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播

启蒙

我和广播的缘分比我的年龄还要长。

据妈妈回忆，当年妈妈还不是我妈妈的时候，同为下乡知青的爸爸在跟她谈恋爱，为了丰富她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爸爸拿出作乡村教师挣来的仅有的三十块钱工资，破费了其中的二十八块钱，给妈妈抱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成了我家当时最为贵重的“高档家电”。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每天都跟她一起做收音机前的忠实听众。那时，妈妈总是把大大的“半导体”放在枕边，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的《长篇评书联播》和《广播剧》是妈妈的保留节目。到了晩上入睡前，妈妈还要枕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和歌曲入眠。

那时候还没有“胎教”的概念，但是妈妈的这一业余爱好却培养了我对广播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妈妈总是用收音机里的节目来哄襁褓中哭闹的我，那时，只要我一哭，妈妈就赶紧打开收音机，每当这时，我的哭声就会戛然而止，两只眼睛牢牢地盯着那个会发出声音的“大盒子”，好奇地眨巴着眼睛。稍大一些的时候，不管我正在干什么，只要有音乐从收音机里传出，我的两只小脚丫马上就会和着音乐的节奏踢腾起来。

这一招屡试不爽，妈妈曾经打趣说，我是让广播带大的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听收音机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那时，每天从幼儿园里被爸妈接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到床头把缝纫机上的收音机拧开，然后一边全神贯注地趴在那里听《小喇叭》和《星星火炬》，一边等着妈妈喊开饭。吃完晩饭以后，我就会跑到院子里，把孙敬修爷爷在收音机里讲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也就是从这个神秘的“木匣子”里，我知道了很多老播音艺术家的名字，记住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幸福的童年大都相似，我相信会有不少朋友跟我有类似的与广播为伴的经历。那时的我们，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没有动漫，但是，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生活却因广播而生动和精彩起来！

感谢广播，带给我们无比充实和美好的童年记忆！

一盒录音带

2005年4月底，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出书了，那是一本散文集——《夜空下的心灵之约》，里边是我们节目的稿件汇编，那是我们组里文字编辑们几年来的心血之作。我有幸参与了随书附赠的CD的录制工作，经过编辑们数月的努力，当那张制作精良并全部由我来朗诵的光盘拿到手上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第一件事就是拿回家里和父母一起分享。

装好电池，放上CD，我把耳机塞到妈妈耳朵里。

“妈，听听看，怎么样？”我有些炫耀地问妈妈。妈妈看看一旁美滋滋的我，没有说话，慢慢闭上眼睛开始欣赏起来。过了很久，她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听。“妈……您怎么不说话呀？”没有等来想象中的称赞，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开始忐忑起来。

“挺好！”妈妈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我，“听了之后，能让人心静下来！”

我心头一热，是的，这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总是这样淡淡的。记忆中，每当我取得成绩时，从未受到过妈妈大张旗鼓的表扬，虽然她也为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而感到高兴，但更多的却是鞭策。相反，每当我遇到难关时，却总是会听到她和爸爸对我说，我是他们眼里最棒的！因为工作太累的缘故，妈妈一直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多年来，失眠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今天，听了我录制的CD，常年失眠的妈妈却说听了之后她能睡着觉了！对于主持夜话节目的女儿来说，这是妈妈给我的最高评价！

跟妈妈的含蓄内敛不同，性格活泼开朗的爸爸则显得挺自豪！

“看吧，咱孩子小时候我就说过她将来长大后准能当个播音员，那时候你们还不信呢！我没说错吧！闺女这一点随我！”

看着爸爸从里到外透着的那股子高兴劲儿，我也被逗乐了！是的，这一点我随爸爸，爸爸是个语文老师，在业余时间更是个朗诵和演讲比赛的“获奖专业户”，我从小就为爸爸的口才骄傲，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只要有爸爸在的地方，就有笑声在，他的幽默诙谐、出口成章，使他总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不仅如此，第一个发现我声音的潜质和在语言表达方面给我鼓励的人也是爸爸。

那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考试成绩还没有出来，用不着看家长的脸色；假期作业也还没有布置，暂时不用为它发愁。对于上学的孩子们来说，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正式放假之前的那几天是他们最开心、最放松的日子。

疯玩了几天之后，我独自闷在家里开始百无聊赖起来。电视看烦了，游戏也都玩腻了，玩儿点什么好呢？我郁闷地窝在沙发里，目光在家里四处搜寻着，突然，我看到了爸爸书桌上的小录音机——灵感来了！

我爬到床底下，把大纸箱里妈妈每个月给订的一大摞《少年文艺》翻找出来，挑出那里面我最感兴趣的小故事，然后找来一盒空白录音磁带装进录音机里，清清嗓子，小心地按下录音键，开始有模有样地大声朗读起来。我不仅声情并茂地叙述，还自己揣摩故事中人物的心理特点，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模仿他们对话的部分。我被自己发明的这个新“娱乐项目”深深地吸引住了，越录越带劲儿，一连朗读了好几个故事，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接近黄昏的时候，爸爸下班回到家，看见我灰头土脸地端坐在小凳子上，身边放了个录音机，一大堆《少年文艺》东倒西歪地摊了一地，以为我又在家“造反”了。我扬起小花脸，目光闪亮，兴奋地冲他嚷嚷起来：“爸爸快来！快来！你听！”爸爸被我招呼到身边坐下，我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

录音机里传来了有些稚气的播讲，爸爸听得出了神。“这是你在电视上，还是广播里录的节目吗？”爸爸很奇怪。

什么？他竟然没听出来这是我的声音，以为这是哪里的节目。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哇啦哇啦地叫开了：“这是我录的！是我讲的《少年文艺》上的故事！不信你看！”

我忙不迭地把书上相关的篇章翻开，一本一本摊在他面前！

“嘿！丫头！真有你的！”爸爸乐开了花，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把爸爸都给唬住了！录得很不错嘛！我还以为是收音机里的呢！嗯！行！”

那天晩上，爸爸很兴奋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并连夜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索要招生简章。

一周以后，招生简章寄到了家，尽管爸爸多次在饭桌上提起这件事，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当个播音员，但当时年仅十一二岁的我却并不以为然。我再没有执着于此，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我并不清楚“梦想”的含义，那时懵懂的我脑海中还没有梦想，只有打沙包、踢毽子、棉花糖和巧克力豆……

兜兜转转，多年以后，我还是做了播音员，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在北京广播学院一待就是五年。

如今，当那个“录音带故事”中曾经的小女孩幸福地坐在话筒前，在星星亮起的时候，用自己的声音为听众传递祝福、沟通彼此、温暖心灵时，总会感慨并感激地懂得：这份动力和自信来自内心！

这一盒录音带至今被父母作为我成长路上的纪念而很好地珍藏着，感谢父母，他们从没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给过我压力，却在我认识自己的艰难路程中为我把灯点亮。

我要当个播音员

在我的青春时光里，有三年是非常无奈却又无比幸福的。那是我在河南工业大学读大专的时候，因为对自己所学的电气电子计算机应用专业兴趣不高，我开始在完成学业的前提下，尝试着在其他方面寻找能让自己燃烧起来的东西。

一天傍晩，在去食堂的路上，我突然听到学校的广播里传出的声音跟以往很不一样，仔细一听，原来是换了个播音员，那女孩怯生生地播报着校园新闻，末了，对大家说：“我是今天的实习播音员，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我拿着饭盒，在大喇叭下很认真地听着，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说干就干！

我飞快地跑到学校播音室的门口，郑重地按响了门铃。等了片刻，一个很清秀的女孩打开了门。

“同学，你是要点歌吗？可是今天的播音已经要结束了。”

我赶紧摇了摇头：“不是，我不点歌，我想问一下，广播站是在招新的播音员吗？”

那女孩上下打量着我：“是，不过，上周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有三个在实习了，我们最终只会选择一位同学进广播站。”

她见我还站在那里，就又补充道：“也就是说，今年招新播音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咬了咬嘴唇，在她要关上门的一刹那叫住了她：“同学，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上周没有听到招考的通知，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想试一试！你们能让我试试吗？”我一脸期待地望着那个女孩，见她没有吱声，就又一次恳求她。

最终，还是我的诚恳打动了她，她终于同意我第二天中午可以过来试试，但是，不给定题目，播报内容自己设计。

我内心一阵欢呼，飞快地跑回宿舍，开始准备起来。

播报什么好呢？我想了又想，最后自编了一段“校园广播站一周节目介绍”。我写好稿子，并背了下来，天黑以后，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校园空旷的操场上。

那时正值元旦前夕，冬日的北风刮在脸上生疼，漆黑寂静的大操场上空无一人，我裹紧了棉衣，站在操场中间亮开了嗓子。在宿舍里，我怕影响到别的同学，而这里不会，这里只有呼呼的北风和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大声练着，空荡荡的操场仿佛是我的舞台，操场边的小树仿佛是我的听众。一直练到舌头都被冻得没那么灵活了，我才拖着站得又酸又麻的双腿回到了宿舍。

第二天，出乎大家的意料，我通过了考试，一个月之后，我成了那年唯一一个被校园广播站录用的新播音员，一年以后，我当上了广播站的站长。我的大学生活从此进入了另一番精彩的天地。

那时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热爱”，我痴迷于话筒，乐此不疲地珍惜着来之不易的为同学们广播的机会。

每天清晨，我是学校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因为我得在校园广播里播放《晨曲》把大家叫醒，然后为大家播放《出操》的律动音乐和《广播体操》；每天中午，我是最后一个吃午饭的人，因为有很多同学要在午饭时间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校园广播里好朋友为自己和班集体点播的歌曲；每到运动会的时候，我是说话最多的人，因为我必须在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报运动员的成绩和各系各班级送到我这里的稿件，以鼓励赛场上运动健儿们的斗志。

因为是广播站的站长同时又爱好广泛，因此，学校大大小小的文娱活动总能看到我的影子，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中间越来越惹人关注，这个时候，学业自然就更不能落下。在大学里，理工科的学生和文科的学生面对的课业负担简直是天壤之别，每周必须要交的大量作业和制图经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考试前，面对一大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功课更是十分头痛，眼前堆积如山的习题和没完没了的数据与程序经常搞得我晕头转向。有时，一道题实在攻不下来，我便去找功课好的同学问，但在别人给我很耐心地演算过之后，我还是一脸茫然，每到这时我都会对自己的能力感到—丝绝望，甚至还会哭鼻子。但是，三年的学业，尽管困难重重，我却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不想自己成为别人眼中“不务正业”的人。

既要满足爱好又要兼顾学业的我虽然很累，但是三年之后再回首时却真的很开心。在临近毕业时我参加市文艺广播电台举办的比赛，获得了“优秀大学生节目主持人”称号。

我战胜了自己，我的大学生活是有收获的，我没有让它荒废。后来，曾经有很多老同学和当年的老校友写信告诉我：“那几年，收听校园广播已经成了大家课余生活的一部分，每到周日不广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校园里少了很多生气和活力。”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当时和我同在校园里的朋友们是否还能记起校园广播里那些我为大家精心设计的精彩节目：《天天点歌台》、《校园新干线》、《每周一歌》、《夕阳点滴》……但是，这些对于始终不喜欢自己专业的我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回忆，它们是我大学生活中最为亮丽的色彩！

校园里的小小播音员，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在大学校园里的价值；校园里的小小广播站，成了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街头有线小广播

我把大学毕业时学校分配给我的稳定工作辞掉以后，问题和麻烦接踵而至，首先是我的档案关系怎么办。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负责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一边帮我办理接管档案的手续一边一脸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个天外来客。

记得他在看完了我的资料以后很严肃地问我：“你都想好了？”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人才中心”接管的大部分都是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和一些暂时没有単位接收的人员的档案，像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自己放弃稳定工作抱着档案去找他们接管的情况并不多见。虽然现在的人才流动和档案管理工作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这个主动地把自己“扔”到社会上的举动在当时看来的确是有些冒险和不可思议的。

由于害怕家人也有同样的顾虑和担心，我就先把辞掉工作的事情偷偷瞒了下来。每天按时出门装作去上班，其实是在满大街地找工作，不停地换工作。

记得那是12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迎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去广告公司上班，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突然注意到高高的电线杆子上挂上了很多有线广播，仔细留心我才发现这些有线广播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路口。正在满心疑惑的时候，悦耳的音乐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放慢了车速，一边骑一边听着。

原来，这些“有线广播网”是由郑州市各区宣传部负责创办的，利用上下班时间为市民们播报路况、天气、国际国内新闻和各区宣传动态的设施，丰富的资讯和舒缓的音乐代替了市民们往日上下班途中的单调乏味，这些街头的有线小广播成了当年那个城市街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和在学校里初次听到校园广播时的心情一样，我又一次动心了。在街头广告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区委宣传部……

学校广播站的实践帮了我，经过简单的考试之后，我便上岗了。

坐在话筒前，我再次感受到了播音带给我的发自内心的激情。仿佛是着了魔一样，一个月以后，我放弃了每月1200块钱的广告公司助理的工作，在这个每月收入只有300块的并不怎么正规的播音岗位上很带劲地干了起来。

那时的我声音稚嫩，但是热情很高，我跟宣传部的编辑老师学会了怎么组织和编辑稿件，跟录音合成学会了怎么制作节目，我的勤奋和进步很快得到了区委宣传部里老师们的肯定，渐渐地，他们开始放手让我自己编辑、制作和播出几乎所有的节目。

从新闻资讯类的《新闻快报》到生活服务类的《万家灯火》，从评论类的《梧桐树下》到娱乐类的《轻松时刻》，我像一只刚刚窥见蓝天的小鸟，每天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学习飞翔，忙碌着，快乐着。

找到了收入微薄但是非常热爱的工作以后，我跟家里摊牌了。外公很生我的气，觉得我是个不怎么踏实的孩子，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理解我。

但是父母的表现却出乎我的意料。跟小时候每次遇到难关时一样，电话那一头的爸妈沉默了好久之后对我说：“你如果真的喜欢就放手去做吧，只是不要因为怕吃苦就半途而废了！先不要考虑能挣多少钱，爸妈永远支持你！”

换了多少次工作都没有流过泪的我，听到爸妈这样的话却悄悄地哭了……

如果问我最感激父母的是什么，我想除了养育之恩，除了教我做人，我更感激他们的是：在人生的每一个转弯处，从来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让我学着为自己负责，给我的永远是支持和鼓励。

后来，虽然没过多久，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有线小广播便停办并被拆除了，但是这一短暂而全情投入的工作体验却让我从一个学校广播站的广播爱好者成长为一个初步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从内心的懵懂迷茫中走了出来，我了解了我自己，我找到了前行的路。

我爱上了这一行，我决心，坚持下去！

杨大姐

杨大姐是我在“有线广播网”做播音员时认识的。工作的第一天，在灯光昏黄的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我初次见到了她。

杨大姐姓杨名秋，她个子不高，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那么温柔亲切，说起话来脸上总挂着微笑。虽然已到中年，皱纹悄悄爬上了面庞，但是她端庄的举止和热情平和的待人态度使她看起来特别美，我猜想，杨大姐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她是区委宣传部里最能干的女编辑，她撰写的新闻稿件在全省和全国多次获奖。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字辈”跟杨大姐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杨大姐对单位里的年轻人特别好，每到周末或是平时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做客。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丰盛的火锅一摆上桌，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我们聊工作、聊生活，连年轻人经常困惑的情感难题杨大姐也总是很认真耐心地帮我们梳理。

我是个女孩子，父母又不在身边，杨大姐对我更是十分关照。

那年冬日里的一天，早晨刚刚上班，我因为做节目的思路和一位负责播出的临时工作人员不一致，发生了争执，这位工作人员是领导的亲戚，几句口角之后，她便十分蛮横地抡起胳膊一把把我推到了墙角，我的头重重地磕在了墙上。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的我，眼泪夺眶而出。我委屈极了，哭着跑出了办公室，我不想干了！

我来到离单位不远处的公园里，坐在长椅上，一边哭一边想着今后该怎么办。接近黄昏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是杨大姐和她的女儿乐乐！

虽然是冬天，杨大姐却因为我急出了一脑门儿的汗，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听说以后到处找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大冬天的在这儿坐着多冷啊！你别难过，这些都是小事，我已经找领导反映过情况了，他们会公正处理的。”

乐乐则懂事地拉着我的手，把一个热气腾腾的烤白薯递到我的面前：“姐姐，快吃吧，还热着呢！妈妈买了两个，你一个我一个！”

像见到了亲人一般，我委屈的眼泪又刷地流了下来，我接过烤白薯捧在胸前，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近一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

那天晩上，为了做通我的思想工作，杨大姐让我在她家里住下了，她告诉我：“工作当中跟同事产生矛盾和分歧是很正常的，自己要学会处理，不要一受委屈就不想干了，为了自己心爱的工作，为了自己能学到东西，将来有所发展，有些事情也是必须得学会忍受的。”

后来，杨大姐带着我找到领导说明了情况，那个临时工受到了单位的严肃处理，我也通过这件事情明白了：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真的热爱它就不能因为暂时的不如意而轻易地放弃。

那时，杨大姐自己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年轻的我并不能体会一段不幸的婚姻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多大的精神负担，我成了她家的常客。当自己的生活被琐事困扰不会处理时，我总是眼圈红红地找杨大姐诉苦，请她替我出主意。虽然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得很艰难，但是她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从没有流露过自己的不如意，她总是那么乐观、开朗、坚强地生活着。

有线广播被停办以后，我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我又开始四处找工作了。一天，杨大姐把我叫到她家里，一顿丰盛的晩餐过后，杨大姐问我：“你是真的很喜欢做广播吗？”

我不解其意，但是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她找出自己的通讯录把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了我：“这是我高中同学的电话，她现在是省经济电台的副台长，上周同学聚会听说他们电台正在招考业余节目主持人，我跟她提过你，你去试试吧！”

我没想到这一个电话号码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之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来到了省经济电台……

直到现在，每次假期回到家乡，我都会抽出时间到杨大姐家里坐坐。乐乐长大了，大姐却老了，离婚后的她发间渐渐有了些许花白的颜色，但是，她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依然还是那么美丽，她那热情亲切的面庞依旧还是那样生动。现在的她，在单位里还是年轻人的知心大姐，虽然一个人带着乐乐，却也并不寂寞。

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大姐还给我发了一条这样的短信：“快放假了吧？国庆节回来过吗？天凉了，保重身体，好好工作！”

杨大姐，谢谢您在我初入社会时给过我的无私帮助和提醒，我会努力的！人生苦短，您也要多多保重！

我是陶然

第一次来到河南省经济电台的那天，外面骄阳似火，我一个人坐在会客室里等着打过电话的台长出来面试我，这时，一位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个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我告诉他是台长让我来参加业余主持人面试的。

他很诧异地看着我：“台长今天一早临时接到通知去外地出差了，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回来，她临走时并没有交代过你的事啊！而且，我们的招聘早就结束了。”

我愣在了那里，不知该怎么办。

这个中年人看我一脸为难的样子便让我跟他进了办公室，他随意地拿起一张报纸：“这样吧，你读一段我听听，如果还可以我们就研究一下，如果不行你就别再来了。”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起来，印象中自己那天表现得并不怎么好。由于天很热，在路上跑得口干舌燥的我嗓子又涩又紧，我觉得自己第一遍磕磕巴巴地没读好，就自作主张地又来了一遍。

那位中年人斜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我心想：“一定是自己读得太差劲，把人家给听得睡着了，这下子肯定没戏了！”

他见我读完，挥了挥手说：“嗯，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很灰心地走出了经济电台的大楼，觉得自己再也当不了播音员了。

谁知三天以后，就在我即将和另外一家公司签约的时候，我竟意外地接到了经济电台通知我被录用的电话！命运从此峰回路转！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面试我的中年人是节目部的李格孟主任，他之所以录用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声音有多出色，而是我的认真和投入打动了他，他觉得我是个可以好好培养的年轻人。

经济电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新鲜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我给自己起了个播音名叫“陶然”，我希望自己能像这个名字一样开心又自在地在播音之路上一直走下去。

所谓的业余主持人，其实就是“替补”，遇到那些正式主持人家里有事或是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这几个业余主持人就得匆忙上阵，解决“燃眉之急”。我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机会，很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节目。

那时，即使是《空中鹊桥》或是《评书联播》，我都会很精心地写好串联词，在下边反复练习揣摩之后才会坐在话筒前。周日的节目谁都不愿意来顶班，可是我却乐此不疲。

我的认真和勤奋使我很快在众多的业余节目主持人当中凸显了出来，两个月之后，一档当时在台里挺有名气的夜话节目《今晩真好》因为主持人突然提出要去上海进修而陷入困境，台领导想到了我。刚开始上直播节目的我因为太过紧张又缺乏经验总是笑话百出。有一次，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伴着舒缓的音乐，我开始说结束语：“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播音员陶然代表责任编辑感谢您的偷听……”

老天！我竟然把“收听”说成了“偷听”！这可是直播！怎么办？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好像大家也并没有注意到我的那次“口误”，听众也没有写信指出，我算是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台里把一个来实习的男孩子安排到我的节目里，他叫夏冬。直播间的电子钟指向了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俩戴上耳机，迅速地走节目片头，推音乐，开始向听众问好。

他先来，他清清嗓子，把话筒打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然！……”

啊？他是陶然？那我可怎么办？这个叫夏冬的男孩由于太紧张，竟然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他自己头上！

那时的我并没有什么打圆场的经验，我俩面面相觑，那男孩满脸通红地看着我，互相对视了几秒钟之后，我们突然觉得这件事非常滑稽！我赶紧先在节目开始送了一首歌曲给听众，然后关上话筒，我们两个年轻人为刚才的失误笑做一团！

虽然这些经历如今回想起来跟笑话似的，但是，它却给我这个年轻的播音员敲响了警钟！尽管领导并没有为此批评我，但是，我还是在内心自己做了检讨。播音无小事，坐在直播话筒前的我面对的是全省的听众，我必须为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

这些失误和教训给了我应对难题的经验，河南经济电台给了我自由驰骋的空间，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直播锻炼中，飞快地成长了起来！

月到中秋

“嘿，你好，我是陶然，你是哪一位呢？今天过得好吗？”这句独特的开场白我一直沿用至今，只是那时的我用的播音名不是我自己本来的名字。

周一至周五，每当夜幕低垂，晩间的21点到23点便是河南经济电台《今晩真好》节目的时间，戴上耳机，调整好麦克风，望着直播间大玻璃窗外的万家灯火，我的心也随着21点的音乐节拍飞扬起来。

对于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来说，坐在话筒前的一刻便是他最幸福的一刻，我也是这样，真是话筒一开，精神就来了。每当把一篇纸上没有生命的文字变为听众耳边充满感情的诉说时，每当想象着电波的另一端有无数颗心和电波这一端的我在同一时刻分享着同样的喜乐与哀愁时，每当我把给听众的祝福和安慰寄予音乐在无垠的夜空中传递时，电波那一端的听众快乐得满心喜悦，电波这一端的我幸福得泪光闪烁！每次播音，我最先打动的总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