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引上人生之路

我的父亲何炳文，于1918年8月17日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雁塔区裴家埪村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奶奶早逝，爷爷何维屏仁慈面善，上过私塾，知书达理，助人为乐。他有好人缘，颇受远近乡里人称道。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叫何玉衡，早年进入杨虎城在西安（现东仓门）办的军校无线电班学习，毕业后到十七路军孔师（孔从洲师长）服务，逐步升任电台台长。爷爷从不阻拦和反对伯父在队伍里学习、服务，因为陕西人拥护杨虎城和他的部队。

伯父在军校时的好友刘顺明、樊铭枢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他们的影响，伯父有正义感，倾向革命。父亲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早早出嫁了。

父亲在家上过私塾，也做过农活，是个非常爱学习和勤快的人。因为长得俊秀，又聪明、明事理，周围村里乡亲谁家有红白喜事，都爱找他去站个台面。后因伯父到西安军杨虎城军校学习的缘故，父亲常到西安去看伯父。日子久了，便与伯父的好友刘顺明、樊铭枢熟悉、亲近起来。

父亲爱听他们讲一些革命道理和故事，喜欢看他们介绍给他的一些进步书籍。父亲不但喜欢这两个兄长，而且很信任他们。因为父亲嘴特别严，所以爷爷始终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实际往来，但对他们的往来关系十分放心。

我管伯父叫三爸，这个叫法是怎么论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管伯父的妻子刘玉凤叫三妈。又因刘顺明的母亲是三妈的干妈，所以我们都称刘顺明为舅舅。

刘玉凤这人有点文化，精明能干，有个性。而伯父虽然从军，但一副文弱书生模样，性格内向，不太善于交往言谈，是个忠厚老实的可靠之人。三妈则比较强势，干练，留着分头，有股男人劲儿。三爸脾气好性格比较弱，所以夫妇二人虽然在熟识人们的眼里不是一路人，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与相处。

樊铭枢是蒲城永丰人，因是地下党员，被国民党警察追捕从老家跑到西安，进了军校，在无线电班和刘顺明成了同学好友。由此，父亲也与他们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情。这友情一直延续到父亲逝世，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

刘顺明、樊铭枢对父亲很信任，在接触一段时间后，就动员他到队伍里去。1932年，经他们介绍，父亲便进了十七路军汽车修配厂当了一名学徒工人。那时父亲还不到14岁。父亲进工厂后，知道刘顺明和樊铭枢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非常敬佩和羡慕。后来父亲还知道了刘顺明是杨虎城将军的贴身内勤，又陆续接受过他许多的帮助和指导，觉得自己很幸运，心中十分感激。干活也就更加卖力更加认真，但说话行事也更加小心谨慎。

这个修配厂规模很小。说是个汽车修配厂，其实只能做些汽车维修和保养。工人不太多但关系都很好。为让父亲早日学好技术，刘顺明还特别给父亲介绍了个师傅叫张万里。这人是个人品好、技术好的老工人，在工人中很有威信。这样，父亲不仅从师傅那里学得一手好的驾驶和修理技术，也学到他为人忠厚老实、正直、肯钻研、肯学习的好品质。慢慢的，父亲知道张师傅也是地下党，感觉自己十分幸运。但他只能把心中的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

父亲进厂一年多后，修理和驾驶技术都掌握得很快、很好。车有什么毛病，他只需一听就知道，而且很快就能修好。加之平时说话少，做事勤快，所以不到一年就被调到汽车队去开大卡车，而且是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往返于西安、秦岭、四川之间。至于他执行的什么任务，是谁派的，他从来不对任何人提起，所以几乎无人知晓。就是有人问，他也不言传，就连与他亲近的樊铭枢、刘顺明也不明就里。但他们心里明白：炳文有任务呢。他们因为放心，所以也从来不问。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去西安探访过刘顺明舅舅。当我问及此事时，他说因为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不便多问更不能多说。他只是注意父亲执行任务回来的情况和厂里工作情况。有的时候，还是他奉命通知父亲去执行任务呢，可是他也不知道所执行任务的细情。

我问：“那时我爸爸是党员吗？”刘舅舅说：“不是党员，可是他一样地忠诚可靠，他一个人执行任务从来没出过岔子。他执行的是秘密任务，嘴严得很。他几十年没对任何人讲过。那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人。”刘舅舅还说：“你爸爸炳文是个很可靠的人，很老实，也很聪明，对啥都好学好钻研。我介绍他到修配厂后，认识他的人多了，都对他印象不错。当时的师傅张万里，是有意给他找的，那人好得很，他对你爸爸的帮助和影响都很大。不要看你爸那时才十三四岁，干什么事都用心得很。我常把他的情况给地下党反映，有时方便了也给杨虎城将军说说。那时你爸和樊铭枢关系最好，两人还拜了把兄弟，一见面话多得很，有时两个人还睡在一个被窝里说话，有意思得很。”

我又问：“那时我爸怎么和孔伯（父亲一直让我们喊孔从洲为孔伯）熟识的？是不是伯父介绍的？”“不是专门介绍的。你伯父在西安军校无线电班毕业后，分在孔师电台。你伯父何玉衡他也是个老实疙瘩，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但他对工作很认真负责，写一手好字。你孔伯对他印象好，很快就升任他为孔师电台台长。你爸经常去看你伯父，而且从来没有误过事，也没有出过麻烦乱子。时间长了，你孔伯孔从洲对你爸也就慢慢了解了。”

父亲在汽车队工作不到一年，就奉调到杨虎城将军夫人谢葆贞女士身边为她开车。在这里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颇得夫人信任和好感。夫人夸奖父亲爱学习、勤快、不爱言传但心里有数，而且特别欣赏他从不乱打听事儿，更不随便乱说乱道。所以半年后，父亲就又奉命调到杨虎城将军身边开车，实际是做师傅张万里的助手。在这期间，父亲直接受到刘顺明舅舅的教诲、指点、提醒与帮助，工作表现很突出，将军非常满意。刘舅舅说，父亲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恪尽职守，很受信任和重用。夫人夸他勤快、细致、主动。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十七路军兵谏蒋介石时，师傅张万里开车，因为他是杨虎城将军的贴身司机，经将军同意，父亲坐在了他身边司机副手的位置上。十七路军和蒋介石警卫团一开火就非常激烈。十七路军伤亡很大，虽然指战员英勇顽强，但蒋介石还是得以逃往临潼山。当杨将军赶到临潼捉蒋现场时，师傅和父亲一直在驾驶室坐着。尽管父亲在远处没能看到捉蒋情形，但也受到一次现实的革命教育。父亲只是对伯父的儿子宗琦讲过他当时紧张的心情，却从没有讲过他看到的其他情况和细节。

兵谏后不几日，父亲便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刘顺明、樊铭枢和师傅张万里介绍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个不能公开身份的革命军人。

实际上，从1932年至1936年五年时间里，刘顺明、樊铭枢都对父亲有意做了许多工作，倾注了许多心力，有意培养他，为父亲选择革命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主要的是，与父亲朝夕相处的张万里师傅，给予了他非常深刻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影响，使他主动接受地下党的帮助和培养，努力接受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父亲很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从家庭来讲，我的奶奶去世早，爷爷却很开明。他同情革命，曾经帮助和掩藏过地下革命者。我的大爷爷做过清朝秀才也很开明，所以，两位老人对伯父到十七路军孔师服务不但不阻拦，反而比较支持。这样，爷爷对父亲接近刘顺明、樊铭枢，学习一些进步书籍，以及参加一些相关革命活动也就很关心很支持。

父亲很幸运，从他一到汽车修配厂，就进了一个有利于他成长、进步的环境，又受到师傅张万里的直接指点帮助。尤其是在杨虎城将军及夫人谢葆真身边工作时，他从来不随便交结人，言行小心谨慎，办事稳重细致。刘顺明舅舅特别称赞父亲为人谦和，做事注意方式方法。他说：“炳文这方面要比我们强得多。”父亲曾偶然说过，那时，他受到杨虎城夫妇言传身教的影响，但却从来没有讲过他受到怎样的教育与影响。刘顺明舅舅说：“在什么人跟前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话着实对着呢。他和张万里分开后一直再没有见过面，可我俩多会儿见到，他都问起他师傅。炳文这人，可念情呢。”

父亲生前几十年，一直念及他的师傅张万里，也一直千方百计地打听，但始终没有结果。他逝世多年后，我才在寻史的漫漫路上了解到星星点点。听说西安解放后，张万里师傅曾给原中共驻三十八军工委秘书长、西安市委秘书长何寓楚开过车。之后的消息就又没有了。但父亲对他的印象不仅非常非常深，而且心中充满感激。

陕西解放后，刘顺明舅舅曾任陕西人民银行人事处处长，以后又任过分行行长。所以在西安与北京，他是同父亲交往最深、联系最多的人。我还发现，父亲和刘舅舅两个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寒暄，只有特别简单的三个字：“你可好！”好似所有的离情别绪就都在其中了。

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后期，刘顺明舅舅到北京来看我们，父亲见到他的欣喜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述。只见他们每日早早就起来，坐在两个简易沙发上，泡一壶茶，对坐相谈。他们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笑一会儿又没声。那话呀，是说也说不完，直到上班的前一刻。中午回来，两人痛痛快快地吃着父亲亲手和面擀的宽面条，调上油泼辣子，虽没有丰盛的菜肴，也是美得很。晚上时间，是他们最大的享受。刘舅舅在北京待了十几天，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可惜这情谊，被“文化大革命”活活给绞杀了。

父亲只要对我们一提起樊铭枢，就称赞你樊伯怎样怎样。可是父亲与这位老哥的革命情谊，尤其是他对父亲的教导、教育和影响，只有一直在老家的宗琦大哥知道一些，其他人了解甚少。他对樊伯的这种感激之情，衍变成两家人的情谊，而由宗琦大哥直接把他们联系起来。在父亲生前和去世后的岁月里，他与樊伯母和姑姑樊拓走动得比亲人还亲。即使樊伯、伯母两位老人家相继去世，宗琦哥哥一家与樊家的友谊与情分依旧。樊伯的儿子西惊哥哥在西安工作，他只要出差来北京，必定要来看我们，他总是亲切地称母亲为婶婶。他与宗琦哥哥，就像当年他父亲、伯父与我父亲一样亲，亲热而又简单、纯洁，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什么都是直来直去。只是樊伯在世时，因他与父亲都忙于工作而联系较少，在“文化大革命”时又因过去地下革命工作身份，都遭到“造反派”迫害。父亲不幸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樊伯于1974年“四人帮”倒台前一年多，也含冤去世了。但这都没有影响我们对樊伯一家的友情，和对樊伯的敬重与感激。父亲珍藏的感恩之情，我们也从来没有忘却过，因为他也是父亲革命人生的引路人。

我们兄弟姐妹都知道，父亲和孔从洲司令员有很深的交情。父亲对孔伯的传奇经历、英勇善战、爱兵如子，以及重情义爱助人等，非常崇敬；而孔司令员对父亲尤其在他负伤截肢后，不顾伤残又投入到野战部队上前线非常赞赏，同时也很关照、佩服。我原以为他们是因为老乡的缘故，哪知道这里面还有很深的情谊。难怪父亲在去世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对孔司令员这位炮兵老首长敬重有加。几乎每年春节，父亲都要去看望孔司令员及夫人钱阿姨。他们还在一起吃顿便饭，互相亲热得很，就像亲戚聚会。孔司令员呢，他对父亲也很惦记，常常嘘寒问暖，使父亲十分感动。

我还记得，50年代中期，伯父何玉衡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时，父亲打电话告诉了孔司令员，他特别高兴，马上要到家里来看望伯父。父亲哪里肯答应，就与他约好，带着伯父到炮兵大院去看望孔司令员一家。父亲回来后很激动。后来知道，伯父因病在50年代初就离开部队回老家赋闲。回去的几年里，孔伯一直关心伯父何玉衡的身体，还多次叫他病好回部队去。遗憾的是伯父身体始终不好，而且一直没有工作。可孔司令员没有一点看不起伯父的样子，倒是显得格外关心。问伯父家中生活情况，孩子咋样，弟妹（即伯母）在什么地方工作。对伯父身体和治病尤为关切。父亲说，伯父在孔司令员眼中，就像他的亲兄弟。孔夫人钱阿姨温文尔雅，说话言不多，语不重，让人觉得很亲切。

从我仅仅了解到的这一点点，即可看出父亲与这些人的深情关系，而且不难看出，他们在父亲的人生路上、在父亲的心中有多么重要。从父亲平时的言谈中，也能知道他们对父亲的一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可以这样讲，是中共地下党将父亲引上革命之路。可遗憾的是，父亲生前几乎不与我们谈论他的经历和人生故事。文中所写，大都是我在他去世30多年后寻史路上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