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荡社会 迅速成长

一 宦官专权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出生了。

曹操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桓帝灵帝统治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十侍乱政图

东汉王朝共经历12个皇帝（两个帝位未到一年的皇帝未统计在内），近200年。

东汉的开国者刘秀，出身贵族官僚地主家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曾祖、祖父、父亲曾做过郡县长官。刘秀本人还是一个大商人地主。追随刘秀的开国功臣，好多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如邓晨、李通、邓禹、寇恂、耿纯、刘植等。东汉政权建立后，朝廷的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一类人中选用的。

这一情况，与西汉不同。西汉的建国者多为“布衣之士”，即较为贫寒之人。刘邦出身自耕农，做过地方小吏。他手下的重要将相也多出自下层，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不是县级小吏，就是小手工业者或自耕农。

尽管西汉和东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东汉政权一建立，就表现出维护豪强大地主利益的特点。东汉政府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几乎采取了放任政策，从而助长了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废除了盐铁官营制度，这对商人地主更为有利。因此，大地主势力在东汉一代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如贵族地主济南王刘康，有田800顷，奴婢多至1400人。官僚地主郑泰，有田400亩。不做官的豪民地主（包括商人地主）的势力更有明显发展。他们有的建立田庄，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东汉后期的思想家仲长统在《昌言》中曾概括指出：当时的豪强地主们“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居住着众多富丽堂皇的住宅，蓄养着成千的奴婢，役使着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四方，珍宝奇货，很大的仓库也装不下，其荣耀逸乐甚至超过王侯，其势力显赫可以同郡守、县令相匹敌。

东汉后期，在地主阶级内部还出现了士族地主阶层，即累世做高官的地主家族。士族地主多为儒学世家，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他们居于官僚地主的上层，也居于整个地主阶级的上层（皇族是最上层）。

各类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广大农民的土地不断被兼并，自耕农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依附农，身份不断降低，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东汉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之间频繁的斗争。

外戚或宦官操纵政权，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下的一种现象，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还需要有其他条件。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他们可以利用太后、皇后的关系控制朝政。当幼年皇帝即位以后，皇太后往往依靠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同专权的外戚就发生矛盾，怎么办呢？这样的皇帝往往依靠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即太监），把外戚势力搞掉，于是宦官又攫取了大权。等到这个皇帝死后，另一个母后及其父兄又选立幼小的皇子做皇帝，把持政权，又出现外戚专政的局面。幼小的皇帝长大后，又依靠宦官打击外戚。于是就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

外戚与宦官结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集团，彼此勾心斗角，倾轧争夺，非常激烈。大体上，在桓帝（147—167年在位）以前，是外戚势力居优势，桓帝、灵帝（168—189年在位）时期，是宦官势力居优势，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

桓帝时，外戚梁冀（他的妹妹一个是顺帝皇后，一个是桓帝皇后）任大将军，专断朝政。桓帝不满，依靠宦官力量，围攻梁冀，梁冀被迫自杀，梁氏宗亲被杀者数十人。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名宦官因诛灭梁氏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宦官侯览借口除灭梁冀时曾参与意见，也被封侯，朝廷大权又落到宦官手里。

宦官的贪暴，同外戚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可兼做朝官，可收养子，养子可以袭爵。他们的兄弟、姻戚都被安插到各州郡充任长官，大肆掠夺，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老百姓痛恨他们，称徐璜为“徐卧虎”，称左悺为“左回天”（指权势之大，有回天之力），称具瑗为“具独坐”（指骄贵无偶），称唐衡为“唐雨堕”（指残害百姓，流毒像下雨一样遍于天下。“雨”或作“两”）。侯览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公开霸占民田118顷、民宅381所。他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邸宅16区，每区都有楼阁、亭台、池塘。他还派人到处拦路抢劫，掳掠妇女，挖掘坟墓，掠取宝物。他的哥哥侯参做益州刺史，倚势搜刮了一亿钱，金银、锦帛、珠宝装满300多车。

灵帝时，大宦官张让、赵忠等，搜刮民脂民膏更加凶残。京畿附近数百万上好土地被他们侵占。灵帝还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

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以中常侍为其政治代表，他们出纳帝王之命，往往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出现。他们贪婪成性，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学无术，阻碍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迁，堵塞了一些太学生的仕途。同时，由于政治黑暗腐败，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一些太学生忧心如焚。他们便抨击宦官，议论朝政，要求改善政治。有的则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打击宦官的党羽。如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贪残犯法，杀害孕妇，剖腹取乐，逃匿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掌京师地区纠察）李膺毫不手软，派人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里把张朔捕获，然后处死。杜密任北海相，刘祐任河东太守，也都剪除了所属县令中的一些宦官党羽。这种情况，引起了宦官的不满和恐惧。他们依靠皇帝的权力打击官僚和太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事件。

早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算命先生张成，预卜将有大赦，唆使儿子杀人，被李膺处死。宦官便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结为一党，诽谤朝廷。桓帝便将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多所谓“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虽然把这些“党人”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

建宁元年（168），桓帝刘志死后，十三岁的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外戚、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想消灭宦官势力，事泄，被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矫诏攻杀。

次年，山阳郡督邮（巡察官）张俭上书告发宦官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求加以制裁。侯览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人结党，企图危害社稷。灵帝便下令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被捕入狱，他们都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172年，宦官又一次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176年，宦官怂恿灵帝下诏，凡是“党人”较近的亲属及其门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锢终身。

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一些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同宦官势力的斗争，可以说是“清流”同“浊流”的斗争。他们主张改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

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被杀、被禁锢终身，表明了东汉政治危机的加深。

但是汉灵帝毫不省悟，继续贪图享乐。他专门在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把国库中的大量民脂民膏，据为己有，积贮在这里。他还亲自到河间买田宅，以为私藏。为了搜刮更多钱财，他甚至把各级官爵定出价钱，公开拍卖。如规定在地方为官的“二千石”（相当于郡守）官职，为两千万钱，“四百石”官职，为四百万钱。在朝中为官的“公”（“三公”官）为一千万钱，“卿”（九卿官）为五百万钱。地方官比朝官贵，主要是因为任地方官便于直接搜刮民众。爵位的定价也不低，如关内侯为五百万钱。

定价之外，还要看求官者的身份和财产状况，灵活掌握。如名士崔烈半价（五百万）买个“公”官司徒，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买个“公”官太尉就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有钱的可以现钱交易，暂时无钱的，可以赊欠，任官后加倍付给就行了。

不仅如此，灵帝对那些没有花钱买官的地方官，还以助军和修宫室的名义，要他们向西园缴纳若干钱（多者几千万，少者几百万）。少数清正的地方官不满意这样做，有的辞官，有的被逼自杀。如钜鹿太守司马直上任时，被摊派纳钱三百万，这个数字比较起来不算多，但司马直不快地说：“为民的父母官，反而割剥老百姓，以达到上方的要求，我实在不忍心啊！”便称病辞官，皇帝不许，乃服毒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买官的人，还是被硬性摊派的人，上任后都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一个个都成了“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的贪官污吏。

由于桓、灵帝时期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因而造成多次水灾。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27次，桓、灵帝时就有13次，占水灾次数的二分之一；东汉时大的旱灾共发生17次，桓、灵帝时就有6次，占旱灾次数的三分之一。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桓、灵帝时期还发生大蝗灾7次，大风灾2次，大雹灾7次，大疫8次，地震十多次。水旱及其它灾害不断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

东汉后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民地主及各级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甚至倾家荡产，四处流亡。全国到处出现了“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凉景象，甚至产生人吃人的现象，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时黄巾起义以前，各地发生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六十多次。其中以桓、灵帝时期居多。他们有的称“皇帝”，有的称“黑帝”，有的称“太上皇帝”，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推翻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迫切愿望。虽然这些起义由于力量单薄，先后都遭到镇压，一一失败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屠刀，前仆后继的精神是可贵的。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呜。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这首歌谣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和与他们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着。

曹操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环境中度过的。这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无疑会带来重大影响。

二 家庭出身与少年生活

魏武帝画像

曹操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字阿满。出生在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里。

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做了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才改了姓。

曹氏是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继萧何为丞相的曹参的后代，家世逐渐没落。曹操的曾祖父曹节（此曹节与大宦官曹节不是一个人，“节”疑为“萌”）字元伟，在乡里为平民。但他在地方上素有仁厚礼让的名声，为人们所称赞。有一次，邻居家丢了一头猪，这猪与曹节家的猪很相似，这家邻居上门查找，认为曹节家的猪就是自己家丢的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猪领走了。曹节明知邻居的这种做法不合适，对自家的名声也不好，却不同邻人争辩。后来邻家的猪又跑回来了，邻居感到非常惭愧，赶忙把猪送回曹家。并不好意思地连向曹节致以歉意。而曹节没说任何埋怨的话，只是笑着把猪收下。此后，曹节更博得了乡里人的敬重和钦佩。

曹节共有4个儿子。长子伯兴，次子仲兴，三子叔兴，四子季兴。季兴名腾，就是曹操的祖父。

由于曹节家里穷，没有条件供儿子们读书识字。可是小儿子曹腾既聪明又可爱，曹节很为他的前途伤脑筋。当曹节得知邓太后挑选少年入宫做宦官，伴读皇太子读书的消息后，便把曹腾送去，竟被选中了。

曹腾做事认真，性情温顺，当了伴读后，深得皇太子喜欢。曹腾因此得到了长期学习的机会，进步很快。

顺帝（刘保）即位后，曹腾为小黄门，迁为中常侍（皇帝的近侍官）。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和桓帝时期，曹腾一直为宦官。前后长达三十多年。

身为宦官的曹腾，自然要维护宦官的利益。早在桓帝即位前，硬直派官僚的代表、太尉李固想立年长有德、聪慧严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大将军梁冀则想立蠡吾侯刘志。曹腾也想立刘志，便去见梁冀说：“大将军总摄朝政，手下宾客很多，所犯过失不小。清河王严明，如果让他当上皇帝，大将军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的。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有了曹腾的支持，梁冀的态度更硬了。

第二天上朝，梁冀用高压手段慑服众人，罢免了李固的官职，将蠡吾侯立为皇帝，这就是桓帝。桓帝即位后，曹腾因参与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皇后的近侍官）。

曹腾同那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排斥名士的宦官相比，还有些不同。他能注意推荐海内一些贤能之人到朝中做高官，如边韶、张温、张奂等。他气度不凡，很懂得用人之道。一个蜀郡太守想同他拉关系，趁本郡官吏有人进京的机会，给他送去书信和礼物。益州刺史种嵩得知情况后，上书检举曹腾接受贿赂，请求皇帝将其免官。皇帝以“书自外来，非腾之过”，袒护了曹腾。曹腾没因此记仇，反而常常称赞种嵩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官吏，并有“事上之节”，推荐他做高官。后来种嵩升为司徒，不忘曹腾的好处，对别人说：“我今天能够做到‘三公’官，全靠曹常侍的恩惠啊！”

曹腾死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承袭了费亭侯爵位。后来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追尊其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宦官得帝号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例。

曹嵩字巨高。其亲生父母是谁已经不可考，史书记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知道曹嵩是夏侯氏之子，是夏侯惇的叔父，曹操同夏侯惇是叔伯兄弟。

有了曹腾这么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大宦官作为养父，曹嵩的成长进步很快，仕途也一帆风顺，很快做到了司隶校尉。灵帝时又转为大司农（主管租税钱谷）、大鸿胪（主管接待宾客）。大司农、大鸿胪都是“卿”官。后来曹嵩又买了太尉的官职。

宦官在当时社会上是被人歧视的，出身名门的官僚士大夫就更看不起他们了。但在汉末宦官专权的几十年中，曹氏家族的财势却是相当大的。

曹嵩能出一亿钱买官，表明他家财势不小。这时期，曹氏同族也有几支是在中央和地方做大官的。如曹腾的弟弟曹褒官至颍川太守，曹褒的儿子曹炽（即曹操从弟曹仁的父亲），官至侍中、长水校尉，曹腾的侄儿曹鼎（即曹操从弟曹洪的伯父）官至尚书令，另一个堂侄儿（曹休的祖父，名字不详）曾任吴郡太守。在这些家族中较为突出的殷富之家有曹炽之子曹纯（曹仁弟），史称他家“富于财”，有僮仆上百人。还有曹洪，他家中豢养的家兵上千人。这些僮仆、家兵不单纯是供其主人享乐、守护宅院的，其中有些当从事耕田的生产劳动，这意味着其主人家拥有不少土地。

曹操出身于有财势的家庭，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有条件求知学习，但并不像袁绍那样是世代官僚地主、世代书香门第。因此，曹操幼年时期没有受传统儒学教育的束缚，各家的著作和主张他都学。另外，曹操孩提时母亲不幸去世，失去母爱，缺乏亲人管教的曹操，少受封建礼法观念的束缚，很容易使他放荡不羁。后来，曹操在《善哉行》（其二）诗中追忆自己在少年时的情况说：

自惜身薄祜（怜惜自己福气不多），

夙贱罹孤苦（生来微贱孤苦无靠）。

既无三徙教（没有得到慈母教育），

不闻过庭语（很少听到父亲训导）。

“祜”是福，“薄祜”即福薄。“贱”指出身宦官家庭低贱。“三徙教”，指孟子母亲为了教育好孟子，三次搬家选择邻居，最后迁至学宫旁边，便于学习礼仪，才定居下来。“过庭语”，指孔子儿子孔鲤从庭院中走过，孔子把他喊住，要他读《诗》学《礼》。这段诗大体上反映了曹操少年时期的境遇。

少年的曹操，喜欢飞鹰走狗，耍枪弄棒，精于骑术箭法，虽有些“游荡无度”，但表现了智勇机警，善于随机应变。

大约在曹操十岁时，有一天，他独自在谯水中游泳，突然间有一条大的水蛇（“蛟”）正翘着脑袋向他浮游过来。他见躲避不及，便同它勇敢地搏斗起来。最后这条水蛇潜水退去了。这件事过后他没对别人说。

又有一天，曹操同朋友们一起玩耍，遇见一条蛇向他们游来，同伴们很害怕，呼喊着往后奔跑，曹操不慌不忙笑着说：“我碰上大蛟都没有害怕，看见一条蛇哪能怕成这个样子呢？”这时他才说出上次独自向大水蛇搏斗的情况。大家都对曹操的勇敢精神感到惊异。

曹操到十几岁的时候，还经常同他的族兄弟曹仁、曹洪或其他少年朋友外出打猎，奔驰在原野森林中，觉得其乐无穷。玩起来没完没了，很晚才回家。他每次行动都是不让亲人特别是父亲知道的。因为他父亲是不愿意他随意这样做的。他的叔父担心他“终日游荡”，“不务正业”，不能继承家业，争列名门，因而经常在曹嵩面前说他的坏话，曹嵩狠狠地教训了他。曹操对叔父的搬弄口舌，很是不满，找机会进行报复。

有一天，曹操在路上碰上了叔父，便故意倒在地上，假装中了恶风。他歪着脖子，张着大嘴巴，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叔父一见此种情景，叫曹操不要乱动，好好休息，便急忙跑去告诉曹嵩。当曹嵩同几个随从慌慌张张赶来时，见曹操口脸如故，好端端地站在那里，神态和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曹嵩感到奇怪，便问道：“你叔父说你刚才中了恶风，难道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装作委屈的样子，回答说：“我从来没有中过风呀！这是怎么说的？大概是叔父不喜欢我，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吧！”于是曹嵩产生了怀疑，此后弟弟再反映曹操的情况，他不再都信以为真。曹操也就深为得意，比以前更加放纵了。

曹操想试试自己有无游侠的本事。在一次同袁绍观看别人的婚礼时，他动员袁绍和他一起进行一次抢劫新娘的行动，试试能否成功。

傍晚时分，曹操和袁绍经过一番化装，就溜进主人的花园中藏起来。等客人走得差不多时，用调虎离山之计，两人一喊一应地大叫：“有小偷啊！”“抓小偷啊！”等房内众人涌出来，向花园赶去，洞房中只剩新娘一人时，曹操便钻进去手持利刃逼着新娘不要喊叫，将新娘劫持出来。当曹操出来同袁绍会合后逃走时，袁绍路没走好，突然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不敢动弹了。曹操见状大喊一声：“小偷在这里，快来抓呀！”袁绍一急，不顾刺痛，一下子就从灌木丛中蹦了出来。然后他俩把新娘丢下一起逃脱了。游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件事可能属于传说，或许能反映曹操的性格。

曹操喜欢游泳、狩猎，也喜欢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有人指点，条件又方便，所以进步很快。除读《春秋》、《礼记》之类，还读《诗经》等。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以及耳闻目睹官场的矛盾，对社会了解的加深，他不再沉溺于飞鹰走狗的生活，开始关心政治，涉足社会。特别是他十四五岁时，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人，被宦官杀害，对他的震动很大。他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改变政治黑暗腐败的局面。

此后，曹操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他读书与一般俗生儒士不同，不专读儒家的书，其他诸子百家的书也都读，而且注意经世致用，把有用的东西加以吸取。他预感乱世将要出现，只有学好兵书才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来。为此，他收集了兵家的各种兵法，深入学习，并择其精要汇编成册，题名《接要》。与此同时，他还抓紧时间锻炼身体、学习武艺，掌握了一些格斗的要领，以作防身之用。他逐渐成熟起来了。

三 结交名士

为了跻身士林，登上仕途，实现自己治世的抱负，进入青年时期的曹操，注意和名士交往。对一些年轻的名士就与之结交为朋友；对一些年长的名士就向他们求教。这样有利于争取名士对自己的了解和帮助，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扩大自己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的宦官家庭出身，为广大士人所蔑视，因而很注意树立自己不与宦官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形象。

曹操虽在少年时就与袁绍相交，但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些隔阂。及至袁绍、袁术的母亲死后归葬汝南时，曹操同他的好朋友王儁一同去参加葬礼。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和袁绍是同乡。曾得到名士、“党人”范滂的赏识。曹操也很钦佩王儁“外静而内明”，很有才华。而王儁也很赞许曹操，认为他有治世的才能。

袁家是世代做高官的名门望族。这次葬礼举行得非常隆重，参加的人达3万多，搞得很奢侈，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曹操见此情景感慨万分。他对袁绍、袁术十分不满，对王儁说：“天下将要大乱，倡乱的罪魁祸首肯定是这两个人。要想安济天下，为百姓解除痛苦，不除掉这两个人是不行的。”王儁也很有感触地说：“我赞同你的说法，能够安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说罢，二人对笑起来。

在王儁避居荆州武陵，官渡之战时，王儁曾劝刘表与曹操联合，刘表不从。曹操下荆州时，王儁已死，曹操将其改葬江陵。

颍川李瓒是“党人”领袖李膺之子，后来做过东平国相（如同郡守）。曹操同他交往，彼此了解很深。李瓒非常赞赏曹操的才能，临终时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要大乱，天下英雄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曹操的，张孟卓（张邈）是我的朋友，袁本初（袁绍）是你的外亲，虽然如此，你也不要去依附他们，一定要去投靠曹操。”后来李瓒的几个儿子遵从父命，在乱世中果然保全了性命。

南阳何颙，字伯求，年轻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等太学生首领交好，很有名气。好友卢伟高父亲临终时，何颙前去问候，得知其父有仇未报，便帮助卢伟高复了仇，并将仇人的头拿来在他父亲墓前祭奠，很是侠义。

何颙和大官僚士大夫“党人”陈蕃、李膺相好。陈蕃、李膺被宦官杀害后，何颙也受了牵连，在被拘捕之列，于是他变易姓名逃到汝南躲了起来。袁绍慕其名，私下与其交往。何颙经常潜入洛阳与袁绍计议，解救“党人”。

曹操在这期间也同何颙交往，谈孔学，论百家，说《诗经》，讲兵法，头头是道。分析评论现实的派别斗争、党锢之祸，很有见地。表现了学识渊博而且有济世之才。何颙私下对别人说：“汉家将要灭亡，能够安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了。”曹操听到后，非常感激。

此后，曹操在士人中的名声就更大了。

汉代选拔官吏主要是采取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的办法。舆论的评议（鉴定），对选拔官吏有很大影响。舆论评定得好，有了好名声，才有可能成为察举、征辟的对象。东汉后期，这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以致产生了评议的权威。许劭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劭字子将，汝南人，以名节自我尊崇，不肯应召出来做官。他是一个很有眼力的名士，善于品评人物，被当时人公认为是权威。他经常在每月初一进行评议，叫做“月旦评”。谁要是得到许劭的好评，谁的身价就能提高许多。

曹操为了取得许劭的好评，先去拜访在评议界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名士桥玄。

桥玄，字公祖，梁国人。历任县功曹、郡太守、司徒长史、将作大匠、度辽将军。灵帝初年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升为司空、司徒，又转为尚书令，后又迁太尉。他为官清廉，敢于打击豪强贪官，举贤不避仇，将素与他有仇隙的南阳太守陈球举荐为廷尉（主管司法刑狱的“卿”官），为人们所称道。曹操对这位老前辈很是钦佩和崇敬。

大约在桥玄为尚书令时，就是曹操十八九岁时，曹操的父亲曹嵩正在桥玄手下做“卿”官，两人关系自然比较熟。曹操去拜见桥玄，桥玄热情地接见了曹操。在交谈中，曹操坦诚地把自己的情况和政治见解同桥玄讲了，并特别表态说：“我是宦官的后代，但我是明辨是非的。对的我拥护，不对的我反对。对别人或集团也是如此。就宫中的斗争来说，争权夺利与互相残杀，这对国家、对百姓都没有好处。特别是一些正直有才华的人受牵连，被打击，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我真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使政治能够清明，天下得以安定。”

桥玄听了曹操的一番话很感到惊异。他思忖曹操是宦官的后代，而并不站在宦官的立场上说话，尤其认为曹操年纪不大，竟有如此宽大的胸怀，确实不简单。

此后，曹操又同桥玄有多次交往。曹操得到了桥玄的指点和教育，桥玄也进一步全面地了解了曹操。桥玄认为曹操确实是一位有才华、有大志的人，将来必能成就大的事业。他发自内心地对曹操说：“看来天下将要发生变乱，没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不能使天下安定的。能够安定天下，使百姓能得以安生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了。”曹操听后感到非常吃惊，心中也感到十分高兴。他连忙表示说：“大人的夸奖有些过誉，我实在不敢当。将来我从政时一定竭尽全力，忧国忧民，不辜负大人的希望。”

桥玄听后，更加激动地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恐怕不久就要离开人世。我不仅希望你要实现我心中的愿望，而且愿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希望你日后多加关照。”

这位比曹操大四十六七岁的老人，把曹操当成了朋友，使曹操激动不已（桥玄于灵帝光和六年去世，时年七十五岁。后来曹操专门派人到桥玄墓致祭，感谢桥玄对他的知遇之情）。

桥玄为了提高曹操的知名度，对曹操说：“现在你的名气还不大，你可以到汝南去见许子将，或许他对你能有所帮助。”这正符合曹操的心意。

曹操带着厚礼到汝南去会见许劭。因桥玄介绍，许劭热情地接见了他。见面后，曹操态度谦虚，向许劭讲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抱负。许劭听后与桥玄初见曹操的感受相同，觉得曹操与一般有知识青年不一样，在思想、气质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因素。但由于过去也知道些曹操“飞鹰走狗”的行径，对他有些蔑视。因而一时很难给他下个恰当的评语，没有加以回答。曹操心想既然来了就要讨个评说，于是坚持自己的要求。许劭经过沉思之后，回答说：“你是太平时代的能臣，动乱时代的奸雄。”曹操听了这个评语，感到很开心，大笑着离去。

“奸雄”是怎样的人物呢？既是胸有大志，能称霸于天下的人，又是善于权谋，戏人于股掌之上的人。其中既有褒意又有贬意。“奸雄”却不是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做到的。因此，曹操觉得这个评语的估价，并不算低，自己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心中颇有些得意。

由于曹操争取到一些名士对自己的了解和很高的评价，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注意，加上他祖父、父亲的关系和影响，他很快就步入仕途，施展其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