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文论经典命题“发愤著书”说解读

“发愤著书”说是古代文论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命题之一，不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而且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深入解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代文论命题的生成发展、性质特点、价值意义等。

第一节 “发愤著书”说之提出及历史发展

作为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发愤著书”说的生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诗经》中已有其思想萌芽，自司马迁正式提出这一命题后，历代文论家都有相关论述。不同时期的文论家从不同角度展开探索，提出了诸多相近的命题，如“不平则鸣”说、“穷而后工”说、“怨毒著书”说等，共同构成了以“发愤著书”说为核心的系列命题，不但使“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得以丰富发展，而且不同的命题又有各自独特的理论内涵。

一、先秦时期“发愤著书”说的思想萌芽

先秦是“发愤著书”说的萌芽期，《诗经》孕育了这一命题的最初思想萌芽。原因有二，一是《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刺”诗，如《小雅·巷伯》，《毛诗小序》解读为“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小雅·十月之交》，《毛诗小序》解读为“大夫刺幽王也”。《小雅》的《小弁》《小旻》《小宛》诸篇，也都是为“刺”而作。《魏风》的《硕鼠》《伐檀》则是“刺重敛”“刺贪”之作。这些“刺”诗构成了“发愤著书”说生成的最初文学土壤，显露出了“发愤”而作的创作倾向。二是《诗经》中出现了有关怨刺而作的诗句，如《魏风·葛履》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云：“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小雅·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大雅·民劳》云：“王欲玉汝，是用大谏。”这些诗句明确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或“为刺”，或“讯之”，或“告哀”等，实际上都是出于内心的不满，内心有所怨愤而作。这些诗句构成了“发愤著书”说的思想萌芽。孔子针对《诗经》中的此类诗歌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论语·阳货》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于孔子所说的“怨”，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怨刺上政。”邢昞《论语正义》注云：“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怨刺”“风刺”必然包含着“愤”的思想因素，这对“发愤著书”说的生成不能没有影响。

古代文论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发愤”而作的人是屈原。屈原作为先秦时期自觉用诗歌来抒发怨恨之情的伟大诗人，“志洁”“行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政治上受到排挤而被逐出宫廷，家国之忧，身世之感，无处诉说，只得借诗歌创作来抒发宣泄。《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这几句诗明确表明了“发愤”而作的创作态度。朱熹《楚辞集注》卷四注云：“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致，极也。愍，忧也。愤，懑也。抒，挹而出之也……言始者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以致极其忧愍之心，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则又从而誓之曰：所我之言，有非出于中心而敢言之于口，则愿苍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罚也。”朱熹的诠释符合屈原本意。“发愤以抒情”所表达的态度虽然清楚明白，但屈原的这句诗只是对自己创作感受的真切表述，并未上升到诗学理论的高度，还不能算是一个自觉的理论命题，因而不能标志“发愤著书”说的正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