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拾趣 土生土长，得失可鉴

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他离开了家乡，更改了名字，走上革命征途，四海为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看一看，但是，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

关向应

贺龙，人称“贺胡子”，为人坦诚，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脾气有些大。“两把菜刀闹革命”，在“四一二”的血雨腥风中，敢于出任南昌起义总指挥，参与创建人民军队，与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真刀真枪地斗，没有一些脾气，行吗？

脾气大的人，不太好相处。但是，关向应却与贺龙和睦相处了十几年，友情笃厚，以“贺关一体”闻名于世。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至，身在前线的贺龙放声大哭。不久，他在《晋绥日报》上发表悼文《哭向应》：“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出生入死。无论是在战场上、工作中，还是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的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生，毛泽东亲笔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能够与“贺胡子”处得来、处得好的人不一般，不是神人，也是能人。关向应生前，是大连乃至东北籍中最高级别的中共干部，历任团中央书记、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他从1924年离开大连，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但生前死后，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向应街道、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等，表达了大连人民对关向应的深切怀念和自豪。

毛泽东为关向应题词

一

十多年前，我去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今金州新区向应街道）关向应纪念馆参观。关向应的家，坐北向南，硬山式草房三间，碎石头垒的墙。西屋土炕上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是他少年生活、学习的地方；东屋是他父母的居室。屋宇狭小，光线黯淡，唯一的奢华用品，就是一座老式座钟。东窗前，老槐树下面，有一盘石磨，磨牙已磨得粗钝，看来是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当时的感受很强烈。这里无法与淮安的周恩来故居相比，甚至无法与韶山毛泽东故居相比，一句话：贫寒。

关向应是满族人，而清朝时，满族拥有许多特权，有一个时期，男孩一出生，政府每月就发给2两银子，一年24两，相当于一个低级官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因为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割地赔款，已经无力按时发放津贴。再厚的家底也经受不住坐吃山空啊。满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底层家庭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据同村知情人介绍，关向应的故居是按照原先样式重建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家比现在还要残破。可以说，他的家与周围的乡亲们相比，只算差不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确是至理名言。

生儿为喜，所以，关向应学名关致祥，小名就叫喜麟子。

关向应上有慈祥的奶奶，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原来是一个织布匠，肩上承担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劳累可想而知。忙时，他就扛着织布机外出织布补贴家用；闲时，他就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干活。由于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大连地区沦为殖民地，日本商品倾销大连，日本布是机器制造，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实惠，城乡行销，中的人们把这一俸禄称为“铁杆庄稼”，意思就是旱涝保收，一辈子有吃有穿。八旗子弟生下来就衣食无忧，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成为他们打发时光的基本选择。关向应是1902年9月10日生人，那个时候，清廷还在苟延残喘，国土布难以匹敌，大连地区农村的织布业很快就破产了。关向应的父亲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难糊口。10岁那年，父母本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送他上了私塾；可是，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读书之余，还不耽误帮助家里放猪拾草。所以，父母节日缩食，一路供养，他上了私塾，又上了亮甲店第二蒙学堂、普兰店公学堂，1920年4月，又让他到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读书，成为全屯有名的读书人。沾亲带故的人，见到他都是喜麟子长、喜麟子短，问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

东海牧屋摄

故居居室摆设

像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关向应从小就开始忧国忧民，胸怀大志。《关向应革命实践资料》中写道：

关向应好读书，但不死抠书本。课余时，总好找些古典文学作品来看，尤其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古文观止》和《国事悲》等书。他被书中描绘的英雄形象所感染，更敬佩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的豪壮行为。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向本班和同宿舍的同学讲述书中精彩的故事片段。关向应时而讲《水浒传》中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故事；时而又讲《国事悲》中日本吞并朝鲜的悲惨史实。这期间，关向应不止一次地对妈妈和奶奶表示过对世道不公平的强烈愤慨。

一个深秋的夜晚，奶奶关上门，神秘地问：“喜麟子，你看东家场院上，粮谷成堆，车马成流，你不眼热吗？”关向应正色答道：“奶奶，我不眼热，也不稀罕，东家的东西不是好来的。为什么都是人，财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我们穷人，整日辛劳，还要忍饥挨饿？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越说越气愤：“等我长大了，非得给他平一平！”

二

1922年3月，关向应从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毕业。作为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学校把他安排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在海港负责监理进出口货物。因为不满日本经理对中国人的连打带骂，他只干了一个月，就炒了老板的鱿鱼。回到家里，父亲很生气，让他背着柳条筐满村子拣拾畜粪，收集农家肥。邻居见到他昂首而过，如同路人。还有的人指着他的背影念叨：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念大书的还得回来拣粪，这都是命啊！

不久，经人介绍，关向应到大连泰东日报社庶务部，做了一名小职员。

大连印刷总厂工人钟鲤庭当时在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学徒，年龄与他相仿。钟鲤庭回忆说：“有一天，我看见账房里新来了个瘦骨伶仃、精神头很足的青年人。他两只明光光的眼睛很和善地瞅着人。我向他人一打听，才知道他是账房里新来的雇员，名叫关致祥。不久我们便熟悉了。当时在账房里做事的人，都有点瞧不起车间工人，他们自以为拿笔杆儿的总比工人高一等。可是关致祥不这样，他喜欢工人，爱干工人的活。工作时间，他常跑到车间，帮助工人拣字与换红，下班以后也愿与工人唠扯，因此，我们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

树挪死，人挪活。在泰东日报社，关向应认识的人渐渐增多，眼界渐渐打开。业余时间，他参加了中华三一学校，请石三一老师补习文化。“有一天，我们采纳了关致祥的建议，不在教室上课了，而是搬到石三一屋里上课。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师讲，学生听，而是随便坐着漫谈。有时，她给我们讲各国的革命故事和各国劳动人民的穷苦生活，给我们讲古代农民起义的故事和近代的工人运动斗争情况，她从马克思的生平和革命活动，讲到列宁的革命故事。这些，对关致祥和我都是些新知识，给我们揭开了许许多多的谜。过去认为穷人受穷是命苦，现在有些明白了。我们心胸开阔了。”钟鲤庭说。

1923年12月，关向应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政治老师李震瀛。当时，共产党员李震瀛与陈为人一道来大连考察工人运动，认识了《泰东日报》记者刘躬，刘躬邀请他俩参观了妻子石三一创办的三一学校，进而认识了关向应。“他们给关向应的帮助和教育，也是先由两人的生活环境、家庭景况、职业前途，渐进到社会现象而时事政局。关向应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局面和社会现象是很有感慨的。如他对连年军阀混战，闹得民不聊生，水旱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从关里往关外逃难的难民填满街巷，有的吃草根树皮，有的卖掉亲生儿女等现象痛心疾首。他们又把党团出的刊物介绍给他看，又问他看后的感想。他认为这些刊物的内容合理，很喜欢看。李震瀛、陈为人和他谈中国的前途，革命性质，国共合作的道理，也谈过苏俄的社会制度，工农的生活情况。他们是在三一学校或散步时谈的，并未开过什么会。”李震瀛曾对后来担任过中共大连特支第一任书记的杨志云说：“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谈话就能看出来，如关致祥一见面谈话就认定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

三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24年，关向应已经22岁。那个时候，男的18岁成家是普遍现象，而满族男子成家会更早一些，因为满族有个风俗，就是喜欢娶年龄大的女子做儿媳妇。道理也很简单，婆家娶进了大姑娘，既可以多一个劳动力，还可以早日生儿育女，早日享受清廷的“铁杆庄稼”。所以，父母开始四下托人，在同村给喜麟子找了个对象，并多次催他回乡结婚。

而关向应胸怀鸿鹄之志，渴望纵横天下，岂愿意年纪轻轻就受家室拖累？

在《自传》中，他写道：“家里因我在外做事，一方面问我要钱，一方面要我结婚。我本来做事得的工钱很少，连辅助家用都不能，一旦要结婚我更无法担负；同时我感到这种痛苦，才想跑出做工，但我并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形，糊里糊涂地跑往北京住了一个月，也没找着工作，遂又回到大连。不久，有朋友在奉天北铁岭办报，我就到那边学印刷，这是1923年的事。在铁岭做工一年，至1924年3月因李震瀛同志在大连活动，我同时亦被朋友叫回大连，同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成为大连第一批共青团员。

不久，关向应就随李震瀛去了上海，远走高飞。他的侄子关世元介绍说：“原本家中已经给他定好了一门亲事，却不想这个孩子已经跑去了上海，而且音信全无。或许在关向应父亲的眼中，这个长子，永远都是那个离经叛道的孩子，是亲自追到上海也不能见上一面的孩子，是在长年累月的等待中等不来一封家书、一条口信被怀疑已经死在外面的孩子。……直到解放了，家里人才知道我大伯在延安去世几年了。”

在《忆兄长向应》中，妹妹关运兰说：“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向应兄走的时候是4月。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关向应走的时候，虽是阳春时节，他却心空飘雪，到上海之后，索性把名字都改了。他很少与家人通信。在难得一封给叔叔的信中，他写道：“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冷言嘲词……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

四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关向应就像一块生铁，百炼成钢。

1932年1月25日，组织派遣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与贺龙并肩战斗。

当时，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他领导的“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任连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其中包括黄埔一期毕业的战将孙一中（原名孙以棕，安徽寿县人。曾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时任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

到达湘鄂西之后，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关向应公开表示：“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他还代表中央，在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上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

1933年1月下旬，中央分局又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坚持要继续“肃反”。与会者纷纷表示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要解散党我坚决反对。”但是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滥用自己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解散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从此，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3名党员。到了年底，红三军在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中损失惨重，仅存三千多人。

翌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省德江县的枫香溪，中央分局开会研究创建黔东根据地问题。贺龙在会上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不能再吃下去了！”他强烈要求结束无目标无前途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停止“肃反”，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坚决支持贺龙的意见，夏曦失去了市场。

关向应（左）与贺龙

关向应（左二）、贺龙（右一）等在雁门关前线

在红军长征时期，从1935年11月起，贺龙、任弼时与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重围，在乌江两岸与敌周旋，飞渡金沙江、翻越万年雪山，并在甘孜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之后历经千辛万苦，过草地、闯天险腊子口，于1936年10月在甘肃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期的生死考验中，关向应与贺龙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41年10月，关向应肺病复发，组织上送他到延安治疗，医生确诊为空洞性肺结核。此后，关向应只要到延安，贺龙总要抽出时间前去探望。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第二天，因前线情况紧急，贺龙仓促离开。临行时，他未能当面话别，特意给关向应留下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关向应读了又读，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

金州向应广场

当时，延安供应特别紧张，为了保证关向应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应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当他听说贺龙半百得子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天，他主动地给婴儿取名“鹏飞”，并躺在病床上，喘息着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著名作家沙汀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解放后再版更名《记贺龙》），发表后影响很大。“在开头两章，我还直接写到他和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只是没有提名，仅仅称之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而已。那位身材瘦长，留着一横浓黑唇须、身披草黄色皮短大衣，神态自若、动作娴雅的政治委员，不正是我们敬爱的关向应同志吗！”后来，在《难忘的会见》中，沙汀说：“我是1950年才知道关向应逝世消息的，而且知道他就安葬在延安，更知道他逝世不久晋绥分局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情形。是贺龙致的悼词，但是刚用颤抖的声调读完一句，便泣不成声，由旁人代读了。正是关向应的这位亲密战友，在六十年代初，还通过一位同志捎话给我，批评《记贺龙》一书对关政委写得太少，而关政委在一二〇师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

五

虽然离开大连后，直到1946年病逝延安，关向应再也没有回故乡看一眼，但关向应与大连的故事，一直不断。

1946年3月8日，在大连市各界妇女建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马丹被推选为主任。巧合的是，马丹正是关向应的第二任妻子。

1924年年底，组织上送关向应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成为中国班第二期学员，同期学员还有从国内来的叶挺、孙浩、李求实等以及从旅欧支部转来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1925年1月，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5月，关向应前往苏联，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党的“六大”，参加团的“五大”筹备工作。6月21日，他代表团中央向中共“六大”作青年工作报告。“六大”闭幕，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期间，他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秦缦云（1908｜2001，山东济南人）结婚。随后，她一直陪同关向应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8月，关向应从上海到武汉，秦缦云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工作。12月14日，在汉口的日租界同仁会医院生育一子，关向应为其取名叫“拯”，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拯救人民出水火。因秦缦云患产后热，关向应整日忙碌无暇照料，关拯被寄养在教会办的育婴堂里，化名“曹拯儿”。12月底，关向应与秦缦云等人奉命撤回上海，其子被人抱走，不知所踪。后来，关向应前往湘鄂西，与秦缦云中断联系。秦缦云又与盛忠亮结婚。盛忠亮也非等闲之辈，他于1907年8月27日出生，湖南石门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1934年10月，被捕叛变。1949年以后，秦缦云又与盛忠亮去了台湾。直到1986年秋天，年迈的秦缦云回国探亲，专程到延安，瞻仰关向应的陵墓。

1937年冬天，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县城，由山西第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程子华陪同，关向应到总会所属妇女团检查工作，认识了18岁的“川妹子”马丹（四川合江人，原名邓开慧，化名马丹、周炎琳）。

1937年9月，关向应为八路军团以上干部作报告

“1938年春天，我调到岚县动员委员会组织部任副部长。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心里未免感到有些茫然、孤独。程部长特地嘱咐我说：‘今后工作上有困难，可以请示关政委。’”在《向应同志对我的教诲》中，马丹回忆说，“我第一次到那里请示工作，贺师长和关政委很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还叫警卫员（当时叫特务员）倒水给我喝。……临走时，关政委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这两本书都签有他的笔名‘始炎’。我十分喜爱这两本书，一直珍藏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林枫同志率领的中央干部团奔赴东北革命根据地时，才将它留在晋西北。”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关向应到延安，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0日，他与正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马丹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在城里一间小馆子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都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首长和军队干部都没有参加。”会议以后，在回晋西北抗战前线前夕，关向应严肃地对马丹叮嘱道：“从感情上讲，我这次很想带你回前方，但为了你的前途，你需要好好学习。你是党的干部，我不能只把你看成是我的妻子，我们只好暂时别离了，你同意吗？……我此次回去，可能还要去比晋西北更远更艰苦的地方。我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你不用担心。你在后方要多自尊重，不要给我任何刺激。”

1940年5月，马丹学业结束，返回晋西北，在山西兴县城外李家湾的一二〇师部住了两个星期。不久，就被分配到兴县妇女救国会工作。离开前几天，关向应对她说：“贺师长和我是很亲密的战友，他一贯很关心我，听说你要回地方工作，怕你来回路远，想给你一匹马。如果他真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最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的，你不要有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从此，马丹都是用两条腿和一根打狼棍从县城走回师部，夫妻团聚。关向应从来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去看过她。

遗憾的是，马丹的“辣子性格”难以改变。当丈夫生病去延安治疗，正需要她前去照料时，她却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这个历史镜头，近年被老鬼写进了《母亲杨沫》一书，才为人们所知。

1945年11月，林枫担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他是关向应的老部下。1947年，林枫曾派马丹去大关家屯，看望关向应的亲属。林枫说：“马丹和关向应共同生活过，虽然因为关向应同志病重没有让马丹去延安，而共同生活过的人，怀念是深切的，别人比不了。派她去办这件事，很合适。”事后，马丹给他回信说，关向应的父亲还在世，生活很苦，兄弟四人，关向应是长兄。不久，林枫报请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特批了一笔抚恤金，请马丹经手转交关向应的亲属。

关向应纪念馆

1949年年底，马丹随同第一批南下干部奔赴广州，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省旅游局副局长。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无感慨地说：“我和关向应结婚8年，共同生活的日子还不到一年……”

1992年9月，关向应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纪念他，马丹特意创作了一首题为《悼念关向应同志九十冥寿》的诗，以表达心中的怀念之情：

九十流年半在阴，分飞劳燕痛离林。

一生奉献乐忘己，八载救亡报国忧。

理想于今初实现，音容永在万民心。

中华此日创新貌，欲慰英灵何处寻。

2007年9月10日，关向应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室内展区将关向应的一生分设4个展厅，通过实物陈列、照片展示和场景模拟等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他的求索人生。开馆以来，每年吸引30多万人前去参观。

台儿庄大捷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人们的印象中，“皇军”翻译官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而作为“皇军”高级翻译官的夏文运，却被抗日名将李宗仁誉为“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曾任李宗仁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特意给大连市史志专家回信，深情而详细地回忆了夏文运为台儿庄大捷立下的鲜为人知的不朽功勋：

夏文运利用职务之便，将接触到的日军高层秘密报告给中国军队，与李宗仁单线联系。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多次受到日本军警、军统特务的追捕，后来还被上海军管会关押过，但每次他都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

夏文运

1960年年初，十河信二（1884年4月一1981年10月，1930年就任满铁理事，二战后曾任日本恢复经济协会会长、国铁总裁，被誉为“新干线之父”）在美国访问期间，专门拜会了寓居新泽西的李宗仁，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交谈中，李宗仁仔细询问了夏文运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老夏啊？

后来，李宗仁又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及夏文运，称他是抗日“无名英雄”，“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曾向有关部门打听夏文运子女情况，并希望见他们一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夏文运是何许人也，竟能让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念念不忘？为什么他多次受到日本特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1950年年初又被上海军管会逮捕，成为众矢之的？解放后，他被误定为在逃的“大汉奸”，布告贴满了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子女、亲友深受连累，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

当年的日伪报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夏文运在抗战时期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渐渐地为更多人知晓……

九兄弟齐心供养

一棵读书“苗子”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时候因其是彭祖故乡，而被称为彭城。它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方中心地带，北邻山东省，西接安徽省、河南省，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素有“五省通衢”之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北伐时期的李宗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同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支日军旗开得胜，得意洋洋，自以为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目标指日可待。于是，他们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后来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和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枢纽——徐州，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占领徐州，然后携手向西攻占郑州，并利用中原腹地平坦地形，发挥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的优势，沿平汉线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中国抗战中心城市武汉。抗战的前景凶多吉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能继续……”（《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6页）因此，李宗仁决心在徐州地区背水一战。

但是，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大都是“杂牌军”，虽然总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战斗经验不足，特别是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日军配备有火炮、坦克、装甲车等，还使用了当时违禁的毒气弹——瓦斯，空中还有一个飞行团直接配合地面作战。中日两军实力悬殊。因此，“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同上，第706页）。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宗仁认为集中优势兵力，有针对性地排兵布阵，就有可能痛击一个方向的来犯之敌；如果日军南北两路同时进攻，则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将存在着被敌人“包粽子”的危险。但是，敌人是狡猾的，他们的军事部署是绝密的，谁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敌人的军事情报呢？

李宗仁纵有满腹经纶，应对南北两匹日本饿狼，他也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奉命潜伏上海日军内部的夏文运发来密报，神不知鬼不觉，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我方方向悄悄转变……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新区七顶山街道人，1905年12月28日出生。

夏文运全家福（后排右一为夏文运）

夏家祖居大连金州城南的毛茔子，满族。夏文运的爷爷30多岁就英年早逝，奶奶夏刘氏生性刚强，善于持家。丈夫病逝不久，她带着7个儿子2个侄子，挑着一担“家产”离开毛茔子，辗转来到金州城北荒野之地七顶山安家落户。一家老小开荒种地，省吃俭用，生活逐渐安顿了下来。夏文运的侄孙夏重震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亲耳听我的爷爷说过，太奶奶夏刘氏领着儿子们创业时非常艰苦，吃饭时，就在地中间摆上一小碗大酱当菜，儿子们只要是筷头子在酱碗里响一下，不管粘没粘上大酱，就算就到菜了。吃完饭，酱碗里全是筷头子插的小洞洞，大酱并没减少多少。这半碗酱，一家人能吃三五天。饭后，儿子们把碗一放，又操起镢头开荒去了。

夏文运的父亲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老小，俗称“夏老九”，是个车把式。夏文运兄弟姊妹4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名叫夏文玉，而叔伯兄弟好几十。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夏大姑娘”，深讨奶奶的喜欢。当时还未分家，全家老少、雇工有100来口子。8岁那年，当家的奶奶夏刘氏发了话：“夏大姑娘”像一棵读书“苗子”，以后就别让他学农活了，叫他好生读书。咱老夏家也该出一个识文断字的秀才。从此，夏文运背上小书包，进了当地的老虎屯第一普通学堂。夏刘氏去世，九兄弟分了家，但大家仍然齐心协力供养夏文运到南金书院读书。以后又考入旅顺师范学堂。

1925年，夏文运以第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津田校长爱怜他的才学，特意说服“满铁”的老总，每月资助他50日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以广岛高等师范交换生的名义赴日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夏文运从广岛高等师范毕业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但是，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并与郭沫若、刘大杰等有过密切交往。经过刻苦学习，夏文运提前一年拿到了所有的学分。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沈阳（时称盛京）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又向姐夫家借钱，再次返回日本，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正式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成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硕士之一。

奉命“潜伏”，谢绝任何报酬

1927年10月，冯庸大学由奉系军阀元老冯德麟长子冯庸（1901—1981）变卖家产开办，当时设立了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冯庸亲任校长之职。因为冯德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张比冯小9岁，叫冯大哥，两家关系密切。张学良与冯庸取字都叫“汉卿”，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冯庸比张学良大一点，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所以，张学良一降生，张作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着“小六子”。长大之后，张学良与冯庸也成为“把兄弟”。

“九一八”事变后，年仅30岁的冯庸被日军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关东军要员和汉奸百般游说，诱劝其为日本效力，都被严词拒绝，冯庸表示：“死耳，誓不为卖国贼。”后经“满铁”参事、冯庸大学体育顾问冈部兵太等日本友人保释，才获得自由。他改名换姓，由大连搭乘飞机前赴日本，借口要去日本的温泉疗养，结果又由日本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轮船逃往上海；之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冈部兵太因此受到宪兵队的谴责，不得不辞去“满铁”职务。据说，阪垣征四郎从印度视察归来，途经香港才得知此事，他大发雷霆，说：“冈部这家伙，应该晓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做错事是要引咎切腹的。体育运动家也应有体育运动家的道德准则嘛！”

后来，冯庸大学迁往北平，借一校舍复课。1932年秋，并入已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因家务拖累，夏文运没有随冯庸大学前往北平，因此失业。

1932年春，在生活无着之际，经南金书院时的老师卢元善（1888—1959，时任伪满洲国军政部秘书长）介绍，担任了军政部秘书兼翻译，开始与关东军产生联系。不久，他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混得很熟。

1935年6月，他陪同和知鹰二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李宗仁与和知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翻译。在交谈中，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这些国家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这样，日本就能以战养战，克服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等先天不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另一派，则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消灭共产党于摇篮之中。和知属于“北进”派，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等人政见相反，存在派系矛盾。双方会谈时，李宗仁总是对和知晓之以理，他说：日本侵略中国，必将促成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本想打败中国绝非易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大搞法西斯，横行世界，中国必将获得有力的外援，并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知听后，颇有同感。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之后，觉得夏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找机会开导他，唤醒他的爱国良知。一天，在广州东山马棚岗，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自己的住处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怎么还甘心情愿地为敌人服务呢？”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拨得轰然作响，犹如失散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他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已经是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还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着“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做亡国奴。夏文运擦干眼泪，郑重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夏某我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义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进行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汉，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5年和1936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大举侵华。于是，在1936年秋，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海滨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全面侵华的帷幕。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李宗仁说。

密报犹如及时雨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说，1938年1月底，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之际，夏文运通过设立于上海日本租界的梅谷旅馆中的电台（报务员是广西人刘某、邓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迅速西撤，诱敌深入；2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了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淮河防线，企图在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建立桥头堡。李宗仁因为暂无北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果断地把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由山东派往安徽淮河前线增援，2月15日，第五十九军抵达前线，迅速投入战斗，经过数次“拉锯战”，22日，小蚌埠被收复，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拼杀中，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坚守阵地，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始终未能越过淮河天堑。

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

南线日军进攻失利后，龟头紧缩，不敢轻举妄动；日军被迫组织北线进攻，希望挽回败局。阪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阪垣师团、矶谷师团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1936年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日军少壮派，几乎都出自这两个师团。两个师团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只有61公里。台儿庄若丢失，则徐州不保。日军两个师团来势汹汹，台儿庄危在旦夕！

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又接到夏文运密报：阪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阪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牌子很大，实际上却只有5个步兵团的实力；庞炳勋率领将士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阪垣师团，连连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无将可用。李宗仁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夏文运不辱使命，再次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于是，李宗仁下定决心，根据日军精锐阪垣师团、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图谋，准备将计就计，在台儿庄地区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彻底戳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因此，李宗仁迅速避虚就实，抽调在淮河前线的第五十九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痛歼3000多名日军，使其溃退90余里，彻底打乱了阪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台儿庄战役，历经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我国将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万将士血染大运河。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影响深远。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大捷是全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夏文运的情报对于李宗仁捕捉战机、减轻将士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战役之后，李宗仁与夏文运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高度评价道：“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方言：他）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这表明，李宗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他要是闭口不言，谁能知道台儿庄大捷的幕后，还有夏文运的一份特殊贡献呢？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日军，到老也没弄明白，李宗仁为什么会对他们的军事计划心知肚明、了如指掌？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终生引以为荣，临终前特意留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让自己永远陪伴着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灵们。周总理曾称赞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好事，一是领导打赢了台儿庄战役，二是晚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定居。

1966年6月24日，李宗仁与最后一任夫人、著名影星胡蝶的私生女胡友松在北京正式登记结婚。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弥留之际，老泪纵横。他握住胡友松的手，叮嘱道：“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1999年，胡友松打开尘封了30年的壁柜，取出李宗仁遗物，把它们如数捐献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她被聘为李宗仁史料馆名誉馆长。在没有男伴的情况下，她还破例拍摄了一组婚纱照。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之后，她对陪同人员说：“珍藏历史，鼓舞现在，激励后人，昭示未来，这是台儿庄人民用台儿庄大战所体现的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拼搏与奉献精神，为台儿庄大战树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李先生的夫人，我真的感到很自豪。除了感动和自豪，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洗礼和灵魂上的震颤。”

夏文运故居

曾多次遭到追杀

1939年1月，张群担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7月，在接受UP（合众社）、AP（美联社）、AFP（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他洋洋得意，将松冈外相对汪精卫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情报向记者披露。

外国记者十分吃惊，问道：“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是怎么搞到手的？日本可是一个保密体制严格的国家啊。”为了让他们相信，张群顺口回答：“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

于是，中外媒体都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之手获得日本情报为主题，进行大肆报道，震惊世界。日本军方闻讯后，紧急追查。和知少将受到怀疑，被撤掉“兰机关”机关长职务，不久又被调往台湾，担任台湾军参谋长。

为了夏文运的人身安全，和知特意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暗示说：“上海天气不好，宜暂留香港。”夏文运立即偷逃到香港，躲了起来。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夏文运在上海的住宅，把书籍、服装翻了个底朝天。大大佐威胁说：夏某泄漏了皇军机密，抓到他，定斩不饶。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和知少将喜出望外，四处放风：高宗武本是重庆方面的间谍，他是泄漏机密的人，而并非夏文运。经过他与老同学、“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游说，终于取得谅解，夏文运才结束了潜逃生涯，安然返回上海。

同年12月，夏文运利用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日本开国2600年纪念大会之机，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情报。回国后，他及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递交了长达9600字的秘密报告。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26日，李宗仁及其秘书长萧一山、副参谋长甘沛泽等一行10余人，由汉中飞抵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不久，夏文运就前往中南海，拜访老朋友，受到热情接待，并成为座上宾，两人时常走动，关系密切。后来，盟军以战犯之名，逮捕了曾任日本侵略南亚、东南亚的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和中国宪兵队司令官等职务的和知少将，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被无罪释放。

1946年3月10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在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纪念周。15日，他原计划离开北平，偶尔听说夏文运就在这里，喜出望外，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为此，行期延误了一天，遭遇雷雨，命丧南京戴山。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立即去见李宗仁，请求援救。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不是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夏文运因此获释，并成为李宗仁的智囊之一。

为李宗仁竞选“献宝”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国民政府于翌年春天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1948年4月19日，“国大”正式开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高票当选。但是，在副总统竞选中，却出现了大独裁者蒋介石不愿看见的“失控”局面。

1947年7月中旬，李宗仁发电报邀请程思远（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北上，让他帮助谋划竞选副总统事宜。一个星期后，程思远带着李宗仁分别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回到南京。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李宗仁提出了竞选副总统的要求，并写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竞选与否还得听蒋委员长的裁决。在给吴忠信（蒋介石的密友，蒋纬国的干爸爸，大选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信里，他希望吴先生在蒋介石面前代为疏通，并随时反馈信息。不久，吴忠信复电说：“已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无成见。”随后，李宗仁就在北平成立竞选办事处，开始筹备。

李宗仁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又明争暗斗几十年，他对于蒋介石奸诈多疑、出尔反尔的秉性格外了解。怎样才能化解或减少老蒋的干扰呢？一天晚上，他特意请来挚友夏文运，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密商。酒酣耳热之际，夏文运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认为，要想说服蒋介石，首先要“摆平”一个在蒋介石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从1912年起，戴某出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一直以幕僚身份追随孙中山，备受器重。当年，蒋介石多亏了戴季陶的美言，才被孙中山破格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平定商团叛乱中，戴季陶又向孙中山进言，称赞蒋介石励精图治，才堪大用，进一步加深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又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并给其起了新名字“蒋中正”。蒋介石成为大独裁者后，对戴季陶十分青睐。

听完夏文运的分析，李宗仁转忧为喜，连干三杯，并请夏文运秘密操办。

戴季陶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送他什么礼物为好呢？送金钱，太俗气；送名人字画，他未必看得上。经过一番思考，夏文运决定投其所好，寻找稀有的佛教经卷或法器送给他，因为戴季陶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法名不空。

作者采访夏氏后人

不久，夏文运就找来了日本人自治会会长古闲二夫，此人是孙中山挚友宫崎滔天的外甥，加入过国民党，与董必武、居正、柏文蔚、邹鲁等交往颇深，也是一名收藏家。战后，经夏文运引荐，他与李宗仁相识。听说李宗仁急需佛教礼品，古闲二夫格外重视，挠头想了半天，才说：北平朝阳门外有一座日本佛教寺庙西本愿寺，收藏着三粒佛舍利。现在，寺庙已被迫关闭，为了防止佛舍利被盗，日本僧人就把它藏了起来。如果这一宝物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用，我愿意前去游说。

第二天，夏文运、古闲二夫、西本愿寺住持等人一起走进中南海，将佛舍利赠给李宗仁。在一个精巧的玻璃盒中，佛舍利镶嵌在金塔之上，放射出神秘的光芒。李宗仁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分别时，还特意与客人合影留念。

1948年3月23日，李宗仁率领自己的竞选班底飞到南京，正式竞选副总统。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再次食言，竭力阻止他参选。为了抑制桂系势力，蒋介石亲自出面劝孙科参加竞选，孙科勉强答应，并提出条件，要求副总统兼立法院院长。4月3日晚，蒋介石见李宗仁执意参选，又在黄埔路官邸单独召见他，责令其退出竞选，并声言：“我不支持你，你还能选得到？”

但李宗仁并没有知难而退。4月23日，国民大会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参加竞选者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等六人。其中国民党籍四人，民社党一人（徐傅霖），莫德惠以社会贤达身份参选。当日验票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95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后三名淘汰出局。后两轮投票，依然是李宗仁领先。29日上午，“国大”最后一轮决选副总统，投票结果是，李得1438票，孙得1259票，李宗仁当选。消息播报后，蒋介石大失所望，“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

临死也未加入日本籍

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前往南京赴任，夏文运失去了“保护伞”，悄然离开北平，回到上海居住。

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离开大陆飞抵香港，入太和医院治疗。12月5日，他偕夫人郭德洁等10余人，从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包机飞赴美国，一去不复返。夏文运彻底绝望，感到自己所做的情报工作有口难辩，与其受到冤屈，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他下定了偷渡日本的决心，并设法将豪宅私下变卖，兑换成黄金。事情泄露，他因倒卖黄金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一天早晨，他被警察科长叫到办公室接受调查，意外遇见了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

抗战时期，潘汉年的得力干将、地下党情报专家吴克坚被日本宪兵抓捕，受到严刑拷打，肋骨打断了。夏文运与他是同行，在情报交换中结下友谊。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夏文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曾到监狱里探视过他，并给他送饭送药，予以关照。解放初期，吴克坚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上海帝国饭店三楼办公，夏文运居住在沙发花园（今上方花园），与帝国饭店相距咫尺，两个人经常聚会。吴克坚曾问及他今后的去向，夏文运说：“我想到日本去。”

吴克坚点头赞赏：“日本务必要去，希望能为我们多做些工作。”夏文运反问：“做些什么工作好呢？”吴克坚表示：“像您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任何工作都可以胜任，例如剪贴搜集日本报纸，就有大用处嘛。”

那天，吴克坚亮出证件，问明警察科长抓捕夏文运的理由，然后严肃地指出：“夏先生将要到日本去，你应该立即释放他。”

当晚，夏文运获得自由。处理完家务事后，他途经香港，只身登上一艘澳大利亚的货轮，重新踏上日本国土。后来，他由日本政要岸信介担保，获得了在日本的居住权，并受好友十河信二的邀请，担任过日本国铁嘱托（编外雇员）。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期间，特意看望了他。夏文运退休后，在东京经营过一家中华料理店。生前，他曾多次表示过要回祖国探亲的愿望，可是，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没有如愿。1970年11月3日，夏文运患脑出血在东京逝世，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寺庙）；为了保持自己的中国心，他至死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1971年春，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总理邀请十河先生访华时，曾拟由夏文运陪同。可是夏文运已经作古，十河先生也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最终未能成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夏文运不为名利、不畏生死，专门为李宗仁等爱国将领提供了许多抗日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特殊，生前他三缄其口。到了日本，很多情况也不便于公开，因此，他的贡献鲜为人知，受到很多误解，被家乡政府视为在逃的“大汉奸”，“文革”中，众多亲友受到连累，胞弟夏文玉和一个叔伯弟弟在“夏家大院”中遭迫害致死。

个人的情感生活并不圆满

夏文运曾长期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任职，回乡稀少，每次返乡，总要以重金馈赠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亲友。他讲情重义，乡亲们千里迢迢地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妥善安排食宿，用家乡话与他们叙家常，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41年，他在太原担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时，他四叔的儿子夏尊英从旅顺师范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就到太原投奔他。他就把夏尊英安排进建设厅做事，后来当了科长。日本投降后，北京城内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一个叔伯侄子在北京失业，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就去找他。夏文运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们全家一顿，临走时，还送给他们整整一袋子白面。

然而，夏文运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大夫人那氏，满族，金州三十里堡人。那氏比夏文运大8岁，没有文化，为夏文运生了两女一儿。

二夫人佐佐木，是夏文运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据说，有一次夏文运身患重病，是佐佐木一口水一口饭地把他救活。婚后，没有子女，后两人和平分手，但仍保持朋友关系。

三夫人陈桂珍，上海人，有文化，漂亮而善持家，比夏文运小16岁。夏文运虽然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思想深处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因为陈桂珍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他很不满意，逐渐冷落了陈夫人，并与舞女赵小姐关系暧昧，还染上了鸦片烟瘾。1946年，他蹲监狱期间，陈夫人与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好了起来。出狱后，她主动提出离婚，使夏文运十分尴尬。

四夫人藤田智荣，是日本一所医院的护士。1955年，夏文运穷困潦倒，百病缠身，因糖尿病发作而住院，与小自己25岁的护士藤田相识、相爱。同年年底，两个人在一间只有4个半榻榻米大小（每个榻榻米约1.5平方米）的陋室内结婚。后来，育有一儿一女。

夏文运已逝世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经过多年发掘，他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其眷眷爱国之心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英名被列入大连市史志办编纂的《大连人物志》，还被金州区命名为历史文化名人；2011年3月，夏文运故居（即夏家大院）也被列入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预保护名单，有关方面正在依法进行保护和管理。（大连史志专家文古先生为本文提供重要资料）

“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坎坷步履

作为运动员，他两次参加奥运会，两次载“0”而归；作为体育教授，他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没有培养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体育人才，但是，他却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刘长春

即使是最普通的地方，也可能埋藏着许多传奇。比如河口村，全国叫河口村的地名数以千计，而大连市甘井子区的河口村，只是众多河口村中的一个。它坐落在旅顺南路的小平岛。向东，距离大连市区中心17公里；向西，距离旅顺口区中心28公里。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河口村，也藏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果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小平岛就像一个伸进黄海的巨大的T字台。小平岛港域面积不足1000平方米，水深5—10米，清澈透底，冬不结冰，这个河口村，就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家乡。

“兔子腿儿”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人并不懂得现代体育。打拳踢腿、舞枪弄棒，中国人习练武术几千年了，可是，与现代体育并不是一回事。体育是从海外传进来的新生事物，作为港口城市，大连有幸成为中国现代体育的发祥地之一。今天的大连被称作“足球城”、“田径之乡”、“游泳之乡”，与沐浴欧风雨露大有关系。

1909年11月25日，刘长春出生在河口村一户贫寒家庭。父亲是个鞋匠。9岁时，母亲因病逝世。10岁那年，全家搬到了沙河口区刘家屯，他第一次背上小书包，与比他小几岁的孩子们一起去大岛小学读书；1923年他五年级时，举家又搬到了西岗区东关街，他转学进了沙河口公学堂（后来的沙河口区中心小学，现已命名为刘长春小学）。家与学校的距离总是挺远，中午需要回家吃饭，每天往返四趟，又没有钱坐车，所以，每天上学十几里地，全靠一副“大脚板”。好在他天生喜欢跑，跑得也快，而跑步费鞋，为了不被父亲和继母埋怨，他大都是出门时就把鞋子脱掉，拎在手里，跑到学校门口才穿上。“据我父亲讲，他是变速跑，跑累了就慢点跑，休息过来就快跑，这样对短距离跑的运动员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法。”刘长春的四儿子刘鸿图后来介绍说。

刘长春郑重声明

14岁时，日本人的大正寻常小学（六年制小学，1921年4月成立。现为大连第四十八中学）举办秋季运动会，邀请周边的中国人的沙河口公学堂、伏见台公学堂和西岗子公学堂派选手参加。中国小学生历来不是日本学生的对手。沙河口公学堂代表队由15人组成，领队是日本体育教师八并太三。比赛中，刘长春表现突出，连夺冠军。在4×200米接力赛中，他跑最后一棒。接棒之时，前三棒已经比日本队员落下了20来米。他不甘落后，双目圆睁，拼尽全力，反以领先日本队员20多米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大正寻常小学师生们看得目瞪口呆。比赛之后，刘长春获得了“兔子腿儿”的美名。

1927年春，只在旅顺二中读了一年初中的刘长春辍学后，进了大连玻璃厂当学徒工。业余时间，他的最大爱好，是到兴建中的谭家屯体育场（大连市人民体育场，2010年12月拆迁）跑步、踢足球。

1923年4月，时任奉天省长的王永江创办东北大学。1927年11月，王永江逝世后，张学良接任校长一职。张学良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口号，在学校推行严格的军训制度，“夙日锻炼学生之体魄，灌输军事之知识，养成不屈不挠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捍卫藩篱之干城”。为此，他在东北大学增设了体育专修科，责成胞弟张学铭、东北大学足球队队长孙庆博等人，四处物色体育苗子。

1928年11月，东北大学足球队到大连与日本队比赛。赛后，体育部部长孙庆博在谭家屯体育场散步，突然发现足球场上，一个身高只有1.6米的黑小子在球场上左躲右闪，带球前冲，跑得飞快。见面一问，他的名字叫刘长春。经张学铭同意，刘长春与于希渭、庞世荣一起，作为文学院文预科一年级的特招生，进入东北大学试读。翌年3月刊行的《东北大学概览》中，刘长春的简介中写道：“次章仙阁（刘长春的日本名字，笔者注），年龄二十一，籍贯大连，永久通信处是大连市外沙河口管内小平岛……”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奉天省改称辽宁省。时隔两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在形式上，中华民国完成了东北与全国统一的大业。

名师指点

1929年5月，张学良捐赠24万块银元，按照罗马风格，设计建造了马蹄型的东北大学体育场。场内设置八条200米的直跑道，八条500米的圆跑道，还建造了一个标准足球场。体育场的看台有10000个座位，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共有2层，正门主要入口是3座高大的拱形门，周边入口各门以《千字文》的头两句（即天、地、玄、黄、宇、宙、宏、荒）分别镶嵌大门上方，作为标记和序号，以显示体育场的气势宏大，时尚典雅。看台之下还设有浴池、休息室和仓库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当时被誉为中国之最、亚洲之最。

同年10月19日，中国、日本、德国三国田径邀请赛在东北大学体育场举行。冠军的“金牌”是镌刻有张学良头像的怀表。“在百米决赛中，我仅以一寸之差落于德国选手彦鲁特拉比尔之后，而战胜了另一名德国短跑健将；二百米决赛同样德国第一，我居第二，日本选手冈健次和今井，完全被我压倒……”刘长春在《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中回忆道。

但是，时为东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一年级二班学生樊广武（铅球运动员）在《东北大学六周年纪念增刊》上撰文指出：“中日德大会（指中日德三国运动员田径邀请赛）告终，学校鉴于中国选手之失败，不完全是体力关系，半是由于方术之不善，所以出巨资邀请著名之德国选手步起为田径赛指导员。步氏为德之体育界健将，肄业于德国体育大学，曾参加国际赛会凡十有五次，所学既富，经验尤丰，此番能在我校担任指导实为我校之幸也……”作为德国田径队队长的步起，被张学良重金挽留，担任了东北大学田径队教练。刘长春说：“步起每月月薪给白银八百两，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二匹（此人是当时的五千米世界纪录保持者，技术全面，我在起跑时，他能扶住我的腰背部一同前进）。从此，我还得到张学良的特别奖励，由东北大学副校长刘凤竹办理，每月发给补助费三十元。”

刘长春

第11届奥运会入场式

刘长春（居住在院内右侧）与郭安娜是邻居

在步起教练的指导下，刘长春改变了原来“踏步式”的短跑方法，采用比较先进、科学的“摆动式”短跑技巧，运动成绩明显提高。1930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华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一举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获男子个人总分第一。400米成绩创全国运动会新纪录，成为闻名四海的“短跑王”，为志纪念，杭州特意将一条街道改名为“长春路”。

“单刀赴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身在北平的张学良没有组织部队进行抵抗，东北军闻枪而逃，一溃千里，沈阳被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的学生四处躲避。刘长春逃回大连，回到了位于东关街的新家。因为是体育明星，他回忆道：“第二天清早东关街‘小衙门’（警察派出所）将我传去问话，到那里气氛十分严肃，但谈话口气倒很温和，警察问：‘刘君今后去向和打算如何？’我答：‘只有在家安心静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相待些日子观之时局再议……’回到家中，心中十分恐惧，知道敌人已跟踪在后，当晚将同班同学赵凌志（1930年在闹学潮以后结拜为弟兄）仍安置在家中，以蒙蔽日人耳目，我爱人连夜赶回娘家（大连北平街后海头）多方设法凑集七十元，第二天乘船赴天津逃往北平复课去了。日寇哪能甘心，却是苦了家中老人。身为老工人的父亲，见鬼子就有三分怕，不得已只好将家从西岗搬到六十里外的旅顺口居住，哪晓得，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日寇又连续两次找上家门。第一次去时，要家人写信给我，企图暗地勾引我回大连，并说：‘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第二次，日寇带于希渭（原冯庸大学学生，八百公尺运动员）等三人登门，此次明确提出了代表‘满洲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事，尽是荣华富贵之词，十分恭维，家中老人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和利诱，一面去信北平，一面又仓皇地将全家搬至河口村以避祸降。”

1932年7月30日至8月14日，第10届奥运会将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为了给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成立）制造国际舆论，5月30日，大连《泰东日报》发布了一条消息：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作为“满洲国”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刘长春被同胞们骂作汉奸，百口难辩。为了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他十分气愤，在北平的《体育周报》上表示：“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随后，又通过影响更大的《大公报》发表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7月1日，东北大学第四届学生毕业典礼在北平临时校址举行。典礼仪式上，张学良宣布：将选派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张伯苓（中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紧急致电国际奥委会组委会，特事特办，为刘、于报上了名。在经费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经过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运作，张学良自掏腰包，赞助了8000块大洋。遗憾的是，于希渭因故未能成行。

7月8日，也就是长子刘鸿亮降生13天的时候，身为中国代表团唯一选手的刘长春，从上海搭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前往洛杉矶。面对欢送的人群，刘长春表示：“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上海的一家报纸以《三国演义》上关羽乘一小舟，手持单刀赴会的漫画来渲染刘长春的出征意义，画面内外洋溢着浓厚的悲壮气息。

在海上颠簸了21天之后，就在开幕式的前一天，刘长春与教练员宋君复一起，才匆匆赶到洛杉矶。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前举旗者为刘长春）

7月30日，第10届奥运会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来自37个国家的1000多名选手列队进入会场。“我和宋君复先生到场时，有警察多人乘机器脚踏车护卫，后面有汽车五辆，满载中国华侨组成的应援团为我助威。……我国代表队以第八位入席，代表队成员系临时拼凑而成，由刘长春执国旗，沈嗣良为总代表继之，随后代表四人，即宋君复、刘雪松、申国权、托平（托是美国籍，任上海西青体育主任）。”“作为中华独生子的我，与原系日本南部忠平（跳远和三级跳选手）、鹤冈（高栏选手）等好友，在大连时关系颇密切，且天天相偕在大连运动场练习，唯自“九一八”事变后彼此翻脸，此次运动会，无论在练习场或路遇，不打招呼、不交谈，反以仇眼相视。”

虽败犹荣

7月31日下午3点整，百米预赛第二组开赛。前五十米，身着象征着“白山黑水”的白背心、黑短裤的刘长春一路领先；后五十米，其他运动员相继超过了他。他以10.9秒的成绩，位居第五。每组仅取前三名参加决赛。他无缘决赛；8月2日，200米预赛，他又名落孙山；8月4日，400米比赛，他“苦无相当练习，且成绩相距远甚，若相去甚远，则前此两项（指百米及二百米，虽未上名，而其姿势及奋勇精神，已蒙外人赞扬）‘不堪的光荣’不将丧失殆尽耶？故决定今日不出场，聊将两项‘不堪的光荣’永存余脑海中可矣。”所以，他弃权了。

大连奥林匹克广场刘长春塑像侧影

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颗粒无收。他解释说：“惜毕业考试一月及舟行劳顿，缺少练习，未能上名，设抵洛杉矶后，再有一星期之加油，或不致名落孙山乎？”旅途劳累、体能下降，是比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当年，中国的田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距离较大。就像今天的中国足球，即使提前半年到达比赛地，能与欧洲、南美强队PK否？

虽然首次亮相，只得到了“鸭蛋”。但是，刘长春的出现还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比赛场上，一个美国友人与教练员宋君复的对话，至今听起来，仍然是金玉良言：

一个美国人问道：“宋，你们一个人参加奥运会有意义吗？”

宋君复斩钉截铁地回答：“奥运已举行九届，而我国未曾参加。本届如再不破例，则日后恐将无望。故本届只一人参加，下届可增加人数，此为本国派代表之展望。我国既有参加奥运之举，有助于国人对运动之兴趣，日后对运动选手的培养将更积极，俾得将来显身手于世界舞台，此为本届派代表参加之影响。”

那人又问：“宋，你怎么看待刘长春的失利？”

宋君复再做回答：“明知刘君之实力难期良好之收获，但观其场上奋斗之精神，及祖国国旗在大会场上与各国并立飘扬之雄姿，殊觉荣幸。最可喜者，每次刘君下场举赛时，观众为之助威欢呼，可见对我国之参加大会，表深刻之同情，以故虽未得如何之收获，亦可足以自慰。”

悲喜参半

1933年10月，在南京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上，刘长春以10.7秒夺得男子100米冠军，以22秒夺得男子200米冠军。其10.7秒的百米全国纪录保持了整整25年。

1936年8月1日至16日，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了14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车等7个项目的比赛。仅有撑竿跳选手符宝卢取得复赛权。而刘长春依旧是含恨而归。因为比赛失利，国民政府怒气冲冲拒绝支付回国旅费，整个代表团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最后依靠德国华侨捐款，才踏上了归国航程，成为奥运史上一大“纪录”。客轮途经新加坡，当地的一家华文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座墙上立着一个大鸭蛋，旁边是一个中国运动员，举着奥运五环旗，漫画标题是“鸭蛋冠军”。每个运动员看见后，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在随后的岁月里，刘长春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失业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他穷困潦倒，儿女又多，辗转于长沙、沈阳、北平、南京等地，在社会底层挣扎，还染上了一些不良嗜好。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他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期间，被日本殖民当局以“反满抗日”罪关进监狱，囚禁一个多月。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他任沈阳中正大学讲师，辽宁省训团视导。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他任北京东大体育系副教授。1949年3月至1950年8月，他任长春师范大学副教授。1950年9月，根据本人请求，他调回大连，在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任教。1953年，有关部门将他安排在高尔基路195号居住，与193号的郭沫若前夫人郭安娜比邻而居。

晚年的刘长春

1959年9月，新中国召开第一届全运会，刘长春担任田径比赛的副总裁判长；庆功宴上，他作为代表，向毛主席敬酒。后来，他还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田径运动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刘长春四子刘鸿图近影

1979年4月26日，他得知中国将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消息，激动地说：“旧中国，当看到别国国旗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空升起的时候，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在奥运会上腾飞的日子指日可待。”1984年7月29日，也是在洛杉矶，也是在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夺得男子自选手枪60发慢射冠军，实现了中国人的奥运金牌梦想。此时，已经去世一年多的刘长春，定会在九泉之下举起酒杯，开怀畅饮！

刘长春育有四子二女，当中五人大学毕业。其中，长子刘鸿亮是中国环境保护系统的第一位院士；四子刘鸿图，退休前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中，兄弟俩都光荣地当选为火炬手。

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小平岛，顺便向村民打听，刘长春家在那个院落，却没人知晓；近几年，我的单位在新开路，与东关街很近，我经常在古老的街道上流连，很希望发现刘长春家曾经的门洞，以便给历史文化保护者提供依据，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大连理工大学，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想，假如刘长春还活着的话，大可以采访采访他，求证、破解有关谜团。现在，阴阳两隔，只能望着他的铜像感慨万千：与今天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相比，刘长春的运动成就并不怎么辉煌；在随后的体育教学中，他也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万事开头难。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他能够克服困难，坚持训练，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国难当头时，他不畏凶险，亮明态度，其人格也是可敬的。对于具有开山之功的先人，能够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考量得失，而不是站在时间的此岸，简简单单地以成败论英雄，这才标志着一个民族理性思维的成熟，也才是一个国家不断实现创新式发展的先决条件。

王永江：敢于对张大帅说不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从来就不是“吃素的”。杀人，对他来说，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李大钊、郭松龄……都死于他的手里。谁还敢与他过意不去？

王永江

1926年7月18日，张作霖（1875一1928，字雨亭，汉族，辽宁海城人）的专列一路呼啸，在大连金州车站刚刚停稳，他的副官便跳下专列，上了随行轿车，带着厚礼，朝金州城内急驶。

“我派人请他好几次了，他都不肯重新出山。今天，我亲自出面，他还能不给我面子？难道他王永江吃了豹子胆？”

“东北王”张作霖手捋八字须，踱着八字步，暗自思忖着……

一

王永江也是闯关东的后代，1872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九）生于金州，字岷源。

大约在清朝中期，有一年，山东大旱，有些地方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悲剧。王永江的六世祖被逼无奈，离开蓬莱县，随着逃难的人群爬上了拥挤的木船，顶风迎浪渡过渤海海峡，在金州落户，以给人种地谋生。父亲王克谦，从小就在金州城双兴货栈做学徒，因为忠厚老实，干活不偷懒，又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做了账房先生。

王老汉收入不多，但对未来很看好。因为两个儿子永江、永潮，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分别考上了秀才，乡亲们就以西晋文学家、天才少年陆机和陆云赞誉“王氏兄弟”，称赞他俩为“二陆双丁”。王永江还与辽阳才子袁金铠等人结为学友，“时把酒相聚，议古论今，纵谈时局”。双兴货栈的曹老板是金州城的开明富商，他也很喜欢永江、永潮，自己做主，把自己的两个千金分别嫁给两兄弟。曹老板还慷慨解囊，资助王克谦在金州南街开设了一间杂货铺，名叫“永庆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897年，王永潮作为候补知县，独自到直隶省城保定府等候填补县令空缺，却因为没钱送礼、无人帮忙，苦苦等了一年多，又气又忧，急火攻心，英年早逝。王永江将弟弟的灵柩运回家乡，悲痛欲绝，挥泪写下了“君有百年未了愿，我无一日不相思”的诗句。

“永庆和”买卖不太好，王永江生计无着，向亲友借钱，到辽南新兴都市旅顺开设了一家“采真堂”，出售中草药。可是，由于西医大量涌入，旅顺市民比较认西药，中药的购买力比较低，药店开业没有多长时间，就关门大吉。王永江垂头丧气地回到金州，面对年迈的父母、愁眉不展的妻子，他高不成、低不就，在城墙上面流连忘返，手里攥着一卷《管子》，不知道人生的路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后来，南金书院缺少一名汉语教师，有人推荐了他。他去教了一阵子书，又因为反感日本人的殖民教育，再度失业。

1907年，他在绝望的时刻，突然接到辽阳警务提调袁金铠的一封信，请他得便帮助考察一下旅顺、大连等地的日本警察制度。已经35岁、一文不名的王永江为了不负老友委托，四处收集资料，登门向华籍警察请教，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袁金铠读后，大为赞赏，就推荐他担任辽阳警务学堂教师。王永江以日本警政制度为蓝本，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编写多种讲义，受到校方首肯。不久，他就被提拔为辽阳警务所所长。

1910年冬，鼠疫蔓延成灾，因王永江深明医理，受任辽阳防疫委员长，他率医务人员亲监疫区，串家走户望诊投药，很快扑灭疫情。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选拔人才，王永江受到奉天省的推举。袁世凯召见王永江后，特令“王永江为记名内务部存记道尹”，着国务院备案。翌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非常欣赏王永江的才华，想让他担任奉天民政司使（即民政局局长），却遭到了张作霖反对。原来，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羽毛已丰，他家“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宾客如云，文武官员都有。无论与张有无关系的事情，都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事先必使他与闻”。而王永江却不肯吃这一套，从未去过张府送礼物、套近乎。赵尔巽见事情僵持不下，就授意王永江主动一些。那天，王永江硬着头皮进了张府，却空着两手。张作霖听到管家的报告，故意不出来接见。王永江枯坐半个小时，拂袖而去。当晚，他就辞职回到金州，并给赵尔巽留下了一首讽刺诗：

民国时期的金州火车站

士元竞以酒糊涂，

大耳如何慢凤雏？

才得荆襄宁志满，

英雄通病是轻儒！

二

1916年4月，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只读过三年书的张作霖感到，就靠自己手下那帮胡子兄弟，是没办法把全省管理好的。他以战国时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为楷模，决定重金聘用各种人才。

此时，袁金铠已是奉天督军署秘书长，是张作霖信得过的谋士。一天，他见张作霖心情很好，就看似无意地谈及王永江，并举荐说：“永江乃天下奇才，将军幕下诸君无出其右者。请将军直释小嫌，以就大业。”

于是，张作霖便放下架子，备了厚礼，派人去请王永江。王永江长叹一声，不无深意地说：“张将军门前戈戟森列，我这个小小的芝麻官到了门口，可是诚惶诚恐啊！”

办事人员回到帅府，把王永江的话复述了一遍。张作霖弄不清楚王永江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去找袁金铠商量。袁金铠一番解释，张作霖哈哈大笑：“王秀才跟我这个大老粗兜什么圈子？他不就是要个面子吗？好，我给他就是了。明天王秀才进府，我亲自出迎！”

第二天，王永江如约而来，张作霖披挂整齐，笑脸相迎。见面后，他拉着王永江的手，亲切地问道：“公何来迟？”

王永江微微一笑，回答：“尚未晚也。”

为了表明自己对王永江的格外器重，张作霖特意吩咐副官：“告诉外边的人，我今天有贵客，谁来了也不见！”

张作霖与王永江并肩走进帅府，谈了整整一天。张作霖十分满意，拍着王永江的肩膀，说：“你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人才啊！”并任命他为奉天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警察厅厅长。从此，沈阳城就有了一条歇后语：“王永江进帅府——高人一等。”

但是，沈阳的社会治安却是个烂摊子，警察被人骂作“巡警狗”，绿林出身的军人们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打骂警察的事时有发生，王永江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岂能改变这一现状？

一天，五十三旅旅长“汤大虎”（汤玉麟的绰号）的部下宋某在平康里寻衅滋事，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进了警察局。“汤大虎”自认为自己救过张作霖的命，就带领一大群警卫闯进警务处，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摔，责令王永江放人。王永江冷冷一笑，不予理睬。“汤大虎”吹胡子瞪眼，立即回去集合部队，将警务处围得密不透风。一场战斗即将打响。王永江只感到心头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脑门子，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命令警察严阵以待，并在警务处大院子里架起小钢炮，随时准备开炮反击。

金州王永江故居

事情闹大了。孙烈臣、张作相等人纷纷出面，要求张作霖撤换王永江，甚至武装晋见，大闹督军署；王永江以守为攻，以母亲病重为由请求辞职，返回家乡。两强相争，张作霖想了又想，只能挥泪斩马谡。他桌子一拍，手指汤玉麟的鼻子，骂道：“妈拉个巴子！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小子这么闹，是活得不耐烦了？王永江辞职不成问题，但现在不准，此端万万不可开，此风万万不可长。否则，沈阳城岂不乱了套？”汤玉麟气不过，赌气拉上自己的队伍，去了新民县。

事态平息之后，老谋深算的张作霖将王永江从金州请了回来，不久，就调任他担任财政厅厅长兼烟酒专卖局局长。这样做一箭双雕，既可以请王永江解决财政顽疾，又能让汤玉麟等老部下心里舒服一些，化解化解矛盾。

汤玉麟脱离奉天，又干起了土匪老本行，张作霖派人请他多次，他却爱答不理。一天，张作霖过生日，宴上演出京剧《古城相会》，讲的是关羽千里走单骑，在古城巧遇张飞的故事，当演到关羽念白：“想当年，你我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誓同生死，皇天上帝，共鉴此衷。自徐州失散以后，误中奸曹诡计，将我困在土山，内无粮饷，外无救援，是我情急无奈，保定二位皇嫂，暂且依曹。那曹操暗用牢笼之计，赠马赠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盘金，下马一盘银。那时愚兄虽然身在曹营，无一日不思念兄，无一日不想念弟……”看着看着，张作霖潸然泪下，部下们忙问缘故，他抹了一把眼泪，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家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段话，很快就传到了汤玉麟的耳朵里，他因此感动，再次回到张大帅麾下。

“篱花落尽菜花香，浅草沿堤踏落晖。水上风来红蓼响，一双饥鹜背人飞。”王永江是个很单纯的人，他信奉士为知己者用，既然张大帅这么器重他，他绝无二话。于是，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下令清丈土地，对过去隐瞒不报的庄园、围场、牧场等，统统加征田赋，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为王永江字岷源，有人就用南方话的谐音，骂他为“万民怨”；而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也落下了“整之净”的骂名。他严肃纲纪，惩处贪污腐败的税捐局长，依法枪毙14人，风气为之一新。他主持发行公债500万元，共有五元、拾元、一百元三种面额。票面为发行条例，加盖朱红色奉天省印玺及奉天省长张作霖、财政厅厅长王永江签名及盖章。筹集的资金，用于创办实业……

1918年的奉天公债正面

到了1920年3月，奉天省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不但偿还了1000余万元的债务，还有1000余万元的财政结余，王永江成为公认的“理财能手”。张作霖喜形于色，对王永江说：“这实在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他想让王永江担任省长，王永江考虑再三，婉言谢绝。张作霖主意已定，不愿收回。几经说服，王永江建议说：既然大帅如此器重我，我就代你办理省长事务，但不担省长之名，省长之职仍归你兼任。但“凡省内大小官吏，悉由己任命，不许雨公干预”。张作霖将王永江视为左膀右臂，他经常对到政府任职的小兄弟们叮嘱：“王岷源脾气不好，颇难伺候，务要谨慎。”

三

野心随着实力生，霸气随着野心长。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推荐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改为支持亲日派，让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迫使靳云鹏辞职，直、奉矛盾由此尖锐。张作霖兵强马壮，决意武力对付直系。对此，王永江坚决反对。他认为，东北久病初愈，应继续搞好民生建设，不应自不量力，有问鼎中原的贪欲。但张作霖一意孤行，王永江也是万般无奈，写道：“英雄见与书生异，书生抱负济何事？”

1922年4月29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向部队下达总攻命令。张作霖为奉军总司令，率领4个师、9个旅约12万人，分东、西两个方向，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7个师、5个旅约10万人迎战。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兵戎相见。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腹背受敌；他还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奉军全线溃退。5月5日，张作霖败退出关，损失惨重，死伤2万多人，被俘4万人，元气大伤。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为了离间王永江与张作霖的关系，拆奉系的台，吴佩孚请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任命王永江为内务部部长。王永江不加理睬。张作霖在日本的幕后支持下，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东北独立，并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省长。一年后，全省经济开始复苏；1923年，全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盈余约有820万元。

可是，张作霖念念不忘报一箭之仇，加紧扩军备战，至1924年9月，东北陆军总兵力达到25万，甚至还组建了海军和空军。此外，东三省兵工厂的规模亦极度扩张，财力日渐枯竭。10月，为了策应、声援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齐燮元争夺上海，张作霖又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王永江着急上火，“左目失明，心脏漏血”。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作霖忘乎所以，不但不见好收兵，而且乘胜穷追，到处抢占地盘，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穷兵黩武，陆军经费支出就达一亿多元，占全年总支出的89％，消耗大量财力、物力，造成了东北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奉天省金融陷入混乱。在大连养病期间，王永江给张作霖的干将杨宇霆写信，指出：“将来不待外力来侵，已成自杀之策，其危险视外力来迫相等，此岂图存之道！恐不过一年后，即自索于枯鱼之肆矣！不速图挽救，危险即在目前。”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滦州兵变失败后，王永江原以为张作霖能吸取教训，收缩战线。岂料想，1926年1

月，张作霖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再次进兵关内，要报冯玉祥助郭反奉的一箭之仇。王永江力谏，张作霖不听。“积累了4000余万元，还有大批军需物资，也没用于建设，几次内战，就打出去了！好不容易积攒许多财物，全都给我扬了！”1月24日晚上，王永江心灰意冷，破例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头一道菜上的就是“鹿尾白菜卷”（鹿尾寓意“路危”，白菜卷寓意“铺盖卷”），临别时，还分别赠送每人一张自己的半身照。次日，他向张作霖请假，希望回金州探望双亲。当天恰是正月初九，王永江的生日，张作霖以为廉洁的王永江是为了躲避生日应酬故意回乡待几天，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

四

茫茫沧海逆潮流，楼橹金戈兢上游。

三十六天风力霸，四千万棹浪花浮。

岸穿蝼蚁堤将溃，水沸蛟龙帆不收。

眼看狂澜胥及溺，空余杜宇泣神州。

不久，张作霖收到王永江的辞职信，十分震惊，当即复电：“尚望以大局为重，早日言旋。”他先后派遣袁金铠、张学良等人到金州，请他回去好好谈谈。但王永江决心已定，一概不见。1926年7月，张作霖亲自出面，吃得还是一顿“闭门羹”。

1927年以后，物价飞涨，奉天省发行的纸币奉票币值暴跌。1月，奉票兑现洋的市价为2元8角；5月下旬，跌至3元5角5分；7月底，达到5元6角4分。6月21日，王永江在《日记》中写道：张雨亭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人之将死，强作回光，此之谓也。

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在金州病逝，享年56岁。临终前，作为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犹念念未见东北大学毕业生为憾”。噩耗传出，人们深为叹息，盖棺论定：“伟烈丰功当时王佐”，“富庶已成共推管晏”，“为当代有数人才”。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生前准备撰写一部民国史，留下了大纲，在《循良传》一节中，仅仅收录三个人，王永江位列第一。为吊慰忠魂，张作霖下令馈赠丧银5000两，追嘉勋三位，定国史立传，并派袁金铠作为自己的特使，到金州致奠。王永江墓位于大连金州肖金山南麓，现为大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山东战场上连吃败仗，被迫退回关外。当专列行至皇姑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一声巨响，结束了他的枭雄人生。不知道黄泉路上，他遇见王永江该如何忏悔呢。

王永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理财高手，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王永江纪念文集》中，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不仅对财政收支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并严格限制贪污腐化。对于自己除应得的薪俸外，如官银、兴业两行，年终应分给财政厅长兼两行督办的提成‘个人花红’，八万余，五万余，他都拨归公账里。”他的故居，与辽南普通民居没有什么不同，可惜在前几年就被拆除了，而他的著述《读易偶得》、《铁龛诗草》、《医学辑要》、《方书选粹》等，在当地的图书馆内仍能查到。

王永江《丁卯日记》

李秉衡：从“芝麻小吏”到“抗寇大将”

康熙、乾隆亲手料理的一桌“满汉全席”，到了清朝晚期，已经杯盘狼藉，一塌糊涂。蒙尘的蒙尘，干巴的干巴，腐败的腐败，腥臊烂臭，苍蝇吃饱之后，得意地扇动翅膀，凌空跳着优美的华尔兹。人们纷纷掩鼻远去，有些人甚至愤愤不平，卷袖子，捋胳膊，准备掀翻桌子，将残羹剩饭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竟有一个人安坐桌前，眯缝着眼睛，吃得腮帮子鼓鼓囊囊，还时不时地嘿嘿自乐，大声叫好……这个人，就是人称“北直廉吏第一”的李秉衡。

李秉衡

1985年5月，史学家从河南安阳李秉衡玄孙李温亮的家里，找到一张李秉衡的晚年照，但见他高额头，椭圆脸，秀眉凤眼，鼻直口正，生就一副招风耳，眉宇间洋溢出一股英雄之气，由此不难看出，青壮年时期，身材魁梧、血气方刚、谙熟兵法的李秉衡，也是一条叱咤风云的血性汉子，其内心想必也是像岳云一般，豪情万丈。

一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大连庄河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先祖李协泪别山东福山桃源乡，拖家带口，乘船北上，死里逃生，在辽东半岛东部古镇青堆子登陆，并定居在青堆子东北8里地的石嘴子。

可能是心中涌动着闯关东者的血脉，从小，李秉衡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一天，大人都到地里锄草灭虫去了，他独自在家玩耍。

当年，为了辟邪，家家户户都在厅堂里挂着大幅的钟馗画像。钟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刚正不阿。他手握一柄宝剑，小人见了，魂不附体，浑身筛糠；小鬼见了，耗子遇猫，逃之夭夭。所以，钟馗被尊称为“驱魔大神”、“赐福镇宅圣君”。

但小秉衡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天，玩在兴头的小秉衡猛然发现，钟馗两眼如炬，你朝左边躲闪，他看着自己；你朝右边躲闪，他依旧看着自己……小秉衡左右躲闪，钟馗紧盯不放。他越想越生气，盛怒之下，找出一把剪刀，踩着凳子，三下五除二，把钟馗的两只眼睛捅成大窟窿。

傍晚，大人回到家里，看见被捅瞎双目的钟馗画像，无不目瞪口呆。把小秉衡叫过来一问，4岁的孩子却理直气壮：“我又没招他惹他，这个怪老头老盯着我干什么？”

长大之后，他又拜名师习文练武，学得满腹经纶，一身功夫，他舞动的两柄铜锤像流星一样，出神入化，成为远近闻名的“铜锤李”。

李秉衡的父亲，名叫李辉德。《庄河县志》记载：李辉德中举后，历任江苏镇洋、金山、溧阳、娄县、江都、仪征等地知县，扬州军捕同知等职，“在任政声卓异，远近称之”，“居家有法，教子有方”，诰封奉直大夫。

李辉德长年在外做官。身为长子，李秉衡主持家业，务农为生，耽误了科举。18岁时，慈母于氏仙逝。李辉德又在南方续娶鲍氏为妻。他考虑要尽到养育子女的责任，就回到庄河，变卖家产，携带四子一女南渡。从此，李秉衡离开家乡，开始了新的人生。

二

咸丰六年（1856年），为官清廉的父亲不得已，破费多年积蓄，为他捐资入仕。在候补期间，直隶保定府要向户部送交5万两饷银，上司派遣李秉衡和候缺经承（即书吏）李树勋一起，率领4名差役护车送交。一路上，盗贼闻风而动，设下埋伏，企图“智取生辰纲”，但李秉衡手持两柄铜锤，日夜护车，睡觉都瞪着一只眼，没给盗贼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安全地将饷银解送到京城。

可是，到了户部后，又因为他们没有按“潜规则”行事，户部迟迟不给办理交接手续，饷银无法入库交差。

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叫李秉衡“识时务”，行贿了事，反正车上有的是银两，公家可以“买单”。而生性耿直的李秉衡却不信这个邪，他在户部大门前安营扎寨，轮流守护，一言不发，官民见了无不议论纷纷，户部因此灰头土脸，不得不派人悄悄找到李秉衡说好话，火速办妥交接手续。

转眼就到了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省遭受特大旱灾，宁津县尤为严重。久旱不雨，人心惶惶，百姓也不能静等饿死吧。几个乡镇相继暴发了“吃大户”事件。据庄河市文史学者张天贵考证，李秉衡临危受命，担任宁津县知县，被派去收拾“烂摊子”。到任后，他公开宣布：停止征税纳捐，免派民夫徭役，要求全县绅民“务各守分”，“守分者为良民，良民必救；滋事者为乱民，乱民必诛”。并“广劝富绅借资以救灾户，期以秋收为偿，官为出给印券，并许保护其家”。富绅为了自身安全，慷慨捐款救灾。民心逐渐稳定下来，社会各界纷纷投入到抗旱行列。当年，宁津县不但没有饿殍满地、哀鸿遍野，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收成，老百姓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李秉衡的名声不胫而走。但李秉衡并没有沾沾自喜。

李秉衡信笺

一天深夜，李秉衡处理完公务，提着两柄铜锤，带领一名随从，走出衙门巡查大街小巷。寒星满天，夜深人静。他走过十字街口，忽然发现，路西一家磨房的门缝里，泄露出一线灯光。他示意随从止步，自己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前，从门缝里隐约可以看见，一对中年夫妻正在磨面。夫妻俩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巧合的是，丈夫夸奖李知县是一个廉洁爱民的清官，妻子却不同意，说：“我的腰杆子都快要累断了，他要是为民着想，怎么不帮助咱们买一头毛驴来推磨？”

翌日上午，磨坊夫妻被请进县衙，两口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犯了哪条哪款。李秉衡进来以后，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很快就打消了他俩的顾虑。谈话时，李秉衡得知这户磨坊的主人也姓李，家境贫寒，已经到了无钱买盐的地步。就自掏银子，让他俩帮忙去官办的盐店里买点食盐回来。两口子很快就买回10斤食盐。李秉衡亲自过秤，发现少了七八两。于是，他派人把盐店掌柜传来，当面对质。掌柜的明知有错，愿意认罚。李秉衡教训了掌柜，又把罚款送给磨坊夫妻，问道：这些钱买头毛驴够不够？夫妻俩接过钱，千恩万谢。这一民间故事，至今还在宁津城乡广为传诵。

后来，李秉衡被提拔为冀州知州。离开宁津时，当地百姓倾城而出，送行十里。一个聪明的老者，拿出一双新鞋，换下李秉衡的旧鞋，悬挂在宁津县南城门上面，长达十年。《宁津县志》记载，宁津人民还筹资修建了一座“李公德政碑”，上面写道：“总稽公（李秉衡）之善政不可胜述：不爱钱，不徇私；无稽案，无滞狱；剔除奸蠹，庇护善良；严诘贼盗，劝课农桑；其劝输纳也，催科不事五刑；其省拖累也，质审但须两造；其恤老羸也，赈济外复施药饵；其悯愚顽也，责惩下更多劝规以及宥过犯之诬，则宽以济猛，怜囚禁之馁，则法外施行……”

三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讲到中国近代战争，中国与入侵者血战，每每都是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中法战争中镇南关大捷，是罕见的中国获胜的一大战役。而镇南关大捷的总指挥是老将冯子材。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的民主，李秉衡作为镇南关大捷的幕后英雄，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打得正酣，李秉衡从浙江按察使的位置，平调到广西。按察使，是主管一省司法的官员，原本与军事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为了使抗法军用物资顺利运抵抗法战场，两广总督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和广西成立东、西两个转运局，西转运局设在边陲重镇龙州县，并任命李秉衡主持西转运局，负责冯子材、王孝祺、唐景崧、刘永福部队的后勤供应。

李秉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设立南宁转运分局：从广东采购的军火，通过水路运至南宁；从湖南筹集的饷、粮，通过陆路运抵南宁。然后，再将武器、粮饷运往龙州，支援前线。“无分主客军，给粮不绝。”

当时，从中原地区调到西南边陲参加抗法战争的官兵，往往因水土不服而生病，而在前线作战负伤的官兵，也需要及时抢救、治疗。李秉衡雪中送炭，创办了龙州医药局，也就是野战医院，并制定了不按军阶高低，一律平等就医制度。凡是送进龙州医药局的伤病员，都以伤病轻重合理用药，使入院官兵感受到了人间温暖，痊愈后，纷纷再披战袍，重返前线，杀敌报国。

镇南关之战，清军各部在冯子材的指挥下，因有李秉衡的后勤保障，密切协同，严密防守，与法国侵略军激战数日，打退了法军的进攻，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大捷之后，兵部尚书彭玉麟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冯子材与李秉衡“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李秉衡因此得到了“从优叙功、提拔使用”的奖赏。

四

待到甲午战争爆发，李秉衡从安徽巡抚的官位，被朝廷平调到山东，却未能续写辉煌。

1894年9月下旬，李秉衡抵达济南，接过官印，然后奔赴胶东前线，视察沿海防务。他清醒地预测到，日军占领辽东半岛之后，肯定要挥戈南下，侵犯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威海。但是，威海周围兵少将寡，防务薄弱。他奏请朝廷立即组建一支野战军，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朝廷并未采纳；他请求朝廷增援，李鸿章却将一支精兵调往辽东，使胶东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他东筹西借，招募了20营新兵，训练未成，战斗警报就拉响了……1895年1月30日，日军攻占了威海，淮军名将、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曾经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甲午战争虽然败北，李秉衡并未屈服。当他听到日本在议和中，提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列岛，并赔偿2亿两白银的“强盗条款”，心忧如焚，强烈的忠君、报国、爱民之心交织在一起。从1895年4月19日开始，连续7日，他连上7书，揭露“李经方（李鸿章的儿子，中方谈判代表之一。引者注）与倭交往甚密”，要求朝廷中止和议，举兵再战。他慷慨陈词：“用此巨款以养战士，以二十万人计之，每月只一百余万，多计亦不过一千数百万，如能战胜则赔款可以不给，而中国可以自强。”遗憾的是，朝廷没有理睬李秉衡的爱国之心。《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李秉衡气得大口吐血。他悲愤交加，向朝廷辞职，朝廷不答应，只批给他一个月的病假；假满又辞，又准续一个月。

人生七十古来稀。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还是人性化角度，70岁的老人，本应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可是，1899年11月18日，一道圣旨传到安阳，又把因胶州湾事件“革职，永不叙用”而闲居的李秉衡重新推入旋涡密布的宦海。李秉衡可曾看到清朝灭亡的征兆，没有具体史料可以证实，不能妄加猜测。但他对前途心灰意冷却是事实——他再次上奏，“恳求收回成命”。而朝廷认为钦差大臣、长江水师巡阅使（长江水师主将）

李秉衡故居

非他莫属，又一道“著不准辞”的圣旨，便让李秉衡无路可退。从1900年3月到5月24日，李秉衡不顾年老体衰、船颠舟簸，视察了长江防务，并对发现的问题具实上报。

在苏州，他见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受到热情款待。当时，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开始向天津进攻。6月21日，慈禧太后接到战报，又收到虚假情报：外国要求她归政于光绪。于是，嗜权如命的慈禧一改镇压义和团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支持义和团，并正式向十一国宣战。

五

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或帝王）有难，臣下起兵前去救援，史称“勤王”。清朝大厦本来就腐朽不堪，哪能经得起八国联军的枪林弹雨？于是，慈禧太后不得不严令各地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共渡难关。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不但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军开战，而且私下里与外国达成协议，名曰“东南互保”。他们的理由是：朝廷命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可以置之不理。

李秉衡却是个例外。

那天，他被刘坤一请进了南京两江总督，刘总督拉着他的手，颇为为难地说：“李大人啊，现在敌人进攻猛烈，京师形势紧急，危在旦夕。朝廷有旨，命令各省派兵赴京勤王。兄弟我本是带兵之人，这次朝廷有难，本当亲自带兵北上，无奈身患疾恙；又因为守土有责，不能擅离职守。你看如何是好？”

“我去！”李秉衡满口答应。

送走李秉衡，刘坤一拊掌而笑。原来，李秉衡向朝廷参劾了刘坤一的部下数人，引起他的不快；他又听说李秉衡要从江阴拦截外国船只，破坏“东南互保”计划。经过一番思考，刘坤一才想出了调虎离山之计。

7月27日，李秉衡风雨兼程，抵达北京。正准备向敌人求和的慈禧太后，对于他的到来，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她立即召见，对李秉衡“慰劳再三，揽其袂而泣，秉衡亦泣”。李秉衡表示：既已开战，不能言和。慈禧非常满意，对李秉衡给予奖励，“恩赏紫禁城骑马，紫禁城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御赐福字三次”。

实际上，战与和，在朝野早已分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系。主战派声势浩大，压倒多数。

庄亲王载勋、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承恩公崇绮、大学士徐桐、刑部郎徐承煜等，竞相附和载猗主战。军机大侍臣荣禄依违其间。许景澄、袁昶熟悉外交（洋务），坚决主和。袁昶坦言：“今朝廷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论，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洋人之中，是有图谋亡我中华之歹徒，是有觊觎中华富饶宝藏的奸人。但朝廷不能意气用事，培园固本的办法应该是增强国力，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自己壮大了，洋人纵有虎狼之心，也奈何我不得。否则，只能坐受其辱，贻笑天下。”许景澄指出：

“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况甲午一战，中国的对手是一个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中，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

7月28日，在李秉衡的坚持下，主和的许景澄、袁昶被杀害。

8月6日，身为“办武卫军事务”的李秉衡，率领到北京“勤王”的三十营一万多名军队和三千名义和团团员，火速赶往通州以南，截击联军。9日凌晨，李秉衡部队到达“京东第一镇”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旧城关东北15公里），立足未稳，联军已至，枪声一响，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团员逃逸大半。

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李军死伤惨重，在河西务坚持了一天一夜，被迫退至通州张家湾。李秉衡给清廷上一奏折，请求援军，并表示“竭殚心力，招集散亡，誓死前进”。但援军毫无动静。李秉衡看见大势已去，就把儿子叫到身边，嘱咐说：“你留下给我收尸，但不许从殉。从殉无益，是大不孝也！”吞下毒药后，他仰天长叹，对身边的幕僚和家人说：“我这一次北上勤王，明知是自投罗网，但却没有想到世事如此沧桑冷漠。我明知有陷坑，而鼓勇上前自陷此坑，是为国家争一口气而已。我死不足惜，可叹国事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我也顾不得了。张家湾是我的最后归宿地，诸君各自为计，自投生路去吧！”

李秉衡殉国后，朝野感动不已，清廷追封其为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并入昭忠祠，永久纪念。

可是，豪言壮语并不能抵挡八国联军的攻击。8月15日，北京城破，慈禧太后化装成贫民老太婆，裹挟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京城再度遭遇浩劫。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平民惨遭枪杀，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紫禁城等重地成为外国兵营，皇城、衙门、官府被大肆掠夺，大量的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因之失窃、破坏，翰林院所藏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珍本图书，损失了4.6万多册。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皇宫中的宝贝大都成了战利品，拿不走的，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

李秉衡晚年照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再次出面，与入侵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4.5亿为当时中国的总人口，联军以每人赔偿一两以羞辱中国人），分39年付清，加上利息共计9.8亿两，为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2倍，人民被逼到了敲骨砸髓的绝境。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继续进攻保定、易县、永清、张家口、山海关、娘子关等地，沙皇俄国出动17万军队侵占了东北，八国联军在各地烧杀抢掠，把城市乡村变成一片废墟，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

八个强盗国家对敢于抗争挑战的李秉衡恨之入骨，威逼清廷对李秉衡进行处罚。孱弱的清廷只能唯命是从，对“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取消抚恤，并“国史不立传”，于是李秉衡由“抗倭英雄”变为“百世罪人”。但是，时间是最公允的判官，历史最终要还给李秉衡一个真实客观的评判。国难当头之际能以身死报国者，不管是哪个时代都是令人景仰的。

2007年8月，《李秉衡评传》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2009年4月20日，绵绵春雨中，李秉衡故居修复揭匾及铜像揭幕仪式，在庄河市鞍子山乡石嘴村隆重举行。李秉衡故居已成为大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目前，又传出电视连续剧《李秉衡》开机、李秉衡纪念馆筹建的消息。

往事如烟，史迹永存，以史明智。我在凭吊李秉衡的一生荣辱之时，脑海里总是回荡着他亲笔书写过的一副楹联：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超前贤难。

李秉衡的学问是否“超前贤”，难下定论；失败皆因“随流俗”，确定无疑。

冒死也要查清旅顺大屠杀人数

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相应名分，生前没有发表多少研究成果，死后仍有许多著作束之高阁、风化虫蛀。然而，小人物，大志向，他的冒死求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的经年累月、留存信史的作风，却彰显了一位地方史志专家的独到的学术良知和人格魅力，就像深埋地下的陈坛老窖，等待着有识之士的发现、品味……

孙宝田

1961年，经过悉心收集、考证、整理，孙宝田完成了《旅大文献征存》（八卷）；1970年，他又增补一卷。

2008年1月，25万字九卷本的《旅大文献征存》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此时，孙宝田已经离别人世17年。

从个人履历上看，孙宝田基本上干了一辈子教育事业，研究大连方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相应名分，生前并没有发表多少研究成果，但他却无怨无悔，埋头苦干，连续研究了五六十年，为揭露日军旅顺大屠杀人数真相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境界和执著，真让崇尚做学问一把一搂者汗颜，让渴望搞研究一夜成名者反思，更让珍惜人才的城市管理者举一反三……

师出名门

孙宝田是大连金州人，生于1903年，字玉良，号辽海鳌翁。1910年，师从辽南名儒郑有仁，一读就是10年，曾与著名将领万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同窗。1922年，拜舅父毕序昭（秀才，任洮南府开通县巡检，荐保知县）为师，学习金石学和古字画鉴定。1929年春天，他与同乡才子毕维藩一起，被著名学者罗振玉收为弟子。毕维藩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班，是辽南著名的诗人、学者兼书画家。每个星期，两个人从金州乘火车去旅顺，登门求教。罗振玉的大云书库藏书丰富，平时不向外人开放，两个弟子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自由出入。对于两个弟子，罗振玉并不收取任何费用。弟子心存感激，经常将家里种的时令瓜果、蔬菜摘下一些，装进篮子里，顺便送去，以表达心意。1930年，孙宝田又拜光绪甲辰进士、学部专门司司长王季烈为师。

1935年，为了发掘、整理旅大地区的历史文化宝库，培养方志研究人才，大企业家、金州会（民政署下设之机构）会长曹世科提议，由他出资，并效仿晋朝竹林七贤，与孙宝田、毕维藩等七人结成益友社，创办《益友》月刊，为日后编纂《金州志》积累素材。从此，孙宝田走上了大连方志研究之路。

铁骨铮铮

研究贵有疑。在旅顺拜师过程中，他逐渐熟悉了旅顺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并对甲午战争中发生的日军旅顺大屠杀的人数产生了置疑。

1894年11月21日，清旅顺守军溃逃，旅顺军民抵抗未果，风雨之夜，城池被日军攻陷。为了报复，日军第一军团长山地元治下令屠杀市民。于是，两眼血红的日军端枪、挥刀，挨家挨户屠杀中国人，妇女老幼均不放过，连杀三天，血流成河，仅有36人幸免于难。这就是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事件。

1935年6月，孙宝田辗转找到了当年抬尸队队员鲍绍武，获得焚尸近2万具的数据。为此，他还特意作诗一首，表达了自己对日寇暴行的憎恨：“无端倭奴侵边疆，屠杀吾民惨且狂。疾首痛心四十载，万忠古墓荐馨香。”

当时，旅大地区仍是日本的殖民地，孙宝田敢于捋老虎须子、揭日寇短处，甘冒生命危险，也要查清日军旅顺大屠杀人数，彰显了史学家忠于事实、捍卫真理的高贵品德，其胆其识可圈可点，令人敬佩。

同样的壮举，还发生在后来的改名风波中。1944年，为了强化殖民统治，使旅大百姓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日本人酝酿了“改名”阴谋，就是想把旅大百姓的姓名全部改换成日本模式，并决定在金州做试点。日金州民政署署长河也占男专门叫来曹世科，进行部署。事后，曹世科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商讨对策。20位代表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更换姓名对不起祖宗，不能执行。于是，大家联名上书，坚决反对，曹世科、孙宝田（教育界代表）等15人带头签名，其余的因为怕日本人报复不敢签。接到上书，河也占男十分不高兴，但考虑到民意难违，日军的战局又处于低迷状态，就不再强求。“改名”阴谋不了了之。

旅顺大屠杀惨状

旅顺万忠墓

“甲辰日俄之战，旅大入日军手。继俄人之租借权而扩充之，名曰租借，实同己有，经营四十二年，以遂其殖民之野心，行其大陆政策。从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矣。惜屡经兵灾，档案无存，欲征信史，仅凭残篇零简与诸父老口耳所传闻者而已。”有憾于此，孙宝田于194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整理《旅大文献征存》，希望为后代留下一部可信的历史文献，直到出版，前后长达60余年，其中艰辛，难以言表，其书价值，无法估算。

壮志未酬

1945年8月22日，大连光复。当时，孙宝田正值盛年，非常希望为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可是，由于在日本统治时期，他担任过金州女子高等公学讲师、教导主任和“关东州”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等职，所以，历史包袱压在他的肩上，让他不堪重负。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审查，使孙宝田在命运的波峰浪谷中起起落落，大好年华几乎全部付诸东流。干事业的时间屈指可数：1961年，他到大连海运学校讲授了一年多的古典文学，挣一点讲课费贴补家用；

1963年5月开始，他又到大连文物店鉴定了一年多的文物……

身处逆境，孙宝田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节衣缩食，广泛收集、发掘史料，进行地方志研究，默默地耕耘，孤独地守望着大连人的精神家园。1977年，《两间草堂笔记》脱稿；1981年，《旅大地方轶事》成书；1982年，完成《徐邦道总兵轶事》一卷；1983年，完成《山窗杂录》、《守拙园存稿》各一卷；1984年，《辽海鳌翁回忆录》脱稿；1985年，完成《雪鸿诗集》；1990年，完成《庐剩稿》编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集中整理手稿，完成《古刻经眼录》十卷……目前，《旅大文献征存》已经出版，并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而其他书稿，至今尚未出版。一旦毁坏，大连历史链条将中断几节，亡羊难以补牢，那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赎回的精神财富啊！

其实，文史研究，就像对待古玩一样，无知者视为破铜烂铁，不值几文，重视者视作民族瑰宝，价值连城。古玩还是那些古玩，轻视还是重视全在于见识。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城市也是如此。事实证明，一个不重视自己历史的城市，是一个浅薄的城市。盛世应藏宝，盛世也应修志。但愿，地方志研究者不再孤独；但愿，孙宝田的研究成果更多面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旅大文献征存》书影

孙宝田书法

“神舟飞船之父”的情感档案

戚发轫是世界知名的空间技术专家。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第一枚运载火箭——“东风”二号、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等研制、发射过程中，他都肩负重任，功勋卓著。曾担任“东方红”二号卫星、“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1992年出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项目——“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后兼一至四号飞船的总指挥。1999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9月13日，在沈阳举行的“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了“求是”奖，他是6名获奖者之一。

无情未必真豪杰。作为从大连土地上走出去的科学家，戚发轫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他的家庭生活又具有哪些特色呢？在“神舟”五号发射前后，记者专门采访了戚发轫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初步解开了他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戚发轫

2003年10月15日上午5时50分，40多米高的“神舟”五号已经长剑倚天，指挥部一个临时办公室里宁静而庄严。一位精神矍铄的儒雅老者当着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签名：戚发轫。然后，他充满自信地说：“小伙子，你就像平时训练那样，不要紧张。没有十二分的把握我是不会签字的。祖国人民在看着你！我会到着陆场等待你平安归来！”随后，杨利伟在一名教练员和医生的陪同下，乘专车来到发射架下，走进通往返回舱的防爆电梯……

次日凌晨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着陆，喜讯传出，举国欢腾，世界惊羡。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杨利伟自主钻出返回舱。他见到戚发轫，立即扒开人群，快步走上前去，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激动地说：戚总，谢谢您！咱们中国的飞船太好了。

戚发轫笑了。这个满头银发、满眼血丝的大科学家，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抬头看着天上的白云，内心在深情地呼唤：福玲啊，你都看见了吗？你的遗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飞天苦旅

有你的爱相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可以分为火箭系统、应急救生系统、飞船系统等七大系统，有11万人参与研制。如果把她比作一个由七大系统组成的庞大的交响乐团，那么，担任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轫，就是那第一小提琴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华彩乐章，就是从他的琴弦上迸出的。

2002年12月30日至2003年1月5日，我国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前的最后一次无人飞行试验圆满完成。全国人民翘首以盼，期待着“神舟”五号早日升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早日做圆。

1970年，戚发轫全家合影

“一切为载人，全力保成功。”作为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轫心里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要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消灭在“神舟”五号发射之前。

果然，问题出现了。

有一次，返回舱在内蒙古大沙漠做了一次空投实验。当高空抛下时，引导伞、降落伞依次打开，在距离地面1.2米时，其下部的四台缓冲发动机同时启动，溅起一股沙尘。返回舱着陆后，科技人员迅速跑过去，打开舱门。这时，一股刺鼻的白烟窜出来。

这股臭气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过？戚发轫亲自钻进返回舱检查。原来，是一氧化碳在作怪。以前发射无人飞船时，返回舱着陆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打开。因此，味道就散掉了。但是，在空间狭小、密封的返回舱内，一氧化碳就是一个神秘的杀手。轻者会影响航天员的身体健康，重者会使其窒息身亡，酿成载人航天的失败。

真悬啊！

戚发轫回到家里，坐在书房内，紧皱双眉。女儿戚虹叫他吃饭，他却没听见，仍旧坐在椅子上苦思冥想。

他的书房与别人的没啥两样。高大的书柜挡了一面墙，书柜里装满了航天方面的书籍、资料。与众不同的是，书柜上摆放着许多模型，从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第一枚运载火箭——“东风”二号、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到“神舟”一至四号飞船，就像一个微型航天博物馆，既记载了中国人攀登科技高峰的历程，也记录了他的跋涉足迹。在模型丛中，摆放着他妻子姜福玲的遗照。

戚发轫默默地凝视着妻子的笑脸。两年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遇到难题或者心情不佳的时候，他就会深情地凝视着她的照片，看着看着，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在胸中奔涌，仿佛之中，姜福玲就会像画中人似的，飘然而下，出现在他的面前。

戚发轫与姜福玲都是大连市金州区人。老戚家住在金州城里西南方，老姜家住在东南方，相距不过三四百米；老戚经商，老姜是工人。

以前，两家并不认识，后来请人给儿子介绍对象，老戚才认识了老姜。

1933年4月26日，戚发轫出生。1957年8月，他24岁的时候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被选入刚刚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由于他身高1.8米，又有文凭又有相貌，不少老同志主动张罗着给他提对象。可是，做父母的还是老观念，害怕儿子娶了外地媳妇忘了娘。于是，就在家乡悄悄帮他物色了一个对象。那年春节，戚发轫回乡探亲，父母让他去相对象。他不太同意。父母不依不饶。作为孝子，戚发轫不想让父母伤心，就答应去见一面，心想：如果不合适，就找个理由推辞掉。一天晚上，踩着皎洁的月光，父母领他到了姜家，见到姜家小姐姜福玲。岂料身高1.65米、举止大方、年龄23岁的姜福玲让他产生了好感。经过一个假期的接触，竟意外地擦出爱的火花。

原来，姜福玲读完小学四年级，因为家境不宽裕，1950年，她就参加了工作，进了当时在全国纺织行业数一数二的金州纺织厂。又因表现出众，不几年时间就入党，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后来被组织上推荐到沈阳念速成中学；1956年8月，又被选送到天津纺织学校（现在的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读书。1958年8月，中专毕业时，为了支援边疆建设，组织上把她分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轻纺局。每逢年节，姜福玲回家探亲，来回都要经过北京，两家老人就有意地让她给戚发轫捎这带那，关系日渐密切。但是，由于他的工作是保密的，平时见面都穿便服，所以，挺长时间过去了，姜福玲并不知道他是军官。

戚发轫受到军校学生的欢迎

戚发轫在工厂考察

1958年，组织上安排他去苏联著名的茹科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深造。那年9月中旬，在等待批准启程的时候，领导找他谈话，严肃而关切地对他说：“这次出国留学，一去说不定三年五载，你的年龄也不小了。给你几天假，走之前，你干脆把‘个人问题’解决了。”戚发轫二话没说，当晚就给姜福玲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挺长时间没有回音，戚发轫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是啊，结婚是终生大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岂能这样随便，一封信就打发了，说结婚就结婚？9月底，姜福玲不声不响地来到北京。原来最近老是加班，她没有时间回信。国庆节那天，在戚发轫的单身宿舍里，两个人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两张行军床一并，人间又多了一个新家。直到举行结婚仪式时，姜福玲看见了身着军服、英气十足的新郎官，美目圆睁道：“你是……”戚发轫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短暂的蜜月之后，姜福玲回了内蒙古。不久，领导却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因为他报的是火箭总体设计专业，涉及苏联的国家机密，苏方拒绝了他的留学申请。

1961年，姜福玲被调进北京。白天，各忙各的。业余时间，两个人经常在月下漫步，谈工作，谈生活，谈理想。一天，姜福玲好奇地问道：“发轫，你说月亮里真有嫦娥和玉兔吗？”戚发轫笑了一下，故意逗她：“这还能有假。”“你怎么说的那么肯定？”“当然啦，我是搞运载火箭研究的。有朝一日，我们的宇航员还要来个‘嫦娥奔月’呢。”“是吗？到时候，你能让他们把玉兔捉回来吗？”“可以！”“好，我支持你！”说罢，两个人哈哈大笑。

打那以后，她无论是伤风头疼，还是生病住院，家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也不惊动他。由于姜福玲的工作单位距离南苑“小家”很远，来回需要挤4个小时的公交车。1962年年初，怀有身孕的姜福玲为了减少途中奔波，就在办公室内借住。戚发轫的科研任务很重，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两个人难得见上一面。5月19日，她在医院里生下儿子戚克智，还是妻子单位领导给戚发轫挂的长途电话。戚发轫急忙向五院领导请了假，匆匆赶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紧握妻子的手，心疼地说：“你看你，怎么生孩子前不吱一声？”满脸疲惫的姜福玲摇摇头，轻轻地说：“……发轫，我们有儿子了。”5年后，女儿戚虹在南苑七一一医院呱呱坠地。

按照规定，戚发轫可在60岁退休。1992年年初，年满59岁的戚发轫曾想，自己一辈子为了革命工作，到点也该好好休息啦。而且，这一生欠妻子的太多，退休后一定要好好表现，将功补过。姜福玲听了，喜上眉梢。

可是，就在那一年，中国载人飞船正式立项，组织上决定，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载人飞船，并安排戚发轫担任飞船总设计师。应该说，这个职位非常光荣。但戚发轫却有些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有一些担心。自己年龄大，能不能挑得起这副重担？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他已经功成名就，如果“飞船翻了船”，个人名誉事小，航天员的生命关天啊。而且，自食其言，又怎么向老伴交代？

那天，他忧心忡忡地下了班。吃晚饭时，他只往嘴里扒了两口，就放下碗筷，进了书房。过了一会儿，姜福玲敲敲门，提醒他看《新闻联播》。过去，他看新闻的时候，还喜欢与老伴议论几句。当天，却是一言不发。看完《新闻联播》，他起身要走，姜福玲叫住了他，问他有什么心事？戚发轫想了想，便把自己出任飞船设计师的顾虑说了出来。

听他说完，姜福玲动情地说：发轫，我记得，抗美援朝期间，你在大连上高中，抬过被美军飞机炸伤回国治疗的志愿军战士，那时，你就立志要亲手造飞机，保家卫国。1952年8月，你在三个大学志愿里，都填了航空设计。后来，被清华大学航空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录取。这辈子，你研究运载火箭，研究人造卫星，不都是为了造飞船做准备吗？现在，国家需要你，你舍得放弃这个机会？至于我，你用不着考虑。年轻的时候，苦啊累的都咬牙挺过去了。你要是退休回家伺候我，我还真不习惯呢。你设计飞船，我陪你一起飞！

听完妻子的一席话，戚发轫眼睛一热，心里暖暖的。

想着想着，戚发轫来了信心，也来了灵感。是啊，要想法子减少舱内有害气体的生成，更要想办法把有害气体排出去。

后来，经过反复试验，他领着科研人员在返回舱上钻出一个个小孔，而这些神奇的小孔具有单向阀门作用，可以排出害气，又让外面的气体进不来。

戚发轫讲授航天科学知识

2003年10月17日，“神舟”五号返回舱运抵北京中国空间研究院。戚发轫仔细检查后认为，返回舱状态良好，内部许多设备下次飞行仍可使用。当天晚上，他回到阔别两个月的家……

飞来横祸妻子突然身患绝症

天高，地阔；戈壁，大漠。在这生命的禁区里，仿佛连时间都休眠了，唯有零零星星、满身金黄的胡杨树和骆驼草，在昭示着生命的坚韧。

1999年10月9日凌晨，一辆越野车冲出东风航天城，在平坦宽敞的高速公路上向着280公里外的酒泉市疾驶。戚发轫专注地看着窗外凄凉而壮美的景色。昨天傍晚，研究院的领导从北京挂来电话，委婉地说：戚总，你的妻子可能患了肺癌，请你立即回京一趟。戚发轫一听，手脚直冒凉气。

“神舟”首飞在即，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在这个节骨眼上，身负重任的戚发轫忙得恨不得一天有25个小时，哪能离得开？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戚发轫拿出他那副科学家的认真劲，问道。

“电话里不便多说。”研究院领导知道他的脾气，“戚总，这次非同寻常。我们已经为你请好了假。别耽误了嫂子的治疗啊。另外，回家后千万别说漏了嘴，嫂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戚发轫是个有血有肉的汉子，一想起妻子四十多年来没日没夜地操劳，他心里总有点酸溜溜的。在她身患绝症的时刻，再不回去看一眼，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他连夜把工作向助手们作了详细交代，第二天一大早，就上了路。

“她怎么会得肺癌呢？我们家又没人抽烟！也许是误诊？”他这个最坚信科学的人，此刻也开始对医生的诊断产生了怀疑。

当天下午1点来钟，他乘班机返回北京。一出首都国际机场，他先给女儿戚虹挂了个电话，问明情况。走到家门口，他停住脚步，用手使劲揉揉脸，又调整了一下情绪，才按响门铃。姜福玲见到丈夫回来，又高兴又诧异，问他提前回家怎么事前不来个电话。戚发轫怕她多心，就顺口编了个理由。妻子信了。自从嫁给从事国防核心机密研究的戚发轫，她就养成了保密习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

落座以后，姜福玲要给他做饭，戚发轫摆摆手，说是在飞机上吃过了。妻子转过身，给他端来一杯花茶。戚发轫慢慢地抿了一口，就像往常一样，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又关切地问了一下她最近的身体感觉。

一个月前，姜福玲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稍微走上几步，就会心慌气短；要是爬上几级台阶，更是憋得难受。她还暗自解嘲：人老腿先老。看来，不服老不行了。上个礼拜，她感到心闷得更厉害了，浑身无力，茶饭不思，连呼吸都有些困难，她才隐隐约约有点害怕，就给女儿挂了个电话。戚虹回家，看见母亲一脸憔悴，责怪道：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怎么不吱一声？戚虹向院领导作了汇报。然后，单位用专车将姜福玲送到一家大医院就诊。

戚发轫听后，忍住痛苦，和颜悦色地劝道：一岁年纪一岁人啊，还是小心点为好。他提出陪姜福玲再去复查，姜福玲不愿意。戚发轫说：最近我也觉得容易疲劳，也想去体检，你就算陪陪我，行不行？姜福玲见自己是“搭车”陪丈夫去医院，就勉强同意了。

当天下午3点来钟，戚发轫把妻子带到解放军三〇七医院复查。验尿、验血、X光胸透、CT、磁共振……戚发轫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傍晚，复查结果出来了，依旧是肺癌晚期！戚发轫接过诊断书，双手颤抖，泪涌眼眶。他大口地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平静情绪，又请医生按照以前的假诊断书开了一份。上车后，戚发轫不露声色地把诊断书递给姜福玲，一语双关道：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现在的医疗技术真发达，你想误诊都难。

黑色轿车在街道上穿行，车内有些沉闷。戚发轫害怕这沉闷的空气会诱发心中的酸楚，泄露秘密，就对自己的司机说：放个歌曲听听吧。司机问：放哪首？“还是那首！”于是，一首舒缓、深情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像打开瓶子的香水，立即弥漫开来：“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水面映着银色月光……”姜福玲看了丈夫一眼，露出会心的微笑。

1999年10月11日上午，基地打过来电话，请戚发轫回去。因为“神舟”一号飞船即将发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他不在场，很多事情没人敢拍板。

一边是身患绝症、蒙在鼓里、情绪渐好的妻子，一边是事关国威、军威和航天大业发展的“神舟”，戚发轫站在中间，欲走不忍，不走又不行，那个难受劲儿真是难以言表。妻子看见他在自己的书房里转来转去，问道：“怎么，基地来电话催你啦？”戚发轫点点头。“那你怎么还不走？”“我……我想再多陪你几天。”姜福玲一听就笑了。“陪我？陪我干什么？老夫老妻的，这点小病，还值得劳你大驾！”

戚发轫想了想，试探性地问道：“我走可以，你住在家里我不放心。”姜福玲脸色一冷：“怎么啦？”“我觉得你年龄大了，还是住院比较好，有人照顾。”“我没那么娇气。再说了，我还有女儿呢。”“戚虹也有一大摊子事情，你舍得影响她的工作？”“这……”姜福玲终于被说服，乖乖地住进了医院。

天上人间

但愿能在月宫再续前缘

1999年11月20日凌晨6时30分，“神舟”一号由新型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在绕行地球14圈后，返回舱顺利着陆。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继美、俄之后的第三个航天大国。随即，研究院将各个系统总设计师夫人组建成一个“支前代表团”，前去慰问。经过特批，姜福玲也从医院里临时出院，来到航天城。看到满脸兴奋、不知病情的妻子，戚发轫百感交集，心存感念。

2000年11月初，“神舟”二号列入发射计划。戚发轫轻轻地吻了一下病床上的妻子，告诉她，自己要去酒泉待上两个月，等返回舱一落地，他就会马上回来伺候她。姜福玲努力地笑了笑，喃喃地说：“您放心地去吧，我等着你。”走之前，戚发轫特意给了妻子一部手机，嘱咐她，有紧急情况立即打电话。

以前，医生采取的是保守疗法，姜福玲的生理反应不大。她本是个闲不住的人，老在医院里住着，又吃药又打针，她预感到这病不轻，但是，她没有也不愿往绝症上去想。戚发轫走后，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医生决定给她加大治疗力度，化疗、放疗一起上，弄得她想吐吐不出来，不吐还难受。她一下子明白了。医生在征得戚发轫的同意后，向她说了实话。姜福玲听后，显得很平静。谁没有这一天？唯一让她难过的是，丈夫一辈子点灯熬油、呕心沥血，眼看着就要把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天了，自己不但不能帮他一把，还要牵扯他的精力。有几次，她感到生命之灯即将熄灭，就想拨通手机跟他道别。可是，就在她要把按键按下去的那一瞬间，她又是一个激灵。因为，她说过要等他凯旋的；因为，这个关键时刻，自己痛痛快快地走了，将给他的身心他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创伤啊！

2001年1月16日，“神舟”二号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戚发轫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就急忙飞回北京。到了病房门口，却进不了门。原来，姜福玲觉得化疗后，自己瘦得不成样子，头发基本脱落，不忍心让丈夫看见伤心，就请病友把门插上了。医生和护士闻讯后，都过来开导，姜福玲才答应开门。站在妻子面前，戚发轫看到妻子已经骨瘦如柴，一下子扑在她的身上，心痛得只掉眼泪。从此，他就像上足发条的陀螺，在医院、办公室、家的三角形上拼命旋转。白天，为了“神舟”三号继续攻关；早晚，为妻子洗脸洗头，端水喂药。他知道妻子喜欢吃家乡饭菜，就在家里熬好细子粥送到医院，一勺子一勺子喂她；还特意到市场买回大海蟹，用钳子、夹子挑出肉来，用筷子轻轻地送进她的口里……深夜，才回家睡觉。有时候，妻子状态不好，他就从家捎来一个单人席梦思垫子，在妻子的病床前凑合一宿。姜福玲时而迷糊，时而清醒。清醒的时候，就劝他不要累坏了身子，催他早点回去。医生深知他肩负的责任重大，也动员他回家休息。在姜福玲几次危险又几次转危为安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医生就不在夜里给他挂电话。

3月6日23时许，姜福玲从昏迷中醒来。戚发轫问她需要什么，她瞪眼想了半天，用手指了指窗口。在场的人都不明白。戚发轫弯下腰，把她轻轻地抱起来，让她斜靠在怀里，并示意戚虹熄了灯，把窗户开了一条缝——一道明净的月光悄无声息地淌了进来，泻了满地。姜福玲笑了，她喃喃地说：“发轫，你看啊，月亮又快圆了。”窗户关上，灯亮了，姜福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催戚发轫快点回去。儿子、女儿也是一起劝。而在第二天，作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有参加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持的座谈会，需要回去准备材料。他握着妻子的手，趴在她的耳朵上嘱咐道：“好好休息，感觉不好就给我发个信号。”然后，才离开抢救室。

次日早晨5点来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戚发轫翻身坐起，抓起电话，里面传出医生悲痛的声音：“戚院长，请节哀。您的爱人姜福玲同志已在两分钟前不幸去世……”

戚发轫只感到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他来不及叫自己的车，急忙穿衣下楼，满街连走带跑，拦住一辆出租车就往医院赶。站在妻子的遗体前，他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妻子手里仍攥着那部手机。医生告诉他，老姜不忍心打扰你的休息，直到咽气前也舍不得给你发一个信号。戚发轫听后，更是柔肠寸断……

三天后，在妻子简朴的葬礼上，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都献了花圈。

姜福玲逝世后，戚发轫为了纪念妻子，家里的摆放原封不动，只是选出一张姜福玲的照片，请人放大，摆在书柜上。清明节那天，他亲手扎制了一束百合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妻子的遗像前，热泪横流。此后，他外出的次数更多，回家的次数更少了。一则是感到人生短暂，在有生之年要加快“神舟”的研制步伐，早日实现妻子的夙愿；再则，回到家里，看到物是人非，心里难过。所以，他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以此来转移对妻子的思念之情。2002年春节，戚克智担心父亲寂寞，特意从香港回北京陪他，结果他却去了酒泉。于是，儿子又追到酒泉，与他团聚。

2002年5月9日至12日，戚发轫到烟台某研究所检查工作，应家乡父老的邀请顺道回了一趟金州。在三天时间内，他与老师、同学叙旧，看望了两个弟弟，到公墓向父母献了花篮，分别在母校（初中）金州中学、大连第20高中和大连市科技馆作了报告，接受了大连媒体的采访等等，还看望了初中老师田宜恭等人。在紧张的日程里，他还没忘记挤出时间，买了一大兜营养品，专门去看望姜福玲唯一在世、年届80岁的哥哥。

2003年10月16日下午，“神舟”五号返回舱着陆成功后，戚发轫在与金州的胞弟通话时，还特意嘱咐，一定要把喜讯通知给爱妻的哥哥；如果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请及时给北京挂个电话……

油画名作《邱少云》是怎么诞生的？

《邱少云》的模特儿是个卡车司机；

《邱少云》差点被“文革”时期文化部部长“枪毙”；

《邱少云》连续多年被《语文》统编教材选为插页——

孙国岐

油画《邱少云》，是中国油画的力作之一，现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自1995年开始，连续多年入编全国统编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语文课本中，作为独幅彩页，沿用至今，是一幅被刊印量最大的美术作品之一，千千万万青少年耳熟能详。

这幅名画是如何创作完成的？

2004年2月25日，著名画家孙国岐在大连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披露了著名油画《邱少云》鲜为人知的创作内幕……

苦苦寻找模特儿

孙国岐是大连瓦房店人，生于1942年8月，9岁时全家搬到哈尔滨。1970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1977年3月，为了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辽宁省组织十几名军内外著名画家，进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作为当年辽宁画坛的“五只笔”之一，孙国岐创作的《引来银河水》、《师傅的身教》等画作，都曾红遍全国。孙国岐被领导点名参加了创作组，并接受创作《邱少云》的任务。

对于孙国岐来说，邱少云的故事他一点都不陌生，关于邱少云的画作他也见过许多，但是，他阅读了大量的抗美援朝回忆录，走访了志愿军老战士，进入创作状态后，却迟迟难动画笔。因为，邱少云生前未留下一张照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也不可能留下邱少云的任何影像资料；邱少云的生前战友，也难以寻觅。邱少云的长相如何？烈火烧身时他的神情如何？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潜伏地带的场景怎样？这些细节孙国岐都是心中无数。

经过与四川省铜梁县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等单位联系，4月中旬，孙国岐终于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一张邱少云弟弟的照片。于是，他就以此为模特，苦战一个星期，画出了一幅《邱少云》。可是，望着画作，孙国岐总觉得缺点儿什么，心里不太满意。

当时，孙国岐的画室在辽宁省工业展览馆，展览馆里驻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一天，孙国岐来了灵感，他走进连部，找到连长，说明寻找邱少云模特的来意。连长是个爽快的军人，当即集合了一个排的战士让孙国岐挑选。孙国岐逐个端详，并按照邱少云弟弟的面相选了两名战士。

教科书上的油画《邱少云》

在写生时，由于两个农村战士腼腆要他俩做表情时，不是美滋滋地开口乐，就是板着脸面无表情。孙国岐忙乎了一个星期，也没画出一张有价值的写生像。

邱少云与卡车司机

5月初，创作组其他画家已经开始动笔了，而孙国岐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模特儿苦恼。他实在有些等不得了，便土法上马，找来一个大玻璃镜子，摆在墙边，自己穿上从博物馆借来的志愿军棉衣棉裤，趴在地上对着镜子找感觉，有时找到一点感觉就爬起来，在白纸上刷刷画几笔；有时觉得不理想，又重新趴到地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弄得满身是泥满头是汗。一天下午，他正在地上撅着屁股照镜子，突然进来一个人，惊奇地喊道：“大画家，你在闹什么妖？”

孙国岐坐起身来，擦了把汗，见是展览馆卡车司机小袁。小袁当年二十六七岁，喜欢绘画艺术，经常到画室来请教。孙国岐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说出自己的秘密。小袁开玩笑说：你这么画画多累啊，不如让我来当一把英雄，流芳百世，怎么样？孙国岐仔细端量了他一会儿，高兴地说：老弟，你还真像邱少云！

孙国岐油画作品

于是，两个人来到院子里，找到一块开阔地。小袁换好棉衣棉裤，趴在泥地上，孙国岐像导演一样，启发小袁演绎邱少云被火烧时面部的表情和躯体动作，反反复复，并用相机拍了许多张黑白照片。第二天，照片冲洗出来，效果不理想。两个人又对着照片，琢磨了一番，然后，再到院子里去“表演”……就这样，连续忙了3天，拍了5个胶卷，终于挑出一张效果比较理想的“模特”照片。

人有了，凝固汽油弹燃烧的场面是怎样的？为了再现当时的场景，孙国岐在连队后院养猪场用旧衣裤试烧，火很快就着光了，而且没冒多少烟；炊事班班长动了脑筋，帮他找来旧棉衣棉裤和油毡纸，点着后上面再洒上水，只见火光熊熊，浓烟滚滚——孙国岐乐得直跺脚。恰在这时，从外面开会回来的连长一见后院浓烟直窜，误以为失火，立即吹响哨子，命令战士赶快去救火。战士们闻风而动，有的手拿拖把、扫帚，有的端着一脸盆凉水，一起往后院跑，等大家一身汗一身水跑过去，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连长不好说孙国岐，就把炊事班班长叫到一边，狠狠地训了几句。

险些夭折

1977年，“左”倾思潮在文艺界仍然很有市场。小说创作讲究“高大全”，戏剧创作要求“三突出”，美术创作崇尚“红光亮”——也就是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人物的面部要红润、没有阴影，动作要豪情万丈，形象要光芒四射。

在油画《邱少云》的创作中，孙国岐感到用“红光亮”做指导，无法表现邱少云在烈火烧身时的真实形象，也无法刻画烈士牺牲前的严守纪律与剧痛穿心相互交织的内心世界。因此，画了几稿，均不成功。6月底，截稿时间日益逼近，孙国岐决定破除框框，用“写真”的手法再现历史。他把行李卷搬进画室，足不出户地投入创作。渴了，喝口凉白开；饿了，啃口硬馒头，就口咸菜；困了，和衣躺在床上眯一觉……7月中旬，就在截稿当天，他画完最后一笔。

孙国岐油画作品

在省里组织的评议会上，《邱少云》引起了较大争议，最后，以微弱优势同意送京审查。到了北京，这幅画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成功实践，也有的认为邱少云被表现的太灰暗了，有自然主义倾向。“官司”打到文化部，于会泳部长当即指示：这幅画要作修改，应该把邱少云左手抓土的动作改成握拳，以表现他忠于革命、相信战斗必胜的坚强决心。

很快，这个指示通过全国美协传达到在沈阳的孙国岐。孙国岐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则想：人的身上被火烧了，疼痛难忍，不可能出现手握拳头表决心那样的动作。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你反对修改，就会惹火烧身。他想了一晚上，想出一招：请亲戚从哈尔滨给自己拍来一个“母亲病重速归”的电报。第三天，他拿着电报请了假，坐火车跑回哈尔滨，一躲就是半个多月，误了修改时间，所以，《邱少云》没做修改，也就未能参加当年的“八一”全国美展。他的心里感到挺遗憾，因为，他不知道《邱少云》还有没有机会与公众见面。

名扬海内外

1982年8月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5周年全国美展上，孙国岐的《邱少云》一经展出，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展览结束，就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永久陈列。当时，中国美术馆给孙国岐打了一张收条，并给他500元作为奖励。孙国岐为此感到自豪。

在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孙国岐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其画作多次参加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等国的画展，《黎明》、《诺敏河之春》、《井冈山会师》、《战争岁月》等，分别被中国美术馆、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和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

孙国岐油画作品

1993年9月，加拿大议员沃尔皮先生在北京访问，有关方面安排他到中国美术馆参观。50多岁的沃尔皮是加拿大国会资深议员，对抗美援朝战争史颇有研究。当他站在《邱少云》画作前，深深地被这幅画作打动。他对陪同人员说：生物学家说过，任何动物都无力反抗来自与本能的疼痛所引起的反应与痛苦。邱少云的壮举可能会改变生物学家的结论。那就是本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到意志的控制。这幅画就艺术地表现了邱少云的壮举。

同年12月，孙国岐接受加拿大国会的邀请，远涉重洋，到加拿大进行艺术考察，并举办个人画展。1994年5月，《孙国岐画展》在加拿大著名的多伦多加里亚美术馆举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和沃尔皮议员等社会名流到场祝贺，多伦多电视台等媒体作了专题报道，称赞孙国岐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