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村，嗨伊那！

阿格乡康村

群山环抱的新疆库车县阿格乡，就像被扔在一个破旧的大铁盆里，大盆边缘的铁青色山崖像巨大的锯齿。

四面的山色，随着太阳不同时段的照射改变着颜色，时而这边棕红、那边褐黄，时而这边青灰、那边墨黑。

处在天山神秘大峡谷地带，雅丹地貌的山体，仿佛铁盆长出的斑斑锈迹，山体上没有一丝绿意。这一带山崖上，偶尔有几片云影闪过，也不愿意多停留片刻，打个转就飞走，好不容易盼到几滴雨，瞬间就被地热蒸干。

阿格乡最豪华的水景，是一百多公里外的大龙池、小龙池，还有乡里唯一一座水库——两座山脉聚拢来无缝相接，将库车河的水拦截在奇石巨峰的怀抱。

山体上下和水库四周，草木不生，奇山与异水相拥，这一柔一刚强烈对比形成的耀眼景致，让人震惊，最初冲进视野时，甚至有点儿不真实。

微观的水景九眼泉，躺在水库大坝之下的缓坡地带，瞪着九只水汪汪的眼睛，似乎在等待什么。

阿格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乡，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被称为新疆库车县的北大门，连接北疆的伊犁和巴州。但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大龙池、小龙池、苏巴什古城——阿格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并没有给山乡经济带来明显的实惠。

康，就是“矿”的维吾尔语发音。俄矿和新煤矿等好几个大矿，都离康村不远。让人感觉这里的大坑小坑，看起来也像岁月遗留的矿坑。

周围的矿区和部队，每年伸出援助之手，修桥铺路，送医援教，也无法将缺水少地的阿格乡从自治区贫困乡的大坑里彻底拉出来。到了阿格乡，无论朝哪一条路走，你都感觉自己栽进了一个坑里。

三年前的九月，宁波市的一位主要领导路过阿格乡，走进康村考察，走访贫困户。他发现“康”这个村名的汉字词义跟看到的景象不符，视觉和心理都受到了冲击，当场表示要扶起这个掉在贫困大坑里的乡，让这个叫“康”的维吾尔族村庄，名副其实。

自此，“援疆”一词在康村这个陷在贫困深坑里的村庄，在这个对于沿海城市宁波来说简直是在“天尽头”的村庄，扎下了根。

阿格乡乡长吾斯曼是个幽默而不乏智慧的维吾尔族人，他说，宁波兄弟要来援助阿格乡，阿格乡听到消息就开锅了。他在句子里用的“开锅”，维吾尔语发音是“嗨伊那”，指的是水烧到开锅时的状态，翻译成汉语就是“沸腾”。

在吾斯曼看来，援疆使他们的血液“沸腾”起来，这是当地人们对友好援助很自然的回应。他的话传递出来的感觉是，沸腾这个词，跟热血有关，是指血液温度上升了。来自宁波地区的热情援助让阿格乡维吾尔族兄弟姐妹的血液“嗨伊那”起来，两个地域、两种民族的血液热到了一起，且温度相当。

一壶煮三省

亚森江的妻子捧着碗，喝我煮的奶茶。我说：“一壶煮三省，浙江的农夫山泉、云南的红茶、新疆的牛奶。”

她认真地抿了一口，咂着嘴巴说：“一碗茶，能把三个省份的东西煮在一起，热斯亚克西（维吾尔语：真好）。”

她开过十五年饭馆，给南来北往的人倒了十五年的茶，现在捧着这碗茶，她似乎第一次认真考虑我说的这个问题。

她表情有点儿震惊，我知道她懂了，关于水、茶叶和奶的混合，不同地域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壶里，其实就是融合。

亚森江笑笑，扬起眉毛，反过来幽了我一默：“我们家的新房，是宁波出一部分，村里支持一部分，我们自己拿出一部分，建房的办法好像也跟你的茶是一样的，建设得特别漂亮。”

亚森江的妻子眯着眼睛哈哈大笑：“我想在新房子里请你吃一碗饭，菜是自己种的，分别长在三块菜地里，坡上的那块萝卜、坑里的那块青菜、院子里的那块韭菜，我想混在一起炒，味道也会特别好。”

我知道，他们的新房是宁波援疆指挥部帮康村建设的新农村安居房项目，带浴室、厕所。两百多户村民，每户村民都有一套，每个院落都有菜地和葡萄架。这样的富民安居房，宁波援疆指挥部已经在康村援建第二期了。

房子建好半年了，他们夫妻住在旧屋子里，每天开着四轮电瓶车去看看新房，越看越不相信，这套别墅一样的房子，只出了三万五千元，就归自己了？

他们每天在院子里忙前忙后，种菜种花、搭葡萄架，几条破旧的被褥和毡子堆在屋子一角，从来没敢打开在屋里睡上一晚上。一家五口人（两口子加大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住大大的六间房子，还真没想好怎么住。

她怕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睡在别人家里。想先在院子里干干活儿，等房子认识了主人，自己慢慢习惯了做主人的感觉，才搬进去住下来。

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

亚森江夫妻每天面对田地和牲畜的时间，比面对人的时间多。他们的勤劳，还是突破不了缺水少地带来的局限，起早贪黑，也无法使他们从贫困的大坑中走出来。

早中晚，他们都在几处田地里刨挖，浇灌散落在村里各处的地，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喜欢侍弄水还是喜欢侍弄地。我想他们是喜欢绿，只要有绿的地方，他们就会停留，只要他们弯腰劳作的地方，三天五天就会变出绿色来，向他们的劳作致意。

多数时候，亚森江夫妻把供应给人的水关掉，来供应庄稼和菜地。院子里的几畦菜地，每天早晨都像尿得湿透的褥子，韭菜和葱像绿色针脚，西红柿和茄子的秧苗从薄膜里钻出来，贼头贼脑地偷饮露珠。跟他们住近邻的我，真嫉妒那些禾苗、菜苗、树苗。每次趁他们进屋吃饭，我都会从院子的水管子里截流一桶水，洗几条毛巾、几只袜子，又觉得自己抢夺了嗷嗷待哺的小苗们的乳汁，有点儿内疚。

他们似乎坚信这样一个循环，浇在地里的水，会变成菜和粮食，最终被人吸收，滋养生命。而浇在人喉咙里的水，不过是变成屎尿（自然也可以当作肥料）。水流不大时，他们热衷卡住人的喉咙，优先浇灌麦苗、蔬菜、瓜果，以保证通向田地的塑料喉管里的水畅通。

在这样的地方，你才会发觉自己是一个纯消费性动物，不比一只羊或一头牛有用，甚至比一只虫子渺小。恨不能三餐减到两餐，一泡尿憋两个时辰，好减少冲马桶的次数。尽管那水是洗脸、洗脚、洗衣服的水，但也是无谓的消耗。牛羊多好，它们从来不用洗澡。

春夏之交农忙季节，基本实现机械化耕作的农村里，动物的重要性已经排在了农作物和植物的后面，瓜果蔬菜是必不可少的，牛只用来挤奶，羊肉比起粮食，毕竟是副食。早上喂了牛羊，伺候完地里的庄稼、瓜果苗木和蔬菜，到了晚上回到家，再给牛羊吃草喝水。人吃饭喝水的时间，跟牛羊吃草喝水的时间也基本一致。

机械化时代，人和动物的序位似乎被重排。人最大限度地节约水，先满足地里的庄稼和圈里的牛羊，不然就没有粮食和羊肉吃，没有牛奶喝。有水的地方就会长草，长草的地方就可以放牧牛羊，有水的地方还可以种出庄稼，只要有水，就可以从地里变出这些人需要的东西，地里的东西和人是一体的，人和水是一体的。

每周有两次，亚森江会格外开恩，打开他掌管的浇菜的水管子，让我灌满我的盆盆罐罐，我也甘愿排在那些西红柿、茄子、辣子和韭菜、大葱之后。因为有这样一段话，他对我说过不止一遍：“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人渴了会说话，动物和植物不会。会说话的，不能欺负不会说话的。春天人欺负了不会说话的，秋天它们会反过来欺负你，让你吃苦头。”

不能拔沙枣树的头发

我来到康村，除了参与设计了几块宣传展板，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看得见的益处。而路边的几棵沙枣树，因我的到来受到了侵害——为了掠夺沙枣花的香气，路旁矮矮壮壮开花的沙枣树，每天被我瘦身。

我的做法让亚森江的妻子万分惊异，她像是第一次发现沙枣花还有香气似的：“沙枣树在路边开了多少次花，我没有一次想过折回来一两枝插在家里。”

我能确定的是，她也喜欢这种香味。我不能确定的是，什么原因让她想不到去攀折那么诱人的花？我不断猜测她未说出的那些语言——她认定了沙枣花就该长在树上，开在野外，她没有习惯把它们纳入室内。她不想伤害树木，只为了春天的无用的香味，而减少沙枣树秋天的果实。或者她什么都没想，单单是意识幡然醒悟了——沙枣花还有充当免费香料的功用。

她说：“秋天忙，不会想到去吃沙枣树上的果实，沙枣铺落一地。到了冬天，即使沙枣树枝被当作干柴烧火，也不会想到在夏天沙枣开花的时候，从一棵活着的树上折一枝下来闻香，就像不忍心从一个熟悉的人头上拔头发。”

我这个外来者，拔了沙枣树的头发，在闻香之后，这些树枝叶子干卷着，蜷缩在墙角的簸箕里。除了在沙枣花开的斜坡上，留下我盗花时的脚印，还有这几行心存愧疚的文字之外，我能给这个山村留下什么？

秋天，路边的那几棵沙枣树会少结一些沙枣。想到这个，我就心怀歉疚。

村庄像一个少女一样脆弱。一个人来过以后，能在这个山村里留下的，绝对不比一只羊一只鸡更多。除非拿起坎土曼和铁锨，走向土地，走向田野。要不就是慷慨解囊，热心援助。不然，只要待上一阵子，村庄里总有一些东西会被我这样的外来者无声地掠夺，即便是几滴水，或者几株无辜的沙枣花。

虫子必须计划生育

一直以来，阿格乡的虫子和人分享着树上的果实，自从宁波援疆指挥部送了一些药开始，情形有些改变了。

阿格乡的树，被绑上一圈涂有“性诱剂”的红塑料绳子。维吾尔族村民很幽默地说，是援疆指挥部为了阻止公的虫子和母的虫子同床，给树“上环戴套”，对虫子实施“计划生育”。

果树越冬，虫子开春后从树根部向树顶爬行，在树上绑扎的“性诱剂”，可以用气味引诱虫子。求偶的虫子迷失在“性诱剂”的诱惑中，雌雄虫子兴冲冲闻着气味乱撞，却找不到彼此，交配不成，虫子数量就会锐减，这方法被村民称作“上环”。

阿格乡过去在果树上缠裹一段塑料纸，让虫子打滑，爬不上树，被村民很形象地叫作“戴套”。现在，在塑料纸上打滑和交锋的，恐怕不仅仅是虫子，还有古老的观念。

亚森江最初对使用“性诱剂”心存异议——上天赐给人交欢的快感的同时，也赐给虫子交欢的权利。现在人剥夺了虫子的权利，这究竟合不合情理？

他说，说到底，人和虫子一样，从彼此的嘴巴里抢东西吃。上天偏爱人类，给了人比虫子更多一点儿的脑子，人也该为虫子想想。如果真主给了虫子人的脑子，规矩由虫子定，可能虫子也愿意为人想想。

人不是虫子，是人，有这样那样的想法，都很正常。阿格乡村民担忧虫子的快乐，这跟生物伦理学并行不悖，看似原始的思维，与最前卫的生物学理念在制高点上重合交叉。

乡长吾斯曼说：“虫子也有生存的权利。一只蚊子来了，一般咬你一下就走，不会咬第二下，它只是试试你对它是不是有敌意。你轻轻拂开它，它会对下一只蚊子嗡嗡一句‘这个人很善良，他的血不要喝了’。如果你打死了一只蚊子，活着的蚊子会从被打死的同类身上闻出敌意的气味，蚊子会号召越来越多的同类来攻击你。人对蚊子恐惧时，会散发一种气味，蚊子进攻的正是这种凶残的气味。越是怕蚊子的人，蚊子越是追它。人的自我保护对蚊子是威胁，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就没有这些导致的危险气息。蚊子闻到平和的气味，它感觉自己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就会放过你。虫子一样能闻出友好与敌意，不信你试试。”

我问他：“既然虫子也有生存的权利，你们为啥同意给周围的树‘戴套’？”

“那是一条分界线，就是告诉虫子：‘树的下半截留给你们吃，上半截留给我们吃，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同是平等的生命，你们超越了界限，我们也会不客气地还击。’”

宁波援疆指挥部给阿格乡分发“性诱剂”的专家是这样解释的：“生物的多样性，是地球生物圈与人类本身延续的基础。当虫子成灾，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减损了上天所赐的粮食的时候，人为了取得粮食，必须让虫子的数量保持在生态平衡的范畴。”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许多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许多规矩终究是人制定的，不是虫子制定的。这一点，虫子们不知道明不明白，反正阿格乡的人已经开始明白了。

钱像果树一样种在地下

“新疆人有钱用在明处，花在看得见的地方。宁波人把钱埋在了土里，等它发芽。”这是康村人的话。

宁波在康村援建的富民安居房，做的是未来五十年规划，超前设计，水电通信网络设施的线路，光埋在地里的钱就有几十万。康村人对此心有不甘。平时路上看到一根柴火都要捡回去看看能当什么用的村民，睡在安居房里还在心疼，做梦都想着地底下的钱能发芽、结果子。

“有些设施近几年还用不上，提心吊胆，担心房屋改造一不小心把线路碰断了。现在也只好当种了果树下去，等几年再尝果子。”他们自我安慰。

关于康村村委会的改造，做了N个方案，研究之多，时间几乎与施工的期限相等。反正设计方案的反复都在冬季，春季土层解冻才能施工，所以孵化的过程被一再拉长。最后确定的一稿，精细到了每一块鹅卵石要多大，葡萄大棚的架子要选哪几种颜色。最后的效果确实靓丽，宁波人说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彩虹七色，康村人说是维吾尔族女人的七彩阿黛莱斯，总之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浙江颇具现代感的跨海大桥和维吾尔族最传统的服饰的色彩不谋而合，这让援建者和被援建者双方都喜出望外。看来人们欣赏美的标准，天南地北，无论是哪个民族都是相通的。

康村葡萄大棚的围栏，被充分利用做了展板，模板是宁波援疆指挥部之前在库车县奇满镇的渭干村建的葡萄大棚。连以后要建设的康村文化礼堂，他们也打算以渭干村为参照。恐怕以后康村模式也会成为其他村参照的样板。显然，宁波援疆指挥部意识到了这一点，援建工程中特别注意起好头。

援建者也考虑到康村这个少土地、缺人力的村，除了靠捐助，还期待着投资者把资源优势转换成生产力。需要孵化的东西还很多，比如观念。

为了与现代观念接轨，乡领导的办法是从办公的形式改变开始。康村的办公设施被换成了透明的格子间，这些做格子间的材料是乡里剩余的。旧的桌椅柜子，分给了村里的贫困户。

还是有人带着一丝怀旧的情绪留下旧办公桌，代替弧形的电脑桌。遗留在满屋子现代感的格子办公间的那张掉了油漆的桌子，像一个没剪干净的尾巴，诉说着再也听不到的过去。

办公室改装这一天，乡长特意沿着沙石路开车走了一遍，他说：“这是最后一遍了，这条宁波援建的公路，明天就要铺沥青了，过去走的路就看不见了。”

这时候，他声音里的不舍与惜别似乎多于喜悦。这个正要辞旧迎新的人，眼睛里有深邃的东西驻留，也许那是别人看不见的康村的历史原貌。

很想与汉族“要路达西”喧荒

从县里来康村挂职的曼尼莎，花了一天时间，按照上级的要求，用汉语打印了一个村民名单。第二天，又把汉语名单改为维吾尔语。

她说汉语名单到了村里，没人认识自己的名字，村长、书记也不认识自己的村民了。

当天晚上，她把村民集会改为双语课，通知十六岁以上的村民必须参加。到了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来了十来个妇女和一个做电工的男人，这唯一的男学员学汉语是为了读懂电器的说明书。各种电器的说明书，不是汉语的就是英语的。这位过去学过拉丁字母拼写的维吾尔语的中年人，对于外语字母的悟性帮了他，他读英语说明书比汉语要容易得多。他想通过读懂说明书，让自己极其有限的对机器的认识帮助他走进机器主导的世界。

当天夜里来学汉语的人不够齐全，曼尼莎的汉语课没上成。十来个妇女热情很高，捧着孩子的双语课本，希望学一些汉语，好监督孩子做汉语作业，还可以跟来村里蹲点的汉族妇女喧荒。她们说，很想与汉族“要路达西”（维吾尔语：同志）喧荒。

曼尼莎起初也纳闷，她们想喧些什么呢？除了援疆的一些宁波干部，村里的汉族“要路达西”也不多。喧荒就是聊天，聊天就是交流。后来她理解了，村里人很渴望与另一个民族交流。

一位妇女拿着一份维吾尔语写的农家乐项目报告，要找曼尼莎翻译成汉语。另一些妇女拿出手机，让她帮上汉语学校的儿子或女儿加一个微信平台，以便孩子学习汉语、查找考试资料。曼尼莎一边帮妇女们搜索微信平台，一边忙着翻译那份报告。

这堂汉语课，像是对曼尼莎的汉语的一次考试，她在妇女们信任的目光里，被她们纠缠到深夜。她每周四又增加了一堂汉语课，村里十六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村民，几乎都参加了。

葡萄大棚落成后，村里准备在大棚两旁竖立两排宣传栏。先是由宣传干事与广告公司用汉语写好，再由曼尼莎一句句翻译成维吾尔语。宁波援疆指挥部的人一看宣传栏的内容，一个字母也不认识，他们担心汉族领导来参观，看不懂维吾尔语。最后商议结果只好折中，部分版面用双语，给村民看的就用维吾尔语。

康村学校里，曼尼莎带着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过“六一”，儿子已经一口标准的汉语普通话，曼尼莎听着他用汉语唱《小苹果》和《我很不错》，目光里不禁流露出一种骄傲。

曼尼莎说，在家里，他们夫妻俩刻意跟孩子说维吾尔语，担心他上了学，维吾尔语就不熟练了。说到这个，她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副忧虑的神情。骄傲和忧虑这两种表情，来来回回在她脸上交替转换了好几次。

一次在校园，曼尼莎看老师临时考亲戚家几个孩子，让他们用汉语“精神”和“热爱”分别造个句子，她顿时满脸愁容。她担心他们汉语学不好，以后没有出路，她连哄带吓，鼓动他们晚上来夜校，好补习补习汉语。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乡里，曼尼莎都是在两种语言和文字间折腾来折腾去。她这辈子的工作，恐怕离不开跟这两种语言和文字打滚。曼尼莎说，由于语言不同产生的误区，有时候也很难调和。

有个维吾尔族干部，对自己汉族领导的行事方式大惑不解：“他为什么在我说了对一件事情的见解后，总是说，我知道我知道？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他明摆着不知道，还要装作啥都知道。这样的事情让我很恼火。”

这也许是一种强势者企图掩盖无知，维持自尊（一般在处于弱势和地位低下的人面前）的一种方式。如果劣势者没有过度敏感和心理阴影的话，也许还可以理解为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头语。

或者这句“我知道”，是一个领导对智慧的下属另一种方式的阻止和告饶也说不定。抛开文化的问题和民族的问题，让这位维吾尔族干部不舒服的这句“我知道，我知道”，恐怕都是以灭一方自尊来长自己威风的词语。

在食堂，他遭遇一位汉族同事的问话：“你今天的事干完了吗？”这是一句极其平常的问候。

他的回答很有些不耐烦：“你不是我的领导，去吃你自己的饭吧，小心凉了。”他反应过度，觉得自己受了不该有的监督。

他说他不是不认同管理，他只认同跟自己工作相对应的、有效的领导层的管理。而他把另一个民族很平常的一句问候方式，误解为不太友好的约束。这也许是一个语言与问候习惯导致的误解。比如，在维吾尔族地区，汉族人总是不知道，见面该问维吾尔族人什么好，除非是采用维吾尔族式的问候，要不然恐怕说什么都显得不合时宜。

就像汉族人即使在厕所迎面相遇，也要问那一句永远不会错的“吃饭了吗”，维吾尔族人自然奇怪：“上厕所时，干吗问吃饭的事情？”

康村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已经领悟到，很多时候，迟疑的不仅是自己品尝食物的舌头，还有他们介入现代生活的语言的舌头。一直以来他们只认为食物是进入人体循环进而参与血液运转和秉性养成的东西，孰知语言的舌头更是人们参与主体社会生活的情感搅拌机和精神融合剂。长期以来，他们的舌头对于汉语的迟钝和滞后，已经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滞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

观念的孵出

乡长吾斯曼觉得，孵化一个村子不难，难的是孵化人的观念。他最不希望的是，现代化的屋子里，人们继续的是古老的生活，他觉得宁波的援助除了资金，最主要的是带来了观念的冲击。对于宁波人的观念，处在现代化转折点上的这个村庄，是在不知不觉中吸收的。

吾斯曼三年前来阿格乡当乡长，他第一次到康村家访时，发现村民不到上午十点不下地。乡长问：“能不能像内地的汉族人一样，趁着早上凉快去地里，太阳晒了再回来？”

“维吾尔族种的庄稼，我们什么时候起来，庄稼也什么时候醒来。起早了，怕把庄稼吵醒了，庄稼睡不够，不长谷子，净长秕子。”乡长被幽了一默，摇摇头苦笑。

吾斯曼乡长还发现附近矿区的鸡鸭羊肉，都是从库车购买。阿格乡人不喜欢吃菜，也不善于种菜，村民连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从库车购买，更不要说自己种了供应给附近的矿区。

吾斯曼乡长说：“我动过脑筋想让阿格乡提供这些，可是这里的人没有树立市场化、产业化理念，担心食材一时供应不上，断了人家的伙食。有时候梦想不大，要实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村的村民半农半牧，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山沟里放牧。起初乡长来到这个村，地里庄稼和草一样多，人住的房子和牲口棚圈并排，苍蝇蚊子乱飞，垃圾炭灰到处堆，连个向他打招呼的人都没有。即使遇见人迎面走来，也转过身子躲过去，背过身子不理睬。乡长看到这情形，难过得几乎要哭了。

曾经在沙湾县挂职两年的乡长迷惑不解，这里的农民跟北疆的为什么那么不同？明明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都要干部强制才肯干？你来拉他还躺着不起来，恨不得村里把什么都给他做好了。当干部要西瓜芝麻一把抓，真是很费力。沙湾人在水没到来之前就赶着先挖渠，只要有地宁可抢着贷款也要开垦，能种的地方绝不留空白，庄稼地里看不到杂草。不像这里的农民，大事小事都要干部催，推一把动一下。

乡长在村民大会上苦口婆心，从维吾尔族的风俗礼仪劝导村民：“我们维吾尔族热情好客，待人礼貌，祖祖辈辈都爱清洁，有礼节。早上起来洒扫院落，见了人，男人行礼问好，女人贴面问候，我们怎么能放羊放得连自己的礼节、风俗习惯都没了？这样的倒退，损失太大了。”

外人看到建设一新的康村，羡慕之余也有一丝担心，援建会不会让康村人越来越懒？但乡长了解康村人的心理，他觉得康村本来是趴着起不来的一个原始村庄，扶一把，铺条路，送上路，人们一旦上路，看到发展前景，就不会甘心再落人之后。

宁波援疆指挥部为了完善阿格乡的造血功能，援建的综合服务区竣工，为来往旅客服务，让长途司机休息吃饭，还打算开网吧、饭馆、宾馆、理发店，但商业带来的污染让乡长担忧。他考虑还是杜绝洗脚屋、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保持淳朴的民风，减少商业化带来的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山村的侵害。

变化已经足够迅速，迅速到人们缓不过神来。康村这个贫困村，几乎在几年之间，就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的跨越。

一直以来，从来没有走出深山去看外面世界的阿格乡人，手里攥着宝贝，自己却没有知觉。今年，在地区最美乡镇评选中，阿格乡竟然一不小心成了阿克苏地区最美乡镇之一。

阿格乡的旅游资源没人敢小觑。一个乡能拿出号称“南天池”的大龙池、小龙池和雅丹地貌的天山神秘大峡谷，还能贡献天山飞鸡、阿格乳鸽、小山羊、山兔，这些都是农牧民致富的法宝。

现在坐下来闲聊时，康村人自嘲地模仿自己过去光着泥脚丫上炕，坐在老房子的土炕上，一边吃饭一边挠痒痒的样子。幽默的调侃里，有着一份让人心酸的东西。

康村过去破旧的老房子，牛棚羊圈挨着住房，牛虱子、跳蚤从牲畜身上爬到人身上，大人孩子整天挠痒痒。康村人原来在山里放羊放牛牧骆驼，还有一些放牧野兔子的，终年不见人，几乎成了半野人。

宁波为了援建富民安居房，推平了靠近山体的小土包，扩展出足够的平地来，牛圈、羊圈放在屋子后面，用棚架、砖墙与住房完全隔离开，屋子里沐浴、卫生设施齐全。康村村民的习惯也变了，泥脚丫和挠痒痒成了历史镜头，只在人们的记忆和模仿中存在。

本来宁波援建计划是将村里所有的牲畜集中到一处圈养，与居民区彻底分开。但村里的观念还是跟不上，他们与牲畜的感情接近自己喂养的孩子，根本不愿意分离。人与动物之间那种自然的感情让援建者动容，考虑到尊重他们的感受，也只好让羊圈建在屋后，让主人能看到自己的羊，听见羊叫声，满足他们心理上那份安全感。

阿格乡政府北面的217国道，前后五百公里没有厕所。即使服务区有厕所，也是门户紧闭，不向路人开放。旅客内急，一律在路两旁分男左女右方便。用宁波援疆指挥部副指挥费小琛的说法，宁波人是把公厕作为服务区的“核心竞争力”来打造。

靠海的民族，精明是内敛的，像岛屿一样若隐若现，断不会隐没。在这雅丹地貌两山之间的公路上的综合服务区，宁波人有意无意间把它看作一座岛屿，在山穷水尽之时给路人一线希望，吸引人们去停靠。

汽车加水和旅客“放水”之后，就会发现这里类似现代“龙门客栈”，特色餐饮、宾馆超市、汽车修理铺排列在路边，就像鱼饵一样诱人。

尤其是厕所这个方便问题，宁波人觉得，暂时的为难，是为了永久的方便。厕所方案做了五个，还做过各种调查，比如每个季节风从哪边来，门朝哪边开。如果风吹屁股冷飕飕，会影响旅客上厕所。还有风向会让苍蝇、蚊子往哪个方向飞，风吹厕所的气味会不会影响旅客用餐，等等，援建者都仔细考量了一遍。

宁波人思维的线放得很长、很隐蔽，免费厕所十分曲折地彰显了海洋文化若隐若现的威力，阿格乡这些千百年来半牧半农的山民，就像翻越天山神秘大峡谷那么七拐八弯，也没绕过这个弯子。偶或有几个绕过这个弯子的，也只有咋舌。

土生土长的乡长，似乎体会到了精细的宁波思维：“商业竞争竟是这样费尽心机，连别人屁眼里的钱都要算计。沿海人的思维，要满脑子沙子的阿格人来学，还要用大龙池的水好好洗洗脑子，把脑子里面堆积的石头沙子清出来，才能泡出一副海洋脑瓜子。”

他忽略了维吾尔语里几乎找不到与“方便”完全对应的词语，与它相近的，只有“容易”这个词。维吾尔族是一个十分简单、随性、怎么来得容易就怎么来的民族。

原始村落的“现代病”

机械化在阿格乡刚起步，而对康村的人来说，似乎是来势汹汹的。这也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对机器，他们怀有一肚子的好奇。他们几乎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就迫不及待地拥抱了机器时代。机器对他们生活的震荡也是空前的。

康村村民的现代化意识，基本上是从电视画面上看来的。从乡长到村民，都喜欢神奇变幻的显示屏字幕。

在康村村委会大院的改造工程中，首先就想到，要像城里那样，在大门口做一个有灯光变幻效果的维、汉两种文字的“康村”村名电子显示屏，这样似乎康村就跟上了现代化的脚步。

显示屏做好了以后，红色的字幕还真有一点儿现代化效果，只是单一的红色总让人联想到警匪片上的红字，或者马路上永远亮着的红灯。那一成不变的红色字幕，视觉上还是给人不伦不类的怪异感，但康村人很满意。

最原始的村落，最容易染上时髦病。这是在库车干了十几年广告设计者的看法。

康村入迷恋灯箱广告那种带着城市味道的光感。村里本来打算在康村村委会大院的葡萄大棚下做两排共十几块特大的展板，就是采用那种城市里的灯箱广告，被宁波援疆指挥部否决了。指挥部觉得劳民伤财，因为那种灯箱式的展板维修费用很高，一根灯管坏了，就会像美女瞎了眼睛一样难看。

宁波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长罗绍东说，自己在库车想设计印刷一张一万元的支票图样，都要跑到阿克苏市，结果捐赠款时只好找来一张红纸，写上“10000”。后来宁波捐赠款的支票图样，他干脆嘱咐人在宁波印刷好了带过来，何况灯箱广告这种奢侈品，耗电又多，他还是否定了原来的那个方案，最后改用最简易、可随时更换内容的纸质展板。

宁波人心里很清楚，当康村的人们为城市这头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巨兽着魔的时候，内地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在寻找普遍失落的乡愁。

康村村委会的招牌，焊接的铁架子上的电子显示屏，汉文和维吾尔文的红色字母一闪一闪，怎么看都像小车站或者旅店的彩灯招牌。他们在竭力模仿城市感中迷失，似乎没想过就地取材，用木料或者石料立一个富有淳朴的乡村特色的村名招牌。

城市在竭力追求天然的时候，天山下的牧区小村落，在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打扮自己，就像一个村姑穿上了晚礼服。

我是你的过去，你是我的未来。世界被分割成两极，一头在怀念乡村野趣，一头在追赶城市文明，这颠倒的两极有一天如果相遇，就像在陌生的街口与初恋情人狭路相逢，早年各自的容颜已经成为历史，看着异化的情人，恐怕失落多于欣喜。

无奈和焦虑

宁波援建的富民安居房，都严格保留当地民族建筑的特色，连葡萄棚架都没有省略。敏感的宁波人发现，这里人心更加向往现代化和城市感。在设施的现代化和外观的自然特色这个交叉点上，两边的观念居然完全错位。

康村的渠道里要建台阶形小瀑布，渠道两岸建休闲公园。这条穿村而过的河，倒映出了康村的变化，也倒映着阿格人焦灼的影子。他们会聚在河边，渴望加入到河流的改造中，河边的景象意味深长。

儿童节前夕，康村学校里的孩子们为前来捐助的部队官兵演出。河边部队医院的医生免费送医送药，为村民诊断病情。

那天，挖掘机开始清除多年来山洪留下的淤沙，人们打算在河道里砌出美观的鹅卵石河床。建造漂亮瀑布的任务，落在了村民头上，那些精细的工程和高标准的要求，让这些一手坎土曼一手牧羊鞭的村民望而却步。坎土曼赶不上挖掘机快速，凭借他们的技术，做不出经久耐用的鹅卵石河床，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粗糙的手，影响工程的牢固耐用度，坏了村里的百年大计。

村民情愿拿出自己种地、放羊得来的血汗钱，把这些活儿转包给施工队。自己的手，已经干不了自己水渠的活儿，他们的脸上浮现出焦急与无奈。

村民只好放下水渠的事，来部队的医疗点看病。他们指着自己的头说头晕心慌，拍着自己的胳膊腿和脖子说关节疼、颈椎痛，还说自己失眠、盗汗、胸闷、浑身无力、四肢发凉。听着这些症状，总觉得这个集体得了某种类似焦虑症与心脏病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症，医生也很难诊断。

过去他们赶着毛驴车，在天上飞机、地上汽车的夹逼下，心焦气躁，气喘吁吁，开着四轮电瓶车，奔突在沙石路上，掀起一股冲天的黄尘。

现在，他们换掉了毛驴车，有的人家有了汽车，住上了富民安居房，在生活上小康了，可在技能上，他们发现自己还是被抛在了现代生活后面。

对于康村里的维吾尔族居民来说，最初的现代化就是以象征工业文明的机器的模样展现出来——飞机、坦克、装甲车、拖拉机。现代化时代的钢铁之物，似乎更合乎他们坚固的胃，他们消化机械和自动化的能力，似乎要强大得多。

许多维吾尔族人家，仍喜欢用煤炉烧水。他们总担心电茶壶太迅速，怕水烧不开，却要买一个回来，宝贝一样珍藏在家里。他们对电器怀有盲目的崇拜，觉得不拥有几件，就代表没有跟上电器化。他们迷恋塑料衣柜、拉链、冰箱、洗衣机、拉杆箱之类的东西，似乎这些工业产品里，隐藏着无限的奥秘，似乎这些东西能标志他们的身价、地位和他们身处的时代。

他们憧憬现代化，却追赶不上现代化的脚步。在现代化这场战役里，他们又输了一局。

面朝黄土背朝天，牧羊鞭坎土曼打天下的康村人，在精细的现代化工程面前，他们只好承认“我们做不好”。

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一个民族的无奈都显现在他们弯曲变形的脊椎上，几乎一个民族的焦虑都压在他们的心头，几乎一个民族的担忧都挂在他们的脸上。

沙漠的胃不认海洋生物

吾斯曼乡长和宁波援建者在矿区吃了一餐饭，席间臭咸鱼炖蛋、蚕宝宝、蝉蛹，用维吾尔族人的眼光看，这些菜真有点儿奇奇怪怪。乡长担心自己不动筷子会影响他人吃饭的兴致，勉强吃了素菜、花生米，外加三个水煮鸡蛋，而乡里的维吾尔族司机则只吃了花生米和鸡蛋。酒是一滴都不沾的，名义是刚出院，这是让招待方和援建方安心的一个很得体的托词。

宁波的客人来阿格乡，乡里在食堂腾出雅座，端上大盘羊肉和大盘土鸡，结果宁波客人还是让司机到车上拿出余姚榨菜和干菜，拌着米饭吃。

宁波援疆指挥部指挥长费伟华是个素食主义者，到了乡食堂吃饭，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也做出一副大口吃肉的架势。其实，阿格人都明白，指挥长是为了和大家保持一致。幽默的维吾尔族人暗地里模仿指挥长拿着烤羊肉串，一副受难者的表情，内心对这些饮食不习惯的宁波人充满另一种感动。

去年，宁波援疆指挥部组织这里最基层的手工业者到宁波考察手工产业。走在街上，来自新疆山村的维吾尔客人敏感地察觉，过去喜欢小花帽、阿黛莱斯裙、小辫子的内地人，隐隐地有些不一样了。他们心里似乎也明白这是为什么，却又怀着委屈与不甘。但他们性格中的隐忍让他们体会到，这不一样之中，宁波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感觉仍然是宽容和温和的。

最让宁波人慨叹的就是，在宁波的一个星期，这批维吾尔族人的胃似乎是铁打的。吃不惯南方饮食的他们，一周江南之行的制胜法宝，就是库车大馕。

其实，喜欢吃烧饼的宁波人，也喜欢新疆的馕。只要喜欢馕，在新疆生活和做客就不会饿肚子，每家每户每顿饭都会放一些馕在席间。尤其是库车的馕，大如车轮，求婚都用这个做礼物。“库车大馕像太阳，吃到哪里哪里香”，馕是维吾尔族对客人至高的礼遇。即使在维吾尔族的麦西热普上，你也会看到弹唱的艺人们面前摆着小山小塔一样的馕，歌舞艺术和果腹之物能量级别是相当的。

宁波援疆指挥部在宁波市委党校的清真饭厅招待来自阿格乡的维吾尔族客人，但客人们根本无法相信这散发着海洋气息的清真餐。

清真饭厅回族厨师讲了一个故事：相传圣人的一把宝剑沉入海里，自此宝剑的影子掠过海水，海洋里的鱼类就等同圣人用宝剑宰过了。这样的故事，还是不足以为客人们的胃压惊，消除沙漠民族对海洋生物的恐惧感。

宁波援疆指挥部产业合作组副组长章礼斌旁边，坐了一位康村维吾尔族女士，为了表达主人的热情，他趁其不备将一只煮熟的螃蟹搛到女士的盘子里。这位女士回头看到有只奇形怪状的东西不知啥时候爬进了自己的盘子，吓得大喊大叫，举座皆惊。吃惯了牛羊肉的人，对于奇形怪状的鱼虾，如临大敌般的惶恐，让宁波人哑然，始料未及的章礼斌更是尴尬不已。

饮食文化各异，一张饭桌上吃饭，尊重彼此的饮食习惯最要紧，热情的宁波人也只好作罢，无奈地慨叹，沙漠的胃，不认识海洋的生物。浙江、库车两地农民画展上，那些浙江画家的海洋生物画，让维吾尔翻译费尽脑筋，从未见过大海和海洋生物的翻译，怎么也无法破译那些画作上的海洋生物在维吾尔语里叫什么名字。

沿海人的适应性似乎不错，许多援疆人员到了库车，羊肉照样吃得很香。人真的是舌头先行胃先觉的动物，对于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在还没有触摸到时，他们是试着用舌头品尝和熟悉的，手抓饭、拉条子、凉皮子、烤包子、烤羊肉，宁波人的胃，似乎也像他们的观念和脚步那样灵敏。

对于维吾尔民族，馕在沙漠旅行中连续吃上三个月，也是自然的事。把这些来学习内地纺织刺绣技术的维吾尔族人，与历史上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联系在一起，事情因而变得有点儿耐人寻味。

已经援疆两年的章礼斌，对于维吾尔族这个骆驼一样隐忍、牛一样有耐受力的民族深怀敬意。他觉得，只有通过亲密无间的相融，才能真实地触摸到他们血液的温度。

这家伙真牛呀

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康村村委会的水泥地面，在挖掘机的链轨下颤抖着被切开。挖掘机的巨钻钻进水泥地，开凿出一条可以放置粗大水管的笔直沟渠。“这家伙真牛呀！”有人学着外面的人说话。村民们伸长脖子，围住挖掘机观看，表情里带着惊奇和不安。

那根巨钻缩小的影子，像一根钢针，插入他们的眼球里，他们惊诧得甚至忘了眨眼。

挖掘机就在村卫生室前，女人和孩子都被这庞然大物吓跑了，只剩下卫生室的医生勇敢地盯着挖掘机的钻头，他说出了自己联想到的：“这个钻缩小了，就像一根做骨髓穿刺的针，威力太大了。”

他也许不知道，现代医疗技术已经发达到用射线切割人体组织了。他想比较的或许是一种疼痛值，或者，在他眼里人用机器切割水泥与医生用冷冰冰的医疗器械修理人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坐在高高的挖掘机驾驶座上的是附近煤矿的维吾尔族工人，他开着挖掘机的样子，像科幻大片里机器人战队的化身。人们用看待枪战片主角的那种眼神畏惧地仰望他，似乎看着他可以为释放内心被压抑的恐惧感找到一种通道。

要架设管道，就得先开挖沟渠。找一个开挖掘机的人，在康村还是找不到。

开挖掘机的男人，利用煤矿休假，出来帮村里干点活儿。他说，现在机器代替了人，即便是在农村，人能用双手做的事情也已经很少了。挖掘机停下来，观看挖掘机的人们伸出闲置了半晌的双手，他们这才发觉自己的手比起机器真是太渺小了，人只能干一些机器遗留的边边角角的事情。人的活儿被机器抢了，不知道是该感谢机器还是对它心怀恐惧。开挖掘机的男人说，援建也进入了一个不是用人力和双手而是靠机器援助的时代，就像支援打仗，不再是援助多少兵力，更多的是作战物资的援助，比如先进的兵器和足量的弹药。我们再累，也不能被机器时代抛得太远，会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才能把仗打赢。

他重新坐上高高的驾驶座，抛下满院子的人，挖掘机突突突地开走了。在每个人的眼球上，碾出两道又宽又深的辙。

迫不及待地追赶城市文明

阿格乡基本上没有人骑自行车和赶毛驴车，连一天三餐啃干馕的人家，都有一辆小四轮电瓶车，似乎不开着小四轮电瓶车、摩托车、汽车就追不上现代化。

村里的电影放映员觉得，电影这样文明的宝贝，如果用寒酸的小四轮电瓶车承载放映设备，简直是对文明的亵渎，而且会损害电影这文明玩意儿对人们的吸引力。他贷款将小四轮电瓶车换成了小轿车，这样下村放映才威风有面子。似乎文明的东西，就要用文明的方式供奉，这样电影才显得有身份。

机械的快速发展，反衬出人们的焦虑。也许机器时代到来得太快了，他们才从驴背、马背、骆驼背上下来，还没来得及放下他们的干馕褡裢，脱下他们的皮袄、套鞋、袷袢，就用骑毛驴的姿势骑上摩托，用赶毛驴车的架势开小四轮电瓶车。刹不住车的时候，他们仍然习惯性地用让毛驴停下的嘘声来号令小四轮电瓶车。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把这些机器看成了一群铁牛、铁驴、铁骆驼，把城市当成了另一种牧场。

他们举着隐形的鞭子，还是赶不上城市这个庞然大物，他们不知道，天边的城市已经遍布地铁、高铁、磁悬浮列车。他们的坎土曼、牧羊鞭甚至征服不了眼前的城市，但是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他们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被时代的车轮抛开，他们急切地想追赶飞速发展的城市文明。所有的焦虑从尘土飞扬的路上凝聚到他们布满皱纹和晒斑的脸上，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对速度的焦虑，对障碍物的焦虑，对支撑自己行走的双腿的焦虑。他们中一些人不停地换车，并把这叫作换胳膊、换腿。他们试图用机器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畏惧快速的冲撞和颠簸。他们恨不得用机器代替头脑和手脚，这场已经到来的机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不甘心做失败者。

阿格乡人相信机器的力量，因为机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展示着征服一切的威力。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时代这架庞大机器的驾驭者，他们只能自愧弗如。

援疆加速了康村迈向现代化的脚步。宁波雪中送的炭，让阿格乡地热涌动，让康村处于沸腾状态。一辆接一辆的毛驴车，从柏油路上隐退之后，康村过于缓慢的速度被机器时代终结，这个村庄的过去已经匿迹。现在康村的村道上，维吾尔族村民们正列队驾驶着四轮电瓶车，很拉风地奔向他们难以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