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日本·之一 让日本男人下跪的中国新娘

那是200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报社的一个电话。

“有一个中国人被她老公赶了出来，你可不可以暂时收留她一个晚上？本来我不想找你，可是她已经从静冈跑到大阪去了。”

“合适吗？我不认识她。她是否可以住旅馆？”我说。

“她出来时，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带。其实，还不是住哪里的事，她打电话哭哭啼啼地对我说了一个多小时话，她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想找人说说话，我就想到了你。我保证她不是坏人。”对方又用无奈的口气说，“她已经被多次赶出家门，第二天，等到她丈夫酒醒了，就会接她回家的。但她这一次不想轻易回家，她要让他长一些记性。”

再苦也不必半夜三更吧，明天行不？我即使想写书，也没有想到过半夜三更采访别人。别人都说，晚上写书心静，可我不是也睡觉了吗？我也被对方的话弄得哭笑不得了。想是这样想的，可去还是要去的。

于是，我爬起身来穿上衣服，我丈夫也跟着我穿上衣服，与我同去，给我当司机——其实，他一向都很“乖”的，我经常说，是我娶了他，是我使唤他，这让我在讨厌日本鬼子的中国人面前，多少有一些脸面。每当日本对中国有些过激行为时，我吐口水，我也让他吐，他不敢在我面前说一句屁话。

按照地址，我们来到地铁车站，这里来去的人已经不多了，灯光中可以看到几个来去的身影，我们还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几个从墓地里爬出的阴尸——几个年轻男女穿着白色的绸缎，腰上还挂着一个骷髅，这正是这些朋克男女夜生活的时候。他们的打扮虽然怪异，可也不是什么坏人。

站台上的椅子上就只有一个女人在四处观望着，但她还抱着一个孩子，不像是等我们的人，然而她看了我们一会儿，却向我们招手了。

“我叫余征秋，你是接我的大姐吗？”她说。当得到我们的回答后，她又说：“我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人了，可报社说是有一个大姐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是你的孩子？”

“嗯。她跟我跑了一晚上，都累得不行了，上了车就睡了。”

我突然间血往上涌：“你丈夫把你和孩子都一起赶出来了？”

“不是，是我出来的时候，孩子跟在我后面跑。”

我示意丈夫把她孩子抱到车上，然而也许是孩子感觉到是陌生人抱她，立即就醒了，挣脱我丈夫的手哭了起来：“我要妈妈。”孩子说的话竟然是汉语。

“这是你与你的日本丈夫生的孩子？”我问。

“当然是了。”没有想到她有些生气地说，“他喝多了的时候，也这样问过我，可我让他带着孩子做DNA鉴定，他又不去。其实，他是很喜欢美惠的。”

“你一开始就教她的是汉语？”我对她肃然起敬。

孩子一下跑到了她怀里去，也就不哭了。她说：“什么都教的，本身就在日本生活，还是日语教得多一些，只不过她现在和我说的都是汉语。”

“你与你丈夫是不是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才有很多矛盾的？”

“这不是主要的，其实，还没有孩子之前，他就经常赶我。”她随后对孩子说：“叫叔叔、阿姨。”

孩子还是困得不得了，闭着眼睛叫了我们两声，依然是很纯正的汉语，但与余征秋一样，带着南方口音。上了车，孩子在她怀里又睡着了，还用小手抓住她的衣角，仿佛是怕妈妈又把她交给谁似的。所以几次我伸手想去摸摸她，却又把手缩了回来。

我也想到了我的孩子，很羞愧，我也曾经考虑过让孩子初中或者高中去中国念书的，接受基础教育，我丈夫虽然没有反对，可他始终坚持说美国的教育更有活力一些。作为父母真是很矛盾的，原来的想法此时又重新困扰着我了，我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读了两年书后，再到中国去念高中，之后又重新回到美国去读大学？

看我不说话，她说：“让你们不方便了，真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说，“他一喝酒就赶你出去？”

“这倒不是，是他喝得很多，且心情不是太好的时候。这一次还没有等到他赶我，我就出门了。”

“可这也不是长法啊。”

“他第二天就会急着来找我，这一次我想多在外面待几天，给他一个教训，也带孩子看看大阪，我明天就去找旅店。”

“你住我们家，我很高兴的，再说……你是怎样与他结婚的，结婚之前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毛病吗？”

“知道，还是他主动告诉我的，他还说他喝酒之后，要我让着他一些。”

我丈夫听到这里忍耐不住笑了。

她似乎知道我丈夫在笑她什么，解释说：“可是结婚前，他只是说说，与我在一起的时候能克制住自己少喝酒，那时候他很好。”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说起来就话长了。”接着，她却把话题转移到别处，她大声说道，“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对不起我原来的男友，其实他很爱我的，唉……大姐，你是不是也有一种‘错觉’：是不是也觉得原来的男友才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你，于是，他就从眼前重新走向陌生、虚幻的状态？只有虚幻的东西才是最美的。”

“也许吧。可是他是谁呢？”

“他是与我一起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她说，但不看我一眼，仿佛已经进入一种回忆之中，“1996年我来日本留学了，那时我十九岁。我们那一群读新宿日本语学校的十多个中国男女留学生都很年轻的，我们一起租用了日本人的一套房子，三四个人住一间房，一天打打闹闹的却也好过。我似乎更好过一些，因为我家境比较好，就是去打工了，压力也不大。但青春似乎总是寂寞的，还没到三个月，我们三个女学生就与另外三位配对完成了，多余出来的六个男留学生就更寂寞了。那两对还时不时吵几句，我与他却没有红过脸，其实我很霸道的，只不过他总让着我，我也习惯开玩笑地叫他‘老大’。”

我不插话，屏住呼吸听，我知道这里面有故事，与中国留学生好上了，又与日本人结婚。然而车已经到家了。

还没有等到我问她们吃饭没有，她就说：“我孩子还没有吃饭，一晚上都是吃零食，你们家里……啊，我来做。”

我哪里能让她做呢？我钻进厨房把饭菜搞好摆上桌子。她把孩子叫醒。我看着她们把饭菜全吃了。

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在这半夜三更的，让人的心脏都抖了起来。

“是他打来的。”她关掉手机，把它扔到了桌子上，“他喝的酒开始醒了，我应该早一些关掉它的。”

她安排孩子睡下后，心里面不平静，不想睡，我就陪她坐在孩子身边。不等到我提醒，她就接上车上的话说了起来，仍然说她的“老大”。

“我是一个很难静下心来的人，爱上他之后，更是一天都在想他，就是课间休息都想去拧他一下、踢他一脚。如果不是他监督，我的成绩不知道会怎样，一年学习期满，不是也有人没有考取日本大学，哭得眼泪鼻涕的卷着被子回国的？当然，他们没有考取的原因，并不都是因为学习不认真。”

“他很稳重、成熟的。”

“这倒不是，只不过离家远了，经济条件也不好，留学的压力也比较大。”

“你的‘不成熟’，往往是因为你有他可依靠吧？”

她又说：“真是这样的。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分别考取了不同地方的大学，我去了静冈，读了浜松医科大学，他去了大阪,读大阪经济大学，两地有三百多公里吧？”说到这里，她又补充一句，“毕业后他也留在了大阪，但这是后面的事。”

我立即想到，她来大阪是不是来找他的？但是我又自我否定了，因为她要是来找他，还用得着来我这里？况且她都有了孩子，就算要来，也不会带着孩子去看他吧。

“离开了他，离开了众多中国留学生，我还真感到寂寞了，人多，夏天晚上起来打蚊子、打蟑螂都有趣，一个人住，深夜把蚊子打死了，自己往往也会被吓一跳。”她停了停又说，“我想我应该打工去了，一天忙忙碌碌的，既可解闷，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宽裕一些。”说到这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之后才继续说：“我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他这方面有经验。”

我静静地听着，即使她停下来，我也不想打扰她。

我与我后来的丈夫川崎大辅也就是在我打工的料理店认识的。他经常与朋友一起来，不过，这个人来一次就能让人记住了——大家都是喝啤酒，只有他一个人喝了啤酒之后一般还要来一杯加热的清酒或者加水的威士忌（Mizuwari），还要事前说清楚，最后一杯酒他要单独付账的，因为他们都是“割勘”（作者注：意思是按人头数分摊计算，各自分担自己的费用，即日式AA制）。或许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喝了酒之后，什么都会忘记的，包括“割勘”，只顾自己又跳又蹦的，没有女同事在的时候，他还说几句黄色笑话，那样子与来时如同两人。来时，因为他是静冈一家银行的经理，别人都是让他走在前面的，他自己也会找中间位子坐，说话还很严肃。喝了酒后他就拉着别人乱跳起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我发现他注意我，首先是因为他每次来都要仔细看着橱窗里的菜（编者注：日本餐厅一进门一般都有橱窗，是蜡做成的各种饭菜的模型，旁边标有价格）问我，仿佛他是第一次来似的，其实他几乎是天天来，只不过后来独自一个人来的时候多。

有一次，他喝着酒对我语气轻松地说：“我知道你不是陪酒的，你是依靠劳动来挣钱的中国留学生，可我第一次注意你，是因为你看我时是一种嘲笑的眼神，我就喜欢与有挑战性的人打交道。”也许他还没有喝足，所以眼光里仍有一种高傲的眼神。

“先生，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如果我有失礼的地方，我向你道歉。”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乱跳乱蹦时，我的确是觉得他有些愚蠢——如果日本人天生就缺乏幽默的话，做出想让他人发笑的举动时，会让人感觉相当别扭的。”

“你叫我先生，这就是在嘲讽我了。”他说。

“我没有。”她说。在日语中，“先生”仅仅用来称医生、教师、律师、议员及有成就的艺术家。

“你是学什么的？”

“学医的。”

“你看我这人有病吗？”

“不知道。”

他笑了，“你应该说没有喝酒之前没有病，喝酒之后就难说了。”

又来了，又想幽默了，我勉强笑了笑。

店老板娘似乎也看出了什么，等到川崎大辅走了之后，她说：“他是在逗你呢，不要认为他在动真情。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要找一个家庭比较好的日本女人，是容易的。”也许她是出于好意才对我说的，但我听了有些生气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他交往，这个人很愚蠢的。”我这话更多是为了气一气店老板娘的，杀一下她的傲气。

老板娘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她不想把矛盾激化，找我们留学生给她打工，比找日本人便宜多了。

下一次，他来得很晚，是店里面要打烊的时候，没有喝酒，样子很严肃，却吃得很慢，我们关门也就因此晚了一些。店老板让我先回去，我出门走得不远，他却走了出来追上了我，微微躬了躬身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有车，我能送你回去吗？”

“过了路口，我就到车站了，我男朋友在那里等我。”我撒谎说。

“你有男朋友？”

“嗯。”

“他天天来接你吗？”

“是的。”

他笑了：“可是并没有人来接你啊，前几天这个时候，在车站，我并没有看到谁在接你。”

他前几天就“跟踪”我了？我这下才感觉自己扯了一个愚蠢的谎，于是，再解释都没有用了。相反，除了警惕之外，我还微微有些感动。算了，就让他送我吧，我要在车上对他说清楚。

他担心去开车时我会独自走掉，让我一起去不远处的停车场，我也去了。

车开动了，他与我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问问中国的事等等，我也不会对他说什么别的。然而当车快要到我家时，他刹住了车，两只手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喜欢你，我忍耐不住了。”

我一把就把他推开：“放尊重一点，我要叫警察了。”我跳下了车，走了几步后回头又大声说道：“你赶快离开，你这种人，我到哪一天都不会喜欢你，死了心吧。”

他悻悻地走了，不过，也许是我最后说的话让他有了希望，仿佛不喜欢他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那种轻佻的人，我是可能喜欢他的。第二天晚上，我走出料理店，他又等在那里了，我还没有开骂，他就说话了。

“不要喊，我就说两句话。我不是那种人，昨天我是想，如果你是那种人，我就不对你认真，如果你是现在这样，我会真心对你好的。”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愚蠢还是幼稚，我说：“经常玩女人都有经验了。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我不喜欢你，我也有男朋友，你走吧。”

他的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但还是那种难以压抑住的高傲，他走了。

过了十几天，他都没有再来，他的下属们却仍然时不时来这里喝酒。其间，我男朋友也来店里看过我一次，如果川崎大辅没有死心，我真希望他能看到我与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不记得那是第十几天，他终于等在了我家那个路上，他红着脸递过来一束玫瑰，还有礼品纸包着的东西。“我知道我已经忘不了你，这几天我都开车默默地送你，我爱你，与我结婚吧。”他说。

“结婚？我为什么与你结婚？”我推开了他，径直往前走，走几步回头又说，“你真的很蠢，我不同意你，就是因为你不打算与我结婚？你不会认为与你结婚是你的一种奖励吧？你走吧，去奖励别人吧。”

“可是我就是喜欢不容易征服的女人，所以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事事都顺着我，我喜欢中国女人。”

我希望用一些重话来断了他的念头,就说：“你喜欢中国女人，中国女人就应该喜欢你？赶快走，不要到这里来了，我不可能与你有什么的。”

他生气地说道：“你是第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值得傲慢的。”

说完他大步走了，我想他一定不会再来了，我也摆脱了一个难缠的人。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去上学的时候，我看见那束玫瑰花被放在了窗前，上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可能我的表达与我的内心有一些出入，我喜欢你还有更多的原因，只是我说不清楚。”

我可以这样推测，他昨天生气地走了，等气消了下来之后，深夜又开车来我的住地，把花与那张纸条送上来。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看见他，可是窗子上总有一束玫瑰。有一次，我在车上向后看，他的车如幽灵一般跟在车后。

那个周末，我男朋友从大阪来看我，他早早地到了料理店，坐在那里静静地看我。其实，一开始，我是把川崎大辅的事告诉了他的，他也经常打电话问这事，可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没有把下面的事告诉他，他也认为这事过去了。

下了班，男朋友亲热地挽着我的手，接着把我推在路边的角落里，亲吻我，我们都十多天没有见面了。我想，川崎大辅如果看到了这一幕，他就不会再来找我了。随即，他又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了车站，我们一起回了家，关上门之前，我留意了一下路上，没有发现川崎大辅的车。

之后，平静了大概二十天，说真的，川崎大辅没有来，我已经感觉到生活缺乏了什么，女人都喜欢被人追求、被人爱，即使她不爱这个男人。

川崎大辅还是来了，见面就说：“我知道你有男朋友，你们还同居了，我本来想放弃追求你的，可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他、他比我优秀吗？我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他傻乎乎的，或许他实在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了，黔驴技穷了，才想到这样的傻话，其中还不忘显现出他本性中的傲慢。

“你应该对你的上司说这些。”

川崎大辅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我，似乎反衬出“大哥”对我的“冷淡”——大哥没有给我送过一次花，还假借节约、忙碌为名，一个星期或半个月才来看我一次，我经常在电话里埋怨他，埋怨多了，他会生气地说，他现在感觉到生活压力很大，要在日本立足，非得加倍努力，这样他与我今后才会有好日子过。这些我都知道，可我就是忍受不住他的‘成熟’，因为相聚的时候他也缺乏一些温情或者浪漫的。

有一次大哥又是半个月没有回来，我与大哥在电话里斗嘴了，一生气就对大哥又说起川崎大辅追我的事，还把他们做了一个对比。我想刺激他一下，让他对我‘改邪归正’，多给我一些情感上的满足，但我并没有要离开他的意思。

他竟然骂了我，大有放任我、随我去了的样子，让我感觉到很冷酷，我与他吵了起来。

我后来才慢慢明白，我的话伤了他的自尊，他是一个男人，是不允许他的情侣把他与别的男人比较的！我犯了大错。

可是，我与大哥吵架的第二天，不知道是出于生气，还是为了消遣，我接受了与川崎大辅似是而非的约会。既然有了开始，我就难以拒绝他的第二次、第三次的约会，虽然每一次我都对他说，让他对我不要抱任何幻想。

我与大哥的感情似乎也淡了下来，他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电话里经常吵上几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就吵上了，唉……吵架是很伤感情的，他回来的次数明显地更少了。一次，我们又吵了之后，我一气之下提出与他分手，他很有性格地走出家门，但我感觉到他离开我的视野后，脚步就疲惫起来。

他回到大阪后的几天，我又试着打电话给他，意思是后悔与他分手了。他又回家来了，可我们还是吵架。我们最后真的分手了。

我与川崎的交往似乎这才真正开始，从他对我在车上第一次表达“爱情”，经过了一年，我终于同意嫁给他。那一天，我让他跪在地上向我求婚，并向我保证这一辈子不可以有第二个女人。还让他写书面保证。

说到这里，我忍耐不住兴奋地问道：“他给你跪下了吗？保证写了吗？”

她笑了，说：“跪了，双膝跪的，而且跪了十几分钟，保证就是跪在地上写的，有机会我拿给大姐看。”

“你真行，你让一位高傲的日本男人变成了猫。”我站起来，赶快把她已经喝完的饮料换了一瓶新的。

“这种人我已经把他看透了，假设我一开始同意与他交往的请求，或许他不会向我求婚，更不会跪下请求了。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认为你不得了，久而久之我就成了天仙什么的了。这一点，他自己好像都明白，也对我说过。”她停了停又说，“这种高傲的人就是下贱的，或者说是有人格缺陷、性格缺陷的。”

“你说对了，或许这就是典型的日本人。”我大笑起来，接着压低声音说，“其实，日本人很愚蠢的，如果哪一天再次发生一次中日战争，我们能找到对付日本人的办法。”

“就怕有一天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中国人不要我们，说我们是汉奸，日本人也不要我们。”她又说道。

我感觉到了悲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才又接上刚才的话题。

“后来我发现他有时候把我的东西弄得很乱，就是想找回他的保证书，找回他做男人的尊严，他后悔写那个了。”

“那你可要藏好。你比我厉害多了。”

“嗯。我不如你，川崎现在对我不同了。”她又说，“我看姐夫才是被你真正降服了，对你是言听计从的。”

“他不同，他本来就是一只猫，对谁都是，有时候我还希望他对我厉害一点儿呢。”我看她打了几个哈欠之后说，“你很累了，今天暂时说到这儿，明天继续说？”

“好吧。”她说，“我还没有问大姐的名字呢。”

她都住进了我家，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认为报社记者已经告诉她了。我告诉她之后，她很亲热地叫了我一声“雨倩大姐”。

然而她脱了衣服，却并没有睡下，嘴里仍然在不住地说她的事。

结婚后，川崎对我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开始学汉语了，还学会欣赏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壁画、书法等。就是喝了酒，他也最多说一些不太伤害我的话。他父母是东京一所名牌高校的教授，也不太经常来，来了，他们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的。我也没有再打工了，但仍然读书，他也理解。于是，他一个星期请一次钟点工，彻底地清扫一次房间，平时也都是我做饭、洗衣服。

但是越是生活好过，越是想到大哥，他仍然每天都在为明天拼命地干。慢慢地，我学会了理解大哥，他是爱我的。我总想给他打电话，情感上的慰藉倒是其次的，主要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分手，不要在他的心里面留下太多的阴影，我希望他好。他开始还有很多的怨气，可我每一次与他通话，都忍不住要抽泣，可能因为这感动了他，他也不说什么了，希望我能好好地过，还时不时关心地问我的情况。

我与川崎的冲突可能是结婚一年后发生的，他喝多了酒就唠叨起来：“你原来的男朋友还打电话给你吗？”

“偶尔打一次，但没有说什么。”

“他应该说到我的，除非他小看我。”他半开玩笑地笑了笑说。

我忍耐不住开玩笑说：“哪里呢，你是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这下他有些生气了，嘀咕道：“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吗？我原来是怎么了？”

“我可没有说我很特殊，是你把我看得特殊了。”我说。

“第一次如果你顺从了我，这后面的一切就不会有了。难道仅仅是你拒绝了我，就让身份提高了？其实，会不会伸爪子的猫都是猫。”

“不是我要嫁给你的！是你死皮赖脸的……”

“能嫁给我这样的日本男人，是你的福气，你应该感谢我，顺从我，要学学我们日本女人，否则我就赶你出去。”

我全身的血液全都涌到了头顶，我甚至想到了六十年前的日本鬼子，想到了抗战片，我大声骂道：“见你妈的日本鬼子！打得你们满地找牙，回过头来，你们还是这个蠢样！”我抓起自己的衣服就冲出门去，随后又回来拿上我的身份证件，还有别的东西就去住旅馆了。

第二天早上，他酒醒之后，下午就到学校的大门口等我了，他还对我说他哪一句话说得不对，他是喝酒了。我也没有过多计较，从旅馆里取出东西就跟他回家了。

然而一个月后他又旧病复发了，他说：“我们做爱时，你一定想到他，他比我更能干？你应该去他那里。”

我又出走了，他第二天又来接我，我虽然不想那么容易让他道歉了事，但我又能怎样呢？

之后，他也有所检点了，不多喝酒了，临到我毕业，他更是对我关心了，因为我们约定，我毕业后就怀孕生孩子。看到他每次央求我可怜的样子，我同意了，其实我也喜欢孩子，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孩子让婚姻更稳定。

我毕业之后，就坐在家里安心怀孕、生孩子，一年后我就生下了这个女孩。他对她是百般宠爱，每天从公司准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孩子。虽然总是在家抱，出门后从来不抱，他担心影响到他的形象。

孩子还在摇床上，我就情不自禁地用汉语教她说话。

“你应该说日语，她现在虽然听不懂，可她在慢慢接受。”他说。

可汉语是我的母语，我说得顺，让我哄孩子都要拿腔拿调的，我做不到。况且，让她先学汉语有什么不好？

他说：“女儿是日本人，也不去中国，为什么要学中文？”

“可她老娘是中国人，她长大后去中国时，中国人会把她看成半个中国人的。”

“她在日本长大的，还算半个中国人？真不知道你们中国人的思维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是血统论，而日本人更倾向于成长论，也就是说：只要日本人出国几年后回来，日本人大抵就不会把这个人看成日本人了。而中国就不同，即使在国外生活了好几代的华人，中国都把他们看成中国人。

“中国的经济发展，她长大后到中国一定会有好的前途。”

“哼，前途？你应该让她学日语，否则她长大一点，怎么与外界相处？”他小声说话，随即走开，怕与我吵架。

“那你来带孩子，我去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教孩子日语了。”

“你能与我一样挣那么多钱吗？”

“没有问题，我养活自己养活女儿也没有问题的。我明天就去找工。”

他不说话了，因为我又捏住了他的“七寸”如果我真的出去找工，他在日本社会的地位一下就降到最低。你知道，日本社会哪能容忍一个成家的日本女人外出干活？况且孩子还这样小，且不说干活养男人了。

话虽然是一句，但是他说的也是有一些道理的，于是，我也开始留意让孩子学习日语了。她现在就是留学生腔调，汉语夹日语，你不信，明天你与她对话就知道了。

他父母还经常来，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算不上矛盾的矛盾，他们很喜欢他们的孙女，很高兴地逗，但是孙女一哭，便马上会把孙女还给我了。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老人没有义务帮着带小孩，这点和中国非常不同。

一直到孩子两周岁，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的争吵，到现在我们结婚已经有五年了，他的鬼脾气又来了，他时不时骂我，赶我也有五六次了，随后酒醒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他就给东京的中文报纸（论坛）发帖子，还真有些情真意切的，可是他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出去，晚了一些回来，他就会很生气。

“你今天去哪里了？我电话里不是说了吗？”

“可我能相信吗？”他抱着孩子在房子里转一圈后又问：“给那个中国人打电话吗？”

“打打电话有什么？我即使想见他，他还会嫌弃我是做了别人老婆的人了呢。”

“你想见他？啊啊，他都毕业了，为什么不回中国？赖在日本想干什么?一定是因为日本有你们中国没有的，日本有钱，还有你。”生气地大叫，“现在就去见他，去啊去啊，把美惠留下你就去。”

我把孩子推到他手上就立即出了门，他如原来一样，第二天酒醒之后就急了，到处找我。我回来了，他过了一些时间又重新犯病，虽然赶我的次数不多，却经常说难听的话。

这一次，他对我说：“美惠是我生的孩子吗？你让她学汉语，也许她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我随后就跑了出来，美惠哭着跟在我后面，川崎没有追上她，也就随她跟着我走了。

我终于说话了：“你来大阪，与你以前的男朋友有关吗？”

“我昨天不知道怎么的，出来后，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安慰了我一会儿，之后，他说他几年都没有见我，他很想见到我，但这样不方便。我能理解，但是我带着孩子在街道上没有目标地徘徊，时间还早，我想晚一些再找一个旅店住上几天，但是我感觉到很累，主要是心里面很累，也想带孩子到别处去走走，更想会会朋友，找一个说话的地方。然而我到车站去时，却情不自禁地坐上了到大阪的车，坐上去才觉得不妥，我想在中途下车的，可我始终懒得挪动身体。心境混乱之中，我打电话给在日本的一些朋友，也许是我太顾及面子，因为嫁给日本人又活得这样糟糕，总不太好说。我很想找陌生一些的人聊聊，随即打电话给报社了，可能是因为他们也烦我，就把我推给了你。我也不想麻烦你的，可我已经到了大阪，他们也已经让大姐来接我了。”

“那你要去见他吗？”

“我想去，我很想去看看他，雨倩大姐，你认为我应不应该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又追问了我一遍，我只能说：“见面随便聊聊也没有什么不好。”

“真的？你也觉得我应该去见他？”她两眼放光地说，随即又暗淡下来，“可我还带着孩子呢。”

“我帮你带一天如何？我很喜欢她。”我说，但我的确担心她与他见面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又对她说，“川崎毕竟爱你对吗？可能还没有打过你。”

“嗯。我们相互拉拉扯扯的事是有的，要说爱，现在或许是这样，今后谁又知道呢？”

“我觉得你现在的计划最好，冷川崎几天，可能的话，你控制他喝酒，再慢慢沟通交流，他是爱你的。”

“你刚才不是说我应该去见大哥吗？”

我说过吗？不过，我还是重复了刚才说的话，她似乎也满意了，于是我们就睡觉了。我想她是明白的人，也许第二天她就不去见大哥了。

然而第二天我起得稍微晚了一些，爬起身来，却已经见她坐在卧室的沙发上了。

“大姐，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化妆品借我用一些？我回来时就买一些还你。”

“你用就用吧，还什么还？”我已经意识到她要去见他了，但我不想再说什么，“你去了，不要让川崎大辅知道，见一面就回来，晚上还到我这里来。”

“嗯。要不大姐陪我去？我们再把美惠带上？”

这成了什么了？我笑了，这种建议是荒谬的，我甚至用不着说什么反对的话。

她也笑了，笑得很辛苦、很累的，随即她的脸却红了，欲言又止的，最后还是说了：“我觉得你像我的姐姐，你很理解我，我可不可以叫你姐姐？”

我也难为情地笑了，扭捏地说：“当然了，但我可无法给你出好主意啊。但你生气的时候完全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姐夫不敢放个屁的。不过你与你老公的事要好好考虑。”

“姐、姐姐。”

她与我一同做了早餐，她给孩子喂饭，开导孩子与我亲近，还连哄带骗地让孩子与我待一天。孩子很不情愿。不过，余征秋好像也不特别指望孩子会同意，她似乎在找不去见大哥的理由，因为她内心也很矛盾。

不过，我与孩子亲热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孩子却与昨天晚上认生哭啼时大不一样，出人意料地同意了。我真不知道自己对别人家的孩子会有这么大的魅力，也许是孩子也难得见到与她妈妈说同样一种语言的人吧。

她吃了饭已经是中午了，她真要走了。她让美惠叫我姨妈，要怎么怎么听我的话，临走前还学日本人给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弄得我很难为情的。我更知道她与大哥的情感了，她并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她也可怜，找不到自己的真爱到底在哪里。

她走后，我抱起美惠逗她：“你喜欢你爸爸吗？”

“喜欢。”她仰着头说道，随即却哭了起来，“我要爸爸、妈妈。”

我这才觉得自己的问话很愚蠢，于是把我孩子小时候的玩具拿了出来，又是哄又是骗的。她哭闹了许久，但大部分都是用汉语叫嚷。

大约是她走了两个小时后，东京报社的电话打过来了：“川崎半小时前给我们报社打电话了，问我们是否知道川崎秋子（余征秋的日文名字）在哪里，我们都说‘我们怎么知道？’随后，他在报社的论坛上粘贴寻找她们的帖子了，你可以上去看看，有些让人感动的，你告诉余征秋，让她是不是适可而止？”

我打开电脑，果然看见论坛上没有署名的几个帖子，内容就是催促她们回家，“我很想你们，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改的”等等。

也许别人看了还真会感动，不过听了余征秋说的事后，我没有什么感觉，相反我觉得川崎的认识还不深刻。

美惠开始在我的房间里跳来跳去了。“姨妈，你给我当驴儿骑。”她说的这话是日语了，我想，这一定是她与她的爸爸川崎的节目。

“你去过中国吗？”

“我妈妈说我去过。”

我想可能是她出生不久去的。“你喜欢那里吗？”说完，我才知道这是废话，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印象。

“我妈妈说不可以不喜欢中国，那是妈妈的家。”

听到这里，我的鼻子一下就酸了，眼泪都快落下来了。其实我问这么小的孩子这些话，主要是逗逗她玩，并没有期望有什么结果。

到下午四点多钟，余征秋还没有回来，其间打来几次电话，问问孩子好不好，最后一次她说她见到大哥了，说她一会儿回来。

我带美惠脱不了身，只有打电话让丈夫下班后买菜，他还真是破天荒地在超市里买来了一些有用无用的菜。等我们吃完了饭，她仍然没有回来。

电脑一直都开着，因为我时不时看看川崎有什么新动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川崎的帖子已经发了三个，一个比一个更让人感动，或者说，也更不顾忌地说自己的错误了。可以想象，川崎一边无头苍蝇似地寻找她们娘儿俩，无奈之中，又不时来论坛发帖子，要感动她回来。几分钟前发的帖子，内容是：

我亲爱的妻子，你带着女儿到哪里去了？你们都出去一天了，现在又到晚上了，女儿才三岁，那样小，她受得了吗？我的心都像有人抓一样难受，我很恨自己，恨自己的专横、愚蠢，我真想让你好好地打一顿，让你解气，也让我自己解气。把你的手机打开吧，让我知道你们在哪里，我去接你们，也请你原谅我，我知道道歉多了，你也不相信了，但我发誓要改，发誓不喝酒了，我真的想改。我现在很急，我想报警的，可是又怕伤害你的自尊，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做了。

华人、中国留学生的跟帖也越来越多，有的在询问川崎，他是怎样对待他妻子的，他都说了，于是，有同情的、有咒骂的，也有人表示愿意帮助寻找。

看到川崎有些可怜，我真想给上面写一张帖，告诉他不要急，她们俩很好。可是没有征得余征秋的同意，我不能发。

我与美惠仍然在客厅里玩。天色越来越黑，街道的灯光越来越亮，然而这个小人儿偶尔跑到窗子前，抬起头来，只能看到比灯光更高的黑色天空，她抖动着嘴唇哭了起来：“妈妈，爸爸。”

我怎么哄也不顶事了，我有些埋怨余征秋了，与原来的恋人在一起，怎么能忘记孩子？我也越来越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晚上十点，她终于提着一大堆东西回来了，是送我家的东西，包括化妆品，她说她认了一个姐姐，好歹也要给一点见面礼的。她还说如果我同意的话，她还想在我家住两天，空手也不好意思。

有了礼物，我没法生气了。“你说说你们见面的事。”

听我这一问，她眼眶里立即滚动起了泪水，她抱着美惠说：“能有什么结果呢？我很想他，可是见到他时，我却害怕遭到他的嘲笑，我告诉他：我过得很好，是路过大阪来看他的。他似乎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异常，他感谢我去看他。”

“就这些？”我希望他们见面后就这些，可我不相信就这些。

“他持工作签证，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她胡乱回答道，“我见到他就想倒在他怀里哭的，说我这一年多的委屈。哪怕他表现出一点儿对我的温情什么的，我就会忍耐不住这样做。”

“你不是说你不希望什么吗？那还温情什么？”

“哦。”她不说话了。

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安慰她，于是，自作聪明地说：“这样说这一晚上你们都是平静地度过的？”

“哦。”

“要务实一些，今后就像现在一样克制自己，各自好好地生活。”

“人有那样理智就好了。”她说，随即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真的，唔……我们只是分别的时候拥抱在一起了，没有发生什么的。”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我让她去看电脑，此时，川崎又发了一个新帖，说他明天会登报向她道歉。

余征秋有些心软了：“我看我明天还是回去？不，应该再等两天，让他登报不更好?”

“也好，之后再让他来接你如何？我这里就算你的娘家了。不过，他知道你原来的男朋友是在大阪吗？”

“不知道，可是他会知道吗？”她说。

“不怕，我是你表姐，你与美惠一直在我家。让我来安排吧，给你出出气，让他今后别欺负你。”

她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报社打来电话，川崎果然在报纸上登载道歉信了。在我支持她给川崎打电话后，她抓起电话就想打，但我按住电话，给她授意了一番，其实她知道她应该说什么。

“我现在大阪，我要与你离婚，川崎，我不去你那个家了，你过来吧，我们在这里签离婚协议。”

“我不与你离婚。我就来接你们，马上来，你们等着我。”

一不做二不休，我用电脑替余征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打印出来，还让她签了字，打算再吓唬一下川崎。

果然，川崎立即开着车疾驶三百多公里，早上十点钟就按响了我家的门，一张挺帅、挺年轻的日本人的脸出现在了可视屏幕上，让我一下想起了日本什么电影里的男主角，他穿的是一套笔挺的西装。我让余征秋确认之后，没有立即开门，开始审讯对方了。

“你是谁？”

“我叫川崎大辅。”他对着可视屏幕鞠了几个躬，但我感觉他的腰硬硬的，我能感觉到他骨头里的高傲。他的样子让我看了很生气，不过，我也看见他两眼红红的，昨晚一定没有睡觉。

“什么？我没有听见，说大声一点。”我说，对方犹豫了一下果然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接着左右环顾。

“你找谁？”

“余征秋，一位中国女人，还带着一个女孩。”他同样大声说道，脸也有些涨红了。

“她们是你什么人？”

“是我妻子和孩子。”

“我这里没有你的妻子和孩子。”

“我找错了？对不起。”他说完，又鞠了一躬，低着头就离开了。

我在心里面骂了一声“这个蠢猪”，就有些后悔不应该那样说了，看了余征秋一眼，她笑了笑，没有一点怪罪我的样子，还说可以再对他狠一些，她说他还会再来的。果然，他又给她打来了电话，得到确认后，他又重新来按门铃了，显然这一次他鞠躬时腰没有那样硬了。

他刚进我家客厅，就把美惠紧紧地搂在怀里，随即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们回家，我们这就回家。”他一手牵美惠，一手去牵余征秋的手，头还对着我不停地点。余征秋没有让她牵。于是他站在屋子中间，很是尴尬。

“你这个男人，懂不懂礼貌？我是她表姐！”我故意大声说道，同时把离婚协议递了过去，“你想赶她们就赶她们，想接就接？她们不回去了，就住我这里，你快签离婚协议。”

川崎这才紧张起来：“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过，你看我今后会不会喝酒……”他说了一大通，只要我与余征秋不说话，他就得说下去。

我早已经开始怜悯这个人了，甚至觉得他有些“窝囊”。这人从哪一方面讲都让人感觉不坏，也许我不应该凭初次见面这几分钟的印象去判断一个人。但通过这一两天对余征秋的感受，我完全可以怀疑是她也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很“霸道”才让川崎“赶”她，而这个赶也是听她描述的，只是一面之词，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却很难说。

我丈夫看见这种场面，也有些看不过去了：“算了吧，别人已经承认错误了，还不行吗？”

“不行。”余征秋说。

我已经开始不想与她把戏演下去了，但最后一幕必须配合，我假装劝余征秋回去，随后她让川崎又写了一个保证，这才算完了。

他们回去了。我经常与余征秋通电话，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她丈夫很少喝酒了，就是喝了酒，也会自己进卧室去睡觉，避免自己守不住嘴唠叨。而且加班都要事前告诉她。偶尔与同事在外面喝，更是要甜言蜜语地向她请一个假，而且要在清醒的时候才回家。

我有时也找准时机劝告我这妹妹不要太霸道了，也要找找自己不对的地方。她开始还有些生气，只是不方便对我这个姐姐表露出来，但她仍然坚持自己没有错。

她还说，他偶尔也会不痛不痒地嘀咕几句，其中最多的内容就是，他认为他是男人，他让她给予他一点尊严，不要让他再丢脸了。

我这下坚定地说：“在日本这个‘父系公社’，你的确要给他一些面子的，他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

余征秋这下表示同意了，她也决定用心去关心川崎、爱川崎。更令人欣慰的是，她与原来的男朋友偶尔通话，他也劝告她那样对待川崎，也真诚地希望她过得好。为此，我真的很感动，我把这事又说给我老公听。我老公给了这样一句评语：

“很难得的，我慢慢喜欢上你以外的中国人了。不，我没有说完，我更喜欢你以外的中国人了。”

“那你不喜欢我？”

“我更喜欢包括你在内的中国人了。”

“除了我一位中国人外，其他所有中国人又有谁在意你是不是喜欢中国人？”

我说到这里，他没有说话，我才觉得这样说有些不妥，随后就哄了他几句，他才又开始与我聊了起来。

余征秋也经常与她大哥通话，但他们都很克制住自己不去见对方了。我倒是很想见她这位大哥，于是让余征秋邀请他独自来我家做客。

他来了，果然是一个很成熟、很高大、很帅气的小伙子，我与他聊得很开心，老公陪聊得也很开心（他在中国公司做过事，基本上懂汉语），甚至对他喜欢得不得了。老公还问了他专业上的事，最后希望他到老公的公司来做事。可他婉拒了，他觉得有这一层关系来了不方便，所以也让老公痛惜得不得了。

今天春节的时候，余征秋一家三口还是来大阪看我这个表姐了。我与老公很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川崎很少与我说话，看得出，他怕我。同时也可能有些记恨我，似乎那件事是我没有给他面子，他在我老公面前也有些抬不起头来。不过，我私下里与余征秋说：我只是她的一个胁从犯，可他把账却记到我身上了。她听了只是“咯咯”地笑。

令人欣慰的是，从那次斗争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年了，川崎没有再犯错误。

（编后语：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故事，其实许多中日婚姻比这还平淡，没有高潮，也没有结尾，也许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把它编入书首的原因。后面编写的大多数是急风暴雨的婚姻故事，但未必是中日婚姻的主流。但中国涉外婚姻中“不正常”的婚姻，在中日间却相对多了许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日本社会的确有它特殊的一面，看了这本书，读者会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其实，包括这个故事也有“不正常”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