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语丝》新秀

年轻的林语堂，参加《语丝》后，大显身手。当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痛斥语丝派是“学匪”时，林语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与鲁迅干脆以“学匪”派自居，使“正人君子”们瞠目结舌，无可奈何。论敌们指责语丝派“骂人”，林语堂挺身而出，为“骂人”叫好，他说：“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涉及骂人。骂人正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所以有人说语丝就是土匪，猛进就是傻子，这也是极可相贺的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林语堂与数万北京市民，一起瞻望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即现今的中山公园)，也看见了宋庆龄身着孝服，随在灵车后的情形，这时林语堂第一次看见宋庆龄。事隔不久，当林语堂发现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有毁谤孙中山的文字，一向钦佩孙中山的林语堂，被激怒了。在3月29日，林语堂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以示纪念孙中山先生。林语堂认为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中国人。林语堂在文章中赞扬孙中山能够摆脱中国人的乐天知命的中庸之义，赞赏孙中山能保持着救国救民的“急躁性”而且至死不变，同时在文章中引用了鲁迅和周作人的言论，也可看出对周氏兄弟的尊敬。

林语堂、钱玄同和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曾引起广大《语丝》读者的注意。刘半农当时在巴黎，他从巴黎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打破了对西方文明的迷信，同时引用周作人的一句话“觉悟只有自己可靠”，对改造国民性、学习西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林语堂看到钱玄同和刘半农在《语丝》上的文章后，也忍不住地加入了他们的讨论，他写了《给玄同先生的信》，赞同了钱玄同的“欧化中国”的主张。钱玄同提出“欧化中国”，似有“里通外国”之嫌，可是林语堂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用词更偏激，他竟要中国人承认自己是“根本败类的民族”。在“五四”时期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大环境下，从鲁迅到胡适，从陈独秀到吴稚晖，从林语堂到陈西滢，几乎人人都是用了极端偏激的语言来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和民族的劣根性。语丝同人中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都是反复古的先锋。钱玄同以为，在中国，除鲁迅、陈独秀、吴稚晖三人外，林语堂是能彻底批判国民性弱点的第四人。钱玄同在1925年4月13日说：“语堂先生：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八九年以来，我最敬佩吴、鲁、陈三位先生底话，现在您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高兴得了不得。……”

林语堂是文坛新秀，也是《语丝》造就的新人。林语堂的杂文，慷慨激昂，体现了语丝派无所顾忌的泼辣大胆风格。他的文风颇近于钱玄同，但自有其特色，那就是洋溢在文章整体结构中的那种幽默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语丝时代林语堂颇有犯上作乱的勇气。他在1925年4月7日给钱玄同的信中，就反对“勿谈政治”。“五卅”以后，林语堂直接向现代评论派阵地冲锋陷阵，1925年6月24日，他写了《丁在君的高调》，针对丁在君蔑视群众的老爷作风，驳斥了丁在君“应和官僚与军阀的‘高调’”，充分发扬了“无所顾忌”的语丝之风。

当《语丝》出刊满五十期，同人们畅谈《语丝》创刊近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林语堂主张《语丝》要扩大内容，针对“正人君子”们所散布的要青年学生“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读书救国”等言论，林语堂认为，这正是“正人君子”们的“中华官国的政治学”，中国没有国民说了算，所以能算“中华官国”了。他主张《语丝》应积极提倡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谈政治是国民的天职，而所谓“勿谈政治”只是一种民族的病态心理，这种遇事畏缩、消极、苟且偷安的态度是“中国民族普通惰性的表现”。林语堂和语丝诸子们，提倡大谈政治，充分体现了林语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后来，他又写出了《谬论的谬论》，其矛头直接对准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因为在章士钊主持下，教育部部务会议规定：小学生要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至高小毕业止，每周一小时。这是公然实行起“读经救国”的倒行逆施。林语堂毫不留情地纵横针砭，他那幽默之讽刺的文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充分体现了《语丝》新秀的勇气。

围绕着“女师大”事件，在《语丝》、《京报》、《莽原》、《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上，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女师大学生这一边的，十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被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分子。”在《语丝》和《现代评论》“这两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那里真是一个知识界发表意见的中心，是知识界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

1925年这一年，在林语堂的生活史上留下过不少“惊心动魄”的记录。他不仅用笔，而且用竹竿和石块等武器直接参加了1925年11月28-29日的“首都革命”，直接和军警肉搏，做出了其他语丝成员从未采取过的激烈行动，成为街头暴力的反抗者。文人敢于与警察搏斗，这首先要归功于圣约翰大学的体育锻炼造就了他的强健体格。在北京大学的示威队伍里，这位三十来岁的青年教授出色的投掷技术博得了示威者的热烈喝彩。他捡起石块勇敢地回击军警和流氓们的进攻。从他手里扔出去的石块命中率极高，常常把武装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当年，在圣约翰大学，他曾苦练过投垒球的技巧，是一名优秀的垒球投掷手。林语堂自己也想不到这投垒球的技巧竟会在此时此刻此景中大显身手。作为一个业余的垒球手，这一天是他运动生涯中最光辉的顶点，但在一次搏斗中，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流血不止，后来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疤。

林语堂在示威游行中大显身手，被现代评论派指责为过激行为。有一次，北大教授燕树棠在席间攻击支持女师大风潮的语丝派教授们“形同土匪……”林语堂接过燕树棠的话头，索性以“土匪”自居，写了一篇反击的文章，题目便是《祝土匪》。林语堂讽刺一些以“学者”自居的人不敢维护自己良心上的主张，不敢坚持真理，而像妓女一样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与这些出卖良心的“学者”相比，“土匪”倒不会把真理“贩卖给大人物”。他说，有史以来的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这是现在的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

林语堂读到了鲁迅的《“公理”的把戏》一文后，立即又写了《“公理的把戏”后记》，呼应了鲁迅的文章。他并不隐瞒自己是在为鲁迅摇旗呐喊。林语堂的这篇杂文，不仅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语丝文体”的风格，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浮躁凌厉”的个人风格。他是《语丝》所培养出来的一位杂文家，因为他的杂文创作生涯是从《语丝》起步的。在《语丝》的摇篮里，他从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作家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营养。由于他能虚心学习，同时又刻苦钻研，所以在短短的一二年内，他竟能异军突起，成为语丝派中一位可畏的“后生”，一位《语丝》新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