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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与“园”之间的张力 关于《牡丹亭·劝农》

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 作者:田晓菲


“田”与“园”之间的张力
关于《牡丹亭·劝农》

《牡丹亭·劝农》这出戏,在剧中占据着一席饶有趣味的地位。首先需要指出:它从来不是戏曲批评家以及《牡丹亭》爱好者的主要注意力所在。它夹在第七折《闺塾》与第九折《肃苑》之间,是一出过场戏。从情节上来考虑,它起到的作用显然是把太守杜宝调离家庭,给我们的女主角杜丽娘一个“游园惊梦”的机会。正如1694年初次刊行的“吴吴山三妇合评本”所言:“劝农公出,止为小姐放心游园之地。”然而,如果《劝农》之插入仅仅为此,作者本来完全可以借用春香对丽娘的回答——“老爷下乡,有几日了”——三言两语便交代出杜宝的所在,为丽娘游园作出铺垫,从而省略《劝农》。《劝农》似乎是一出多余的戏文,或可使杜宝的形象较为丰满,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是全剧的关键。《牡丹亭》的一位早期评点者王思任(1575—1646),甚至在清晖阁本评语中作出过这样的论断:“不为游花过峡,则此出庸板可删。”事实上,《牡丹亭》修改本也往往正是省去了《劝农》一场戏,如十七世纪的硕园本《牡丹亭》,冯梦龙(1574—1646)改本《风流梦》,便都是如此做的。

王思任、冯梦龙等人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清朝,《劝农》逐渐成为《牡丹亭》全本五十五出戏中演出最频繁的折子戏之一。在《劝农》这出戏里,太守杜宝履行职责,下乡劝农,农民纷纷前来欢迎长官,载歌载舞,一片太平欢娱景象。作为一出热闹的“吉利戏”,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喜庆宴会场合,《劝农》几乎不可或缺。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清宫藏有的《牡丹亭》曲本中,有《劝农》三册。每年三月初一,宫廷都演出《劝农》,以应节令(到光绪朝这种情形有所改变,《劝农》之上演未必一定只在三月初一)。1757年,乾隆皇帝二下江南,大运河两岸排档演戏,著名昆班太平班所演的十八出迎銮戏里,就有《劝农》一折。戴璐(1739—1806)在《藤荫杂记》里面曾记载同年汤萼棠求签:

得“君是山中万户侯,那知骑马胜骑牛。今朝马上看山色,争似骑牛得自由。”及选得南安,同年饮饯,首演《杜宝劝农》,正得此绝。杜乃南安太守也。[1]

《劝农》在有清一代的流行,也可从其被选录的情况得以证实。譬如说,清代到民国初年的戏曲与曲谱选集,从《缀白裘》(钱沛思乾隆廿八年至卅九年也即1763—1774年间以玩花主人本为底本增删而成的通行本)、《审音鉴古录》(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刊本)、《遏云阁曲谱》(1870年序),直到1925年王季烈、刘富梁编辑的《集成曲谱》,所选《牡丹亭》折子戏中,除《学堂》、《游园》、《惊梦》这几出戏必选之外,唯一恒定不变的入选剧目居然就是《劝农》。此外,《劝农》也曾被改编为其他各种地方戏,如徽戏、苏州滩簧、杭州滩簧[2],或者弹词。对《劝农》的热烈爱好与反复表演,直到现代才逐渐退潮,让《游园》、《惊梦》等抒情出目独领风骚。

现代学者对这出戏的评价,一般来说,是把它视为剧作家对杜宝这一人物的正面处理,使杜宝的形象立体化,并且多多少少反映了剧作家本人的政治理想。陈美雪在《汤显祖的戏曲艺术》中写道:“在第八出《劝农》中,汤显祖以极大的篇幅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杜宝的政绩,以及他和百姓的和谐关系。”[3]刘云在《略论汤显祖笔下的“理想国”》一文中,把《劝农》一折戏与《南柯记·风谣》对举,称其描绘了作者的理想境界。[4]郑培凯认为《劝农》一出戏是以作者在遂昌太守任上的经验为蓝本的,至少在刻画杜宝形象时,把他写成了一个“勤政爱民”的“清廉的好官,绝不是作为反面角色来刻画的”。[5]而在另一方面,史凯蒂(Catherine Swatek)却认为,这出戏“显示了剧作家是多么善于削减仪式的严肃性”,她指出《劝农》近于对劝农仪式的调侃(burlesquing),虽然这种劝农仪式是汤显祖在担任地方官时“可能亲自施行过的”。[6]

在前一种阅读框架中,读者显然是很严肃地看待这出戏的,《劝农》被视为剧作家对杜宝这一角色的积极刻画。戏文不存在调侃性质,至少调侃性不是理解这出戏的关键。与此相比,后一种阅读视野略为不同:它在这出戏里,看到了幽默。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幽默?以谐谑出名的王思任没有在这出戏里看到任何幽默,否则他就不会说这出戏“庸板”——既平庸,又平板,写得一般,又缺乏趣味。把这出戏视为汤显祖本人政治理想之写照的解读,也显然并未把这出戏的幽默性当成中心因素,更不会觉得这出戏是对劝农仪式的调侃。不过,即使是持这样态度的读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出戏的确蕴含着喜剧成分。《劝农》富有喜剧性的确凿证据,莫过于它在有清一代作为喜庆热闹的吉利戏不断上演这一事实。假设这出戏只是平板地再现劝农仪式,我们相信它未必如此风行。然而,另一方面,史凯蒂也认为:“清宫在三月清明节为应节令而上演《劝农》的时候,幽默不可能是演出的特色。”换句话说,幽默性不是恒定的,它既非完全取决于作者意向,也不是文本内部“客观”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存在与否决定于观众的反应。因此,我们说,幽默,或者笑声,是一种具有历史性与文化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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