门，他想为西门子公司的账簿和文件寻找一个藏处，后来这些东西又被放到了别处。警察和军事机构前来调查，审问拉贝，为难了他好几个小时，他却不能讲出开这扇门的原因。好在第二天晚上杀人犯企图在一家典当行把从死者身上拿下来的金银首饰卖掉时被抓。这是一件抢劫谋杀案，凶手是个中国木匠，是被害保姆的亲戚。凶手将被处死。他抢劫的东西总价值为6美元，为此3个人丧生。拉贝认为保先生的话发人深思：“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2美元一个！”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事情过去后，拉贝离开北京的日子到了。十多年打下的天地，十多年积聚的财物，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所有的物品均三文不值二文地被拍卖成了一笔小小的钱款，他把这笔钱托付给了在中国交通部供职的丹麦无线电工程师耶尔根森先生，请他把这笔钱汇给耶尔根森在哥本哈根的父亲代为保管。拉贝和妻子是那么地舍不得离开中国，他已经想办法在中国多呆了两年，但是战争的魔影最终还是笼罩到了他身上。

1919年2月底，他和妻子带着分别是8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像可怜的流亡者一样，背着大包、带着装满瓷质餐具的箱子，准备坐火车经过南京去上海。这些青花瓷是唯一没有被拍卖的物品，他实在舍不得，决定不远万里把它带回德国。坐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中国服务员服务得很周到，但气氛还是很压抑，战争的余波将不知道会把他们冲落到哪里，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在漆黑的夜里，人们抵达上海火车站。上海的秩序一片混乱。临下火车，拉贝从行李架上拉那包装满中国瓷器的箱子时，不小心把两岁的儿子碰掉到椅子上，小家伙还裹在羊毛垫子里睡觉，黑暗中没被发现，结果瓷器箱子差点把他砸死。孩子没命地号叫，拉贝吓呆了。一辆汽车把他们拉到俘虏营，那里没有医生，好在最后小家伙出奇地安静下来，但头上被碰起了一个包。

到上海后，贫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在上海停留了10天。每天都有人被送到俘虏营来，最后总计约2800名俘虏。俘虏营里条件恶劣，4个至6个家庭合住一个房间，用毛巾、床单相互隔开。潮湿寒冷的雨雪天气使很多人患了流感和痢疾。

1919年3月9日，在英国海关官员仔细检查了行李后，拉贝这些被遣返回国的德国人穿过拥挤的围观人群，登上了从上海到热那亚的几艘货轮。上船之前，所有的人被一一搜身，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检查是否携带武器。拉贝和他的家人，开始了噩梦般的俘虏之旅。

船开了一天后，停在一个码头。拉贝上岸给孩子们弄些饮料和面包，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没想到，英国人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这时候，又是善良的中国人帮助了他。一排站在登船入口处的中国童工友好地帮他搞到了食物。但上船时，英国人又一次对他搜身检查。他们搜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除了他自己可怜的一些钱外，还有红十字会发放的救济金。一个外国军官拿走了他往丹麦汇钱的记录存单，以及耶尔根森先生父亲在哥本哈根的地址。拉贝在心中责怪自己，怎么如此粗心大意，把这个记录还带在身上。他们从存单上看出，这笔款子是通过英国银行汇出的。协约国的一个检察官恶狠狠地对拉贝说：“我们要打破你的美梦。”拉贝难过的表情被旁边一位中国将军看在眼里，他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了拉贝。拉贝充满感激地写下了如下文字：“这位将军以他卓越的方式关心我。他不能从协约国官员的口袋里要回我家人的钱（只允许带规定的少额现钱），但却要回了救济金。当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弥补我的损失时，我很感激地接受了，但绝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船上贫穷的同路人的孩子们。”

他们乘坐的是一艘中型货船，住宿条件很差，只有几间舱房，很快被抢占一空。拉贝以他一贯的热心肠站出来，为大家服务，成为高级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告诫大家：“我们最终不能忘记，这不是一次观光旅行，而是作为俘虏被遣返回国。”委员会提出必须让患病的乘客住舱房，但所有的舱房安排患病的乘客还不够住。为了树立委员会的威望，拉贝的妻子放弃了分给她的舱房，她患有肾病，两个孩子都出水痘。拉贝一家整个旅途期间住在统舱或楼梯间。人们开玩笑说：“拉贝一家在德国不会因房荒担忧，他们可以睡在楼梯间里！”

拉贝的管理才能和爱心让他成了这批俘虏的头领。他为人们排忧解难，任劳任怨。他们到了印度后，就得支付英国货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银元，要先兑换成英国货币，零钱开始短缺。拉贝于是开设了一个小银行，提供应急货币，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委员会的管理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很不受这些人欢迎。尤其是拉贝，这份工作很不好做，比如，一位女士向他抱怨，同屋的女人把小孩的尿布晾在天花板电扇护罩上。为了使大家和平相处，拉贝断开电源，踩在椅子上取尿布，这时，那位被冒犯的女士大声抗议着，动手抽走了他脚下的椅子，让这位“高级委员会成员”在电扇网罩上吊了好一阵子。拉贝十分狼狈，但他没有退让，最终这位女士不得不让步。

船上的男人干的活是把洗好的衣服放到干燥箱里去烘干。干燥箱很少，而且常常挂满了衣服。有时为谁先使用干燥箱还闹矛盾。可怜的男人常常把潮湿的衣服又拿回来，拉贝听到这个人的妻子生气地说：“我们战败了一点都不奇怪，像你这样的人去打仗当然不会胜！”

拉贝不得不在餐厅里来回做冗长的演讲，说明道理，平息人们激动的情绪，使大家团结一致。

开始，船长的态度也非常冷漠，但拉贝的性格犹如一团烈火，能把冰块融化。在拉贝的努力下，船长铁板般的肌肉放松了，变得让人容易接近了。拉贝他们甚至可以弹一下一直用大纸箱盖起来的钢琴。上海城市乐队的指挥布克教授成立了一个“男声合唱队”，还举办了好几次音乐会。有一次，他们在印度原始森林环绕的煤港甚至被允许登陆一会儿。一段时间后，英国船员们也和拉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为德国人提供种种方便。船到马赛时，一位在新加坡得了脑膜炎的女人去世了。她是德国商船队军官基辛林格的妻子。除了死者的丈夫以外，其余人一概不允许离开甲板参加在马赛举行的葬礼。拉贝他们请船上一名英国木匠制做了一个十字架以示哀悼，这名木匠要了一大笔钱后才答应了下来，工艺十分简单粗糙。这件事被英国海员们知道后，木匠挨了一顿揍，被打得一个星期不能干活，作为对他欺侮德国遣返者的惩罚。可惜他们不能把钱要回来，因为木匠已经喝酒把钱挥霍一空。

对委员会来讲，还有更麻烦的事情需要去调节。一条金项链被人偷走了，有人告诉拉贝，项链被藏在厕所里。拉贝向几个中国服务员许诺，找到项链有奖，果然他们找到了项链。有人在船壁上写了一首感谢诗，引起了大家注意：

一条金项链，

在房里丢失了，

“金子不会发臭”，

拉贝先生说，然后找出了它……

沿途，拉贝看到了许多战争造成的恶果：“在苏伊士运河里，我们看到几艘德国卖给日本的潜水艇。塞得港附近，运河岸边有一座俘虏营。船驶到离我们几米远排成队的犯人身边时，我们被禁止与他们讲话。但当孩子们唱起了‘在家乡，在家乡，那儿一定可以重逢’的歌曲，岸上传来了回应。这时，船长和船员们都很知趣，没有打断我们唱歌。我们都落泪了，没有一个人因为流泪而感到羞愧。

“经过马赛时，我们看到穿着绿色囚服的德国战俘在清理一个火灾场。我们又唱起了家乡的歌，他们悲伤地朝我们喊叫，作为回答。

“许多突出水面的船只残骸使得英国海峡有了一番独特的景象，那些都是德国艇的牺牲品。水雷封锁了运河，船只好慢慢驶向南安普敦。英国巡洋舰在我们前后忙着用炮火把水雷引爆。”

战争过后的创伤发人深省，拉贝的字里行间流淌出的是悲天悯人的点点思绪。只是这些思绪的片断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上升为追根寻底的探索。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旅途，货船终于抵达荷兰港口阿姆斯特丹。拉贝他们都早早做好了上岸的准备。这一个月，拉贝这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早已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敬重。关键时刻，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和指挥官。他总是能想出办法，他与英国人斗智斗勇，显示出了高超的勇气和智慧。

船驶进海港后，拉贝他们的忍耐力又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等了整整一天后，船终于靠岸。英国军官们在恶狠狠的格罗斯曼上校带领下出现在甲板上。上校审讯每一位乘客，并检查了许多被他怀疑的人的行李。拉贝想出了一个主意，在排队等候时把行李通过一块原木板通过等在码头墙上的船滑到岸上去。可惜船长注意到了拉贝，他只得停止这样做。但只要船长一转身，拉贝和几个得力的助手又开始把行李滑到岸上去。通过这种途径，他们把那些被英国人怀疑、拦住的乘客行李送到安全地带。遗憾的是，尽管他们付给服务员足够的小费，他们搬到岸上的许多行李（不允许携带大件行李）还是被人偷走了。许多皮箱被人用刀子割开，里面的东西被抢走了。

到了荷兰，他们每人得到了一本护照，乘火车前往威泽。大家拖着行李，疲惫不堪地走了半英里，被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工棚里住宿。拉贝又一次被选进运送行李委员会中，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

在一片抱怨声中，拉贝挺身而出，他对自己说：“我已有过那么多的名誉职位，为什么这次不任命自己为运输队长呢？”他对押送他们的军士说：“军士先生，现在请您听我说几句：如果10分钟内您不能为这里所有的人找到一个有床、有灯、有洗漱设施、温暖的工棚的话，我就叫大家立即解散，各奔东西。而您——尊敬的先生要为此负责！”还真管用，不到十分钟，军士就找到了一个设施齐全的红十字会工棚，大家都十分疲惫，倒在草袋上便睡着了。第二天早晨7时，拉贝重重地打了个喷嚏醒了过来。一个年轻女士坐在拉贝旁边的床上，正在梳理她那美丽的金色发辫，辫梢来回晃动拨弄着他的鼻子。大家乐成一团。当天，他们顺利地到达了汉堡。人们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大家喊着拉贝的名字，欢呼着运输队长和前委员会委员“万岁”。拉贝悄悄地避开了，十一年漂泊海外后，他又回到了家乡。他对自己说，但愿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五 动荡的故乡

1919年3月初，拉贝全家回到德国。他的母亲在战争期间去世了，堂兄弟阵亡，只有姐姐和岳母还活着。他们殷勤地接待了拉贝全家。西门子公司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期。拉贝急忙赶往丹麦哥本哈根寻找自己那笔危险的钱。耶尔根森先生的地址被英国军官在上海拿走了，要在哥本哈根找到他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拉贝凭着一股劲，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这位老先生，但交涉的结果却让人失望，年老的耶尔根森先生自己也弄不清，他是否应该顺从良心，把钱交给拉贝。经过西门子公司驻哥本哈根代表的调解后，拉贝才拿到了钱。虽然不是丹麦货币，是在柏林以马克支付，拉贝还是很高兴，他总算抢在英国人之前拿到了钱。

回汉堡途中，拉贝一路都在感慨，他意识到加入一个像西门子这样的大公司的重要性，关键时刻公司就是依靠。

故乡的一切是那么陌生，1908年拉贝离开祖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而现在，德国已进入资产阶级共和时期。屈指算来，他已离开故乡整整十一个年头了。拉贝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外国人，熟悉的故乡让他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公司安排拉贝在西门子柏林苏克特工厂工作，全家在乌兰德大街安顿下来。住宅的斜对面就是著名的施泰因广场，施泰因是18世纪普鲁士时代的一位改革家，人们因他对历史的杰出贡献而记住了他。

如今，施泰因广场依旧人流如织，只是广场的音乐厅里不再传出悠扬的乐曲，里面驻扎了战败了的帝国国防军。乌兰德大街仍然人潮涌动，只是大街的跑马厅里不再人声鼎沸、马蹄声声，里面驻扎了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人。广场大街到处是人，大规模的游行、罢工、暴动每天都在发生，德国出现了一片复仇的呼声，《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德国条款的规定严重伤害了德国人的民族感情，许多德国人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的魏玛政府看成是民族的罪人。

拉贝辛勤劳作一天回到家中，半夜，常常枪声大作，火光闪烁。那是音乐厅的帝国国防军和跑马厅的共产党人在交火对射，谁能保证子弹不会破窗而入？拉贝一家不敢再在临街的卧室里睡觉，只能躲到走廊里将就，如此几次，道拉只好带着孩子们到汉堡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拉贝独自留在柏林。

战败使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经济通货膨胀，人民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沸点。

拉贝难以对政治局势理出头绪，他不知道谁代表了真理，但是，战争的阴影无时不在，每个人都会有深切的体会。

《凡尔赛和约》规定，1919年至1921年，德国先要付一笔50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用煤、船只、木材、牛羊等实物抵款。1921年1月，协约国又规定了德国战争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

为了使德国能逃避公债，免付赔款，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者和工人们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军队和国家从货币贬值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但他们知道，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

饥饿笼罩了整个德国。女大学生为填饱肚子沦为妓女；歌剧演唱家为了几片面包任人包唱；投机商乘机囤积居奇，造成商品短缺。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要凭票供应，荤油也要凭票，西门子公司内部甚至还有买皮靴后跟的票。

那次拉贝到哥本哈根要钱，在德国与丹麦的边境小站，乘客们被允许购买充足又便宜的肉和油脂，这些东西在德国是匮乏之物。可怜拉贝急切地四处张望，没有肉票和油脂票，他从哪里能弄到丹麦政府发放的红色票证呢？这时，一个年纪稍大、蓄着山羊胡子的先生过来向他问路，拉贝仓促地给他看了一下他的西门子证件。老先生掏出他的红色票证递给了拉贝，他说：“请拿着吧，我也是西门子职员。”凭着这张票证，拉贝为家人买了些德国紧缺的食物。

西门子公司是大公司，但是工人的日子照样不好过，愤怒的工人冲上了大街罢工游行，军警如临大敌地架起了机关枪。目睹了这一切的拉贝，当晚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白天的情景。从此，拉贝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

拉贝虽然是西门子公司的高级职员，日子过得仍然十分艰难，要精打细算，一家老小才不至于饿肚子。他把所有的票证都随身携带，一听到哪儿有便宜货卖，便马上赶去。

有一次，同事布伦德尔告诉他，城里有个地方能买到各种便宜的豆子。他赶去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不巧天下起了雨，又没有电车可乘，他只能在雨中抱着两袋豌豆向家赶，纸袋子被雨水泡软了，豆子从袋角不断地滚落下来。当他浑身是水地赶到家，两袋豌豆只剩了一半。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拉贝始终保持了他和蔼可亲的性情，与生俱有的同情心使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总是尽自己的可能帮助别人。

在汉堡，拉贝看到一个人被暴徒打倒在地，他冲上前去，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自己也遭到了殴打。在电车上，一位姑娘饿昏了过去，拉贝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一部分。他说：“我还亲眼看到一些发生在汉堡的暴动。当人们在阿尔斯特河岸，在船上敲打手无寸铁的游水者，直到他们沉入河底。我站在那里，无能为力。”

有一天，西门子在上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他邀请拉贝、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西门子公司的朋友一块儿聚聚。他们在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啤酒，就酒的是布朗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旁边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兜售，她在每张桌子前轻轻地叫卖：“先生，买火柴吗？一盒一个马克。”眼神却盯着桌上的食物。

拉贝他们大声谈论着分别后的见闻、对时局的分析，全然没有在意小姑娘那盯着食物的饥渴的眼神。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随手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小姑娘。小姑娘接过食物，突然大声哭了起来，火柴抛撒得一地，她全然不顾，如获至宝地捧着食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

拉贝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触痛了，刚才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也荡然无存。此后，拉贝一直默默无语，以至于几位老同事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时光飞逝，小姑娘的哭声却无法从拉贝的记忆中抹去。

1. 见《拉贝日记》第8页：“为的是再看一看（青岛）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第713页，埃尔温·维克特《约翰·拉贝其人》：“德国保护区胶州湾和青岛市的建设也是他阅历的一部分。”
2. 拉贝所指即袁世凯为不去南京任职而制造的“壬子兵变”。1912年3月初，北京、天津城里突然枪声大作，到处火光冲天，乱兵冲上街头，有组织地对各家商铺进行抢劫。
3.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4. 同上。
5.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6.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7.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8.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载《孙中山全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页。
9.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0.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1.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2. 叶恭绰：《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近代史资料（总第50号），1982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3.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4.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5.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6.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7.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8.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9.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