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决定青岛命运的三天

◎记忆地标：青岛博物馆／康有为纪念馆

1898年3月4日，北京，竟日阴，晨有风即极寒，风止稍和。

这一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德国政府，终于获得了期待中的《胶澳租借条约》最后修改文件。从1897年的最末两天开始，对于曾经有着无限威严的大清王朝，这份陆续露出水面的外交条约，已经是一个没有了多少幻想空间的必然结果。双方的较量，仅仅剩下了分量的轻重。紫禁城外，极寒之中，即便是风止稍和，对一个年迈的老人来说，也没有多少真实的感受了。温度，在1898年的3月4日，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春天的意味。

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本来，德国和清王朝双方约定的谈判目标，也是教案本身的处置，至少，清政府方面是这样希望的。所以，除了不同意被撤职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对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代表德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政府出资建筑安主教所开始建筑的教堂，并由皇帝勒石保护；严惩一切祸首并赔偿全部损失；担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赔偿德国因此事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胶州铁路之建筑权及沿路矿产的开采权应保留给德国企业”，一概都照办了。但是，12月29日，海靖却打乱了既定的谈判程序，将方向直接指向胶州湾。当天，海靖提出了“租地照会五条”，并在两天内连发给总理衙门三件照会，要求将胶州湾南北两岸直至阴岛的地方全部租给德国。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提出先结教案，后谈租借胶澳。海靖却坚持要一齐了结。在总理衙门，海靖的声音如同冰刀划在中南海的冰面上一样刺耳：“奉到外部训令，断不能改；系租给德国，不损中国主权；已还中国面子。”大寒至极，在冰刀的刺激下，冰面上的谈判进入白热化。然而，红色顶戴下的庄严神情，却已经是战战兢兢了。1898年1月4日，海靖再次表明了德国方面的强硬态度：“此时不过暂时租用，是仍顾两国交情的意思。否则，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更碍中国的事。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将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不定，中国不能借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到了这份儿上，紫禁城内的大清王朝，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但是，三个月来，就是在几乎没有了选择的悬崖边上，对于成了借口的谋杀事件的谈判，依然“进行得相当困难”，清政府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职业外交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想尽办法，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努力将“为解决危机而必须作出的让步”，降到最低点，为此，他们前后提出了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还使用了一再推迟会晤的技术性手段，争取时间，尽量减少损失。

离一个终究会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3月4日，发生在紫禁城外的所有争执终止，德国公使海靖与北京方面的官员在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现场的记录，不知道在这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里，总理衙门的暖炉前面究竟是怎样的一幅景象。显而易见的是，竟日极寒的天气，现在直接写在了中央政府职业外交官们疲惫的脸上了。但是，这似乎并不是3月4日所发生的全部情形。在谈判的中方主要负责官员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里面，显示争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这份日记还记录着，在当日，英国公使也发来了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现在我们不清楚的是，在3月4日这天，到底还有什么细节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同样不知道，在翁同龢的时间表上，最后的底线是什么。

显然，3月5日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是，在这一天，我们却没有在翁同龢的日记里面搜索到任何关于胶州湾谈判还在继续的记录。既然“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那么，争执就没有终止。所以，翁同龢在3月5日似乎并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翁同龢

翁同龢不了解全部的真相，正揭示这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外交谈判的诡秘。在翁同龢的视线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着作用。

3月5日，几乎被冻结了的紫禁城，局势没有发生任何逆转。清晨，天空中依然雪花飞扬。午后，天气放晴。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天中，没有听到民间在都城的街道上发出的声音，也没有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大雪把千里之外的胶州湾彻底掩埋了，无声无息，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回音。

3月6日，经过了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

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一个“仓猝所办，非夙约也”的结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计划，翁同龢并没有说明。或者，他不想说明。也许，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当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龢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被强迫参加下午的画押，翁同龢的心情自然是不怎么好。在都虞司休息了一小会儿，他匆匆吃了中午饭，看过一个朋友后，径直去了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清政府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兼管。1860年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外交涉日见纷繁。为了专一其事，办理战后抚夷局事务的恭亲王等上书，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机构，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1861年1月20日密谕批准，并通令选拔西语人才入署当差，奖励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当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局旧址内宣告成立。总理衙门从筹备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整个过程不可不谓高效。在国用拮据的条件下，这个昭示中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已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了。

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了，这里即会裁撤，所谓“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但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唯一的外事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了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了。

现在，胶州湾又一次成了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桌案上的冻肉。这块冻肉，马上就要完成分割了。从这一天开始，在99年中间，胶州湾，一块大清王朝的土地，将成为别人餐桌上的饭食。

3月6日下午，“未正诸公咸集，惟庆邸未至”。这时候，海靖带领着自己的另外三个德国外交官员和翻译已经到了。已经很熟悉了的双方代表衣装整齐地依次进入司堂，照例是见礼、看座、寒暄、用茶。但是，翁同龢却“未与一语”，坐下就开始写条约。另一边，海靖也着手抄写德文。与此同时，双方的助手“荫昌与富兰格互对，十刻始毕”。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这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尽管事发突然，但就我们看到的记载，签署外交文件的过程，没有意外。“和衷商定”的“专条”，在3月4日已经草拟好了，一干人的任务仅仅是重新抄写，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已。

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双方代表起身离座，各自打道回府。整个过程结束，室外的光明已经散落，桌子上的茶水也早就凉了。

其实，不论海靖也好，还是李鸿章、翁同龢也罢，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不到终了，不到台后，彼此都不会露出真面目。对那些台前幕后的反复较量，翁同龢后来曾叙述说：“顷困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而实质上，当日更愤惋的，应该是比翁师傅更熟悉胶州湾情形的李鸿章。

在戊戌春天刚刚开始时完成签署的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连标题算上不过1539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接近8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天晚上，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

4月27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设立胶澳督署。

8月20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地合同》，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

与此同时，大清国的政治变革，也如火如荼地上演了。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维新开始。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临朝宣布戒严，废除新政，结束了103天的维新。结果是，康有为逃了，六君子死了，新政废了。

9月2日，德国宣布胶澳为自由港，向各国开放。同日，德国首次公开青岛城市规划。10月12日，德国皇帝命名胶澳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到了这个时候，柏林的许多人终于可以松口气，舒心地喝上一杯皇帝咖啡了。

在1898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在北京皇城各股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时候，戊戌正月初六张之洞竭力反对的胶济铁路，已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了。